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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那天夜里领着他出了车站。他们顺着洒遍月光的石子铺的大街往前走，经过一座白色的天主教堂，在神龛里站着瘦削的弯腰戴着荆冠的耶稣，个头像个十二岁的男孩，又经过妈妈过去上过的专科学校。
过了几天，在星期五的傍晚，达维德看到一些老头子在一片金色灰尘中朝犹太教堂走去，那灰尘是光脚的足球队员在空地上蹚起的。
这儿的乌克兰式白房子，咯吱咯吱的水井吊杆，黑白相间的祈祷服上使人眼花缭乱的表现圣经故事的古老纹饰，这一切糅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惊人的美。这儿有《民间歌手》<a id="noteBack_53" href="#note_53">[53]</a> ，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书，有物理课本，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有国内战争时期跑来的鞋匠和裁缝的儿子，有区委指导员，有区工会理事会的斗士和宣传员，有汽车司机，有侦讯处的侦查员，有马克思主义讲解员。
达维德来到外婆家以后，才知道妈妈是很不幸的。首先告诉他这一点的是拉赫莉阿姨，是一个胖胖的女人，两腮通红通红的，就好像老是在害臊。她说：
“扔掉你妈妈这样好的女人，实在是罪过。”
过了一天，达维德已经知道，他的爸爸上一个俄罗斯女人那儿去了，那女人比他大八岁，他在音乐厅每月挣两千五百卢布，妈妈不要赡养费，仅仅靠自己每月挣的三百一十卢布生活。
达维德有一天把装在火柴盒里的一个蚕茧拿给外婆看。
可是外婆说：
“嘿，你留这脏东西干啥，快点儿扔了。”
迖维德有两次跑到货车站，看着往车厢里装牛、羊和猪。他听到老牛哞哞直叫，不知是在诉苦，还是在祈求怜悯。达维德心里很害怕，可是穿着又脏又破的服装的铁路工人在车厢旁边走来走去，也不转过疲惫的瘦脸去看看哞哞叫的老牛。
达维德来了一个星期之后，外婆的邻居、农机厂钳工拉萨尔·扬凯列维奇的妻子杰波拉生下头生儿子。去年杰波拉到科雷马去探望姐姐，在雷雨时候受到电击；她像死人一样躺了两个钟头，后来被救活了，今年夏天就生了孩子。她十五年来一直没有孩子。这是外婆对达维德说的。外婆又说：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可是，不光是这样：去年医生还给她做过手术。”
有一天，外婆带着达维德看望这家邻居。
“嗯，拉萨尔。嗯，杰波拉。”外婆看了看躺在衣服篮子里的两脚动物。她说话带着一种很严厉的口气，好像警告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对待这出现的奇迹不能马虎。
在铁路旁边的一座小屋里住着索尔金娜老太婆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是又聋又哑的理发匠。邻居都很怕他们。
“他们不喝酒的时候，挺老实，”帕登斯卡娅老奶奶对达维德说，“等他们一喝了酒，就要打架，又嚷嚷，又拿刀子，窜来窜去，跟野马一样！”
有一次外婆叫达维德去给图书管理员穆霞·鲍里索芙娜送一小罐酸奶油……她那间屋子非常小。桌上有一只小碗，墙上钉着小小的书架，书架上有一本一本的小书，小床上面挂着一张小小的照片。照片上是妈妈和襁褓中的达维德。达维德看到照片，穆霞·鲍里索芙娜脸红了，并且说：
“我跟你妈妈是同桌同学呢。”
他给她念了关于蜻蜓和蚂蚁的寓言故事，她也小声给他念了一首诗的开头：
“看到砍伐森林，萨沙哭了……”
早晨，院子里闹哄起来：索洛蒙·斯列波依家里一件皮袄，已经撒了香料、包起来准备过夏天的，夜里被偷了。
外婆一听说斯列波依家的皮袄被偷，就说：
“谢天谢地，应该让这强盗倒倒霉。”
达维德听说，斯列波依是一个喜欢告密的人，在取消旧币和金卢布的时候，他出卖了很多人。在一九三七年他又出卖了一些人。在他出卖的人当中，有两个被枪决，一个死在监狱的医院里。
夜晚可怕的沙沙声、无辜的鲜血和鸟儿的歌声——这一切合成惊心动魄的、乱糟糟的一团。达维德要理解这一切，还得过几十年。但是他的小小的心灵却日日夜夜感受到那动人的美和可怕。
五 十
为了宰杀害了传染病的牲口，要做一系列准备工作：把牲口运送和集中到屠宰点，给屠宰工人作指示，开挖壕沟和大坑。
居民们帮助政府把染病的牲口送往屠宰点，或者帮助捕捉跑散的牲口。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痛恨牛犊或老牛，而是出于自我保全。
在大规模屠杀人的时候，一般的人对于要被消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同样没有切齿的痛恨。所以，要进行大规模的消灭人的运动，必须进行特殊的准备。在这方面，光有自我保全的心态是不够的，还必须唤起一般人的憎恶和仇恨。
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正是在这种憎恶和仇恨的气氛中进行的。当年，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斯大林煽动起群众的痛恨，推行了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和残杀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运动。
经验证明，在这样的运动中大多数人对政府的指示只是盲目服从，也有少数人是为运动摇旗呐喊、制造气氛的。其中有残忍成性、幸灾乐祸的糊涂虫，也有抱着个人目的和打算的，想要捞到别人的财物、住房和职务空缺。大多数人心里害怕大规模的残杀，然而他们尽量不露声色，不仅是对最亲近的人，而且对自己隐瞒真实的心情。一有煽动种族残杀的大会，这些人就坐满了会场。不论这样的大会开多少次，不论会场上有多少人，几乎没有什么人破坏一致默认的事。要是一个人面对被怀疑的疯狗，看到疯狗祈求的目光而没躲开，并且让疯狗住到自己和妻子儿女同住的家里去，这样的事就更少了。不过，这样的事总归还是有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历史上将占有特殊地位，因为它是伟大科学发明的时代，革命的时代，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将以普遍残杀各阶层犹太人的时代进入人类历史，而这一残杀运动还有种族和社会理论的根据。当代现实抱着不难理解的谨慎态度，对此讳莫如深，保持沉默。
在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顺从。有时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长的队，等待被杀的人就自动排队。有时候，等待受刑要从早晨等到深夜，在长长的炎热的一天中，已经知道这件事的母亲提前带着水和面包为儿子准备着。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感觉到自己快要被逮捕了，提前把衣服和手巾包好，提前和家里人告别。千百万人住在巨大的集中营里，这些集中营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的，而且自己看守着。
不是一万、两万人，甚至也不是几千万人，而是无数的芸芸众生成为旁观者，看着顺从的无辜者被杀害。他们不只是顺从的旁观者，等到要他们做表决的时候，他们会众口一声地表示赞成大规模的屠杀。这种大量的人的顺从，是新发现的一种意外。
当然，也有反抗，也有人英勇、顽强，也有起义，也有自我牺牲。有的人为了挽救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献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可是，群众性的顺从总归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这种顺从说明什么呢？是不是说明在人的天性中忽然出现了新的特点？不是。这种顺从说明有一种新的可怕的力量对人的影响。极权社会的超级暴力，足以造成所有大陆上人类灵魂的麻痹。
甘心为法西斯效劳的人会把只能使人遭殃和灭亡的奴性称作唯一和真正的美德。出卖国家民族的人一面承认人类感情，一面说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是最高形式的人道主义，赞成把人分为高雅的、体面的人和不高雅、不体面的人。自我保全的欲望，就表现在生存本能与良心的相互妥协。
一些影响遍及世界的思想所具有的麻醉力量，支持着生存的本能。这样一些思想号召：为了祖国的伟大前途，为了人类幸福，为了民族、阶级的幸福，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不惜任何牺牲，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除了一些伟大思想的麻醉力量，跟生存本能一同起作用的还有第三种力量，这就是对于强大国家机器不受限制的强权，对于已成为国家日常生活基础的残杀的恐惧。
极权国家的强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神秘的宗教崇拜的对象。
要不然怎样解释一些有思想有知识的犹太人的说法呢？他们说，为了人类幸福必须杀尽犹太人，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屠杀点去，为了祖国的幸福，他们愿意作出牺牲，就像圣经上的亚伯拉罕那样。
要不然怎样解释一位农民出身的才智双全的诗人的作为？他怀着真挚的感情写了一首长诗，歌颂农民受苦受难的血腥时期，正是那个时期吞噬了他那忠厚、纯朴、干了一辈子庄稼活儿的父亲。
法西斯制服人的手段之一，就是使人完全地，或者近乎完全地丧失理性。人们不相信会被消灭。说来奇怪，已经站在坟坑边上，竟是那样乐观。在极不明智的，有时是不可告人的、可鄙的希望的基础上产生的顺从，也是见不得人的，有时甚至是可鄙的。
华沙起义、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起义、索比波尔集中营的起义、炉工们的暴动和起义，都是由于完全失去了希望。
但是，真实、彻底的绝望引起的不仅是起义和反抗，也能使一些人产生正常人不能理解的早作刀下鬼的渴望。有些人就为了走向血淋淋的埋人坑的先后而争吵，还能听到兴奋的、激昂的、几乎是狂喜的叫喊声：“犹太弟兄们，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再有五分钟就行了！”
希望能产生顺从，失望也能产生顺从，因为同命运的人们的性格各不相同。
需要想想人们遭受的苦难和折磨，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早点儿被杀是幸运的。很多人应该想想这一点，特别是那些喜欢教导人的人，他们常常教导人在艰难境况下应当怎样进行斗争，可惜这些说空话的导师都很幸运，想象不出那样的境况。
明白了人对于强权暴力的顺从，还必须做出最后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对于理解人、理解人的未来是有意义的。
人的天性会不会起变化，在极权暴力作用下会不会变异？人会不会失去生来就有的对自由的渴望？人的命运、极权国家的命运就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人如果改变了天性，国家独裁制必然会取得世界性的永久的胜利；人追求自由的愿望不改变，就是对极权国家宣判死刑……
人类渴望自由的天性是消灭不了的，可以压抑，但无法消灭。极权政治不能不使用暴力。如果离开暴力，极权政治就会完蛋。经常或者不断使用的超级暴力，露骨的或者经过伪装的超级暴力，是极权政治的基础。人不会自愿地放弃自由。我们时代的曙光、未来的曙光就在这一结论中。
五十一
电子计算机能进行数学计算，能记下历史事件，能下棋，能翻译书籍。电子计算机快速计算数学习题的能力超过了人，其记忆力也是无可比拟的。
根据人的模式和行动创造机器的科学，其发展有无极限？显然，没有这种极限。
可以想象出未来几个世纪和几十个世纪的机器。它可以听音乐，欣赏绘画，而且它自己能够作画，作曲，写诗。
它的完善有极限吗？能否与人媲美，甚至超过人？
机器模仿人，将要求电子学不断有新的发展，电子元件的重量和体积不断更新。
回忆童年……高兴时流泪……离别时伤心……热爱自由……心疼生病的小狗……疑神疑鬼……母爱的抚慰……考虑死亡……悲伤……交朋友……同情弱者……突然萌生的希望……准确的猜测……忧愁……无缘无故的快乐……无缘无故的慌乱……一切，一切，机器都能做到！但是，即使渐渐能代替一个最普通、最平常的人的智慧和心灵，不断增加的机器的负荷，整个地球的土地都将容纳不了。
法西斯竟消灭了几千万人。
五十二
在乌拉尔林区小村中一个宽敞、明亮、整洁的房间里，坦克军军长诺维科夫和政委格特马诺夫正在看接到出发命令的各旅旅长的报告，快要看完了。
一连几昼夜不眠的工作换来宁静的时刻。
就像在类似的情况下一样，诺维科夫总觉得他们的时间不够，无法完全、充分地掌握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但是，学习阶段——掌握坦克发动机和传动部分操作规程、掌握大炮技术、使用光学瞄准器和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操纵火力，判断、选择和确定目标，选择射击方法，确定开火时刻，观察爆炸点，校正目标、变更目标等项训练全结束了。
今后的教员将是战争，战争会很快地把人教会，还会督促落后者，弥补不足。格特马诺夫朝两个窗户之间的小橱探过身子，拿指头敲着小橱，说：
“喂，伙计，出来吧。”
诺维科夫把橱门打开，拿出一瓶白兰地，把两只蓝色的厚玻璃杯斟满了。
这位军长一面考虑着，一面说：
“咱们为谁干杯呢？”
诺维科夫自然知道应该为谁干杯，所以格特马诺夫也问：
