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萨沃斯季扬诺夫的思想很活跃，很清晰。马尔科夫照样很赞赏维克托·施特鲁姆知识渊博，善于进行精密的试验，冷静地进行推理。安娜·纳乌莫芙娜虽然住在寒冷而残破的过道小屋里，工作还是非常勤奋，非常踏实。维克托照样因为有索科洛夫和他在一起工作感到自豪。
不论多么精确地安排试验条件，不论怎样检查测定，不论怎么校正计量器，都不能得出明确的结果。在重金属有机盐在强辐射下受到的影响这一研究中，也出现了混乱现象。有时维克托觉得这种盐粒就像一个毫无礼貌和理性的小矮子，戴着耷拉在耳朵上的小圆帽，脸上搽着红粉，对着理论的严肃面孔不停地做鬼脸，还做着下流动作和轻蔑的手势。参与提出这一理论的是世界上知名的物理学家。数据计算是无可指摘的，德国与英国一些有名的实验室里几十年来积累的试验资料为理论提供了证据。战前不久在剑桥进行过一次试验，可以证实理论所预言的粒子在特殊环境中的反应。那次试验的结果是理论上的重大成就。可是维克托依然觉得那次，那次试验是不够实际的，就像证实相对论所预言的光线进入太阳磁场会出现偏斜的试验。触动这一理论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就好比一名士兵要撕掉元帅的金肩章。
可是小矮子依然在做鬼脸，在做轻蔑的动作，而且没办法叫他老实下来。在柳德米拉去萨拉托夫之前不久，维克托想到，扩大理论探索范围是可能的，当然，这就需要做出两种任意的假设，需要大大加强数学计算。
新的方程式涉及索科洛夫所擅长的一个数学分支。维克托觉得自己在这一数学领域没有足够的把握，便求助于索科洛夫。索科洛夫很快地为扩展理论算出新的方程式。
问题似乎解决了，试验数据不再与理论相矛盾了。维克托为此感到高兴，向索科洛夫祝贺，索科洛夫也向维克托祝贺，可是担心和不满意依然存在。
不久，维克托又苦闷起来。他对索科洛夫说：
“我发现，每天晚上柳德米拉一拿起毛线织补袜子，我的情绪就坏了。这使我想起我和你，我和你在织补理论，粗糙的活儿，毛线的颜色也不一样，是瞎折腾。”
他喜欢摆出自己的疑虑，幸而他不会欺骗自己，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自我安慰只能导致失败。
扩展理论没有任何好处。理论一旦经过织补，就失去内部的协调，任意的假设会使理论丧失其自主的力量和独立的存在，其方程式会十分复杂，运用起来很不容易，理论就会带有学究式的、空洞的、贫血的意味，仿佛失去了活的肌体。
才能出众的马尔科夫安排了一系列新的试验，得出的结果又与算出的方程式产生了矛盾。为了解释这一新的矛盾，只好提出另一种任意的假设，又要用火柴和碎木片支持理论。
“瞎折腾。”维克托自己对自己说。他明白了，他的做法很不对头。
他收到克雷莫夫工程师一封信。克雷莫夫告诉他，他所订制的仪器的浇铸和磨光工作要推迟一段时间，工厂正忙着生产军用品，看样子，所需要的仪器要比原定时间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才能生产出来。
不过，维克托收到这封信并没有感到难过。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急切地等待着新仪器了，不相信新仪器会改变试验结果。有时他非常烦恼，这时很希望快点儿收到新仪器，以便最后证实，大量的扩展的试验资料，是彻头彻尾与理论相矛盾的。
研究方面的不顺利与他的个人伤心事交织起来，一切都变得灰暗，绝望。
这种灰沉情绪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他变得很容易生气，对家务琐事似乎有了兴趣，常常过问柴米油盐的事，看到柳德米拉花那么多钱，总觉得惊讶不解。
他关心起柳德米拉和房东家的争执。房东要求增加房租，因为使用了他们家的柴棚。
“你跟房东太太谈得怎么样啦？”他问道。等他听过柳德米拉的叙述，又说：“唉，他妈的，这娘们儿真坏。”
现在他不考虑科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不考虑科学是福还是祸。要考虑这些问题，必须自觉是主人，是强者。然而这些天来他一直感到自己是个一事无成的受雇的徒工。
他似乎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从事研究了，他所经受的痛苦使他失去了研究科学的力量。他在脑子里一一回想了一些有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作家，他们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青年时代取得的，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以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了。仅此一点，他们就足以自豪。而他却没有在年轻时做出终生可以回忆的事情，只有坐等老死。为一百年来数学的发展提供了多种途径的伽罗华在二十一岁就死了，爱因斯坦二十六岁就发表了专著《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赫兹死时不到四十岁。这些人的命运和维克托之间存在的差别，简直有如云泥！
维克托对索科洛夫说，他想暂时停止试验工作。但是索科洛夫认为，应当继续进行试验，等新仪器来了，许多问题可能解决。维克托本来想对他说说刚收到的工厂来信，现在甚至忘记了。
维克托看出来，妻子知道他的研究很不顺利，但是她不跟他谈他的研究。
她不关心他生活中的主要的东西，而把时间用于做家务，同玛利亚聊天，同房东太太争吵，为娜佳做连衣裙，同波斯托耶夫的妻子来往。维克托很生她的气，不了解她的心境。
他觉得，妻子已经恢复了习惯的生活，而她所以做习惯的事情，正因为已经习惯了，不需要什么精力，她的精力已经没有了。
她一面做面条汤，一面谈娜佳的鞋子，因为她做了多年的家务事，所以现在像机器一样做着已经习惯了的事情。他却没有看出来，她虽然像以往一样生活，在生活中却没有感觉了。好比一个行路人，想着自己的心思，在走惯了的路上走着，绕过坑洼，跨过水沟，却没有觉察到有坑洼和水沟。
要想跟丈夫谈他的研究，她需要新的力量、新的精神资源。她没有力量。维克托觉得，她对一切事情的兴趣都还保留着，只是对他的研究没有兴趣了。
柳德米拉在谈到儿子的时候，常常提到一些事，似乎说明丈夫对托里亚不够好，维克托觉得很委屈。她好像是在总结托里亚与继父的关系，而结论总是对维克托不利。
柳德米拉对母亲说：
“托里亚很可怜，有一个时期脸上出了很多粉刺，他很难过，甚至要我找美容师给他弄点儿药膏治一治。可是维克托还一个劲儿地笑话他。”
这的确是事实。
维克托很喜欢逗托里亚。托里亚回到家来，向他问好，他常常把托里亚仔细打量一遍，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
“哎，伙计，你脸上好像出星星啦。”
近来维克托一到晚上不喜欢坐在家里。有时他上波斯托耶夫家里下棋，听音乐。波斯托耶夫的妻子钢琴弹得不错。有时去找喀山的新朋友卡里莫夫。但多半还是去索科洛夫家。
他喜欢索科洛夫家那小小的房间，喜欢殷勤好客的玛利亚那亲切的笑容，尤其喜欢茶余酒后的聊天。每当他很晚串门子回来，一走到家门口，暂时忘却的苦闷又袭上心头。
六十四
维克托没有从研究所回家，而是去找自己的新朋友卡里莫夫，邀他一起上索科洛夫家去。
卡里莫夫是个麻子，相貌很丑。黑皮肤衬得白头发特别白，白头发又使黑皮肤显得特别黑。
卡里莫夫俄语说得十分地道，只有仔细听，才能听出在发音与用词造句方面的细微差异。
维克托过去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但实际上他已经很有名气，而且不只是在喀山。卡里莫夫将《神曲》、《格列佛游记》译成鞑靼语，最近又在译《伊利亚特》。
当他们还不熟识的时候，他们走出大学的阅览室，常常在吸烟室里见面。图书管理员是个衣着马虎，爱抹口红又十分健谈的老太婆，对维克托说了不少有关卡里莫夫的事情。说他是巴黎大学毕业的，在克里木有别墅，战前每年一大半时间在海边度过。战争时期他的妻子和女儿留在克里木，他一直没有她们的音信。老太婆还向维克托暗示，此人一生中有过长达八年的艰难经历，但是维克托却用大惑不解的目光迎接了这一消息。看样子，老太婆也把维克托的情况对卡里莫夫说了。他们还没有认识就彼此了解了，感到很不好意思，每次相遇时不是微笑，倒是皱起眉头。有一次他们在图书馆的前厅里撞了个满怀，两个人同时笑起来，说起话来，才结束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维克托不知道卡里莫夫是否对他说的话感兴趣，但在卡里莫夫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很有兴趣说话。维克托有过很不愉快的经验，常常碰到一些交谈者，似乎又聪明又机智，实际上呆板得不得了。
有些人，维克托在他们面前连说话都很吃力，声音也变僵硬了，说的话既无意义，又无趣味，有点儿像聋哑盲人了。有些人，在他们面前任何真诚的话都带有做作的腔调。也有些人是多年的相识，但在他们面前维克托感到自己特别孤独。
为什么会这样？途中邂逅的旅伴，邻铺而眠的宿友，或者一次偶然争论的参与者——只要有人在场，他就愿意敞开心扉，不再感到孤独。
他们在一起走着，说着话儿，维克托心想，现在，特别每天晚上在索科洛夫家聊天的时候，他可以一连几个钟头不回想自己的研究了。以前这种情形从来不曾有过，以前他时时想着自己的研究，不论在电车上，在吃饭的时候，听音乐或者早晨洗脸的时候。
也许，他钻进的这个死胡同太气闷了，所以他下意识地要摆脱有关研究的一些想法……
“艾哈迈德·奥斯曼诺维奇，今天工作效率如何？”维克托问道。
卡里莫夫说：
“脑袋一点儿不听使唤。一个劲儿地在想着老婆和女儿，有时觉得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会看到她们的，有时会出现一种预感，觉得她们都完了。”
“我了解您。”维克托说。
“我知道。”卡里莫夫说。
维克托心想：奇怪，他和这个人才认识了几个星期，就想对他说说自己对妻子和女儿都不能说的话了。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在索科洛夫家小小房间的饭桌上聚会，这些人在莫斯科未必都见过。
索科洛夫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说话文绉绉的，谈起什么都是长篇大论。很难相信，他出身伏尔加水手之家，会有这样优雅斯文的谈吐。他是一个善良而高尚的人，可是脸上的表情却显得狡猾又严酷。
索科洛夫还有一些地方很不像伏尔加的水手，比如，他滴酒不沾，怕穿堂风，因为怕传染，一个劲儿地洗手，吃面包还要把手指头接触到的那一部分面包皮剥掉。
维克托在宣读他的论文的时候，常常感到惊讶：一个人能这样细致、大胆地思考，这样简洁地表述和证明极其复杂和细微的原理，平常说话竟那样冗长，那样啰唆。维克托和许多在斯文的知识分子环境中长大的人一样，言谈之间倒是喜欢说一些粗话，如“他妈的”、“胡扯”，在和老院士谈话时常常把爱争吵的学者夫人叫做“冤鬼”或者“女魔”。
索科洛夫在战前最不喜欢谈政治。维克托一谈到政治，索科洛夫就沉默下来，不再说话，或者故意换个话题。
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奇怪的顺从态度，对于集体化时期和一九三七年的许多残酷的事没有任何抱怨。他似乎认为国家的灾祸是自然的灾祸，是上天降下的灾祸。维克托觉得，索科洛夫似乎信仰上帝，而且这种信仰表现在他的研究中，表现在他对当今世界的强者的顺从中，表现在他与别人的个人关系中……
六十五
马季亚罗夫说话平静而从容，他不为那些后来被当做人民敌人和祖国叛徒枪毙了的师长和军长们辩护，不为托洛茨基辩护，但是从他赞扬克里沃卢奇科和杜波夫的口气，从他提到一九三七年被杀害的一些指挥官和政委的名字时不经意流露出的那种尊敬，可以感觉出来，他不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元帅、莫斯科军区司令穆拉洛夫、二级集团军司令列万多夫斯基、加马尔尼克、特宾科、布勃诺夫以及托洛茨基的第一副手斯克良斯基和温什里希特是人民的敌人，祖国的叛徒。
马季亚罗夫谈论这些大事，口气之平静与从容令人不可思议。要知道强大的国家机器篡改了历史，按自己的要求重新发动骑兵，重新任命历史事件的英雄，把真正的英雄抹去。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使永远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重演一番，可以重刻大理石，重铸铜像，可以改变以往的发言，改变文献纪录片上的人的位置。
这真是全新的历史。就连当年幸存下来的人，都要按新的方式考虑过去的生活，把自己从勇士变为懦夫，从革命者变为外国间谍。
听到马季亚罗夫的话，会觉得更为强大的逻辑，真理的逻辑，有朝一日必然会显露它的本来面目。在战前从来没有这样的谈话。有一次他说：
“唉，所有这些人如果活到今天，都会奋不顾身地同法西斯作战，决不吝惜自己的鲜血。真不该把他们杀掉……”
化学工程师弗拉基米尔·罗曼诺维奇·阿尔捷列夫是喀山本地人，是索科洛夫家的房东。阿尔捷列夫的妻子到傍晚时候才下班回家。两个儿子都在前方。阿尔捷列夫在化工厂担任车间主任。他穿着很不讲究，没有皮大衣和皮帽，为了保暖，棉祆外面罩上胶布披风，头上戴一顶油糊糊、皱巴巴的圆帽，去上班的时候把圆帽紧紧扣到耳朵上。
每次他到索科洛夫家来，总是呵着冻得发僵发红的手指头，羞怯地对坐在桌边的人笑着，维克托觉得，好像他不是房东，不是大工厂的大车间的主任，而是一个穷邻居，是寄人篱下的。
就如这天晚上，胡子拉碴、两腮瘪下去的阿尔捷列夫就站在门口，听马季亚罗夫在说话，看样子他是怕踩得地板吱咯响。
玛利亚在前往厨房的时候，走到他跟前，小声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两句话。他吓得直摇头，看样子，是玛利亚请他吃饭。
马季亚罗夫说：
“昨天，有一位上校，是在此地养病的，他对我说，在前线党委会有人对他提出控告，他打了那个中尉一顿耳光。在国内战争时期可没有这样的事。”
“您自己说过，邵尔斯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人狠狠打了一顿嘛。”维克托说。
“这是下属打领导部门的人呀，”马季亚罗夫说，“这是不同的。”
“在我们厂里，”阿尔捷列夫说，“厂长对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称‘你’，可是如果你叫他‘舒尔约夫同志’，他就生气，必须喊他‘厂长’。前几天在车间里有一位老技术员得罪了他，他又骂娘又嚷嚷，说：‘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要不然我叫你滚，你就得滚你妈的。’那位老人家已经七十二岁了。”
“工会不说话吗？”索科洛夫问道。
“还说什么工会，”马季亚罗夫说，“工会号召做牺牲：战前准备迎接战争，战争时期一切为了前方，等战后工会又要号召消除战争后果。哪儿会关心老头子的事？”
玛利亚小声问索科洛夫：
“是不是该用茶了？”
“是的，是的，”索科洛夫说，“给我们弄茶来。”
“她动作多么轻悄呀。”维克托在心里说，一面漫不经心地看着玛利亚那瘦削的肩膀，看着她溜进半开着的厨房的门。
“唉，亲爱的同志们，”马季亚罗夫忽然说，“你们可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吗？但愿你们在战后和平的早晨，打开报纸，看不到欢呼的社论，看不到劳动者给伟大的斯大林的信，看不到炼钢工人为庆祝最高苏维埃选举加班加点的报导和美国劳动者在悲惨、失业和穷困中迎接新年的报导，你们猜，在报纸上能看到什么？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你们能想象这样的报纸吗？能提供信息的报纸！你们可以看到：库尔斯克州歉收，对布特尔监狱的制度进行了检查，对于开凿白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正在进行争论，可以看到普通工人发表意见，反对发行新的公债。
