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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凯文·贝肯登上了舞台。三个影迷小伙子的表现传到了瓦茨的耳朵里，他立刻联系了他们。距离三人组在宿舍里绘制著名影星之间的人际关系网已经有4年过去了，但这张关系网正中瓦茨研究的靶心。这是研究人员第一次有机会审视我们人际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而其结构是无比惊人的。
两人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把连接5 000余名研究对象的超过50 000条社会关系一一整理出来。跟演员人际关系网不同，弗雷明翰居民社交网络中包含了大量关于个人健康状况和行为习惯的信息。
又过了30余年，一位年仅27岁的澳大利亚年轻人的研究，最终揭示了这张“人网”的奥秘。1998年，邓肯·瓦茨成为康奈尔大学数学家史蒂文·斯托加茨（Steven Strogatz）的博士生，他的研究工作就是天天晚上戴着头灯爬树抓蝗虫。他的研究课题是蝗虫的集体鸣声。他想知道，群虫当中的个体是如何彼此影响的。他的思考一步步将他引向了米尔格伦的“六度分隔”理论，随后是人际网络。但由于缺乏分析数据，他的研究陷入瓶颈。
不出所料，这张网络同样符合“小世界”特征。出人意料的是，网络上每个研究对象的分布位置并不是随机的：那些位于紧邻区域的人有着相似的个人资料。比如抽烟的人、喝酒的人、肥胖的人、抑郁的人、快乐的人都扎堆分布，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给小镇上的居民分组。这些社交群组里，有的可以多达数百人，而每两个人之间只需要三个中间人就能联系起来。如果一个调查对象是吸烟者，与他交往的人当中极可能出现另一个吸烟者，后者又连着另一个同好，而此人又会有一个抽烟的亲朋好友。
说到底，米尔格伦的研究基本上并未解答问题，但他至少向我们表明了一个事实：“人网”与渔网的结构并不相同。两个人之间或多或少需要一些中间人才能产生联系，而这自然使信息的传播链变长了。
如何解释这种相关性？你也许会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抽烟的人有机会在吸烟区结识另一个抽烟者，胖人更容易接受另一个跟自己同样体形的人并与之结婚。因为两人有共同点，他们之间就更易于产生社会联系。
也就是说，从我连上奥巴马只需要两步，从他再多走一步，就能连到地球上差不多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而从这位国家元首往下找，又能很快连上其他人，不管是一个中国工人，还是一个澳大利亚原住民。再举一例，奥巴马肯定认识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奥朗德又不可能不认识法国驻摩洛哥大使，而大使碰巧曾经是我亲爱的妈妈的上司。所以，我只需要包括美国前总统在内的五个中间人，就能和我妈妈关联上——当然，我也可以抛开这五人，晚上下班回家直接给她一个拥抱。
不过，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给出了一个相反的、稍微有悖常识的解释：正是因为两个人有社交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才变得相似。这叫“社交传染”。烟酒瘾、饮食习惯、运动偏好、情绪状态……这些都跟病毒一样会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