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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后方的人看到一列列军车开往前方的时候，会感到无比喜悦和兴奋，觉得这些大炮，这些新涂了漆的坦克正是担负朝夕盼望的总攻任务的，战争的胜利结局很快就要来到了。
离了预备队登上军车的人心情特别紧张。年轻的排长们仿佛看到了斯大林的密令……当然，老练一些的人根本不考虑这类事，而是喝开水，在小桌上或在靴后跟上捶里海鱼干，谈着少校的风流韵事，谈着到下一个枢纽站可以换到什么货物。久经沙场的人仿佛已看到，部队怎样在前线附近只有德国轰炸机到过的偏僻小站下车，而新兵们一遇到轰炸就会多少失去兴奋的心情……在路上睡肿了眼皮的人再也无法睡觉，日日夜夜行军，没工夫吃，没工夫喝，滚烫的马达不停地轰鸣，震得两鬓隐隐作痛，两手没有力气抓方向盘。指挥员天天收到看不完的密码电报，时时刻刻在无线电报话机里听到训斥和骂娘，司令部要求快点儿把缺口堵住，在这儿再也没有人过问新部队在练习射击中达到什么指标了。“进攻，进攻，进攻！”部队指挥员耳朵里响着的就是这个词儿。于是他进攻，再不怠慢，全力以赴。有时部队在行军中，还没有弄清地势，就径直投入战斗，这时候会有一个疲惫而紧张的声音说：“快点儿进行反击，就在这片高地上，我们都打光啦，可是他们还在拼命往前攻，我们他妈的完蛋啦！”
连日来在路上的轧轧声与轰轰声，在坦克手、报话兵和瞄准手的头脑里，和德国飞机的嗡嗡声、地雷爆炸的喀嚓声混到了一起。
在这里特别能看到战争的疯狂——一个钟头过去，便是一片凄惨景象：一辆辆被烧毁、散了架的坦克冒着烟，炮被打坏，履带被打断。
几个月刻苦的训练哪儿去了？炼钢工、电工们顽强勤奋的劳动哪儿去了？
上级首长为了掩盖让刚刚开到的部队仓促投入战斗的过失，掩盖该部队几乎无益的牺牲，向上面做不痛不痒的汇报：“刚刚开到的预备部队投入战斗，在一定时间里阻止了敌军的推进，使我有可能重新部署兵力。”
假如不是一个劲儿地喊“进攻，进攻”，假如让部队摸清地势，不闯入布雷区，那样的话，坦克即使不起什么决定作用，也会好好打一阵子，给德国人造成很大的不痛快和不方便。
诺维科夫的坦克军向前方开拔着。
没有打过仗的天真的坦克手小伙子们以为，他们正是要参加决定性战役的。尝过战争滋味的人就笑话他们。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和全军最出色的坦克营营长法托夫就很清楚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们见识过不只一次了。
持怀疑和悲观态度的人都是很现实的人，有过痛苦经验的人，因为流过血，遭过难，对战争有更多的理解。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比那些大大咧咧的幼稚的人好些。但是有过痛苦经验的人错了。诺维科夫上校率领的坦克手们要参加的确实是决定性的战斗，这场战斗决定了战争的命运，也决定了千千万万人战后的生活。
二
诺维科夫接到命令，到达古比雪夫以后，要和总参谋部的代表留京中将取得联系，最高统帅部有许多问题需要了解。
诺维科夫原以为会有人在车站迎接他的，但是担任车站军代表的一名目光粗野、到处乱看，同时又疲惫无神的少校说，没有任何人问起诺维科夫。想在车站给将军打个电话也打不成，将军的电话号码严格保密，没办法打通。
诺维科夫便步行前往军区司令部。
来到车站广场上，他感到很不自在。野战部队的指挥官突然来到陌生的城市环境中，往往有这样的感觉。自己处于生活中心地位的感觉一下子消失了，在这儿既没有电话员给他递话筒，又没有司机为他开着汽车到处跑。
在圆石铺砌的大街上，人们在匆匆忙忙地跑着，跑到配给商店门口去排队：“谁是队尾？……我在您后面……”
对于这些提着叮当响的大桶小桶的人们，似乎再没有什么事比到食品店门口排队更重要了。特别使诺维科夫生气的是他遇到的一些军人，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小包大包。诺维科夫心想：“真该把他们这些狗崽子都抓起来，装上军车，带到前线去。”
难道他今天能看到她吗？他在街上走着，想着她。叶尼娅，你好！
他和留京将军在军区司令办公室里见面的时间不长。刚开始谈话，总参就给将军打来电话，要他火速飞往莫斯科。
留京向诺维科夫表示了歉意，便拨通了市内电话。
“玛莎，情况变啦。天一亮飞机就起飞，你转告安娜·阿里斯塔尔霍芙娜。土豆咱们来不及带了，农场还有几麻袋……”他那苍白的脸显得不耐烦，难受地皱着眉头，看样子，他打断了像流水一样顺着电话线向他涌来的话，说道：“没办法，总不能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因为一件女大衣没做成，我不能起飞呀。”
将军放下话筒，对诺维科夫说：
“上校同志，您以为，坦克的传动部分符合我们对设计人员提出的要求吗？”
这次谈话使诺维科夫感到很不舒服。他在坦克军里待了几个月，学会了准确地看人，就是说，看人的实在分量。他一眼就可以准确无误地掂量出到军里来找他的那些代表、特派员，各种委员会的领导人、检查员、指导员的分量。