“你说该为谁？”
诺维科夫犹豫了一下子之后，说：
“来，政委同志，为咱们率领作战的同志们干杯，愿他们少流血。”
“很对，首先要关怀各负责干部，”格特马诺夫随口说，“来，为咱们的小伙子们干杯！”
他们碰了杯。
诺维科夫带着掩饰不住的抢先心情又斟了两杯，说：
“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为了不辜负他的信任。”
他看到隐藏在格特马诺夫那亲切而留神的眼睛里的冷笑，便责备起自己，心想：“唉，太着急啦。”
格特马诺夫和善地说：
“是的，不错，为他老人家，为咱们的父亲干杯。咱们要在他的率领下打到伏尔加河边。”
诺维科夫看了看政委，可是，从这个四十岁的聪明人颧骨突出的微笑的大脸上，从他那又快活又厉害的眯细的眼睛里又能看出什么呢？格特马诺夫忽然谈起军参谋长涅乌多布诺夫将军：
“是一个好人，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有坚强的毅力。我记得他在一九三七年的情形。叶若夫<a id="noteBack_54" href="#note_54">[54]</a> 派他主持军区的肃反。我当时也担任很重要的工作。可是谁也没有他那样的魄力。雷厉风行，毫不手软，说枪毙就枪毙，不次于乌尔里赫，没有辜负叶若夫同志的信任。应当现在马上把他请来，要不然他还要生气呢。”
在他的口气中仿佛有不满意肃反斗争的意味，据诺维科夫所知，他也曾参加肃反斗争。于是诺维科夫又看了看他，还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是啊，”诺维科夫慢慢地、很不利落地说，“那时候有些人的做法很不对头。”
格特马诺夫把手一挥。
“今天收到总参一份战报，情况很严重：德国人已经接近厄尔布鲁士，在斯大林格勒眼看着就要把我军逼到水里。我要坦率地说：我们杀自己人，消灭大量干部，我们的厄运就是这些事造成的。”
诺维科夫一下子就对格特马诺夫产生了信任感，说：
“是啊，这些同志杀害了不少有才能的好人，政委同志，在军队里造成的不幸的事太多了。就比如军长克里沃卢契科在审讯中被打坏一只眼睛，他又用墨水瓶把侦讯员的脑袋打碎。”
格特马诺夫点点头，表示有同感，又说：
“贝利亚同志很器重咱们的涅乌多布诺夫。贝利亚同志是不会看错人的，他可是一个聪明人，确实聪明。”
“是的，是的。”诺维科夫在心里慢悠悠地想道，却没有说出口来。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倾听着隔壁不太高的说话声：
“胡说，这是我们的袜子。”
“就算你们的吧，少尉同志，不过您怎么，迷糊啦？”接着又把“您”换成“你”，说：“你往哪儿放？别动，这是我们的衬领。”
“副指导员同志，你拿去看看，这哪儿是你们的？”这是诺维科夫的副官和格特马诺夫的办事人员在洗过衣服以后分检首长的衣物。
格特马诺夫说：
“我一直在观察他们这两个家伙。那一天咱们到法托夫营里去看射击演习，我和您在前面走，他们跟在后面。过小河沟的时候，我踩着小石头走过去，您跳过去，为了不踩到泥巴，把一条腿一蹬。我看到：我的办事人员也踩着小石头走过去，您的副官也跳过去，而且也把一条腿一蹬。”
“喂，两位勇士，别吵啦！”诺维科夫说。
隔壁房间里马上安静下来。
涅乌多布诺夫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宽阔的额头，密密的头发白了不少。他打量了一下酒杯和酒瓶，把一叠文件放到桌上，向诺维科夫问道：
“上校同志，咱们该对第二旅参谋长怎么办？米哈廖夫过一个半月才能回来。我收到军区医院的诊断结论啦。”
“他没有了肠子，胃也去掉了一部分，怎么能做参谋长呀？”
格特马诺夫说过这话，斟了一杯白兰地，递给涅乌多布诺夫。
“将军同志，趁着肠子还在，喝一杯吧。”
涅乌多布诺夫扬起眉毛，带着询问的神气用淡灰色的眼睛看了看诺维科夫。
“请吧，将军同志，请吧。”诺维科夫说。
他很不满意格特马诺夫那种自以为处处可以当家作主的作风。格特马诺夫好像自信有权在讨论技术问题的会议上发表长篇大论，其实他根本不懂什么技术。格特马诺夫还常常拿别人的酒招待客人，让客人在别人的床上休息，看别人桌上的文件，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
“是不是暂时派巴桑戈夫少校代理参谋长？”诺维科夫说。“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指挥员，在沃伦斯基新城战役中就参加过坦克战斗。政委没有意见吧？”
“意见当然没有，”格特马诺夫说，“我怎么会有意见……不过，倒是有一点想法：第二旅上校副旅长是亚美尼亚人，现在又想让一个卡尔梅克人做他们的参谋长。要知道第三旅参谋长，那个叫利夫希茨的，也是卡尔梅克人。我们离了卡尔梅克人就不行吗？”
他看了看诺维科夫，然后又看了看涅乌多布诺夫。
涅乌多布诺夫说：
“说心里话，按家常道理来说，您这话是对的，不过马克思主义要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要紧的是，这个同志怎样打德国人，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诺维科夫说，“至于他的父亲是在哪儿祷告，是在天主教堂，还是在清真寺……”他想了想，又说：“还是在犹太教堂，我都不管……我认为，在战争中最要紧的是射击。”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格特马诺夫快活地说，“在坦克军里咱们还管什么清真寺和犹太教堂？反正咱们是保卫俄罗斯。”
忽然他阴沉下脸，发狠地说：
“说实在话，够啦！简直叫人受不了！为了各民族友谊，咱们总是拿俄罗斯人当牺牲品。少数民族的人，只要能认识几个字母，我们就要把他们选为人民委员。咱们俄罗斯人，哪怕浑身是本事，都得让开，让路给少数民族的人！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倒变成了小民族。我赞成各民族友好，但是不赞成这样的做法。够啦！”
诺维科夫想了想，看了看桌上的文件，拿手指甲敲了一会儿酒杯，说：
“怎么，我是对卡尔梅克族人抱有特别的好感，压制俄罗斯人了吗？”
他转过脸朝着涅乌多布诺夫，说：
“好吧，请您发命令：任命萨佐诺夫少校为第二旅代理参谋长。”
格特马诺夫用不高的声音说：
“萨佐诺夫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员。”
诺维科夫本来是学会了做一个粗暴、威风和强硬的人的，这会儿却又感到自己在政委面前缺乏自信……
“好啦，好啦，”他在心中安慰自己说，“我不懂政治。我是无产阶级的军事专家。我管不了那许多：只管打德国佬。”但是，尽管他也常常在心里嘲笑格特马诺夫不懂军事，承认自己在他面前感到胆怯却是很不愉快的。
格特马诺夫老大的脑袋，一头乱发，个头儿不高，肩膀却很宽阔，肚子很大，但十分敏捷，说话声音不高，爱说爱笑，精力异常充沛。
尽管他从来没有上过前线，可是在各旅里谈到他时，都说：
“噢，我们的政委很有战斗经验！”
他很喜欢召开红军官兵大会；大家很喜欢听他讲话，他讲话很随便，很风趣，有时还说些粗话。他走路有些蹒跚，常常拄着手杖，如果有坦克兵忘记向他行礼，他就在坦克兵面前站下来，拄着手杖，摘下帽子，像乡下佬那样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
他爱发火，不喜欢听反对意见。要是有人和他争论，他便阴沉着脸，鼻子里直哼哧。有一次他发了火，抡起拳头，照着重坦克团参谋长古宾科夫轻轻地打了一拳。古宾科夫是个很固执的人，同志们说他“原则性强得可怕”。
格特马诺夫手下的办事人员一提到这位固执的大尉，就用责备的口气说：
“这家伙把我们政委气坏啦。”
格特马诺夫对那些经历过战争初期艰难日子的人毫无敬意。有一次他谈起诺维科夫很器重的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说：
“我要打掉他一九四一年那一套！”
诺维科夫没有作声，虽然他很喜欢和马卡罗夫谈论战争初期那些可怕而又吸引人的日子。
格特马诺夫的见解之大胆、尖刻，似乎恰恰是涅乌多布诺夫的对立面。这两个人尽管非常不相像，但因为也有某种永远一致的地方，所以团结得很好。
诺维科夫看到涅乌多布诺夫不露表情然而凝神注视的目光，听到他圆滑的措辞和总是平心静气的语调，就感到纳闷。
可是格特马诺夫却哈哈笑着说：
“我们很幸运，德国佬一年来对庄稼汉造的孽，比共产党二十五年来造的孽还多。”
有时忽然冷笑着说：
“没说的，咱们的老爷子就喜欢让人说他英明伟大。”
这种大胆并不能感染别人，倒是会引起别人担心。
战前格特马诺夫领导一个州，常常就耐火砖的生产问题和煤炭研究院分院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作报告，常常谈本市面包工厂的生产质量，谈刊登在地方丛刊上的小说《蔚蓝色的火》中的谬误，谈车辆的修理问题，谈州商业局货栈商品的仓储管理水平低下，谈集体农庄养禽场流行的鸡瘟。
现在他又很有把握地在谈燃料的质量、发动机损耗率、坦克战战术、坦克与步兵和炮兵协同进攻敌方永久性防御工事、行军时的坦克、战场救护、密码电报、坦克手的作战心理、每个坦克组内部和坦克组关系的特点、坦克的抢救与大修、受损的坦克如何从战场上转移。
有一天，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来到法托夫大尉的营里，在获得全军射击第一名的一辆坦克旁边站了下来。这辆坦克的坦克手在回答首长的问题的时候，轻轻地用手掌在坦克的装甲钢板上抚摩着。格特马诺夫问坦克手，得到第一名是不是很难。这名坦克手一下子就来了精神，说：
“不，没什么难的。我太喜欢它了。我从乡下一进学校，一看到坦克，就喜欢得不得了。”
“一见钟情嘛。”格特马诺夫说着，笑了起来。在他的宽厚的笑中，似乎有不赞成小伙子对坦克这种可笑的爱的意味。
诺维科夫此刻觉得自己也有这个短处，因为他爱坦克也爱得不高明。不过他并不想跟格特马诺夫谈谈这种不高明的爱的水平，而且，当格特马诺夫换成严肃的神气，用教导的口吻对坦克手说“好样儿的，爱坦克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正因为你爱自己的坦克，所以才取得成就”的时候，诺维科夫用嘲笑的口吻说：
“实际上，坦克有什么可爱的？坦克是很大的目标，打坦克比什么都容易，响声比什么都大，自己暴露自己，驾坦克的人能叫坦克响声震昏。开起来颠簸得厉害，既不能好好地观测，又不能好好地瞄准。”
格特马诺夫当时微微一笑，看了看诺维科夫。这会儿，格特马诺夫一面斟酒，一面也微微一笑，看了一眼诺维科夫，说：
“咱们的路线要经过古比雪夫。咱们的军长可以有机会和什么人见见面啦。咱们来干一杯，祝贺这次相会。”
“拿我开心，岂有此理！”诺维科夫在心里说。他觉得自己的脸像小孩子那样通红通红的了。
战争开始的时候，涅乌多布诺夫正在国外。只是在一九四二年初回莫斯科，到国防人民委员部报到以后，他才看到莫斯科河南岸的街垒和防坦克菱形拒马，听到空袭警报的笛声。
涅乌多布诺夫和格特马诺夫一样，从来不向诺维科夫询问有关战争的事情，也许是怕暴露自己在军事上的无知。
诺维科夫思索着这位军参谋长的一生，一直想弄清他是凭什么资格成为将军的。涅乌多布诺夫的生平在履历表里反映得清清楚楚，就像映照在塘水里的小白桦树。
涅乌多布诺夫的年纪比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都大。在一九一六年因为参加布尔什维克小组就进了沙皇的监狱。
国内战争以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政治保卫总局<a id="noteBack_55" href="#note_55">[55]</a> 工作过一个时期，后来在边防军工作，又被送到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担任年级党组织书记……后来又在党中央军事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作。
战前他两次出国。他是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属于特别登记的人员，以前诺维科夫不十分明白这有什么意义，不明白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与众不同，有什么了不起。
从申报军衔到得到军衔，一般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涅乌多布诺夫的军衔从申报到批准却快得出奇，好像国防人民委员部就等着批他的申报材料呢。履历表具有很奇怪的特点：它能说明人的一生中所有的秘密，说明成功与失意的原因，可是，过了一阵子，在新的情况下，结果却什么也不能说明了，相反，倒是掩盖了实质。
战争用自己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履历表、自述、鉴定、奖状……所以上级任命的涅乌多布诺夫成了上校诺维科夫的下属。
涅乌多布诺夫明白，等战争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也会结束的……
他带了猎枪来到乌拉尔，军里所有喜欢打猎的人都惊得发了呆，诺维科夫说，大概沙皇尼古拉当年就是用这样的猎枪打猎的。这支猎枪是涅乌多布诺夫在一九三八年凭一张领物证领到的，他还凭领物证从特别仓库领到家具、地毯、瓷器和别墅。
不论谈战争，谈德拉戈米罗夫将军的著作《集体农庄》，谈中华民族，谈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人品，谈西伯利亚的气候，谈俄罗斯大衣呢的质量，或者谈金发女子比黑发女子漂亮，他的见解都不超出规格。
很难理解，他这是拘谨，还是真实内心的表露。
有时在吃过晚饭之后，他的话多起来，说起揭露反革命破坏者的事，这些破坏者活动在最使人意想不到的部门：生产医疗器械的工厂、生产军鞋的车间、食品厂、地方的少年宫、莫斯科赛马场的马棚、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
