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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军人，没有一个人送葬，”一名士兵说，“在和平时期，你要知道，一口棺材，后面上百人捧着鲜花。”
“也有人哭这个人的。”一名士兵用厚厚的长圆形指甲很有礼貌地敲了敲棺材板，指甲因为干活儿磨得像海边石子一样光溜。“只不过那些眼泪咱们看不到……瞧，司务长一个人来了。”
他们又抽起烟来，这一次三个人都抽了。司务长走到他们跟前，和善地说：
“同志们，咱们都抽烟，谁又替咱们干活儿呢？”
他们一声不响吐出三个烟团儿，接着，刚才打火的那个士兵说：
“你也抽一口吧，听，咱们的卡车又来了。我从马达声能听出来。”
三十三
柳德米拉走到一个坟包前面，念了念写在胶合板上的儿子的姓名和军衔。她清楚地感觉到，在头巾下面的她的头发动了起来，不知是谁的冰冷的手指头在拨弄她的头发。
左边，右边，直到栏杆边，全是灰灰的坟包，没有青草，没有鲜花，只有插在坟土里的一根根木杆。木杆顶上钉着胶合板，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姓名。胶合板有许多，密密麻麻，全都是一个样子，很像田野里长得很茂盛的庄稼。
她现在终于找到了托里亚。有多少次，她拼命猜想，他在哪儿，在干什么，想什么，他是倚着战壕的土壁打瞌睡，还是在路上走，是不是一只手端着茶缸、另一只手拿着糖块喝茶，是不是冒着枪林弹雨在田野上奔跑……她很希望跟他在一起，他需要有妈妈——她可以给他斟茶，对他说：“再吃块面包吧。”她给他脱鞋，给他洗磨出泡的脚，给他脖子上围围巾……每次他走了，她都无法找到他。现在她终于找到了托里亚，可是他已经不需要她了。
稍远处可以看到革命前的一些坟墓，坟前还有大理石十字架。那些十字架就像是一群谁也不要、跟谁也没有关系的老头子——有些歪倒在一旁，有些软弱无力地靠在树上。
天空好像是真空的，好像有人把空气抽光了，头顶之上，空空荡荡，只有干燥的灰尘。可是无声无息然而马力强大的气泵还在抽天空的空气，不停地抽着，抽着。柳德米拉觉得不仅已经没有天空，而且没有信念，没有希望，在巨大的没有空气的天地间只剩下灰灰的冻土块垒成的一个小小的土丘。
一切活着的，母亲，娜佳，维克托的眼睛，战报，一切都不再存在了。
活着的，成了死的了。世界上只有托里亚活着。可是，周围多么静呀。他是不是知道她来了……
柳德米拉跪下来，为了不惊扰儿子，轻轻地把写着儿子姓名的胶合板扶正。她记得，过去她送他上学的时候，给他理衣领，他总要生气。
“瞧，我来了，你也许在想，怎么妈妈还不来……”
她说起话来，声音小小的，怕栏杆外面有人听见。
公路上奔驰着汽车，黑糊糊的、花岗岩般的卷地的风雪在旋转，茫茫一片，在柏油路面上又绕圈儿，又打旋儿……背着口袋的人、提着牛奶桶的女人都穿着军靴，橐橐地走着，身穿棉袄、头戴棉军帽的孩子们跑着去上学。
但是她觉得这到处在活动的世界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幻景。
多么静啊。
她和儿子在说话，回忆着他过去生活中的细节，于是这些仅仅存在于她的记忆中的往事充满了天地间，到处是孩子的声音、眼泪，翻看小人书的沙沙声，小调羹敲打白碟子边儿的响声，自己装配的收音机的咝咝声，滑雪板的哧哧声，别墅池塘里船桨的划水声、剥开糖果纸的沙沙声，闪来闪去的孩子的脸、肩膀、胸膛。
他的眼泪、苦恼，他的好的、不好的行为，都因为她的绝望而复活了，一切如在眼前，好像可以触摸到。
她不是回忆死去的儿子，而是为他的实际生活操起心来。
干吗要在这么弱的灯光下通宵看书呀。这么年轻就开始戴眼镜，以后怎么办啊……
瞧，他就穿着薄薄的布衬衣躺在这儿，光着脚，怎么不给他盖被子，这地冰凉冰凉的，到夜里还有老厚的霜呢。
柳德米拉鼻子里忽然涌出鲜血。头巾都湿透了，沉甸甸的。她头晕，眼睛发黑，有一会儿她觉得就要昏过去。她闭上眼睛。等她把眼睛睁开，在她的悲痛中复活的世界已经消失，只有被风卷起的灰色尘土在坟墓上面盘旋着；好像是一会儿这座坟，一会儿那座坟，冒起灰烟。
奔流在坚冰之上、把托里亚从黑渊中托出来的那股仙水流走了，消失了；在母亲的绝望中出现的那个世界，一时间冲破现实的桎梏、要取代现实的那个世界，又不见了。她的绝望好像变成了上帝，让儿子从坟墓里站起来，让空中布满新的星星。
在过去的这几分钟里，世界上只有托里亚活着，其余的一切都有赖于他。但是，母亲的强大力量不能长久地使大量的人群、大海、道路、土地和城市服从死去的托里亚。
她把头巾按到眼睛上，眼睛是干的，头巾却被血湿透了。她觉得她的脸上沾满黏糊糊的血。她弯着腰坐着，渐渐平静下来，不由得在思想上迈着小小的起步，开始承认托里亚不在人世。
医院里的人见她这样平静，听到她提的问题，都感到吃惊。他们不知道，她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很清楚的事实，没有意识到托里亚已经不在人世。她对儿子的感情太强烈了，以至于既成事实的威力丝毫不能动摇这种感情，所以他还继续活着。
她已经失去理智，谁也没看出这一点。她终于找到了托里亚。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
她的心还要经历长时间的痛苦，直到几年、也许几十年之后，慢慢地、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堆起自己的坟包，在心里清醒地感觉到永远失去了儿子，才会在既成事实的威力面前屈服。
劳动营的士兵干完活儿，已经走了。太阳就要落山，坟地上的胶合板投出了长长的影子。只剩柳德米拉一个人。
她想，应该把托里亚的死讯通知亲属们，通知在集中营里的他的父亲。一定要通知父亲。要通知亲生父亲。托里亚在手术之前想些什么呢？他吃得怎样呢？还用调羹吃饭吗？他是不是有时也侧着睡呢？还是仰着睡？他喝水喜欢加柠檬和糖呀。现在他是怎样躺着的？头发理过没有？
大概由于心里的痛苦过于沉重，周围的一切变得越来越黑沉了。
她突然想到，自己的痛苦永无尽期；将来维克托会死，她的女儿的后代们也会死。她会一直痛苦下去。
在悲痛过分沉重，内心支持不住的时候，现实与柳德米拉心中浮现的世界，界限再次消失了，她的爱打退了永恒。
她想，干吗要把托里亚的死讯通知他的生父，通知维克托和所有亲属？要知道，情况还完全不能肯定呀。最好是等一等，也许，还能好转呢。
她小声说：
“你也不必告诉任何人，情况还一点不清楚呢，还会好起来呢。”
柳德米拉拿大衣襟盖住托里亚的腿。她又从头上摘下头巾，盖住儿子的肩膀。
“上帝，可不能这样，怎么能不盖被子。哪怕把腿盖一盖也好。”
她想得出神了。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继续同儿子说话，责备他写信写得那样短。她渐渐清醒，给儿子拉了拉被风吹到一边去的头巾。
她跟儿子两个人在一起，谁也不打搅他们，多么好呀。谁也不喜欢他，都说他不漂亮：嘴唇又厚，又往上翻。都说他行动古怪，动不动就生气，发火。同样，谁也不喜欢她，家里人光看她的缺点……我的可怜的孩子，我的腼腆的、不漂亮的好儿子呀……只有他喜欢我，现在，在这黑夜里，在坟地上，只有他和她在一起，他再也不离开她，等她成了一个没人要的老婆子，他还会爱她……他是一个多么不圆滑的人啊。从来不要求什么，又羞怯，又可笑；一位女教师说，他在学校里成了取笑的对象；大家逗他，捉弄他，他就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托里亚呀，托里亚，可别丢下我一个人。
后来，天亮了。伏尔加彼岸的草原上升起冷冷的红光。汽车吼叫着从大路上驶过。
精神狂乱的状态过去了。她坐在儿子坟前。儿子的身体被黄土埋了。儿子没有了。她看到自己肮脏的手指，看到铺在地上的头巾，她的两腿麻木了，觉得她的脸也弄脏了。她的喉咙里发痒。
她对一切都冷漠了。如果有人告诉她，说战争结束了，说她的女儿死了，她会无动于衷。如果旁边有一杯热牛奶，有一块热面包，她连动都不会动，手也不会伸一下。她坐在地上，既不操心，又无思虑。一切都无所谓，什么都不需要。只有不肯休歇的痛苦紧压着她的心，冲打着她的两边鬓角。医院里的人、穿白衣的医生说起托里亚的事，她看到他们那张开又合上的嘴，却没有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地上有一封信，是从大衣口袋里掉出来的，是军医院给她的那一封，她也不想捡起来，抖一抖上面的灰土。她无意识地想起，托里亚两岁的时候，蹒跚地追赶在地上跳来跳去的蟋蟀，耐心地、毫不泄气地跟在蟋蟀后面走来走去；又想起她没有问护士，托里亚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在手术前的那个早晨是怎样躺着的，是侧着身，还是仰着。
她看到了晨光，她不可能看不到啊。
忽然她想起：托里亚满三岁了，那天晚上家里人吃着甜点心，托里亚还问：
“妈妈，为什么天黑了？今天是生日呀。”
她看到树枝，看到在阳光下闪亮的光滑的石头墓碑，看到写着儿子姓名的胶合板，字有大有小，稀密不匀。她没有想法，她没有心思了。她什么也没有了。
她站起身来，捡起那封信，用麻木的手抖了抖大衣上的小土块，又拍了拍，擦了皮鞋，拿起头巾，抖了老半天，一直抖到头巾又成了白的。她把头巾系在头上，用头巾边儿擦了擦眉毛上的灰土，擦去嘴上和下巴上的血。她朝坟地大门口走去，不回头，不慢也不快。
三十四
回到喀山以后，柳德米拉就渐渐消痩，越来越像她学生时代照的相片。她上供应商店买东西，烧饭，生炉子，擦地板，洗衣服。她觉得秋天的日子太长，怎么也没办法打发过去。
从萨拉托夫回来的那一天，她就向家里人说了这次外出的情形，说了她想过自己有一些对不起家里人的地方，说了她去军医院的情形，又把包着儿子被炮弹片炸碎的血衣的小包打了开来。在她说这些事的时候，弗拉基米罗芙娜在重重地喘气，娜佳在哭，维克托的手发抖，他都无力端起桌上的茶杯。这时来看她的玛利亚的脸也变得煞白煞白的，嘴巴半张着，眼睛里也出现了痛苦的神情。只有柳德米拉平静地说着，两只发亮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她一向是个十分喜欢争论的人，现在她跟谁也不争论了。以前如果有人说怎样可以到车站去，柳德米拉就会又生气又着急地抬起杠来，说根本不是走那几条街，也不是坐那几路电车。有一次维克托问她：
“柳德米拉，每天夜里你是在和谁说话？”
她说：
“我不知道，也许是做梦。”
他再也没有问她，但是他对岳母说，柳德米拉几乎每夜都要打开箱子，把被子铺在角落里一张沙发上，心事重重地在小声说话。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白天她跟我、跟娜佳、跟您在一起，似乎是在梦里；到夜里她说起话来就有了精神，就像战前一样，”他说，“我觉得她好像病了，渐渐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我不知道，”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我们都在受苦。都一样，又各有不同。”
他们的谈话被敲门声打断。维克托站起身来。但柳德米拉在厨房里高声说：
“我去开。”
家里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却发现，柳德米拉从萨拉托夫回来以后，每天都有好几次去翻信箱，看有没有信来。
每当有人来敲门，她都要急急忙忙去开门。
现在，又听到她急匆匆的、几乎是在跑的脚步声，维克托和岳母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听到柳德米拉很生气的声音：
“没有，今天什么也没有，你们别总来，两天前我已经给你们半公斤面包了。”
三十五
维克托罗夫中尉被召到团部，去见歼击机飞行团预备队的指挥官，萨卡布卢卡少校。值日参谋维里卡诺夫告诉他，团长乘飞机到驻在卡里宁区的空军集团军司令部去了，傍晚才能回来。维克托罗夫问为什么叫他来，维里卡诺夫挤挤眼睛，说，可能跟在食堂里酗酒、打架有关。维克托罗夫朝防雨布加棉被做成的帷幔里面望了望，听到有打字机在响。办公室主任沃尔康斯基看到维克托罗夫，就猜到他要问什么，便说：
“没有，中尉同志，没有信。”
文职女打字员列诺奇卡回头看了看中尉，又瞟了瞟面前的小镜子，这是已经牺牲的飞行员杰米道夫从一架击落的德国飞机上缴获了送给她的。她扶了扶军便帽，推了推压在正在打的表单上的小尺子，继续打起字来。
这位长脸的中尉竟也向办公室主任问这个问题，惹起她同样的苦恼。
维克托罗夫在回机场的路上，拐弯朝树林边走去。这个团退出战斗休整以来，已经有一个月了，这期间主要是补充物资，接收新的飞行员。一个月之前，维克托罗夫觉得这人迹罕至的北方是奇特的。那苍莽的森林，陡峭山冈间弯曲的急流，枯枝败叶和菌类的气息，林海不绝于耳的飒飒声，日日夜夜使他心神不安。
在飞行的时候，他常常觉得地上的气味进入了机舱。这里的森林、湖泊散发着战前他在书上读到的古代罗斯生活的气息。在这儿，森林和湖泊之间有古老的驿道，过去曾用这些笔直的树干建造房屋、教堂，制作船桅。灰狼曾在这里出没。阿廖努什卡<a id="noteBack_37" href="#note_37">[37]</a> 坐在河岸上哭泣（就是维克托罗夫现在去军人服务社食堂经过的河岸）。古老的生活已经沉寂，荡然无存了。他觉得，这逝去的古代是天真、单纯和年幼的，不仅是深闺的少女，就连白胡子的商人、助祭和长老们，都比这些精明世故的小伙子们，比萨卡布卢卡少校的空军集团军的飞行员们年轻一千岁；这些人是从高速汽车、自动炮、柴油机、电影和无线电的世界来到这森林里的。逝去的幼年时代的标志，就是奔流在花花绿绿的陡岸之间，在绿树与红蓝花团中的湍急而纤瘦的伏尔加河……