“总而言之，你们可以知道国内发生的一切：知道丰收，也知道歉收；知道忘我劳动，也知道撬锁盗窃；知道矿井产量，也知道矿井事故；知道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分歧；还会看到因为厂长侮辱七十岁的老技术员而引起罢工的报导；可以读到丘吉尔和布吕姆的讲演，而不是他们‘似乎声称’的那一些；可以读到英国下议院辩论的报导；可以知道，昨天在莫斯科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被撞伤的人被送进外科医院。
“可以知道为什么没有荞麦米，而不是仅仅知道用飞机从塔什干往莫斯科运来了最早的草莓。如果要了解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分多少粮食，可以看报纸，不必问家里的保姆，不必等到她的侄女从乡下来莫斯科买粮食。是的，是的，尽管如此，苏联人还是苏联人。
“每个人都可以进书店，买书，依然做自己的苏联人，但是可以阅读美国、英国、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的作品。都可以自己分辨，他们哪些地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不要保姆，随意在街上行走。”
恰好在马季亚罗夫结束自己的长篇大论的时候，玛利亚端着茶具走了进来。索科洛夫忽然用拳头在桌上一擂，说：
“算啦！我恳切地、坚决地要求不要再谈这一类的事啦。”
玛利亚半张着嘴，看着丈夫。茶具在她手里叮当响起来，看样子，她的手发抖了。
“瞧，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取消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只存在了一小会儿。好在玛利亚·伊凡诺芙娜没有听到这些造反的话。”维克托说。
“我们的制度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索科洛夫愤慨地说，“资产阶级民主过时啦。”
“不错，显示倒是显示了，”维克托说，“不过，芬兰的过时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一九四〇年与我们的集中制相遇，我们竟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不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再说，老技术员的事究竟该怎样解释呢？”
维克托回头看了看，看到正在听他说话的玛利亚凝视的眼睛。
“问题不在芬兰，而在芬兰的冬天。”索科洛夫说。
“哎，算啦，彼得。”马季亚罗夫说。
“可以这样说，”维克托说，“在战争期间，苏维埃国家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也显示了自己的弱点。”
“什么样的弱点？”索科洛夫问。
“比如说，有许多人，本来现在可以参加战斗的，却被关起来了，”马季亚罗夫说，“你们瞧，伏尔加河上打得多激烈呀。”
“不过，这和制度有什么关系？”索科洛夫问道。
“怎么没有关系？”维克托说。“彼得，依您看，难道士官的遗孀一九三七年是自己枪毙自己的吗？”
他又看到玛利亚那凝神注视的眼睛。他心想，他在这场争论中表现实在奇怪：马季亚罗夫一批评国家，他就和他争论；可是索科洛夫一反驳马季亚罗夫，他又批评起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有时喜欢嘲笑不高明的文章或文理不通的讲话，但是一谈到总的路线，就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马季亚罗夫则相反，从不掩饰自己的心情。
“你们认为，我们撤退是由于苏维埃制度不完善，”索科洛夫说，“其实是德囯人给予我们国家的打击太强烈，我们国家能经住这样的打击，恰恰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我们的强大，而不是软弱。你们看到巨人投下的影子，会说：瞧，好大的影子。但是你们忘记了巨人本身。要知道，我们的集中制是巨大的原动力的社会发动机，能够产生种种奇迹。已经产生了不少奇迹。今后还会产生许多奇迹。”
“如果国家不需要你，就会把你折腾够，把你和你的思想、计划和文章弄得一钱不值，”卡里莫夫说，“如果你的思想与国家利益相符，就会让你坐上飞毯，青云直上！”
“就是，就是，”阿尔捷列夫说，“我曾经被派到一处特别重要的国防工程去工作了一个月。斯大林亲自过问各车间的生产，不时给主管人打电话。设备是一流的。原料、零件、备件，要什么有什么。生活条件好极了。有浴室，炼乳每天早晨送到家。一辈子我还没过过那样的日子呢。生产上的供应好得不得了！主要是没有什么官僚主义。干什么事都不靠公文来往。”
“老实说，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就像童话里的巨人一样，都是人安排的。”卡里莫夫说。
“如果在国家的重要国防工程方面能这样完善，那原则上就很清楚：可以在所有的工业中推行这样的制度。”索科洛夫说。
“禁区！”马季亚罗夫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原则，不是一种原则。斯大林兴建的工程是国家需要的，而不是人民需要的。需要重工业的是国家，而不是人民。白海至波罗的运河对人民无益。一头是国家需要，一头是人民需要，二者永远不能调和。”
“就是，就是，从这种禁区再往旁边跨一步，就是胡闹，”阿尔捷列夫说，“有时附近的喀山需要我们的产品，可是我们得按计划把产品运往赤塔，然后再从赤塔运回喀山。我们需要装配工，可是我们修建托儿所的贷款没有花完，我们就要把装配工送往托儿所做保育员。集中制真害死人！有的发明者向厂长建议，可以生产一千五百件零件，而不是原计划的二百件，厂长把他撵走，因为厂长正在煞有介事地执行计划，所以别多事。如果生产停顿，所缺的材料可以花三十卢布在市场上买到，那他宁可损失两百万，不肯冒险花三十卢布去买材料。”
阿尔捷列夫很快地拿眼睛扫了扫听他说话的人，又很快地说起来，好像生怕别人不让他说下去。
“工人收入很少，不过根据不同劳动，有所差别。一个售货员的实际所得就相当于一个工程师的五倍。可是领导人、厂长、委员们就知道一点：完成计划！不管你是否饿肚子，是否浮肿，计划都要完成！我们原来的厂长是什马特科夫，他常常在会议上喊叫：‘工厂比亲娘更重要，你们就是脱三层皮，也要把计划完成。谁要是不自觉，我要亲自揭他三层皮。’后来忽然听说，他要调到沃斯克列先斯克去了。我问他：‘厂长同志，生产计划还没有完成，您怎么丢下工厂要走啦？’他毫不掩饰，坦率地回答说：‘噢，您要知道，我的孩子在莫斯科上大学，沃斯克列先斯克离莫斯科近些。再说，到那儿要分给我一套好房子，还有花园，我妻子身体不大好，需要新鲜空气。’所以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国家要把工厂交给这样的人，却把工人、党外的著名学者看得不值几个钱。”
“原因十分简单，”马季亚罗夫说，“交给这些人的是比工厂和学校更重要的东西，交给他们的是制度的心脏，是最神圣的东西：产生苏维埃官僚主义的权力。”
“我说的就是这话，”阿尔捷列夫不想把谈话变成说笑话，继续说，“我很爱自己的车间，从不爱惜自己。可是我的心不够狠，不能从活人身上剥三层皮。剥自己的皮还可以，剥工人的皮就有些于心不忍。”
维克托继续保持着他自己也不明不白的态度，但觉得有必要反驳一下马季亚罗夫，虽然他觉得马季亚罗夫说的话都很对。
“您的话有很大的毛病，”他说，“难道在今天，人民的利益和兴建国防工业的国家的利益不相符，不是完全一致吗？我认为，飞机、大炮、坦克是我们的子弟兵需要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
“这话完全对。”索科洛夫说。
六十六
玛利亚开始给大家斟茶。大家谈论起文学。
“咱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忘记啦，”马季亚罗夫说，“图书馆不愿出借，出版社不愿重印。”
“因为他是反动作家呀。”维克托说。
“这话很对，他不应该写《群魔》。”索科洛夫附和说。
可是维克托马上问道：
“您真的认为不应该写《群魔》吗？还不如说，不该写《作家日记》呢。”
“天才作家不需要别人指教，”马季亚罗夫说，“我们的思想体系容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就不同。难怪斯大林称他为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作家。他的情感本身就是国家观念。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呢，就连他的国家观念本身也是人道主义。”
“如果这样说，”索科洛夫说，“那么，整个十九世纪的文学都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体系。”
“可不能这样说，”马季亚罗夫说，“比如托尔斯泰，他把人民战争的思想诗化了，现在国家领导的就是人民的正义战争。正如刚才艾哈迈德·奥斯曼诺维奇<a id="noteBack_61" href="#note_61">[61]</a> 说的，两种思想相符合，就会乘飞毯直上云端：托尔斯泰的作品又在广播电台广播，又在晚会上朗诵，又出版，领导人又引用。”
“最顺利的是契诃夫，过去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都承认他。”索科洛夫说。
“你这话可错了！”马季亚罗夫叫起来，并且拿手掌在桌子上一拍。“我们承认契诃夫，是由于没有真正理解。就像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师从他的左琴科<a id="noteBack_62" href="#note_62">[62]</a> 一样。”
“我真不懂，”索科洛夫说，“契诃夫是现实主义作家。我们反对的是颓废派。”
“你不懂吗？”马季亚罗夫问道。“我可以给你解释。”
“你们别糟践契诃夫吧，”玛利亚说，“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
“玛利亚，你说的很对，”马季亚罗夫说，“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你要在颓废派身上寻找人道主义吗？”
索科洛夫很生气地摆了摆手，表示不再睬他。
但是马季亚罗夫也朝他摆了摆手，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说出自己的想法，为此就必须让索科洛夫找找颓废派的人道主义。
“个人主义不是人道主义！您混淆了。完全混淆了。您以为颓废派受到打击了吗？胡说。颓废派对国家无害，只是没有用处。我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颓废主义没有太大差别。大家都在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镜子，这镜子对于党和政府提出的问题‘世界上谁最可爱、最好、最伟大？’回答说：‘你，你，党，政府，国家，最好、最可爱。’颓废派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我，我，我，颓废派，最美、最可爱。’二者差别不太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特别重要性，颓废主义强调个人的特别重要性，方式不同，实质是一样，都是陶醉于各自的特别重要性。完美无缺的国家，瞧不起与国家不一致的一切人。颓废派的镶了花边的人，对一切其他的人都极其冷漠，只除了两种人：一种是和他们高谈阔论的人，一种是跟他们卿卿我我的人。从表面上看，个人主义、颓废主义似乎都在为了人而斗争。从实质上说，根本没有斗争。颓废派不关心人，国家也不关心人。在这方面没什么不同。”
索科洛夫眯着眼睛在听马季亚罗夫说话，他感觉到马季亚罗夫马上就要说到根本不能说的东西，就打断他的话，说：
“请问，这和契诃夫有什么相干？”
“说的正是契诃夫。契诃夫和现在的一切就有很大的不同。契诃夫把没有实现的俄国的民主担在自己的肩上。契诃夫的道路就是俄国自由的道路。我们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你们数数看，他写的人物有多少呀。也许只有巴尔扎克使这样众多的人物为社会所认识。而且也未必有这样多！真是可观：有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员、教授、地主、小店老板、工厂主、家庭女教师、仆人、大学生、大大小小的官吏、牲口贩子、技工、媒婆、教会执事、僧侣、农民、工人、鞋匠、模特儿、管园子的、动物学家、客店老板、猎人、渔夫、娼妓、尉官、士官、艺术家、厨娘、作家、管院子的、修女、士兵、产婆、萨哈林岛的苦役犯人……”
“够啦，够啦。”索科洛夫叫道。
“够啦？”马季亚罗夫用故作威胁的口吻反问道。“不，不够。契诃夫使我们认识了整个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各个阶级、阶层、各种年龄的人……但是不仅如此。他使我们认识了这平平常常的许多人，明白吗，俄国的平常人！在他以前从没有人这样说，就连托尔斯泰也没有说，可是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首先是人。明白吗？首先是人，人，人！俄罗斯在他以前谁也没有这样说过。他说，最主要的是，人就是人，然后才是僧侣、俄罗斯人、小店老板、鞑靼人、工人。要明白，人的好与坏不是因为他是僧侣还是工人，是鞑靼人还是乌克兰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都是人。半个世纪之前，持有狭隘的党派观点的人认为契诃夫是停滞时代的代表。然而契诃夫却是最伟大的旗帜的旗手，这面旗帜是在俄罗斯一千年的历史中高高举着的旗帜，是真正的、俄罗斯的、实实在在的民主的旗帜，明白吗，是俄罗斯的人的尊严、俄罗斯的自由的旗帜。因为我们的人道主义总带有宗派色彩，成了不可调和的，残酷的。就连托尔斯泰宣传不以暴力抗恶也受到批判，而其实，他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上帝出发。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主张善良的思想得到肯定，因为传教的人总是急不可待地强迫人相信上帝，而在俄国为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刺伤，杀害，在所不顾。
“契诃夫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大的先进思想到一边去吧，首先是人，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这就叫民主，这就是俄罗斯人民目前还没有得到的民主。
“俄罗斯人一千年来什么都看到了，看到了‘伟大’，也看到了‘超级伟大’，但有一样东西没看到，那就是民主。这也正是颓废派与契诃夫的区别。国家愤恨颓废派，会捶他们的后脑勺，会踢他们的屁股。可是国家却不理解契诃夫思想的实质，所以容许他存在。民主在我们的事业中是没有用场的，当然，这是指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民主。”
看样子，索科洛夫很不喜欢马季亚罗夫这一番十分尖锐的话。维克托看出这一点，便带着自己也弄不清来由的满意心情说：
