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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看看战争。战争一旦爆发，相关的个人问题也许是如何保全生命或死得荣耀，如何趁机大捞一笔，如何在军队系统中爬得更高从而保全自己，或是如何为结束战争尽一份力。简言之，战争爆发后，要根据一个人所持有的价值，找到一套情境，在其中求得安全保命，或是让自己的牺牲在其中变得富有意义。但有关战争的结构性议题必须涉及它的起因，涉及它让什么类型的人仓促上位，发号施令，涉及它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和宗教制度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这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为何陷入散乱无序、无人负责。
当然，无论何时，“社会科学”的内涵都包括名正言顺的社会科学家正从事的研究，但问题是他们绝没有人人都干同样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干的连同类事情都算不上。社会科学也在于过去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做的研究，可是不同的学者会选择构建并诉诸自己学科中不同的传统。当我说“社会科学的承诺”时，我希望读者清楚，我指的是我看到的那种承诺。
我们不妨从这些角度来看看失业问题。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要想施以救济，我们应该看看这人的性格，还有他的技能，看看他眼前有什么机会。但在一个拥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我们不能指望在任何一个个人所面临的机会的范围内就能找到解决之道。因为机会的结构本身已经崩溃。要想正确地表述问题所在，并找出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就必须考察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不只是零散个体的个人处境和性格。
就在当前，社会科学家对自己所选研究的可能走向也普遍感到不安，在学术意义上和道德意义上皆是如此。而在我看来，这种不安，连同那些产生不安的令人遗憾的趋势，都属于当代思想生活的一种整体不适。不过，社会科学家身上的这种不安或许更为刺痛，哪怕只是因为引领他们领域中的大部分早期研究的承诺更加宏大，他们所处理的主题性质特殊，以及今日的重要研究面临的需要相当急迫。
而议题所涉及的事情，则必然会超出个体所置身的这些局部环境，超出他内在生活的范围。它们必然涉及许多这类情境是如何组合成作为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项制度，而各式各样的情境又是如何相互交叠，彼此渗透，以形成社会历史生活的更宏大的结构。议题是一种公共事务：公众觉得自己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至于那种价值究竟是什么，威胁它的到底是什么，往往众说不一。这样的争论常常缺乏焦点，哪怕只是因为议题本质如此，不像困扰，9甚至是广为蔓延的困扰，它无法基于普通人切近的、日常的环境，对议题做出精准的界定。事实上，议题还往往牵扯到制度安排方面的某种危机，而且经常关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矛盾”或“对立”。
并非人人都有这种不安，只不过有些人对于承诺念兹在兹，心怀赤诚，足以承认当前许多努力外表矫饰，实质平庸；对他们来说，许多人并无不安这一事实本身，只会加剧他们的不安。坦率来讲，我希望加剧这种不安，确定它的某些源泉，以便将其转变成一种具体的激励，去实现社会科学的承诺，清理场地，另起炉灶：简言之，我希望去指明眼前的一些任务，点出目前必须做的研究中可以利用的手段。
困扰发生在个人的性格当中，发生在他与别人的直接关系当中；它们必然牵涉到他的自我，牵涉到社会生活中他直接地、切身地意识到的那些狭隘的领域。因此，这些困扰的表述和解决完全在于作为一个人生整体的个体，在于他的切身情境所及，而他的个人经历，以及某种程度上他的有意活动，所能直接触及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场景。困扰是一种私人事务：某个人觉得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
目前来说，我所倡导的社会科学观尚未占据上风。我的观念反对将社会科学当作一套科层技术，靠“方法论上的”矫揉造作来禁止社会探究，以晦涩玄虚的概念来充塞这类研究，或者只操心脱离具有公共相关性的议题的枝节问题，把研究搞得琐碎不堪。这些约束、晦涩和琐碎已经导致当今社会研究出现了危机，并且丝毫看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最富收益的区分或许就是“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这种区分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也是社会科学中所有经典研究的共有特征。