有许多尉官、军士和没有军衔的小伙子走在战争的道路上。他们抽定额配给的烟，用白调羹和铝盆子吃饭，在车厢里玩“捉傻瓜”，到城市里就吃冰棒，一面咳嗽，一面喝他们分到的一点酒。他们写信不能超过规定次数，他们对着战地电话喊叫，射击，有的开炮，有的放枪，有的驾驶T-34坦克，踩油门，呐喊……
土地在脚下咯吱咯吱直响，又有弹性，就像旧弹簧垫子——这是枯叶，上面的几层又轻又脆，尽管已枯死，但依然片片不同。下面则是多年前的枯叶，已经合成松软的褐色的一片——这是生命的灰烬，这生命曾经发出幼芽，在雷雨中飒飒作响，又闪着笑眼迎接雨后的阳光。几乎没有重量的腐烂树枝在脚下碎裂。静静的阳光射在林中土地上，被树叶划成斑斑点点。林中的空气浓稠，凝止不动；习惯了空中旋风的歼击机飞行员特别会感觉到这一点。晒热的潮湿树木散发着清新的木头气息。但是枯树朽枝的气味比活着的树木更强烈。在有枞树的地方，浓烈的松节油气味胜过一切味道。山杨甜得发腻，赤杨又苦又涩。森林过的是独立生活，跟其他世界不相干，维克托罗夫觉得自己好像进了一座房子，里面的一切和外面都不一样：气味不一样，射进来的光线不一样，声音在里面响起来也跟外面不一样。一个人在森林里，总觉得自己不大习惯，就像在生人面前。在底下透过高高的、厚厚的林中空气层朝上面张望，就像站在湖底；树叶飒飒响，那哧啦哧啦、往军便帽的帽徽上乱缠的蛛丝，就像挂在水面与湖底之间的水藻。似乎那些横冲直撞的大头苍蝇，无精打采的蚊子，像鸡一样在枝桠中间穿来穿去的松鸡，尽管长着翅膀，可是永远也飞不到森林上面去，就像鱼不会游到水面之上。喜鹊有时一下子飞到山杨树顶上，可是马上就又钻进枝丛里，就像鱼有时猛地一跃，白肚皮在阳光里闪一下，可是马上又钻进水里。在幽暗的林底，那挂满渐渐消散的蓝色、绿色露珠儿的青苔多么奇怪呀。
从静谧幽暗的林底，忽然来到明亮的林中空地，马上一切都不同了：暖烘烘的土地，晒热的刺柏的气息，流动的空气，耷拉着头的风铃草（那老大的风铃花像用紫金铸成的），还有长在黏黏的茎上的野石竹。心里顿时轻松起来；来到林中空地，就像不幸的生活中出现了幸福的一天。好像那些黄色的蝴蝶、蓝黑色的油亮的甲虫、在草丛里沙沙爬的蚂蚁，已经不是各顾自己，而是大家一起干着共同的活儿。缀满细小叶片的桦树枝轻拂着人脸。草蜢蹦来蹦去，把人当成树干，往人身上直撞，趴到人的腰带上，不慌不忙地蹲在上面，绿色的大腿鼓着劲儿，山羊脸上眼睛瞪得圆圆的。还有迟开的野莓花儿，晒热的纽扣和皮带扣环……大概，这林中空地上空从来不曾有“U-88”，不曾有“海因克尔”夜袭机飞过。
三十六
夜里他常常想起在斯大林格勒医院里过的那几个月。他不记得汗湿的衣裳、咸得使人恶心的水，不记得那使人受不了的恶浊气味。他觉得在军医院的那些日子是幸福的。现在，在这森林里，他听着树木的沙沙声，心想：“难道我听到了她的脚步声？”
难道有过这样的事？她抱着他，抚摩他的头发，她哭着，他吻她那湿湿的、咸咸的眼睛。
有时维克托罗夫想，他可以驾着“雅克”上斯大林格勒去，不过几个小时，可以在梁赞<a id="noteBack_38" href="#note_38">[38]</a> 加加油，然后上恩格斯城去，他有一个熟识的小伙子在那儿做值班主任。以后要枪毙就枪毙好啦。
他常常想起他在一本旧书上读到的一段故事：舍列梅捷夫<a id="noteBack_39" href="#note_39">[39]</a> 元帅的儿子们把十六岁的妹妹嫁给多尔戈卢基公爵。姑娘在婚前好像只见过他一回。姑娘的哥哥们给妹妹送了大量的陪嫁，送的银子装满三间屋子。结婚后第二天，彼得二世被杀。多尔戈卢基公爵是他的亲信，也被抓起来押往北方，关在一座木塔里。有人告诉新娘，说她可以不受这一婚姻约束，因为她跟丈夫总共生活了两天。但是她不听劝说，跟丈夫前去，住到偏僻的林区一座木屋里。一连十年，每天她都要到多尔戈卢基所在的木塔跟前去。有一天早晨，她看到木塔的小窗户开着，门也没有上锁。年轻的公爵夫人朝街上跑去，见到每一个人，不论是庄稼汉，还是士兵，她都跪下来哀求，问她的丈夫在哪儿。有人告诉她，她的丈夫被押到下诺夫哥罗德去了。她于是步行前往，一路上吃了很多苦。到了下诺夫哥罗德，她听说多尔戈卢基被分尸了。她决定进修道院，便前往基辅洞窟修道院。在要成为修女的那一天，她在第聂伯河岸边走来走去很久。但她不是俗念未灭，而是在那之前要把指头上的结婚戒指取下来，她却舍不得……她在河岸上徘徊了好几个钟头，后来，等到太阳就要落山了，她才把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扔到河里，便朝修道院大门口走去。
这位空军中尉，这位保育院出身的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机械车间钳工，老是想着多尔戈卢基公爵夫人的一生。他走在森林里，常常活灵活现地想象着：他已经死了，已被埋葬，那架被德国人击落的飞机，半截扎在土中，已经锈烂了，散架了，四周长满了青草，薇拉·沙波什尼科娃常常在这儿走来走去，有时停下来，走下岸坡，走到伏尔加河边，凝望河水……在两百年前，年轻的多尔戈卢基公爵夫人就曾在这里走过，有时走到林中空地，用手拨开缀满红色野果的树棵子，从野麻丛里穿过。他顿时觉得又难过，又痛苦，又失望，又甜蜜。
穿破军装的窄肩膀中尉在森林里走着。在难忘的时代里，有多少这样的人被遗忘了啊。
三十七
维克托罗夫还没有走到机场，就看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情况。许多加油车在夏天的田野上东奔西跑，机场维修营的机械师和发动机修理工围着停在掩护玻璃罩下的飞机忙活着。平时一声不响的电台发动机又清楚又起劲地嗒嗒响着。
“坏了。”维克托罗夫心里说着，加快了脚步。
马上就证实了他的猜测。腮上带着红色烫伤疤痕的上尉索洛马津一见到他就说：
“有命令，咱们要出发了。”
“上前方吗？”维克托罗夫问。
“不上前方，上哪儿去？”索洛马津说过这话，便朝村子走去。
看样子，他的情绪很坏，他和女房东的关系不同一般，现在大概是急急忙忙找她去了。
“索洛马津要分家啦：把房子给老娘们儿，老牛自己带着。”维克托罗夫旁边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这是叶列玛中尉，从小路上走来，他常常跟维克托罗夫搭档飞行。
“叶列玛，调咱们上哪儿？”维克托罗夫问。
“可能是西北战线要反攻了。师长乘着‘艾尔-5’来了。我有一个驾驶‘道格拉斯’的朋友在空军军部里，可以问他。他什么都知道。”
“有什么好问的，不问也会知道。”
不仅团部的人和机场的飞行员们紧张起来，村子里也开始惶惶不安。团里最年轻的飞行员，黑眼睛、厚嘴唇的科罗尔少尉捧着浆洗熨好的衣服从街上走来，衣服上面还放着小甜饼和一包果干。
科罗尔的女房东是两个独身的老奶奶，常常给他做甜饼吃，大家都拿他开玩笑。每次他出来执行任务，两位老奶奶都要来机场，在半路上迎他。一个高高的，身子笔直，另一个是驼背，他走在她们中间，又生气，又难为情，像一个娇惯的孩子。飞行员们说，科罗尔跟一个惊叹号、一个问号走在一起。
飞行大队长万尼亚·马尔丁诺夫穿了军大衣从屋里走出来，一只手拎着提箱，另一只手拿着崭新的制帽，他怕弄皱了，没有放到提箱里。房东的红头发女儿没戴头巾，披着一头自己卷的卷发，在后面用那样的目光看着他，见到这种目光，再猜测她和他的关系，就是多余的了。
一个有点儿瘸腿的男孩子向维克托罗夫报告说，跟他住在一起的指导员戈卢普和中尉沃夫卡·斯科特诺伊已经带着东西走了。
维克托罗夫在几天以前才搬到这一家来。在这之前，他和戈卢普住在一个很坏的女人家里。那女人额头凸起，一双黄眼睛鼓鼓的。谁看到这双眼睛，都觉得不舒服。
为了不让他们住下去，她往屋子里放浓烟，有一天还偷偷地往他们的茶里撒灰。戈卢普劝维克托罗夫把这个女人的事写成报告递到团政委，但是维克托罗夫不愿写报告。
“让她害霍乱死掉。”戈卢普骂了一句，也就算了。
他们搬到另一家，觉得这一家简直是天堂。可是这天堂他们却不能久住了。
维克托罗夫很快也背着背包，拎着塞得满满的手提箱，从一座座足有二层楼高的灰色房屋前面走过。瘸腿的男孩子在旁边蹦跳着，拿维克托罗夫送给他的战利品手枪皮套朝母鸡瞄准，朝盘旋在森林上空的飞机瞄准。他从先前住的房子前面走过，透过模模糊糊的窗玻璃看到那个坏女人的一动不动的脸。每次她挑着两桶水从井上回来，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谁也不搭理她。她没有牛，也没有羊，屋顶下也没有燕子。戈卢普打听过她的情况，想弄清她的富农阶级根源，谁知她却出身贫苦家庭。妇女们说，她在丈夫死后好像是疯了。有一次在深秋天凉的时候，她跑到湖里，在水里呆了一昼夜。几个男子汉把她硬拖了上来。可是妇女们说，她在丈夫死之前甚至在出嫁之前，都不爱说话。
这会儿维克托罗夫走在这个林区村庄的街道上，再过几个钟头，他就要飞走，永远离开这儿了。这飒飒响的森林，村庄，麋鹿常常光临的菜园，还有这蕨草，金黄的松脂，杜鹃，他都看不到了。这些老头儿、小姑娘他也再见不到了。再也没有人给他讲当年怎样实行集体化的事，没有人给他讲狗熊抢夺妇女们的马林果篮子，还有小孩子用光脚板踩蛇头的故事了……再也见不到这个又奇特又平常的村庄，这村庄一切都跟森林有关，正如他出生和成长的工人村，一切都跟工厂有关。
然后飞机又要着陆，转眼间又要出现新的机场，出现农村或者工人村，出现另一些老年人、小姑娘，他们有他们的伤心事和开心事，有受伤而秃了鼻子的猫，又可以听到另外一些人叙述往事，叙述全面实行集体化的事，又会有另外一些好的或不好的房东。
美男子索洛马津到了新的环境里，又会在闲暇时间戴起漂亮的军帽，在大街上溜达，弹着吉他唱歌儿，叫姑娘们心醉。
团长萨卡布卢卡少校，一张古铜色的脸，白头顶刚刚剃过，胸前晃着五颗红旗勋章，倒换着两条弯弯的腿，向飞行员们宣读准备战斗的命令。他说，今晚在掩蔽所里过夜，出发次序在起飞前在机场上宣布。
然后他又说，指挥部命令不准离开机场的掩蔽所，违反军令，严惩不贷。
“不能在天上睡觉，所以要在起飞前好好睡一觉。”他解释说。
团政委别尔曼接着讲话。他很高傲，大家都不喜欢他，虽然对于飞行上的事他能说得头头是道。在处理飞行员穆欣那件事情之后，大家就特别讨厌他了。穆欣和漂亮的女电报员丽达沃伊诺娃谈恋爱。大家都很赞成他们这段恋情：一有空他们就相会，上河边散步，总是手挽着手走在一块儿。大家甚至都不取笑他们了，他们的关系已经非常明朗。
忽然有一种说法传了开来，这一说法出自丽达之口，是她对一位女友说的，又由女友传遍了全团：在一次外出散步的时候，穆欣强奸了她，还曾经拿手枪威胁她。
别尔曼听到这桩事以后，暴跳如雷，而且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穆欣被法庭审问了十天，并且被判了死刑。
在执行枪决之前，空军集团军军委委员阿列克谢耶夫空军少将来到团里，开始调查穆欣的案情。丽达弄得将军非常难为情；她跪在他面前，恳求他相信，有关穆欣一案全是胡编乱造。
她对他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她和穆欣躺在林中空地上，接了一会儿吻，后来她睡着了，穆欣要跟她开开玩笑，悄悄把手枪伸到她的两个膝盖中间，朝土里开了一枪。她惊醒了，叫了起来，于是穆欣又跟她接起吻来。她把这事儿对女友说了，可是从女友嘴里往外一传，事情就十分可怕了。在这件事情中，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她跟穆欣的爱情是极其纯真的。事情很顺利地解决了，判决取消了，穆欣调到了另一个团里。
从那时起，大家就更不喜欢别尔曼了。
有一次索洛马津在食堂里说，俄罗斯人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有一个飞行员，好像是莫尔恰诺夫，说所有的民族中都会有坏人。
“就比如科罗尔，是犹太人，跟他搭档飞行就很好。在执行任务时知道有这样一个朋友在后面，心里就觉得踏实。”万尼亚·斯科特诺伊说。
“科罗尔算什么犹太人？”索洛马津说。“科罗尔是咱们的小伙子，我在飞行中对他比对自己都信得过。他在勒热夫把紧跟在我后面的一架德国飞机扫掉了。多亏波里亚·科罗尔，我有两次甩脱盯住我的该死的敌机。你知道，我打起仗来，也是不要命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维克托罗夫说，“如果一个犹太人很好，你就说，他不是犹太人。”
大家都笑起来。索洛马津说：
“好啦，穆欣被别尔曼安上枪毙罪名的时候，他才不觉得好笑呢。”
这时候科罗尔走进食堂，有一个飞行员很同情地问他说：
“我问你，波里亚，你是犹太人吗？”
科罗尔有点儿难为情，回答说：
“是的，是犹太人。”
“是真的吗？”
“完全是真的。”
“行过割礼吗？”
“滚你的蛋。”科罗尔回答说。大家又笑起来。
等飞行员们从机场回村子去，索洛马津和维克托罗夫走在一起。
“你要知道，”索洛马津说，“你不该说那话。我在肥皂厂工作的时候，找碴儿整人的人不少，一个个都是领导。我看够了那些家伙。”
“你啰唆什么，”维克托罗夫耸耸肩膀，“你以为我是他们那种人吗？”
别尔曼说，飞行员生活的新时期开始了，预备队的生活结束了。这些话不用他说大家也明白，但大家还是注意听着，听听他的话里有没有什么暗示，本团是不是还留在西北战线，是调到勒热夫一带，还是调到西线或南线？
别尔曼说：
