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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捍卫公民自由，颂扬这一自由更安全；比起以有政治影响的方式行使公民自由，把这一自由看作正式权利进行捍卫更安全。即使是那些最乐意颠覆这一自由的人，通常也会借由公民自由的名义实行颠覆。比起现在拥有自己的意愿并且是强势的意愿，捍卫多年来使用的权利仍然更轻而易举。捍卫公民自由甚至十多年前捍卫这一自由的实践成为了许多自由主义学者和曾经左翼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将知识分子的思考从政治反思和需求上转移开来的保险方式。
上流阶层的何种因素是这些不道德还没有触及的？或许，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简单地归于公众注意力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至少公众注意力已捕捉到的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还有一种感觉：你的权力越大，被公众注意力捕捉到的可能性就越小，所有琐碎的小事似乎都在表明更加严重的问题。于是，他们组织有序，现在更深地扎根于美国生活方式的中高层。但是，在大众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这种感觉会迅速消失不见。对美国位高权重者的质疑是无需原则、无需政治焦点的，是由于一系列或多或少大众期待的被披露的真相而感到的不信任。腐败和不道德，无论微不足道还是至关重要，都是关于上层的事实，也是关于许多上层成员特征的事实。但现在美国社会不道德的声音涉及到，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缺乏公共辨别力。对道德实实在在的愤慨不是由我们时代公共生活的腐败引起的，旧中产阶级的道德行为被美国的高层腐败取代了。
战后自由主义者在道德恐慌下不曾维护过任何左翼，甚至任何激进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们的防守姿态首先使他们大肆颂扬"公民自由"，相比之下，苏联缺少这一自由。事实上，许多人一直忙于赞美公民自由而导致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来捍卫这一自由；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一直忙于捍卫公民自由，他们既没有时间也不愿意使用这一自由。在1940年代末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曾说过，"过去，自由是你使用的东西......（它）现在已经成了你保存的东西----像其他财产一样被收好保护起来的东西，像存放在银行的房契或债券一样。"<a id="ch9am-back" href="#ch9am"><sup>[9]</sup></a>
1890年代不断发展的财阀和腐败机器的公众形象，被1920年代没有修养的土包子和外乡人所取代，接着，后者又被1930年代的经济保皇派和他们的同党所取代。所有这些都是负面形象；通过愤慨的乡村道德透镜看到第一代城里人的贪婪；城市阶层的道德原则被大城市的方式所取代，可以看出第二代盲目的自满、庸俗作风；旧财阀的第三代，没有前两代清楚，变得更有条理和客观。
战后自由主义已经出现了缺乏组织的情况：战前掌权的自由主义使独立的自由主义团体渐趋衰落、基层大伤元气、过去的领导者依赖联邦中心，没能举国栽培新领袖。新政没有留下任何能够继续开展自由主义项目的自由主义组织；新政没能促成一个焕然一新的政党，而是一个旧体制下的松散联盟，就自由主义思想来说很快就分崩离析了。此外，新政榨干了自由主义的思想遗产----通过把思想遗产写进法律使其变得平淡无奇；新政把自由主义变成了一套进行防御的行政常规，而不是作战程序。<a id="ch8am-back" href="#ch8am"><sup>[8]</sup></a>
但是，1940和1950年代的企业富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没有他们那种模式化的概念；他们在嘲笑中被接受，甚至被大众社会成员默默地崇拜着。企业富豪和政治局外人没有形成负面的墨守成规的形象；如果突然出现一两个受欢迎的形象，他们很快就会被远见卓识、精力充沛和形象良好的美国行政官取代。
1930年代的自由主义坐在其战后听审中，自由主义者不时会意识到他们曾多幺接近盲目的边缘。确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地位体系遭到了袭击，但由于在美国地位体系不受过去的束缚，并且曾经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们也看不见未来这一体系的发展，所以他们非常害怕恶意攻击，他们的政治生活也缩小到防守的焦虑边缘。
