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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二，美国国防部都会在网上更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美军伤亡情况。根据2006年12月8日公布的数据，在战斗中受伤的美军总数是26 586人。其中，2 662人死亡；10 839人重伤，虽然得以保全性命，但无法继续服役；13 085人轻伤，在72小时内返回战场。这些数字充分表明，眼下军队医疗人员要承担的救死扶伤的责任是自越南战争以来最繁重的，其压力也是最大的。
2005年9月，美国在伊拉克的战死人数达到了2 000人的分界点，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战死人数是衡量战争规模和危险性的一个标准，这就好比可以通过凶杀案犯案率评估一个社区暴力犯罪的规模和危险性一样，只不过两者都不能算是充分的指标。
很少有人认识到，决定士兵生死的不光是敌人的武器是否先进，医疗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举例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凶杀案死亡率已经降低到接近于零的程度。然而恶性伤人案件，特别是持枪伤人案在这期间上升到原来的三倍还多。死亡人数减少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医院提供了更好的外伤治疗——或许被枪射中的人比从前增多了，不过医生能够救活的人也更多。枪械伤人案的死亡率从1964年的16%降到了现在的5%。
战场上也经历着相似的变化。虽然武器的火力增强了，不过致命性却降低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军人面对的是敌人的刺刀和单发步枪，伤兵的死亡率是42%；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敌军用手榴弹、炸弹、炮弹和机关枪攻击我们，伤兵的死亡率反而只有30%。而到了朝鲜战争，武器的杀伤力肯定更大，伤兵死亡率却降到了25%。
不过，朝鲜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数字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越南战争中伤亡人数为153 303人，其中47 424人死亡，到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伤亡467人，其中147人死亡，伤员的死亡率始终保持在24%。拯救伤者的技术似乎还赶不上制造伤者的技术。
军队迫切希望找到更有效的降低死亡率的方法。集中精力发明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应该就是最具前景的途径了。20世纪的进步就是这样得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明了新的麻醉剂和血管外科手术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究出了更好的烧伤治疗办法、输血方法和盘尼西林；朝鲜战争期间，抗生素得以大规模应用。美国政府为各种各样的新研究投入了数亿美元，研究范围包括血浆代用品和冻干血浆（没有新鲜血液时可用来输血）、外伤伤口的基因治疗法、中止肺损伤的药物疗法以及监测传输战场上士兵生命指征的微型设备。
不过，这些研究几乎都尚未成功，也没有在当下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发挥什么作用，可是伤员的死亡率的确出现了显著的、历史性的下降。虽然在现在的一些战争中，受伤士兵的人数比过去的美国独立战争、1812年美英战争和美西战争加起来还要多，比越南战争前四年的参战人数还要多，可死亡人数却实质性地减少了。受伤美国士兵的死亡率仅有10%。
军队医疗团队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成绩的？这很值得思考。海湾战争以来，并没有重要的新技术或疗法诞生。此外，医疗人才的供给也相当不足。2005年，这支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的美国军队中只有大约120名现役、200名后备役的普外科医生。能够派遣到战场上的最多只有30~50名普外科医生以及10~15名整形外科医生，他们要负责支援在伊拉克作战的13 000~15 000名美国士兵。而且，这些医生和他们的医疗小组自身也可能命丧战场。
2004年秋天，我受邀参加“战时巡诊”，来到位于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这才对战争伤亡的规模有了一些认识。每周四，那里的外科医生都要跟巴格达的战地医生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华盛顿收到的美军伤亡报告。我到的那天，大家讨论的病例包括：一例枪伤、一例反坦克地雷炸伤、一例手榴弹炸伤、三例火箭推进榴弹炸伤、四例迫击炮炸伤、八例简易爆炸装置炸伤，以及七例无明显原因受伤。受伤的士兵全都不超过25岁。其中伤势最轻的士兵19岁，一颗地雷完全爆炸，炸穿他的面部和颈部。一个士兵失去了部分手臂，还有一个被大规模爆炸炸掉了整条右腿和膝盖以下的左腿，骨盆处还有一个开放性伤口。一个受到枪击的士兵伤在左肾和结肠，另一个伤在腋下，需要实施腋下动静脉再造手术。还有一个脾脏破损、头皮撕裂和彻底舌撕裂。这全都是十分严重可怕的伤势，然而，他们的性命都被救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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