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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新的技术，那似乎跟军队医生们的专业技能也没什么关系。42岁的乔治·皮珀斯是一位外科肿瘤专家，我在医院做外科实习生的时候，他是总住院医生。2001年10月，他率领他的外科小组进驻阿富汗，服役一段时间之后返回，随即又于2003年3月被派往伊拉克，跟随地面部队从科威特穿越沙漠进入巴格达。
他曾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波士顿布莱汉姆女子医院外科住院部实习，后来又到休斯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做癌症外科研究员。当他最终完成职业训练以后，需要在军队服役18年。我本人和认识他的任何人都不曾听到他对此义务有过怨言。
1998年，他被分配到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他很快成为那里的外科肿瘤主治医生。皮珀斯以三件事闻名：镇定、聪明（在学习结束前，他就已经发表了17篇论文，都是关于乳腺癌疫苗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在医生实习期间和妻子养育了五个孩子。外伤手术并不是他的特长，在被调配到战场之前，他从未见过枪伤，甚至从未见过任何跟伊拉克战场上相似的外伤。在沃尔特·里德中心，他的工作也是以乳腺手术为主。然而，在伊拉克，他和他的医疗小组却成功地拯救了那么多伤者，把死亡率降到了历史新低。
“怎么可能做到的？”我问他，也问他的同事，每次见到曾在战地医疗小组工作过的人我都会这么问。根据他们的描述，我发现，他们一直在默默地努力做一些事情：从实践中总结方法，研究如何将已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实践。而我们这些民用医疗工作者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怎么样，顶多称得上时好时坏。这些医生跟我谈到的其实都是一些简单的、几乎算是平庸的改进方法，却在战场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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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其中一项改进方法跟防弹衣有关。防弹衣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不是什么新发明。80年代初，城镇警察机关开始配备防弹衣，美国军队则是在海湾战争期间。一件约7.26公斤重的防弹衣可以保护一个人的身体核心部位，如心脏、肺和腹部器官免受爆炸和刺伤。但是战地医生们发现，受伤的士兵被送到医疗机构时身上都没有防弹衣。他们根本没穿！因此，上级下达命令，要求所有士兵始终穿着防弹衣，无论他们怎么抱怨防弹衣很热、很重或是很不舒服。当士兵们开始养成穿防弹衣的习惯，战场上的死亡率立刻就降了下来。
与之类似，通过更加细致地研究运作系统，这些医生们还得出了另一个关键性的发现。军方伯顿研究所的外科医生罗纳德·贝拉米上校对越南战争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利用直升机撤离可以节约运输伤兵到医院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过程平均费时超过11个小时，而使用直升机可以将时间减少到一小时以内。如果伤兵能及时接受手术治疗，死亡率会降到3%，然而越南战争中，士兵的总体死亡率为24%，这是因为一小时以内把伤兵运送到手术地点还是不够快。民用医疗中有所谓的“黄金一小时”，即如果在一小时内开始治疗，绝大多数外伤患者都能被抢救过来。但是战场上的伤势、尤其是失血情况要严重得多，贝拉米提出，受伤的士兵只有“黄金五分钟”而已。有了防弹衣，可以稍稍延长一下救治时间。不过，近年来军队强调轻装、快速行进，他们的移动速度要比补给线和医疗队快得多，这样一来，把伤员撤离到医疗救治点就更加困难，也更加费时，直接导致他们面临伤势恶化甚至死亡的危险。
于是，军队转而采取一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个别应用过的方法：前线外科手术小组。这些小组的规模很小，仅由20名成员组成：三名外科医生、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两个护理麻醉师、三个护士，再加上军医和其他协助人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他们乘坐六辆“悍马”军车尾随部队，直接上到战场。他们携带三顶可快速组装的轻型帐篷，将其相连可组成一间约0.58平方米大小的医疗室。对伤者实施即时抢救和手术的用品分别装在五个背囊里——重症监护背囊，外科手术背囊、麻醉背囊、普通外科背囊和整形外科背囊，里面有消毒器具、麻醉设备、药品、消毒铺单、白大褂、导管和一部可以用一滴血测量出血常规和血压的手持式设备。小组还带有一台小型超声波仪器、便携式监控器、转送专用呼吸机、可提供50%纯度氧气的氧气浓缩机、20袋输血袋，以及六台折叠担架。所有这些都是普通医疗设备。还有很多正常情况下很有帮助的仪器，诸如血管造影设备、X光设备等等，小组都不得不舍弃。（因此，整形外科医生不得不通过触摸来寻找骨折的位置。）但行军过程中，他们能够在一小时之内搭建出一个功能齐全的医院，里面设有两张手术台和四张配有呼吸机的术后恢复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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