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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物种（智人）目前以人口论、以地理分布论、以掌握的力量论，以支配的地球产值论，都处于全盛时期。那是好消息。坏消息是，我们也正在逆转进步的进程，速度非常快，不仅抵消了目前的进步发展，还侵蚀了往日的业绩。我们掌握的力量威胁了我们的生存。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一场突然发生的热核爆炸（核战争），还是漫长的老牛拉破车过程，因为无力因应长短期环境问题而陷入不可逆的衰败结局，大气升温、污染、栖境破坏、人口爆炸引起的粮食不足、粮食生产不足造成的饥荒、食物链中关键物种被消灭导致的食物资源锐减，都把我们引入那个死胡同。这些危机是新鲜事吗？流行的观点认为：它们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玩意儿，是吗？
大家都相信：在自然状态中，物种与物种，以及物种与环境，都保持平衡的关系。猎食者不会对猎物赶尽杀绝，草食动物也不会过度消耗植被。根据这个观点，人类是惟一的例外，不懂“平衡”为何物。果真这个观点是对的，大自然就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了。
这个观点当然有见地，以物种灭绝而言，在自然状态中灭绝的速度怎么都比不上现在人类造成的灭绝，只有极少的情况是例外。这种极少的情况，可以用6500万年前的大灭绝作例子，那一次可能是一颗天外流星造成的，恐龙时代因此结束了。由于演化过程中物种分化的速率非常缓慢，自然灭绝的速率也必然非常缓慢，否则地球上的物种早就死绝了。用另一种方式说，比较脆弱的物种很快就被淘汰了，在自然中持续生存很久的，都是非常强韧的物种。
不过，那个一般的结论，在物种灭绝方面，仍然给了我们许多有启发性的例子。几乎所有已知的例子，都有两个成分。第一，例子中都有（一种或多种）物种进入了从来没有到过的环境，那里原先的物种是入侵物种的猎物，可是却不知如何应付新出现的猎食兽。一旦生态系统尘埃落定，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新发现的猎物中也许就有一些绝种了。第二，在新环境中灭绝其他物种的猎食兽，都是所谓的“转辙猎食者”（switching predators），不只依赖一种猎物维生。虽然这类猎食兽灭绝了一些猎物物种，但是它们能够“与‘食’变化”以其他物种维生。
这样的灭绝往往是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将物种输入新地点造成的。老鼠、猫、山羊、猪、蚂蚁，甚至蛇，都是“杀手移民”（外来的杀手）。举例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原产的一种树蛇无意中上了一艘船或飞机，被运到先前没有蛇的关岛。结果，关岛上的林鸟灭绝了，或处于灭绝的边缘，因为它们没有时间演化出防御措施。不过这种树蛇并没有“吾与汝偕亡”，因为鼠辈、树鼬、蜥蜴都可以当作食物。再举一例，白人带到澳大利亚的猫与狐，先以澳大利亚土产的小型有袋类与鼠辈维生，吃完了之后，再找兔子和其他的猎物，仍然活得好好的。
我们人类是“转辙猎食者”最好的例子。我们什么都吃，什么蜗牛、海草、鲸鱼、草类（真菌）以及草莓，一律欢迎。任何物种只要我们看上了，都不妨大吃特吃，赶尽杀绝后，变换口味可也。因此，每一次人类侵入一个先前没有居住过的土地，都会引发一波生物灭绝。渡渡鸟已经成为“绝种”的同义词，它是印度洋中毛里求斯岛上的“原住民”。自从1507年西方人登上毛里求斯后，岛上的陆鸟与水鸟已经灭绝了一半。渡渡鸟身材大，可食用，不会飞，饥饿的水手容易捕捉。夏威夷的鸟类，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自从150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登陆后，就大量灭绝了。11000年前，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进入新大陆后，美洲的大型哺乳类就大量灭绝。在人类已经生活很久的“老地方”，狩猎技术若有重大突破，也会引发灭绝浪潮。举例来说，阿拉伯羚羊（Arabian oryx）是一种美丽的羚羊，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中已经生活了100万年，尽管早就是人类狩猎的对象，但直到1972年才成为濒危动物，祸首是威力强大的来复枪。
因此，不知节制地将某一特定猎物逼进绝种境地，然后“转辙”，以其他物种维生，不是人类的专利，在动物界有许多先例。那么，动物族群会不会为了生存，反而破坏了整个资源、基础，把“前途”也吃下肚呢？动物界有没有这种先例呢？这样的结果并不寻常，因为动物族群的数量受许多因素的调节，要是数量太大，死亡率会上升，数量太低，出生率会上升。举例来说，调节死亡率的外在因素，如猎食者、疾病、寄生虫与饥荒等，会与族群密度成正比。而族群密度升高后，也会触发动物的反应，例如杀婴，繁殖异常、暴力倾向升高。这些反应与外在因素，通常会降低族群数量（与密度），在资源耗尽之前，整个族群对于资源的压力就缓解了。
