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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过程对我来说，至今仍然具有梦幻般、超现实的色彩。通常外科医生打开并深入人的腹部，是为了寻找肿瘤或其他一些异常情况，而剖腹产手术里，医生找到的是五个正在扭动的小小脚趾、一只膝盖、一条小小的腿。突然之间，你意识到在自己手中挣扎的是一个新的人类生命。你几乎要忘了手术台上的产妇了。有时候，婴儿很难取出，它的头部有可能深陷在产道里，这时医生就得抓住婴儿的腰部，笔直地站好，不断地拉啊拉。有时还要让其他人从下方推婴儿的头部。然后剪断脐带，用襁褓包裹好婴儿，由护士在阿普伽评分表上做记录。
下一次宫缩以后，医生将胎盘从伤口中取出，接着清洁产妇的子宫内部，将血块和残余物去除。然后用牢固的可吸收缝合线以双层对缝法缝合子宫，再取一段缝合线缝合肌肉筋膜，再来是缝合皮肤。手术就此完成。
这个手术从前很少见，如今却非常普遍。过去，为了解决足位分娩、臀位分娩和头部卡进骨盆等不同的问题，产科医生要分别学习不同的技术，每一种都很复杂精细。而现在，几乎不用理会难产究竟属于哪种类型，解决方式都是一样的——剖腹产。今天，每一位产科医生都能够自如地实施剖腹产手术。即使是小型医院也没有问题。手术的可靠性非常显著。
不过，尽管手术过程非常简单，也有出错的可能。婴儿可能被手术刀割伤；如果胎盘剥落，而婴儿头部没有及时解放出来，就可能窒息。产妇也面临较高的风险。我就曾经接到紧急召唤，进手术室帮忙修补产妇在手术中破损的肠道和撕裂的伤口。出血状况可能会很严重，伤口感染也很常见。大出血和肺炎的风险也在升高。就算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手术后的恢复期也比顺产要长几周，也更加痛苦。而且，产妇经过剖腹产，将来再次怀孕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严重的麻烦。如果下次想要尝试顺产，子宫的刀口撕裂的可能性是两百分之一，大出血的风险也很高。剖腹产毕竟是外科手术的一种，只要是手术就有风险，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然而剖腹产手术本身也是无可取代的。现在，一旦产妇的分娩存在任何风险，医生们就会转而采取剖腹产，因为这就是最可靠的选择。如果胎儿个头超过4 500克，产妇以前曾经做过剖腹产手术，胎儿处于侧位或臀位，是双胞胎等等，但凡存在任何较难处理的情况，医疗标准作出的最低规定就是要求助产士或产科医生实施剖腹产。不管风险多小，临床医生们也越来越不愿冒险，不敢让产妇尝试顺产。
我问鲍斯，如果时间回到20世纪60年代，他会怎样处理像洛克这样的难产情形。如你所料，他首先会稍稍加大催产剂的剂量，尝试产钳技术。（在较早期的接生过程中，催产素的剂量要比我们今天许可的剂量高得多，这是为了使产妇的宫颈完全张开，这样才能将产钳放入。） 他说自己用产钳接生过一千多名婴儿，而且新生儿受伤的比例跟剖腹产不相上下，甚至还要更少，产妇的恢复速度也比较快。如果洛克由他负责接生，不需手术安全分娩的可能性极高。不过随着职业准则的改变，鲍斯也改变了自己。他告诉我：“作为一名教授，你必须充当示范的角色。你不会想成为冒险英雄，去做一些你的实习生肯定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而且冒险总是充满不确定性。”甚至连他也会担心，害怕某一天他的判断和技术会导致失败。
这跟面包厂里的规则一样。为了避免生手使用产钳以及与之难度相仿的各种手法出现纰漏，只能让大家都不使用它们。1999年鲍斯退休的时候，他做剖腹产的比例已经达到24%，跟他的同行差不多。他相信，假如自己继续工作下去，这比例会达到30%，一点也不会低于今天的同行们。
是否应当为怀孕39周、并无特殊分娩风险的产妇实施剖腹产，而不等待自然分娩，业界对此有着激烈但又诚恳的争议。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剖腹产手术的安全性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为产妇提前实施剖腹产似乎是产科医生们自以为是的最鲜明表现。未尝试过自然分娩之前，怎么能够考虑剖腹产呢？我们外科医生从来不会建议健康的人割除阑尾，也不会说人工髋关节比普通的强壮。即使是简单的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仍然很高。然而，再过10年左右，剖腹产手术的可靠性会进一步提高，比自然进化赋予我们人类的自然分娩形式更加安全。