考虑到大众社会的现状，我们不应该再有任何期待。大部分成员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身份地位、对微不足道的不道德行为的揭露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小人物在政治暴乱中的覆灭上。如果知识界没有如此保守的心态、如此理所当然的胆怯，没有那幺全神贯注于许多成员的新贵风度，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是，考虑到大众社会和知识界的现状，我们可以轻易理解，为什幺美国的权力精英没有也不需要意识形态，为什幺它的规则是赤裸裸的观念，它的操控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位高权重者的这种无知正是我们时代真正的高层腐败。因为，这种无知导致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这是美国企业权力体系最重要的特征。
他们引起了对国家忠诚的一个新概念的广泛关注，即对单独的团体的忠诚，这些团体把自己置于凌驾于确立的国家合法性之上的位置，并鼓励其人员同样效忠于团体。他们明确指出了秘密警察和秘密调查在政府的中心位置已经达到了一种程度----观察家会切合实际地谈到，影子内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建立在权力的新手段之上，包括电话窃听、私家侦探、勒索和威胁。他们添油加醋地指出一代人在持续不断、越来越多的大众娱乐消遣方式简单化的影响下，人群的辨别力下降了。他们让上层社会和中产阶层的精英的道德败坏和盲目愚昧进入公众的视野。他们揭示了一个腐朽和恐惧的自由主义在政治暴徒随时可能爆发的无情的暴怒下无力捍卫自己。
注释
比起经济水平低的人群，右翼更能吸引对现状不满的人群。他们通过攻击体制特权的代表、人员和机构达到这一目的。<a id="ch7am-back" href="#ch7am"><sup>[7]</sup></a>在起初的努力下，他们几乎成功摧毁了传统上层阶级的一个内部堡垒----外交部，在一个运动高潮中，领导成员训斥了一名将军，使全国公众见证了陆军参谋长在与籍籍无名的虚无主义者的公开争吵中被羞辱。同时，这位陆军参谋长也来自一个传统的财团家族。
<a id="ch1am" href="#ch1am-back">[1]</a>Karl Mannheim，Essays on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Paul Kecskemeti）（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Chapter II："Conservative Thought，"pp．74 ff.
也许就保守主义氛围的起因和影响因素来说，没有什幺比美国自由主义流行的说辞、知识分子和政治崩溃更为重要的了。显而易见，1930年代"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失去了它在战后时期政治上的主动权。在这个时代的经济繁荣和军事恐怖的背景下，身处权力中层的一小群政治元老利用美国国内新的恐慌情绪，掏空了国内政治的理性部分，大大地降低了公共辨别力。他们攻击新政，试图改写这些部门的历史，并质疑那些参与者的传记。这些政治元老所做的这一切清楚地揭示了，他们对不满社会地位现状的新兴阶层的吸引力，新兴阶层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取得了可观财富，但没有获得他们认为应得的特权和权力<a id="ch4-back" href="#ch4"><sup>(4)</sup></a>。
<a id="ch2am" href="#ch2am-back">[2]</a>参见Russell Kirk，The Conservative Mind（Chicago：Henry Regnery，1953），尤其是第一章。关于对柯克的深入讨论，参见Mills，"The Conservative Mood，"Dissent，Winter 1954。关于美国的保守主义，参见Clinton Rossiter（New York：Knopf，1955）。
当他们书写上层阶级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的保守人士常常把他们一厢情愿的概念与现实混为一谈。他们要幺把精英遣送回过去，要幺将现代精英的要素多样化。在19世纪，展望未来的自由主义者把精英划归为过去的产物；在20世纪，在持续的现代重压下，他们认为精英的多元化使其达到了没有权力和影响的地步<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就权力而言，没有人说了算；让我们回到代议制政府官方和正式的概念上。就财富和高收入而言，这也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尽管确实影响到了社会的大氛围。而且在现代的美国，每个人都很富有。这一谈不上严肃的自由主义是现代保守主义氛围的神经中枢。
<a id="ch3am" href="#ch3am-back">[3]</a>Mills，The New Men of Power：America's Labor Leaders（New York：Harcourt，Brace，1948），chap.6："The Liberal Rhetoric，"pp．III 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