他的记性特别好。看样子，他读了很多书，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他读了很多遍。在争论的时候，他常常说：“斯大林同志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就说过……”于是他从中引出一段话。
有一天格特马诺夫对他说：
“引文归引文。书上讲的话多着呢。书上说：‘我们不要别人的土地，自己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让。’我们的土地不是已经让德国人占了吗？”
可是涅乌多布诺夫耸耸肩膀，就好像侵占着伏尔加河的德国人跟一寸土地也不让的话一点也不相干似的。
忽然，一切都消失了，坦克、战斗条令、射击、森林、格特马诺夫、涅乌多布诺夫……都隐没了。啊，叶尼娅！难道他能再看见她吗？
五十三
诺维科夫觉得很奇怪，格特马诺夫看完了家信之后竟说：
“我老婆可怜咱们呢，因为我在信里对她说了说咱们这儿现在的生活条件。”
政委以为很艰苦的生活，诺维科夫却觉得很阔气，觉得过起来有愧。
他起初自己选了一套住房。有一次他在下旅里去的时候说，他不喜欢房东家的大沙发，等他回来，沙发换成了木靠背的安乐椅，而且他的副官维尔什科夫还不放心，不知道军长是否喜欢这张安乐椅。
炊事员也常常问：“上校同志，汤怎么样？”
他从小就喜欢动物。现在他的床底下就住着刺猬，到夜里剌猬就吧嗒吧嗒地拿小爪儿敲着地面，大模大样地在屋里到处跑。修理工还做了一个带有坦克标记的笼子，笼子里有一只小小的花老鼠，夜里就在里面嗑花生。小花鼠很快就和诺维科夫混熟了，有时就坐在他的膝盖上，拿孩子般的又信任又好奇的小眼睛看着他。副官维尔什科夫、炊事员奥尔列涅夫、吉普车司机哈里托诺夫，大家对这些小动物都很关心，很爱护。
诺维科夫觉得这都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战前他把一只小狗带进领导干部住的一座楼房里，小狗咬坏了邻居一位上校夫人的鞋子，半个钟头撒了三泡尿，弄得公共厨房里一些人大叫大嚷起来，诺维科夫只好马上把狗送走。
出发的日子到了，一个坦克团团长和该团参谋长之间的复杂的纠纷还是没有解决。出发的日子到了，和出发的日子一起来到的是种种操心事：油料问题，路上的给养问题，上军车的次序问题。
今天就要有一些步兵和炮兵团队同时出发，朝铁路方向开去，诺维科夫一想到就要和步兵、炮兵的领导人配合共事，心里激动起来。他还十分激动地想着一个人，他要在那人面前立正站定，说：“上将同志，请允许我报吿……”
出发的日子到了，没有来得及见哥哥和侄儿。原来心想，来到乌拉尔，哥哥就在跟前了，谁知竟没有时间去看看。
现在已经向他这位军长报告了各旅的行动，报吿了装运重型坦克的车辆问题，还报告说，已经把刺猬和小花鼠放归森林。
当家作主，要对每一样小事负责，关照每一处细小的地方，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坦克都已经各就各位了。可是，制动器是否装好了？是不是挂上了一档？炮塔上的炮口是不是朝前？舱口的盖是不是盖紧？是不是准备了木头块垫坦克，防止车厢颠簸？
“喂，咱们临走来打打牌吧。”格特马诺夫说。
“我没意见。”涅乌多布诺夫说。
但是诺维科夫想出去走走，一个人待一会儿。
在这静静的傍晚时分，空气格外清爽，就连最微小、最不惹眼的东西都显得极其清楚。从烟囱里冒出来的一股股的烟，不绕圈儿，垂直地向上升去。劈柴在行军灶里噼噼啪啪地响着。街心里站着一个黑眉毛的坦克手，一位姑娘抱住他，把头放在他的胸前，哭了起来。一些人把箱子、提包、套了黑套子的打字机从军部的房子里往外搬。通信兵在拆通向各旅部的电话线，把又黑又粗的电线绕成圈儿。军部的一辆坦克停在棚子外面，喘着粗气，冒着白烟，不时地突突响几声，准备出发。坦克兵在往新的货运“堡垒”里加油，揭下舱口盖上绗得密密实实的罩布。四周依然静悄悄的。
诺维科夫站在台阶上，四下里看了看，忙乱和操心离开他，跑到一边去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乘的吉普车驶上去车站的大路。
坦克纷纷从森林里开出来。
结了冰的土地被坦克轧得咯吱咯吱直叫。夕阳照耀着远处枞树林的树顶，卡尔波夫中校的那个旅正从那边开过来。马卡罗夫旅正在小白桦林中行进。坦克兵们拿树枝掩护着钢甲，仿佛那枞树枝和白桦枝叶跟坦克的钢甲，跟马达的隆隆声、履带的银光闪闪的轧轧声，都是一块儿诞生的。
军人们看到出发上前线的后备队，都会说：“要举行婚礼啦！”
诺维科夫让吉普车开到路边上，看着一辆辆坦克从他身边开过去。
他们在这儿闹出多少事情啊，多少奇怪的、可笑的事情！什么样的重大事故没向他报告过呀……在一次军部营里开早饭，在菜汤里发现了一只青蛙……上过十年级的少尉罗日杰斯文斯基在擦枪的时候走了火，打伤了一个同志的肚子，误伤同志之后，少尉罗日杰斯文斯基竟自杀了。摩托化步兵团的一名战士拒绝宣誓，说：“宣誓只能在教堂。”
蓝灰色的轻烟挂在路边的树枝上。
在这些盔形皮帽底下的一个个头脑里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想法。其中有跟全体人民一致的，如痛恨战争，热爱自己的土地；但也有惊人的不一致，正因为不一致，人类的一致才显得美好。
天啊，我的天啊……穿黑色坦克服装、腰系宽皮带的小伙子有多少啊。领导挑选的都是宽肩膀、小个头儿的小伙子，为的是爬进爬出坦克方便，在里面活动起来也方便。在他们的履历表上所填写的出身、出生年月、毕业的学校、拖拉机手训练班，有多少全都一样啊。一辆辆扁平的“T-34”绿色坦克汇合到一起，舱口的盖子全都开着，绿色的钢甲上全都系着防雨布。
有的坦克手唱着歌儿；有的坦克手半闭起眼睛，怀着恐惧和不祥的预感；有的在想家；有的在吃面包就香肠，一心想着香肠；有的张着嘴，聚精会神地辨认树上的是不是鸡冠鸟；有的还在担心，昨天说了一句很不礼貌的话，是不是得罪了同志；有的有气未消，想着点子，一心想叫跟自己作对的、行进在前面的坦克手吃吃拳头；有的在心里作诗，抒发告别秋日森林时的惆怅；有的想着姑娘的酥胸；有的心疼小狗，知道小狗就要被抛弃在空荡荡的驻地上了，刚才小狗还扒到坦克钢甲上，恋恋不舍地摇着尾巴；有的想着到森林里去，一个人盖间小屋子，吃野果，喝泉水，光脚走路，该有多么惬意；有的在考虑，是不是装病，躲到什么地方的医院里去；有的在默念小时候听来的故事；有的想起姑娘的情话，不再因为永别而伤心，倒是感到幸福；有的想着将来：战后能做一个食堂经理，就太好啦。
“唉，弟兄们……”诺维科夫心里说。
他们都看着他。大概他是在检查他们的军装是否整齐。他也可能在听马达的声音，根据马达声判断驾驶员和机械师是否有经验。他在注视，坦克与坦克、分队与分队之间是否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莽撞的小伙子们是否会争先恐后。
他看着他们，就像他们看着他一样，他们的心事，他也有：他又想格特马诺夫自作主张打开的那瓶白兰地，又想到涅乌多布诺夫这个人多么难以相处，又想再也不能在乌拉尔打猎了，最后一次打猎毫无收获，胡乱打枪，大口喝酒，闹了不少笑话……他又想到，他就要看到他爱了很多年的女人了……六年前听说她嫁了人的时候，他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请长假。附件：手枪10322号。”他当时在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基的部队里。幸亏他没有扣扳机……
这里面有腼腆的，有郁郁寡欢的，有喜欢笑的，有冷漠的，有深思熟虑的，有色鬼，有不得罪人的自私自利者，有流浪汉，有吝啬鬼，有喜欢冷眼旁观的人，有老好人……现在他们都为了共同的正义事业奔赴战场。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要谈它似乎是多余的了。不过，有些最应该处处从这一点出发的人，偏偏最容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历来争论着一个问题：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答案就在这里面的什么地方。想着靴子，想着被扔掉的小狗，想着偏僻小村子里的房子，痛恨夺去心头所爱的同志……这些思想多么渺小啊。可是，人生的实质就在这里面。
人与人是否联合，这种联合是否有意义，决定于是否能达到唯一的主要目的，这主要目的就是：为人们争取权利，做各自不同的人、各有特性的人，各人有各人独立的感情，都能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在世界上。
为了争取、保卫和扩大这一权利，人们必须联合起来。而这却产生了可怕的、很难打破的偏见：这种以民族、上帝、党、国家为名义的联合，说这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对，不对，不对！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
诺维科夫觉得他们能行，凭他们的力量、意志、智慧，能够在战斗中战胜敌人。这里面有大学生、十年级中学生，有旋工、拖拉机手、教师、电工、汽车司机，有性格暴躁的，有和善的，有倔犟的，有爱笑的，有喜欢唱歌的，有拉手风琴的，有谨慎的，有慢性子的，有莽撞的，这许许多多来自人民的小伙子的不可量度的智慧、勤劳、勇气、心计、本领、狠劲儿，他们的精神力量就要汇合到一起，合成一股力量，就一定能胜利，因为这股力量太大了。
他们或是这个，或是那个，或在中央，或在侧翼，或今天，或明天，一定会以自己的力量击溃敌人……战斗的胜利正是来自他们，他们在灰尘与硝烟中夺得胜利，只有他们能够思考、能够展开活动，冲锋和攻击比敌人早一点点儿、准确一点点儿，比敌人更乐观、更刚强。
一切都靠他们，这些驾驶坦克、操纵大炮和机枪的小伙子是战争的主要力量。
不过问题还在于所有这些人的精神财宝是否联结到一起，是否能汇成一股力量。
诺维科夫一遍又一遍地望着他们，可是心中有一股幸福的感觉，感觉有把握能得到一个女人的爱，这种感觉越来越强：“她一定会是我的，一定是我的。”
五十四
这是一些多么不平常的日子呀。
克雷莫夫觉得，历史书不再是书，而是进入了生活，与生活混合在一起了。
他感到天空和斯大林格勒的云彩颜色特别鲜明，照射在水上的阳光特别耀眼。这种感觉使他想起童年时候，那时候初雪的景致、夏日的雨点和彩虹都使他充满幸福的感觉。几乎所有的生灵，渐渐习惯了生活中的奇事，也就一年一年地渐渐失去这种奇妙的感觉。
克雷莫夫认为当代生活中一些错误和荒谬的情形，在斯大林格勒这里是感觉不到的。他想：“在列宁时期，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觉得，这儿的人待他很不一样，比战前一些人待他好些。他不觉得自己是时代的弃儿，依然像被包围时期那样。不久前他还在伏尔加河对岸很带劲儿地准备作报告，并且认为政治部调他做宣讲员是很自然的。
可是现在，他心里有时出现一种难堪的、受辱的感觉。为什么撤去他的战斗部队政委的职务？他干得似乎不比别人差，比很多人都强……
在斯大林格勒，人与人的关系都很好，在这块洒满鲜血的黄土坡上，处处可以感觉到平等和人的尊严。
在斯大林格勒，几乎人人都关心战后的集体农庄的体制问题和伟大的人民和政府之间将来的关系问题。红军的战斗生活，战士们拿着锹挖土，用菜刀刮土豆，或者拿着军营鞋匠使用的修鞋刀干活儿——似乎都和战后国内外人民的生活有直接关系。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善良终将战胜。不吝惜自己鲜血的正直的人们一定能建设美好的、公道的社会。表露出这种感人的信心的人，认为自己未必能活到和平时期，每天都因为自己还能从早上活到晚上感到惊讶。
五十五
一天傍晚，克雷莫夫做过又一次报告之后，来到师长巴秋克中校的掩蔽所里。掩蔽所在马马耶夫冈的斜坡上，紧靠着班内山沟。
巴秋克的个头儿不高，一张被战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战士的脸。他见克雷莫夫来了，十分高兴。吃晚饭的时候，巴秋克的桌上摆了挺好的肉冻和滚热的面饼。巴秋克一面给克雷莫夫斟酒，一面眯起眼睛说：
“我一听说您来给我们作报告，就想您先到哪儿呢，先到罗季姆采夫那儿去，还是先到我这儿来。结果，您还是先到罗季姆采夫那儿去了。”
他哼哧两声，笑了笑：
“我们在这儿，就像住在乡下一样。到晚上一安静下来，就跟邻居们打电话聊天：你吃的什么，有谁上你那儿来啦，你要上谁那儿去，首长对你说什么来着，谁那儿澡堂好，报上报道什么人啦？报纸不报道我们，一个劲儿报道罗季姆采夫，从报上看，就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斯大林格勒作战。”
巴秋克拿好东西招待客人，自己却只是喝茶吃面包，看来他对好吃的东西不感兴趣。
克雷莫夫看到，那安详的动作和乌克兰式的缓慢语调，与巴秋克流露出来的一些不愉快的想法很不相称。克雷莫夫觉得难过的是，巴秋克没有向他提出任何一个与报告有关的问题。报告似乎没有接触到巴秋克真正关心的事。
巴秋克说了说战争刚开始时候的事，克雷莫夫听了十分吃惊。在大家都从边境撤退的时候，巴秋克率领自己的一团人向西开去，要堵住德国人的渡口。正在公路上向后撤退的高级首长却以为他是想向德国人投降。立即就在公路上进行审讯，所谓审讯就是骂娘和歇斯底里的喝叫，接着就下令把他枪毙。在最后一分钟，他已经站到一棵树跟前，手下的士兵把他抢了出来。
“是啊，”克雷莫夫说，“中校同志，情形很严重呀。”
“我的心脏没被打穿，”巴秋克说，“不过还是落得一点儿毛病，算我的成绩吧。”
克雷莫夫带着几分演戏般的语气说：
“听见雷恩卡的枪声吗？这会儿戈罗霍夫是在干什么事情吧？”
巴秋克侧眼看了看他。
“他干什么？大概是在玩捉‘傻瓜’。”
克雷莫夫说，他听说在巴秋克这里要开一个狙击手会议，他很有兴趣参加这个会议。
“噢，当然会有兴趣，怎么会没有兴趣。”巴秋克说。
他们谈起前线的情况。巴秋克担心的，是德国人夜里悄悄地在北段集结兵力。
等到狙击手们聚集在师长的掩蔽所里，克雷莫夫才知道这些烙饼是为谁准备的。这些身穿棉袄，又腼腆、又拘谨、又矜持的人纷纷坐到靠墙和桌子周围的长凳上。新来的人就像工人放下铁锹和斧头那样，轻轻地把步枪和自动枪放在角落里，尽量不弄出响声。