“说得太好了，很对，很有道理。不过请多多原谅斯克里亚宾<a id="noteBack_63" href="#note_63">[63]</a> ，他好像也属于颓废派，可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乐曲。”
玛利亚正要把一碟子蜜饯放到他面前，他用手做了一个推让的姿势，并且说：
“不用，不用，谢谢，我不要。”
“这是黑醋栗。”她说。
他看了看她那棕色的、微黄的眼睛，问道：
“我对您说过我特别喜欢黑醋栗吗？”
她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含着笑意。她的牙齿不大整齐，嘴唇薄薄的，血色淡淡的。她那苍白而多少有些灰色的脸因为带笑，显得可爱动人。
“如果不是鼻子一直发红的话，她倒是很漂亮，很好看。”维克托在心里说。
卡里莫夫对马季亚罗夫说：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怎么能把您对契诃夫的人道主义的颂扬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美结合到一起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俄罗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希特勒骂托尔斯泰是蠢猪，可是，据说，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挂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是少数民族，是鞑靼人，出生在俄罗斯，这位俄罗斯作家仇恨波兰人和犹太人，我不原谅他。虽然他是天才作家，我也不能原谅他。在沙皇俄罗斯我们流的鲜血、受的欺骗、遭的浩劫太多了。俄罗斯的伟大作家没有权利中伤异族人，没有权利蔑视波兰人、鞑靼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楚瓦人。”
这位白头发、黑眼睛的鞑靼人带着气愤而傲慢的蒙古人的冷笑口气，对马季亚罗夫说：
“您大概读过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吧？大概读过《哥萨克》吧？大概读过《高加索俘虏》吧？这些都是这位俄罗斯伯爵写的。跟立陶宛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一样。鞑靼人有生之日，都要为托尔斯泰祈祷上天。”
维克托看了看卡里莫夫，在心里说：“原来你这样，原来你这样。”
“艾哈迈德·奥斯曼诺维奇，”索科洛夫说，“我非常尊重您对自己民族的感情。但是请原谅，我也因为我是俄罗斯人而感到自豪，请原谅，我喜欢托尔斯泰并不仅仅因为他写鞑靼人写得很好。不知为什么，我们俄罗斯人不能因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差点儿我们要成为黑色百人团了。”
卡里莫夫站起身来，脸上冒出一层汗珠，他说：
“我要对您说实话，真的。如果有实话可说，我为什么要说假话。早在二十年代大批鞑靼族的精英就被杀害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全被杀了，如果没忘记这个，就应该想到为什么《作家日记》会成为禁书。”
“不仅杀你们的人，也杀了我们的。”阿尔捷列夫说。
卡里莫夫说：
“消灭的不光是我们的人，还有我们的民族文化。现在鞑靼的知识分子与那些人相比，等于白丁。”
“是的，是的，”马季亚罗夫用嘲笑的口吻说，“那些人不仅创立了文化，而且创立了鞑靼自己的内外政策。”
“你们现在有自己的国家了，”索科洛夫说，“有大学、中学、歌剧院、书籍、鞑靼报纸，都是革命给予你们的。”
“是的，有国家歌剧院，也有国家。可是抓我们进监狱的也是……”
“不过，要知道，如果抓你们的是鞑靼人，你们也不见得好过些。”马季亚罗夫说。
“可是，如果根本没有人抓，不是更好吗？”玛利亚问道。
“噢，玛利亚，你想得太好啦。”马季亚罗夫说。
他看了看表，说：
“哎呀，时间不早啦。”
玛利亚连忙说：
“列昂尼德，在我家睡吧。我给您支起活动床。”
有一次他对玛利亚诉苦说，每当晚上回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走进空荡荡的黑屋子，感到自己特别孤单。
“好吧，”马季亚罗夫说，“我没意见。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你不反对吧？”
“不反对，瞧你说的。”索科洛夫说。马季亚罗夫又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男主人说得一点热情也没有。”
大家一齐站起来，开始告别。索科洛夫出去送客人，玛利亚压低声音对马季亚罗夫说：
“真不错，这一次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听到这类的话没有躲避。在莫斯科，只要一涉及这方面的事，他就闭上嘴巴，一句话也不说。”
她称呼丈夫的名字和父称“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用的是特别亲热、特别尊敬的语调。她晚上常常为他誊写论文，把他的手稿保存起来，把他随便写的一些字用硬纸裱糊起来。她认为他是伟人，同时又觉得他是无用的孩子。
“我很喜欢那位维克托·施特鲁姆，”马季亚罗夫说，“我真不懂，为什么有人认为他是叫人讨厌的人。”
他又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玛利亚，我发现，他所有的话都是当着您的面说的，您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他舍不得运用他的口才。”
她脸朝门口站着，没有作声，就好像没听见马季亚罗夫的话，过了一会儿才说：
“列昂尼德，您怎么啦，我在他眼里只是微不足道的女人。彼得认为他不厚道，认为他可笑、高傲，因此同事们很不喜欢他，有些人还怕他。可是我就不这样看，我觉得他憨厚。”
“憨厚算不上，”马季亚罗夫说，“他对什么人都挖苦，什么人的话他都不赞成。不过他的思想是活泼的，没有僵化。”
“不，他很憨厚，最没有城府。”
“但是，应当承认，”马季亚罗夫说，“彼得就是现在也不说一句多余的话。”
这时索科洛夫走了进来。他听见了马季亚罗夫的话。
“列昂尼德，我对你有一点要求，”他说，“求你不要教训我，还有，求你在我在场的时候不要谈诸如此类的事情。”
马季亚罗夫说：
“你要知道，彼得，你也不要教训我。我说的话我自己负责，你只管你自己的话好啦。”
看样子，索科洛夫本想用很尖锐的话回答他，但是他忍住了，又从屋里走了出去。
“好吧，也许我还是回家好些。”马季亚罗夫说。
玛利亚说：
“您太让我难过了。您该知道他的心是善良的。他会难过得一夜都睡不好。”
她解释说，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的心灵是受过创伤的，他经历过许多事情，一九三七年被抓去受到严厉审讯，审讯以后在精神病院住了四个月。
马季亚罗夫一面听着，一面点头，然后说：
“好吧，好吧，玛利亚，我听您的，不走了。”
忽然他又生起气来，说：
“您这话当然有道理，不过，被抓过的不光是您的彼得。还记得，把我关在卢宾卡，关了十一个月吗？在那段时间里，彼得只给克拉娃打过一次电话。这是对亲妹妹的态度吗？还有，他还不准您给她打电话。克拉娃因为这事十分伤心……也许，他是很伟大的物理学家，不过他的心灵却带有奴性。”
玛利亚拿手捂住脸，一声不响地坐着。
“谁也不了解，不了解我因为这事儿有多么难受。”她小声说。
只有她知道，他多么痛恨一九三七年的事以及普遍推行集体化时的惨无人道，只有她知道，他的心灵有多么纯洁。但也只有她知道，他的思想被束缚得多么厉害，他对政府多么顺从，多么俯首帖耳。
因此他在家里非常任性，像老爷一样，玛利亚为他刷鞋子，天热时为他擦汗，在别墅里散步的时候用小树枝儿为他赶蚊子。
维克托还是大学高年级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忽然对一位同班同学说：“真无法看下去，全是甜言蜜语，千篇一律。”他说着，把一张《真理报》扔到地上。
他刚刚说过这话，就害怕起来。他捡起报纸，抖了抖灰尘，非常可怜地笑了笑，很多年之后，他一想起那次低声下气的笑，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过了几天，他又把一张《真理报》递给那位同学，很带劲儿地说：
“格里沙，你看看这社论，写得真棒！”
那位同学接过报纸，用怜惜的口吻对他说：
“可怜的维克托胆子太小啦。你以为我会去汇报吗？”
于是，维克托就在那时候发下誓言：要么沉默，不说危险的话，要么，说出来就不怕。可是他没有守住自己的誓言。他常常失去谨慎，一冲动，就“乱说一气”，一说出来，往往又失去勇气，就想方设法扑灭自己烧起的火星。
一九三八年，在布哈林事件之后，他对克雷莫夫说：
“不管怎么说，我是了解布哈林的，我同他交谈过两次：他聪明过人，和蔼可亲，妙语横生，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纯洁、非常有魅力的人。”
可是他看到克雷莫夫那忧郁的目光，就觉得不安起来，马上又说：
“不过，鬼才知道，间谍，暗探，还有什么纯洁和魅力。简直是卑鄙！”
接着他又激动起来，因为克雷莫夫仍然像刚才听他说话时那样，带着忧郁的神气说：
“因为咱们是亲戚，我可以告诉您：说布哈林是暗探，我无法理解，永远无法理解。”
这时维克托忽然愤恨起自己，愤恨那种使人不能做人的力量，大声叫道：
“天呀，我才不相信这种可怕的事！这些事是我一生中的噩梦。为什么他们要承认，为什么要承认呀？”
但是克雷莫夫不再说了，看样子，他觉得已经说多了……
啊，坦率地说话，说真话，这其中有多么神奇、光明磊落的力量呀！有些人因为说了几句大胆的、没有多加考虑的话，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
有好几次，维克托夜里躺在床上，仔细听着大街上的汽车声。柳德米拉光着脚走到窗前，撩开窗帘。她看一阵子，等一阵子，然后轻悄悄地(她以为维克托睡着了）回到床上躺下。第二天早晨，她问：
“你睡得怎样？”
“谢谢，很好。你呢？”
“有点儿闷热。我到窗口去过。”
“噢，噢。”
真不知如何表达夜晚这种无罪而又唯恐大祸临头的感觉。
“维克托，记住，你的话万一有一句传到那地方，你就完啦，我和孩子们也完啦。”
还有一天她说：
“我说不出很多道理，不过，看在上帝面上，你听我的，对谁都不要说什么。维克托，咱们生活在可怕的时代，你什么也算不上。记住，维克托，什么都别说，对谁都不要说……”
有时维克托面前会出现一个人的痛楚而困惑的眼神，这人是他从小就认识的，使人感到可怕的不是老朋友的话，而是那种欲言又止的神情，可怕的是，维克托不敢直截了当地问他：“他们传讯你。你是间谍吗？”
他有时想起自己的助手的脸，有一次他当着这位助手的面很轻率地开玩笑说，斯大林在牛顿之前很久就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
“您什么也没有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年轻的助手爽快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不管怎么样，开这种玩笑是愚蠢的，就好比随便乱敲硝化甘油<a id="noteBack_64" href="#note_64">[64]</a> 瓶。
啊，自由而爽快地说话的力量呀！这力量就表现在一下子说出来而不害怕。
不论维克托是否了解今日自由交谈的悲惨结果，这些谈话的参与者都是痛恨法西斯、害怕法西斯的……为什么在战争已经打到伏尔加河上，他们都在经受着战争失败的痛苦，战争失败带来可恨的法西斯奴役的时候，仍然没有自由？
维克托一声不响地同卡里莫夫在一起走着。
“很奇怪，”他忽然说，“看外国的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比如海明威的小说，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在谈话的时候不停地喝酒。鸡尾酒，威士忌，朗姆酒，白兰地，然后又是鸡尾酒，威士忌，各种牌子的白兰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重要谈话却是在喝茶时进行的。民意派、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许多事都是靠一杯上等的清茶谈成的，列宁同战友们商讨伟大的革命也是靠一杯清茶。不错，听说，斯大林倒是喜欢白兰地。”
卡里莫夫说：
“是的，是的，是的。如今的谈话也都是在喝茶的时候。您说得很对。”
“就是，就是。马季亚罗夫真有头脑！真够大胆！他说的那一番叫人十分听不惯的话太有意思了。”
卡里莫夫抓住维克托的胳膊。
“维克托，您是否发现，马季亚罗夫有时把微不足道的事情说得过分严重？使我不放心的就是这一点。要知道，他在一九三七年被捕过，关了几个月，又放出来了。那时候可没有放过任何人。无缘无故是不会放的。明白吗？”
“明白，明白，当然明白，”维克托慢悠悠地说，“他是不是拿话来引话？”
他们在拐弯处分了手，维克托朝自己家走去。
“去他妈的，随他的便吧，”他想道，“真希望像人一样说说话儿，不害怕，什么都谈，痛痛快快地谈，不矫饰，不说假话，什么都不在乎……”
幸亏像马季亚罗夫这样能独立思考的人还有，还没有完全灭绝。而且卡里莫夫在分手时对他说的一番话也没有像往常一样使他心里发冷。
他心想，他又忘记对索科洛夫说说他收到的乌拉尔来信了。
他在黑沉沉、空荡荡的大街上走着。忽然出现了一点想法。他马上毫无疑虑地认识到、感觉到这想法是对的。他发现了对于一些似乎不能解释的核现象的新解释，全新的解释，天堑忽然变成通途。多么简单，多么明了呀！这想法极其可亲，极其可爱，似乎不是他想出的，而是自己随便而轻盈地冒出来的，就像一朵水生的白花儿一下子从静静的湖水中冒了出来，他看到这美丽的花儿，不禁赞赏起来……
他忽然想：偏偏在他根本没有想科学上的事，在他很感兴趣的关于人生的争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的争论的时候，在他的话和交谈者们的话受着苦涩的自由约束的时候，出现了这一想法，真是奇怪，真是意外。
六十七
当你第一次看到卡尔梅克草原的时候，当你坐在汽车上，焦虑不安，心事重重，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一座座不高的山冈出现又消失，看着山冈缓缓地从地平线后面浮起来又缓缓地游到地平线后面的时候，这生长着一片片羽茅草的草原似乎显得异常寒碜，异常苦闷……达林斯基觉得，似乎只是一座光秃秃的山冈在他面前一次又一次浮起来，只是一段道路弯来弯去，一次又一次钻到汽车轮胎底下。草原上的骑马人似乎也都是一个样子，都是孤孤单单的，尽管骑马人有的是没有胡子的年轻人，有的是白胡子老头儿，有的骑的是黄骠马，有的骑的是青色的快马……
汽车经过一个个村落和放牧点，擦过一座座小屋，小屋都有小小的窗户，窗户里都有密密的天竺葵，就像生长在玻璃缸里一样，看样子，如果把窗玻璃打碎，如水一般的空气就会向周围流淌开去，天竺葵就会干死；汽车擦过一座座圆圆的、抹了黄泥的毡房，穿过一片片毫无生气的羽茅草、一片片带刺的骆驼草、一片片盐土，擦过一头头用小腿踢得灰尘乱飞的绵羊、一堆堆在风中摇曳的野火……
从城里驱车而来，轮胎里充满了带着城市烟尘的空气，这样的人来到草原上，所看到的一切似乎一律是灰色的、寒碜的，一切都是单调的、一模一样的……刺蓬，大蓟，羽茅，菊苣，艾蒿……被漫长的时间巨轮压平展了的一座座山冈散落在大平原上。卡尔梅克东南部的这片草原正在渐渐变成沙漠，沙漠向东扩展，从埃利斯塔向雅什库，直到伏尔加河口和里海岸边……这片草原具有一个惊人的特点：天与地彼此相望时间太久，以至于变得分不出彼此了，就好比在一起过了一辈子的夫妻，到后来十分相像了。很难分清那一丛丛铝灰色的羽茅是生长在寂寞的淡淡的草原蓝天里，还是草原泛起蓝色的天光；有时旋起一阵轻轻的灰尘，就连天和地也分不清了。看着巴茨湖和巴尔曼扎湖那浓重的湖水，就觉得那是盐碱冒到了地面上；而看着那光秃秃的盐碱地，又觉得那不是土地，是湖水……
