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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黑颚猴呼叫与人类说话之间，还有一个差异，那就是：人类的话语有阶层结构，因此低层次的少数元素，能在上一个层次建构许多项目。我们的语言利用许多不同的音节，所有的音节都是由同一组声音构成的。我们组合这些不同的音节，就能创造几千个字。这些字并不是杂乱地连成一串，而是先组织成片语，再以片语组成句子。因此句子的数量可以是无限的。（语音、音节、字、片语、句子，是语言的5个基本阶层。）相对而言，长尾黑颚猴的呼叫无法分解成更小的构成单位，事实上，长尾黑颚猴呼叫连一个组织层级都没有。
英文中的文法字包括介词、连接词、冠词与助动词（如“can”，“may”，“do”和“should”）。了解“文法项”的演化，比了解“语项”的演化，难多了。对一个不懂英语的人，你可以指着自己的鼻子，解释“nose”这个单词的意义。同样地，猿类也可能彼此了解代表名词、动词与形容词的咕噜声。但是你如何对不懂英语的人解释如“by”，“because”，“the”和“did”这些词的意义呢？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发明种种“文法项”的？
我们从小学习所有这些人类语言的复杂结构，从来没有觉察其中的支配规则。除非我们到学校学习语文或学习外语。不然我们不会接触“文法规则”。人类语言的结构非常复杂，职业语言学家找出的规则，许多是最近几十年才提出来的。大多数语言学家，从不讨论人类语言从动物界演化出来的可能，正是因为人类语言与动物呼叫之间的这个鸿沟。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甚至不值得去猜想答案。
原始的人类语言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比较人类说话与长尾黑颚猴呼叫的差异，可以获得有用的线索。其中一个差别是语法，我刚刚提到过。人类有语法，长尾黑颚猴没有。也就是说，人类说话，字的顺序以及字的形式都关系到意义。第二个差异，是长尾黑颚猴的呼叫——就算是“词”吧——仅仅指涉你可以用手指出的东西或行动。你可以主张长尾黑颚猴的呼叫包括名词（鹰）与动词或动词片语（“小心！老鹰来了！”）。我们的词汇中，很明显地，包括名词、动词，还有形容词。在我们的话语中，指涉特定的物（名词）、行动（动词）或性质（形容词）的部分，合起来叫做“语项”。但是在典型的人类话语里，还有将近一半的“词”，纯粹是“文法项”，没有可以用手指出的外界对应物。
最早的文字在5000年前出现，它们与现代文字一样复杂，因此人类语言必然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像今天的一样复杂了。为了追溯语言演化的早期阶段，我们能不能找到说原始语言的原始族群？今天世界上还有些采集狩猎族群，在不久之前，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的水准，不是吗？在19世纪许多记载异域风情的书里，充满了关于落后族群的故事，说他们只有几百个语汇，或根本发不出适当的语音。只会发“啊！”的音，依赖手势沟通。那是达尔文对火地岛（位于南美洲南端）土著语言的第一印象。但是所有那样的故事，纯属虚构。达尔文与西方探险家，只是很难从不熟悉的土著话语中分析出容易辨识的语音罢了。非西方人听西方人说话，也有同样的困难。与动物学家“听不懂”长尾黑颚猴的呼叫声、咕噜声，是同样的经验。
简言之，人类与动物的声音通讯，诚然有很大的鸿沟，科学家对动物语言的研究，正在迅速地累积经验与知识，使我们有机会窥见动物声音通讯的极限。现在我们应该回到人境且观察人类的语言究竟可以“原始”到什么地步。我们已经发现了动物有复杂的“语言”，那么人类最原始的语言会是什么样子的？
事实上，语言的复杂程度，与社会/工艺的复杂程度，毫无关系。工艺技术原始的族群，说的语言并不原始，我与新几内亚高地上的弗雷人相处，第一天就发现了这一点。弗雷语言文法复杂得有趣，有芬兰语、斯拉夫语的特征，动词时态与动词片语的规则，又与所有我知道的语言不同。我前面提过，新几内亚的依瑶语有8种母音声调，职业语言学家即使学了好些年，对有些语音的细微变化，仍然难以察觉。
我不大相信人类以外的灵长类，会演化出什么声音通讯的语法，与人类语言的语法难以比拟。不过，任何其他动物是否演化出语法？仍是个开放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果真有动物演化出了语法，最有可能的，就是野外的两种黑猩猩了，可是目前还没有人针对它们研究过这个问题。