他知道轻声慢语说出的话“马林科夫同志要我转告您……”的意义；他知道，有些人戴着勋章和将军肩章，又有口才，嗓门儿又大，却没有本事弄到一吨柴油，无权任命一个仓库管理员或者解除一个文书的职务。
留京所占据的不是庞大的国家机构的高层。他是做配角，他的工作只是提供统计数字，了解基本情况，做一般化的解释说明，所以诺维科夫一面和他谈话，一面看起表来。将军把老大的记事本合上。
“上校同志，很遗憾，时候不早了，明天一早我还要赶往总参去呢。不过没什么，总还可以在莫斯科见到您。”
“是的，中将同志，总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的坦克上莫斯科去。”诺维科夫冷冷地回答说。
他们握手告别。留京请他代为向涅乌多布诺夫问好，过去他们在一块儿工作过的。诺维科夫还在宽敞的办公室的绿色地毯上走着，就听见留京对着话筒说：
“给我接一号农场场长办公室。”
诺维科夫心想：“他要抓紧时间搞土豆。”
他朝叶尼娅的住处走去。他在那个闷热的夏夜曾经走到她在斯大林格勒的家的门口，那是从草原上去的，草原上到处是撤退时的硝烟和灰尘。现在他又去找她了，似乎在那个人与这个人之间有一道深渊，可实际上他依然是那样，他依然是他，是同一个人。
“这一次你是我的了，”他想，“你是我的了。”
三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旧式建筑，是一座气候不随着季节变化的结实楼房，墙壁很厚，到了夏天依然凉丝丝的，而到秋凉时候还保留着窒闷和带灰尘的热气。
他按过门铃，一股热气从打开的门里朝他扑来，他看见叶尼娅站在堆满篓子和箱子的过道里。他看见的是她，既没有看见她头上的白头巾，没有看见那黑色连衣裙，也没有看见她的眼睛和脸、她的手臂和双肩……似乎不是他的眼睛看见了她，而是那颗没有视觉的心看见了她。她啊呀了一声，多少向后退了退，就像很多人因为意外感到吃惊时那样。
他向她问好，她也对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向她走去，闭上眼睛，又感到活着很幸福，又感到宁愿此时此刻马上死去，也感触到她的温暖。
为了享受他从未体验过的爱情，享受幸福，原来既不需要眼睛，也不需要思想，不需要说话。
她问他话，他一面回答，一面跟着她在黑糊糊的走廊里走，拉着她的手，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怕在人群里丢失了。
“这走廊好宽呀，”他想道，“简直可以开坦克了。”
他们走进一间屋子，这间屋子有一个窗户对着邻屋一堵没有窗户的墙。
靠墙有两张床。一张床上铺着灰色被子，有一个压得平平的、皱皱巴巴的枕头；另一张床上罩着白色花边床罩，还有一个打松的枕头。白色床罩上方贴着几张小画片，上面有穿着晚礼服的新年和圣诞节美人，还有刚刚要出鸡蛋壳的小鸡。
桌子上堆满一卷一卷的绘图纸，桌角上有一块面包，半个干蒜头，还有一瓶素油。
“叶尼娅……”他说。
她的目光平常带有嘲笑的意味和注视的神气，这会儿却显得很特别，很奇怪。她说：
“您饿了吧，您是刚刚来到吧？”
她显然是想破坏和打碎已经出现并且已经无法打碎的新东西。他变得有些不同了，不是过去那样了，这个人已经有权统率成百上千的人，统率阴森可怕的战争机器，眼睛却又流露着一个不幸的小伙子那种幽怨的神气。由于这种不相称，她心慌意乱，很想对他抱着一种宽容，甚至怜悯，不去理睬他的魅力。自由曾是她的幸福；现在自由正离她而去，可她也感到幸福。
突然，他开口说道：
“怎么，难道你还不明白！”说完，他又一次再也听不见自己的话和她的话了。他心中又出现了幸福感和一种与此有关的感情：哪怕马上去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她搂住他的脖子，她的头发像温暖的水，洒在他的额头上，他的面颊上，他在这披散的黑发丛中看到了她的眼睛。
她的柔声细语淹没了战争的声音，淹没了坦克的轧轧声……
晚上，他们喝开水，吃面包，叶尼娅说：
“首长已经吃不惯黑面包啦。”
她把放在窗外的一锅荞麦饭端了进来。已经冰凉的老大的荞麦粒已经变成紫色和蓝色。麦粒上还出了一层冷汗。“真像波斯丁香花。”叶尼娅说。诺维科夫尝了尝这波斯丁香花，心想：“这东西真不好吃！”
“首长已经吃不惯啦。”她又说。
他心想：“幸亏没有听格特马诺夫的话，幸亏没有带吃的东西来。”
他说：
“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在布列斯特，在空军集团军里。飞行员们朝飞机场奔去，我听到一个波兰妇女高声问：‘这是什么人？’一个波兰小孩子回答说：‘这是俄罗斯人，当兵的。’这时候我特别强烈地感觉到：我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你要知道，我一直没忘记我是俄罗斯人，可是这时候心里怦怦跳起来：我是俄罗斯人，我是俄罗斯人。说实在的，战前可是用另外一种精神教育我们……今天，也就是这会儿，是我最好的日子，这会儿我看着你，又像那时候一样——我痛苦、我幸福都因为我是俄罗斯人……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他问：“你怎么了？”
