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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的一个上午，他正在伦敦的一场讲座上介绍自己的研究，附近不远处的地铁站忽遭炸弹袭击。他刚被疏散出来，便就地开始现场采访。90位搭乘被炸弹袭击的列车的乘客接受了采访。结果与“9·11”的现场证词惊人的一致。尽管人们都意识到危难临头，烟雾弥漫的地铁站里却极少出现自私自利的行径。一名女性回忆道：“我们手拉着手，共渡难关。有水的人分给大家喝，我们还一起安慰那些吓慌了神的人。”90名受访者中，有42名提到自己帮助过别人，26名得到过陌生人的帮助，50人亲眼见证了互助的场景，只有7个人声称见到了挤撞他人，或拒绝伸出援手的自私行为。
难道人类真的会对同类的苦难无动于衷？不，先别灰心。科学家又做了另一个版本的实验。结果恰好相反。如果让被试相信自己正独自与遭难的人交流，85%的人都选择了施以援手。可见，是旁人的在场麻痹了个体！
约翰·德鲁里教授解释，在此类情境中，人们因试图帮助他人而丧生的概率，确实高于因抢先逃命而丧生的概率。换句话说，在险境中，单打独斗比充当超级英雄更容易保命。尽管如此，人群却不改互助与合作的自然倾向。因此，心理学家建议决策部门在危急情况发生时保持信息的公开透明，让群众成为一股团结合作的力量，而不是像“泰坦尼克号”的船组人员那样，在沉船时为了避免乘客恐慌而谎称没有险情，只是一场常规演习。
你肯定已经猜到，这不过是心理学家为了观察人在此类紧急情况下的反应而导演的一幕“实验剧”。雪莉事实上是独自一人接受实验的。癫痫患者以及其他4位旁观者的声音都是事先录好的。实验结果令人不安，在75名被试中，起身为他人寻求救援的人数还不到1/3。
慷慨的传染
雪莉戴上耳机，仔细地听起别人的发言来。没过一会儿，其中一个人以惊人的坦诚讲起了自己的经历。他说纽约的生活方式压力太大，考试周他有时会紧张到癫痫发作。他越说越激动，呼吸粗重，声音变得时断时续。事情不太对劲……突然，耳机里传出一声巨响，像是有人摔倒了，随后是几声呼救：“我发病了……快喊人……我要死了……”雪莉环顾自己身处的空屋子。这个痛苦的人应该就在附近，要不要叫实验组织者呢？另外那四个被试应该跟她一样听见了癫痫发作时的呼救声，也许他们中的一个已经去叫人了？雪梨最终选择了待着不动，和基蒂遇害案中的旁观者一样，她选择了不作为。
做个小结：人具有慷慨大方的天性，压力和紧张情绪更会强化这一倾向。有关紧急逃生的研究也向我们展现了人群的互帮互助场景。“乌合之众”的阴暗面似乎只剩下好莱坞灾难片中的场面和“旁观者效应”了。我们可以认为卡梅隆导演的灾难大片并不算科学证据，那么对于拉塔内教授实验里那些不作为的旁观者，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拉塔内教授还强调，他不会听交谈内容，只想事后听听每人的体会。所以除了讨论组内的成员，谁也不会知道当天各位都说了什么。逐一解释清楚这些以后，他退出房间，合上了门。
2011年，德国心理学家彼得·费舍尔（Peter Fischer）进行了一项针对“旁观者效应”的元分析，整理并重新评估了围绕这一现象做过的各类科学实验，共计105个。它们的结论的确与拉塔内教授的实验结果大同小异：如果周围的人无所作为，被试也会见死不救。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先动起来，其他的人也都会马上跟着动起来，甚至会比第一个出手的人表现得更积极、更热心。换言之，我们的行为强烈地受他人的行为影响。人不出手，我不出手；人若救人，我必救人。这种动态规律与第6章我介绍过的“从众心理”十分相似。行为被人群扩散、放大后，可能导致整个群体麻木不仁，就像基蒂·吉诺维斯案中一样，也可能促使人们积极互助，如“9·11”逃生现场中那样。那些第一个做出行动或选择的人就像催化剂，引发他人竞相效仿。著名的“5%定律”在此或许依然有效，只要一小部分人主动选择帮助他人或者逃跑，就足以引起整个人群追随其行为。不过有效的人数比例尚未经实验证明。
4年之后的1968年，二人才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批被试。其中有一名纽约大学的学生，我们就叫她雪莉吧。教授首先将她带进一间形似录音棚的小房间里坐下，告诉她将加入一场讨论，和学生融入大学环境时遇到的困难有关。借助一套音响设备，她能跟旁边房间里的另外5位被试对话。心理学家解释，之所以把他们分开在不同的房间，是为了让他们不暴露身份，这样谈起话来能更无所顾忌。讨论时每个人轮番发言，有两分钟阐明观点。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其他人的麦克风处在关闭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