“所以，战斗飞行员必须具备的第一点素质，是熟悉装备，熟悉得能够操纵自如；第二点，热爱自己的飞机，要像爱母亲、爱姐妹一样；第三，要勇敢，勇敢就是火热的心加冷静的头脑；第四，要有同志感情，这种感情是我们整个苏维埃生活培养出来的；第五，在战斗中要有献身精神！成功就在于编队飞行技能！要紧跟机长！一个好的飞行员，就是在地面上也要常常思考，分析、研究上一次战斗：‘嗯，这样会好些！嗯，不该那样！’”
飞行员们装做很感兴趣地看着政委，一面小声说着话儿。
“也许，是叫咱们护送运输机往列宁格勒送吃的东西？”索洛马津说。他有女朋友在列宁格勒。
“是不是去莫斯科方向？”莫尔恰诺夫说。他家里的人都在昆采沃。
“也许，要上斯大林格勒呢？”维克托罗夫说。
“算啦，不一定。”斯科特诺伊说。
他们团上哪儿，对他都无所谓，因为他家的人都在敌占区乌克兰。
“波里亚，你想上哪儿去？”索洛马津问道。“是不是上你们犹太人的首府别尔基切夫去？”
科罗尔那双黑黑的眼睛气得一下子完全黑沉下来，他很清楚地骂了一句娘。
“科罗尔少尉！”政委喝道。
“是，政委同志……”
“不要作声……”
其实科罗尔已经不作声了。
换做是萨卡布卢卡少校，他本来就是一个骂娘的行家，遇到飞行员当着领导的面骂娘，他不会管的。他每天早晨都对自己的通信员叫喊：“马秋金……你他妈的……”然后和和气气地说：“把手巾给我拿来。”
可是，团长知道政委那善于罗织罪名的作风，所以不敢马上把科罗尔放过。如果放过了，别尔曼会写报吿，说萨卡布卢卡在全体飞行员面前不维护政治领导人的威信。别尔曼已经向政治部写过报告，说萨卡布卢卡在预备队期间干私活儿，和团部里的人一起喝酒，和当地的女畜牧师叶尼娅·邦达列娃有不正当关系。
所以团长绕着弯子开始了。他很威严地嗄声喝道：
“科罗尔少尉，怎么站的？上前两步走！干吗那么吊儿郎当？”
接着他继续虚张声势。
“戈卢普指导员，您向政委汇报一下，为什么科罗尔破坏纪律。”
“少校同志，请允许我报告，他是和索洛马津争吵，至于为什么，我没听见。”
“索洛马津上尉！”
“有。少校同志。”
“您来汇报。不是向我！向政委汇报！”
“政委同志，让我汇报吗？”
“汇报吧。”别尔曼点了点头，对索洛马津连看也没看。他感觉出来，团长还是在坚持自己那一套。他知道，萨卡布卢卡不论在地上还是在空中，都特别狡猾。在空中，他能比谁都快地判断出敌人的目的和战术，以诡诈战胜敌人的诡诈。在地上，他懂得领导强中有弱，下属弱中有强。如有必要，他可以装装样子，装成一个憨大，听到蠢人说的很蠢的俏皮话也可以凑趣，可以哈哈大笑。他能把天不怕地不怕的飞行员们掌握在手心里。
在担任预备队期间，萨卡布卢卡对农业，主要是对饲养家畜家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也搞起果品加工：用马林果制果子露酒，腌蘑菇，晒蘑菇。他做的饭菜出了名，有许多团长喜欢在空闲时间驾飞机上他这儿来，又吃又喝。但这位少校不认为这是白慷慨。
别尔曼知道这位少校还有一个特别难对付的特点，那就是：尽管他又精明，又谨慎，又狡猾，然而同时又几乎是个疯子，一旦硬干起来，连命都不顾。
“跟领导争论，简直就像……跟风作战。”他对别尔曼说。他会忽然不顾一切地干起有损切身利益的事，政委只有叹气。
有时两个人情绪都很好，他们就聊天，就你朝我、我朝你挤眼睛，互相拍肩膀或者拍肚子。
“嘿，我们的政委真是个精明汉子。”萨卡布卢卡说。
“嘿，我们的英雄少校真棒。”别尔曼说。
萨卡布卢卡不喜欢政委那种假殷勤，不喜欢他把每一句不小心的话都要写进报告的那股积极劲儿。他嘲笑别尔曼见了漂亮姑娘就眼馋，嘲笑他喜欢吃炖鸡而不喜欢喝酒。别尔曼对别人的生活条件漠不关心，却善于为自己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他就更加不满。他佩服别尔曼的聪明，佩服他为了事业敢于同领导冲突，佩服他的勇气——有时候似乎别尔曼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很轻易地丢掉性命。
这会儿，这两个人在准备率领空军集团军奔赴前线的时候，彼此侧眼看着，听着索洛马津上尉陈述：
“政委同志，我应该直说，科罗尔破坏纪律，这是我的过错。我嘲笑他，他忍着忍着，后来就忍不住了。”
“您对他说什么来着，您向政委说说。”萨卡布卢卡打断他的话。
“刚才同志们都在猜，咱们团上哪儿去，上哪条战线去，我就对科罗尔说：你想不想上你们的首府别尔基切夫去？”
飞行员们都看着别尔曼。
“我不懂，上什么首府？”
别尔曼说过这话，忽然明白了。
他有点儿难为情，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而团长特别吃惊的是，这事儿竟出在一个像剃刀刃一样锐利的人身上。可是，使人惊讶的事儿还有呢。
“这是怎么搞的？”别尔曼说。“科罗尔，大家都知道，索洛马津是新鲁扎区多罗霍沃村人。如果您对索洛马津说，他想上多罗霍沃村作战，他就该因为这样打您的嘴巴吗？这真是很奇怪的乡土道德标准，跟共青团员称号很不相称。”
他总是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话。大家都明白，索洛马津是想逗科罗尔生气，科罗尔果然生气了，可是别尔曼却满有把握地向飞行员们解释，是科罗尔没有摆脱民族主义偏见，他的行为是藐视各民族友谊，说科罗尔不应当忘记，法西斯正是利用民族主义偏见为所欲为。
别尔曼说的话本身是正确的。他这会儿用激动的语调说的思想，来自革命，来自民主。但这会儿别尔曼的着力点，不是他为了思想，而是让思想为他，为他今天颇有问题的用心服务。
“同志们，你们看，”政委说，“哪儿思想不正确，哪儿就没有纪律。今天科罗尔的行动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现在政委把科罗尔的行动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萨卡布卢卡自然是不能干预的。萨卡布卢卡知道，任何一个战斗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敢干预政工机关的行动。
“同志们，就是这么回事儿。”别尔曼说。为了加重自己谈话的分量，他停顿了一会儿，才又说下去：“出现这种不成体统的事，责任在犯错误的本人，但我这个团政委也有责任，因为我没能帮助飞行员科罗尔清除思想上的落后的、丑恶的、民族主义的东西。问题比我一开始设想的要严重些，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处罚科罗尔的违纪行为。但是我要把教育科罗尔少尉的任务承担下来。”
大家动了动，坐舒服些，都觉得事情过去了。科罗尔看了看别尔曼，在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异样的神情，别尔曼一看到这种神情，皱了皱眉头，抖了抖肩膀，并且转过脸去。晚上，索洛马津对维克托罗夫说：
“你瞧，廖尼亚，他们总是这样，一个个多么深奥呀。这事儿要是出在你或者万尼亚·斯科特诺伊身上，肯定被别尔曼送到惩戒分队去了。”
三十八
晚上，飞行员们在掩蔽所里都没有睡，躺在铺上抽烟，谈话。斯科特诺伊吃晚饭时喝了不少告别酒，这会儿不住地在哼歌儿：
飞机打着螺旋飞翔，
吼叫着飞向大地胸膛，
不要哭，好姑娘，不要悲伤，
从此永远、永远把我遗忘。
维里卡诺夫还是憋不住，说漏了嘴，于是大家都知道了，本团要转移到斯大林格勒附近。
一轮明月升到森林上空，树木中间出现了晃晃不定的光斑。离机场两公里的那个村子，好像是躲在灰堆里，黑糊糊的，一点声息也没有。坐在掩蔽所门口的一些飞行员观赏着这美妙的、布满地标的世界。维克托罗夫望着“雅克”机翼和机尾投出的淡淡的月光阴影，也跟着斯科特诺伊哼唱起来：
用手把骨架抬起，
从飞机底下掏出我们，
一架架飞机盘旋上升，
送我们最后一程。
躺在铺上的飞行员们在聊天。黑暗中看不清说话的人，但是听声音就知道是谁，所以不用呼唤名字，只凭着声音回答或提问。
“杰米多夫自己请求任务，他不飞就受不了。”
“你还记得吧，在勒热夫的时候，我们掩护轰炸机，八架飞机一齐朝他扑过去，他从容应战，坚持了十七分钟。”
“是呀，拿一架歼击机换一架‘容克’，是划算事儿。”
“他一面飞，一面唱。我每天都能记住他唱的一两支歌儿。他也唱过维尔津斯基的歌。”
“这个莫斯科人有两下子！”
“是啊，他在飞行中肯照顾别人。总是照顾落后的同志。”
“你还没有真正了解他呢。”
“我了解他。在飞行中最能看清同飞的搭档。他的一切都向我表露出来了。”
斯科特诺伊唱完一支歌，大家都静下来，等着他再唱另一支。可是他没有再唱。
斯科特诺伊说了一句流行于各个机场的谚语，说的是飞行员的生命短得好比小孩子的衣裳。
大家谈起德国人。
“认出德国佬也不难，一下子就可以判断出来，哪一架厉害，哪一架顽强，哪一架想捉呆瓜，从后面咬尾巴，哪一架专找落在后面的。”
“总的说，他们配合不怎么紧密。”
“可不能这样说。”
“德国佬见到受伤的就拿牙紧紧咬住，见到厉害的就逃跑。”
“要是一架对一架，就算是双头的，我肯定能把它打掉！”
“你别见怪，要是依着我，因为你打掉一架‘容克’，才不会授给你什么勋章。”
“空中撞击——是俄罗斯人的天性。”
“我有什么好见怪的，你又不能把我的勋章取消。”
“是啊，关于撞击我早就有一种想法……我还可以拿螺旋桨来撞。”
“追赶中的撞击，才真够劲儿！把它赶着朝地上冲击，叫它撞个粉碎！”
“听说，团长要用‘道格拉斯’把母牛和母鸡都带上，是吗？”
“反正这些东西全都宰啦，用盐腌起来了。”
有一个人拉长声音用若有所思的语调说：
“现在我要是带着姑娘上豪华俱乐部去，还难为情呢。已经不习惯啦。”
“不过，索洛马津不会难为情。”
“你是不是羡慕呀，廖尼亚？”
“羡慕这种事，不是羡慕这个对象。”
“我明白。绝对相信。”
然后大家回忆起勒热夫的战斗，那是转为预备队之前的最后一次战斗。那一次七架歼击机跟敌人的一大群“容克”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相遇。大家似乎都是各说各的，但又像是都在说同一件事。
“起初有森林做背景，看不见它们；等它们飞高，马上就看见了。分三个高度飞行。我立刻认出是‘容克-87’：腿儿跷着，鼻子是黄的。于是我坐得舒服些：好，来吧！”
“我起初还以为那是高射炮炮弹爆炸呢。”
“阳光对这种事儿显然是有利的。我从阳光方向朝德国佬冲去。我是左侧僚机<a id="noteBack_40" href="#note_40">[40]</a> 。一下子被甩开三十公尺。跟上去不难，飞机很听话。我朝一架‘容克’开了火，把它打得冒了烟，可是这时候有一架敌人的歼击机，长长的，像一条黄鼻子狗鱼，转弯来打我，可是晚了。我看到它朝我开火了，一道青青的印子。”
“我看见我射出的青印子一直抵到那架飞机黑色的机翼。”
“你好得意呀！”
“我小时候放风筝，我爸打我。我进工厂以后，工余时间常常跑七公里上航空俱乐部去，累得要命，可是一次表演都不放过。”
“喂，你听我说说。德国佬一下子把我打着了火：油箱、输油管都烧着了。里面着了起来。到处是浓烟！另外又打中了我的护罩，把眼镜打碎，护罩上的玻璃乱飞，流起了眼泪。你猜我怎样——我一下子钻到它底下，又一把把眼镜扯下来！索洛马津掩护了我。我着了火，可是不害怕，没工夫害怕！我仍旧坐着，身上没着火，靴子烧坏了，飞机烧坏了。”
“眼看着咱们要被打掉了。我又转了两个圈儿，有一架敌机要同我较量。我没理会，赶去打另外的敌机，解救被追击的同志。”
“嗬，当时我已经带了不少窟窿，被打得像一只老山鹑一样啦。”
“我朝那个德国佬冲了十二次，把他打得冒烟了！我看到他的头乱摇，可见已经不行啦！在二十五公尺的距离我开了炮，把他打了下去。”
“是的，总的应该说，德国佬不喜欢在同一水平线上作战，总是尽可能飞到垂直线上。”
“怎么能这样说？”
“怎么样？”
“这事儿谁不知道？就连农村姑娘都知道：德国佬这是躲避急转弯攻击。”
“唉，真该把勒热夫掩护好一点儿，那儿的人真好呀。”
后来安静下来，有一个人说：
“明天天一亮咱们就要走啦，只有杰米多夫一个人留在这儿啦。”
“好啦，同志们，不管怎样，我要上储蓄所去，要到村子里去一趟。”
“去告别吗？”
深夜，周围的河流、田野、森林，一切是那样宁静，那样美好，似乎世界上不可能有仇敌、叛卖、衰老，只有幸福的爱情。云彩涌向明月，明月在灰色云雾中飘动，青烟遮住大地。在这样的夜里，有多少人在掩蔽所里过夜。在森林边上，在木栅栏旁，闪动着一方方白色的头巾，不时响起清脆的笑声。树木在寂静中轻轻抖着，想必是在梦中受了惊吓。河水有时轻轻低语一会儿，接着又无声无息地流起来。
恋人们最痛苦的时刻来到了。这是离别的时刻，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有的今天在哭，明天就会被忘记；有的被死神永远分开；有的会得到命运的青睐，还会相见。
但是，早晨到了。发动机隆隆响起来，飞机扇起的平刮的风把惊慌的青草压倒在地上，成千上万的露珠儿在阳光下颤动……一架架战斗机飞向蓝天，把小炮和机枪带上天空，在天空盘旋，等待伙伴们编队飞行……
昨天夜里似乎还是无边无垠的林区，如今渐渐离开，在蓝天里渐渐沉没……
看得见一个个小盒子似的房屋、小方块似的菜园，房屋和菜园向后滑去，在机翼下渐渐消失……那青草萋萋的小路看不见了，杰米多夫的坟也看不见了……走吧！森林也哆嗦了几下，在机翼下滑走了。
“你好，薇拉！”维克托罗夫默念着。
三十九
早上五点钟，值日囚犯把一个个囚犯唤醒。外面夜色依然黑沉。棚屋里有通宵不熄的电灯照耀着。这样的灯在监狱、铁路枢纽站和城里医院的急诊室都有。
成千上万的人一面咳嗽、吐痰，一面穿棉裤，缠脚布，在腰侧、脊梁、脖子上搔痒。