她眼前仿佛闪过克雷莫夫那一头乱发的头。天啊，难道她永远和他分手了吗？正是在这幸福时刻，她觉得永远和他分手是难以忍受的。
有一会儿，似乎她就要把今天，把今天吻她的这个人的话同已经逝去的岁月连接起来，一下子弄清楚自己一生的真正出路，就要看到过去未能看清的东西——自己的心的深处。正是心的深处在决定今后的命运。
“这间屋子是一位德国老奶奶的，”叶尼娅说，“是她让我住在这儿的。这张很洁净的白白的床就是她的。比她更随和、更老实的人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说也奇怪，就在和德国人打仗的时候，我还是相信，她是这个城市里最善良的人。奇怪吗？”
“她很快就要回来了吧？”他问。
“不，跟她打的仗已经打完了，把她送走了。”
“那也没办法。”诺维科夫说。
她很想对他说说她是怎样怜悯被她抛弃的克雷莫夫。他连可以通通信的人都没有了，也没有人需要他去看望了，他只有苦恼，无法排遣的苦恼，孤独。
此外她还想谈谈里蒙诺夫，谈谈沙尔戈罗茨基，谈谈与这两个人有联系的很有意思然而不易理解的一些新的说法。想说说小时候亨利逊怎样把沙波什尼科夫家的小孩子们说的一些好笑的话记下来，记录这些话的笔记本就在桌子上，可以看一看。很想说一说报户口的经过，说一说那个户籍股长。但是她还不够信任他，在他面前怕难为情。他要不要听她说的呢？
很奇怪……她就像重新在经历她和克雷莫夫关系的破裂，她的心灵深处一直还以为可以破镜重圆，恢复过去的一切。这一点使她心里得到安慰。这会儿，当她感到有一股力量将她卷起时，她又痛苦，又惶恐：难道这就永远、永远不再恢复了吗？可怜的克雷莫夫，真可怜啊！为什么他这样苦？
“这算怎么回事儿啊？”她说。
“你是我诺维科夫家的人啦。”他随口说。
她笑起来，凝视着他的脸。
“你是陌生人，完全是陌生人嘛。说真的，你是什么人？”
“这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你是我的人了。”
她已经身不由己了。她一面给他往杯子里倒开水，一面问：
“还要面包吗？”
忽然她又说：
“如果克雷莫夫出什么事，受重伤或者进监狱，我还要回到他身边去。这一点你要考虑。”
“他因为什么要进监狱？”他正色问道。
“哼，进监狱还不容易吗，他过去搞过共产国际，托洛茨基也认识他，看过他一篇文章之后，还说过：‘真精彩！’”
“你试试看，要是再回去，他还要把你赶走呢。”
“你别操心。那就是我的事了。”
他对她说，战后她将成为一座大房子的女主人，房子将是很漂亮的，房子后面还会有花园。
难道就这样定了，就这样一辈子吗？
不知为什么她很希望让诺维科夫明白：克雷莫夫是一个聪明人，一个有才华的人，她对克雷莫夫是有感情的，应该说，是很爱他的。她不希望诺维科夫因为她爱克雷莫夫而产生醋意，但是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不自觉地挑动他的醋意。不过她把托洛茨基的话对他说了，这话克雷莫夫只对她一个人说过，现在她也只是对他一个人说。“如果当时还有人知道这件事，克雷莫夫在一九三七年未必能逃脱。”她既然爱诺维科夫，就应该高度信任他，于是，她把一个她对不起的人的命运交给了他。
她的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想将来，想今天，想过去，她时而发呆，时而高兴，羞涩，忐忑，愁闷，害怕，不知道母亲、姐姐、侄子、薇拉，还有不少人会怎样看待她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变化。如果诺维科夫和里蒙诺夫谈话，听听别人谈诗歌和绘画，又会怎样呢？他不会感到羞惭的，虽然他不知道夏加尔和马蒂斯……他是强者，强者，强者。连她都服从了。战争会结束的。难道，难道她再也见不到克雷莫夫了吗？天啊，天啊，她干的什么事呀。现在就不想这些吧。因为还不知道今后一切会怎么样呢。
“现在我才明白：我还一点不了解你。我不是开玩笑：你是陌生人。房子、花园，干吗要说这些呀？你是当真的吗？”
“你要是愿意，我就复员，到西伯利亚东部什么地方去，到建筑工地上去做一名工长。咱们就住在带家眷的棚屋里。”
这是真心话，他不是开玩笑。
“不一定住带家眷的屋。”
“一定要住。”
“你简直疯啦。为什么要这样？”她心里想：“还有克雷莫夫呢。”
“怎么为什么？”他惊骇地问。
可是他既不想将来，也不想过去。他觉得很幸福。有时想到，过几分钟他们就要分别了，也不觉得可怕。他和她坐在一起，他看着她……她是他诺维科夫的人了……他觉得很幸福。他爱的不是她聪明、漂亮、年轻。他确实一直在爱她。起初他不敢幻想她会成为他的妻子。后来他却幻想了很多年。但就是今天，他依然带着腼腆和胆怯的神气在看她的笑容，听她的一些带有讥笑意味的话。不过，他看出来，新的情况出现了。
她看着他准备动身，便说：
“到时候啦，斯捷潘·拉辛该回到沸沸扬扬的队伍里去，该把我扔进涌来的浪涛里啦。”
等到他开始告别的时候，他明白了，她并不是多么刚强的，女人总归是女人，哪怕她绝顶聪明，而且很会讥笑人。