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无雪的日子里，卡尔梅克草原上的道路显得很奇怪：依然是干枯的灰绿色野草，大路上依然飞舞着灰尘，真不知道，这草原是太阳晒干的，还是寒风吹干的。
也许因此这儿常常出现海市蜃楼，这时候空气和大地、水和盐碱地的界限模糊了。这种幻景让旅途中饥渴的人遇见，由于想象的操纵和思想的动向再度幻化，灼热的空气会变成蔚蓝色的、轮廓整齐的石头，光秃的大地会像静静的湖水似的晃动起来，一片片的棕榈树一直铺展到天边，火辣辣的阳光和一团团灰尘混到一起，变成庙堂和宫殿的金灿灿的圆顶……人在疲惫的时刻自己也用天和地创造自己的理想世界。
汽车在大路上，在寂寞的草原上不停地奔驰着，奔驰着。
忽然之间，这空荡荡的草原世界以全新的、完全不同的姿态呈现在人的面前……
卡尔梅克草原！你是大自然最古老、最高明的创作，其中没有一丝矫饰的美，没有任何生硬突兀的线条，这儿朴素而凄怆的蓝灰色调可以和雄伟而悲壮的秋日俄罗斯森林媲美，这儿缓缓起伏的岗峦比高加索的高山更动人心魄，这儿的小湖积满了黑郁郁的、宁静的古老的水，似乎比所有的海洋更能表现水的实质。
一切都会过去，可是这暮霭中巨大的、铁球般的、沉甸甸的太阳，这充满野蒿苦味的风，不会被忘记。还有这草原，将不再贫瘠可怜，必将繁茂富饶……
到了春天，草原上生机盎然，到处是郁金香，草原成了海洋，不过不是波涛怒吼，而是繁花似锦。凶恶的骆驼刺也披上绿装，新生的尖刺还是柔软的，还没有变硬……
夏日的夜晚，在草原上可以看到银河系像摩天大楼一样耸立着：底部是蓝色、白色巨石般的星群，顶部是直插苍茫的宇宙穹顶的一个个球状星团……
草原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特点。它永远保持这一本色，从不改变：不论冬天或是夏天，不论在黎明时候，还是在黑沉沉的风雨交加或者月明星稀的夜晚，草原总是首先对人说着自由……草原总是让失去自由的人想起自由。
达林斯基走出汽车，看着走上山冈的一个骑马人。那人身穿长袍，腰上扎着绳子，骑在一匹长毛痩马上，正回头望着草原。那是一个老人，一张脸已经像石头一样僵硬了。
达林斯基向老人家呼唤了一声，走到他跟前，把烟盒递过去。老人家很快地在马上转过整个身子，那动作中既有年轻人的灵活，又有老年人的沉着，他打量了一下拿着烟盒的手，然后打量达林斯基的脸，然后打量他腰上的手枪、他那中校级的三道杠杠、他的漂亮的皮靴。然后伸出细细的褐色手指头，那指头又细又小，简直可以叫做小孩子手指头，他拿了一支烟，在空中转悠了一下。
这位卡尔梅克老汉那一张颧骨很高的、像石头一样僵硬的脸一下子全变了，纵横交错的皱纹里露出两只善良而精明的眼睛。这一双栗色的老眼流露出来的目光同时带有试探和信任的神气，看样子，这目光中包含着某种很好的东西。达林斯基不由得快活起来，高兴起来。老汉的马在达林斯基走近时不友好地竖起耳朵，这时也放下心来，好奇地侧过一只耳朵，后来又侧过另一只，随后那大牙齿的嘴巴和圆圆的大眼睛露出了笑意。
“谢谢。”老人家用细细的嗓门儿说。
他拿手掌在达林斯基的肩膀上抚摩了一会儿，说：
“我有两个儿子，都在骑兵师里，一个已经牺牲了，是大儿子。”
他用手比了比，表示大儿子比马头还高。
“另一个儿子，就是小儿子，”他用手比着比马头低些的地方，“是机枪手，得了三个勋章啦。”
接着他又问：
“你家里还有人吗？”
“我母亲还活着，父亲已经死了。”
“唉，真可惜呀。”老人家摇了摇头。达林斯基心想，老人家难过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听到这位请他抽烟的俄罗斯中校死了父亲，实心实意地表示同情。
后来老人家忽然吆喝一声，大大咧咧地扬了扬手，那马就极其敏捷、极其轻盈地冲下山冈。
这骑马的老人家奔驰在草原上，想着什么呢：是想着儿子，还是想着仍然待在破旧汽车旁边的俄罗斯中校死了父亲的事？
达林斯基注视着骑马飞驰的老人家，觉得太阳穴里不是血在冲打，而是有话要向外冲：“自由……自由……自由……”
他心里不由得充满了对那位卡尔梅克老人家的羡慕。
六十八
达林斯基是奉命长期出差，从方面军司令部到位于左翼边缘的集团军去。方面军司令部的人都认为到这个集团军里去是一项特别苦的差事，最可怕的是缺水，驻地条件差，供应差，距离又远，路又难走。这一部分军队孤零零地驻扎在里海与卡尔梅克草原之间的沙漠里，方面军司令部不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所以把达林斯基派往该地区，交给他许多任务。
达林斯基在草原上走了几百公里之后，觉得烦闷起来。这儿谁也不考虑进攻，被德国人赶到了天边的这支部队似乎已到了绝境……不久前司令部日日夜夜的紧张情形、对于近期发动进攻的揣测、后备兵力的调动，来来往往的密码电报、司令部通讯中心昼夜不停的工作、北方开来的汽车队和坦克队……是不是梦中的事？
达林斯基听着炮兵指挥员和其他兵种指挥员们灰心丧气的话，看着技术装备情况的资料，视察着各炮兵营和炮兵连，望着士兵和指挥员们无精打采的脸，望着人们慢慢地、懒洋洋地在草原灰尘中移动，渐渐染上此地的寂寞与烦闷。他心想，这下俄罗斯到骆驼生活的草原上来了，来到荒芜的沙丘上，疲惫无力地躺倒在贫瘠的土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站不起来了。
达林斯基来到集团军司令部，来见高级领导人。
在宽敞而幽暗的房间里，有一个圆脸、秃顶、身穿没有领章的军便服的小伙子正在同两个穿军装的女人打牌。这位中校走进来，小伙子和两个戴尉官领章的女人没有放下手里的牌，只是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他一眼，依然很带劲儿地喊着：
“不要王牌？J也不要？”
达林斯基等到一局结束，这才问道：
“集团军司令员住在这儿吗？”
其中一个年轻女人回答说：
“他到右翼去了，到傍晚才回来。”
她用老练的军事工作人员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达林斯基，就问道：
“中校同志，您大概是方面军司令部来的吧？”
“是的。”达林斯基回答过，又轻轻使了个眼色，问：“那么，请问，我可以见见军委委员吗？”
“他和司令员一块儿出去了，傍晚才回来。”另一个女人回答过，又问：“您是从炮兵司令部来的吧？”
“是的。”达林斯基回答说。
达林斯基觉得回答有关司令员情况的第一个女人特别漂亮，虽然看样子她比回答有关军委委员情况的那个女人大得多。这样的女人有时显得非常漂亮，有时候，比如偶然一转头，却显得憔悴，衰老，不好看。这个女人就是这种类型的。她的鼻子很端正，很秀气，眼睛蓝蓝的，很不和善，说明这个女人知道别人以及自己的准确分量。
她的脸显得非常年轻，看起来她顶多二十五岁，可是只要一皱眉头，沉思起来，嘴角上就露出皱纹，下巴底下的皮肤也耷拉下来，看起来就至少有四十五岁了。不过那一双穿着尺寸合适的鞣革皮靴的脚，实在好看。
这些情形要说是得说好一阵子的，可是达林斯基那老练的眼睛一眼就看清楚了。
另一个女人是年轻的，但是已经发胖了，身体很肥大。她的一切分别看来都不怎么美：头发稀稀的，颧骨很宽大，眼睛颜色蓝不蓝、棕不棕；但她却显得很年轻、很有风韵，即使瞎子来到她跟前，也会感觉到她那娴雅的风韵。
这一点达林斯基也是在转瞬间看出来的。
不但如此，他还以某种方式在这一瞬间掂量了回答有关司令员情况的第一个女子和回答有关军委委员情况的第二个女子的分量，并且做出那样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选择，男人看到女人时差不多总要做这种选择的。达林斯基一直在操心怎样才能找到司令员，司令员是不是给他提供应有的条件，在哪儿吃饭，在哪儿睡觉，到右翼边缘的师里去的路是不是很远，路是不是难走，这时候他还漫不经心、同时也不是那么漫不经心地考虑了一番：“就这个女的吧！”
这么一来，他就没有马上去找集团军参谋长取所需要的材料，而是坐下来玩牌了。
在玩牌的时候（他是那位蓝眼睛女子的配手）弄清了许多事情：他的配手叫阿拉·谢尔盖耶芙娜，另一位年轻些的女子在司令部医疗站工作，没戴领带的圆脸小伙子名叫沃洛佳，看样子，和司令部的什么人有亲戚关系，所以在军委会食堂做炊事员。
达林斯基马上就觉察到阿拉·谢尔盖耶芙娜是有权势的，这是从进来的一些人对待她的态度上看出来的。看样子，集团军司令员是她的合法丈夫，不过，达林斯基开头以为他们是恩爱夫妻，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样。
起初他弄不清楚，为什么沃洛佳对她的态度那样随便。但是后来达林斯基恍然大悟，一下子猜出来：大概，沃洛佳是司令员前妻的弟弟。当然，还不完全清楚，司令员的前妻是否还活着，是不是办理过离婚手续。
年轻的女子克拉芙季娅显然同军委委员不是合法夫妻。阿拉·谢尔盖耶芙娜在对她说话的时候微微流露出傲慢和宽容的语气，那意思似乎是：“当然啦，咱们在一块儿打牌，彼此以‘你’相称，不过，咱们是在参加战争，还得注意一点儿影响。”
但是克拉芙季娅在阿拉·谢尔盖耶芙娜面前也有某种优越感。达林斯基觉得她的优越感大概是这样：虽然我不是合法夫人，而是战时情侣，但我对我的军委委员是忠实的，你虽然是合法夫人，可是你的一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你要是敢叫我“破鞋”，那就试试看……
沃洛佳很喜欢克拉芙季娅，他毫不掩饰这一点。他对她的态度大概可以这样来表达：我的爱情是没有希望的，我这个炊事员怎么能跟军委委员比高低……不过，虽然我是炊事员，我是真心诚意爱你的，你自己也能感觉出来；只要能得到你的青睐就行，至于军委委员为什么爱你，我才不管呢。
达林斯基打牌技术很不高明，阿拉·谢尔盖耶芙娜很注意照顾他。她很喜欢这位瘦瘦的中校：他常常说“谢谢您”，在分牌的时候他们的手碰到了，他还慢条斯理地说“对不起”；如果沃洛佳用手指揩鼻涕，然后又用手帕擦手的话，他总要带着发愁的神气看看沃洛佳；别人说俏皮话，他都很有礼貌地笑一笑，他说起俏皮话都要使人捧腹。
听了达林斯基说的一个笑话之后，她说：
“真的，我一下子没有听懂。在这草原上过了这么久，脑子变钝啦。”
她说这话说得很低，好像是要让他明白，或者让他感觉到，他们可以单独谈谈，谈谈只有他们两人能谈的话，那种使人心跳的话，那种特别的、顶顶重要的男人和女人的话。
达林斯基还是常常出错牌，她就给他纠正，而这时候他们玩起另一种牌戏，在这种牌戏中达林斯基就不出错牌了，因为他精于此道……虽然在他们之间，除了说“把小黑桃打出来嘛”、“垫上嘛，垫上嘛，别怕，别舍不得王牌”之类的话以外，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她已经了解和看中了他的许多动人之处：又温柔，又刚强，又谨慎，又勇猛，又腼腆……阿拉·谢尔盖耶芙娜所以能感觉到这一切，是因为她暗暗在达林斯基身上观察出这些特点，还因为他很成功地向她显示了这些特点。她也很巧妙地向他显示，她懂得了他的目光，懂得他为什么注视她的笑容、她的手的动作、她的肩膀耸动、她那漂亮的华达呢军便服里面的胸脯、她的脚、她那修得很好看的指甲。他觉得，她的声音拖长得有点儿过分，有点儿不自然，她的笑也比一般的笑时间要长些，为的是让他注意她的清脆的声音、她那雪白的牙齿和腮上的两个酒涡儿……
达林斯基因为忽然出现这样的感情，心中很激动，很不平静。他对这种感情从来不觉得习以为常，每一次都像第一次有这种感情一样。他对待女人的丰富经验没有变为习惯，经验是一回事，迷恋是另一回事。正是这一点说明他是真正的好色男子，不是假的。
结果，这一夜他留在集团军指挥所里。
第二天早晨，他去找参谋长。参谋长是一位寡言少语的上校，既没有问他斯大林格勒方面的情况，也没有打听前线的消息和斯大林格勒西北方的战况。交谈过之后，达林斯基就知道，这位上校参谋长未必能向他提供足够的有关情况，就请他在自己的委派书上签字，决定下连队去。
他坐上汽车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两手和两脚空空的、轻飘飘的，什么念头、什么希求都没有，觉得十分满足而又十分空虚……似乎周围的一切，似乎昨天他还很喜欢的天空、野蒿和草原山冈已经变得索然无味，不值得一看了。也不想跟司机说话或开玩笑。就连思念亲人，回忆他一向热爱和尊敬的母亲，也变得乏味、冷淡了……想到沙漠里的战斗、俄罗斯边远地区的战斗，也不激动了，他感到无精打采。
达林斯基不时地吐一口唾沫，摇摇头，带着一种困惑而奇怪的口吻说：“这娘们儿……”
这时他脑子里出现了后悔的想法，心想，干这种风流事儿不会有好结果的，又想起过去不知是在库普林的小说里还是在一本翻译小说里看到的话，说是爱情像煤炭，烧起来的时候，热得灼人，冷下来的时候，可以把人弄脏……他甚至很想哭一场，其实不是想哭，是想诉诉苦衷，对什么人说说，他干这事儿是身不由己，是命运让他这个可怜的中校这样对待爱情……后来他睡着了；等他醒来，忽然想道：“如果我不被打死的话，回来的路上一定还要去找阿拉。”
六十九
叶尔绍夫少校下工回来，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床铺前站下来，说：
“那个美国人听到广播，咱们在斯大林格勒英勇抵抗，粉碎了德国人的算盘。”
他皱了皱眉头，又说：
“还有莫斯科方面来的消息，说是解散了共产国际，不知是不是。”
“您怎么，疯啦？”莫斯托夫斯科伊注视着叶尔绍夫那聪明的、像寒冷而有点儿浑浊的秋水似的眼睛，问道。
“也许，那个美国人听错了。”叶尔绍夫说过这话，就用指甲挠起胸膛。“也许正相反，是共产国际扩大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一生中认识不少这样的人，这些人就像电话机的膜片，能灵敏地反映全社会的理想、感情、见解。似乎俄罗斯从来没有一件大事是这些人不了解的。叶尔绍夫便是反映集中营公众思想与见解的这样一个表达者。但是他说的解散共产国际的消息，营里这位有影响的人物却丝毫不感兴趣。
主管过大兵团政治思想教育的旅级政委奥西波夫，对这个消息也漠然视之。奥西波夫说：
“古泽将军对我说：政委同志，由于您的国际主义教育，大家都溃逃啦，应该是用爱国主义精神，用俄罗斯精神教育人民。”
“怎么，还要为了上帝、沙皇、祖国吗？”莫斯托夫斯科伊冷笑道。
“这都是小事，”奥西波夫神经质地打着呵欠说，“这会儿问题不在于正统思想，而是德国人要活剥我们的皮，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亲爱的老人家。”
被苏联人叫做安得留沙的那个睡在第三层铺上的西班牙士兵，用英文把“斯大林格勒”写在一块小小的木板上，夜里看着这木板上的字，到早晨就把木板翻过来，不让搜查棚屋的人看到这上面的字。
基里洛夫少校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以前不赶着我去干活儿的时候，我天天躺在床铺上闲待着。现在我又为自己洗衣服，又嚼松木片治坏血病。”
受惩罚的党卫军分子诨称“快乐的小伙子”（他们在上工的时候总是唱着歌儿) ，他们找苏联俘虏的碴儿找得更厉害了。看不见的联系把集中营棚屋里的人和伏尔加河上的城市连接在一起。
可是大家都觉得共产国际是不起作用的。就在这时候，流亡者切尔涅佐夫第一次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
他用手捂着空空的眼窝，谈起美国人偷听到的广播。
莫斯托夫斯科伊高兴起来，他太需要谈谈这个问题了。
“总而言之，这消息很不可靠，”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切尔涅佐夫扬起眉毛，这空眼窝上扬起的眉毛显得很不好看，露出困惑和神经衰弱的神气。
“为什么？”独眼睛的孟什维克问。“为什么不可靠？布尔什维克先生们创立了第三国际，也是布尔什维克先生们创立了在一个国家实行所谓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统一实际上是胡闹。好比油炸冰块……盖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主义只有成为世界体系，成为国际体系，才能存在，否则根本不能存在。’”