睡在上铺的人穿好衣服下来，有时脚会碰到坐在下铺的人头上，下铺的人也不骂娘，而是一声不响地把头朝旁边一歪，用手把上面的脚推开。
夜里唤醒这么多人，裹脚布闪来闪去，人头、脊背不住地晃动，烟气腾腾，电灯光明晃晃的，这一切显得极不正常。几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在寒夜里静静地沉睡，可是劳改营里已经到处是人，到处在活动，到处是烟雾、灯光。
上半夜一直在下雪，雪堆把棚屋的门堵住，把通往矿井的大路埋住……
矿井的汽笛慢慢叫起来，也许，密林深处的狼也跟着那粗壮而凄厉的汽笛声嚎起来了。警犬在劳改营的田野上嘶哑地吠着，拖拉机隆隆响着清扫通往矿区大楼的道路，押队兵彼此呼唤着……
雪花飘到探照灯光中，晶亮晶亮的，显得十分柔和悦目。在广阔的劳改营田野上，在乱糟糟的狗吠声伴奏下，开始点名了。押队兵那伤了风的嗓门儿又嘶哑又激昂……巨大的人流朝矿井涌去，一片咯吱咯吱的皮鞋声和毡靴声。守望塔瞪着巨大的独眼，盯着周围的一切。
笛声依然呼啸着，有远的，也有近的，这是北方的混合乐队。这声音回荡在寒冷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土地上，在科米自治共和国上空，在马加尔，在苏维埃港，在科雷马边区的雪野上，在楚科奇冻土地带，在摩尔曼斯克北部和北哈萨克的劳改营里……
伴随着汽笛声，伴随着铁撬棍敲击铁轨的声音，人们前去采掘索里卡姆斯克的钾、里杰罗夫和巴尔喀什的铜、科雷马的镍和铅、库兹涅茨和萨哈林的煤炭，人们前去铺设穿过北冰洋岸永久冻土带的铁路、科雷马的无接缝线路，前去砍伐西伯利亚、北乌拉尔、摩尔曼斯克和阿尔罕格尔边区的森林。
在原始林区各处，边远建设劳改营大队新的一天，就在这风雪交加的夜晚时刻开始了。
四 十
夜里，囚犯阿巴尔丘克觉得一阵烦恼。不是那种习惯了的、劳改营里常有的愁思绵绵的烦恼，而是火烧火燎的烦恼，就像疟疾发作那样，使人要叫起来，要从床铺上跳下来，用拳头打自己的两鬓，捶自己的脑壳儿。
早晨，囚犯们急急忙忙而又很不情愿地准备去上工的时候，在阿巴尔丘克的邻铺，煤气工长，原内战时期的旅长，长腿涅乌莫里莫夫问道：
“夜里你翻来翻去干吗？梦见老娘们儿啦？还嗷嗷地叫。”
“你就知道老娘们儿。”阿巴尔丘克回答说。
“我以为你在梦里哭呢。”另一个邻铺上的人说。他叫莫尼泽，有点儿傻头傻脑，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委员。“我本来想把你唤醒呢。”
阿巴尔丘克在营里的另一个好友、医士阿布拉姆·鲁宾什么也没有发现，在他们朝又冷又黑的门外走的时候，他说：
“你可知道，夜里我梦见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好像他来到我们红色教授学院，他很快活，精神抖擞，延琴曼的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阿巴尔丘克来到工具库干活儿。他的助手巴尔哈多夫是为了抢劫杀死一家六口人的罪犯，现在正用做框子剩下来的雪松木片生炉子。阿巴尔丘克在整理木箱里的工具。他觉得，那些寒光闪闪的锋利的锉刀与旋刀，唤起了他在夜里产生的感觉。
这一天和以往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会计一大早就送来技术科批准的各边远劳改营分部的申请报告。应该把材料和工具拣出来，装进箱子，编制相应的清单。有些东西是不成套的，需要编制特别交接单。
巴尔哈多夫像往常一样，什么活儿也不干，没办法叫他干。他来到工具库里，只是解决吃的问题。今天一大早他就在锅子里煮土豆白菜汤。担任第一大队通信员的原哈尔科夫药学院拉丁语教授跑到巴尔哈多夫跟前，哆哆嗦嗦地伸出红红的手指头，往桌上撒了一把肮脏的小米。不知为什么事，他给巴尔哈多夫这样的报酬。
下午，阿巴尔丘克被叫到财务处，因为在统计表上有些数字不对头。财务处副处长训斥他，还说要报告上级。他听到这些吓唬，心里觉得憋得慌。助手不帮忙，他一个人干不了那么多事情，可是他又不敢告巴尔哈多夫的状。他很劳累，很怕丢掉管理仓库的活儿，又要到矿上去，或者去伐木。他已经白了头，没有多大力气了……大概他就是因为这样才烦恼——他的一生已经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层下。
等他从财务处回来，巴尔哈多夫在睡觉，头底下枕着毡靴，看样子，是其他犯人给他送来的；他的脑袋旁边放着已经空了的锅子，腮上粘着他捞来的小米。
阿巴尔丘克知道，巴尔哈多夫有时把仓库里的工具弄出去，很可能，这毡靴就是仓库里的东西换来的。有一天，阿巴尔丘克发现少了三把锉刀，就说：
“在卫国战争时期偷窃紧缺的钢材，怎么不知道羞耻……”
巴尔哈多夫回答说：
“你这狗虱子，闭嘴！要不然你等着瞧！”
阿巴尔丘克不敢直接唤醒他，就叮叮当当地整理锯条，又咳嗽，又把小锤掉在地上。巴尔哈多夫醒了，带着心安理得和不满意的神气注视着他。后来巴尔哈多夫低声说：
“昨天一列军车里下来的一个小伙子说，有些劳改营比湖泊地区的劳改营还不如呢。犯人都带着镣铐，半个脑袋剃得光光的。没有姓名，只有编号缝在胸前，缝在膝盖上，背后还缝着犯人标记。”
“胡扯。”阿巴尔丘克说。
巴尔哈多夫带着向往的神气说：
“应当把所有的政治坏分子弄到那儿去，首先应当把你这个家伙弄去，免得把我弄醒。”
“对不起，巴尔哈多夫先生，我打搅您了。”阿巴尔丘克说。
他非常怕巴尔哈多夫，但有时候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
在换班时间，满身黑炭粉的涅乌莫里莫夫来到仓库里。
“竞赛怎么样？”阿巴尔丘克问道。“大家都参加了吗？”
“竞赛是展开啦。打仗需要煤炭嘛，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把标语贴到了文教处：突击劳动，支援祖国。”
阿巴尔丘克叹了一口气，说：
“你要知道，应该写一部描述劳改营里的烦恼的著作。有时烦恼使人感到沉重，有时烦恼来势凶猛，有时烦恼使人气闷，叫人喘不上气来。可是还有一种烦恼很特别，既不沉重，也不凶猛，也不使人气闷，而是撕心裂腑，就像深水怪物要把海洋搅翻。”
涅乌莫里莫夫苦笑了一下，不过他露出来的不是雪亮的白牙，他的牙齿已经坏了，和煤炭一样颜色了。
巴尔哈多夫走到他们跟前。阿巴尔丘克回头看了看，说：
“你老是这样悄没声地走路，冷不丁来到我跟前，我都哆嗦起来啦。”
巴尔哈多夫是个不爱笑的人，带着很操心的神气说：
“我要上粮食仓库去一下，你没意见吧？”
他走后，阿巴尔丘克对自己的朋友说：
“夜里我想起前妻生的儿子。他大概已经上前方去了。”
他凑到涅乌莫里莫夫耳朵跟前，说：
“我希望我的儿子成为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我在想，我会见到他的，我要对他说：记住，你爸爸的遭遇是很偶然的，算不了什么，党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是合乎时代最高要求的！”
“他姓你的姓吗？”
“不，”阿巴尔丘克回答说，“我原来认为，他可能会长成一个市侩。”
昨天傍晚和夜里，他想过柳德米拉，很希望见到她。他翻阅残破的莫斯科的报纸，说不定能看到“中尉托里亚·阿巴尔丘克”呢，那样他就会清楚，儿子想姓他的姓了。
他生平第一次希望有人怜惜他。他想象着，他怎样走到儿子跟前，激动得连气都喘不上来，拿手指着自己的喉咙，表示说不出话来。托里亚会把他抱住，他会把头放到儿子胸前，哭起来，毫不难为情，尽情地哭，哭。他们会站上很久，儿子比他高一个头……
儿子一直想着父亲。他找到父亲的同志们，向他们打听当年父亲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形。托里亚会说：“爸爸，爸爸，你的头发完全白啦，你的脖子多么细，皱纹好多啊……你一直斗争了这么多年，你进行的是伟大而孤单的斗争呀。”
在审讯的时候，给他吃了三天咸菜，却不给他水喝。还要打他。
他明白，主要的不是要他招供破坏行为和间谍行为，也不是要他诬陷别人。关键是要他怀疑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正确性。在审讯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落到了匪徒手里，只要能见到审讯科长，这些审讯他的匪徒就会被抓起来。
但是，过了一些时间，他看出来，问题不仅仅在于几个暴徒。
他了解了羁押犯人的军用列车和轮船统舱，各有各的规矩。他看到过，一些刑事犯不仅输掉别人的东西，而且输掉别人的性命。他见过下流无耻，见过卑鄙的出卖。他见过刑事犯的野蛮行为，那是疯狂的、血腥的、极其残酷的。他见过得势的正统派与不得势的正统派之间可怕的派系斗争。
他说：“抓人是不会冤枉的。”他认为，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包括他在内，是抓错了的，其余的都是罪有应得，是正义的利剑惩罚革命的敌人。
他见过阿谀奉承、背信弃义、唯唯诺诺、残酷无情……他把这些东西叫做资本主义遗毒，他认为这些东西只有那些遗老遗少、白军军官、富农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身上才有。
他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
涅乌莫里莫夫就要离开仓库的时候，忽然说：
“哦，我忘啦，刚才有一个人问你来着。”
“哪儿来的人？”
“昨天军车上下来的。正在分配他们工作。有一个人问起你。我说：‘凑巧我知道，我跟他铺挨铺已经睡了有三年多。’他对我说了他的姓名，可是我一下子就忘啦。”
“他是什么样子？”阿巴尔丘克问。
“噢，模样儿够寒碜的，鬓角上还有一道伤疤。”
“啊哈！”阿巴尔丘克叫起来。“莫不是马加尔呀？”
“就是，就是。”
“这是我的老同志，我的老师，是他发展我入党的。他问什么来着？他说了一些什么？”
“问的是一般的话，问你判了几年。我说：报了五年，批下来是十年。现在咳嗽起来，有可能提前获释。”
阿巴尔丘克没有听涅乌莫里莫夫说话，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叫着老同志的名字：
“马加尔，马加尔……他有一段时期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真的，很特别。他对同志什么都舍得，冬天可以脱下自己的大衣，可以把最后一块面包送给同志。又聪明，又有学问。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出身，是刻赤<a id="noteBack_41" href="#note_41">[41]</a> 渔民的儿子。”
他回头看了看，俯身对涅乌莫里莫夫说：
“你记得，咱们说过，劳改营里的共产党员应该建立起组织，帮助党。阿布拉姆·鲁宾曾经问：‘让谁当书记呢？’现在有了，就是他。”
“可我还是推选你，”涅乌莫里莫夫说，“我不了解他。你要是想找他，刚才有十辆汽车装着人到各分部去了，大概他也去了。”
“没什么，能找到他的，啊，马加尔，马加尔。就是说，他问我了吗？”
涅乌莫里莫夫说：
“我差点儿忘了我是来干什么的。给我一张白纸。瞧我的记性真差。”
“要写信吗？”
“不是，要向谢苗·布琼尼写申请书，要求上前线去。”
“不会让你去的。”
“布琼尼还记得我呢。”
“不会让政治犯上军队里去。咱们的煤矿可以多出一些煤炭，战士们也会因此感谢咱们，也可以说尽到自己的力量啦。”
“我还是希望上军队里去。”
“这种事儿布琼尼也没办法。我还给斯大林写过信呢。”
“布琼尼也没办法？你真是开玩笑！还是你舍不得一张纸？我的限额用纸已经用完了，文教处又不给我。要不然我不会向你要。”
“好吧，我给你一张。”阿巴尔丘克说。
他还有几张纸，是未经批准存下的。文教处发纸是有数的，而且以后还必须说明纸是怎么用了的。晚上，棚屋里的情形一如往常。原近卫重骑兵团军官东古索夫老头子眨巴着眼睛，没完没了地说着传奇故事。犯人们仔细听着，搔着痒痒，带着赞赏的神气晃着脑袋。
东古索夫随心所欲地编造着荒诞离奇的故事，把一些熟悉的女舞蹈家、阿拉伯的劳伦斯，把三个火枪手和凡尔纳“鹦鹉螺”号潜艇的事都编了进去。
“等一等，等一等，”有一个听众说，“她究竟怎样跨过波斯国境的？你昨天说，她被奸细毒死啦。”
东古索夫停了一会儿，和善地看了看挑毛病的人，就又很起劲地说起来：
“娜金其实并没有死。一位西藏医生往她那半张开的嘴里滴了几滴高山仙草熬出来的药水，又把她救活了。到第二天早晨她就能起来，不用别人搀扶，可以在屋里走动了。她的体力渐渐恢复了。”
大家听了他的解释，都很满意。
“明白啦……再说下去吧。”大家说。
在角落里，一些人在哈哈大笑，在听蠢头蠢脑的老工长、德国人加秀琴柯拉长了声音说下流的顺口溜。
有的顺口溜十分好笑，听众一直笑得没了劲儿。有一个害疝气的莫斯科记者和作家，是一个善良、聪明而腼腆的人，正慢慢地嚼着烤干的白面包，这是妻子寄来的，他昨天才收到。看样子，他吃着又香又脆的干面包，想起了过去的日子——他的眼里含着泪水。
涅乌莫里莫夫正在跟一个坦克手争论。坦克手进劳改营，是因为出于卑劣的动机，杀人行凶。他为了给大家解闷，嘲笑骑兵，涅乌莫里莫夫气得脸发了白，大声对他说：
“你可知道，在一九二〇年，我们凭马刀干过一些什么样的事！”