“有多少话想说啊，可是什么也没有说。”她说。
不过，倒也不是这样。决定人的一生的最重要的事，在他们相会的时候已经定下来了。他的确是爱她的。
四
诺维科夫朝车站走去。
……叶尼娅，她那心慌意乱的低语，赤裸的双脚，亲热的低语，在分别时的眼泪，令他迷恋的魅力，她的贫困与纯洁，她头发的味道，她的可爱的羞涩，她的身体的温暖，他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工人、士兵式的单纯而感到腼腆，又因为自己带有工人、士兵式的单纯而自豪。
诺维科夫顺着铁路线朝前走去，他的热辣、模糊的思想云团之中扎进来一根尖尖的针——一个当兵的在路途中的恐惧：军车是不是开走了？
他老远看见一节节铁路货车、盖着帆布的一辆辆凸凸棱棱的钢甲坦克、戴着黑色钢盔的岗哨，看见挂着白窗帘的军部车厢。
他从一名立正的哨兵身旁走进车厢。
副官维尔什科夫因为诺维科夫没有带他上市里去，很不高兴，所以一声不响地把统帅部来的密码电报放到小桌上：开往萨拉托夫，然后开上阿斯特拉罕支线……
涅乌多布诺夫将军走进来，也不看诺维科夫的脸，而是看着他手里的电报，说：
“路线定下来了。”
“是的，涅乌多布诺夫同志，”诺维科夫说，“不是路线，是命运已经定了：斯大林格勒！”他又说：“留京中将问候您。”
“啊，啊，啊。”涅乌多布诺夫说。实在弄不清他这冷漠的“啊，啊，啊”是针对什么的：是对将军的问候，还是斯大林格勒的命运？
他是一个奇怪的人，诺维科夫觉得他有些可怕：不论路上出什么事儿——等待对向开来的列车通过，车厢的轴箱发生故障，或者调度员没及时给发车信号——这时候涅乌多布诺夫就来了劲儿，说：
“把名字记下来，记下来，这是有意破坏，应该抓起来，坏蛋。”
诺维科夫在内心深处对于所谓人民敌人、富农和富农帮凶没有仇恨，没有恶感。他从来不曾想过把什么人关进监狱，把什么人送交法庭，或者在大会上揭发什么人。不过他认为，这种好心肠和恨不起来是由于自己政治觉悟不高。
可是诺维科夫却觉得，涅乌多布诺夫一见到人，首先出现和马上出现的便是警惕性，他会抱着怀疑的态度想：“啊呀，亲爱的同志，你不是敌人吗？”昨天他还对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说过，有一些反革命的建筑师，曾经企图把莫斯科的一些主要街道变为敌人空军的降落场。
“依我看，这是胡说八道，”诺维科夫说，“这是军事上的无知。”
现在涅乌多布诺夫和诺维科夫谈起自己喜欢谈的第二个话题——谈家庭生活。他摸了摸车厢里的暖气管，说起战前不久在他的别墅里安装的暖气设备。
这个话题出乎意外地使诺维科夫很感兴趣，他认为很重要，并且请涅乌多布诺夫画了一张别墅暖气设备的线路图，他把图纸折叠起来，放进军装的内口袋。
“将来会用得着的。”他说。
不久，格特马诺夫走了进来，高高兴兴地大声向诺维科夫表示欢迎：“好哇，我们的军长又回来啦，我们本来还想重新选举首领呢，以为斯捷潘·拉辛把自己的队伍扔掉啦。”他眯缝起眼睛，很和善地看着诺维科夫。诺维科夫听到政委开玩笑，也在笑着，可是他心里出现了已经成为习惯的紧张。
格特马诺夫开的玩笑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他似乎知道诺维科夫的很多事情，他开的玩笑正是暗示这方面的事。于是他重复了一遍叶尼娅在分别时说的话，不过这当然是无意的巧合。
格特马诺夫看了看表，说：
“好啦，两位大人，该我上市里去一趟啦，没意见吧？”
“请吧，您走了，我们在这儿也不会感到寂寞。”诺维科夫说。
“这话对，”格特马诺夫说，“军长同志，您在古比雪夫总不会感到寂寞的。”
这句玩笑话就不是巧合了。格特马诺夫已经站到单间门口，问道：
“军长同志，沙波什尼科娃同志身体好吗？”
格特马诺夫是一本正经的，眼中也没有笑意。
“谢谢，很好，工作干得不错。”
诺维科夫说过这话，就想把话引开，于是便问涅乌多布诺夫：
“涅乌多布诺夫同志，您怎么不想到市里去走走？”
“市里我什么没有见过呀？”涅乌多布诺夫回答说。
他们坐在一起。诺维科夫一面听涅乌多布诺夫说话，一面翻看文件，看过了就放到一边，并且不时地说：“噢，噢，噢，您说下去……”诺维科夫一辈子总是向首长汇报，首长在听汇报的时候总是在看文件，一面漫不经心地说：“噢，噢，您说下去……”诺维科夫过去总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他认为自己永远也不会这样做。
“是这样，”诺维科夫说，“为了维修，咱们应该早点儿要求补充维修技术人员。修车轮的人咱们有的是，可是修履带的人几乎一个没有。”
“我已经写好了申请表。我想，最好直接交给总指挥，反正总要找他批。”
“噢，噢，噢。”诺维科夫说。他在申请表上签了字，又说：“要检查检査各旅的防空装置，过了萨拉托夫可能会有空袭。”
“我已经在军部里发过指示了。”
“这不管用。应该让各军列指挥官各自负责，让他们在十六点以前汇报情况。要他们亲自检查，亲自汇报。”
涅乌多布诺夫说：
“萨佐诺夫担任旅参谋长的批文已经下来了。”
“真快，简直像电报。”诺维科夫说。
这一次涅乌多布诺夫没有朝旁边看，他笑了笑，知道诺维科夫很懊恼，很不自在。