“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吗？”莫斯托夫斯科伊问道。
“是的，是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
切尔涅佐夫笑了笑，并看到莫斯托夫斯科伊也笑了笑。他们相视而笑，是因为他们从不友好的话里，从嘲笑而带有敌意的语调中看到了自己的过去。
好像挖开了几十年的沉积层，他们年轻时互相厮杀的利刃露了出来。这次在法西斯集中营里的相会，不仅使他们想起多年的仇恨，也想起青年时代。
这个在集中营里的人，这个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也熟悉和热爱莫斯托夫斯科伊年轻时熟悉和热爱的东西。是他，而不是奥西波夫，不是叶尔绍夫，还记得第一次党代会期间的许多故事，记得只有他们两个人依然很感兴趣的一些人的名字。他们都很激动地回忆起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关系，回忆起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说的有关温和的火星派和强硬的火星派的话。回忆起已经老眼昏花的恩格斯对待前去见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年轻人多么亲热，回忆起在苏黎世的柳博奇卡·阿克雪里罗德<a id="noteBack_65" href="#note_65">[65]</a> 有多么坏！
独眼的孟什维克觉得自己的所感也正是莫斯托夫斯科伊所感，就苦笑着说：
“很多作家写年轻时代朋友们见面，写得很动人，可是，年轻时代的敌人，像您和我这样经过风风雨雨的白了头发的老家伙，见了面又怎样呢？”
莫斯托夫斯科伊看到切尔涅佐夫的腮上挂着泪水。他们都明白，集中营里的死神能够把多年生活中的一切，把正确、错误、敌视很快地抹平和掩埋。
“是啊，”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在漫长的一生中一直跟你作对的人，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你的生活的参与者了。”
“真奇怪，”切尔涅佐夫说，“在这狼窝里会这样见面。”他忽然又说：“多么奇怪的字眼：小麦，大麦，晴天雨……”
“啊，也是这集中营太可怕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笑着说，“与集中营相比，一切都好像很好，就连见到孟什维克也不觉得怎样了。”
切尔涅佐夫伤感地点点头。
“是呀，确实，够您受的。”
“法西斯主义呀，”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法西斯主义！这样惨无人道，我真无法想象！”
“您还有什么惊奇的，”切尔涅佐夫说，“您对恐怖手段早应该不觉得稀奇了。”就像一阵风吹跑了他们之间的伤感气氛和友好气氛。他们毫不客气地、恶言恶语地争论起来。
切尔涅佐夫的攻击之所以可怕，因为他说的不完全是无中生有。切尔涅佐夫把苏联建设过程出现的残酷现象和个别错误看作根本的规律性。他直截了当地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当然，你们都满足于一种看法，认为一九三七年的事是过火了，集体化期间是胜利冲昏头脑，你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有点儿残酷和独断独行。然而实质正相反：正如你们常说的，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你们总觉得，农村的贫穷和工人的无权是暂时的现象，是发展中的困难。你们这些真正的富农和垄断者，买农民的小麦，五戈比一公斤，再卖给农民，每公斤却卖一卢布，这就是你们的建设的基本原则。”
“就连你们孟什维克，你们这些流亡者都说了：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莫斯托夫斯科伊说，“那我们，也是从普加乔夫到拉辛<a id="noteBack_66" href="#note_66">[66]</a> 的历代俄罗斯革命者的继承人。拉辛、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的继承人不是孟什维克，不是逃亡国外的叛徒，而是斯大林。”
“是的，是的，是继承人！”切尔涅佐夫说。“您知道，在俄国立宪会议自由选举意味着什么吗？是在上千年奴化统治的国家里呀！一千年来，俄罗斯只自由了半年多点儿。我每次想到一九三七年的事，就想起另一项遗产，您该记得第三厅长官苏杰伊金上校，他串通杰加耶夫<a id="noteBack_67" href="#note_67">[67]</a> ，佯装发动叛乱和平息叛乱，恐吓沙皇，想用这种办法把政权抓到手里。您认为斯大林是赫尔岑的继承者吗？”
“您怎么，真的那么糊涂吗？”莫斯托夫斯科伊问。“您怎么，当真认为不过是苏杰伊金吗？那么，伟大的社会变革，没收剥削者的财产，没收资本家的工厂，没收地主的土地，您没看到吗？这是继承谁的一套，是继承苏杰伊金那一套吗？还有普遍提高文化，还有重工业呢？还有最下等的人，还有工人和农民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呢？这怎么，都是继承苏杰伊金的一套吗？您真可怜。”
“我知道，知道，”切尔涅佐夫说，“事实不容辩驳，但可以作各种解释。你们的元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人民委员都不听命于无产阶级。他们听命于国家。至于那些在车间和田野里干活儿的人，我想，就连您也未必把他们看作当家做主的人。他们又能当什么家，做什么主呀！”
他忽然俯身朝着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顺便说一句，在所有你们的人当中，我只看得起斯大林。斯大林是你们的泥瓦匠，你们却都怕干脏活儿！斯大林就知道：社会主义要想在单独取得胜利的一个国家里站得住脚，就要靠铁的恐怖手段，靠集中营，靠中世纪对待异端邪说的办法。”
莫斯托夫斯科伊对切尔涅佐夫说：
“先生，这些无耻谰言我们全听说过。不过，我应该坦率地对您说，您说这些话，说得特别无耻罢了。只有一种人，从小就生活在你家里那种地方，后来又被赶出去的人，才会这样诬蔑、这样诽谤。您可知道，这是什么人？……是奴才！”
他直直地看了看切尔涅佐夫，又说：
“说实在的，开头我真想共同回忆一下我们在一八九八年的团结，而不是一九〇三年的分裂。”
“想聊聊还没有把奴仆从家里赶出去那时候吗？”
可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当真火了。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被赶出去的、逃走的奴才！戴白手套的奴才！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戴手套。我们的手沾满鲜血，我们弄脏了手！这有什么！我们参加工人运动就没有戴普列汉诺夫的手套。你们戴着奴才手套又怎样？你们因为在《社会主义导报》上发表的文章得到几个赏钱？这儿集中营的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挪威人、荷兰人都相信我们！拯救世界靠我们的手！靠红军的力量！红军是自由的军队！”
“是这样吗？”切尔涅佐夫插话说。“一直是自由的吗？”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两手举到切尔涅佐夫面前，说：
“您瞧瞧这手，没有戴奴才的手套！”
切尔涅佐夫朝他点点头，说：
“记得宪兵上校斯特列里尼科夫吗？他干什么也不戴手套：他就干脆代替被他打得半死的革命者写伪造的坦白认罪书。你们一九三七年的事为了什么？是为了准备同希特勒作战吗？这是斯特列里尼科夫还是马克思教导你们的？”
“您这些臭不可闻的话丝毫不使我觉得奇怪，”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您是不会说别的话的。您可知道，我确实感到奇怪的是什么？希特勒为什么把您关在集中营里？关您干什么？希特勒恨我们恨得要命。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希特勒干吗要把您和您这类的人关在集中营里呀？！”
切尔涅佐夫笑了笑，他的脸又变得像开始谈话时那样子。
“这不是，关进来啦，”他说，“而且还不放呢。您给我说说情吧，也许会把我放了。”
但是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想开玩笑。
“您对我们这样仇恨，就不应该蹲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而且不光是您，还有这样的人。” 他指了指朝他走来的伊康尼科夫。
伊康尼科夫的脸上和手上沾满了泥浆。
他递给莫斯托夫斯科伊几张写满了字的肮脏的纸，说：
“看看吧，也许，明天就要死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几张纸塞到垫褥底下，气愤地说：
“我是要看看，怎么您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您可知道，我听到了什么？咱们挖的基坑，是为了建造毒气工厂。今天已经开始浇灌混凝土地基了。”
“听说有这事儿，”切尔涅佐夫说，“过去还铺过宽轨。”
他回头看了看。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切尔涅佐夫关心的，是下工回来的人看到他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谈得多么随便。他大概因为这一点就要在意大利人、挪威人、西班牙人、英国人面前夸耀了。尤其要在苏联战俘面前夸耀。
“这活儿咱们还继续干吗？”伊康尼科夫问道。“还参与制造恐怖吗？”
切尔涅佐夫耸耸肩膀，说：
“您以为咱们这是在英国吗？这八千人要是罢工，在一个钟头之内就会全部被杀害。”
“不，不能干，”伊康尼科夫说，“我不干，不干。”
“如果不干，转眼工夫就把您打死。”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是的，”切尔涅佐夫说，“您可以相信这话，这位同志知道，在没有民主的国家里号召罢工，意味着什么。”
他和莫斯托夫斯科伊争论了一阵子，心绪很乱。他在巴黎自己家里说过多少次的一些话，现在在这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说出来，自己觉得很不实际，毫无意义。他听集中营囚犯们谈话，常常听到“斯大林格勒”这个词儿，不管是否合他的心意，现在斯大林格勒是和世界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了。
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向他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说：
“感谢你们，斯大林格勒挡住了狂飙的飓风。”
切尔涅佐夫听到这话，感到很幸福、很激动。他对莫斯托夫斯伊科说：
“您该知道，海涅说过，只有傻瓜才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敌人。不过，好吧，我就做做傻瓜，您说得很对，我很清楚你们的军队所进行的斗争的伟大意义。一个俄国社会党人理解这一点是极难极难的，一旦理解了，又高兴，又自豪，同时又难过，又痛恨你们。”
他看着莫斯托夫斯科伊。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他那一只正常的眼睛也充满了血。
“不过，难道您就是在这里也没有亲身体验到，人没有民主和自由不能生活吗？您在家里忘记了这一点吧？”切尔涅佐夫问道。
莫斯托夫斯科伊皱起眉头。
“算啦，别再歇斯底里了。”
他回头看了看。切尔涅佐夫心想，莫斯托夫斯科伊是在担心，下工回来的人会不会看到流亡的孟什维克和他谈得多么随便。他大概因为这一点在外国人面前觉得不好意思了。尤其在苏联战俘面前觉得不好意思。
他那血红的空眼窝直直地盯着莫斯托夫斯科伊。
伊康尼科夫拉了拉从二层铺上垂下来的神甫的脚，用蹩脚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夹杂在一起问道：
“咱们在建毒气工厂了。神甫，我该怎么办？”
加尔季神甫用煤球似的眼睛打量着大家的脸。
“大家都在那儿干。我也在那儿干，”他慢慢地说，“我们是奴仆。上帝会饶恕我们的。”
“这是他的职业。”莫斯托夫斯科伊补充说。
“但这不是您的职业。”加尔季用责备的口气说。
伊康尼科夫马上接着说：
“是啊，是啊，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从你们的观点来看，也是这样，不过我不想宽恕自己的罪过。不能说全怪那些强迫你干的人，你是奴隶，你没有罪，因为你不自由。我是自由的！我建造毒气工厂，我就对不起将来被毒气毒死的人。我可以说‘不干’！如果我有胆量不怕枪杀的话，有什么力量能强迫我干？我要说‘不干’！我不干，我就是不干！”
加尔季的手挨到伊康尼科夫的白头。
“把您的手给我。”他说。
“好啦，现在牧师就要开导因为骄傲而迷途的羔羊了。”切尔涅佐夫说。
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他这话，也不由得怀着同感点了点头。
但是加尔季没有开导伊康尼科夫，他把伊康尼科夫那肮脏的手拉到嘴唇边，吻了吻。
七 十
第二天，切尔涅佐夫和红军战士巴甫柳科夫聊天，巴甫柳科夫是他结识的少数苏联人之一，现在在医务所做卫生员。巴甫柳科夫对切尔涅佐夫诉说，很快就要把他从医务所赶出去，叫他去挖基坑了。
“这都是党员们搞的，”他说，“他们看不惯我占着一个好位置，认为我是行过贿的。他们当清洁工，厨房、盥洗间里到处都安排他们的自己人。老大爷，您该记得和平时期的情况吧？区委都是自己人，工会也都是自己人。不是吗？在这儿他们也搞自己的一套班子，厨房里都是自己的，好东西给自己人吃。他们供养老布尔什维克，像在疗养院里一样，可是您，就像狗一样，没人理睬，谁也不朝您看一眼。难道这公平吗？您也是给苏维埃政权做牛做马了一辈子嘛。”
切尔涅佐夫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说，自己离开俄罗斯已经二十年了。他已经发现，“侨民”、“国外”这样一些词儿一下子就能使苏联人和他疏远。但是巴甫柳科夫听了切尔涅佐夫的话并没有紧张起来。
他们蹲在一堆木板上。巴甫柳科夫宽鼻子，宽额头。切尔涅佐夫心想，这真是人民的儿子。巴甫柳科夫朝在混凝土塔楼上走来走去的哨兵那边望着，说：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参加新编的志愿军，或者装做生病。”
“就是说，为了活命吗？”切尔涅佐夫问。
“我根本不是富农，”巴甫柳科夫说，“也没有做过苦役犯人，不过我对共产党还是很不满意。不能自由地干什么事。种田由不得自己，娶老婆由不得自己，干什么工作由不得自己。人变得像鹦鹉一样。我从小就想自己开一座商店，为的是在里面什么都可以买到。商店里有小吃部，货物齐全，请买吧：想喝烧酒，有烧酒；想吃烤鸭，有烤鸭；想喝啤酒，有啤酒。您猜，我卖东西会怎样？很便宜！我还要在小吃部卖乡下吃食儿。请吧！烤土豆！牛油拌大蒜。酸白菜！您猜，我会卖什么样的小菜：骨头汤！骨头汤在锅里翻滚，请吧，来一碗，加一根骨头，还有黑面包，当然，还有盐。到处是皮椅子，免得生虱子。请坐下，歇会儿，有人服侍你。这事儿只要我一说出来，马上就会把我送到西伯利亚。可是这会儿我想，这样做生意对人民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呢？我定的价钱一定会比国家低一半。”
