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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note_10" href="#noteBack_10">[10]</a> 利普金，《战车》，第518页。托多罗夫责备格罗斯曼没有设法为鲍里斯·古贝尔辩护是毫无道理的，哪怕是暗示性地责备也不对，因为格罗斯曼一旦辩护不仅自己会被捕，连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也得坐牢。
<a id="note_11" href="#noteBack_11">[11]</a> 爱伦堡也是战地记者，也是格罗斯曼的竞争者。爱伦堡常常被认为没有原则，但他这次不仅拒绝签署这封信，还给斯大林写信，解释他为什么拒绝签字。《生活与命运》里的施特鲁姆对索科洛夫的感情很矛盾，暗示着格罗斯曼对爱伦堡也有类似的矛盾情感。见乔纳森·布伦特（Jonathan Brent）与弗拉基米尔·瑙莫夫（Vladimir P. Naumov）合著的《斯大林的最后罪恶：阴谋迫害犹太医生，1948—1953》，第300—306页。感谢艾丽丝·纳西莫夫斯基（Alice Nakhimovsky）为我指出这一点（私人通讯）。
<a id="note_12" href="#noteBack_12">[12]</a> 关于这一事件更详尽的记述，见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The Road，伦敦：麦克尔霍斯出版社，2010），第75—78页。
<a id="note_13" href="#noteBack_13">[13]</a> 《生活与命运》，第687页。
<a id="note_14" href="#noteBack_14">[14]</a> 利普金，《战车》，第572页。
<a id="note_15" href="#noteBack_15">[15]</a> 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291页。
<a id="note_16" href="#noteBack_16">[16]</a> 《最后一封信》（La Dernière Lettre）， 根据这封信写成的剧本，剧中人只有一位女士，2000年由弗里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在巴黎搬上舞台，后来又改编成电影。2003年怀斯曼在纽约上演了该剧，英文剧名Last Letter。2005年，格罗斯曼百年诞辰之际，莫斯科上演了俄文版。
<a id="note_17" href="#noteBack_17">[17]</a> 弗兰克·埃利斯（Frank Ellis），《瓦西里·格罗斯曼：一个俄国异端分子的起源与演变》（Vasily Grossman: The Genesis and Evolution of a Russian Heretic，牛津/普罗维登斯：伯格出版社，1994），第48页。
<a id="note_18" href="#noteBack_18">[18]</a> 瓦西里·格罗斯曼，《参战的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随苏联红军报道：1941—1945》，安东尼·比弗（Anthony Beevor）和卢巴·维诺格拉多娃（Luba Vinogradova）编（伦敦：哈维尔·塞柯出版社，2005），第126页。《光辉大道》是1940年的一部苏联电影名，亚历山德罗夫（Aleksandrov）执导。
<a id="note_19" href="#noteBack_19">[19]</a> 格罗斯曼，《参战的作家》，第xiv页。
<a id="note_20" href="#noteBack_20">[20]</a> 同上，第62页。
<a id="note_21" href="#noteBack_21">[21]</a> 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68—70页。
<a id="note_22" href="#noteBack_22">[22]</a> 《老教师》，首刊于《旗帜报》（1943年，第7期，第8期）；《没有犹太人的乌克兰》，首刊于《统一》（Eynikayt，1943年11月25日，12月2日）。
<a id="note_23" href="#noteBack_23">[23]</a> 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144页。
<a id="note_24" href="#noteBack_24">[24]</a> 完整的俄文版（至今尚未在俄罗斯出版）分别于1980年在以色列出版，1993年在立陶宛出版。见西蒙·玛吉斯（Simon Markish）， 《一位俄国作家的犹太命运》（A Russian Writer’s Jewish Fate），《评论》（Commentary，1986年4月），第42页。
<a id="note_25" href="#noteBack_25">[25]</a> 后者早期不完整的版本，由托马斯·惠特尼（Thomas Whitney）译成英文出版，译本差强人意，译名《永远流淌》（Forever Flowing）。格罗斯曼把最后的定本交给了叶卡捷琳娜·扎波罗茨卡亚保存，是一个打字本，中间有手写的插入语。她转赠给了加勒德夫妇，加勒德夫妇又转赠给哈佛大学萨哈罗夫档案馆，现在研究人员可以自由阅读。
<a id="note_26" href="#noteBack_26">[26]</a> 1926年5月，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搜查布尔加科夫的住所，抄走了《狗心》手稿两份，但两年后又还了回来。格罗斯曼总是说，《生活与命运》是被“逮捕”的。其他俄国人说起这件事往往也用“逮捕”这个词。
<a id="note_27" href="#noteBack_27">[27]</a> 相比之下，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把《日瓦戈医生》的手稿拿给朋友们和编辑们看，甚至通过苏联邮政局邮寄。他的罪过不在于写这本小说，而在于拿到国外去出版。
<a id="note_28" href="#noteBack_28">[28]</a> 加勒德夫妇，《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第263—265页。
<a id="note_29" href="#noteBack_29">[29]</a> 科尔内·楚科夫斯基（Kornei Chukovsky），《日记：1901—1969》（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第451页。
<a id="note_30" href="#noteBack_30">[30]</a> 这个手稿是在利普金和扎波罗茨卡亚提醒他之前还是之后做备份的，并不清楚。
<a id="note_31" href="#noteBack_31">[31]</a> 见《书报审查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第5卷（1985），第9—10页。此文根据沃伊诺维奇在1984年“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编译而成。沃伊诺维奇在这次讲话中说，是他在1970年把《生活与命运》偷运到西方的。后来发现这两卷缩微胶卷是在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y Sakharov）和叶连娜·邦纳（Yelena Bonner）的帮助下制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