“我知道，你们拿马刀杀过偷来的母鸡。一辆坦克就可以把你们整个骑兵第一集团军打退。你们的国内战争无法跟卫国战争相比。”
年轻的小贼科尔卡·乌加罗夫缠着阿布拉姆·鲁宾，要拿一双脱了掌的破运动鞋换他的皮鞋。
鲁宾觉得要倒霉，神经紧张地打着呵欠，环视着周围的人，寻求支持。
“你这小气鬼，小心点儿，”像一只灵活的黄眼野猫似的科尔卡说，“该死的东西，你小心点儿，别惹我发火。”
后来科尔卡说：
“你为什么不准我病假？”
“你很健康嘛，我不能同意。”
“你同意不同意？”
“科尔卡，我向你保证，我很希望准你请假，但是我不能。”
“你同意不同意？”
“你要知道我的难处。难道你以为，我能批……”
“好啦。算啦。”
“别急，别急嘛，你要了解我的难处。”
“我了解。现在该你了解我了。”
什捷金格是完全俄罗斯化了的瑞典人，大家都说他是真正的间谍。他正在文教处发给他的一块硬纸板上作画，他的眼睛离开画一小会儿，看了看科尔卡，看了看鲁宾，摇了摇头，又转过头去作画。画名叫《原始森林妈妈》。什捷金格不怕刑事犯人，不知道为什么，刑事犯们都不敢碰他。
等科尔卡走开以后，什捷金格对鲁宾说：
“阿布拉姆，你的做法很不聪明。”
白俄罗斯人科纳舍维奇也不怕刑事犯。他在进劳改营之前，在远东做航空技师，在太平洋舰队里获得重量级拳击冠军称号。刑事犯们都很敬重他，但是他从来不曾为受刑事犯欺负的人打抱不平。
阿巴尔丘克慢慢地在两层架铺中间的狭窄通道上走着，又烦恼起来。百米长的棚屋的那一头沉没在马合烟<a id="noteBack_42" href="#note_42">[42]</a> 的烟气中。每次他都觉得，等走到棚屋的尽头，会看到一点新的东西，可是走到尽头，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还是那装着洗脸木槽的过道，刑事犯在木槽下面洗裹脚布，还是挂在石灰墙上的拖把，还是那油漆木桶，铺上还是露着刨花的褥垫，还是不高不低的嗡嗡说话声，还是一张张枯瘦的、一样颜色的囚犯脸。大多数囚犯坐在铺上等待就寝信号，谈女人，谈菜汤，谈切面包的人弄鬼，谈自己给斯大林的信和给苏联最高检察院的申诉书的遭遇，谈新的采煤和运煤定额，谈今天的寒冷和明天的寒冷。
阿巴尔丘克慢慢走着，听着谈话的片断。他觉得，这种一模一样、没完没了的谈话要在押送站、军车上、劳改营的棚屋里，在成千上万的人中间持续很多年，年轻的都要谈女人，年老的都要谈吃的。等到老头子如饥似渴地谈起女人，年轻小伙子谈起不受限制的好吃的东西，那就特别糟了。
阿巴尔丘克从加秀琴柯坐的铺旁边经过时，加快了脚步。一个老人，他的妻子已经有儿孙们唤“妈妈”、“奶奶”了。他受到这样的待遇，这待遇太可怕了。
就寝号快点儿响起来吧，快点儿躺到铺上，拿棉袄蒙住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阿巴尔丘克朝门口看了看——也许马加尔来了呢。阿巴尔丘克要求求大组长，让他们睡在一起，他们每夜都可以长谈，推心置腹地谈，因为他们是两个共产党员，是老师和学生。
棚屋的头面人物，采煤队队长佩列克列斯特、巴尔哈多夫、棚屋大组长萨罗科夫在一个铺上举行小小的宴会。佩列克列斯特的狗腿子、原来管计划的日里亚波夫担任跑堂，将一块手巾铺在凳子上，摆放奶油、鲱鱼、点心——这都是佩列克列斯特队里的人孝敬的贡品。
阿巴尔丘克从头面人物的铺边走过，觉得自己的心紧张得停止了跳动：说不定他们会喊他，叫他吃一点儿呢。他真想吃点儿好吃的呀。巴尔哈多夫真没有良心！他在仓库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阿巴尔丘克也知道他偷钉子，偷了三把锉刀，但是在值班时什么也没说……现在他完全可以招呼一声：“喂，主管，来跟我们坐一会儿吧。”阿巴尔丘克很瞧不起自己，觉得自己不仅想吃，而且还有一种感情在作祟，这是一种很卑微、很下贱的囚犯感情：很想在厉害角色的圈子里坐一会儿，随便跟佩列克列斯特谈一谈，佩列克列斯特可是偌大的劳改营听到名字都发抖的人物。
阿巴尔丘克想起了自己——下贱。马上又想到巴尔哈多夫——下贱。
没人喊他，却喊了涅乌莫里莫夫。于是这位骑兵旅长、获得两颗红旗勋章的英雄龇着褐色的牙齿，笑嘻嘻地朝他们的床铺走去。这个笑嘻嘻地去参加几个贼的宴会的人，二十年前曾经率领几个骑兵团为实现世界共产主义战斗过……
他今天干吗对涅乌莫里莫夫谈起托里亚，谈自己的心事？
不过他也为共产主义战斗过，他也在库兹巴斯工地上，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斯大林做过汇报。当他低着头，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从蒙了肮脏的绣花手巾的凳子旁边走过时，也曾经希望他们喊他。
阿巴尔丘克走到莫尼泽的床铺边，莫尼泽一面补袜子，一面说：
“今天佩列克列斯特对我说：‘你要小心，我要拿拳头敲你的脑袋，我要汇报你，还算便宜你，你是最坏的叛徒。’”
坐在邻铺上的鲁宾说：
“这还不是最糟的呢。”
“是的，是的，”阿巴尔丘克说，“你看到他们把旅长喊过去，旅长那股高兴劲儿吗？”
“他们没喊你，你不痛快了吧？”鲁宾说。
阿巴尔丘克恼羞成怒，说：
“你看看自己的灵魂吧，别忙着说我。”
鲁宾像鸡那样半闭起眼睛，说：
“我吗？我连不痛快也不敢。我是最低下的一类，没人理睬。我和科尔卡的谈话，你没听见吗？”
“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阿巴尔丘克把手一挥，站了起来，又顺着床铺之间的通道朝那张凳子走去，又听到那没完没了的谈话。
“甜菜猪肉汤天天有，不光是过节。”
“她的乳房才滑溜呢，你恐怕都不信。”
“哥儿们，我不讲究，有羊肉泡饭就行啦，干吗要你们的沙拉凉拌菜……”
阿巴尔丘克又回到莫尼泽的铺前，坐下来，听别人谈话。
鲁宾说：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为什么他说：‘你可以做眼线。’他说的是告密者，比如说，向侦缉人员暗地汇报。”
莫尼泽一面继续补袜子，一面说：
“去他娘的吧，告密——是顶下贱的事。”
“怎么会告密呢？”阿巴尔丘克说。“你是共产党员嘛。”
“他这共产党员跟你一样，”莫尼泽说，“是过去的话了。”
“我不是过去的，”阿巴尔丘克说，“你也不是过去的。”
鲁宾又使他恼了，因为说出了应有的怀疑，应有的怀疑往往比不应有的怀疑更刺激人，更叫人受不了。
“这不是党员不党员的问题。一天喝三次玉米泔水汤，大家都喝够了。我也恨死了这种汤。你这一点我赞成。不赞成的是你夜里和白天两副面孔。我和科尔卡的谈话，你听见了吗？”
“头朝下，腿朝上啦！”莫尼泽说过这话，就笑了起来。可能因为再没什么好笑的了。
“你怎么，以为我只有动物本能啦？”阿巴尔丘克问道。他觉得自己简直憋不住要把鲁宾揍一顿。
他又霍地站起来，在屋里走起来。
当然，他吃够了玉米糊。多少天以来，他都在猜想着十月革命节的伙食：会不会有肉丁炒白菜、通心粉汤、杂烩？
当然，很多事情要取决于侦缉人员。好一点儿的差事，比如管澡堂，切面包，是不容易弄到手的。他可以在实验室工作，穿白大褂子，干自在活儿，跟刑事犯们不发生关系，他也可以在计划处工作，可以领导煤矿……可是鲁宾不对。鲁宾想侮辱他，鲁宾泄他的气，在他身上寻找下意识地悄悄出现的东西。鲁宾就喜欢钻空子。
阿巴尔丘克一辈子痛恨圆滑，痛恨两面派和社会异己分子。
他过去的精神力量、他的信心，在于他能使用法庭的权力。他怀疑妻子，就和她离了婚。他不相信她能够把儿子教育成一个坚定的战士，就不让儿子用他的名字做父称。他常常痛斥摇摆不定的人，瞧不起爱发牢骚的人和意志薄弱、信念不坚定的人。他曾经把库兹巴斯工地上一些想家、不安心的莫斯科工程技术人员交付法庭。他把四十名离开工地跑回农村的工人判了刑。他还和钻营市侩的父亲断绝了关系。
做一个坚定不移的人，是幸福的。每一次把人送交法庭，他都可以证实自己的精神强大，证实自己是典范，证实自己的纯洁。他从中得到乐趣，增强信心。他从不躲避党的动员号召。他自愿不领取党员最高月工资。他天天穿着很平常的制服和靴子去上班，参加人民委员部委员会议，上戏院。有时党派他去休养，他就穿这套服装在雅尔塔的海边散步。他希望一切都像斯大林。
他失去使用法庭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本色。鲁宾感觉到这一点。几乎每天他都要在话里指出他的软弱、他的怯懦，指出悄悄进入劳改犯心中的一些可怜的愿望。
前天他就说：
“巴尔哈多夫拿仓库里的钢材把有的坏家伙喂饱啦，可是我们的大英雄连一声也不哼。就连小鸡也想活呢。”
当阿巴尔丘克准备责备别人的时候，他感到自己也会被责备，就会动摇起来，觉得灰心丧气，便失去自己的本色。
阿巴尔丘克在一个床铺旁边站下来。老公爵多尔戈卢基正在这里和经济学院的年轻教授斯捷潘诺夫说话。斯捷潘诺夫在劳改营里一向表现很高傲，营队领导人走进棚屋巡视，他都不肯站起来，常常公开发表反政府观点。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和许多政治犯不同，他被关押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写了一篇题为《列宁和斯大林的国家》的文章，让学生传阅。不知是读到这篇文章的第三个还是第四个学生把他告发了。
多尔戈卢基是从瑞典回到苏联的。去瑞典之前，他在巴黎住了很久。他想念祖国，就回来了。回国一个星期之后，就被捕了。他在劳改营里常常祷告，结识了一些教徒，并且写一些内容神秘难懂的诗。
这会儿他就在给斯捷潘诺夫念诗。
阿巴尔丘克将肩膀靠在上铺与下铺之间钉的十字形木板上，听他念诗。多尔戈卢基半闭着眼睛在念，干裂的嘴唇哆嗦着。他那不高的声音也哆嗦着，并带有干裂声。
是我自己选定了降生年月、时间、国家、民族和地点，
为的是经受所有的苦难，
经受良心、水和火的洗礼。
我向下落去，掉进了深渊黑洞，
落到比什么都低的地方，在臭脓、粪堆里，
启示录中的野兽——
我信心不改！
我相信最高权柄的公正，
是它解放了古老的自然力量，
我在烧焦的俄罗斯腹地，我要说：
你这样决断，是对的！
要想变得钻石般坚硬，
必须炼透整个的人生。
如果熔铁炉里的柴炭不够，
上帝呀，请用我的血肉！
他念完之后依然半闭着眼睛坐在那里，嘴唇依然无声地翕动着。
“胡诌，”斯捷潘诺夫说，“颓废派！”
多尔戈卢基用没有血色的苍白的手朝四周指了指。
“你们瞧，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把俄罗斯人引导到哪儿来了。你们可记得，恰达耶夫在第三封哲学通信里写的是什么？”
斯捷潘诺夫用教师教导学生的口吻说：
“您的神秘的愚昧，就跟有些人要建立这种劳改营一样，我都十分讨厌。不论是您，不论是他们，都忘记了俄罗斯还有一条路，一条最自然的道路：民主和自由的道路。”
阿巴尔丘克和斯捷潘诺夫争论过不止一次了，可是现在他不想插嘴，不想把斯捷潘诺夫说成敌人，说成持不同政见者。他走到角落里，有些洗礼派教徒正在这儿祷告，他听了听他们的嘟哝。
这时候响起大组长萨罗科夫的响亮的声音：
“起立！”
大家一齐站起来，上司走进了棚屋。阿巴尔丘克侧眼看着虚弱不堪的多尔戈卢基那苍白的长脸，看着他两手紧贴裤缝站在那里，嘴唇还在嘟哝着，大概还在念他的诗。斯捷潘诺夫坐在旁边。他像往常一样，目无领导，不服从本棚屋明明白白的内部规章。
“搜查啦，搜查啦。”囚犯们小声说。
但是没有搜查。两名头戴红蓝制帽的年轻看押兵从床铺中间走过，一面打量着囚犯们。其中一名士兵走到斯捷潘诺夫跟前，说：
“教授，你坐着呀，你是怕把什么东西冻坏呀。”
斯捷潘诺夫转过他那翘鼻子的宽宽的脸，用鹦鹉似的响亮的声音很不自然地回答说：
“长官先生，请您对我称‘您’，我是政治犯。”
夜里，棚屋里发生了严重事件：鲁宾被杀死了。
凶手趁被害者睡觉的时候，拿一个大钉子插到他的耳朵里，然后用力一砸，把钉子楔进脑子里。有五个人，包括阿巴尔丘克在内，被侦缉人员传去。看样子，侦缉人员感兴趣的是钉子的来历。这种钉子才进库不久，生产部门还不曾领用。
在洗脸的时候，巴尔哈多夫在木槽边和阿巴尔丘克站在一起。巴尔哈多夫朝他转过湿漉漉的脸，一面舔着嘴上往下流的水滴，一面小声说：“该死的东西，你记住，你要是去告发，我一点也没有事儿。可是今天夜里我就收拾你，狠狠收拾你，叫全营都知道厉害。”
他用毛巾把脸擦干以后，拿平静的眼睛看着阿巴尔丘克的眼睛，看到眼睛里的神气正是他希望看到的，便握了握阿巴尔丘克的手。
在食堂里，阿巴尔丘克把自己的一钵子玉米糊送给了涅乌莫里莫夫。涅乌莫里莫夫哆嗦着嘴唇说：
“真是野兽。把我们的阿布拉姆害死啦！多么好的一个人呀！”
他说着，把阿巴尔丘克的玉米糊端到自己面前。
阿巴尔丘克一声不响地站起来，离开饭桌。
在走出食堂的时候，大家纷纷让路，佩列克列斯特往食堂里来了。他在跨门槛的时候，把身子弯了弯，因为劳改营的门都没有他的个头儿高。
“今天是我的生日。来我这儿玩吧。咱们喝两杯。”
多么可怕！有几十个人听到了夜里的凶杀，看见一个人走到鲁宾的床铺边。
如果有人一下子爬起来，把全屋的人喊起来，会怎么样呢？几百个强壮的男子汉团结起来，两分钟就会把凶手制服，会救活一个同伴。但是谁也不抬头，谁也不叫喊。杀一个人，就像杀一头羊一样。大家都躺着，装做睡着了，拿棉袄蒙住头，尽可能不咳嗽，尽可能不去听受害者在昏迷中挣扎。
多么低三下四，多么驯顺啊！可是他当时也没有睡着，也没有作声，拿棉袄把头蒙住。他很明白，驯顺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驯顺来自经验，来自对劳改营规律的了解。如果大家都起来，把凶手制住，带刀的人还是比不带刀的人厉害。全屋的力量是一时的力量，而刀永远是刀。
