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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抵达第31野战医院，手里的包还没来得及放下，他就被送进手术室抢救一名腹部被榴霰弹炸伤、失去双腿、一只手臂血流如注的士兵。墨菲以前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伤势。那些医生、护士和军医把他弄进来的时候好像是在搬动一只浑身湿漉漉的小狗崽。在那里，他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团队合作。他说：“刚开始，因为要不要切除伤员的某个器官，我会踌躇犹豫好久，短短两个星期过去，我居然觉得这是我做外科医生以来感觉最畅快的时候。”
法鲁加的11月战役被军方命名为“鬼怪暴怒行动”，由于伤员众多，野战医院的工作人员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几近崩溃。墨菲说：“每隔两小时，就有一批伤员送来，5个，10个，有时甚至是15个。”野战医院的急诊室有25张床位，另有5张手术台，1个重症监护组，看起来似乎远远不足以应对当时的情况。可他们成功做到了。最重的伤员从一进来就由外科医生和急诊医生负责，轻伤员则交给家庭医生、儿科医生，甚至是眼科医生来稳定伤势，这时候不管什么专业，只要是医生都得上。
手术室里的外科手术小组只为伤员实施损伤控制手术，然后就让他们离开手术台。美军伤员的情况一旦稳定，就会被撤离到兰德斯图尔。伊拉克人占伤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是平民或安全部队的士兵，就要留在野战医院，直到伊拉克当地医院有床位为止。倘若是叛乱分子，等他们的伤势恢复到一定程度，就会被送往监狱。墨菲说，最繁忙的时候，他和同事们曾连续工作48个小时，不定期会有几次不超过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他们会抓紧时间睡一会儿，然后接着再工作48小时。
“鬼怪暴怒行动”的头六天里，就有609名美国士兵受伤。尽管如此，医疗团队还是把总体的死亡率控制在10%以内。在两次战役中受伤的1 100名士兵里，只有104人不治身亡。这是令人震惊的成就。唯有凭借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勤奋才有可能做到。就比如说，没有那份毅力和勤奋，外界根本无法得知有关法鲁加伤员的统计数据。医疗小组不顾混乱的环境和自身的疲惫，一丝不苟地填写描述伤员伤势和预后的日志。在第31野战医院，有三位高级医生负责收集数据，针对每一位伤员，都要录入超过75条信息，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稍后对士兵受伤的规律以及治疗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墨菲回忆：“我们有一间小小的医生办公室，里面配备了两台电脑，我记得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甚至是清晨，还看到这些伙计在输入数据。”
我们这些在国内工作的医生却很少做这样的跟踪监测工作。要是问一家典型的美国医院的外科医生，最近六个月外科手术的死亡率和并发症率是多少，恐怕对方根本回答不上来。没有哪家机构要求旗下的医生收集这些信息。我很想辩解说，医生们根本也没这个时间。可后来我想到了巴格达的医生们深夜里坐在电脑前的场景，他们知道分析的结果十分重要，所以他们废寝忘食地收集那些数据。他们深刻地了解，唯有像这样关注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有机会做到更好。当然，如此关注细节的不是只有他们，还有为了在全世界消灭脊髓灰质炎而奋斗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们，以及努力杜绝医院内感染的匹兹堡退伍军人医院的工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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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继续，医疗小组不得不面对无数难以预料的困境。战争持续的时间远远超出预期，伤员的数量与日俱增，而且，伤情的特征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事实证明，那些熬夜输入的数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有外科医生分析外伤日志后，发现眼睛受伤的发生率很高。早前，上级已经下令让士兵们佩戴护目境，但他们显然是不愿意照做，因为发放的护目镜样式过于土气。一个士兵这么形容说：“戴上那玩意儿，看上去就像个佛罗里达的老农民。”于是，军事部门不得不追随时尚的潮流，给士兵们更换了外形更酷的威利牌防爆太阳镜。自此，眼伤的比率显著下降。
军队医生还发现被自杀式炸弹、地雷和其他简易爆炸装置炸伤的伤员数量逐渐增加，而且这种伤势特别难治疗。简易爆炸装置往往会同时造成穿透伤、钝器伤和烧伤。榴霰弹里不但含有钉子、螺栓之类的金属物，还会有尘土、衣料，甚至袭击者的骨头。而遭到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以后，受害人身上的伤口虽然看似不起眼，但因为数量巨大，可能会使人流血过多而死。根据这些情况，军队更新了士兵急救箱里的物品，补充了应急绷带——一旦受伤，可以当做止血带缠在伤口上，并且用单只手就可以把它扯下来；还给士兵们发放了一种新型的绷带，内含一种能让血更快凝结的药物。接收到爆炸受害者后，外科手术小组会先用纱布包扎好所有的出血点，然后再开始实施腹部手术或其他治疗措施。而且，他们还开始把冲洗伤口作为固定程序，以确保彻底去除可能导致感染的残余物。
不过，军队的医生们也不是每次都能找出解决办法。日志记录显示，还有很多问题至今都没获得满意的解答。譬如，在伊拉克战争早期，防弹衣对防止躯干受伤效果显著。可到了后期，外科医生们发现，简易爆炸装置给人造成的爆炸伤面积很大，向上可延伸入头盔、向内可穿透腋下的防弹衣。爆炸伤还造成数量空前的肢体损毁伤，也就是四肢的软组织、骨骼，往往还包括血管的损伤。这些伤害都极具破坏性，还有可能致命，对整形外科医生来说，要不要给伤员截肢是最困难的决定。军队外科医生过去总是参照普通外伤标准来作出选择。可是对手术结果的分析显示，那些标准并不适用于当下的战争环境。原因可能是这里的肢体损伤程度更高，还经常与其他器官的伤势一并发生，因此，虽然医生们的初衷是想尽力保住伤者的肢体，但结果往往会导致失血、坏疽和败血症，反而使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