诺维科夫一向没有胆量坚决维护他认为特别适宜担任指挥职务的一些人。一涉及指挥人员的政治可靠性问题，他就泄了气，就好像人的真正才干一下子就成了无关紧要的。
但是现在他火了。他不想容忍了。他看着涅乌多布诺夫，说：
“我错了，为人事档案牺牲了军事才能。到前线上咱们要改正。总不能靠人事档案作战。一出什么问题，我他妈的马上把他撤了！”
涅乌多布诺夫耸了耸肩膀，说：
“我个人对那个加尔梅克人巴桑戈夫一点意见也没有，不过最好还是要尊重俄罗斯人。各民族友谊是神圣的事，不过，您该了解，在少数民族中，抱敌对态度的人、不可靠的人、面貌不清的人占的比例很大。”
“这一点在一九三七年就该考虑，”诺维科夫说，“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叫米佳·叶甫谢耶夫。他天天在叫喊：‘我是俄罗斯人，这是最要紧的。’可是他这个俄罗斯人也倒了霉，被关起来了。”
“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情况，”涅乌多布诺夫说，“关的都是坏蛋、敌人。我们是不会无缘无故关人的。过去我们和德国人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现在斯大林同志号召彻底、干净地消灭侵入苏联国土的所有德国人，也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
又换成教训的口吻说：
“在我们的时代，布尔什维克首先应该是热爱俄罗斯的人。”
诺维科夫非常气愤：他诺维科夫对俄罗斯的感情是在战火中锤炼出来的，涅乌多布诺夫的俄罗斯感情也许是从诺维科夫不曾跨过的什么办公室里借来的。
他和涅乌多布诺夫谈着，非常恼火，想着很多事情，心里很激动。他两颊通红，好像风吹过或者太阳炙晒过，心咚咚跳着，跳得很激烈，无法平静。
似乎有一个团从他的心上走过，许多靴子齐声响：“叶尼娅，叶尼娅，叶尼娅。”
已经不再怨恨诺维科夫的维尔什科夫探进头来，用恭顺的语调说：
“上校同志，请允许我报告：炊事员不知怎样才好，等您吃饭已经等了两个多钟头了。”
“好的，好的，就是要快一点儿。”
一名满头大汗的炊事员马上带着紧张、幸福和委屈的表情跑进单间里来，摆起一碟碟乌拉尔腌制品。
“给我来一瓶啤酒。”涅乌多布诺夫懒洋洋地说。
“有，有，少将同志。”炊事员得意地说。
诺维科夫觉得，因为很久没开荤，现在突然非常想吃，眼泪都急出来了。
“首长已经吃不惯啦。”他在心里说着，想起刚刚不久前吃的冰冷的波斯丁香。
诺维科夫和涅乌多布诺夫同时朝窗外看了看：一名喝醉的坦克手由一名背枪的民警扶着，歪歪倒倒、踉踉跄跄地在铁路线上走，一面尖声叫着。坦克手想挣开，想打民警，但是民警把他抱得紧紧的，看样子，坦克手已经醉糊涂了，一会儿就忘记了要打人，忽然很亲热地在民警的脸上吻了起来。
诺维科夫对副官说：
“这真不成体统，马上去查清楚，向我汇报。”
“要把这个坏蛋、这个破坏军纪的分子枪毙。”涅乌多布诺夫说着，把窗帘拉上。
在维尔什科夫那单纯的脸上出现了复杂的表情。首先他觉得伤脑筋，这一下子军长要倒胃口了。同时他又同情那名坦克手。这种同情包含各种各样的意味：有苦笑，有鼓励，有同志般的赞赏，有父亲般的疼爱，有难过和担心。
他报告说：“是的，马上调查，汇报。”又编造理由代为开脱说：“他妈妈住在这里，他是俄罗斯人，哪儿知道分寸，心里又难过，很想最后和老母好好话别，所以喝多了一点儿。”
诺维科夫搔了搔后脑勺，把一个碟子拉到自己跟前。“不行，我再也不离开军车上哪儿去了。”他在心里对等待他的那个女子说。
格特马诺夫在快要开车的时候才回来。他满脸通红，十分快活，不吃晚饭了，只是吩咐手下人给他打开一瓶他很喜欢喝的橘子水。他哼哧哼哧地把靴子脱掉，躺到沙发床上，用一只穿袜子的脚把单间的门掩实。
他对诺维科夫说起一位当州委书记的老朋友告诉他的一些消息。那位老朋友昨天刚从莫斯科回来。他在莫斯科得到一个人接见，那个人在节庆日子里有资格登上列宁墓，但还不够跟斯大林一起，站在麦克风旁边。那个透露消息的人当然不是什么都知道，而且当然也不会把他所知道的全都告诉这位州委书记，因为这位州委书记只是在伏尔加河畔一个不大的城市里担任区委指导员时和他熟识的。这位州委书记又在无形的化学天平上称了称谈话的对象，从他听到的消息中拣出不多的一部分对这位坦克军政委说了说。当然，这位坦克军政委对诺维科夫上校说的也只是他从州委书记嘴里听到的不多的一部分……
但是这天晚上他说话用的是特别信任的语气，以前他还没有用这样的语气和诺维科夫说过话。似乎他认为，诺维科夫十分了解马林科夫有很大的实权，知道除了莫洛托夫之外，只有贝利亚能够对斯大林同志称“你”，知道斯大林同志最痛恨擅自行动，知道斯大林同志喜欢苏禄干酪，知道斯大林同志因为牙齿不好常常将面包蘸了酒吃，也知道他脸上的碎麻子是小时候出天花留下的，知道莫洛托夫同志早已不是党内第二号人物，知道斯大林同志近来已经不怎么赏识赫鲁晓夫同志了，不久前甚至在高频电话里把他臭骂了一顿。
