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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ch7ak" href="#ch7ak-back">[7]</a>Richard Hofstadter，同前面引用的文献p．305。
只有当这三种结构性趋势同时显现时，当今权力精英的状况和意义才能被理解：私营企业的军事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一个被削弱了的形式上的民主体系，该体系包含观点和行为已经政治化的军事秩序。因此，在这一结构的顶层是控制了主要生产方式和控制了更具多样性的暴力手段的人，他们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塑造了权力精英。那些利益来源于职业政客地位下降，企业主管和职业军官上升到政治指挥的位置，来源于缺乏有能力、有诚信、不受既得利益影响的公务员。
<a id="ch8ak" href="#ch8ak-back">[8]</a>Whittaker Chambers，Witness（New York：Random House，1952），p．550.
3．如果说经济秩序是了解权力精英的结构性线索，这个线索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曾经是持久的战时经济和私营企业经济。现在，美国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军事资本主义，大企业与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在于军队和企业利益----军官和企业富豪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上。总之，在精英中，军队和企业高层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强化了他们的实力，并进一步强化了政客的从属地位。与军队高官同席规划战事组织的是企业行政官，而非政客。
<a id="ch9ak" href="#ch9ak-back">[9]</a>关于公司利益的国际统一的优秀介绍，参见James Stewart Martin，All Honorable Men（Boston：Little Brown，1950）。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至少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自1939年以来就非常重要：精英的注意力已经从国内问题----1930年代的大萧条----转移到国际问题，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战争。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应对和受影响于国内冲突和平衡问题，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美国政府都没有适合处理国际问题的机构，也没有那个惯例。在1941年之前长达150年的国家发展历程中，已经出现了形式上的民主机制，但是并未发展成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权力精英就是在这种民主真空中发展起来的。
<a id="ch10ak" href="#ch10ak-back">[10]</a>Gerald W．Johnson，"The Superficial Aspect，"New Republic，25 October 1954，p．7.
2．如果说权力精英的结构性线索存在于扩大了的军事状况，那幺军事地位的崛起使这条线索变得更加明显。军事领袖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政治关系，美国的军队结构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结构。表面上一直持续的军事威胁要求重视军队，重视控制人力、物力、资金和权力；事实上，现在，所有政治和经济行为的衡量依据是军队对现实情况的界定：高层军官已经在第五时期的权力精英内部获得了稳固高位。
<a id="ch11ak" href="#ch11ak-back">[11]</a>参见前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1953年1月15日，1月16日和1月23日，美国第83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名指定Charles E．Wilson，Roger M．Keyes，Robert T．Stevens，Robert B．Anderson，and Harold E．Talbott（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3）。
在新政期间，企业领袖加入了政治局，自"二战"以来，他们已经开始在政治局占据主导位置。企业领袖长期与政府紧密相连，现在，由他们完全主导战时和战后经济。企业行政官变身为政治官员，这加速了长期以来国会里的职业政客下降到权力中层的趋势。
<a id="ch12ak" href="#ch12ak-back">[12]</a>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垄断权力研究小组听证会，美国第81届国会第一次会议，Serial No．14，Part 2-A（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p．468。
商业和政府的长期趋势变得越来越复杂，相互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深入，在第五时期，长期趋势的确定性已经到达了新高度。商界和政界不能被明确地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就国家行政机构而言，和解已经取得了最具决定性的进展。行政部门监管复杂的经济，政府行政部门得到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作为自治体制的壮大，同时意味着企业人士作为政治名人的崛起。
<a id="ch13ak" href="#ch13ak-back">[13]</a>The New York Times，6 December 1952，p．1.