著名的神枪手扎伊采夫的脸很好看，像平常人一样，是一个可爱、温和的农村小伙子。但是等他转过头来，并且皱起了眉头，便露出十分刚强的相貌。
克雷莫夫想起战前偶然留下的一个印象：有一次，他在一个会上注视着自己的老朋友，忽然看到他那一向显得十分刚强的脸完全变了样子：眼睛眨巴着，鼻子耷拉下去，嘴巴半张着，再加上那小小的下巴，构成了一幅优柔寡断和懦弱的画像。
和扎伊采夫坐在一起的是迫击炮手别兹季科，窄窄的肩膀，一双深棕色眼睛总是带笑，还有一个是乌兹别克小伙子苏列伊曼·哈里莫夫，像小孩子一样撅着厚厚的嘴唇。炮兵狙击手马采古拉一个劲儿地拿手帕揩额头上的汗，他像一个拖家带口的人，他的性格似乎跟可怕的狙击方面的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来到掩蔽所里的其余的狙击手，有炮兵中尉舒克林，有托卡廖夫、曼茹里亚、索洛德基，全都像腼腆而羞涩的小伙子。
巴秋克向狙击手们询问着，低着头，很像一个好学的学生，而不是一个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指挥员。
当他和别兹季科说话的时候，所有坐在这儿的人的眼睛里都出现了快活的神气，似乎在等待好笑的事。
“喂，别兹季科，咋样？”
“昨个儿我闹得德国佬够呛，中校同志，您已经知道啦，今个儿早晨，我打死五个德国鬼子，用了四发迫击炮弹。”
“是啊，可这还比不上舒克林，他一门炮打了十四辆坦克。”
“他打一门炮，因为他的炮兵连就剩一门炮啦。”
“他打坏了德国佬的碉堡呢。”漂亮的小伙子布拉托夫说了一句，脸就红了。
“我觉得那不过是普通的掩蔽所。”
“是啊，掩蔽所，”巴秋克说，“今天一颗迫击炮弹把我的门打掉啦。”又转身朝着别兹季科，带着责备的口气用乌克兰语说：“打得这么准，我还以为是狗崽子别兹季科打的呢。”
特别腼腆的炮兵瞄准手曼茹里亚抓起一张饼子，小声说：
“中校同志，这面饼真好。”
巴秋克拿一颗子弹敲着茶杯，说：
“好啦，同志们，咱们言归正传。”
这是一次生产会议，就像工厂里、田野宿营地上常常召开的那种会议。但坐在这儿的不是织布工，不是面包工，不是裁缝，谈的也不是烤面包，不是打谷。
布拉托夫说，他看到一个德国人搂着一个女人在路上走着，他迫使他们趴到地上，在打死德国佬之前，让他们爬起来三次，后来又迫使他们趴下，子弹打得离他们的脚两三厘米的地方直冒烟。
“等他一站起来，我一枪把他打死，他就十字交叉倒在那女人身上了。”
布拉托夫懒洋洋地说着，他说得使人震惊，因为士兵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样使人震惊的事。
“好啦，布拉托夫，不要胡吹。”扎伊采夫插话说。
“我没有胡吹，”布拉托夫不解地说，“今天我一共打死七十八个。政委同志决不会叫人胡吹，你瞧，这是他签的字。”
克雷莫夫本想加入谈话，很想说，在布拉托夫打死的德国人中可能有工人、革命者、国际主义者……应该记住这一点，要不然就会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没有说出口。因为这种思想对作战没有好处，不能武装军队，倒是会瓦解武装。
口齿不清、面色灰白的索洛德基说了说他昨天怎样打死八个德国佬。然后他又说：
“我是乌曼的集体农庄庄员，法西斯在我们村子里造了许多孽。我自己也流了一些血，受了三次伤。所以我不再做农民，做起了狙击手。”
愁眉苦脸的托卡廖夫说了说怎样选择好地点，监视德国人取水和去厨房必经的道路，然后又顺便说：
“我老婆来信说，很多人在莫扎伊城外被抓去杀了，我儿子也被杀了，因为我给他取了一个和列宁相同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哈里莫夫激动地说：
“我从来不着慌，等心定了，我才开枪。我来到前方，有个好朋友古罗夫中士，我教他说乌兹别克语，他教我说俄语。德国佬把他打死了，我打死十二个德国佬。我摘了一个军官的望远镜，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政治指导员同志，我是照你的吩咐做的。”
狙击手们创造的这些数字还是使人觉得震惊。克雷莫夫经常嘲笑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嘲笑叶尼娅和维克托·施特鲁姆一听到富农分子在集体化时期遭殃就唉声叹气。他常常对叶尼娅说起一九三七年的事：
“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现在他很想说说，消灭白党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歹徒，以及消灭富农，他一向不手软，他对革命的敌人从没有任何恻隐之心，不过，在消灭法西斯的同时，把许多德国工人打死，不应该感到高兴。听着狙击手们的话，还是感到可怕，虽然他们都知道他们干这些事为的是什么。
扎伊采夫说起他很多天以来在马马耶夫冈脚下同一名德国狙击手的较量。德国狙击手知道扎伊采夫在注视着他，他也在注视着扎伊采夫。他们的本领大致相当，谁也没有打到谁。
“昨天他打倒了我们三个人，我坐在小棚子里，一枪也没有发，他最后一枪打出来，打中了，一名弟兄把胳膊一伸，侧着身子倒下了。他们那边走出来一个兵，手里拿着一摞纸，我坐着，看着……我明白，他知道这儿有狙击手，一定会打死他们那个兵，可是那个兵走过去了。我知道，他看不到他打倒的那个战士，他很想看一看。静了一阵子。又有一个德国佬提着水桶跑过去，我还是没有动。又过了十几分钟，他慢慢欠起身来，站了起来。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扎伊采夫沉浸在当时的情景中，在桌子旁边霍地站了起来，在他脸上闪现过的一种特别的、刚强的表情，现在成了他的唯一的、主要的表情，他已经不是一个和善的大鼻子小伙子，在他那鼓起的鼻孔、宽宽的额头、充满凌厉逼人的必胜神情的眼睛中，有一股狮子般的强硬而凶狠的杀气。
“他认出我来，明白了。我也开枪了。”
有一阵子鸦雀无声。昨天响过那一枪之后大概就是这样寂静，而且似乎听到了那个德国狙击兵倒下去的响声。巴秋克忽然朝克雷莫夫转过脸来，问：
“怎么样，感兴趣吗？”
“很好。”克雷莫夫只是回答了一声，再也没有说什么。
克雷莫夫留在巴秋克的掩蔽所里过夜。巴秋克咕哝着嘴巴，数着心脏病药水的滴数往杯子里倒，然后又往杯子里倒水。
他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对克雷莫夫说师里的事情，不是说战斗情况，说的是各种各样生活中的事。
克雷莫夫觉得，巴秋克说的一切，都和战争一开始巴秋克遭遇的那件事有关系，他的思想一直牵挂着那件事。
自从克雷莫夫来到斯大林格勒，就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他觉得自己进入一块非党的天地里。有时恰恰相反，他觉得呼吸到了革命初期的空气。
克雷莫夫忽然问道：
“中校同志，您入党很久了吧？”
巴秋克说：
“怎么，政委同志，您觉得我掌握的路线不对头吗？”
克雷莫夫没有立即回答。他对这位师长说：
“您要知道，我是个还算不错的党的报告员，常常在工人大会上作报告。可是在这儿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是别人在开导我，不是我开导别人。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是的，这就是谁掌握着路线，谁被路线掌握着。我本来想加入你们的狙击手们的谈话，进行一点纠正。可是后来我想，圣人面前夸学问，自讨没趣儿。不过说实在的，我没有插嘴，也不光是因为这一点。政治部就是要报告员使士兵们认识到，红军是复仇的军队。可是我却要从无产阶级立场谈什么国际主义。主要的是鼓起群众的愤怒来反对敌人嘛！要不然就会像童话里说的那个糊涂蛋一样：本来是来参加婚礼的，却念起追荐亡灵的经文……”
他想了想，又说：
“而且也是习惯……党一般都是鼓起群众的仇恨和愤怒，使他们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在我们的事业中用不着基督式的人道主义。我们苏维埃的人道主义是严酷无情的……我们不讲客气……”
他想了想，又说：
“当然，我指的不是毫无根据就要把您枪毙那样的事。在一九三七年也常常有杀自己人的事，这些事是我们的不幸。现在德国人侵入工人和农民的国家，那就来吧！战争毕竟是战争！他们是罪有应得。”
克雷莫夫等待巴秋克说话，可是巴秋克没有作声，不是因为他听了克雷莫夫的话感到无法回答，是他睡着了。
五十六
“红十月”工厂的炼钢车间里，许多身穿棉军服的人在昏暗中来回穿梭，外面不时传来啪啪的枪声，火光乱闪，空气中硝烟弥漫，像灰尘，又像雾。
师长古里耶夫命令各团把指挥所设在几座炼钢炉里，这些炉子不久前还在炼钢。克雷莫夫觉得，这些坐在炼钢炉里的都是些特殊人物，他们的心确实是用钢铁打成的。
在这里已经能听到德国人皮靴的走动声。不仅听得到清晰的口令声，而且能听到轻微的咔嗒声和叮当声，那是德国人在给自动步枪上子弹。
当克雷莫夫缩着头爬进步兵团指挥所所在的炼钢炉炉口，他的手感触到几个月来尚未冷却、隐藏在耐火砖里的余热时，他突然感到有些胆怯——他觉得，伟大的抗战的秘密就要向他打开了。
他在昏暗中看到一个蹲着的人，看到他那宽宽的脸，听到那和悦的声音：
“瞧，客人上我们的皇宫里来啦，欢迎欢迎。快把酒拿来，再煎几个鸡蛋当下酒菜。”
在这又黑又闷、到处是灰尘的地方，克雷莫夫忽然产生一个想法：他永远不会对叶尼娅说，他钻进斯大林格勒的炼钢炉之后，是怎样想起她的。以前他一直想摆脱她，忘掉她。可是现在如果她寸步不离地照料他，他也由她了。即使这妖魔也爬进炼钢炉里来，他也不能躲着她了。
当然，一切都非常简单。谁需要时代的弃儿？他几乎成了残废，成了废物，成了吃退休金的人！她的离开，说明和证实了他这一生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就是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他也没有驰骋沙场，做点真正的事情……
这天晚上，克雷莫夫在炼钢车间里做过报告之后，和古里耶夫将军聊了起来。古里耶夫没有穿制服上衣，不时用手帕揩着红红的脸，用嗄哑的大嗓门儿向克雷莫夫敬酒，用同样的嗓门儿在电话里向各团团长发指示，用同样的嗓门儿训斥炊事员烤羊肉烤得不地道，并且给友邻部队师长巴秋克打电话，问他，在马马耶夫冈上是不是打到了山羊。
“咱们的人，总的说，都是快活人，都是好人，”古里耶夫说，“巴秋克是一个聪明男子汉，拖拉机场的若卢杰夫将军是我的老朋友。在‘街垒’工厂的古尔季耶夫上校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过太像一个和尚，滴酒不沾。当然，我这样说不对。”
后来他就对克雷莫夫说起来，谁也不像他这样，战斗减员这样厉害，每个连队只有六至八人；敌人从他这里过河，比任何地方都难，有时从汽艇上撤下去的人有三分之一是负伤的。打得这样漂亮的，只有在雷恩卡的戈罗霍夫。
“昨天崔可夫把我的参谋长舒巴叫了去，因为他报告前沿阵地变动情况不大准确，所以我们这位舒巴上校无精打采地回来了。”
他看了看克雷莫夫，又说：
“您也许在想，我会骂娘了吧？”然后笑起来。“骂娘算什么？我天天骂他的娘。整个前沿阵地我都骂遍了。”
“是啊。”克雷莫夫拉长声音说。这个“是啊”的意思，显然，是人的尊严在斯大林格勒这块土坡上并不经常被看重。然后古里耶夫议论起报纸的作家们为什么写不好战争。
“这些狗崽子躲得远远的，什么也看不到，坐在伏尔加那边的大后方，在那里写。谁招待得好些，他们就写谁。瞧，列夫·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人们读了一百年，今后还要读一百年。为什么？因为他亲自参加，亲自战斗过，所以他知道应该写什么人。”
“对不起，将军同志，”克雷莫夫说，“托尔斯泰没参加过那一次卫国战争<a id="noteBack_56" href="#note_56">[56]</a> 呀。”
“‘没参加过’是什么意思？”将军问。
“意思很简单，就是没参加过，”克雷莫夫说，“和拿破仑打仗的时候，托尔斯泰还没有出生呢。”
“还没有出生吗？”古里耶夫反问了一遍。“怎么会没有出生呢？嗯？您是怎么算的？”
于是他们忽然很激烈地争论起来。这是克雷莫夫到这里作报告以来发生的第一次争论。他感到吃惊的是，他怎么也不能把对方说服。
五十七
第二天，克雷莫夫来到“街垒”工厂，古尔季耶夫上校的西伯利亚步兵师驻守在这里。
他越来越怀疑他的报告是不是有用。有时他觉得，大家听他的报告完全出于礼貌，就好像不信教的人在听老神甫布道。不错，大家都欢迎他来，但他明白，大家欢迎他，是出于人情，而不是欢迎他作报告。他也成了那些舞文弄墨、游手好闲妨碍别人战斗的军队政工人员之一。只有那些不询问、不解释、不做冗长的汇报、不进行宣传，而是参加战斗的政工人员，才是真正称职的。
他想起战前在大学里教马列主义的情形，像钻研宗教语录那样钻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和学生们都觉得枯燥得要命。
但是在和平时期这种枯燥乏味的事属于常规，是免不掉的。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干这种事就很荒唐、没有必要了。这有什么意思呢？
克雷莫夫在师部的掩蔽所门口碰到古尔季耶夫，却没有认出这个瘦瘦的人就是师长，他穿着毡靴，披着不合身的士兵短大衣。
克雷莫夫在宽敞而低矮的掩蔽所里作报告。自从他到斯大林格勒以后，从来没有像这回这样猛烈的炮声。他只好一直不停地大声叫喊。
师政委斯维林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声音洪亮，富于风趣。在报告开始之前，他说：
“为什么要限定听报告必须是高级指挥人员？来，地形测绘员同志们，警卫连没有事的战士们，不值班的电话员和通讯员同志们，都来听听国际形势报告！报告以后放电影。跳舞跳个通宵。”
他朝克雷莫夫挤了挤眼睛，好像在说：瞧，还是有办法的，这样对您对我们都很好。
克雷莫夫看到古尔季耶夫望着开玩笑的斯维林笑了笑，又看到斯维林帮着古尔季耶夫提了提披在肩上的大衣，发现这个掩蔽所里洋溢着一种很好的友谊气氛。