在谈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那种推心置腹的语调，谈斯大林在和丘吉尔谈话时一面画十字一面笑着说的风趣话，谈斯大林对一位元帅的过失的不满，似乎比那个站在陵墓上的人说的带有一点儿暗示意味的话，也就是诺维科夫心里一直在盼望、在揣测的话——马上就要反攻了！——更为重要。诺维科夫心里想：“哈，我也进入上层的圈子了！”不由得在心里得意地傻笑了一下，笑过了，自己也觉得羞惭，不久军列就开动了，既没有打铃，也没有吹哨。
诺维科夫走到军车的连廊，开了门，凝视着城市上面黑沉沉的天空。又好像有步兵在心里咚咚走过：“叶尼娅，叶尼娅，叶尼娅。”悠扬的《叶尔马克之歌》的歌声透过轧轧声与轰隆声从机车方向飘过来。
车轮轧在钢轨上的隆隆声、驮载着一辆辆钢甲坦克奔赴前方的铁路货车的叮当声、年轻人的歌声、伏尔加河上吹来的冷风、浩瀚的星空，这一切似乎都换了一副面貌进入他的心田，不再像一秒钟以前那样，也不像战争开始以来这整个一年中那样了，他的心中感到有一种强悍的战斗力量，因而泛起一股豪迈的喜悦和剧烈而甜蜜的幸福感，似乎战争的面貌变了，完全不同了，不再是只有痛苦和仇恨的丑陋样子……从黑暗中飘来的惆怅而悲伤的歌声也带有威严和豪迈的意味了。
不过很奇怪，今天的幸福感没有唤起他的善心和宽恕。这种幸福感激发他的仇恨、愤怒，激发他的愿望，希望显示自己的力量，消灭阻挡这种力量的一切。
他回到单间。刚才秋夜是那样迷人，这会儿却是车厢里的滞闷，烟草、烧焦的牛油和鞋油的气味，红光满面的军部人员身上的汗味。格特马诺夫穿着睡衣，露着白白的胸膛，靠在沙发床上。
“喂，玩一会儿骨牌吧，怎么样？将军同意了。”
“没问题，可以打。”诺维科夫回答说。
格特马诺夫轻轻地打了一个饱嗝儿，用忧虑的口气说：
“恐怕我有胃溃疡，一喝酒，肚子就痛得厉害。”
“不应该让医生跟着第二军列先走。”诺维科夫说。
诺维科夫很生自己的气，心想：“我当时想安排达林斯基，费奥多连科一皱眉头，我就改变了主意。我对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也说过，他们一皱眉头，说干吗要用受过处分的人，我就害怕了。我推荐巴桑戈夫，他们又说干吗要用非俄罗斯人，我又改变了主意……我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主意。”他看着格特马诺夫，心里想着，而且偏偏要往荒唐处想：“今天他拿我的白兰地招待别人，明天我老婆来了，他还想跟我老婆睡觉呢。”
但是他这个有充分信心可以打碎德国战争机器的脊梁骨的人，为什么在同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交谈的时候，总感到自己软弱和胆怯？
在这幸福的一天里，他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恨，愤恨过去多年来的生活现实，愤恨这种已成为他的准则的状况：那些军事上无知然而有权有势、吃惯了佳肴美酒、挂满了勋章的人们听他的汇报，恩赐他一间领导人员住房，为他申报奖赏。一些人虽然不知道大炮口径的大小，念不通别人为他们写的讲话稿，看不懂地图，满口的错字别字，然而总是要领导他。他要向他们汇报。他们没有文化，并不因为是工人出身，要知道，他的父亲、祖父、哥哥也是矿工。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没有文化，正是他们的优点，有了这个优点，就不要文化了。他的知识，他的口才，他喜欢读书，都是他的缺点。在战前他觉得，这些人比他更有毅力和信心。可是战争已经证明了，就在这方面也不是这样。
战争把他推上高级指挥岗位，但实际上仍然不能当家做主。他仍然要服从他一向能感觉到、却不能理解的势力。在他统率之下没有指挥权的这两个人便是这种势力的代表。所以，当格特马诺夫跟他谈起那些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时，他高兴得发了呆。
战争迟早会证明俄罗斯将依靠谁——是依靠他这样的人，还是依靠格特马诺夫这样的人。他所幻想的，已经实现了：他爱了很多年的女子，就要成为他的妻子了……这一天，他的坦克军接到命令，向斯大林格勒进军。
“诺维科夫同志，”格特马诺夫忽然说，“您可知道，今天你上市里去的时候，我和涅乌多布诺夫有一场争论？”
他欠起身来，喝了一口啤酒，说：
“我这人是直肠子，我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们谈起了沙波什尼科娃同志。她的哥哥在一九三七年进入……”格特马诺夫朝地下指了指，“原来，那时候涅乌多布诺夫认识他，我也认识她的前夫克雷莫夫，此人得到保全，真可以说是奇迹。他是中央宣讲团里的。所以涅乌多布诺夫说，既然诺维科夫同志得到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同志这样高的信任，就不应该跟社会政治关系不清的人结合。”
“我的个人生活跟他有什么相干？”诺维科夫说。