阿巴尔丘克想着面临的审讯：侦缉人员一定会要他的口供的，他在棚屋里一夜没有睡，早晨也没有洗脸，准备着挨折腾，他不朝矿井方向去，不去上棚屋的厕所，怕有人突然扑过来拿麻袋蒙住他的头。
是的，不错，夜里他是看见一个人朝鲁宾走去。他听见鲁宾在哼哧，听见鲁宾死前手和脚在床铺上乱扑乱蹬。
侦缉人员米沙宁大尉把阿巴尔丘克叫到办公室里，把门关上，说道：“您坐吧，犯人。”
他先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政治犯一般都能很快、很准确地回答。
然后他抬起疲惫的眼睛，看着阿巴尔丘克，早就知道这个有经验的囚犯很怕同棚屋的人报复，永远不会说出钉子是怎样落到凶手的手里的，所以对阿巴尔丘克打量了一阵子。
阿巴尔丘克也看着他，打量着大尉那年轻的脸，他的头发和眉毛，鼻子上的雀斑，心想，这位大尉比他的儿子至多大两三岁。
大尉提了一个问题，正是为这个问题把阿巴尔丘克传来的，在这之前已经有三名被审讯者不肯回答这个问题了。
阿巴尔丘克好一阵子没有作声。
“你怎么，聋了吗？”
阿巴尔丘克还是没有作声。
他多么希望这位侦缉人员说：“你听着，阿巴尔丘克同志，你是共产党员。今天你在劳改营里，明天咱们就要在一个组织里共同缴纳党费。你帮帮我的忙吧，同志要帮助同志，党员要帮助党员。”即使这不是真心实意的，只是采取一种例行的侦讯手段。
可是米沙宁大尉却说：
“您睡着了还是怎的？那我马上来把您唤醒。”
但是阿巴尔丘克却不用唤就醒了。
他用嗄哑的声音说：
“钉子是巴尔哈多夫从库里偷出来的。不光是钉子，他还从仓库里偷了三把锉刀。依我看，杀人的是科尔卡·乌加罗夫。我知道，巴尔哈多夫把钉子给了他，他有好几次说要杀死鲁宾。昨天他还说的，因为鲁宾没有准许他请病假。”
然后他接过递给他的一支纸烟，说：
“侦缉员同志，我认为，向您说出这件事，是我这个党员的责任。鲁宾同志是一位老党员。”
米沙宁借火给他把烟点着了，就一声不响地很快地记起来。然后他用温和的口吻说：
“犯人，您要知道，任何关于党员的话您都不应该说。您不能称呼同志。对于您来说，我是首长。”
“对不起，首长。”阿巴尔丘克说。
米沙宁对他说：
“几天之内，我还在进行调查，您不会出什么事。过几天以后再说。可以把您调到别的劳改营里去。”
“不必，首长，我不怕。”阿巴尔丘克说。他朝仓库里走去，知道巴尔哈多夫什么也不会问他。巴尔哈多夫会一个劲儿地盯着他，时刻注意他的动作、眼神、咳嗽，从中弄清情况。
他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本色，他十分高兴。
他又能行使法庭的权力了。他一想到鲁宾，就觉得遗憾，昨天他竟没有对他说出自己的不祥的预感。
三天过去，马加尔还是没有来。阿巴尔丘克上矿务局去打听他，阿巴尔丘克熟悉的几个文书在任何一本册子里都找不到马加尔的姓名。
晚上，在阿巴尔丘克知道命运已经把他们分开的时候，满身白雪的卫生员特留菲列夫来到棚屋里，一面捋眉毛上的冰凌，一面对阿巴尔丘克说：
“告诉您，我们卫生所来了一名犯人，他请您上他那里去。”
特留菲列夫又说：
“最好现在我带您去。您向大组长请个假。要不然我们这些犯人可不讲什么情理，马上就会找你的麻烦，等到把你收拾了，你再讲理由就晚啦。”
四十一
卫生员领着阿巴尔丘克来到卫生所的走廊。这里有一种特别的、和棚屋里不同的坏气味。他们在昏暗中朝前走着，看到堆在一起的许多担架，还有捆成许多捆的旧棉衣，看样子，是等着送去消毒的。
马加尔躺在隔离室里。这是一间木板墙小屋，里面有两张铁床几乎挨在一起。进隔离室的一般都是害了传染病或者快要死的病人。细细的床腿像是铁丝做的，却没有压弯的迹象，从来没有胖子睡这样的床。
“别坐这儿，别坐这儿，右边坐。”
响起一个声音。那声音极其熟悉，阿巴尔丘克一下子觉得似乎没有白发，没有被关押，又是自己终生依靠、终生为之奋斗的一切了。
他打量着马加尔的脸，满怀激动、一字一顿地说：
“你好，你好，你好……”
马加尔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故意很平淡地说：
“坐吧，就坐在我对面的床上。”
他看到阿巴尔丘克打量旁边床铺的目光，又说：
“你不会打扰他的，他已经不怕打扰了。”
阿巴尔丘克俯下身去，为的是看清老同志的脸，接着又回头看了看盖着的死者，问：
“他死了很久了吗？”
“两个多钟头以前死的，卫生员暂时还没有动他，等医生来。这样好些，要不然换一个活的来，咱们说话就不方便了。”
“这话对。”阿巴尔丘克说。他没有问他非常想问的一些问题：怎么样，你是受布勃诺夫<a id="noteBack_43" href="#note_43">[43]</a> 牵连，还是因为索科尔尼科夫<a id="noteBack_44" href="#note_44">[44]</a> 案件？判了你几年？你在弗拉基米尔或者苏兹达利的政治犯隔离室呆过吗？主持审讯的是特别机构还是军事委员会？你自己签字了吗？
他回头看了看盖着的尸体，问：
“他是什么人？怎样死的？”
“死于劳改营，是个富农分子。他老是在唤一个娜斯佳的名字，一直想离开这儿上什么地方去……”
阿巴尔丘克在昏暗中渐渐看清了马加尔的脸。他几乎认不出他了，变化太厉害了，竟成了一个垂死的老头子！
他感到自己的后背碰到了死者那弯着的僵硬的胳膊，觉得马加尔在看着自己，心里就想：“恐怕他也在想，‘简直认不出他了。’”
可是马加尔却说：
“先前他一个劲儿嘟哝，好像是‘霍……霍……霉……’，现在我才明白，他这是要喝水。茶杯就在旁边，真应该满足他最后的要求。”
“瞧，死人还是妨碍咱们了。”
“那当然了。”马加尔说。阿巴尔丘克听到了他熟悉的激动的语调，马加尔开始谈严肃的话题时往往是这样。“因为我们谈他，实际上是谈自己。”
“不，不是！”阿巴尔丘克抓住马加尔滚烫的手，紧紧握着，又抱住他的肩膀，不出声地哭起来，哭得浑身打哆嗦，憋得喘不过气来。
“谢谢你，”他含混不清地说，“谢谢你，谢谢，好同志，好朋友。”
他们两个人都哼哧哼哧喘着气，有一阵子没有说话。他们呼出的气汇合到一起，阿巴尔丘克觉得，汇合到一起的不仅是他们呼出的气。
马加尔首先开口说：
“听我说，听我说，朋友，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了。”
“别这样说，你会活下去的！”阿巴尔丘克说。
马加尔在床上坐起来。
“我非常不希望这样说，但是应该说。你也听着，”他对死者说，“这和你，和你的娜斯佳有关系。这是我最后一项革命任务，我一定要完成！阿巴尔丘克同志，你是特殊气质的人。而且我们当年相遇也是在特殊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们的最好的时候。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们错了。我们的错误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瞧……我们应该请求他原谅。让我抽一支烟。后悔已经晚啦。任何后悔都不能补偿过失。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这是第一点。再说第二点。我们不懂得自由。我们压制了自由。马克思也不珍视自由。自由是根本，是目的，是基础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以上我说了两点，再说第三点。我们在劳改营和原始林里经受苦难，可是我们的信仰比什么都坚强。这不是坚强，是懦弱，是保全自身。在铁丝网外面，要保全自身，就得多变，要不然就要死亡，就要进劳改营。共产党人制造偶像，戴肩章，穿制服，信奉民族主义，压制工人阶级，将来必然还要像黑色百人团<a id="noteBack_45" href="#note_45">[45]</a> 那样……在这里，在劳改营里，要保全自身，就不能改变：如果不想死的话，在劳改营里几十年都别改变……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别说啦！”阿巴尔丘克叫起来，把握紧的拳头凑到马加尔的面前。“你受不住啦！你垮啦！你说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如果那样，倒是好；但我不是胡说。我是又一次召唤你！就像二十年前那样！如果我们不能作为革命者活下去，那我们就死，像这样活着比什么都不如。”
“够啦，别说了！”
“请原谅我。我懂。我像一个老妓女，为失去的贞节痛哭。不过我要告诉你：记住吧！好朋友，请原谅我……”
“原谅？你我真应该像这个死人一样，早几个钟头死去，活不到这次见面……”阿巴尔丘克已经站在门口，又说：“我还要上你这儿来……我要给你修复头脑，现在我要做你的老师了。”
第二天早晨，卫生员特留菲列夫在劳改营的大院子里碰到阿巴尔丘克。特留菲列夫用爬犁拉着一桶牛奶，牛奶桶用绳子捆在上面。奇怪的是，在这北极圈里，他的脸上竟出了汗。
“你的朋友不能喝牛奶了，”他说，“昨天夜里他上吊了。”
报告消息叫人吃一惊，是挺快活的事，所以这位卫生员带着友好而得意的神气望着阿巴尔丘克。
“有遗书吗？”阿巴尔丘克问，并且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觉得，马加尔一定会有遗书的，说昨天的事，是他一时心血来潮。
“干吗要写遗书？不论写什么，都要落到侦缉人员手里。”
这一夜，是阿巴尔丘克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夜。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咬紧牙齿，睁大了眼睛，望着墙上捻死臭虫留下的一个个黑点。
他想起他不准姓他的姓的儿子，呼唤起儿子：
“现在我就剩下你了，只有你是我的希望。瞧，我的朋友和老师马加尔想杀死我的理智、我的志向，结果他自杀了。托里亚呀，托里亚，我在人世上就只有你一个了。你能看到我吗，能听到我的话吗？将来你能不能知道，你的父亲在这天夜里没有屈从，没有动摇？”
周围的人都在睡觉，睡得很熟，声音很大、很不好听，空气很重浊、很窒闷，有的打鼾，有的嘟哝，有的在梦里叫，有的咬牙，有的拉长声音呻吟和呼喊。
阿巴尔丘克忽然在铺上欠起身来，他觉得好像旁边有个阴影闪了一下。
四十二
一九四二年夏末，克莱斯特<a id="noteBack_46" href="#note_46">[46]</a> 的高加索集团军群占领了迈科普附近苏联最早开发的一个油田。德国军队进入挪威的北角和希腊的克里特、芬兰北部和拉芒什海峡<a id="noteBack_47" href="#note_47">[47]</a> 沿岸。热带作战的大元帅艾尔文·隆美尔驻扎在离亚历山大八十公里的地方。在厄尔布鲁士山<a id="noteBack_48" href="#note_48">[48]</a> 顶上，山地军竖起了带有纳粹党徽的旗帜。曼施坦因得到命令，要把巨炮和新式火箭炮推向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列宁格勒。本来持观望态度的墨索里尼已经在制订进攻开罗的计划，练习骑坐阿拉伯马。寒带作战的季特尔驻扎在任何一个欧洲侵略者都没有到过的北纬地带。巴黎、维也纳、布拉格、布鲁塞尔都成了德国的省城。
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党最残酷计划的时刻来到了，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消灭人，消灭人的生命和自由。法西斯党的头目们四处散布谎言，说是斗争的紧张迫使他们不能不如此残酷。事实正好相反，危险会使他们清醒。如果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他们就会有所收敛。
等到法西斯完全相信已经取得最后胜利的那一天，全世界就会倒在血泊里。如果世界上不再有反法西斯的武装，刽子手们也不会就此收手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敌人就是人。
一九四二年秋天，帝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法律。特别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军事胜利到达顶峰之时，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被取消法律保护权，由秘密警察管制。
法西斯党的领导和希特勒本人决意完全消灭犹太民族。
四十三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有时想想过去的事：苏黎世大学五年的生活，巴黎和意大利的夏季旅游，音乐学院的音乐会，中亚山区的考察，从事了三十二年的医务工作，她喜欢的菜肴，跟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朋友们（有艰难的日子，也有愉快的日子），习惯了的电话铃声，习惯了的话语，打纸牌，留在她莫斯科住处的东西。
她也常常想起在斯大林格勒的那几个月，想起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叶尼娅、谢廖沙、薇拉、玛露霞。越是和她亲近的人，如今离她越远。
