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特·米尔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有许多曾经被标榜为“科学”的东西，如今被人们视为模糊不定的哲学。有许多曾经被当成“真正的科学”的东西，也常常让人觉得只不过给出了人们生活其间的那些现实的一些令人困惑的碎片。人们普遍感到，科学家不再试图描述作为整体的现实，或者呈现有关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不仅如此，在许多人看来，所谓“科学”与其说是一种创造精神、一种定向手段，不如说是一套“科学机器”，由技术专家操作，受商界和军界的人控制，而对于作为精神和取向的科学，这些人既无法体现，也无从理解。与此同时，以科学的名义发言的哲学家们又往往把科学变成“唯科学主义”，把科学的体验视同人的体验，宣称只有借助科学方法，才能解决人生问题。以上种种使许多文化工作者越来越觉得，所谓“科学”只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虚幻的弥赛亚，充其量不过是现代文明中一种相当暧昧的成分。
当人们珍视某些价值，并且不觉得它们面临什么威胁时，就会体验到安乐。而当他们珍视某些价值，但的确感到它们面临威胁时，就会体验到危机——危机要么限于个人困扰，要么成为公众议题。一旦他们所抱持的价值似乎无一幸免，他们就会觉得受到整体威胁而陷入恐慌。
不过，借用C. P. 斯诺的讲法，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文化”：科学的文化和人文的文化。无论是历史还是戏剧，是传记、诗歌还是小说，文学一直都是人文文化的精华。不过，人们现在也经常提出，严肃文学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艺术。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并不只是因为大众群体的扩大、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这一切给严肃文学生产带来的影响，还要看当代历史的性质如何，以及具备鉴赏力的人们觉得需要如何把握这种性质。
在我们这个时代，公众面临的主要议题是什么？私人经受的关键困扰又有哪些？我们要想梳理出这些议题和困扰，就必须搞清楚，在我们所处时期的标志性趋势下，有哪些价值备受珍视却遭受威胁，又有哪些价值备受珍视同时也得到倡导。无论我们讨论的价值是遭受威胁还是得到倡导，我们都必须要问，这里可能牵涉到哪些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在当代政治事实和历史现实面前，有什么样的小说，什么样的新闻报道，什么样的艺术努力可以一争短长？在20世纪历次战争事件面前，又有什么戏剧中的地狱景象能够与之相称？对于置身原始积累创痛中的人们的那种道德麻木，又有什么样的道德斥责足以衡量深浅？这就是人们想要了解的社会历史现实，所以他们常常觉得，靠当代文学不足以洞彻真相。他们渴求事实，追寻事实的意义，希望获得可以相信的“全貌”，并在其中逐渐理解自身。他们还想获得助人定向的价值，培养适宜的情感方式、情绪风格和描述动机的词汇。但泰纳们并不容易在当代文学中找到这些东西。关键并不在于是不是要在那里找这些东西，而在于人们往往没能找到。
三
从前，文人们身兼评论家和史学家的身份，会在行走英格兰或远游美利坚时撰录见闻。他们努力概括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特征，并捕捉其间的道德意义。假如托克维尔或泰纳重生当世，他们难道不会成为社会学家吗？《泰晤士报》的一位评论员就提出了这个有关泰纳的问题，他认为：
如前所述，我们在各式各样具体情境中的体验，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迁所导致的。有鉴于此，要想理解许多个人情境中的变迁，我们就必须有超出这些个人情境的眼光。而随着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些制度涵盖面越来越广，彼此关联越来越复杂，这类结构性变迁也日渐增多，愈益复杂。要想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醒认识，并能敏锐运用它，就要有能力透过纷繁多样的情境捕捉到这类关联。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就具备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泰纳始终把人首先看作一种社会动物，把社会视为多个群体的组合。他的观察细致入微，是个孜孜不倦的田野工作者，又具备一种品质……特别有利于洞察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这种品质就是生气勃勃。他过于关注当下，从而不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史家；他过于擅长理论分析，所以无法试手创作小说；他过于推重文学，视之为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文化档案，故此无法成为第一流的评论家……他有关英国文学的研究与其说是在探讨英国文学，不如说是在评论英国社会的道德风尚，并被借来宣扬其实证主义。全面观之，他首先是一位社会理论家。<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
只要经济安排不佳，导致疲软，失业的问题就不再是个人能解决的了。只要战争是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工业化进程不平衡的题中应有之义，普通人囿于逼仄情境，无论有没有心理援助，都不会有能力解决这种体系或者体系的匮乏强加给他的那些困扰。只要家庭作为一项制度，把女人变成形同奴隶的小宠物，把男人变成独挑大梁的供养者和断不了奶的依赖者，那么纯粹私人的办法就始终不能解决美满婚姻的问题。只要过度发达的都市圈和过度发展的小汽车是一个过度发展的社会的固有特性，那么仅凭个人才智和私有财富就无法纾解都市生活的议题。
但泰纳依然算是个“文人”，而不是“社会科学家”。这或许证明，19世纪大部分的社会科学满心想的就是热忱追寻“法则”，据说这样的“法则”堪比想象中自然科学家发现的“法则”。由于缺乏充分确凿的社会科学，批评家与小说家，戏剧家与诗人，就都成了梳理私人困扰甚至公共议题的主要干将，而且往往独力担当梳理的任务。艺术的确表现出了诸如此类的情感，也能常常彰显它们，并以戏剧性的犀利见长，但仍然不具备思想上的明晰，而这是人们今天理解或缓解这些困扰和议题所必需的。现今的人们如果要克服自己的不安与漠然及其所导致的各种棘手苦恼，就必须直面这些困扰和议题，而艺术并没有也无法将这些情感梳理成涵盖它们的问题。事实上，艺术家对此往往也没有兴趣。不仅如此，严肃的艺术家本人就深陷困扰。在这方面，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变得生气勃勃的社会科学有望在思想和文化上助上一臂之力。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大都市，也就是令人恐惧、美丑混杂、壮丽奢华肆意蔓延的大城市。在许多上层阶级人士看来，对于“城市问题”的个人解决办法，就是在市中心买套带私家车库的公寓，而在40英里<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开外，拥有一片方圆100英亩<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的私有土地，里面有一座亨利·希尔设计的房子，附带有盖瑞特·埃克博设计的园林。<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两处环境皆属可控，两边都有一小队服务人员，并由私人直升机交通往返。在这样的可控环境下，绝大多数人都能解决城市现状所导致的许多个人情境的问题。但无论这一切多么令人赞叹，也不能缓解城市的结构性现状所引发的公共议题。该如何对付这种令人惊叹的奇形怪状呢？把城市全部拆分成零散的单元区域，融合居住区与工作区？在现有区位上重新翻建？或者，彻底清空，炸毁干净，另择他地，重绘蓝图，筑造新城？那又该有怎样的新计划呢？不管决策如何，谁是决策者，谁又是执行者呢？这些议题都是结构性的。我们要直面这些议题，求得解决之道，就必须考虑那些影响着数不清的情境的政治经济议题。
五
让我们考虑一下婚姻。在一桩婚姻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能会体验到个人困扰。但如果结婚头四年中的离婚率达到每1000对夫妻中有250对离婚，这就表明婚姻家庭制度以及影响它们的其他制度出现了某种结构性问题。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要界定社会科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意义。我想具体确定有哪些努力在背后推动着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发展，点明这种想象力对于文化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连带意涵，或许还要就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必备条件给出一些建议。我打算通过这些方面来揭示今日社会科学的性质与用途，并点到即止地谈谈它们在美国当前的境况。<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