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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改革派的挑战，教会做出反宗教改革的回应（这里不妨把反宗教改革追溯到1545年召开的特伦托会议），这是更大的倒退。正如上文所见，教会的官方政策给予犹太人微薄的宽容，中世纪的教宗作为这一政策的执行者，通常是保护犹太人的。16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秉持人文主义精神的教宗特别偏袒犹太人，许多意大利主要城市的统治家族也如此，比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曼图亚的贡扎加（Gonzaga）家族、佛莱拉（Ferrara）的埃斯特（Este）家族等。而现在，教宗为了重新夺回对基督教世界的控制，开始打击一切宗教越轨者，犹太人也包括在内。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特伦托会议并未专门处理犹太人问题，但1541年成立的耶稣会却发起咄咄逼人的运动，让犹太人皈依。1555年，教会给意大利犹太人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当时教宗保禄四世下令，将罗马和其他教宗领地的犹太人隔离进带有围墙的犹太人居民区，即牢笼一般的隔都（ghetto），所有城镇的犹太人都必须住在那里，隔都的大门每天从日落到日出都会上锁。小镇上的隔都可能只是一条拥挤脏乱的街道，两头各有一扇大门。意大利第一个隔都于1516年在威尼斯建立，后来的所有隔都都沿用这一名称（“隔都”一词在威尼斯方言里的意思是“铸造厂”，这是威尼斯最初为限制犹太人而指定的居民区的名称）。意大利以外的一些城镇已经有带围墙的犹太居民区，尤以法兰克福为著。隔都现在成了犹太人生活的标志，起初在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教宗领地，然后出现在大部分意大利主要城市。建造隔都一直持续到1732年。
在反宗教改革的反动气氛下，宗教裁判所现在盯上从伊比利亚逃到意大利并回归犹太教的马拉诺；意大利不再安全，他们中的许多人又逃往奥斯曼帝国，正如第六章所说；我们在那章还提到教宗撤回对安科纳的马拉诺的保护，造成血腥后果。教宗领地上的犹太人必须佩戴区别身份的标记和黄帽，他们被禁止拥有房产，还被驱逐出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小城镇。意大利印刷的大量希伯来文书籍受到强制审查。
但是，即使反宗教改革的严格限制也没能阻止意大利犹太人生活和文化的欣欣向荣。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犹太人已变成一个相当多样化的群体。最初的拜占庭意大利犹太人（见第五章）此时遍布整个半岛，不同的移民群体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包括13和14世纪逃避迫害与驱逐的德意志犹太人，15世纪末被逐出伊比利亚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16世纪为寻求贸易机会而向西转移的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最后这个群体叫黎凡特犹太人，是半岛上继意大利、阿什肯纳兹、塞法迪之后的第四个犹太人群体。在稍大的城镇里，所有四个群体都保持各自的身份；在威尼斯的隔都，人们至今仍可参观古老的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和黎凡特犹太会堂。最后，在整个16世纪，马拉诺持续从伊比利亚半岛迁来。
像在中欧那样，意大利犹太人基本上被逐出手工业和商人行会，主要靠典当业和与近东的贸易为生，不过并没有统一的模式，犹太人在许多地方仍可从事不同行业。但通常，某个地方有犹太社群，完全是因为这里需要犹太人从事典当业。为了给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地方政府经常给个别犹太人颁发名为康多塔（condotta）的契约，允许他们在规定年限内住在某地，条件是必须在那里开典当行。有些地方设立基督教慈善贷款协会，就是想把犹太人排挤出典当业，或诱使他们降低利率。但在许多城镇，犹太典当行和慈善贷款协会和睦共处，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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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多塔制度还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在需要资本投入的大城市，整个社群的犹太人都会获得康多塔，以满足大规模项目的资金需求。（这就是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的背景。）契约需要定期更新，每次更新时会由犹太社群和地方当局谈判，议定条款。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生活有个特点最有趣：即使被赶进隔都，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这个多姿多彩时代的礼仪、品位、智力活动和消遣方式。就像西班牙的希伯来语黄金时代那样，希伯来语诗歌既是娱乐方式，又是社会和社群生活的载体。但在意大利，犹太人还用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写诗。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品味，意大利犹太人将布道发展成一种正式的演说；犹太布道者将布道文汇编出版，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音乐家特别是弦乐师比比皆是，合唱音乐大大发展，甚至犹太会堂里都能听到；所罗门·德罗西（Salomone de'Rossi）既为曼图亚宫廷创作世俗音乐，又为犹太会堂谱写经文歌。犹大·索莫（Judah Sommo）创作出第一部希伯来语戏剧。年轻人组织赛会，拉比们不得不就新事物辩论：是否允许在安息日踢球，是否允许犹太人打网球——因为网球比赛也是打赌的场合，而打赌可能是一种禁忌的赌博形式。用纸牌和骰子赌博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利昂·德·摩德纳（Leone de Modena）拉比是17世纪初威尼斯最伟大的布道师之一，他就沉溺此道，不能自拔，曾在回忆录里追悔莫及。然而，尽管参与世俗娱乐和大众文学，但意大利犹太社群的教育基础，仍然是犹太传统的基本著作——《圣经》及其评注和《塔木德》及其评注，以及理性哲学传统的经典，还有《佐哈尔》和其他卡巴拉主义作品。
犹太女商人
虽然格拉西娅夫人是近代早期最有权势的犹太女性，但她并非当时唯一在商业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女性。另一位杰出的模范是本温尼达·阿巴伯内尔，她是伟大的拉比兼朝臣以撒·阿巴伯内尔先生的侄女，本书正文已提到这位拉比曾努力调停与天主教皇室的关系。1492年，身为贵族的阿巴伯内尔家族逃出西班牙，定居那不勒斯。在那里，本温尼达嫁给表兄撒母耳·阿巴伯内尔，他是以撒先生之子，当时已成为那不勒斯国王的一位财政家。本温尼达受过良好教育，甚至做过埃莉诺拉（Eleonora）的家庭教师，埃莉诺拉是西班牙摄政王之女，后来成为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一位公爵之妻。
本温尼达是她丈夫银行事业活跃的合伙人。撒母耳在遗嘱中不顾继承人必须是儿子的犹太律法传统，指定本温尼达为总继承人，让她掌管家族生意。撒母耳解释说，做此决定，是因为他的财富来自她的巨额嫁妆，那是他的创业资本，而且把家业和生意交给她比交给儿子更让他放心。撒母耳只给诸子和三个女儿留下定额遗赠，并规定由本温尼达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转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