不过，斯维林眯起已经够小的眼睛，打量了一下参谋长萨夫拉索夫，萨夫拉索夫却带着很不悦很不满的表情气嘟嘟地朝斯维林看了一眼，于是克雷莫夫又了解到，在这个掩蔽所里，不光是友谊和同志气氛。
师长和政委听过报告以后，因为集团军司令员有急事找他们，很快就走了。克雷莫夫和萨夫拉索夫聊起来。看样子，这个人性格又乖僻，又暴躁，虚荣心又重，心胸又狭窄。他有许多地方很不好，如爱虚荣，暴躁，议论人时那种尖酸刻薄的嘲笑态度。
萨夫拉索夫望着克雷莫夫，滔滔不绝地说：
“在斯大林格勒，不论你到哪个团里去，都会看到在团里团长是老大，团长说了算数！这是对头的。在这儿不看大叔有几头牛，只看一点——看头脑……有头脑吗？有就好啦。用不着那些不管用的东西。可是在战前怎么样？”他笑嘻嘻地拿黄眼珠直盯着克雷莫夫的脸。“您要知道，我最讨厌政治。什么左倾啦，右倾啦，机会主义啦，理论家啦。我看不惯那些唱赞歌的人。可是，虽然我不问政治，还有十来次想把我干掉。好在我不是党员，不过有时说我酗酒，有时说我乱搞女人。怎么，要我装得一本正经？我不会。”
克雷莫夫想对萨夫拉索夫说，他克雷莫夫在斯大林格勒，命运也没有好转，依然荡来荡去，没有真正的事情可干。为什么罗季姆采夫师的政委是瓦维洛夫，而不是他呢？为什么党对斯维林比对他更信任呢？要知道，实际上他又聪明，目光又远，党的经验更丰富，也有足够的胆量，在必要的情况下，也有足够的狠心，手决不会发抖……而且，说真的，他们和他相比，只是刚开始识字的学生！……你们的时代过去啦，克雷莫夫同志，滚开吧。
这位黄眼睛的上校挑动了他的思绪，挑动了他的怒火，使他的心乱了。
天啊，还有什么疑问，他的一生垮了，日暮途穷了……当然，主要的不是叶尼娅看到他在物质方面毫无办法。她不在乎这个。她是一个纯洁的人。她不爱他啦！不走运的人、垮台的人是不会有人爱的。一个不荣耀的人。是的，是的，他已经被打入另册……再说，她纯洁是纯洁，物质条件对她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比如，她就不会嫁给一个穷艺术家，哪怕她把他乱涂的画也看做天才的作品……
克雷莫夫有许多这一类的想法可以对这位黄眼睛上校说说，但他只能在心里赞同这一点，嘴上不能苟同。
“您怎么啦，上校同志，您把事情简单化了。战前也不光是要看大叔有几头牛。挑选干部也不是单凭业务能力。”
战争不让他们谈论战前的事情。轰隆一声爆炸的巨响，从硝烟与灰尘中冒出一名神情焦急的大尉。师部接到团里打来的电话，德国坦克朝该团团部开了火，德国步兵紧跟在坦克后面冲进了重炮营指挥人员所在的石砌楼房；指挥人员据守二楼，和德国人展开搏斗。坦克烧着了旁边一座木头楼房，伏尔加河上吹来的大风吹得火苗朝团长恰莫夫的指挥所直扑，恰莫夫和团部的人都呛得喘不上气，决定转移指挥所。但是，在炮火下，在对准了恰莫夫团的一挺挺重机枪的火力控制下，在大白天转移指挥所是很难的。
这一切同时发生在该师的防御地段上。有的请示对策，有的请求炮火支援，有的请求准许转移，有的在报告战况，有的要了解情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所有的人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在操心生与死的问题。
等到多少安静下来，萨夫拉索夫向克雷莫夫问道：
“政委同志，趁师长和政委上司令部还没有回来，咱们是不是先吃饭？”
他不遵守师长和政委定的规矩，照样喝酒。所以他要单独吃饭。
“古尔季耶夫是很好的战将，”有些醉意的萨夫拉索夫说，“他有文化，忠实可靠，但有一点很糟：他是一个可怕的苦行僧！办起修道院来啦。可是我见了姑娘就馋得要命，像蜘蛛一样，粘住就不放，我就喜欢这种事儿。在古尔季耶夫面前，连个笑话都别想说。不过，跟他在一起配合作战，总的说还是很合拍子的。可是政委就很不喜欢我，虽然论天性他这个修道士跟我差不多。您以为，斯大林格勒使我老了吗？那是我这些朋友们老了。我在这儿却相反，倒是过好。”
“我也是政委这种类型的呀。”克雷莫夫说。
萨夫拉索夫摇了摇头。
“你又是，又不是。问题不在于这酒，而是在于这个……”
他先用手指头敲了敲酒瓶，然后又敲了敲自己的额头。
师长和政委从崔可夫的指挥所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吃完了饭。
“有什么新情况吗？”古尔季耶夫打量了一下桌子，又快又严厉地问道。
“咱们的联络科长受伤了，德国人冲进来跟若卢杰夫打起来，恰莫夫和米哈廖夫的楼房被打着了火。恰莫夫被烟呛得够受，不过总的说，没什么特殊情况。”萨夫拉索夫回答说。
斯维林望着萨夫拉索夫喝得通红的脸，拉长了声音很亲热地说：
“上校同志，咱们喝吧，再喝点。”
五十八
师长向团长别廖兹金少校询问“6-1”号楼房的情况：是不是最好把人从里面撤出来？
别廖兹金建议师长不要把人撤出，虽然楼房有被包围的危险。楼房里有对岸炮兵部队的观测点，可以提供有关敌人的重要情况。楼房里还有一个工兵排，可以阻止敌人坦克的运动。敌人在消灭这个据点以前，未必会发动总攻，他们的活动规律是大家都清楚的。只要能得到一定的支援，“6-1”号楼房可以支持很久，就可以打乱德国人的部署。因为联络人员只能在夜间难得的时刻到达被困的大楼，电话线又一直无法修复，所以最好派一名无线电报话员过去。
师长同意别廖兹金的意见。夜里政治指导员索什金带领一组士兵进入“6-1”号楼房，给楼房守卫者带去几箱子弹和手榴弹。同时，索什金还将一位报话员姑娘和从联络点弄来的一部报话机带到了“6-1”号楼房。
政治指导员天快亮时返回团部，说守卫队队长拒绝写书面汇报，他还说：“我们没工夫搞这些乱七八糟的文字玩意儿，我们要报吿就向德国佬报告。”
“反正他们那儿一切都跟别处不一样，”索什金说，“大家都怕这个格列科夫，他跟他们称兄道弟，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他也在他们中间，他们称他‘你’，喊他的小名。团长同志，那不是一个排的军人，是一群乌合之众。”
别廖兹金摇着头问道：
“拒绝写汇报？这个粗野汉子！”
后来，团政委皮沃瓦罗夫谈起一些指挥员的游击作风。
别廖兹金心平气和地说：
“游击作风怎么啦？有主动性，有独立性，很好。我有时候就在幻想：顶好我也落进包围圈里，暂时摆脱一下这些烦琐的公文游戏。”
“恰好，现在又要玩公文游戏了，”皮沃瓦罗夫说，“您要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我去交给师政委。”
师部里把索什金报告的问题当做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对待。
师长吩咐皮沃瓦罗夫搞一份有关“6-1”号楼情况的详细报告，并且要扭转格列科夫的思想。师政委马上向集团军军委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汇报了这个政治思想上的严重问题。
对索什金报告的问题，集团军司令部比师里看得更为严重。师政委得到指示，要立即把被困的楼房里的问题抓一抓。担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旅级政委向担任前总政治部主任的师级政委写了紧急报告。
报话员姑娘卡佳·文格罗娃夜里进入“6-1”号楼。早晨，她来见这座楼的头头儿格列科夫。格列科夫一面听这个有点儿驼背的姑娘的报告，一面凝视着她那慌乱、胆怯，同时又带有嘲笑神气的眼睛。
她的嘴很大，嘴唇的血色很淡。格列科夫等了好几秒钟，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可以走吗？”
在这几秒钟里，在他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些与军事无关的想法：“真的，很漂亮……腿也很好看……她还怕呢……看样子，是个娇生惯养的姑娘。她有多大，顶多十八岁。我的小伙子们可别跟她乱搞……”
在格列科夫头脑里闪过的这些念头，到末了忽然变成这样的想法：“在这儿谁说了算，谁在这儿闹得德国佬晕头转向？”然后他回答她的问话：
“姑娘，您上哪儿去？就陪着您的报话机好啦。咱们有办法。”
他用手指头敲着报话机，侧眼看了看天上，德国轰炸机在天上吼叫着。
“您是莫斯科来的吧，姑娘？”他问道。
“是的。”她回答说。
“您请坐，我们这儿很随便，不讲究。”
姑娘朝一旁走去，碎砖块在她的靴子下面咯吱咯吱响着，阳光照在机枪筒上，照在格列科夫缴来的黑黑的手枪上。她蹲下来，看着堆在断墙脚下的军大衣。有一会儿她觉得很奇怪的是，这情景她怎么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她知道，对着墙豁口的机枪是“杰格佳廖夫”型的；知道缴获的“瓦尔德”式手枪弹夹里装八颗子弹，知道这种手枪发射力强，但准确性差；知道堆在角落里的大衣是死者留下的，知道死者都埋得不深，因为焦土气味中混杂着一种她已经闻惯了的气味。昨天夜里交给她的报话机跟她在科特卢班冈脚下使用的报话机差不多，接收刻度盘一样，开关也一样。她想起她在野外的时候，眼睛盯着电流表上蒙了尘土的玻璃，不住地撩着从船型军帽里溜出来的头发。
谁也不和她说话，这楼房里的狂暴而可怕的生活似乎跟她无关。但是在一个白头发的人（她从别人的话里知道他是迫击炮手）骂了几句脏话的时候，格列科夫便对他说：
“老爹，这像话吗？这儿有咱们的姑娘。说话要规矩点儿。”
卡佳打了一个寒噤，不是因为老头子的脏话，而是因为格列科夫的目光。
她感觉出来，虽然大家都不和她说话，可是她的到来，使楼房里气氛紧张了。似乎她的皮肤都感觉出周围的紧张气氛。即使在俯冲轰炸机啸叫，炸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碎砖乱飞的时候，这种气氛依然存在。
她对轰炸，对炮弹片的啸声总算有点儿习惯了，不怎么慌张了。可是她在感到男人们火辣辣地盯着她时产生的感觉，依然常常使她心慌意乱。昨天傍晚电话员姑娘们就可怜起她来，说：“哎呀，你到那里面才可怕呢！”
夜里，一名通信员把她带到团部。在这儿已经特别感到敌人的接近、生命的脆弱。人似乎成了极容易打碎的东西，这会儿还在，过一会儿就没有了。
团长很伤心地摇了摇头，说：
“怎么能把孩子们送到前线来？”
过一会儿，他说：
“别怕，好孩子，如果有什么情况，就通过报话机直接向我报告。”
他说这话的语调那样和善，那样亲热，卡佳听了差点儿掉下泪来。
然后另一名通信员把她带到营部。那儿在放留声机，红头发的营长请卡佳喝酒，并且请她在《中国小夜曲》的乐曲声中和他一起跳舞。营里有一种恐怖的气氛，卡佳觉得，营长喝酒不是为了快活，而是为了压一压承受不了的恐怖，忘记自己像玻璃一样易碎。
这会儿，她坐在“6-1”号楼里一堆碎砖上，不知为什么并不感到恐怖，而是在想着自己童话般美好的战前生活。
被困在楼房里的官兵显得特别坚定，有信心，他们这种信心很能感染人。著名的医生、轧钢车间的熟练工人，剪裁贵重呢料的剪裁师，救火队员，在黑板前讲课的老教师，都有这种令人心安的自信。
战前，卡佳觉得自己注定要过不幸的生活。战前，她认为女伴们坐公共汽车是摆阔气。她觉得就连平民饭馆里走出来的都是很不平常的人，有时她跟在从平民饭馆里涌出来的人群后面，听他们说话。有一次她放学后回到家里，很得意地对妈妈说：
“你可知道今天怎么啦，同学请我喝果汁汽水，真正的果汁，味道就像真正的黑醋栗。”
妈妈每月工资四百卢布，扣除所得税和文化税，扣除建设公债，她们靠剩下的几个钱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她们不添置新东西，把旧衣服改了穿，邻居们凑钱雇女工玛露霞打扫公用的地方，她家不参加，轮到她家打扫的日子，卡佳就擦地板，倒垃圾桶。她家的牛奶不请人送，而是到国营商店去取，每天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但这样每月可以节省六卢布；有时国营商店不供应牛奶，卡佳妈妈傍晚时候就到市场去买，卖牛奶的因为急着要赶火车，卖的价钱比早晨便宜，几乎和国家的价钱一样。她们从来不坐公共汽车，因为票价太贵，有时如果要走很远的路，她们就坐电车。卡佳也不上理发馆，妈妈自己给她理发。衣服当然都是自己洗，用的电灯也很不亮，只比公用场地的电灯多少亮一点点儿。她们做饭要做够三天吃的。她们一般都是用菜汤下饭，有时候素油炒饭，有一次卡佳喝了三碟子菜汤，就说：“嘿，今天我家吃三个菜了。”
妈妈不提她们跟爸爸在一起时是怎样生活的，那时候的事卡佳已经不记得了。只是有时候，妈妈的好友薇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看到她们母女做饭，会说一句：“啊，我们当年也有过好日子。”
可是妈妈一听就生气，所以她们过去究竟怎么样，薇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也不多说。
有一次卡佳在衣柜里发现爸爸的一张照片。她是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他的面孔，好像有人悄悄告诉她什么，她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她爸爸。照片背面写着：“莉达：我生在穷家，我们相亲相爱，死而无怨。”她什么也没有对妈妈说，但是放学回来，常常拿出照片，对着爸爸那黑黑的，她觉得似乎很忧伤的眼睛看上很久。
有一天她问：
“现在爸爸在哪儿？”
妈妈说：
“不知道。”
等到卡佳要参军了，妈妈才第一次跟她谈起爸爸，卡佳才知道爸爸在一九三七年被捕，知道他再婚的事。
她们一夜没有睡，谈了一夜。什么都谈。一向善于隐忍的妈妈跟女儿谈了丈夫怎样把她抛弃，谈她怎么嫉妒，怎样受辱、受欺负，谈她的爱、她的怜惜心。卡佳感到十分惊讶：人的心灵世界竟有这样广大，相形之下，轰轰烈烈的战争简直算不上什么了。早晨，她向妈妈告别。妈妈把卡佳的头搂到自己怀里，把背包给她套到两肩上。卡佳说：
“妈妈，我也是生在穷家，我们相亲相爱，死而无怨……”
后来妈妈轻轻推了推她的肩膀，说：
“该走啦，卡佳，走吧。”
于是卡佳走了，就跟此时此刻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成年人一样，她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也许从此不再回来，也许回来已成了永远告别了自己的不幸而可爱的童年时代的另一个人。这会儿她在斯大林格勒，跟这座楼里的头头儿格列科夫坐在一起，望着他的大头，望着他的厚嘴唇和阴沉的脸。