有些社会科学家强调需要有“技术专家研究小组”；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强调学者个人才是最重要的。有些人殚精竭虑，反复打磨调查方法和技术；另一些人则认为，学术巧匠的治学之道正在遭人遗弃，现在应当重振其活力。有些人的研究遵循着一套刻板的机械步骤；另一些人则力求培养、融入并应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些人沉溺于所谓“理论”的高度形式主义，把一堆概念拼来拆去，这在另一些人看来属于过分雕琢。后面这类人只有在明显能扩大感受范围、增进推理所及的时候，才有冲动去详细阐发术语。有些人格局狭隘，只研究小规模的情境，指望能“逐步积累”，以发展成有关更大规模结构的观念；另一些人则直接考察社会结构，力求在其中“定位”许多较小的情境。有些人完全忽略比较研究，只考察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一个小共同体；而另一些人则基于充分的比较视角，直接研究全球各国的社会结构。有些人将自己的精细研究局限于时间序列上非常短暂的世间人事；另一些人则关注仅在长期历史视角下才能凸显的议题。有些人根据学院系科来确立自己的专门化研究；另一些人则广为借鉴各个系科，根据话题或问题来确定研究，而不管它们在学院体系里位居何处。有些人直面各式各样的人生、社会与历史，另一些人则不会这样。
二
诸如此类的对比，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对比，都不必然是真实确凿、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择。虽说在如政客一般的激烈争吵中，或是在贪懒求安的专业化旗号下，它们往往被当成这样的抉择。在此我只想初步地谈谈，本书结束时我再回到这个问题。当然，我很希望能够呈现出自己所有的偏见，因为我认为，评判应当是坦诚的。但我也努力抛开自己的评判，阐述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与政治意义。当然，相比于我打算考察的那些人，我们的偏见程度可谓是半斤八两。就让那些不喜欢我的偏见的人拒绝我的偏见，以此让他们的偏见也像我一样，努力变得清楚明确、公开坦诚吧！这样一来，社会研究的道德问题，也就是社会科学作为一项公共议题的问题，就会被人认识到，讨论也就有可能展开了。如此，人们在各方面将更为自觉，这当然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事业能够具备客观性的前提条件。
综上诸因，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人们现在可以期望把握世事进展，理解自身遭遇，并视之为人生与历史在社会中的相互交织的细小节点。当下的人在看待自己时，就算不是作为永远的陌生人，至少也会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这种立场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人们能深刻认识到社会的相互依存性，认识到历史的转型力量。而这种自觉意识最富收益的形式，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运用这种想象力，原本心智活动范围狭隘的人往往开始感到，自己仿佛在一座本该熟悉的房子里突然惊醒。无论正确与否，他们往往开始觉得，自己现在可以得出充分的概括、统合的评估、全面的定向。过去显得理据充分的决定，现在来看，似乎成了无法解释的糊涂脑袋的产物。他们感受惊奇的能力重焕生机。他们获得了新的思维方式，经历了价值的重估。简言之，他们通过冷静的反思和敏锐的感受，认识到了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
概言之，我相信，可以被称为经典社会分析的是一系列可以界定、可以利用的传统，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其问题也直接关涉着紧迫的公共议题和挥之不去的人的困扰。我还相信，这一传统的赓续目前遇到了重大阻碍，无论是在社会科学内部，还是在其学院环境和政治环境方面，尽皆如此。但不管怎么说，构成该传统的心智品质正愈益成为我们整体文化生活的一个共同特性，无论其面目多么模糊不清，包装多么芜杂混乱，总归是越来越被人们视为不可或缺。
无论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强权大国，还是一种意境、一户家庭、一所监狱、一则教义，一流的社会分析家都要追问这些问题。它们是有关社会中的人的经典研究的学术支点，是任何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头脑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因为所谓想象力，就是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例如，从政治视角转向心理视角，从对单个家庭的考察转向对全球各国预算的比较评估，从神学院转向军事机构，从石油工业转向当代诗坛。这种能力上及最为遥远、最非人化的转型，下至有关人的自我的最私密的特征，并且还能考察这两端之间的关系。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时，应始终蕴含着一种冲动，要去探知置身于这个社会、这个时期，并被赋予其品质和存在的个体，在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上具有什么意义。
在我看来，许多实际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尤其是在美国的人，都谨小慎微，迟迟不愿应对当下摆在他们面前的挑战。事实上，许多人已经放弃了社会分析的学术任务和政治任务，还有些人无疑只是担不起他们仍然被赋予的角色。他们有时显得几乎是特意故技重施，怯懦可谓变本加厉。然而，尽管如此迟疑，无论公共关注还是学术关注，现在都非常明显地聚焦在他们宣称要研究的那些社会世界上，所以必须承认，他们面临着独一无二的机遇。透过这种机遇，我们看到了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看到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文化用益，也看到了有关人与社会的研究的政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