目前，平均500个健康、39周会踢腿的婴儿当中，只有1个在分娩前或分娩过程中死亡——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比例，但产科医生相信，预先计划好的剖腹产最起码可以再阻止一些其中的死亡。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样做对产妇也比较安全。比起紧急剖腹产——手术仓促、情况急迫、产妇和胎儿都处于危难之中，预先计划的剖腹产的风险当然要小得多。美国最近的一次研究对计划剖腹产是否足够安全提出了疑问，而英国和以色列两国分别进行的研究则发现，事实上，计划剖腹产中的产妇死亡率低于顺产。而且，经计划剖腹产的产妇在今后的生活中出现尿失禁和子宫脱垂的可能性也较低（虽然这个结论尚需商榷）。
然而，一想到如今医生们如此轻易地采用手术接生，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安。美国的一些医院实施剖腹产的比例已经超过分娩总数的一半。我们为这种状况感到担心，可不只是怀旧情结在作祟。我们正在失去与另一个生命自然过程之间的联系；我们也正见证着接生艺术的没落。通过顺产将难产婴儿安全带到人世的技术（尽管成功概率不够稳定）已经传承了几个世纪；而今在产科医学发展的主流之下，恐怕不久就会完全消失。
怀疑论者已经提出，他们怀疑医院广泛实施剖腹产手术是为了方便安排时间进度，而且剖腹产速度快，比顺产获得的报酬更为丰厚。产科医生回应说，其实有时候他们自己也认为没有必要实施剖腹产，但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采用这种方式，都是出于对医疗事故官司的恐惧。给数量如此众多的产妇动手术应该不是他们的动机。医生们从内心深处对控制新生儿风险的渴望才是最大的推动力；这是追求可靠性必须付出的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阿普伽评分表也有其武断专制的一面。当我们评估新生儿的健康状况时，母亲经历的痛苦、失血情况和恢复期的长短似乎很少被关注。我们没有评估产妇情况的评分表，除了关心她们是否还活着之外，没有措施能够督促我们改进产妇的状况。但是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是可以得到修正的。如果新生儿的健康可以测评，母亲们的为什么不可以？
事实上，每一个接受医疗服务的人都需要阿普伽评分表，包括接受精神治疗的病人、住院病人、手术病人，当然也包括分娩的产妇。我的研究小组最近设计了一个外科手术专用的阿普伽评分表：根据一个病人在手术中的失血量、最低心率和最低血压设定的10分制表格。我们进行了大约一千人次的临床试用，发现评分达9或10分的患者出现并发症的概率小于4%，无死亡病例；而得分低于5分的患者出现并发症的概率高于50%，死亡率14%。所有的患者都应该得到简单的测评，评测结果可以反映出他们在治疗过程中的状况，将会推动我们进步的脚步。我们完全有理由树立这样的目标：让每位医生都能表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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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那样看着，你知道，”洛克说，“手术灯下，我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我看到她的头出来了！”凯瑟琳·安妮出生时重约3.6千克，褐色头发，蓝灰色眼睛，因为头部曾经侧向深卡在母亲的骨盆里，所以能看到一些淡紫色的伤痕。她的一分钟阿普伽评分是8分，五分钟后是9分——接近完美。
她的母亲却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间。“我完全垮了，”洛克说，“我筋疲力尽，基本上不省人事。而且疼得难以忍受。”她的产程长达40小时，还经历了剖腹产。佩西第二天早晨告诉她：“你受到的是两面夹击，所以恢复得会比较慢。”她实在太虚弱了，因此也没有母乳。
“我感觉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刚开始我想去做好每件事，可是一样也没能成功，”洛克说，“我不想要硬膜外麻醉，可是后来我请求医生给我硬膜外麻醉；我不想剖腹产，可我后来同意剖腹产；我想要母乳喂养，可我完全没办法做到。”她为此痛苦了一个星期。“后来有一天我想通了，‘你到底在郁闷些什么呀？这样想太蠢了。你现在拥有了一个如此美妙的小家伙，是时候多为这个小家伙多花一点心思了。’女儿令我将所有的遗憾都抛到了脑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