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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招那天，我正一边听着伊迪丝·皮雅芙（Édith Piaf）的歌，一边煮我的意大利面。电话响了，是一个住南特的朋友。他声音紧张地告诉我，当地的医科教学与医疗中心（CHU）刚发现了一名埃博拉患者，这是他朋友从推特上看到后告诉他的。其实这是条假消息，不过越传越真，我们全都相信了。其实不久之后，那家医院就发布了辟谣的公告，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条消息却鲜有人问津。媒体上并未出现有关这次感染的报道。但我还是不安地发现，已经有几十名疑似接触过那位患者的病人被隔离了。有一个几内亚裔学生回了法国，他所在小学的学生家长就纷纷阻止自己的孩子去上学。机场开始测体温，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的医生形象开始出现在各大报纸上。恐慌简直要把我压垮了！
信息传播不仅会丢失原始版本中的重要细节，往往也会加入新的要素，再传播给其他人。比如，被试中有一位特别健谈，聊到自己有些担心还在哺乳期的姐妹。没想到这点家长里短很快就成了证据确凿的事实——“二氯苯氧氯酚对哺乳期母婴有危害”。
其实，埃博拉病毒并没有在美国境内继续传染。整个欧洲也只有一名西班牙护工感染了，因为她照顾了一名去过塞拉利昂的传教士。不过那又怎么样？谣言和恐慌依旧迅速扩散。到2014年秋天，连我也被“传染”了。
有时候，信息越传越可怕，其警告色彩被加强，而另一些时候则正相反。二氯苯氧氯酚威胁健康的风险在有些组里传着传着就淡化了，聊天的重点更多的是媒体在这个问题上的夸张态度，或者未得出定论的实验结果。这样的差别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有的组会将危险信号放大，而另一些组会对危害轻描淡写？秘密就在于每组成员的构成。如果组员中的大多数本来就担忧化学品会影响内分泌，那么消息就会越传越严重。相反，在大部分人都不太为之困扰的那一组里，一模一样的信息则会被越传越轻松。就像巴特莱特的实验所展示的，一个人群的主流倾向会扭曲在其中传播的信息。
美利坚合众国警钟长鸣！一支传染病专家组立刻进驻达拉斯，找出所有与邓肯有过接触的人。他的家人、邻居、医护人员……第一批15个密切接触者在全世界媒体惊疑的目光下被隔离了三个星期，由传染病专家严密监控其健康状况。等到病毒感染的症状在其中两名护士身上开始显现时，另一种“流行病”也开始在欧洲和美国蔓延，那便是谣言和恐慌。
我们在实验完成后测试了参与者对二氯苯氧氯酚的担忧程度。大部分人的判断都比之前更极端：组员大多忧心忡忡的那一组被试，变得比实验前更担心这种化学物质对人类的危害；而那些进了组员心态更轻松一组的参与者，则觉得这个问题更不值得操心了。很显然，多数人所持的观点被放大了。
埃米尔的死仅过去9个月后，传染病换上了一副新面孔。美国达拉斯的得州卫生长老会医院在半夜接诊了一名42岁的男子托马斯·埃里克·邓肯，他刚从利比里亚旅行回来，发了高烧。当夜，医院给他开了些抗生素让他回家休养。两天之后，他又回来了，这回是救护车送回来的，而且生命垂危。2014年10月8日，邓肯离世。埃博拉病毒横渡了大西洋。
这一结果难道不令人惊讶？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找几位意见相近的人，在他们当中散布一个与他们原有看法相左的信息，这样做的本意是改变他们的看法，可是过不了多久，这条信息就会被传走样，变成跟他们最初的意见一致的看法。你的沟通不仅不能改变他们的主意，还会使他们更顽固！请注意，这种现象并不会表现在个体层面。大部分人在独处时都足够聪明，能认清并接受真相。但在群体层面，事情就不同了。每一次信息传播都对原始信息进行了微不足道的点滴篡改，积少成多之后，会让某一部分观点得到显著的放大。
从“零号病人”埃米尔开始，长达2.8万人的传染链迅速形成。经由一次次传播，病原体很快于2014年3月抵达了首都科纳克里（Conakry），一个300万居民的大城市。几个星期以后，埃博拉病毒跨越国境线，入侵邻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瘟疫所到之处，一共造成11 300例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