有一天快到黄昏时候，军用货车停在离基辅不远的一个枢纽站的备用线上，她在锁上的车厢里捉自己领口上的虱子，旁边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很流利地小声说着犹太话。这时候她特别清楚地意识到她，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少校军医，面临的真实处境。
这些人的主要变化，是对自己的特殊气质和个性的感觉减弱了，对命运的感觉增强了。
“我，我，我究竟是什么人？实实在在是什么人？”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想道。“是那个小小的、流鼻涕的、又怕爸爸又怕奶奶的小姑娘，还是那个发胖、脾气暴躁、戴领章的军医，还是这样一个长虱子的脏老婆子？”
幸福的希望没有了，但是出现了许许多多想法：把虱子消灭……凑到门缝儿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解解小便……洗洗脚，哪怕洗一只脚……还有，浑身都想喝水。
刚把她推进车厢里，她觉得昏暗的车厢里漆黑一团，她朝四下里看了看，听见低低的笑声。
“是疯子在这儿笑吗？”她问。
“不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回答说，“在这儿说笑话呢。”
有一个人伤心地说：
“又一个犹太女人到我们这遭殃的车上来啦。”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站在车门口，眯着眼睛，为的是适应黑暗，回答别人的问话。她马上陷入一种不习惯的氛围中：这儿除了哭声、呻吟和臭气，还有从童年时代就已遗忘了的语言、口音……
索菲亚想往里走走，但是走不过去。她在黑暗中摸到一条穿短裤的细细的腿，就说：
“对不起，好孩子，我把你碰疼了吗？”
但是这孩子没有回答她。她在黑暗中说：
“大娘，您是不是让您的孩子挪挪地方？我总不能一直站着呀。”
在角落里有个男子用歇斯底里的演员般的声音说：
“应该早点儿打个电报来，那样就可以给您安排一个带浴室的房间。”
索菲亚清清楚楚地说：
“浑蛋！”
有一个女人，她的脸在昏暗中已经露出来了，她说：
“靠着我坐吧，这儿地方有的是。”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感觉出她的手指头在轻轻地、快速地抖动。
这是她从小就熟悉的世界，是犹太小镇的世界；她感觉出这个世界的一切变化有多么大。
这节车厢里有合作社的工人，有无线电技工，有师范学院的女学生，有工会学校的教师，有罐头厂的工程师，有畜牧工作者，还有一位担任兽医的姑娘。以前小镇上没有这样一些职业。但是，要知道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没有变，她依然是当年又怕爸爸又怕奶奶的那个样子。也许，这新的世界也依然未变？可是，不管怎么说，还不是一样。犹太人的小镇，不论是新是旧，反正是朝坡下滚去，将滑向无底深渊。
她听到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声音说：
“现在的德国人都是野蛮人，他们都不知道海涅是什么人。”
另一个角落里，一个男子声音用嘲笑的口吻说：
“结果这些野蛮人把咱们当牲口装进火车里。咱们知道海涅又有什么用？”
大家向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打听前线的情况，因为她说的全是不好的消息，有人就对她说，她所知道的消息是不可靠的；于是她明白了，在这牲口车厢里有自己的战略，这战略的根据是强烈的生存愿望。
“难道您不知道，希特勒收到了最后通牒，要他立即释放所有犹太人？”
是的，是的，当然是这样。等到任人宰割的痛苦和不祥预感变为剧烈的恐怖的时候，人往往求助于毫无根据的乐观，麻醉自己。
对索菲亚·奥西波芙娜的兴趣很快就过去了。她也和大家一样，成了一个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不知道被弄去干什么的同路人。谁也不问她的名字和父称，谁也记不住她的姓。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甚至感到奇怪：走倒退的道路，从人回到肮脏、可怜、失去名字和自由的牲口，只需要几天工夫：而从动物到人的路，却走了几百万年。
她很惊讶，人类遭受这样大的灾难，却依然时时刻刻操心生活琐事，依然因为一些小事彼此闹意见。
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小声对她说：
“医生，你瞧瞧那位阔太太，她坐在门缝儿跟前，就好像只有她的小孩子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太太是上咸湖去呢。”
夜里火车停过两次，大家很留心地听着警备队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听着杂乱不清的俄语和德语。
在夜晚的俄罗斯小站上听到歌德的语言，显得非常可怕，但是听到德国警备队中有俄罗斯人说起俄语，更使人感到毛骨悚然。
天快亮的时候，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和大家一样饿得难受，并且幻想能喝到一口水。她的幻想极其微小，极不大胆，她想象着有一个压得凹凸不平的罐头盒子，里面还剩一点儿热乎乎的水汁儿。她用又快又短促的动作搔了搔痒，就像狗抓弄跳蚤那样。
现在索菲亚·奥西波芙娜觉得似乎懂得了生活与生存的区别。生活已经结束了，完了，可是生存依然继续着。虽然这种生存是可怜的、毫无意义的，但是一想到横死，心里就感到十分可怕。……
下起雨来，有些雨滴从装了铁栏的小窗户里飞进来。索菲亚·奥西波芙娜从自己的衣襟上撕下一条布边儿，身子朝车厢壁挪动了下，凑到有一条不大的缝隙的地方，把布条塞到缝隙外面，等着布条浸透雨水。然后她把布条抽回来，嚼起凉丝丝、湿漉漉的布条。这时在靠近车厢壁的地方以及车厢角落里，有些人也开始撕布条了，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感到很得意：这取雨水、喝雨水的方法是她发明的。
夜里索菲亚·奥西波芙娜碰着的那个男孩子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看着一些人把布条塞到车门底下的缝儿里。她在朦胧的光线中看到了他那瘦小的脸和尖尖的鼻子。看样子，他有六七岁。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心想，她来到车厢里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人跟这孩子说过话，他也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和别人说过一句话。她把湿布条递给他，说：
“好孩子，给你。”
他没有作声。
“接着吧，接着吧。”她说。
他犹犹豫豫地伸出手来。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他小声回答说：
“达维德。”
坐在旁边的一个叫穆霞·鲍里索芙娜的女人说，达维德从莫斯科来看他的外婆，打起仗来，他不能回到妈妈身边了。外婆死在隔离区里，达维德的姨娘列维卡·布赫曼就跟有病的丈夫在这个车厢里，甚至不让这孩子坐在她身边。
到傍晚时候，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已经听说不少事情，听到不少争论，她自己也说，也参加争论。她对交谈者说：
“犹太兄弟姐妹们<a id="noteBack_49" href="#note_49">[49]</a> ，我来跟你们说说。”
许多人盼望着快点儿到地方下车，以为这是把他们送到集中营去，到集中营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干活儿，有病的人可以住伤残病房。大家几乎一刻不停地谈论着这些。可是心里依然在暗暗地害怕，在不出声地哭号。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从别人说的事情中了解到，人身上不仅仅是人性的东西。有人对她说，有一个女人把瘫痪的姐姐放到木盆里，在冬天的夜里拖到外面去，把姐姐冻死了。有人告诉她，有些母亲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在这个车厢里，就有这样一个女人。还有人说，有些人就像老鼠一样，成年累月地住在下水管道里，吃的是脏东西，只要能活着，吃什么苦都行。
犹太人在法西斯的统治下生活是可怕的，犹太人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坏蛋，他们是人。当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望着小小的达维德的时候，她心中产生的对人的怜悯感情特别强烈。小达维德照常不说话，一动不动地坐着。有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揉破了的火柴盒，对着火柴盒看一阵子，然后又藏进口袋。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有几个昼夜一点没有睡，她不想睡。这一夜她也是坐在又黑又臭的车厢里没有睡。她忽然想道：“这会儿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在哪儿呀？”她听着人们的呓语和叫声，心想，这些睡着了的、发狂的脑袋里这会儿一定活灵活现地发生了言语难以表达的可怕情景。如果一个人还能活在世上，将来希望知道过去的事的话，怎样才能保留、才能记下这些情景？……
“兹拉塔！我的兹拉塔！”有一个男子带着哭声喊道。
四十四
……在瑙姆·罗森贝格的四十岁的头脑里正在进行着他习惯了的统计工作。他一面在路上走，一面算：前天110，加上昨天61，再加上前五天的612 ，共计783 ……可惜他没有计算男人、女人、儿童的分类数字。女人烧起来比较容易。这个有经验的劳工在焚尸的时候，总是把出灰多的干瘦的老头子跟女人的尸体摆在一起。现在马上就要命令他们离开大路，拐个弯往前走了——一年前对那些人就是这样下命令的。他们现在把那些人的尸体挖出来，再用绳子拴着钩子从坑里往外拖。有经验的劳工可以从一个一个的坟包判断出坟坑里有多少尸体：五十，一百，二百，六百，一千……这里的监督<a id="noteBack_50" href="#note_50">[50]</a> 艾尔弗要他们管尸体叫“具”，一百具，二百具，可是罗森贝格管他们叫人，被杀的人，被杀的小孩子，被杀的老头子。他是在心里这样叫，要不然监督就要送他一粒枪子儿。可是他嘴里老是在嘟哝：“被杀的人呀，你从坑里出来吧……小家伙呀，别扯着妈妈啦，你们就要在一块儿，想分开也分不开啦……”要是问他：“你在那儿嘟哝什么？”他就说：“我什么也没有说，您也许觉得我在说话。”他还是在嘟哝，他在作斗争，这是他小小的斗争……前天有一个坑，里面8个人。监督叫起来：“真不像话，20人的劳工队只焚化8具！”他说得很对。可是如果一个小村子里只有两户犹太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命令总归是命令：要把所有的坟都挖开，把所有尸体都烧掉……现在他们离了大路，在草地上走了，终于，在碧绿的林中草地上第115次出现了灰色的土包——坟墓。8 个人挖坟，4个人伐橡树，锯成人体长的木条，两个人用斧头把木条劈开，两个人把引火的干木板和汽油桶从大路上往这里抬，4个人清理架火堆的地方，挖出灰的沟——还要看好风从哪边来。
一会儿尸臭的气味就压倒林中的腐叶味。警备队又笑，又骂，捂起鼻子，监督直吐唾沫，躲到林边去。劳工们扔下铁锹，拿起钩子，拿破布把嘴和鼻子蒙住……“您好，老大爷，您又要见见阳光啦；您可真够重的……啊，一个妈妈带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已经上学了，一个女孩有三岁吧，有佝偻病……没关系，现在不怕了……别拿手扯住妈妈不放，孩子，你妈妈哪儿也不去啦……”监督在林边大声问：“有几具？”罗森贝格回答：“19……”底下是在心里说的：“19个被杀的人。”大家都在骂：花了半天工夫，才这么一点点儿。可是上星期挖开一个坟，一下子就是200个妇女，而且全是年轻的。当揭去上面一层土的时候，坟里冒出灰色的热气，警备队笑着说：“这些娘儿们还热乎呢！”他们往一道道通风的土沟上放一层干木柴，然后放橡木条，橡木条会变成很耐烧的火炭，然后放被杀的女人，再放一层木条，然后又放被杀的男人，再放一层木条，然后又放分不清男女的尸体碎块，然后浇汽油，然后往中间放一枚燃烧弹。然后监督下口令，焚化工们齐声歌唱，警备队员们脸上早就浮现出笑容。大火堆烧起来。然后把骨灰送进坑里。一切又静下来了。原来就很安静，现在又安静了。接着，他们被带进树林，在绿草地上没有看到坟包。监督命令他们挖坑：四米长，二米宽。他们都懂了，他们已经完成任务：89个村子，加18个小镇，加4个工人村，加2个区中心，加3个国营农场，其中两个是谷物农场，一个是奶牛场，总共116个居民点，这些劳工已经挖完116个坟……会算账的罗森贝格在给自己和其他劳工挖坟坑的时候，一面计算着：最后一个星期是783，在这之前的3个10天共计焚尸4826。前后相加，总数是：5609。他算来算去，时间在算账中不知不觉地过着，他算起尸体，不，人体的平均数；5609除以坟墓数116，得数是：每座合葬坟埋人48.35，去掉尾数，即：每座坟埋48人。如果再算一算，20名劳工干了37天，那么，每名劳工平均……这时候警备队长喊道：“整队！”监督艾里弗发出响亮的命令：“正前方，齐步走！”但是他不愿进坟墓。他跑了，跌倒了，爬起来又跑，他懒懒地跑，他会算账，却不会跑，但是他没被打死。他躺在林中草地上，这里很安静，他既没有想头顶上的青天，又没有想他的兹拉塔，兹拉塔在被杀的时候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了。他躺着，计算着挖坑时没有计算好的数字：20名劳工，37天，平均每人每天焚尸……这是第一；第二，应该算算每人用柴多少；第三，应当算算每一个被杀的人平均用多少时间焚烧……