五十九
她来的第一天，有线电话接通了。
这位无线电报话员姑娘因为老半天无事可干，再加上还没有和“6-1”号楼里的人打成一片，所以格外苦闷。
但是，来到“6-1”号楼里的这第一天，为她接下来的生活做了很多准备。
她了解到，在打得残破不堪的二楼设有炮兵观测点，可以向对岸发送情报，二楼的头头儿是一名中尉，穿着肮脏的军装，戴的眼镜老是从翘鼻子上往下溜。
她了解到，那个爱发火、爱说脏话的老头子是从民兵里来的，因为自己有了迫击炮长的称号，感到很神气。在高墙与一堆碎砖之间的那些人是工兵，其中的头头儿是一个胖子，走起路来皱着眉头，嘴里咯咯响，好像脚上长了鸡眼。
掌管楼房里唯一一门大炮的是一个穿水兵服的秃子。他姓科洛密采夫。卡佳曾经听到格列科夫喊他：
“喂，科洛密采夫，你睡过头啦，把天大的好事儿耽误了。”
掌管步兵和机枪的头头儿是一名浅色胡子的少尉。他的脸虽然有一圈胡子，却显得特别年轻，也许他自己以为，留胡子可以显得有三十岁，像个上了年纪的人。
下午，大家拿东西给她吃。她吃面包，就羊肉灌肠。后来她想起军装口袋里还有水果糖，便悄悄地把一块糖放进嘴里。吃过东西以后，她就想睡觉，虽然四周枪声很近。她睡着了，在睡梦中依然咂摸着糖，依然很烦恼、苦闷，等待着灾难降临。忽然她听到唱歌的声音。她没有睁眼睛，字字都能听得很清楚：
往日的伤心事在我胸怀，
像酒，越陈越厉害……
在夕阳的余晖照亮的石头天井里，站着一个肮脏的、头发蓬乱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本小书。红色的碎砖堆上坐着五六个人，格列科夫躺在大衣上，拿拳头支着下巴。有一个像格鲁吉亚人的小伙子在听着，露出不信任的神气，好像在说：“算啦，别想拿这一套收买我。”
附近有一颗炮弹爆炸，冒起一团红红的砖灰，似乎这团团乱转的是童话里的烟雾，坐在红色砖堆上的人和他们在红雾里的武器，似乎是在《伊戈尔远征记》<a id="noteBack_57" href="#note_57">[57]</a> 里描写的那个可怕的时日。姑娘的心忽然颤抖起来，因为她产生了一种荒唐的信心，相信有幸福等待着她。
第二天。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惊动了已经习惯了一切的楼里的人们。
二楼的负责人是巴特拉科夫中尉。他手下有一名测绘计算员和一名观测员。一个是垂头丧气的兰巴索夫，一个是机灵而忠厚的蓬丘克。蓬丘克是一个很古怪的、一天到晚自己对着自己笑的戴眼镜的中尉。卡佳一天能看到他们好几次。
在安静的时候，从楼板上的豁口能在下面听见他们的声音。
兰巴索夫在战前养过鸡，常常和蓬丘克谈起鸡的聪明和狡诈的本性。蓬丘克趴在炮队镜上，像唱歌一样拉长声音报告着：
“注意：从面包厂方向开来一队汽车……中间有一辆坦克……出来的德国佬有一营人……像昨天一样，有三个地方冒炊烟，一些德国佬带着锅盆……”
他观察到的一些情况有时没有什么军事意义，只是一些生活趣事。这时候他就唱：
“注意……一个德国军官带一条狗出来玩啦，狗闻到什么味道，朝前跑啦，好像那是一条母狗，那公狗站住，在闻呢。那边有两个德国兵，一个掏出烟盒，抽起烟来，另一个直摇头，好像是说：我不抽……”
忽然蓬丘克用同样的唱歌的腔调报告说：
“注意……操场上有很多人……有人拿着乐器……很多人围着他们，还堆了很多柴……” 后来，他停了很久，又用十分难受但是仍然拉得很长的声音说：“注意，中尉同志，拉出一个女人来，女人穿着小褂，在叫呢……把女人捆在柱子上啦……注意，中尉同志，又拉出一个小孩子，也捆在柱子上啦……中尉同志，好像两个德国佬在从桶里往外倒汽油……”
巴特拉科夫通过电话把这一情况通知了对岸。
他趴在炮队镜上，用自己的卡卢加地方口音，学着蓬丘克的语调，大声叫道：
“喂，注意，同志们，乐队在烟火里演奏呢……开火！”
他厉声喊叫起来，并且转过身朝向对岸。
但是对岸没有动静……过了几分钟，重炮团集中火力猛轰行刑的地方。操场被一团团硝烟和灰尘罩住。
几个小时之后，通过侦察员克里莫夫了解到，那是德国人要烧死一个茨冈女子和一个小孩子，因为怀疑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头天晚上，克里莫夫把两件脏衣服和裹脚布留给一个老太婆，说定第二天去取洗好的衣服。他想向老太婆了解一下茨冈女子和小孩子的情况——是苏军炮弹把他们打死了呢，还是被德国人烧死了。老太婆是跟孙女和一头山羊一起住在地窖里的，克里莫夫穿过瓦砾堆顺着他还记得的小路朝前爬去，可是苏军夜间轰炸机在地窖所在的地方扔下一颗重磅炸弹，老太婆、小孙女、山羊、克里莫夫的衣服和裹脚布全不见了。他只是在炸裂的木头和石灰碎块之间发现一只肮脏的小猫。小猫很老实，既没有什么要求，又不抱怨，认为这轰炸声、饥饿和战火是世间正常的事情。
克里莫夫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下子把小猫装进衣服口袋里。
“6-1”号楼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卡佳感到吃惊。侦察员克里莫夫在向格列科夫报告的时候，不是按规矩站着，而是跟他坐在一块儿，他们说话就像同志跟同志说话。克里莫夫抽烟就找格列科夫借火。
克里莫夫报告完了之后，走到卡佳跟前，说：
“姑娘，瞧，世界上有些事儿多可怕呀。”
她叹了一口气，感觉到他那火辣辣的眼睛在望着她，顿时脸红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小猫，放在卡佳身边的碎砖上。
这一天有十来个人走到卡佳跟前，他们都和她谈小猫，谁也没有提起那个茨冈女子的事，虽然那件事使他们心里很不安宁。有些人想坦率地跟卡佳谈谈感情问题，谈起来却用的是嘲弄和粗暴的口气。有些人干脆利落想跟她睡睡觉，谈起来却十分客气，彬彬有礼。
小猫哆嗦起来，浑身都在颤抖，看样子，是受了震伤。
老迫击炮长皱着眉头说：
“干脆把它打死好啦。”
可是他马上又说：
“你还是逮逮它身上的虼蚤吧。”
另一名担任迫击炮手的黑红脸膛的民兵琴佐夫劝卡佳：
“姑娘，把这讨厌东西扔掉吧。要是西伯利亚猫就好啦。”
工兵里亚霍夫薄薄的嘴唇，阴沉着脸，一脸凶相。只有他真正对猫感兴趣，而对报话员姑娘的美貌无动于衷。
“我们在野外的时候，”他对卡佳说，“有沙沙声冲我来，我想，这是要落地的子弹。谁知是一只兔子。它一直跟我坐到天黑，等到安静了，它才走了。” 他说：“您虽然是姑娘，可还是知道这是侦察机在伏尔加河上飞，在打一百八十毫米的炮，在打火箭炮。兔子却很傻，什么也不知道。分不清迫击炮和榴弹炮。德国佬放照明弹，兔子就吓得打哆嗦，又没法儿给它解释。所以这些畜生都很可怜。”
她感到对方是严肃的，所以也很严肃地回答说：
“我不完全同意您的说法。比如说，狗就能认得飞机。我们驻扎在一个村子里，那儿有一条狗叫‘凯尔逊’，我们的飞机来了，它躺在那儿，连头也不抬，可是敌机一来，它立刻就找地方躲起来。它分得才清楚呢。”
空气抖动起来，因为空中响起可怕的刺耳响声，这是德国的十二筒火箭炮开炮了。炮弹轰鸣，黑烟和红砖灰混合到一起，石块到处乱飞。过了一分钟，等到灰土渐渐落下来，卡佳和里亚霍夫又继续他们的谈话，就好像他们不曾趴到地上。显然，被困孤楼里的人们的自信心也传染了卡佳。似乎他们都相信，在被打成了瓦砾场的楼房里，一切一切，包括钢铁和石头，都很脆弱，都很容易打碎，只有他们是例外。
一排机枪子弹呼啸着从他们坐的豁口旁边飞过，紧接着又是一排子弹。里亚霍夫说：
“春天我们驻扎在圣山城外。头顶上常常有子弹的啸声，却听不见枪响，真叫人莫名其妙。原来，那是椋鸟学会了模仿子弹的声音……我们有一位上尉连长也常常弄得我们惊慌起来，他学子弹声音才像呢。”
卡佳说：
“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想象战争是什么样子：孩子们在哭叫，大家都在火里，猫在乱跑。我来到斯大林格勒一看，果然就是这个样子。”
一会儿，留大胡子的祖巴廖夫走到卡佳跟前。
“怎么样，”他关切地问，“长尾巴的小家伙还活着吗？”他掀起盖在猫身上的一块裹脚布。“噢，多么可怜呀，多没精神呀。”他嘴里说着，眼睛里露出馋涎欲滴的神气。
晚上，在短时间的战斗之后，德军向“6-1”号楼的侧翼推进了一小段距离，用机枪火力切断了楼房与苏军防御阵地之间的道路。通往步兵团团部的电话线也被切断了。格列科夫下令打一条通道，从地下室通向离楼房不远的一条地道。
“有炸药。”肥胖的司务长一只手端着茶缸，另一只手拿着一小块糖，对格列科夫说。
楼房里的一些人很随便地坐在基墙边的一个大坑里，说着话儿。大家都很忿怒地想着烧死茨冈女子的事，但是依然没有谁说起这事。似乎这些人对身陷重围这事漠不关心。
卡佳觉得这种镇静非常奇怪，但是这镇静却很能征服人，在这些十分自信的人中间，就连可怕的字眼“被围”，她觉得也不可怕了。等到机枪就在旁边嗒嗒响起来，格列科夫高喊“打呀，打呀，他们来啦”的时候，她也不怕了。等到格列科夫说“想用什么就用什么。手榴弹，刀，铁锹。打，打，狠狠地打”的时候，她也不害怕了。
在安静的时候，楼房里的人就详细地、不慌不忙地讨论起姑娘的相貌。巴特拉科夫似乎不是这方面的行家，而且是近视眼，然而在讨论卡佳的美的时候常常提出很精到的见解。
“我认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紧的。”他说。
炮兵科洛密采夫和他争论，他就像祖巴廖夫说的，“发表长篇论文”。
“喂，你们好像谈起猫来啦？”祖巴廖夫问。
“不行吗？”巴特拉科夫说。“就连老头子还拿人当猫谈呢。”
老迫击炮长吐了一口唾沫，拿手掌搓着胸脯，说：
“都说这姑娘很漂亮，她的漂亮究竟在哪儿？你们说说看。”
他听到有人暗示说，格列科夫很喜欢这姑娘，特别生气。
“依我看，这个卡佳实在不咋样，经不住细看。两条腿那样长，跟仙鹤一样，屁股没有屁股。眼睛老大，像牛眼睛，这算什么姑娘？”
琴佐夫反驳说：
“你就喜欢大屁股娘们儿。你这是老眼光，是革命以前的眼光。”
科洛密采夫专爱说脏话、下流话，那老大的秃头里装着许多古怪的想法，灰灰的眼睛笑嘻嘻地眯缝着，他说：
“这姑娘还是不错的，不过我有我的特别胃口。我喜欢小小的，像亚美尼亚和犹太妞儿那样的，大眼睛，短头发，又灵活，又麻利。”
祖巴廖夫若有所思地望了望被探照灯光划破的黑黑的天空，低声说：
“还不知道这事儿究竟怎么样呢。”
“你是说，她究竟喜欢谁吗？”科洛密采夫问。“她喜欢格列科夫，这是肯定的。”
“不，不一定。”祖巴廖夫说过这话，从地上拿起一块断砖，使劲扔到一边。
大家看了看他，看了看他的大胡子，一齐哈哈笑了起来。
“你凭什么叫她喜欢，凭大胡子？”巴特拉科夫问道。
“凭唱歌！”科洛密采夫说。“现在广播：有步兵要唱歌啦。他唱，她就把他的歌声广播出去。恰好是一对儿！”
祖巴廖夫打量了一下昨天晚上念诗的小伙子。
“你怎么样？”
老迫击炮长用争吵的口气说：
“他不说话，就是说，他不愿说话。”
又用父亲责备儿子不该听大人说话的口气说：
“你顶好到地下室里去，趁这会儿安静，好好地睡一会儿。”
“这会儿在地下室里安齐费罗夫准备用炸药炸通道呢。”巴特拉科夫说。
这时候格列科夫在口述报告，由卡佳向外发送。
他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吿说，据各方面观察，德军正准备进行突击，据各方面情况判断，这次突击方向是拖拉机工厂。他只是没有报告，据他判断，他和手下弟兄们所据守的楼房正是德军突击目标的中心。但是看着姑娘的脖子，看着她的嘴唇和耷拉着的睫毛，他想象到，而且是活灵活现地想象到，这细细的脖子断了，像珍珠一样白的颈脊骨从破烂了的皮肤里露了出来，这玻璃球般大眼睛上的睫毛和没了血色的嘴唇都像是用落满尘土的灰色橡胶做成的了。
他真想抱住她，趁他和她都还活着，还没有被消灭，趁这个年轻姑娘还是这样美，他要享受一下她的温暖、她的青春活力。他觉得，单是因为他对姑娘的怜悯，也要把她抱住，但是，血液在耳朵里腾腾直跳，朝两边鬓角直冲，难道是因为怜悯吗？
司令部没有马上回答。
格列科夫伸了个懒腰，骨头舒舒服服地响了几声，大声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想：“好的，好的，等天黑了再说。”接着又很亲热地问道：
“克里莫夫带回来的小猫怎么样啦，好些了吗，结实了吗？”
“哪儿会结实。”卡佳回答说。
卡佳一想到茨冈女子和小孩子在火里的情形，她的手指头就发抖，她侧眼朝格列科夫看了看，看他是不是发觉这一点。
昨天她觉得，“6-1”号楼里的人谁也不会跟她说话的，可是今天在她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手持自动步枪的大胡子从她身边跑过，像老朋友一样对她喊道：
“卡佳，多吃多长肉！”并且用手比划着，怎样拿调羹在饭盒里吃饭。
她看到昨天念诗的那个小伙子用防雨布搬迫击炮弹。还有一次，她一回头又看到他，他站在开水锅边，她知道他是在看她，所以她打量了他一下，他却赶紧转过脸去。
她已经在猜想，明天谁会拿信和照片给她看，谁会叹着气一声不响地看她，谁会对她说他不相信女人的爱情，今后再也不谈恋爱，谁会给她送礼物，给她半壶水或一把白糖。那个大胡子步兵可能会爬过来摸她。
终于司令部回答了，卡佳把司令部的话转告格列科夫：
“命令你们每天十九时正进行详细汇报……”
忽然格列科夫打了一下她的手，把她的手掌从开关上拨下来，她吓得叫起来。他笑了笑，说：
“一块炮弹皮落在报话机上啦，什么时候格列科夫需要，再把报话机修好。”
姑娘慌乱地看着他。
“请原谅，亲爱的卡佳。”格列科夫说着，抓住她的手。
六 十
凌晨时候，别廖兹金团部向师部报告说，被困在“6-1”号楼里的人打通了与工厂的水泥地道相接的地下通道，进入了拖拉机厂的车间。师部值班参谋将此事报告了司令部，司令部里的人报告了克雷洛夫将军，克雷洛夫命令找一个楼里出来的人到他这儿来，以便查问有关情形。值班参谋便挑了一个小伙子，由联络官领着朝司令部走去。他们顺着山沟朝岸边走，小伙子一路上眼睛转来转去，不住地问这问那，心里很不踏实。
“我要回去。我只是为了把地道摸清楚，好把伤员抬出来。”
“没关系，”联络官回答说，“你现在去见的官比你们的官大，他怎样吩咐，你就怎样做好啦。”