“就是这话，”格特马诺夫说，“这都是一九三七年遗留的问题，不能把这些问题看得太严重。不，不，您要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涅乌多布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忠诚无私，是斯大林式的坚定的共产党员。但是他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有时看不见、感觉不到新事物的出现。他认为最主要的是摘引革命导师的著作。至于现实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他却往往看不见。有时似乎他都不明白他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里，他摘引的又是一些什么。战争教给我们许多新东西。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戈尔巴托夫将军、普尔杜斯将军、别洛夫将军都坐过牢嘛。可是斯大林同志认为可以让他们指挥军队。今天，我去拜访的米特里奇就对我说了说罗科索夫斯基从劳改营里直接调任集团军司令的情形：他正在棚屋的洗脸池里洗裹脚布，就有人跑去叫他：‘快点儿！’他以为连脚布都不准他洗了，因为昨天一个头头儿还审讯他，把他打了一顿。谁知，一架飞机把他直接送进了克里姆林宫。我们还是应该从这一点得出一些结论的。可是咱们的涅乌多布诺夫是一九三七年的积极分子，他头脑僵化，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不知道沙波什尼科娃这位哥哥犯的是什么罪，如果还活着的话，也许贝利亚同志现在也会把他放出来，让他指挥一个集团军。克雷莫夫还在军队里嘛。人还好好的，还是党员。有什么事呢？”
但是这番话偏偏把诺维科夫惹火了。
“这跟我有屁关系！”他用老大的嗓门儿说。他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嗓门儿有这样响亮，自己也觉得吃了一惊。“沙波什尼科夫是不是敌人，跟我有什么相干？我连认都不认识他！托洛茨基是对这个克雷莫夫谈过他的文章，说他的文章写得十分精彩。这跟我又有什么相干？精彩就精彩好了。就让托洛茨基，就让雷科夫，就让布哈林，就让普希金拼命赞赏他好了，跟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干？我又没读过他的精彩文章。这跟沙波什尼科娃又有什么关系？怎么，难道是她一九三七年以前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同志们，好好领导作战吧！干点真正的工作！让我告诉你，算了吧！够啦！”
他的两颊火辣辣的，心剧烈地跳着。他的思想是清楚、分明、强烈的，可是脑子里迷迷糊糊：“叶尼娅，叶尼娅，叶尼娅。”
他听着自己在说话，自己感到吃惊：难道这是他，竟敢这样毫无顾忌地在对一位党的大干部说话？他心里觉得痛快，同时克制着后悔和担心的心情，看了看格特马诺夫。
格特马诺夫忽然从沙发床上跳起来，张开两条老粗的胳膊，说：
“诺维科夫同志，让我来拥抱你，你是真正的男子汉。”
诺维科夫愣了一会儿，便和他拥抱，互相吻了吻，格特马诺夫朝着过道里喊道：
“维尔什科夫，把白兰地给我们拿来，军长和政委现在要喝交谊酒啦！”
五
叶尼娅收拾好了房间，心想：“好了，行了。”就好像这一下子房间也洁净了，床也铺平整了，枕头也不打皱了，她的心也不乱了。但是等到床头边再也没有烟灰，最后一个烟头儿也从小架子边上捡走之后，叶尼娅明白了，她一直是想欺骗自己，明白了在这世界上她什么也不需要，就需要诺维科夫。她真想把她生活中发生的这件事对索菲亚·列文顿说说，就要对她说，不是对妈妈，不是对姐姐。她也模模糊糊地知道，为什么她想把这事对索菲亚说说。
“啊，索涅奇卡，索涅奇卡·列文顿尼哈。”叶尼娅把心里想的说出声来。
后来她想到，玛露霞已经不在了。她明白，没有他是不能活下去的，她拿手拼命在桌子上敲了一下。然后她说：“算了，我谁也不需要！”她说过这话，却又在诺维科夫挂军大衣的地方跪下来，说：“你要活下去啊！”
然后她心里想：“真是虚伪，我真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她故意折磨起自己，不出声地自己对自己说起话来，假托一个又鄙俗又尖刻的人之口，不知是女人还是男人：“哼，这个女人没有男人就受不住，风流惯了，又是在这风风雨雨的年月……已经扔掉一个啦，当然，她怎么会看得起克雷莫夫，他连党内都待不稳。这会儿她要做军长夫人啦。又是那样魁伟的男子汉！哪一个女人都会想的，当然了……他不用花什么力气，她已经什么都给他了，不是吗？不用说，这会儿夜里该睡不着觉了，又担心他被打死，又担心他找上一个十九岁的电话员姑娘。”那个鄙俗而下流的人似乎窥见了连叶尼娅自己也不知道的一个念头，就又说：“没什么，没什么，你很快可以跑去找他嘛。”
她真不懂，为什么她不爱克雷莫夫了。不过这会儿也不需要懂了——她已经感到很幸福了。
忽然间，她不由得想起，是克雷莫夫阻碍着她的幸福。他一直站在她和诺维科夫中间，是他使她快活不起来。他还在毁坏她的生活。为什么她就应当永远痛苦，为什么还要受良心责备？有什么办法，不爱就是不爱！他究竟要她怎样，为什么他要一个劲儿地跟着她？她有权做一个幸福的女人，有权爱她爱的男人。为什么她总觉得克雷莫夫是个弱者，是个没办法、没主意、孤孤单单的人？他并不多么软弱！并不多么善良！
