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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年之后，约瑟夫·李斯特才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提出外科消毒的倡议，当然，他的阐述更为清晰，语气更令人信服，态度也更加谦恭。
在医院网站和内部报刊上，改革小组把收集来的意见和医院里发生的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毫无遗漏地公布出来，挨个部门张贴每月成果。当然，他们也实施细致的监督，例如，为每一位入院和出院病人进行鼻腔细胞培养。投入试验改革一年，整个医院的MRSA感染率就下降为零，要知道，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取得这样显著的进展了。
他曾经写信给一位对他的理论提出过质疑的维也纳大学的医学教授，他在信中说：“你，教授先生，一直以来就是这场大屠杀的同谋。”对一位维尔茨堡的同行，他写信说：“如果你，霍夫拉先生，在无法反驳我的学说的情况下，继续这样错误地教授学生，那么我敢在上帝和全世界面前断言，你就是一个凶手，你将会被称做医学界的尼禄（古罗马帝国的暴君）而遗臭万年，说‘产褥热’都是拜你所赐一点也不为过。”他自己的手下也反对他。丢了维也纳的职位以后，他又来到佩斯，在那里，他会站在洗手池边，严厉斥责每一个忘记擦洗双手的人。人们开始故意躲避他，有时甚至暗中破坏他定下的洗手制度。塞麦尔维斯的确是个天才，但也是个狂人，这注定他只能以失败告终。
最近，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和犹太医疗基金会投资数百万美元，要将这个方法应用到全国范围内另外10家医院。劳埃德提出警告说，匹兹堡获得的成效能不能持久还是个未知数，这里的成功是否能在全国其他地区如法炮制也是个未知数。但不管怎样，这确实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个故事流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时候，是作为一个例证，旨在揭示当时医疗界的顽固和愚昧。不过，实际情况其实要复杂得多。造成那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对产褥热这种疾病，摆在19世纪医生们面前的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似乎都各具说服力，比如，有人坚信医院空气中的有毒气体是致病原因。更何况，塞麦尔维斯本人行事古怪，他拒绝公开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理论，也不愿意在动物身上进行科学试验来证实自己。相反，每当有人要求他提供证据时，他都认为那是对自己的侮辱，总是满怀敌意地抨击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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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麦尔维斯工作的医院里，每年有3 000名妇女生产，其中600多人都死于这种疾病，死亡率高达20%！相比之下，在家分娩的产妇的死亡率只有1%。塞麦尔维斯由此得出结论，是医生自己在病人之间传播疾病。于是，他下令在他的病房里，所有医生和护士在处理完一名患者后，都必须用指甲刷和氯溶液擦洗双手。结果，产妇死亡率立刻下降至1%。这原本是确凿无疑的证据，说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然而，在其他地方，医生的行为习惯并没有改变。有些同僚甚至被他的言论激怒，在他们看来，医生绝不可能杀害自己的病人。最后，塞麦尔维斯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尊敬，反而被赶出了医院。
我跟着横江、马里诺一起巡视病房，走过一个普通病区时，我终于开始理解她们如何实施监控了。物理治疗师、护士、营养师、住院医生和实习生都在病房里来回奔走，有些人洗手很认真，有些人却做得不怎么样。横江指给我看，八间病房中有三间贴有醒目的黄色警告标识，因为里面的病人感染了MRSA或VRE。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一个病人就住在这个楼层，而他的病房门上就有这么一个标识。
让人尴尬的是，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一点也不稀奇。1847年，28岁的维也纳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曾提出一项著名的论断。他认为，医生们没有注意始终、彻底地保持双手清洁，因此造成产褥热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自己。产褥热也叫做产后热，在塞麦尔维斯的时代，是导致产妇死亡的头号杀手。那时人们尚未认识到细菌是产褥热的病因，在产妇分娩后通过阴道传染至子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