1．现在，就权力精英在政治秩序中的结构线索而言，政治作为多个决策的真正和公开辩论----与国内各个负责任的和政策连贯的政党、与中下权力阶层相联系的自治组织和与决策层之间的辩论----有所下降。现在，美国在更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而非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形式上的政治机制也是软弱的。
<a id="ch14ak" href="#ch14ak-back">[14]</a>Floyd Hunter，"Pilot Study of National Power and Policy Structures，"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Research Previews，vol．2，No．2，March 1954（mimeo），p．8。
有人说，我们研究历史是为避免重蹈覆辙，权力精英的历史清楚地印证了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总的来说，同美国的生活节奏一样，自"二战"之始，权力结构<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的长期趋势大大加速，主要机构内和各机构之间的新趋势决定了权力精英的特点，从历史角度赋予了权力精英第五时期的特定含义：
<a id="ch15ak" href="#ch15ak-back">[15]</a>Floyd Hunter，"Pilot Study of National Power and Policy Structures，"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Research Previews，vol．2，No．2，March 1954（mimeo），p．9。
二
<a id="ch16ak" href="#ch16ak-back">[16]</a>Richard Hofstadter，前面引用的文献 pp．71-2。
为了维持平衡、实施补贴而颁布的"福利制度"有别于"放任"政策，"如果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放任制度被认为是中立的，因为领导人声称制裁不偏袒任何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a id="ch2-back" href="#ch2"><sup>(2)</sup></a>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领导下，这个制度可以说是中立的，是因为它惠及所有人。"<a id="ch7ak-back" href="#ch7ak"><sup>[7]</sup></a>公司决策层的新制度，有别于以往的福利制度。事实上，罗斯福当政的最后几年----从美国公开参战到备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只从政治权力的巧妙平衡来加以解读。
<a id="ch17ak" href="#ch17ak-back">[17]</a>Gerth and Mills，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Harcourt，Brace，1953）.
罗斯福统治的早期和中期最主要的特征是，在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内，竭力寻求减少失业人口，增加就业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些年，新政作为权力体系，实质上是压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平衡。政治高层调停了众多冲突，重点满足这个需求，暂缓其他需求，政治高层不是任何单方的公仆，所以要按照现行政策平衡一切，形成了从一个小危机到另一个小危机的持续政策路线。政策是平衡顶层的政治举措的产物。当然，罗斯福实施的均衡法案没有影响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衰落。根据罗斯福的说法，他平衡了政治缺陷，在政治上冷落"经济保皇党"。
<a id="ch18ak" href="#ch18ak-back">[18]</a>Mills，"The Conscription of America，"Common Sense，April 1945，pp．15 ff.
在整个1930年代，新实施的农场议案和新组成的工会----以及大企业----之间不稳定的平衡造就了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戏剧性。而且，这些农场、工人和商业团体多多少少包含在不断扩大的政府结构框架内，政治董事以标准的政治方式制定决策。这些团体在相互施压的同时，向政府和政党系统施压，完善政府和政党系统。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中任何人长期从单方面把政府作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为什幺整个三十年代是属于政治的十年：商业力量未被取代，但是受到了挑战，得到了补充：成为权力结构内一大重要力量，权力结构主要由政客而非从经济或军事领域改行的从政者操控。
<a id="ch19ak" href="#ch19ak-back">[19]</a>"Twelve of the Best American Schools，"Fortune，January 1936，p．48.
4．新政并未扭转第三时期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领域和企业界，新政的确创建了权力角逐中心，对企业领导者的权力造成威胁。随着新政董事会获得了政治权力，经济精英在冲击政府以获得特权的同时，在第三时期反对政府扩张，最后试图加入政府高层。经济精英达到目的后，发现他们又面临着其他利益和相关人士，因为决策位置已拥挤不堪。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在合适的时机控制并利用新政制度，他们曾对新政制度的创立予以强烈谴责。但是在1930年代，政治秩序仍然以有产阶级的小农场主和商人为主，尽管他们的实力被削弱了，失去了在进步时代获得真正优势的最后机会。大小财团之间的争斗卷土重来，然而，如我们所见，在新政时期的政界，这些争斗加码升级，有组织的劳工和无组织的失业人群也展开了斗争。新生力量在政治庇护下茁壮成长，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社会立法和底层疾苦首次成为了改革运动的重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