在路上，小伙子对联络官说，他们已经在“6-1”号楼里蹲了两个多星期，有些天他们只能吃堆在地下室里的一些土豆，喝水就喝暖气锅炉里的水，把德国人弄得够呛，德国人几次派人来谈判，说要把被围困的人放出来，放到工厂里去，可是，大楼里的指挥员（小伙子管他叫“楼长”）命令所有的火器一齐开火，算是对他们的回答。等他们来到伏尔加河边，小伙子趴下，喝起水来，等喝足了水，又把棉袄上的水滴小心地刮到手心里，拿舌头舔了舔，就像饥饿的人舔面包碴儿一样。他说，暖气锅炉里的水都臭了，头几天大家喝了那水都闹肚子，楼长吩咐把锅里的水烧开了再喝，这样就不闹肚子了。
然后他们一声不响地又往前走。小伙子倾听着夜间轰炸机的隆隆声，望着红的绿的信号弹和一道道子弹与炮弹曳光装饰得色彩缤纷的天空。他看了看尚未熄灭的市区大火那疲惫无力的火苗，看了看大炮发射时的白光和重型炮弹在伏尔加河里爆炸掀起的青色浪花，不禁渐渐放慢了脚步，直到联络官喊他：“走吧，走吧，快点儿！”
他们在岸边乱石丛里走着，一颗颗迫击炮弹在头上呼啸而过，岗哨不时地呼喊他们。后来他们顺着一条小路朝坡上走，经过弯弯曲曲的巷道，经过一座座挖进土山里的掩蔽所，一会儿走在黄土台阶上，一会儿走过木板搭的小桥，到末了来到一个拉了铁丝网的通道口——这便是第六十二集团军指挥所。联络官紧了紧腰带，便顺着交通壕朝军委掩蔽所走去，用来造掩蔽所的圆木特别结实。
哨兵去找副官。有一小会儿，从半开着的门里射出柔和的电灯灯光，那是一盏带灯罩的台灯。
副官打了一下手电，问过小伙子的姓名，便吩咐他等一会儿。
“等会儿我怎么回去呀？”小伙子问道。
“没关系，有嘴巴，就不怕迷路。”副官说过这话，又用严肃的口气说：“你们到门道里来，要不然挨了迫击炮弹，将军还要我负责任呢。”在暖和而昏暗的过道里，小伙子坐在地上，侧着身子往墙上一靠，就睡着了。
有一只手使劲把他摇晃了两下。他正迷迷糊糊地做着梦，在梦里既听到若干天来战场上凄惨的叫声，又听到早已不存在的自己家里的柔声细语，这时候一个很严厉的声音闯入他的梦境：
“沙波什尼科夫，快去见将军……”
六十一
谢廖沙·沙波什尼科夫在司令部警卫队的掩蔽所里过了两个昼夜。司令部的日子使他感到苦闷，他觉得这儿的人一天到晚没有事干，闲得难受。
他想起战前他怎样和奶奶一起在罗斯托夫等了八个钟头，等待开往索契的火车，他觉得今天的等待很像那一次等待换车。后来他觉得，把去“6-1”号楼比作去索契疗养院，简直好笑。他要求司令部少校警卫队长放他走，但是警卫队长没得到将军的指示，不敢让他走。将军把沙波什尼科夫叫去后，只问了两个问题，就中断了谈话去接电话了。警卫队长决定暂时不让小伙子走。说不定将军还要再叫他去呢。
警卫队长一走进掩蔽所，就看到小伙子看着他，便说：
“好的，我记着。”
有时候小伙子恳求的目光使他生起气来，他就说：
“你在这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好吃的，给你吃什么。这儿又暖和。干吗要急着回去叫人家打死？”
当一天到晚炮火连天，一个人整个沉入战争的大锅里的时候，他往往无法理解、无法看到自己的生活；他需要朝旁边哪怕跨上一步。这时就像站到了岸上，能看到整条大河，就会想：难道我刚才就在这疯狂的水里，在浪涛里游过来的吗？
谢廖沙觉得原来在民兵团里的那段生活是很平静的：夜晚在黑沉沉的草原上放哨，远方天空闪着火光，民兵们在闲聊。
总共只有三个民兵进入拖拉机厂的居住区。波里亚科夫很不喜欢琴佐夫，说：
“整个民兵团就剩下一老一小，再加一个糊涂虫。”
“6-1”号楼里的生活遮没了过去的一切。尽管这种生活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却是唯一的现实，而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虚幻。只是有时候在夜里，脑海里出现奶奶那灰白的头，出现姑姑叶尼娅那带笑的眼睛，一向被慈爱浸润着的心就紧缩起来。
进入“6-1”号楼的头几天，他心里想：如果格列科夫、科洛密釆夫、安齐费罗夫等人忽然闯入他的日常生活，那会是十分奇怪和荒诞的。可是他现在有时候却觉得，如果他的姑姑们、他的表妹和姑父维克托闯入他今天的生活，那就太可笑了。
啊，奶奶听到谢廖沙这样会骂娘，准会吓一大跳……
格列科夫！
真不明白，是专门挑选了一些稀奇特别的人到“6-1”号楼里来，还是一些普通人一进这座楼就变得很特别了……
民兵队长克里亚金如果在这儿当领导，一天也干不了。还有琴佐夫，虽然大家都不喜欢他，却依然待下去了。但是他已经不像在民兵团里那样，已经改掉了行政机关的习性。
格列科夫！真是个刚强、勇敢、威风，却又那么平常的奇妙人物。他记得战前小孩子穿的鞋什么价钱，清洁工和钳工拿多少工资，在他叔叔所在的集体农庄里每个劳动日能分到多少粮食和钱。
有时他谈起战前军队里的清洗，谈起授军衔的情形，谈起分配住房时怎样走后门，还谈到在一九三七年有些人写了几十次秘密报告，揭发臆造的人民敌人，因而得到将军官衔。
有时候，他的力量似乎在于他的狮子般的勇猛，在于他天不怕地不怕的乐观，他就是那样天不怕地不怕地从墙豁口里跳出去，高声喊着“狗杂种们，叫你们尝尝厉害的！”拿手榴弹朝攻上来的德国佬扔去。有时候，他的力量又似乎在于他的纯朴随和，在于跟大楼里的人们的友谊。
他在战前的生活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在矿业中学上过十年级，后来当建筑技术员，后来成为驻扎在明斯克附近的一支部队的步兵大尉，在野外和军营里指导操练，进过明斯克的训练班，晚上看书，喝酒，看电影，和朋友们打牌，和妻子吵嘴，妻子吃醋完全是有根据的，因为他和当地许多大姑娘小媳妇有关系。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说的。于是他一下子在谢廖沙的心目中，而且不只是谢廖沙的心目中，成为英雄，成为敢做敢当的好汉。
谢廖沙周围来了许多新人，挤走了他心中最亲近的人。
炮兵科洛密采夫原是基干水兵，在军舰上服务，三次在波罗的海落水。
谢廖沙很喜欢科洛密采夫常常用鄙夷的口气谈起那些不能用鄙夷的口气议论的人，而对学者和作家却表现出不同一般的尊敬。在他看来，所有当官的，不论是什么职位和头衔，跟秃顶的洛巴切夫斯基<a id="noteBack_58" href="#note_58">[58]</a> 或者病歪歪的罗曼·罗兰相比，都不算什么。
有时科洛密采夫谈起文学。他完全不像琴佐夫那样谈文学的教育意义和爱国主义。他很喜欢一位作家，不知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尽管谢廖沙从来没有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科洛密采夫也忘记了这位作家的名字，但是谢廖沙相信他的作品很好，因为科洛密采夫常常津津有味、兴高采烈地夸奖他的作品，而且高兴得直骂娘。
“我为什么喜欢他？”科洛密采夫说。“因为他不教训我。男子汉找娘们儿，找娘们儿就是找娘们儿；当兵的喝醉了，喝醉了就是喝醉了；老头子的老伴儿死了，都写得实实在在。又好笑，又可怜，又有趣，反正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
侦察员瓦夏·克里莫夫和科洛密采夫很要好。
有一次谢廖沙和克里莫夫潜入德军阵地，爬过铁路路基，爬到德国炸弹炸出的一个大坑边，坑里坐着德军一挺重机枪的几个机枪手和一名观测军官。他们贴在坑边上，观看德国兵的生活情形。一个小伙子解开上衣，把一块红方格手帕塞到衬衣领子里，刮起胡子。谢廖沙听到那沾满灰尘的硬扎扎的胡子在剃刀底下哧啦啦直响。另一个德国兵在吃扁平罐头盒子里的食品，谢廖沙在很短的一瞬间望着他的大脸，那张脸上流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那名观测军官在上手表。谢廖沙真想用低低的声音（免得把他吓坏）问问他：“喂，请问，什么时间啦？”
克里莫夫把手榴弹的导火索一拉，将手榴弹扔进坑里。尘土在空中还没有落下，克里莫夫又扔出第二颗手榴弹，并且在爆炸之后立即跳进坑里。德国人全都死了，就好像在一分钟之前也不曾生活在世界上。克里莫夫被硝烟和灰尘呛得打着喷嚏，一面搜索他用得着的东西。他拿起望远镜，卸下重机枪的枪栓，从军官的热乎乎的手上捋下手表，又把机枪手的证件从军装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来，免得沾上血。
他把得到的战利品交了公，说了说事情的经过，请谢廖沙给他倒水洗了洗手，便挨着科洛密采夫坐下来，说：
“现在咱们来抽支烟。”
这时候，曾经说自己是“安分守己的梁赞老百姓，喜欢钓鱼”的别尔菲里耶夫跑来了。
“喂，克里莫夫，你干吗在这儿坐着？”别尔菲里耶夫喊道。“楼长找你，还要再上德国人住的楼房里去一趟。”
“马上就去，就去。”克里莫夫用歉疚的语调说着，就开始收拾自己的家当：一支自动步枪和一帆布袋的手榴弹。他收拾这些东西很小心，似乎很怕把它们碰疼了。他对很多人称“您”，从来不骂娘。
“你不是洗礼派教徒吧？”有一次波里亚科夫老头子问他，虽然他已经打死一百一十个人了。
克里莫夫不是寡言少语的人，特别喜欢聊自己的童年。他父亲是普济洛夫工厂的工人。克里莫夫自己是万能车工，战前在工厂技术学校当教师。克里莫夫说，技术学校里有一个学生被一颗螺丝钉卡住，喘不上气来，脸发了青，克里莫夫赶去抢救，拿平口钳把螺丝钉从学生喉咙里拔了出来，谢廖沙听了觉得十分好笑。
但是有一次谢廖沙看见克里莫夫喝了不少缴获来的酒，他的样子很可怕，格列科夫见到他似乎都有点儿胆怯了。
“6-1”号楼里最邋遢的人是巴特拉科夫中尉。他从来不刷洗靴子，走起路来就有一个靴后跟吧嗒吧嗒直响，别人不用转头，就知道这位炮兵中尉来了。不过他每天都要用一块麂皮把眼镜擦几十次，镜片度数不适合他的视力，所以他老以为灰尘和硝烟把他的镜片弄模糊了。克里莫夫好几次摘下被打死的德国人的眼镜送给他。可是他很不走运：眼镜框很漂亮，镜片却不合适。
战前巴特拉科夫在技术学校教数学，其特点是自信心很强，常常用傲慢的语调说学生水平太低。
他曾经出数学题考谢廖沙，谢廖沙丢了脸。大家都笑起来，说要让谢廖沙留级，待到明年。
有一天空袭的时候，敌机像发了疯的锤工，用沉重的大锤砸在泥土、石头和钢筋上。格列科夫看到巴特拉科夫坐在残破的楼梯上，在读一本书。格列科夫说：
“德国佬什么也搞不到。他们拿这样的傻瓜有什么办法？”
德国人所干的一切，非但没有让“6-1”号楼里的人感到恐怖，倒是引来他们的嘲笑和轻蔑。
“嘿，德国佬上劲儿啦。”
“瞧，瞧，这些下流坯想的好主意……”
“真是笨蛋，瞧你把炸弹扔到哪儿去啦？”
巴特拉科夫和工兵排长安齐费罗夫很要好。安齐费罗夫四十岁上下，喜欢谈自己的慢性病，前线上这种现象是少见的。胃溃疡和神经根炎，在炮火下一般都能自动痊愈。
不过在斯大林格勒鏖战中安齐费罗夫依然经受着很多疾病的折磨，疾病已经在他胖大的身体中扎了根。德国医生没有治好他的病。
这个长着圆滚滚的秃头、圆脸和圆眼睛的人，在浑身被可怕的战火照得通亮的时候，依然悠闲自在地跟他手下的工兵们一起喝茶，那样子真是古怪离奇。他一般都是光着脚坐着，因为他脚上有鸡眼，一穿鞋就难受；他常常不穿制服，因为总觉得很热。他爱用一个蓝花碗喝滚热的茶，一面拿大手帕擦秃头上的汗，又叹气，又笑，朝茶碗吹气，头上缠着绷带的战士里亚霍夫时不时地用一个熏黑的大茶壶往茶碗里倒烧得滚开的陈水。有时安齐费罗夫不穿靴子，脚被硌得哼哧着，爬到碎砖堆上去，看看周围的情形。他光脚站着，不穿军服，不戴军帽，就像一个农民在狂风暴雨时候走出来站到门槛上，要看一看自己院子里的家当。
战前他担任工程主任。现在他的建筑经验用到了相反的方面。他的脑子时时在考虑如何破坏房屋、墙壁和地下工事。巴特拉科夫和他谈的主要话题是哲学问题。安齐费罗夫因为自己从建设转向破坏，所以很需要思考思考这种不寻常的转变。
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从哲学的高度出发，比如，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外星世界有没有苏维埃政权，男人的脑力结构在哪些方面胜过女人的脑力结构，然后谈话转向日常生活方面。
在这儿，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堆里，一切都不同了，就连人们需要的智慧也常常在呆头呆脑的巴特拉科夫这边。
“说真的，老弟，”安齐费罗夫说，“多亏了你，我开始明白一些事情了。可是以前我还以为我彻底了解全部奥妙：谁需要半斤酒加小菜，谁需要汽车轮胎，谁需要票子。”
巴特拉科夫当真以为正是他和他的一些含混不清的见解，而不是斯大林格勒，使安齐费罗夫对人们有了新的认识，所以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回答说：
“是啊，老兄，可以说，咱们是相见恨晚呀。”
在地下室里住的是步兵，他们多次打退德军的进攻，并且响应格列科夫响亮的号令进行反击。
指挥步兵的是祖巴廖夫少尉。战前他在音乐学院学声乐。有时他在夜里悄悄走到德国人盘踞的楼房跟前唱起来，有时唱《春天的气息，不要把我惊醒》，有时唱一段连斯基咏叹调。
别人问他，为什么要爬到碎砖堆上冒着被打死的危险唱歌儿，他从来不肯回答。也许他是要在这日日夜夜充满尸臭气的地方，不仅向自己和同志们，而且也向敌人显示，强大的毁灭性力量永远无法战胜美好的生命力。
如果不知道格列科夫、科洛密采夫、波里亚科夫、克里莫夫、巴特拉科夫和大胡子祖巴廖夫，能算是生活吗？
奶奶过去常说，头脑简单的干活儿的人都是好人，一直生活在知识分子环境中的谢廖沙认为奶奶的说法显然是很对的。
可是聪明的谢廖沙还是发现了奶奶的错误，这错误就是：她总认为干活儿的人头脑都是简单的。
“6-1”号楼里的人头脑并不简单。有一天，格列科夫说的一番话就使谢廖沙大吃一惊：
“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人。可是列宁却说：‘以前领导你们的人糊涂，我会做明智的领导。’”
谢廖沙从来没听到有人这样大胆，敢指责内务部里的人，指责他们在一九三七年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
谢廖沙从来没听到有人带着这样沉痛的心情谈论普遍实行集体化时期农民所遭受的痛苦与灾难。有关这些问题的主要发言人是楼长格列科夫，不过科洛密采夫和巴特拉科夫也常常谈这些事。
这会儿，谢廖沙在司令部的掩蔽所里，觉得在“6-1”号楼以外度过的每一分钟都长得使人难受。听着人们谈论值班，谈论各部门领导的召见，觉得不可思议。
他想象这会儿波里亚科夫、科洛密采夫和格列科夫在干什么。