然而，有些动物族群真的把自己的前途“吃”掉了——它们不停地吃，于是灭绝了。一个例子是1944年被带到圣马太岛上（白令海）的29头驯鹿。到了1963年，它们已经繁殖到了6000头。但是驯鹿以地衣维生，而地衣是真菌绿藻（或蓝绿菌）的共生体，生长非常缓慢。大陆上的草食动物通常以迁徙方式让牧场休养生息，可是这一招在圣马太岛上不管用。1963—1964年冬季，气候特别严寒。驯鹿找不到食物吃，禁受不起。最后只剩下41头雌性，外加一头没有生育能力的雄性，以及遍布全岛的驯鹿尸体——这个族群注定了灭亡的命运。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20世纪初引入利相斯基岛（夏威夷岛西部）的兔子。在10年之内，兔子将岛上的植被都吃尽，只剩下两株牵牛、一小片芋草——以及饿死的兔尸。
“生态自杀”的例子，当然不止上面两个，共同的特点是：原先控制族群数量的机制突然“消失”了。驯鹿与兔子的数量，通常受猎食者的制衡，而驯鹿在大陆上，可以迁徙，让经过啃嚼的“牧场”休养生息。但是圣马太岛与利相斯基岛都没有猎食者，迁徙又不可能，所以动物的繁殖与进食都没有受到制衡。
我们仔细考虑之后，可以看出：过去约束人口成长的因素，近来人类已经成功地摆脱了。很久以前，人类就不受猎食兽的威胁了；20世纪医学又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威胁；我们控制人口数量的主要“行为技术”——如杀婴、长期战争、禁欲等——大众越来越不支持。现在，人类的人口每35年增加1倍。我们承认，比起圣马太岛上的驯鹿，这个增长率并不快。地球岛比圣马太岛大，我们的资源有些比地衣有弹性（不过其他的资源——例如石油——弹性就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在本质上，我们的结论仍是一样：没有一个生物族群可以无限期地繁殖下去。
因此，我们现在的生态困境，动物界有许多具体而微的例子。我们与许多“转辙猎食者”一样，进入新的栖境殖民，或练就了新的毁灭本领，我们捕猎的一些物种就会灭绝。一些动物族群，一旦突然摆脱了先前的制约，数量就会迅速增加，资源因而破坏，整个族群继而灭绝，我们也面临相同的风险。那么，有人认为我们一向都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我们大量毁灭物种，过度开发环境，都是最近200多年的事，是真的吗？本书最后3章，就要讨论那个卢梭式的幻想。
首先，我们要仔细地检验大家对于“先前存在过一个‘黄金时代’”的信念。人们相信在那个黄金时代我们像“高贵的野蛮人”一样，与自然维持着十分和谐的关系，实践“斧斤以时入山林”之类的环保伦理。实际上，在最近的10000年间，人类的“生存空间”每一段扩张，都与生物大灭绝“巧合”。在更早的时候，可能也是那样。人类对那些灭绝事件的直接责任，在最近的扩张中最明显，证据仍然“新鲜”得很：欧洲人自1492年以来的全球扩张，以及稍早波利尼西亚人与马尔加什人殖民大洋中的海岛。更早些的事例，如人类首次进入美洲与澳大利亚，也发生了大灭绝，不过证据多少已经湮灭，所以因果关系不易令人信服地建立起来。
不止我们的“黄金时代”观念被大灭绝玷污了。我们还发现：有一些小岛上的人类族群也无法永远经营下去，虽然较大的族群还没有遭到同样命运的例子，可是许多大族群已经破坏了他们的资源，濒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最明显的例子，来自孤立的文化，例如复活节岛与阿纳萨齐文明。但是环境因素也驱动了西方文明的主要转折，包括中东、希腊、罗马霸权的相继崩溃。因此，滥用环境、走上自毁之路，不是现代人发明的把戏，而是人类史上源远流长的原动力。
然后，我们对“黄金时代大灭绝”中规模最大、最具戏剧性、最富争议的一个，更仔细地检视一番。大约在11000年以前，北美洲与南美洲两块大陆上，几乎所有大型哺乳类都灭绝了。大约也在那时，人类——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定居美洲的证据，铁案如山。自从100多万年前，直立人离开非洲的欧亚大陆开始殖民，这是人类地盘最大的扩张。最早的美洲人与最后的美洲大型哺乳类，在时间上巧合；同时，世上其他地区并没有发生类似的大灭绝；有些现在已经灭绝的野兽，当年是人类猎杀的对象，证据确凿。一些学者根据以上三点提出了“新大陆闪电战”假说，他们认为：第一批进入美洲的人类猎人，一面繁殖，一面从北美向南美南端推进，他们一路上遇见的大型哺乳类，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人类，根本不知如何应付人类。人类猎杀那些大型兽，得心应手，因此造成它们的灭绝。虽然批评这个假说的学者，至少数量与支持的学者相当，我们会让读者了解这个辩论的意义。
“人类消灭的物种，究竟有多少？”这是我们最后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会从证据确凿的案例谈起。许多物种是在现代灭绝的，而且有明确的记录，我们彻底搜查过它们的后裔，因此可以确定它们的确灭绝了。然后，有三个我们不甚确定的数量，得估计一番：一、我们已有好久没见过的现代物种，它们在未被人注意到之前，已经灭绝了；二、科学界还没“发现”与命名的现代物种；三、现代科学兴起之前，人类消灭的物种。那个背景能让我们评定：我们消灭物种的主要机制，以及人类在我们的下一代有生之年可能消灭的物种数量——如果目前的速率不变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