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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ch2" href="#ch2-back">(2)</a> 受韦伯的影响，米尔斯认为，权力精英之所以握有大权是取决于他所在制度或机构中的位置。于是，分析权力精英绝不是要去分析权力精英本人的人格特征，而是一定要把权力精英和他本人所在的制度联系起来，一定要分析历史上各个权力机构的发展趋势。
一、“权力精英”的缘起及初步争议
<a id="ch3" href="#ch3-back">(3)</a> 米尔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概念具有经济决定论的色彩；容易将政治决策层看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委员会”，而忽视了他们其实还包括了除资本家之外的其他群体，甚至并非属于统治者的，诸如高级法官、金融人员这样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里来回穿梭的人物，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仍然保持着一定独立性的联盟网络。
然而，围绕这本书的争论并不仅仅停留在那个年代。一个甲子以来，由这本书所引发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过，其中最常被提及的一个问题，就是“权力精英是否存在？”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关涉到对精英、民主、权力等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如何判断当时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演进趋势，而且可以勾连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精英社会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议题，因而可以被视为理解社会学中精英研究的一把钥匙。
<a id="ch4" href="#ch4-back">(4)</a> 也有不少人将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归为“精英主义”，亦即一种强调权力集中在高度整合起来的精英手中的传统。姑且不论米尔斯本人一直反对这样的归类，这种将加埃塔诺·莫斯卡和维弗雷多·帕累托创立的精英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者、韦伯主义者放在一起的分类方法，将导致我们忽视它们在理论取向上的重大差别，而这正是本文的重点所在，因此并不适合本文。实际上，米尔斯虽借用了“精英”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已与传统精英理论相去甚远，而更接近韦伯的地位群体概念。但是，将米尔斯等同于韦伯主义者也并不十分恰当，因为米尔斯同样也受到了马克思、马基雅维利，甚至杜威、凡勃伦等人的巨大影响，很难被归入一个既存的学术流派之中。事实上，虽然由于米尔斯本人“公共知识分子”的面貌和不受学科教条束缚、感情色彩强烈的写作风格，他的着作至今仍遭到“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排斥，但经过其学术追随者——其中最坚定的是威廉·多姆霍夫，戴伊、米利班德、纳德等人也可归入此类——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断修正完善，我们已完全可以将由米尔斯奠定的“权力精英理论”视为一个特征鲜明的独立学术范式。当然，精英研究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多元主义、米尔斯主义这三种范式，本文着重讨论这三者更多的是出于行文清晰的考虑。
这些争论集中体现在米尔斯最具代表性的三部经验研究作品上，即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1948，以下简称《权力新贵》）、《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以下简称《白领》），以及《权力精英》（1956）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从内容上看，这三本书分别涵盖了劳工（虽然是劳工领袖为主）、白领（其实也包括大量的小商人这样的“老中产”）和精英，对美国的社会结构做了全面的勾画。从成书年代来看，《权力精英》最晚，引起的抨击也最为激烈，反对者首先就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一串有着耀眼光芒的“杰出人物”——帕森斯、丹尼尔·贝尔、罗伯特·达尔等一类认为米尔斯的论述不过是装腔作势、夸大其词，表达的是一种怨恨的情绪，完全忽视了“家族资本主义”衰败的事实，因此只能被看作是一个“事件”而不是“理论”。
<a id="ch5" href="#ch5-back">(5)</a> 学术争论总是逃脱不了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批判主义占据知识界主流话语的背景下，自由主义阵营明显处于劣势。但19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对米尔斯其实一直是在进行一个选择性地挪用，对他批判姿态的兴趣远高于对他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框架的兴趣，所以也从未真正在学理上说服对手，当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时，反对者卷土重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在米尔斯那里，权力精英存在与否是一个可以随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改变的历史性问题，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对“权力精英是否存在”这个问题重新审视一番，倒符合米尔斯的本意。
另一方面，米尔斯本人虽然也许是孤独的，但他几乎每一部着作都引发了激烈的反响。终其一生，他都在与形形色色的“学院派”反对者做着不懈的斗争。米尔斯将他的反对者们称为“自炫博学的批评”。毋庸置疑，直到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英年早逝，米尔斯都是他那个时代最为耀眼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许这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
<a id="ch6" href="#ch6-back">(6)</a> 存在一种最极端的派别——认为根本就没有现实的精英。这就涉及到如何定义精英，定义不同，即使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得出的结论也会截然相反。这并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文字游戏。事实上，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每一个流派的精英理论家都热衷于争论在定义精英、统治精英、权力精英、国家精英、统治阶级中某些特定因素的重要性，这些争论中反映的问题已足够另文论述。本文只想指出，对精英概念的任意使用只会阻碍精英分析的价值，这也正是当前精英研究日益丧失“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肇因之一。
赖特·米尔斯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被提及得最为广泛的社会学家，尤其是“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个概念。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却不一定有勇气走上他的道路。2005年，斯坦利·阿罗诺维茨在他新编的三卷本《C.赖特·米尔斯》的开篇曾写道：“虽然他对1960年代的学生和反战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在拉丁美洲受到了深深的尊敬，但是直率地说，他从未被他的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美国同事当作主要的思想家来看待。”不知道米尔斯的在天之灵会作何感想。也许米尔斯本人根本不会稀罕成为“主要思想家”或“一流社会科学家”。
<a id="ch7" href="#ch7-back">(7)</a> 将军界领袖纳入到组成权力精英的“三大巨头”之中，既是米尔斯对他所处的艾森豪威尔时代最过人的洞见之一，又是权力精英理论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之一。反对者认为，米尔斯高估了军队在美国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尤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跨国集团在海外商业利益的增加，军界对商界和政界的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可事实证明米尔斯的论述并未过时。当然，权力精英到底由哪几个“部门”组成，也应该是一个随时空改变而具体分析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