巴甫柳科夫侧眼看了看切尔涅佐夫，又说：
“在我们的棚屋里，有四十个小伙子报名参加志愿军啦。”
“为什么？”
“为了一碗菜汤，为了一件大衣，为了不至于干活儿累死。”
“还有什么原因吗？”
“有些人是有想法。”
“什么想法？”
“各种各样的想法。有的是看到在集中营里有人被杀害。有的是受够了农村的贫穷。他们忍受不了共产主义，”切尔涅佐夫说，“这太卑鄙了！”
这个苏联人带着好奇的神气看了看这个侨民，这个侨民也看出他这种带有嘲笑与大惑不解意味的好奇神情。
“可耻，下流，恶劣，”切尔涅佐夫说，“不是算陈年老账的时候。算账也不应该这样算。自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的土地。”
他从木板上站起身来，用手弹了弹屁股上的土。
“不可能有人说我热爱布尔什维克，真的，但现在不是时候，不是算账的时候。不要去参加叛徒弗拉索夫的军队。”
他忽然说不出话来，片刻之后又说：
“您听着，同志，别去。”
他因为又像青年时代那样说出了“同志”这个词儿，再也掩盖不住自己的激动，而且也不再掩盖自己的激动，喃喃地说：
“我的天啊，天啊，我能不能……”
……火车驶离站台。周围烟雾腾腾，其中有灰尘，有丁香花香和春季里城市的污水气味，有机车的灰烟，还有车站食堂厨房里冒出来的油烟。
信号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可是后来好像在其他绿灯和红灯之间停住不动了。
一个大学生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朝侧门走去。一个女子也像他一样，感情涌来失去自制，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吻他的额头、头发……他跨上车，一阵幸福感在心头涌起，头脑晕乎乎的，他觉得这是开始，将是他内容充实的整个一生的开端……
他在离开俄罗斯前往斯拉武塔的路上，一再回想起这个黄昏。他在巴黎的医院里，做完青光眼手术之后，常常想起这个黄昏。在他走进他供职的银行那阴凉而幽暗的门洞时，也常常想起这个黄昏。
关于这一点，像他一样从俄国逃往巴黎的诗人霍达谢维奇写过一首诗：
拄着拐杖浪游，不知为何我想起你；
红轮马车在奔驰，不知为何我想起你；
晚上把蜡烛点起，不知为何我想起你；
不论天上人间，发生何事，我都会想起你……
他真想再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问问他：
“您认识娜塔莎·萨顿斯卡娅吗？她还活着吗？这几十年来您一直跟她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吗？”
七十一
在晚上集会点名时，汉堡窃贼凯泽戴着黄手套，穿着淡黄色的贴口袋方格上衣，兴致很好。他用发音不准的俄语小声唱着歌儿：“假如明天发生战争，假如明天踏上征程……”
他红里透黄的委顿的脸和褐色的无神的眼睛在这天晚上显得十分和善。他雪白而光滑的肥厚手掌和能够把一匹马掐死的手指头，不时拍拍犯人们的肩膀和脊梁。他要杀人也很随便，就好像为了开玩笑使个绊脚把人绊倒。杀过人之后，他那股兴奋劲儿也只能持续不大的一阵子，就好像小猫和一只五月金龟子玩了一会儿。
他杀人多数都是根据突击队头头德罗津哈尔的指示。德罗津哈尔主管东区段的卫生防疫。
干这方面的事情，最困难的是把死者的尸体拖去火化，不过凯泽从来不干这种事，谁也不敢叫他干这种事。德罗津哈尔是有经验的，决不让病人病得非要用担架把他们抬到杀人的地方。
凯泽并不催促要被杀死的人，不对他们恶言恶语，也从没有推来搡去，拳打脚踢。凯泽已经有四百多次登上特种囚室的两级混凝土台阶，总是对接受手术的人特别感兴趣：他很喜欢那种目光，那目光中有恐惧，有焦急，有驯顺，有痛苦，有胆怯，还有注定要死的人看到杀他的人进来时所流露出来的极其好奇的神情。
凯泽干这种事就像吃家常便饭，他自己也不懂，他为什么偏偏喜欢这种家常便饭。特种囚室其实很单调：一个凳子，灰色的石头地面，一根水管，一个水龙头，一段橡皮管，一张小桌，上面摆一个记事本。
操作起来极其简单平常，说起来总是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如果操作过程中用了手枪，凯泽就说“往脑袋里塞了一粒咖啡豆”；如果注射了石碳酸，凯泽就说“加了一点儿长生水”。
凯泽觉得既奇怪又简单，咖啡豆和长生水能够揭示人生的秘密。
他那褐色的像用塑料做成的眼睛似乎不是活人的眼睛，像是硬化了的黄褐色松脂……每当他那硬僵僵的眼睛里出现快活的神气，别人都觉得十分可怕，就好像一条鱼一下子游到一颗沉在水里、被沙埋住一半的死树跟前，忽然发现这黑黑的、黏黏的庞然大物还有眼睛、牙齿、触角，觉得十分可怕。
在这集中营里，凯泽有一种优越感，感到自己比住在棚屋里的艺术家、科学家、革命家、将军、传教士都优越。这倒是不在于咖啡豆和长生水。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他十分得意。
使他感到得意的不是他那巨大的体力，不是他能不顾一切地去作案，去撬保险柜。他很欣赏自己的精神和聪明，他是令人捉摸不透的，是复杂的。他喜怒无常，似乎不合情理。在春天把秘密警察挑选的一些苏联战俘赶进特种棚屋的时候，凯泽请他们唱他们喜欢的歌儿。
有四个目光悲戚、手臂肿胀的苏联人唱道：
我的苏莉科，你在何方？
凯泽愁眉苦脸地听着，望着站在边上的一个高颧骨的人。凯泽由于敬重歌唱者，没有打断歌唱，但等到歌声一停，他就对高颧骨的人说，他在合唱时没有唱，现在要他独唱。凯泽看到这个人肮脏的军服领口上带有拆掉的领章的痕迹，问道：
“你听懂了吗，少校？”<a id="noteBack_68" href="#note_68">[68]</a>
那人点了点头，表示懂了。
凯泽抓住那人的领口，轻轻摇晃了几下，就像摇晃出了毛病的闹钟那样。那人朝凯泽的颧骨捣了一拳，并且骂了两声。
看样子，这个苏联人要完了。但是这个特种棚屋里的头头儿并没有把叶尔绍夫少校打死，而是把他带到角落里靠窗的一个铺上。这个铺空着，是专门留给凯泽喜欢的人的。就在这一天，凯泽还给叶尔绍夫送来煮熟的鸭蛋，哈哈笑着递给他，说：“吃吧，能让你唱歌好听！”<a id="noteBack_69" href="#note_69">[69]</a>
从那时候起，凯泽对待叶尔绍夫一直很好。同棚屋的人也都很尊敬叶尔绍夫，他除了刚强不屈之外，性格也非常随和开朗。在叶尔绍夫那一次拒绝唱歌之后，有一个当时唱歌的人很生叶尔绍夫的气，那就是旅政委奥西波夫。
“不合群的人。”他说。
也是在那件事情之后不久，莫斯托夫斯科伊就管叶尔绍夫叫思想领袖了。
除了奥西波夫之外，对叶尔绍夫不怀好感的还有一个孤僻、沉默然而了解每个人底细的战俘柯季科夫。柯季科夫是一个没有什么特色的人，声音没什么特色，眼睛、嘴唇也没什么特色。不过，正因为他太没有特色了，这种没有特色似乎倒成了鲜明的特色。
这一天凯泽在晚间点名时的快活表情引起许多人高度的焦虑和恐惧。棚屋里的人总是觉得事情不妙，恐惧、不安和不祥感总是在心里，有时强些，有时弱些。
在晚间点名快要结束的时候，特别棚屋里进来八名营警——是戴着滑稽可笑的小圆帽、缠着黄色臂章的“卡波”。从他们的脸可以看出来，他们吃的不是营里的大锅饭。
他们的头儿是一个浅色头发的高个儿美男子，身穿拆掉了领章的铁灰色军大衣。大衣下面露出锃亮的漆皮靴子，那靴子泛着宝石一样的亮光，因此很像是白色的。
这是营内警察队长凯尼克，是党卫军分子，因为刑事犯罪丢了职务，被关在集中营里。
“起立！”凯泽喊道。
开始搜查。“卡波”们熟练得就像工厂里的工人，敲敲桌子，听听是不是挖空了，抖一抖破布，又快又仔细地摸摸衣服上的缝，检査检查饭盒。
有时他们开开玩笑，用膝盖顶一下某人的屁股，说：“你好。”有时“卡波”们把搜到的字纸、笔记本或保险刀片递给凯尼克看，问他怎样处理。凯尼克把手套一扬，表示这些搜到的东西没有意思。在搜查的时候，囚犯们一直排成队站着。莫斯托夫斯科伊和叶尔绍夫站在一起，望着凯尼克和凯泽。这两个德国人像是铁铸的一般。莫斯托夫斯科依头脑发晕，身子摇晃了几下。他用手指着凯泽，对叶尔绍夫说：
“有这样的人！”
“高等民族嘛。”叶尔绍夫说。他不希望站在近处的奥西波夫听见，凑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耳朵上说：
“不过我们有些人也够呛！”
切尔涅佐夫虽然没有听清他们的谈话，但也接茬说：
“任何民族都有神圣的权利，都可以有英雄，有神圣的人和卑鄙的人。”
莫斯托夫斯科伊对着叶尔绍夫，但说的话不光是回答他的：
“当然，我们也有坏蛋，不过德国刽子手有一种很独特的神气，只有德国人才会有。”
搜查结束了。发出休息的口令。囚犯们开始往床上爬。
莫斯托夫斯科伊躺下来，把两腿伸直。他想起，他还没有检查一下，搜查之后他的东西是不是全在呢，于是哼哧着欠起身子，开始检查自己的东西。
似乎不是少了围巾，就是少了包脚布。但是他找到了围巾，也找到了包脚布，不过他还是没有放下心来。一会儿，叶尔绍夫走到他跟前，小声说：
“‘卡波’涅泽尔斯基透话说，咱们这个区段的人要拆散，一部分人留在这儿继续受审查，大多数人都到普通集中营里去。”
“那有什么，”莫斯托夫斯科伊说，“管它呢！”
叶尔绍夫在铺上坐下来，声音很轻然而很清楚地说：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
莫斯托夫斯科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看了看他。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我想干一件大事，要和您谈谈这件事。要是失败了，那就很麻烦！”
他小声说起来，莫斯托夫斯科伊听着听着，激动起来，就好像有一阵清风向他吹来。
“时间很宝贵，”叶尔绍夫说，“如果斯大林格勒被德国人攻下来，很多人又要泄气了。从基里洛夫这样一些人可以看出来。”
叶尔绍夫建议成立一个战俘的战斗团体。他凭记忆说了说纲领要点，就像念文稿一样：
“……加强集中营里的苏联人的团结，加强纪律，清除叛徒，破坏敌人部署，在波兰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捷克人中间建立斗争委员会……”
他望着床铺顶上棚屋的昏暗处，说：
“有几个兵工厂的同志，他们告诉我，可以搞武器。咱们的组织会很快扩大。联络几十个集中营，成立许多战斗小组，团结德国的地下工作者，制裁叛徒。最终的目的是全面起义，统一自由的欧洲……”
莫斯托夫斯科伊重复说：
“统一自由的欧洲……啊，叶尔绍夫呀，叶尔绍夫。”
“我不是瞎说。咱们说了，就干起来。”
“我参加。”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又一面摇着头，一面重复说：“自由的欧洲……在咱们的集中营里就有一个共产国际分部，分部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不是党员。”
“您又懂英语，又懂德语，又懂法语，联系的方式多得很，”叶尔绍夫说，“何必还要共产国际：各国囚犯，联合起来！”
莫斯托夫斯科伊望着叶尔绍夫，说出了他早就忘记的话：
“人民的意志！”
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偏偏会忽然想起这话。
叶尔绍夫说：
“应该跟奥西波夫和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谈谈。奥西波夫是力量很大的人物！不过他不喜欢我，还是您和他谈谈。我今天就和上校谈谈。咱们组成四人小组。”
七十二
叶尔绍夫少校的脑子日日夜夜紧张不懈地工作着。
他在考虑囊括德国所有集中营的地下工作计划，考虑地下组织相互联系的技术问题，记熟各劳动营和集中营以及一些火车站的名称。他考虑编制密码，如何利用营里的文书把一些组织者列入调动名单，使他们可以在各营之间串通。
他的心中充满了幻想。成千上万的地下工作者大力宣传，成千上万的英雄暗地进行活动，可以创造条件武装起义，占领各集中营。起义者可以夺取守卫各营的高射炮，把高射炮变为反坦克炮和反步兵炮。应该事先物色高射炮手，为将来夺取的各门高射炮准备炮手。
叶尔绍夫少校很了解集中营里的情况，知道收买、恐惧所起的作用，知道饥饿的力量，看到过很多人脱下清白的军服，换上叛徒弗拉索夫部队带肩章的蓝大衣。
他见过低三下四、背信弃义、巴结顺从；他见过比恐惧更甚的恐惧，见过一些人在可怕的侦讯官员面前吓得怎样发呆。
这位衣衫破烂的被俘的少校毕竟没有沉醉在幻想中。德国人在东线急速推进的阴暗时期，他用乐观、大胆的话鼓励同志，劝浮肿的人千方百计保重自己的身体。他对强权的鄙视一直未消失，未减弱，一直很强烈。
很多人接触过叶尔绍夫之后，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令人快活的热情——这是人人需要的、平常又宜人的温暖，燃烧白桦木柴的俄罗斯壁炉发出来的温暖就是这样的。
也许，正是这种感人的温暖，而不光光是才智和胆识，使叶尔绍夫少校成为苏联战俘的头儿。
叶尔绍夫早就明白，莫斯托夫斯科伊是第一个可以信得过的人，可以对他敞开自己的想法。叶尔绍夫睁着眼睛躺在铺上，看着粗糙的木板顶棚，就像在棺材里望着棺材盖，他的心怦怦直跳。
他这一生的三十三年以来，从来没有像在这里，在集中营里这样感到自己的力量。
他在战前过的日子很不好，他的父亲是沃龙涅什省的农民，在一九三〇年被划为富农。这时候他在军队里服务。
他没有和父亲断绝关系。他不能进军事学院，虽然他的入学考试成绩优秀。他好不容易在军事学校毕了业，被分配到区兵役局。他的父亲成了流动人口，这时候带着一家人住在北乌拉尔。叶尔绍夫请了假去看父亲。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起要乘二百公里的窄轨火车。路两旁是一片片的森林和沼地，一堆堆待运的木材，一道道集中营的铁丝网，一座座棚屋和泥屋，还有高高的看守塔楼，就像一簇簇高脚毒蘑菇。火车两次被拦住，押送队要搜查一名逃犯。夜里火车停在一个会让站上，等待前方开来的火车，叶尔绍夫没有睡，听着警犬的吠叫声、哨兵的哨子声。原来会让站附近就是一座很大的集中营。
叶尔绍夫第三天才到达窄轨铁路的终点站。虽然他的领子上戴着中尉领章，证件和乘车证也都是符合规定的，但在检查证件的时候他还是担心有人会对他说：“喂，把东西带着！”把他带到集中营里去。似乎这地方的空气也被铁丝网关住了。
后来他坐上一辆顺路的吨半汽车，走了七十公里。道路从沼地中间穿过。汽车是“奥格普”国营农场的，叶尔绍夫的父亲就在这个农场干活儿。车上很拥挤，上面坐的都是干活儿的流动人口，被调到一处集中营分场去伐木。叶尔绍夫试着向他们询问，但是他们只用一两个字回答，看样子，是害怕他的军装。
傍晚，汽车来到紧靠林边与沼地边缘的一个小村子。他永远记住了北方集中营沼地上的宁静而柔和的黄昏。在暮霭中，一座座小屋完全成了黑的，似乎是在焦油里煮过的。
他走进一座土屋，晚霞随他一起进来，可是迎接他的是潮气、闷热、穷人的食物、衣服和被窝的气味，热乎乎的烟气……
在黑暗中出现了他的父亲，一张瘦削的脸，一双很好的眼睛，那双眼睛流露出的一种无法描述的神情使叶尔绍夫大吃一惊。
一双又老又瘦的粗糙的手臂搂住儿子的脖子。搂住年轻指挥员脖子的这一双受尽磨难的老人的手不住地抽搐着，从中可以感觉出老人在畏畏怯怯地诉苦，是那样痛苦，那样恳切地求助，所以叶尔绍夫只能用一点来回答这一切：他哭了。
后来他们在三座坟前站了一阵子。母亲是第一个冬天死的，大姐阿纽塔死在第二个冬天，妹妹玛露霞死在第三个冬天。
集中营边沿的坟地和村子连在一起了。茅屋墙脚下、土屋斜面上、坟包上、沼地土丘上生长的都是一样的青苔。妈妈和姐姐、妹妹就要一直待在这片天空之下了，不论是冬天，严寒冻实沼地的时候，不论是秋天，坟地上堆满沼泽里冲来的黑糊糊的冲积物的时候。
父亲和不说话的儿子站在一起，也不说话，后来抬起眼睛，看了看儿子，把两手一摊，说：
“死去的，活着的，你们都原谅我吧，我没有把我爱的人保护住。”
夜里，父亲说起来。他说得很平静，声音不高。他说的事情只能用平静的口气来说，如果痛哭、流眼泪，是说不下去的。
