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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你明白为什么我不可能真的组织一大群人参加紧急逃生实验了，尽管理解进而控制这类高压情境显然是大众学的基本课题之一。炸弹警报、恐怖袭击、火灾、地震、海啸……现实中紧急疏散的情况并不罕见，我们却很难在此情此景下收集到便于科学分析的有效数据。没有数据，研究又怎么推进呢？
拥堵、社会性困境、连锁反应……紧急逃生显然是内涵最丰富、最具应用意义的研究课题之一。然而它也不能回避那个老问题：如何在实验中研究这些情形？
那么为什么不应欺瞒被试呢？首先，这在道德上有漏洞。更重要的是，如果后续的被试听说了这类幕后操纵，在接受实验之前会产生戒备提防之心。比如说，如果米尔格伦先生明天再邀你参加一项新的研究，你肯定会想：“这又是编好的一出戏！”在这种心态下，被试行为就失去了真正的实验价值。相反，如果研究机构公开信守从不欺瞒被试的原则，对被试的观察就会建立在更纯粹、更可信的行为基础上。
坐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Avatar）的时候，灵感忽然降临我身！在这部由詹姆斯·卡梅隆于2009年出品的科幻电影里，一种计算机程序使片中角色能够控制他人的身体，操纵他们的化身（avatar）穿越潘多拉星球上凶险的丛林。操纵者舒舒服服地坐在指挥中心，任由他们的化身去历尽千难万险。
每个实验室都有各自要遵守的职业操守“宪章”。我工作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在这方面属于警惕性最高的那一类，连事先对被试隐瞒实验真实性质这样的操作都不允许。像所罗门·阿希那样，跟被试说他接受的是一个视觉实验，结果他身边坐的都是些假装看错的科研“演员”，这是不行的；或者像关于权力服从的著名的斯坦利·米尔格伦实验那样，让被试以为自己在对他人施加高压电，其实电击对象只不过在假装疼痛，这种事也行不通。我们研究所宁肯错过科学发现的机会，也不愿意损害科学的正当形象。
如果有这种技术，就不需要科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了！我们可以将虚拟的化身投入各种危险情境，而实验参与者则安全地待在实验室里。让一大群化身尝试从燃烧的大楼里逃生，这该是多么不同凡响的实验。
科学伦理委员会负责批准或者否决科学实验的预案，相当于科研界的警察局。如果你想在被试身上施加高压电击，以测试他们对疼痛的忍耐度，你还是打消念头吧。这实验绝对不会得到批准，永远别想。
真的能开发出这样的实验吗？在现实中确实存在许多技术解决方案。有些大众研究学者已经开始在虚拟环境下开展他们的实验了。比如美国布朗大学的心理学家威廉·沃伦（William Warren），他在对空间导航的研究中充分使用了这一手段。被试们戴上研究者设计的虚拟现实（VR）头盔，沉浸入实验室内的想象世界。在虚拟现实中，科学家们观察行人如何避开障碍，如何在建筑中反复摸索，如何找到逃生出口，而这一切都不需要离开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