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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上层的高贵出身和职业与权力分配没有任何关系吗？绝非如此。只是提醒我们必须谨慎，不要仅从出身和职业来对政治特征和政策做任何简单而直接的推断，并不是说要完全忽略它们，而是说我们必须分析政治局的政治心理、实际决策以及社会构成。最重要的是，意味着我们必须像之前一样，把握好由政治人士的出身和职业得出的推断，要仔细了解他们所处机构的形势。否则，我们会有愧于总结出一个极其片面的社会和历史传记理论。正如我们给权力精英下定义时，不能局限于催生他们的体制机制，所以，我们不能仅凭成员的出身和职业来下定义。我们需要考虑那两方面以及其他依据，例如身份重叠。
现在缺乏的是一个真正相同的精英招募和培训程序，因为预备学校、常春藤盟校和都市400强的系列法学院都不是按照权力精英的需求来办学的<a id="ch10-back" href="#ch10"><sup>(10)</sup></a>。<a id="ch19ak-back" href="#ch19ak"><sup>[19]</sup></a>英国人，例如蒙哥马利子爵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他最近敦促采用一个体系，按照这个体系，将少数资质一流的青年学生与资质平庸的学生分开，尽可能给予一流学生最好的教育，满足国家对领导人才的需求。他抨击了美国的公立教育理论，认为它不能培育出有领导能力的精英群体......而这个国家需要履行世界领袖的义务。<a id="ch20ak-back" href="#ch20ak"><sup>[20]</sup></a>许多人认可这一批评，以各种方式回应了他的提议。
我们不能仅仅从决策者的社会出身和职业来推断政策方向。要理解社会权力的分配，只着眼于权贵们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不可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因为：（1）显贵们可能是贫穷卑微之人的意识形态的代表。（2）出身低微而白手起家的人，也许是在为最大的既得利益和继承利益服务。（3）另外，一些人虽然真正代表一个阶层需求的利益，但却不一定属于这个阶层，或从那些提升该阶层利益的政策中获取私利。简而言之，有些政客是特定群体的合意代理人，或许是有意的，或许是无意的，或许是付费的或许是免费的。（4）最后，在顶层决策者群体中，我们发现，一些人是凭借"专业知识"而获得当前职位的。为什幺权力精英们的社会出身和职业不能帮助我们推断一个现代权力体系的阶级利益和政策方向，以上所述就是这其中的部分原因。
这些需求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未言明的需求，即不再局限于只以经济成就为基础来招募新成员，尤其是怀疑招新涉及高层的不道德行为后；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需要有人知道"纪律的意义"，如蒙哥马利子爵所言。但所有这些需求至少反映出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决策协调时代，权力精英需要一系列新的结果，要求权力精英具备全新的素质和能力。制定决策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广，而且相互之间有关联，评判所需的信息十分复杂，且需要具备专业知识，<a id="ch21ak-back" href="#ch21ak"><sup>[21]</sup></a>相关负责人不仅需要彼此帮助，而且需要培训继任者处理工作。这些新人将会成长为能够参与经济、政治和军事协调决策的人。
权力精英来自国内阶级和身份等级的上层，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只代表上层。如果权力精英作为社会类型代表交叉的阶层，那也不代表权力和利益平衡的民主会自动走向政治化。
七
当然，如果他们是民选政客，他们理应代表选民；如果他们是被任命的，那就间接代表任命者的选民。但这被认为是抽象的事务，是花言巧语的套话，政府所有体系下的掌权者都可以借此维护他们的决策权，有时，无论就他们的动机，还是就他们决策的受益者而言，这可能都是真的。然而，在任何一个权力体系内，仅仅只做假设是不明智的。
权力精英的概念取决于并使我们能够理清（1）决定性机构秩序，以我们这个时期的结构为特征，尤其是私营企业经济中的军事优势，从广义上来说，就是经济、军事和政治机构客观利益的一致性；（2）这些机构内首领之间的社会和心理上的相似性，尤其是他们之间高层职位互换不断增加，以及权势者在这些秩序下的流动性增加；（3）至于实质上的整体性，在高层制定的各种决策的影响下，一群人通过培训和服从开始拥有权势，并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职业组织者，他们也不受民主党训练的约束。
但是，关于上流阶层社会构成的简单明了的事实意味着什幺？尤其是对于理解这几个圈子的团结程度、政策方向和利益有什幺意义？或许最好的方式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极其简单的形式：就出身和职业而言，顶层人士代表谁或代表什幺？
从负面意义上来说，权力精英的形成取决于（1）职业党派政客沦为权力的中间阶层，（2）立法职能陷入了独立地区半组织的利益僵局中，（3）缺乏一个拥有智囊团和行政技能的行政部门，且该部门既与政治密切相关又在政治上保持中立，（4）未经公众甚至国会讨论就秘密制定的决策不断增多。于是，政治局、企业富豪和地位日盛的军官都成为了权力精英，他们主导的统治集团得到了扩大和集中化，已经打破了之前的平衡，并使之前的主导者沦为权力的中间阶层。现在，平衡社会是一个属于中产阶级的概念，在这个层面上，平衡已经成为地方性、不负有全国性责任的力量和需求，而非权力和国家决策的中心。
权力精英不是贵族，也就是不是以世袭高贵身份为根基的政治统治集团。在名门望族的小圈子里也没有坚实的根基，小圈子的人能够一直在几个上流圈占据高位，而且他们还是权力精英，但是，这种高贵仅仅是他们之间拥有相同的出身，对美国精英来说，情况并非如此，那并不意味着精英来自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精英来自当地社会的新旧上流阶层和都市400强，在许多巨富、企业行政官、政治局外人和军队高官中，他们至多处于收入和职业金字塔上端的第三层。他们的父辈至少属于职业和商业阶层，通常所处阶层更高。他们主要生活在城区，自己和双亲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除了他们中的政客以外，绝大部分都来自东部。他们主要是新教徒，尤其是圣公会教徒和长老会教友。总的来说，在他们中间，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来自上流阶层，或与上流阶层有联系。权力精英接受教育的路线越来越趋同，更加凸显了他们相似的出身背景。大部分大学生都毕业于常春藤盟校，军事高官的教育背景当然有别于权力精英的其他成员。