在铺了报纸的箱子上，放着儿子带来的点心，还有一瓶酒。老人家在说，儿子坐在旁边，听着。
父亲说起饥饿，说起乡亲们的死，说起饿疯了的老妇人，说起小孩子，说孩子们的身体变得比三弦琴、比小鸡都轻。说村子里日日夜夜都能听到饥饿的哭叫声，村子里许多人家的门窗都钉死了。
他对儿子说，那年冬天他们坐着破漏的货车在路上走了五十天，一些死去的人在车上跟活人一起待了很多天。他说了说流浪者怎样长途跋涉，女人还要抱着孩子。妈妈也这样跋涉过，在酷暑中走路的时候曾经昏过去。说了说他们在冬天怎样被带到这里，既没有草棚，又没有土屋，他们又是怎样重新过起日子，怎样生篝火，拿树枝落叶当床铺，在锅里熔化雪水，怎样掩埋死者……
“这都是斯大林的主意呀。”父亲说。他的话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恼恨的意味。老实人谈到强大的、无法改变的命运时，都是这样。
叶尔绍夫探亲回来之后，写了一份申请书给卡里宁，要求格外开恩饶恕他无罪的父亲，要求准许老人家上儿子这儿来。可是申请书还没有到莫斯科，叶尔绍夫就被上级叫了去，因为有信来告发他去乌拉尔的事。
叶尔绍夫被军队开除了。他来到建筑工地，打算挣些钱，再去看父亲。可是不久就从乌拉尔来了一封信，报告父亲的死讯。
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预备役中尉叶尔绍夫便应召进了军队。
在罗斯拉夫利战役中，他接替牺牲的团长，把溃散的人召集起来抗击德军，打退渡河的敌人，保证了统帅部后备重炮部队的撤退。
压在他肩上的担子越重，他的肩膀越是强壮有力。他原来也没想到自己会是一个强者。原来，驯顺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压迫越强，越凶狠，他的斗志越强烈。
有时他问自己：为什么他这样痛恨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分子的号召书所写的事，正是他的父亲所说的。他知道这都是真实的。但是他知道，这些真实的东西到了德国人和弗拉索夫分子嘴里就成了诬蔑。
他觉得道理很清楚，他和德国人斗争，就是为苏联的自由生活而斗争，战胜希特勒，也就是战胜导致他的父母、姐妹早死的死亡营垒。
叶尔绍夫百感交集——在这儿，履历表失去作用，他成了强者，别人都听他的。在这儿，高级头衔、勋章、特种部队、第一科、人事处、鉴定委员会、区委的电话、政治处副处长的意见，全没有意义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一天对他说：
“这是海涅早就说过的：‘脱去自己的衣服，我们都是光光的身子……’但是，一个人脱去礼服，露出虚弱、可怜的身子，另外一些人却被窄小的衣服束缚着，等他们把衣服脱去，才能看到，原来真正的力量在这儿！”
叶尔绍夫所幻想的，已成为今天要做的事情，于是他进一步考虑：该让谁知道，让谁参加。他凭着自己所了解的一些人的长处和短处，逐一思索、掂量。
谁可以进入地下工作指挥部？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五个名字。有些生活上的小缺点，性格上的小怪癖，一切都从新的角度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微不足道的事如今也重要起来。
古济有将军头衔的威望，但是他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看样子文化水平也不高，如果有聪明能干的副手和参谋长，他才行。他指望指挥员们服侍他，供养他，而且认为这种服侍是理所当然的，不必感谢。他想念自己的厨师似乎比想念老婆孩子的时候多。他常常谈起打猎，又是野鸭，又是野鹅，回忆在高加索军中打猎的情形，打野猪，打山羊。看来他很爱喝酒，也很爱吹牛。常常谈起年的一些战役，周围的人都是不对的，左邻的将军不正确，右邻的将军也不正确，古济将军永远正确。他从来不会责怪最高军事领导的失误。为人处事圆滑，精细，像一个很世故的小吏。总而言之，如果依照叶尔绍夫的意见，他连一个团也不会交给古济将军指挥，更别说一个军了。
旅政委奥西波夫很聪明。有时他忽然会用嘲笑的口吻说在异国的领土上作战要尽量少流血，流露出很悲观的神气。可是过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十分坚决地批评起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说教起来。然而到第二天，他又会翕动着鼻孔，说：
“真的，同志们，咱们飞得太高，太远，太快啦，这样是不切实际。”
他说起战争头几个月的失败，说得很有道理，但并不感到痛心，就像一名棋手说起一局败棋。他和人说话很随便，毫不拘束，但他的坦率是假装的，不是真正的同志间的坦率。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跟柯季科夫谈话。
这位旅政委为什么对柯季科夫感兴趣？
奥西波夫经验丰富。善于了解人。这种经验非常有用，地下工作指挥部少了奥西波夫不行。不过他的经验不光可以成事，也可以碍事。有时奥西波夫说起一些著名军事人物的可笑轶事，直呼他们的名字，如：谢苗·布琼尼、安德柳什卡·叶廖缅科。有一天，他对叶尔绍夫说：“图哈切夫斯基、叶尔罗夫、布柳赫尔犯的错误，跟你我一样。”
可是基里洛夫对叶尔绍夫说，在一九三七年奥西波夫担任军事学院副院长时，毫不留情地揭发过几十个人，宣布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他很怕生病，常常摸摸自己的头，把舌头伸出来，侧着眼睛看看，有没有舌苔。看样子，他倒是不怕死。
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是一个郁郁寡欢的老实人，是战斗部队的团长。他认为，最高领导在一九四一年的撤退方面犯了错误。大家都能感觉出他在战斗中的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他的身体十分强壮，声音也刚强有力，这样的声音才能喝止逃跑，发动进攻。他很喜欢骂娘。
他不喜欢解释，喜欢干脆利落地下命令。很讲义气。可以把饭盒里的菜汤倒给士兵。不过他太粗暴。人们常常能感觉出他的厉害。在工作中都要听他的，他大喝一声，谁也不敢不听。谁也别想糊弄他，他决不马虎。可以和他共事。但是他太粗暴了！
基里洛夫倒是个聪明人，但是思想上有些马马虎虎。什么问题他都能看得出来，可是对一切都懒得去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一切很淡漠，对人没什么热心，但是原谅人的缺点和卑劣。他不怕死，有时候还很想死呢。
他说起撤退，说得似乎比谁都有道理。他不是党员，有一次他说：
“我不相信共产党会让人变好。在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事。”
他似乎对一切都十分淡漠，但是夜里有时在床上哭，对叶尔绍夫的问话很久没有回答，后来低声说：
“俄罗斯我是很爱的。”
他是一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人，很随和。有一天他说：
“啊，我多么想听听音乐呀。”
昨天他带着傻笑的神气说：
“叶尔绍夫，您听着，我来念一首小诗。”
叶尔绍夫不喜欢这首诗，但他却记住了这首诗，这首诗也不管好歹钻进了他的脑子：
好同志，在要死的时候，
你不要向人呼救。
最好趁你的血还冒热气，
让我在这血上暖暖手。
别像小孩子，别怕，别悲怆，
你只是被打死，不是受伤。
最好把毡靴脱给我，我还要去打仗。
这诗是不是他自己写的呢？不行，不行，基里洛夫不能进指挥部。他怎么能带动别人呀，他自己也未必能行。
还是莫斯托夫斯科伊！他学识渊博，意志坚强。据说，在审讯中他始终刚强不屈。不过，说也奇怪，没有一个人是叶尔绍夫挑不出毛病的。前几天他就责备过莫斯托夫斯科伊：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您干吗要跟那些骗子磨嘴皮，比如，跟那个绿眼睛的伊康尼科夫，跟那个逃亡的独眼睛坏蛋，有什么好说的？”
莫斯托夫斯科伊笑了笑，说：
“您以为我的立场动摇了吗？以为我会成为教徒或者‘孟什维克吗’？”
“谁知道呢，”叶尔绍夫说，“是臭东西，最好别去碰。这个伊康尼科夫一直待在咱们的集中营里。一旦德国人把他传去审讯，他就会出卖自己，出卖您，出卖跟他接近的人……”
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对于做地下工作，没有理想的人。他需要衡量一个人的长处和弱点。这并不难。但只有根据一个人的本质，才能判断这个人是否合适。本质是无法衡量的，只能推测和感触。于是他就从莫斯托夫斯科伊开始。
七十三
古济少将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他磕碰着脚后跟，哼哧着，撅着下嘴唇，皮肤的褐色皱褶在脸颊和脖子上哆嗦着——这些动作、姿势、声音都是他从往日肥胖时保留下来的，在他今天这样瘦弱的时候，这一切显得十分奇怪。
“您是长辈，”他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我是乳臭未干的孩子，我给您提意见，就好比一名少校教训一位上将。不过我要直说：您不该跟那个叶尔绍夫一起搞什么各民族联合，他是一个底细不明的人。缺乏军事知识。论水平是个尉官，可是一心想当总指挥，想给上校们当当老师。应该离他远点儿。”
“阁下，您这是胡扯。”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当然，是胡扯，”古济哼哧着说，“当然是胡扯。有人告诉我，在普通棚屋里昨天有十二个人报名参加那个什么……俄罗斯解放军。可以算算看，其中有几个是富农？我对您说的不光是我个人的意见，还代表一个很有政治经验的人。”
“这个人也许是奥西波夫吧？”莫斯托夫斯科伊问。
“就算是他。您是搞理论的人，您不了解这里面所有的卑鄙龌龊。”
“您这话可是真奇怪，”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您似乎是要告诉我，在这儿只能对人保持警惕性，别的什么都不行了。谁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
古济静静听着他自己支气管的呼哧声和胸中突突的心跳声，非常痛心地说：
“我看不到自由了，看不到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望着他的背影，使劲用手掌拍了一下膝盖——他恍然大悟，他在搜查时为什么出现了担心和焦虑的感觉：原来伊康尼科夫给他的几张纸不见了。
他在纸上写的是什么呀？也许叶尔绍夫说得对，卑劣的伊康尼科夫参与了暗害活动，把这几张纸塞给了他。他在纸上胡写了些什么呢？
他走到伊康尼科夫床铺跟前。但伊康尼科夫不在这儿，旁边的人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这一切——几张纸不见了，伊康尼科夫不在床铺上——一下子使他明白了：他毫无顾忌地跟这个疯疯傻傻的寻神派教徒交谈，太轻率了。
他和切尔涅佐夫争论过，可是，实在说，连争论也不值得，还有什么好争论的呀。要知道，伊康尼科夫是当着切尔涅佐夫的面把几张纸交给他的，这样一来，既有吿密者，又有见证人了。
他的生命本来是革命事业和斗争所需要的，但是他也可能毫无意义地把生命丢掉。
“真是老糊涂了，竟跟一些渣滓打起交道，就在需要干一番事业，干一番革命事业的时候，偏偏要把自己葬送掉。”他这样想着，心里越来越痛苦不安了。
他在洗东西的地方碰到奥西波夫：这位旅政委就着暗淡的灯光下在铁皮水槽上洗裹脚布。
“碰到您，太好啦，”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我要和您谈谈。”
奥西波夫点了点头，回头看了看，在腰侧擦了擦湿漉漉的手。他们就在水泥墙根上坐下来。
“我一直是这么想，处处可能会有人使坏点子。”当莫斯托夫斯科伊谈起叶尔绍夫的时候，奥西波夫这样说。他用自己的湿手掌抚摩了两下莫斯托夫斯科伊的手。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他说，“我很佩服您的果敢。您是老布尔什维克，是列宁的战友，对于您不存在年龄问题。您是鼓舞我们所有的人的榜样。”
他小声地说：“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我们的战斗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决定暂时不对您说这件事，我们是想爱护您的生命，不过，看起来，列宁的战友不服老。我要直率地告诉您：我们不能信任叶尔绍夫。正如大家说的，他的根子不正：富农出身，怀有杀亲之仇。不过我们是现实主义者。目前没有他不行。他现在混得人缘很好。不能不考虑这一点。您比我清楚，党在很长的阶段中怎样善于利用这一类人。不过您应当知道我们对他的看法：能暂时利用，就暂时利用。”
“奥西波夫同志，不论叶尔绍夫走到什么地步，我都不怀疑他。”
可以听到水滴落到水泥地上的声音。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是这样，”奥西波夫说，“我们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瞒着您。这儿有莫斯科派来的一位同志。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柯季科夫。这也是他对叶尔绍夫的看法，不仅是我的看法。他的意见对于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就是法律，在特殊环境中就是党的命令，斯大林的命令。不过，我们要和您喜欢的那个人，和那位有影响的人物一起工作，决定了，就会那样做。要紧的只是一点：要做现实主义者、辩证唯物论者。不过，用不着我们来教训您。”
莫斯托夫斯科伊没有作声。奥西波夫抱住他，吻了他的嘴唇三下。他的眼睛里涌出泪水。
“我吻您，把您当做我的父亲，”奥西波夫说，“我真想为您祝福，就像小时候妈妈为我祝福那样。”
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那种使人难受、使人痛苦的世事复杂的感觉消失了。他又像在年轻时那样，觉得世界是光明的、单纯的，世界上的人分成了自己人和敌人。
夜里，党卫军来到特别棚屋，带走了六个人。其中有莫斯托夫斯科伊。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 “卡波”（德语：kapo）也是集中营里的囚犯，不一定是犹太人，最后往往也得死，但在集中营里他们会临时担任一些管理其他囚犯的特殊工作。
<a id="note_3" href="#noteBack_3">[3]</a> 原文为法语。
<a id="note_4" href="#noteBack_4">[4]</a> 同上。
<a id="note_5" href="#noteBack_5">[5]</a> 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1896-1958），苏联大将，卫国战争期间敖德萨保卫战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领导者。
<a id="note_6" href="#noteBack_6">[6]</a>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1892—1970），二战结束时的苏联十大方面军司令员之一，一九四二年底指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坚守成功。
<a id="note_7" href="#noteBack_7">[7]</a> 扬·库贝利克（1880—1940），捷克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以其精湛的技巧、完美的音准和高贵饱满的演奏风格著称。