过了一个星期，他被警察抓住，送进隔离区。
现在在这车厢里，他还在一个劲儿地嘟哝，计算，又乘，又除。要做年终决算！他要报给国家银行会计主任布赫曼。夜里，在梦中，痛楚的泪水忽然挣脱蒙在头脑和心上的疮痂，涌了出来。
“兹拉塔！我的兹拉塔！”他呼唤道。
四十五
她的房间窗户对着隔离区的铁丝网。图书管理员穆霞·鲍里索芙娜夜里醒来，掀开窗帘的一角，看见两名士兵拖着一挺机枪，擦得发亮的枪管闪着斑斑点点的青色月光，走在前面的一名军官的眼镜也闪着光。她听到低低的马达声。有汽车熄了车灯向隔离区开来，沉重的夜晚的灰土银光闪闪，在车轮周围打着圈圈儿，一辆辆汽车就像神仙的车一样，在云雾中前进。
在这月色之下，当党卫军和保安队、乌克兰警察部队、附属部队、帝国保安局预备队的汽车队开到沉睡的隔离区大门口的时候，一个女子估量着二十世纪的这场厄运。
月光，武装队伍雄赳赳的整齐步伐，巨大的卡车的黑影，墙上挂钟的嘀嗒声，搭在椅子上的上衣、文胸、袜子，屋里暖烘烘的气息——一切无法结合的事物都融合在一起了。
四十六
一九三七年被捕后死去的老医生卡拉西克的女儿娜塔莎，在车厢里不时地试着唱歌。有时她在夜里也唱，但是人们并不生她的气。
她一向很腼腆，说话总是低垂着眼睛，声音几乎听不到，平时串门儿也只是上最亲近的人家去，看到一些姑娘有胆量在晚会上跳舞，她总是感到惊讶。
在挑选应予消灭的人时，没有把她算在手艺人和医生之列，这些人是留下性命的，因为还有点用；一个憔悴不堪、白了头发的姑娘活着没什么用处。
一个警察推搡着把她带到集市上一个灰土包跟前，那儿站着三个醉醺醺的人，其中一个是现在的警察局长，她战前就认识，那时他是一个铁路仓库的守卫队长。她甚至不明白，正是这三个人在裁决人的生与死。警察猛地一推，把她推到乱哄哄的人群里，这是一千多个被认为活着无益的女人、孩子和男人。
然后他们冒着此生最后一次暑热朝飞机场走去，看着大路两旁落了一层灰土的苹果树，最后一次尖声高叫，撕自己身上的衣服，祈祷。娜塔莎一声不响地走着。
她从来没想到，人的血在阳光中那样鲜红。有时叫声、枪声、呼吸声停息一小会儿，这时便可以听见坑里咕咕的流血声，鲜血在白白的人体上奔流着，就像流在白白的石头上。
然后发生的事就不值得可怕了：自动步枪的扳机轻轻扣动，刽子手的脸色很平常、不凶狠，而且杀人已经杀累了，正在耐心地等着她怯生生地往他跟前走，等着她站到咕咕流血的大坑边上。
夜里，她拧干浸透了血的小褂，回到城里——死人是不会从坟里走出来的，就是说，她还活着。
当娜塔莎走过一户户人家朝隔离区走的时候，她看到广场上在举行游艺会，管弦乐队在演奏她一向喜欢的一支悲伤的、带有幻想意味的华尔兹舞曲，在朦胧的月光和灯光下，在灰尘飞扬的广场上旋转着一对对舞伴，有姑娘，有士兵，脚步摩擦声与音乐声混合到一起。憔悴不堪的姑娘这时候高兴起来，并且有了信心，于是她唱了又唱，轻轻地唱，预感到有幸福在等待着她，有时候，如果没有人看到的话，甚至想要跳几步华尔兹呢。
四十七
战争开始后的一切事情，小达维德都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一天夜里，车厢里这孩子的脑海里出现了不久前经历的一件事情。
一天晚上，外婆领着他上布赫曼家去。天空繁星点点，天边十分明亮，呈现出黄绿色，牛蒡叶子拂在腮上，就好像是什么人的凉丝丝、潮乎乎的手掌。
人们躲在阁楼上的夹层墙里。房顶的黑铁皮白天晒得烫人。有时阁楼上充满灯油气味。隔离区的大火在燃烧。白天大家都躲藏着，一动不动地躺着。布赫曼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很单调地哭着。布赫曼有心脏病，白天大家把他当作死人，到夜里他吃饭，跟老婆吵嘴。
忽然狗叫起来。听到外语说话的声音：“阿斯塔！阿斯塔！犹太人在哪儿？”<a id="noteBack_51" href="#note_51">[51]</a> 头顶上响起轰隆轰隆的声音。德国人从天窗爬上房顶。后来，德国人钉了铁掌的靴子在铁皮房顶上踩起的轰隆声停息了。在墙脚下可以听到轻轻的、有用意的敲打声——有人敲墙传递信息。里面的人静了下来，是一种紧张的寂静，肩头和脖子上的肌肉哆嗦着，由于紧张，眼睛瞪得老大，牙齿龇露着。
小斯维特兰娜在轻轻的敲墙声中又哼起了没有歌词的诉怨曲。小姑娘的哭声忽然断了。达维德回头朝她看了看，却看到斯维特兰娜的妈妈列维卡·布赫曼的发狂的眼睛。
在这之后，有一两次他眼前刹那间浮现出这双眼睛和那小姑娘像布娃娃一样耷拉到后面的头。
可是战前的事他却记得很清楚，常常想起来。在这车厢里，他像个老头子一样，一个劲儿地想着过去，珍惜过去，玩味过去。
四十八
十二月十二日，达维德过生日的那一天，妈妈给他买了一本带画的书。在林中空地上有一只灰色的小羊羔，周围黑压压的森林显得特别凶恶。在黑褐色的树干和毒蘑菇丛中，可以看到一只狼的红红的、龇着牙的大嘴和绿色的眼睛。
只有达维德知道小羊羔一定要遭殃。他拿拳头敲桌子，拿手掌捂着林中空地，不让狼看见，但是他明白，他救不了小羊羔。
夜里他喊：
“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醒来，朝他走来，就像漆黑的夜里飞来一片云彩。他幸福地打起呵欠，觉得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保护着他，不再怕这黑压压的夜晚的森林。
等他长大了一些，他又害怕起《热带丛林之书》里的红狗。有一天夜里，屋里好像到处都有这种红色的猛兽，达维德就光着脚踩着五斗柜拉开的抽屉跨过去，钻到妈妈被窝里。
有一次他发高烧，反反复复做着同一个梦：他躺在海边沙滩上，小指头般细小的海浪冲得他的身体痒痒的。忽然在天边冒起一座蓝蓝的、无声无息的水山，水山越来越高大，并且飞快地朝他冲来。达维德躺在热乎乎的沙滩上，蓝黑色的水山朝他压过来。这比狼和红狗更可怕。
早晨，妈妈去上班。他走到黑黑的楼梯上，往一个蟹肉罐头空盒子里倒一碗牛奶，有一只尾巴细长、鼻子灰白、眼睛流泪的讨饭的猫是知道来喝的。有一天，邻居家一位大婶说，天亮时候来了几个人，带着一个小箱子，把讨人嫌的讨饭猫弄到研究所去了。
“我上哪儿去找那个研究所？这根本做不到嘛，你忘掉那只倒霉的猫吧，”妈妈看着他那恳求的眼神说，“你以后在人世上怎么过呀？心肠不能这样软。”
妈妈想把他送进儿童夏令营，他哭，央求不去，绝望地扬着手臂叫道：
“我可以去外婆家，就是不去那个营！”
他妈妈带着他到乌克兰找外婆，他在火车里几乎什么也不吃：在人前吃熟鸡蛋，或者撕开浸油的包装纸吃肉饼，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妈妈陪达维德在外婆家里住了五天，就准备回去上班。他跟妈妈分别的时候，没流眼泪，只是使劲儿搂住妈妈的脖子，妈妈说：
“傻孩子，搂得我喘不上气来啦。这儿有这么多便宜的草莓，过两个月我再来接你回去。”
外婆罗莎家门口就有一个公共汽车站，这一条线的公共汽车是从城里开往皮革工厂的。去世的外公原是一位崩得分子，是一个有名的人物，过去住在巴黎。外婆因此受到尊敬，也因此常常失去工作。
从开着的窗户里可以听到无线电广播：“基辅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白天大街上空空荡荡，有时制革专科学校的男女学生们从大街上走过，隔着街互相叫喊：“别拉，你考及格了吗？”“雅什卡，你来复习马克思主义！”这时候大街上才热闹起来。
傍晚时候，皮革厂工人们，商店店员们，还有市广播站修理工索洛卡纷纷回家。外婆在一家门诊所基层工会工作。
外婆不在家，达维德也不觉得寂寞。
外婆家旁边，有一处没有主儿的老果园，苹果树已经老得不结苹果，老山羊在里面吃草，带记号的母鸡在里面打食儿，蚂蚁不声不响地在小草上爬。城里的鸟儿乌鸦和麻雀在果园里闹闹嚷嚷，十分得意，达维德叫不出名字的一些田野的鸟儿飞进果园里，感到十分胆怯，就像羞涩的乡下姑娘。
他听到了很多新词儿：gletchik，dikt，kalyuzha，ryazhenka，ryaska，puzhalo，lyadache，koshenya。<a id="noteBack_52" href="#note_52">[52]</a> 他听出这些词儿和他听惯了的母语又一样又不一样。他听到了犹太话。他感到惊讶的是，妈妈和外婆当着他的面也说起犹太话。他从来没有听到妈妈说过这种他不懂的话。
外婆带他走亲戚，来到她的胖外甥女列维卡·布赫曼家。达维德看到屋里有很多编织的白色窗帘，十分吃惊。身穿制服、脚蹬皮靴的国家银行会计爱德华·伊萨科维奇·布赫曼走了进来。
“哈伊姆，”列维卡说，“这是咱们从莫斯科来的客人，拉娅的孩子。”又转身对达维德说：“来，见见爱德华姨父。”
达维德向这位会计主任问道：
“爱德华姨父，为什么列维卡姨妈管您叫哈伊姆？”
“哦，这问题有意思，”爱德华说，“难道你不知道，在英国哈伊姆就是爱德华？”
过了一会儿，有一只猫在门上乱抓起来，等到猫终于把门抓开，就看到屋里有一个小姑娘无精打采地坐在瓦罐上。
礼拜天达维德跟着外婆到市场上去。他在路上看到的有披黑头巾的老奶奶，有睡眼惺忪、愁眉苦脸的女列车员，有带蓝提包或红提包的神气活现的当地领导人的夫人，有穿高筒靴的农村妇女。
一些乞讨的犹太人用气势汹汹的粗大嗓门儿叫喊着，似乎别人对他们施舍不是出于怜悯，而是由于害怕。在石子铺的马路上奔驰着集体农庄的吨半货车，装着一袋袋的土豆或麦麸，一笼笼的母鸡，母鸡在汽车颠簸的时候咕咕乱叫，就像一群病弱不堪的老奶奶。
最使他注意、使他难受和害怕的是肉货摊。达维德看到，有人从大车上拖下宰好的黄牛，那死牛半张着苍白的嘴唇，脖子上那弯弯的白毛沾满了血。
外婆买了一只很嫩的花母鸡，提着鸡腿，鸡腿用白布条子捆着。达维德在旁边走，老想拿手帮助鸡把没有劲儿的头抬高一点儿。他很吃惊，外婆怎么这样狠心。
达维德想起了妈妈说过的一句他原来不懂的话。妈妈说，外公祖上都是知识分子，外婆祖上都是店主和买卖人。大概就因为这样，外婆对鸡一点也不心疼。
他们走进一个小院子，一个戴小圆帽的小老头儿迎着他们走出来，外婆跟他说起了犹太话。老头儿把鸡抓在手里，嘟哝起来，花母鸡信任地咕哒咕哒叫了几声，然后老头儿做了一点儿什么，那动作又快又利索，但是似乎又很可怕，紧接着他把鸡隔着肩膀一扔，那鸡便扑打着翅膀跑起来，达维德看到那鸡已经没有头，跑的只是没有头的身子，老头儿已经把鸡宰了。那鸡身子跑了几步，便倒在地上，用有劲的嫩爪子乱抓土地，过一会儿就不动了。
到夜里，这孩子觉得，那些死黄牛和被宰的小牛犊身上的潮湿气味钻进屋里来了。
住在画上的森林里的死神，原先是在画上的狼偷偷走向画上的小羊的地方，在这一天从画上下来了。他第一次感觉到，他也会死，不是像画上那样死，而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死。
他才知道，妈妈将来也会死的。来找他和她的死神不是从画上的森林，不是从黑压压的枞树丛里来，而是从这空气中、从生活中、从家里来，想躲也躲不开。
他对死的感触是那样深、那样真切，这样的感触只有小孩子和伟大的哲学家才会有，伟大哲学家的思维力之强和小孩子感情的单纯与强烈，是差不多的。
那坐垫已破、上面重新钉了胶合板的椅子，那厚实的衣橱，散发着一种宁静的、亲切的气味，就像外婆的头发和衣服上的气味。这儿的夜晚是暖和的，表面上很宁静。
四十九
在这个夏季，他的生活离开了拼字方块，离开了画在识字课本上的图画。他看到，公鸭子那黑黑的翅膀泛着多么好看的蓝色光泽，鸭子笑起来和叫起来多么好玩，多么好笑。枝丛里闪烁着白色的甜樱桃，他顺着疙疙瘩瘩的树干爬上去，爬到樱桃跟前，一伸手就摘下来。牛犊拴在空地上，他走过去，拿糖块喂牛犊；小牛犊看到胖乎乎的男孩那可爱的眼睛，快活得惊呆了。
红头发的佩契克走到达维德跟前，说：
“咱们来干一架！”
外婆院子里住的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彼此十分相像。帕尔丁斯卡娅老奶奶来到外婆屋里，慢悠悠地说：
“罗莎·努西诺芙娜，您觉得怎么样，索尼娅上基辅去啦，又跟丈夫和好啦。”
外婆把胳膊一扬，笑着回答说：
“噢，您又看着笑话了。”
达维德觉得这儿的世界比基洛夫街上更好，更可爱。在基洛夫街上的时候，在小小的沥青院子里经常有一个姓德拉科——德拉康的浓妆艳抹的卷发老太太带着卷毛狗在散步，每天早晨大门口都停着一辆“吉斯-101”小汽车，一个戴夹鼻眼镜的女邻居，抹口红的嘴上叼着香烟，对着公用煤气炉一个劲地嘟哝：
“你这托洛茨基分子，把我炉盘上的咖啡推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