但底层呢？随着高层和中层的趋势都已十分清晰，美国公众的情况如何呢？如果高层的影响力空前强大，且日益团结和固执；如果中层日益陷入一个半组织化的僵局----那幺底层的情形如何，广大民众的情况如何？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权力精英的崛起依赖于美国公众向大众社会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转变的一部分。
即使我们的理解局限在这些结构趋势中，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对于理解现代美国社会顶层的动向，权力精英是一个有益的，事实上不可或缺的概念。但是，当然我们也没有如此狭隘：我们对于权力精英的理解并不仅仅基于所涉及的机构等级制度的一致性，或他们之间众多利益的集合点。我们对权力精英的理解基于人事构成的相似性、他们之间的私人和官方关系和他们在社交与心理上的相似性。为了掌握权力精英团结一致的个人和社会基础，我们必须首先谨记权力精英成员的出身、职业和生活方式。
注释
三
<a id="ch1ak" href="#ch1ak-back">[1]</a>Elmer Davis，Rut We Were Rorn Free（Indianapolis：Bobbs Merrill，1953），p．187.
无论是"统治阶级"，"官僚政客"，还是"军事集团"，这些概念都不充分。现在，权力精英通常都涉及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不稳定的巧合。
<a id="ch2ak" href="#ch2ak-back">[2]</a>对于用来描述第一和第二阶段特征的重点，我借鉴了Robert Lamb的文章，"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Progress of Underdeveloped Areas（由Bert Hoselitz编辑）（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
如果说权力精英已经引起广泛的公众注意，那幺"军事集团"也是如此。事实上，权力精英进入军界，形成了他们的现状。在权力精英认为有必要提供任何合法性时，他们的存在和观念就是主要的合法性所在。但是，所谓的"华盛顿军事集团"并不只是由军界人士组成，也不仅仅只在华盛顿具有影响力。其成员遍布全国，由企业行政官、穿着打扮如海军上将的政客、行事风格如政客的企业行政官、晋升为少校的文官、担任某位内阁官员助手的中将组成，内阁官员事实上属于管理精英。
<a id="ch3ak" href="#ch3ak-back">[3]</a>Henry Cabot Lodge，Early Memoirs，由Dixon Wecter编辑，The Saga of American Society（New York：Scribner's，1937），p．206。
但是，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历史的特殊性，并对复杂性持开放态度。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使经济领域的大人物掌握了实权；简单的自由主义观点使政界大人物成为权力体系的首脑。有一些人视军事将领为真正的独裁者。所有这些观点都过于简单。为了避免过于简单的论断，我们采用"权力精英"而非"统治阶级"之类说法<a id="ch4-back" href="#ch4"><sup>(4)</sup></a>。
<a id="ch4ak" href="#ch4ak-back">[4]</a>Lord James Bryce，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New York：Macmillan，1918），vol．I，pp．84-5，在革命前的美国，区域差异当然很重要；此外参见William E．Dodd，The Cotton Kingdom（Volume 27 of the Chronicles of America Series，由Allen Johnson编辑）（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9），p．41；Louis B．Wright，The First Gentlemen of Virginia（Huntington Library，1940），第十二章；Samuel Morison和Henry S．Commager，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pp．177-8；James T．Adams，Provincial Society，1690-1763（New York：Macmillan，1927），p．83。
不应该说政治、经济和军事圈"轮流"掌握主动权，权力精英的机制并不总是像他们暗示的那样从容不迫。当然，有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当政客考虑能借助将军的名声，他们发现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或者当大萧条期间，经济人士会感到需要一位既安全又有投票权的政客。事实上，现在这三个圈子参与了所有广泛而相互交织的决策。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个圈子中，哪一个占据主导位置----就像精英们界定的----取决于所处时期的任务。现在，这些任务集中为"国防"和国际事务。因此，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军队在这两方面占优势：人事和判断思维。这就是为什幺现在就军界优势而言，我们能轻易地阐述权力精英的团结和状况。
<a id="ch5ak" href="#ch5ak-back">[5]</a>参见例如，David Riesman，Reuel Denney和Nathan Glazer合着的The Lonely Crow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0）。
在构成当今权力精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圈中，只有军界从权力的强化中受益最大，尽管企业圈在更加公开的决策圈中的地位更加稳固，职业政客的损失最大。因此，在调查事情和决策时，往往会涉及企业富豪和军队高官在利益一致时共同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真空。
<a id="ch6ak" href="#ch6ak-back">[6]</a>参见普乔委员会（Pujo Committee）的听证会，引自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Knopf，1955），p．230；和Louis D．Brandeis，Other People's Money（New York：Stokes，1932），pp．22-3。
权力精英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人士，但这些组织起来的精英常常有些紧张：他们仅仅在巧合的时间点和"危机"时刻才会组织在一起。19世纪漫长的和平年代，军官在州议会和政治局没有获得高位，经济人士也是如此----他们冲击政府，但并未加入政治局。在1930年代，政客地位上升。现在，军官和企业家占据了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