晚上，寂静的时刻，大家又在谈报话员姑娘了吧。
格列科夫要是下了决心，什么也阻止不住他，就是佛祖，甚至崔可夫，都对他没有办法。
“6-1”号楼里的人都是极好的人，是刚强、勇敢的人。大概今天夜里祖巴廖夫又唱歌了……她一定是在无精打采地坐着，等待着自己的厄运呢。
“我要杀人！”他在心里喊道，但没弄清他要杀谁。
他哪儿行啊，他还从来没有吻过姑娘呢，可是那些家伙是老手，当然会欺骗她，玩弄她。
他听到不少艳史，说的是有些护士、女电话员、女测距员、女仪表员、女学生很不情愿地成为一些团长和炮兵营长的“野味”。他对这些艳史不欣赏，不感兴趣。
他看了看掩蔽所的门。他先前为什么没有想起，他可以谁也不问，站起来就走呢？
他站起来，开了门，走了出来。
就在这时候，有人给司令部值班参谋打来电话，说是根据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指示，要让被困的楼房里出来的战士立即去见政委。
达佛尼斯和克洛伊<a id="noteBack_59" href="#note_59">[59]</a> 的故事所以永远能打动人心，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爱情发生在蓝天之下，葡萄藤蔓丛中。
达佛尼斯和克洛伊的故事在各种地方重演着，不论是带有炸鳕鱼气味的窒闷的地下室，在集中营的棚屋，在机关会计室的算盘声中，还是在纺纱车间的灰尘里。
这故事又发生在瓦砾堆里，在德国轰炸机的隆隆声中，在人们不是用蜜糖，而是用烂土豆和旧锅炉里的水滋养自己肮脏的、汗淋淋的身体的地方，发生在没有了安宁和寂静，只有打碎的石头、轰隆声和臭气的地方。
六十二
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担任门卫的安德列耶夫老头子收到从列宁斯克捎来的一封信，是儿媳妇写来的。儿媳妇在信里说，婆婆害肺炎死了。
得到老伴去世的消息以后，安德列耶夫打不起精神了，很少上斯皮里多诺夫那儿去，每天傍晚都坐在工人宿舍的门口，望着一闪一闪的炮火和愁云密布的天上晃动着的探照灯光。宿舍里的人有时候找他说话，他却一声不响。说话的人以为老头子耳朵背了，便用更高的声音把话重说一遍。安德列耶夫就阴沉地说：“听见啦，听见啦，我没有聋。”就又不作声了。老伴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的生活反映在妻子的生活中，他遇到的好事、坏事，他的快活心情、悲伤心情都保存和反映在老伴的心中。
在狂轰滥炸，重磅炸弹到处爆炸的时候，安德列耶夫老汉望着发电站各车间之间冒起的一股股灰尘和硝烟，心里想：“我那老伴儿能看看就好啦……嘿，瞧，好家伙……”
可是这时候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觉得，被炸弹和炮弹炸坏的房屋残骸，被炸得坑坑洼洼的院子，一堆堆的黄土和扭七歪八的钢铁，着了火的油库那苦涩、潮湿的浓烟和黄黄的、火龙般的慢慢爬动的火焰——都是他的生命的表现，是他的残生的象征。
难道他当年曾经坐在明亮的房间里，吃早饭准备上班，妻子站在他身旁看着他：该不该为他添饭？是啊，他只有孤单单地死去了。他忽然想起年轻时候的她，胳膊晒得黑黑的，眼睛里洋溢着快活的神气。算啦，他也要死的，而且时间不远了。
有一天晚上，他踩着咯吱咯吱响的木头台阶，慢慢地走进斯皮里多诺夫的掩蔽所。斯皮里多诺夫看了看老头子的脸，说：
“老人家，身体不舒服吗？”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您还年轻，”安德列耶夫回答说，“您的力气小些，您要多保重。我的力气有的是，我一个人能走得到。”
这时候正在洗锅的薇拉没有立即明白老头子的意思，回头看了看他。
安德列耶夫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希望转换话题，就说：
“薇拉，您该走了，这儿又没有医院，只有坦克和飞机。”
她笑了笑，摊开湿漉漉的两只手。
斯皮里多诺夫很生气地说：
“就连一些不认识她的人都说这话。不论谁看到她，都说，应该转移到左岸去。昨天集团军军委委员来了，来到我们的掩蔽所里，看了看薇拉，什么也没说，可是等他坐上汽车，却骂起我来：您怎么，没做过父亲吗，是不是想让我们用装甲快艇把她送过河去？我能说什么呢：她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他说得很快、很流畅，就好像天天在争论同一个问题的一些人那样。安德列耶夫老头子望着早就绽了线的上衣袖子没有作声。
“在这儿简直收不到什么信。”斯皮里多诺夫又说。
“这算什么军邮。我们在这儿待了这么久，没收到过岳母、叶尼娅、柳德米拉一封信。托里亚在哪儿，谢廖沙在哪儿，谁又能知道？”
薇拉说：
“他老人家收到信啦。”
“他收到的是死讯。”
斯皮里多诺夫对自己的话感到害怕。他十分激动地说起来，一面用手指着掩蔽所矮矮的墙壁，指着遮住薇拉的床的布幔：
“瞧她在这儿是怎么住的，她总是姑娘，是女的，这儿天天有男子汉挤来挤去，白天是这样，晚上也是这样，时而是工作人员，时而是卫队，人挤得满满的，又嚷嚷，又抽烟。”
安德列耶夫说：
“您就可怜可怜快要生的孩子吧，在这儿孩子就完啦。”
斯皮里多诺夫对薇拉说：
“你想想看，万一德国人冲进来呢！那时候怎么办？”
薇拉没有作声。她自己相信，维克托罗夫会走进炸坏的发电站大门的，她会老远看到他穿着飞行服、软底靴，挎着图囊走来。
她常常走到公路上，看他是不是来了。乘车经过的战士们常常对她喊：
“喂，姑娘，你等谁呀？坐到我们车上来吧。”
她一时间也快活起来，就回答说：
“你们的汽车经不住人坐。”
在苏军飞机飞过的时候，她凝望着低低地飞行在发电站上空的一架架歼击机，似乎她就要认出维克托罗夫来了。
有一天，有一架歼击机在发电站上空飞过时摇了摇翅膀，薇拉就叫了起来，并且像一只失望的小鸟一样打着趔趄向前奔去，跌倒在地上。跌过这一跤之后，她的腰疼了好几夜。
月底，她看到在发电站上空进行的一场空战。这场空战不分胜负。苏军飞机进入云层中，德军飞机转过头朝西飞去。薇拉站着，望着没有了飞机的天空，她那瞪得老大的眼睛里还流露着极其紧张的神情，一名装配工从院子里走过，看见她这种神情，说：
“斯皮里多诺娃同志，您怎么啦，是不是受伤了？”
她相信，她就会在这儿，在发电站和维克托罗夫见面，但是她觉得，如果把这一点告诉爸爸，命运之神就会怪她沉不住气，不让他们见面了。有时候她这种信心十分强烈，以至于匆匆忙忙地烙起面粉加土豆粉饼子，匆匆忙忙地扫地，收拾东西，擦洗脏鞋……有时她和爸爸坐在一起，忽然侧耳倾听一阵子，说：“等一等，我出去一下子。”便披起大衣，从掩蔽所里走出去，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飞行员站在外面，是不是有人在问，怎样可以找到斯皮里多诺夫父女。
她一次也没有想过、一分钟也没有想过他会忘记她。她相信，维克托罗夫也和她一样，日日夜夜在急切地、深深地想念着她。
德军的重炮几乎每天都在轰击发电站。德国人的技术很好，试射、发炮都很准，炮弹打在车间的墙壁上，一阵一阵的爆炸声震颤着大地。常常飞来一两架零散的轰炸机，投掷炸弹。有的敌机贴着地面飞，在从发电站上空飞过时，拿机枪扫射。有时在远处的山冈上出现德军的坦克，这时能清楚地听到机关炮的嗒嗒声。
斯皮里多诺夫似乎已经习惯了炮击与轰炸，发电站的其他工作人员好像同样也习惯了。不过，不论是他还是他们，习惯归习惯，同时却渐渐失去积蓄起来的精神力量。有时斯皮里多诺夫就感到疲惫无力，很想躺到床上，拿棉袄把头蒙上，静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也不睁眼睛。有时他拼命地喝酒。有时他想跑到伏尔加河岸上，渡过河去，在对岸的草原上走一走，再不回头看这发电站，宁愿蒙受当逃兵的羞耻，只要不再听到德军炮弹和炸弹的可怕的呼啸声。有一次，他通过附近的六十四集团军司令部的高频电话和莫斯科通话，副人民委员说：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转达莫斯科方面的敬意，向您领导的英雄集体致敬。”
这时他感到很难为情：哪儿谈得上英雄呀？此外，还一直有一种传闻，说是德军正准备对发电站进行密集袭击，要用巨型的炸弹把发电站摧毁。听到这些传闻，手脚都发冷。白天，眼睛一直瞅着灰色的天空，看是不是有敌机飞来。夜里，他有时忽然跳起来，因为仿佛听到越来越近的大批敌机沉闷而密集的隆隆声。胸前和背后常常吓出冷汗。
显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神经紧张。总工程师有一天对他说：
“一点力气也没有啦，好像有什么妖魔鬼怪跟着我，我常常看着公路，想：能跑掉就好啦。”
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晚上到他这儿来，说：
“给我拿酒来，这些天我离了这种防弹剂就睡不着觉。”
他一面给尼古拉耶夫斟酒，一面说：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应当学会一门技术，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设备转移，要不然，你瞧，涡轮机留在这儿，咱们也只好陪着。别的工厂的人早就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街上溜达了。”
有一天，他在劝薇拉走的时候说：
“我真不理解，我们这儿的人天天上我这儿来，拿出种种理由要求离开这儿，可是我实心实意劝你走，你却不走。要是准许我走的话，我一分钟也不耽搁。”
“我因为你才留在这儿，”她粗声粗气地回答说，“没有我，你会变成酒鬼。”
不过，当然，不能说斯皮里多诺夫一味地在德军炮火面前发抖。发电站的人也很勇敢，也担负着艰巨的工作，也笑，也说笑话，对于严峻的命运也有满不在乎的感觉。
薇拉一直在为孩子担心。孩子生下来会不会健康？她住在这闷人的、充满烟气的地下室里，每天大地都被炸得不住地颤动，这对孩子有没有影响？近来她常常觉得恶心，头晕。她这个当母亲的天天看到的是瓦砾堆、战火、被炸得坑坑洼洼的大地、盘旋在灰色天空的黑十字飞机，会生出多么悲伤、胆小、忧愁的孩子？也许，孩子甚至能听见可怕的爆炸声，也许，听到炸弹呼啸声，那蜷缩着的小小身体连动也不敢动，小小的头缩进肩膀里了。
常常有身穿肮脏油污的大衣，腰系士兵帆布带的人从她身边跑过，一面跑一面挥手，微笑，喊叫：“薇拉，日子过得怎样？薇拉，想我吗？”她感觉到大家对她这个未来的母亲的亲热。也许，小东西也能感觉到这种亲热，他的心将是纯洁而善良的。
她有时候到机械车间去，现在这里在修理坦克，过去维克托罗夫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她在猜：哪儿是他的车床呀？她使劲儿想象他穿着工装或者飞行服的样子，但是他却总是穿着军医院的伤员服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在车间里，不仅是发电站的工人，而且集团军基地的坦克手们也都认识她。她却无法辨别他们，因为干活儿的工人和干活儿的军人十分相像，都是穿着油糊糊的棉袄，戴着皱巴巴的帽子，手都很脏。
薇拉时时刻刻想着维克托罗夫，想着孩子，日日夜夜都感觉到孩子的存在。对于外婆、小姨叶尼娅、谢廖沙和托里亚的担心退到了次要地位，有时她想起他们，也只是感到怅惘罢了。
夜里，她想念母亲，呼唤她，向她诉苦，向她求助，她低语着：
“妈妈，好妈妈，帮帮我吧。”
这会儿她觉得自己软弱无力，一筹莫展，完全不像刚才那样，还很沉着地对父亲说：
“别说了，我不走，哪儿也不去。”
六十三
吃午饭的时候，娜佳随口说：
“托里亚喜欢吃煮土豆，不怎么喜欢吃烤土豆。”
柳德米拉说：
“到明天他正好十九岁零七个月。”
晚上，她说：
“玛露霞要是听说了法西斯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a id="noteBack_60" href="#note_60">[60]</a> 的暴行，会多么伤心呀。”
过了一会儿，弗拉基米罗芙娜在工厂里开完大会回来了，维克托帮她脱大衣，她对维克托说：
“维克托，天气真好，空气又干，又冷。你妈妈会说：像葡萄酒。”
维克托回答说：
“妈妈还说酸白菜像葡萄。”
生活在流动着，好像漂游在大海里的大冰块，在寒冷而昏暗的水中游动的水下部分支持着水上部分，水上部分抗击着波涛，听着水的喧嚣与拍溅，散发着寒气……每当朋友家的年轻人进入研究生院，论文答辩，恋爱，结婚，除了祝贺和家长里短的议论之外，往往免不了几声慨叹。
每当维克托听到熟识的人在战争中牺牲，就好像他身上有一部分活的物质死了，脸上的血色也暗淡了。不过死者的声音依然在生活的喧嚣中回荡着。
维克托的思绪和心灵所萦系着的时代是可怕的，它也波及了妇女和孩童。在这段时间里，他家里死了两个妇女、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几乎还是孩子。维克托常常想起有一次他听到索科洛夫的亲戚、历史学家马季亚罗夫念的曼德尔施塔姆的两行诗：
捕狼犬的时代向我扑来，
但我不是狼，生来就不是……
不过这时代就是他的时代，他和这时代生活在一起，死后仍然联系在一起。
维克托的研究工作依然进行得很不顺利。
战前早就开始的试验，没有得到理论所预测的结果。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试验数据，尽管有决心打破现有的理论，但依然显得凌乱、不合理，使人丧气。
起初维克托认为，他失败的原因在于试验不完善，缺乏新的仪器设备。他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很生气，似乎他们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只是关心生活琐事。
可是，问题并不在于才华横溢、乐观而可爱的萨沃斯季扬诺夫天天想方设法去弄酒票买酒，不在于无所不知的马尔科夫在工作时间发表长篇议论或者讲解这个或那个院士享受什么样的供应，某某院士的供应要怎样分配给两位过去的夫人和一位现在的夫人，也不在于安娜·纳乌莫芙娜天天唠叨她和女房东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