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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执政的最初几年，政府的政策是破坏犹太人的生计，逼迫他们离开德国。选举刚结束，在1933年4月1日，该政策就以全国抵制犹太商业和专业机构的形式生效，这项政策对政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4月7日，犹太人被清除出公务员队伍。4月11日，“非雅利安人”（定义是至少有一位犹太祖父母的人）的法律范畴设立，这是为了加速犹太人与德国社会其他成员的隔离。随着时间推移，适用于“非雅利安人”的法律纷纷获得通过。各行各业的就业大门对“非雅利安人”一扇扇关上。最后，犹太儿童也被赶出学校。
犹太人很快成为纳粹民兵和政府官员任意施暴、胡乱逮捕和当众羞辱的对象。“犹太人免进”的警示牌出现在工商企业、咖啡馆、体育场馆和旅游度假地，甚至公园长椅也分设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专座。战争纪念碑上的犹太人名字被抹去，威胁犹太人的海报随处可见。这一阶段迫害的顶点是1935年《纽伦堡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还强制推行其他限制与规定。
与此同时，集中营开始建造。1933年建在达豪的集中营是最早的一批之一。它最初用来关押“政治犯”或“危险分子”，如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同性恋者，以及一些被认为具有潜在危险的犹太人，如作家、记者和律师。1936年，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接管集中营，他们有权拘留任何人。随后，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又新建起两座集中营。次年，犹太人开始被关进集中营，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在这些压迫之下，许多犹太人离开德国，但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外流。并非所有德国犹太人都有国外关系，允许他们进入另一个国家，也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有移民的经济条件，而且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对移民有严格限制。此外，大多数犹太人难以相信反犹政策能够持续，或者希特勒这样的怪物能够长期控制一个现代而先进的国家。大多数犹太人觉得自己完全是德国人，以为德国同胞迟早会清醒，要么推翻纳粹政府，要么逼其改弦更张。令他们灰心的是，他们发觉大多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困境无动于衷，不愿冒险反对官方政策，或者他们实际上赞同政府的反犹政策，尽管和犹太人有个人友谊或长期交往。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受反犹法律影响的人甚至都算不上是犹太人。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德国犹太人已完全同化，他们与非犹太人通婚，改信基督教，放弃与有组织的犹太社群的一切联系。更多犹太人虽然没这么极端，但也试图将生活中的犹太成分降到最低限度。但对非雅利安人的严格定义意味着，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孙辈也被算作犹太人，哪怕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有犹太血统。在中世纪，犹太人一般可以通过改宗自救，但《纽伦堡法案》逼迫犹太人移民，否则无法自保。
1938年3月，当德国吞并奥地利时，在德奥两国民众势不可挡的热情之下，奥地利基督徒自发攻击和羞辱奥地利犹太人。此外，新的官方措施也被用来对付犹太人；德国在当年晚些时候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并于1939年占领整个捷克，之后也采取了类似做法。但是，真正为犹太人在德国的生活敲响丧钟的事件发生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夜晚，史称“碎玻璃之夜”。是夜，德国全境的犹太商户和会堂遭到打砸破坏，许多犹太人沦为一场全国范围的集体迫害的受害者。政府声称，这次事件系民众自发，目的是报复一名犹太人在巴黎谋杀一名德国政府官员，但它实际上由政府特工周密策划和协调实施。政府处理得好像是犹太人自己引起破坏的一样。德国犹太社群被处以10亿马克的罚款，新反犹法规被强制实施，犹太儿童遭学校开除，大批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不过，在这一阶段，如果犹太人能拿到签证，获准进入其他国家，仍可以从集中营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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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玻璃之夜”事件后，德国犹太人的文化与经济生活彻底走到尽头。现在没有人再怀疑逃离德国的必要性。许多犹太人匆忙廉价抛售产业，外国领事馆前排起申请签证的长队。为了尽快驱逐犹太人，德国政府先在维也纳，后在布拉格和柏林设立移民中心，简化移民手续，加速犹太人外迁和对犹太人财产的侵占。政府想用大量犹太移民压垮邻国，从而激发邻国的反犹情绪。可是即使犹太人已经陷入绝境，几乎没有国家愿意放松移民限制，控制巴勒斯坦的英国还在此时减少了那里接收移民的配额（见第十章）。可怕的情景出现了，不少船只满载着有时甚至带着合法移民证件的犹太难民，从一个又一个港口被遣返，不得不驶回欧洲的犹太人屠场。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从此无法再逃离欧洲，但德国试图将犹太人驱逐到邻国的政策一直持续到1941年末，那时已禁止向外移民，对德国犹太人的政策已变成谋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