<a id="note_8" href="#noteBack_8">[8]</a> 弗里德里希·保卢斯（1890—1957），法西斯德国陆军元帅，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指挥第六集团军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陷入重重包围后被俘投降。
<a id="note_9" href="#noteBack_9">[9]</a>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杰出诗人，主要作品有颂诗《费丽察颂》《攻克伊兹梅尔要塞》等。
<a id="note_10" href="#noteBack_10">[10]</a> 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代表作有《家庭记事》《巴格罗夫孙子的童年》等，作品带有自传性质。
<a id="note_11" href="#noteBack_11">[11]</a> 济宁（1812—1880），有机化学家，俄国化学学派的领导人。
<a id="note_12" href="#noteBack_12">[12]</a> 罗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罗斯数学家，非欧几何的早期发现人之一。
<a id="note_13" href="#noteBack_13">[13]</a> 《马克斯和莫里茨》是德国诗人、画家威廉·布施（1832—1908）于1865年发表的讽刺插图故事，被认为是现代连环漫画的主要先驱之一。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是法国小说家，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a id="note_14" href="#noteBack_14">[14]</a> 英国化学家、生理学家威廉·蒲劳脱（1785—1850）于1815年提出，所有物质都是由氢构成的，其他元素的原子量都是氢原子量的整数倍，称为蒲劳脱假说。
<a id="note_15" href="#noteBack_15">[15]</a> 杜马（1800—1884）和斯塔斯（1813—1891）分别是法国化学家和比利时化学家。
<a id="note_16" href="#noteBack_16">[16]</a> 亥姆霍兹（1821—1894），德国物理学家。出版《能量的保存》一书阐明能量守恒的原理，“亥姆霍兹自由能”以他来命名。他也研究过电磁学，预测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中的电磁辐射。
<a id="note_17" href="#noteBack_17">[17]</a> 维克托的爱称。
<a id="note_18" href="#noteBack_18">[18]</a> 维克托的爱称。
<a id="note_19" href="#noteBack_19">[19]</a> 普朗克（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量子论创始人。
<a id="note_20" href="#noteBack_20">[20]</a> 即赫鲁晓夫。
<a id="note_21" href="#noteBack_21">[21]</a> 即贝利亚。
<a id="note_22" href="#noteBack_22">[22]</a> 邓尼金和弗兰格尔都是苏联内战时期白军武装头目。
<a id="note_23" href="#noteBack_23">[23]</a> 科尔尼洛夫（1870—1918），俄国上将，1917年反革命叛乱的头目。
<a id="note_24" href="#noteBack_24">[24]</a> 崩得是俄文译音，意为“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
<a id="note_25" href="#noteBack_25">[25]</a> 费特·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1820—1892），俄国诗人，诗作有着俄罗斯古典浪漫主义风格，以其独特的魅力和音乐性征服了当时文坛许多名家。六十年代初创作激情衰退，专事农庄经营，晚年又重新执笔。
<a id="note_26" href="#noteBack_26">[26]</a>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丘特切夫（1803—1873），十九世纪俄罗斯著名抒情诗人。哲学观点受谢林唯心主义影响，诗作除刻画自然外，还有热烈的感情和深沉的思考。
<a id="note_27" href="#noteBack_27">[27]</a>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1804—1857），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家。
<a id="note_28" href="#noteBack_28">[28]</a> 拉斯普京（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东正教“长老”和“神医”。
<a id="note_29" href="#noteBack_29">[29]</a>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列斯科夫（1831—1895），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家，对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小说产生过重大影响。主要作品有《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奇人录》《大堂神父》等。
<a id="note_30" href="#noteBack_30">[30]</a>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俄国诗人、历史小说家、批评家和思想家。1893年发表《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一文，是俄国现代主义的重要里程碑。十月革命前反对沙皇政府，他欢迎二月革命，但反对布尔什维克当政。
<a id="note_31" href="#noteBack_31">[31]</a> 别雷（1880—1934），俄罗斯象征主义文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长诗《交响曲》、长篇小说《银鸽》《彼得堡》等。
<a id="note_32" href="#noteBack_32">[32]</a> 巴尔蒙特（1867—1942），诗人，评论家，翻译家。诗集《在北方的天空下》《在无穷之中》《静》是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奠基之作。
<a id="note_33" href="#noteBack_33">[33]</a> 米留可夫（1859—1943），俄罗斯历史学家，西方派的代表人物。
<a id="note_34" href="#noteBack_34">[34]</a> 叶夫列伊诺夫（1879—1953），俄罗斯著名导演、剧作家，戏剧理论家，俄罗斯象征主义的核心人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离开俄罗斯，侨居巴黎。
<a id="note_35" href="#noteBack_35">[35]</a> 列米佐夫（1877—1957），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现代派作家，二十年代侨居巴黎。
<a id="note_36" href="#noteBack_36">[36]</a>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1866-1949），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剧作家、哲学家、批评家。
<a id="note_37" href="#noteBack_37">[37]</a> 俄罗斯童话《阿廖努什卡和伊万努什卡姐弟的故事》中，孤苦伶仃的阿廖努什卡曾来到林中，坐在河岸哭诉自己的遭遇。
<a id="note_38" href="#noteBack_38">[38]</a> 梁赞位于俄罗斯中部联邦管区奥卡河畔，是梁赞州的行政中心。
<a id="note_39" href="#noteBack_39">[39]</a> 舍列梅捷夫家族在十七、十八世纪的俄国地位显赫。
<a id="note_40" href="#noteBack_40">[40]</a> 僚机(wingman)，编队飞行中跟随长机执行任务的飞机。僚机应保持在编队中规定的位置，观察空中情况，执行长机的命令。
<a id="note_41" href="#noteBack_41">[41]</a> 刻赤半岛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东端。刻赤城是重要的港市。
<a id="note_42" href="#noteBack_42">[42]</a> 贫民吸的一种劣质烟，由黄花烟草的茎叶制成。
<a id="note_43" href="#noteBack_43">[43]</a> 布勃诺夫（1883—1940），苏联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军事家，革命家，1929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1940年在大肃反中被捕处决，后平反。
<a id="note_44" href="#noteBack_44">[44]</a> 索科尔尼科夫（1888—1939），俄国革命家、经济学家，前苏联政治家。1937年被捕，被判处十年徒刑，在狱中被杀，后平反。
<a id="note_45" href="#noteBack_45">[45]</a> 二十世纪初俄国极右翼组织，宣扬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反犹主义，煽动大屠杀。
<a id="note_46" href="#noteBack_46">[46]</a> 艾瓦尔德·冯·克莱斯特（1881—1954），法西斯德国陆军元帅，时任苏德战场南翼坦克第一集团军群司令。
<a id="note_47" href="#noteBack_47">[47]</a> 即英吉利海峡。
<a id="note_48" href="#noteBack_48">[48]</a> 厄尔布鲁士山被认为是欧洲第一高峰，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大高加索山脉。
<a id="note_49" href="#noteBack_49">[49]</a> 原文为犹太语。
<a id="note_50" href="#noteBack_50">[50]</a> 原文为德语Scharführer。
<a id="note_51" href="#noteBack_51">[51]</a> 原文为德语。
<a id="note_52" href="#noteBack_52">[52]</a> 犹太语：水壶，胶合板，胶土，酸奶，浮萍，稻草人，懒惰，小猫。
<a id="note_53" href="#noteBack_53">[53]</a> 乌克兰诗人、艺术家塔拉斯·谢甫琴科（1814—1861）的诗集。谢甫琴科的文学作品被视为近现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者。
<a id="note_54" href="#noteBack_54">[54]</a> 尼古拉·叶若夫（1895—1940），苏联政治人物，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1936年至1938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会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主要秘密警察机构），其间实行残酷清洗。
<a id="note_55" href="#noteBack_55">[55]</a>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拉丁字母转写缩写为OGPU，是1923年至1934年苏联的情报机构。
<a id="note_56" href="#noteBack_56">[56]</a> 指一八一二年俄国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战争。
<a id="note_57" href="#noteBack_57">[57]</a> 《伊戈尔远征记》，俄罗斯古代英雄史诗，著者不详，以十二世纪罗斯王公伊戈尔一次失败的远征为史实依据。
<a id="note_58" href="#noteBack_58">[58]</a> 洛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国数学家、几何学家。
<a id="note_59" href="#noteBack_59">[59]</a> 达佛尼斯和克洛伊是希腊神话中两小无猜的牧羊人和牧羊女，历经磨难，终成眷属，是被后人视为楷模的一对天真无邪的情侣。
<a id="note_60" href="#noteBack_60">[60]</a> 列夫·托尔斯泰的诞生地。
<a id="note_61" href="#noteBack_61">[61]</a> 索科洛夫的名字和父称。
<a id="note_62" href="#noteBack_62">[62]</a> 左琴科（1895—1958），苏联著名幽默讽刺作家。
<a id="note_63" href="#noteBack_63">[63]</a> 斯克里亚宾（1872—1915），俄国交响乐作曲家、钢琴音乐大师。
<a id="note_64" href="#noteBack_64">[64]</a> 一种化学危险品，可因震动而爆炸。
<a id="note_65" href="#noteBack_65">[65]</a> 柳博奇卡·阿克雪里罗德（1868—1946），俄国哲学家、艺术家，孟什维克。
<a id="note_66" href="#noteBack_66">[66]</a> 普加乔夫、拉辛均为俄国农民起义领袖。
<a id="note_67" href="#noteBack_67">[67]</a> 苏杰伊金、杰加耶夫均为十九世纪沙俄密探局官员。
<a id="note_68" href="#noteBack_68">[68]</a> 原文为德语。
<a id="note_69" href="#noteBack_69">[69]</a> 原文为德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