因此，有些族群即使仍然使用原始的技术，他们的语言可不原始。另一方面，克罗马侬人遗址出土了许多当年的器物，可是没有留下当时的话语。既然找不到语言演化的环节，我们就缺乏适当的证据，讨论人类语言的起源。于是我们被迫尝试比较间接的途径。
研究长尾黑颚猴的呼叫，至今没有发现过文法。它们大部分咕噜声与警告呼叫，都是“单声”。要是它们发出一串（一个以上的）单声，所有的分析都显示：它们只是重复同一单声罢了。长尾黑颚猴“回答”其他长尾黑颚猴的发声也一样，或只发单声，或重复同一单声。南美的卡布钦猴与东南亚的长臂猿，呼叫声的确包括好几个元素，而且也似乎有固定的顺序或组合，但是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些组合的意义（我们人类弄不清楚，不代表它们自己也不清楚）。
途径之一，是观察那些没有机会听见人类说话的人，看他们会不会自然地发明一种原始的语言。根据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埃及国王普萨美提克斯（Psammeticus）做过这样的实验，目的在确认最早的人类语言是哪一个。国王将两个新生婴儿送交一位独居的牧羊人抚养，命令他不得发出任何声音，不得与婴儿说话，并仔细聆听孩子说的第一个字。牧羊人忠实尽责地回报国王：两个孩子起先只会吐露无意义的含糊语音，可是到了两岁，两人会向他跑去，开始反复地说“becos”。由于那个字当时在弗里吉亚语（土耳其中部）中是“面包”的意思，据说普萨美提克斯因此同意：弗里吉亚人是最古老的人类。
现在让我们面对最后一个还没回答的问题：动物的声音通讯，究竟有没有文法或语法？人类不只是拥有一个包含几千个意义不同的“词”的词汇。我们会根据文法规则，组合不同的字造句，必要时变化字的形式；句子的意义，也由文法规则规定。根据文法，我们可以利用数量有限的词汇，构造数量无限的句子。为了说明这一点，请看下列两个句子，字都一样，可是意义完全不同：你那小狗咬了我老妈的腿，我那老妈咬了你小狗的腿。如果没有文法规则，这两个句子的意义就会完全一样。大多数语言学家，不管动物的词汇有多大，除非有文法，不会承认动物也有“语言”。
这个实验确实严格遵循了国王的指示吗？很不幸，希罗多德的简短陈述，并不能使怀疑者信服。一些学者反而振振有词，拿这个故事当证据，尊他为“谎言之父”，而不是“史学之父”。当然，我们都知道：婴儿若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长，长大后就一直不能说话，也不会发明或发现语言，例如著名的“狼孩”阿维洪（Aveyron）。但是，在现代世界，普萨美提克斯实验的变体，却已经发生过几十次。参与实验的人，是整个族群中的小孩，他们身边的成人，说的语言极为简化又不稳定，与正常孩子两岁时说的话，颇为类似。那些孩子会无意识地继续演化他们自己的语言，比长尾黑颚猴的呼叫系统更为先进，但比正常的人类语言简单。结果就是一种叫做“克里奥耳语”（creole）的新语言。“克里奥耳语”与它的前身“洋泾浜语”（pidgin），也许可以提供有用的线索，让我们建构人类语言演化过程中的环节，有些根据。
灵长类行为学家在田野观察过大猩猩的队群行为：它们可能会停留在一个地点很长的时间，只是坐在一起，彼此以难以分辨的声音模糊咕噜来，咕噜去，直到突然间，所有大猩猩同时站起身来，朝同一个方向行进。看过这一幕的人，不免会在心中嘀咕：或许在那一团声音中，隐藏着沟通的细节。猿类受到发声道解剖构造的限制，无法像人类一样发出那么多子音、母音，因此猿类的词汇不可能像我们那么多。不过，我相信非洲大猿的词汇，一定比长尾黑颚猴多得多，可能包括几十个“词”，也许还有队群中每个成员的名字。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新知识正在迅速地累积，我们对于猿类与人类的语言鸿沟，应抱持开放的态度。
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克里奥耳语”，是新几内亚的通用语，叫作新美拉尼西亚语，或者“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不是个正确的词，会让人产生不正确的观念，因为新美拉尼西亚语并不是“洋泾浜英语”，而是从一种先进的“洋泾浜语”发源、演变而成的“克里奥耳语”——待会我会解释两者的区别——许多不同的“克里奥耳语”都被误以为是“洋泾浜英语”。）巴布亚新几内亚面积与瑞典差不多，可是有700种土著语言，没有一种语言的说话者，超过总人口的3%。在这种情况下，难怪会需要一种通用语言。于是在18世纪初，英国商人与水手到达这儿之后，就出现通用语了。今天，新美拉尼西亚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不仅是会话用语，许多学校、报纸、广播，以及国会讨论国是，都用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