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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发生的一场争论为我们回答上面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楔子。随着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新保守主义的兴起，以及“新中产阶层的崛起”，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处于下风的多元主义理论再次发起新的反击<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新右翼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彼得·桑德斯在一本与约翰·迪尔洛夫合作的着作中，就以英国为研究对象指出，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阶级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庞大的、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统治阶级的经理中产阶层，英国人民通过选举选择他们的领导人，通过正式组织起来的利益群体，从外部影响他们的领导人，而英国政府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系统。
Scott，John．1991．Who Rules Britain？，Polity Press.
二、争论的深入和融合：作为桥梁的米尔斯
Schwartz，Michael．1987．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America：the corporate elite as a ruling class，Holmes＆Meier.
这样，米尔斯关于“美国存在一个由三人小组构成的权力精英”的论断处在了一个微妙的位置上：米尔斯主义<a id="ch4-back" href="#ch4"><sup>(4)</sup></a>、马克思主义、多元主义三者之间，似乎形成了一个“权力精英vs.统治阶级vs.利益集团”三种范式鼎立的格局——当然，前两者同属批判主义的阵营，而后者则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刨除其中的意识形态分歧不议，这三者都宣称自己有充足的经验支持，而且似乎也确实如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哪一种主张更加接近整体的社会事实？或者说，面对同一个社会事实，到底哪一种理论会更有解释力？不同理论之间的分歧该如何理解？又有没有化解的可能呢？
Sweezy，Paul．1956．“Power Elite or Ruling Class？”in：Domhoff，William．＆Ballard H．（edited），1968，C．Wright Millis and the Power Elite，Beacon Press.
不过，这并不代表批判主义完全同意米尔斯的论述，尤其是其中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更多赞同的只是米尔斯的批判姿态，对他的理论框架却并不满意。在他们看来，仅仅像米尔斯那样强调精英与制度的关系<a id="ch2-back" href="#ch2"><sup>(2)</sup></a>“走得还不够远”，必须将他们还原到对阶级关系的讨论中去；至于放弃“统治阶级”的概念而发明“权力精英”<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更是容易忽视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商业精英在决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而将经济和政治、军事变得平起平坐。
Thompson，E.P．1979．“C．Wright Millis：The Responsible Craftsman”，Radical America，Vol.13，No.4.
批判主义则为《权力精英》的出版喝彩。这本着作极大地影响了1960年代美国的反战和学生运动，支持和补充米尔斯论述的着述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持续时间最长者当属托马斯·戴伊，自1976年出版《谁在统治美国？》一书以来，每届美国总统上台都会推出新版，至今已有7版之多，而每一版的核心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统治美国的仍然是那些在重要制度中占据高位的权力精英；从空间上来说，最着名的是拉尔夫·米利班德，他将米尔斯的研究范式扩大到对英国的分析中，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至于其他国家的类似研究更是层出不穷。
Walton，Clarence.1998．Archons and acolytes：the new power elite．Rowman＆Littlefield.
可见，《权力精英》从一开始就将主流的“平衡理论”、“多元主义”当作了靶子，所以，该书一出版就遭到了支持后者的自由主义阵营的反击。他们认为，经过“管理革命”，家族资本主义已经衰败，西方社会已不存在单一的、统一的精英或者所谓的权力精英，而是权力分散、相互竞争的精英群体或“反对群体”。米尔斯在理论和方法上犯的错误是绕过了对决策过程的研究，而只是关注了决策者本人，而且他没有能够区分出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区别，忽视了“上层阶级仍有特权，但他们并不统治”这一新现象；至于在经验上，罗伯特·达尔通过研究美国纽黑文地区主要城镇中的权力关系后指出，互相对立的精英代表之间的民主式的竞争，不仅是现代政治民主在理论上的最好状态，而且也是美国政治运作的实际状态<a id="ch1-back" href="#ch1"><sup>(1)</sup></a>。
<a id="ch1" href="#ch1-back">(1)</a> 不过，即使是那些后来反对米尔斯的人也承认，达尔的经验研究并不能颠覆米尔斯的主张，因为米尔斯所说的权力精英的“层次”，本来指的就不是这种“社区权力”的运作，而是由“高层圈子”做出的“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真正能和达尔对话的，倒是当代精英理论的另一名开创者弗洛伊德·亨特，后者通过对某一特定城市在地方层次的权力结构进行分析后指出，地方上的商业领袖也是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
即使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权力精英》于1956年春季的出版犹如一声响雷震惊了整个美国知识界。当时的美国正处于战后的“繁荣时期”，占据社会学支配地位的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和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他们对美国社会权力结构的普遍看法是，在美国一个集团总是要和其他的权力相平衡，所以在美国并不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但米尔斯却认为，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最主要的国家权力已经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并且这三大领域彼此间渗透融合，这三种权力的掌门人——公司富豪、政治董事和军界领袖——共同组成了美国的权力精英，他们不仅有着类似的心理结构和社会习性，而且有着一致的利益，共同制定至少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是一个控制了集中权力的“小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