她对克雷莫夫愤恨起来。她决不拿自己的幸福给他做牺牲，决不，决不……他是一个残酷、狭隘的人，是一个顽固的狂热分子。她永远看不惯他对受难遭殃的人那种冷漠态度。这和她，和她妈妈、爸爸多么不同啊……就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村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在可怕的饥馑中痛苦死去的时候，他竟说：“富农不值得怜惜。”在亚戈达和叶若夫那时候，他说：“没有罪的人是不会被抓的。”有一次妈妈说，一九一八年在卡梅申，曾经用大船把商人、房产主和他们的家小送到伏尔加河心里，把他们淹死，其中就有玛露霞在中学里的同学，有米纳耶夫家、戈尔布诺夫家、卡萨特金家、萨波什尼科夫家，克雷莫夫听了后，却很激烈地说：“对待这些仇恨革命的人，您说该怎么办？拿甜饼喂他们吗？”为什么她没有幸福的权利？为什么她就应该痛苦，应该怜惜一个从来不怜惜弱者的人？
但是在她的心的深处，在她痛恨和发狠的同时，她也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克雷莫夫并不那么残酷。
她脱下她在古比雪夫集市上换来的厚裙子，穿起她自己夏季穿的裙子，这是斯大林格勒大火后留下来的唯一一条裙子，一天傍晚她就是穿着这条裙子和诺维科夫一起站在斯大林格勒滨河大街霍尔祖诺夫纪念碑前的。
在亨利逊老奶奶被送走前不久，叶尼娅问她，过去是不是爱过什么人。
老人家很不好意思，说：
“是的，爱过一个黄鬈发、蓝眼睛的男孩子。他穿的是丝绒夹克，衬衣领子雪白雪白的。那年我十一岁，我和他不认识。”
这会儿那个穿丝绒夹克的鬈发男孩子在哪儿呢？亨利逊老人家又在哪儿呢？
叶尼娅坐到床上，看了看表。一般在这个时候沙尔戈罗茨基都要到她这儿来的。啊，她今天可不想听什么高深的谈论。
她很快地穿起大衣，扎好头巾。已经没意思了——军车早已开走了。
在车站的墙脚下，许许多多的人坐在提箱和包裹上。叶尼娅在车站的小巷道里漫步走着，有一个女子问她有没有乘车用餐券，另一个女子问她有没有乘车凭证……有些人迷迷糊糊地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她。有一列货车很沉重地从第一道线路开过，车站的墙抖动着，站房的窗玻璃叮叮当当响了起来。似乎她的心也在打颤。擦着车站栏杆滑过的是一台台平板货车，上面是一辆辆的坦克。
她忽然充满了幸福感。一辆又一辆坦克滑过，还有雕塑一样坐在坦克上的一个个头戴盔形帽、斜挎冲锋枪的红军战士。
她像小孩子一样挥着手臂，朝家里走去。她把大衣敞开，看着自己夏季穿的裙子。夕阳忽然把一条条街道照得十分明亮，寒冷阴沉、破破烂烂、尘土飞扬的冬季即将降临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喜气洋洋，呈现出鲜亮的玫瑰色。她走进楼房，居民小组长加林娜因为今天在过道里见过前来找叶尼娅的上校，所以露出一副巴结的神气，笑着说：
“有您的信。”
“噢，是我时来运转啦。”叶尼娅心里想着，把信封打了开来。信是从喀山来的，是妈妈写来的。她看过前面几行，就小声叫了起来，惊慌地唤道：
“托里亚呀，托里亚呀！”
六
夜里在大街上突然意外地出现在维克托脑子里的那一想法，成了新理论的基础。他研究了几个星期得出的方程式完全没有扩展物理学家们承认的传统理论，没有成为其补充部分。相反，传统理论本身对于维克托得出的新的普遍结论倒成了部分现象，他的方程式把似乎包罗万像的传统理论包罗进去了。
维克托暂时不再上研究所去，实验室的工作由索科洛夫领导。维克托几乎不出门，只是在房里走来走去，有时在桌边坐一阵子。晚上有时出去散散步，专拣车站附近的偏僻街道走一走，为的是不碰上熟人。他在家里的生活依然和平常一样：吃饭时说说笑话，看报，听新闻广播，逗逗娜佳，向岳母问问工厂的情形，和妻子说说话。
柳德米拉觉得，丈夫在这些日子里和她一样了，做一切事情都是出于习惯，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心里对外在的生活没有什么感觉，他生活得很轻松，只是因为这生活他已经习惯了。但是这种相似并没有使柳德米拉和丈夫接近起来。这种相似是表面的。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原因使他们和家里人在思想上疏远了，完全相反的原因决定着他们对生和死的态度。
维克托不怀疑自己的成果。这样的信心他从来不曾有过。但是恰恰就在这时候，在把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科学结论表现为公式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怀疑其正确性。在他想到一系列方程式，可以重新解释广泛的物理现象的那几分钟里，他不知为什么再也不像平素那样喜欢怀疑和动摇了，立刻就感觉出这一思路是正确的。
就连现在，当他进行的复杂的数学运算快要结束，他一再地检查自己的推论过程的时候，他的信心也没有超过在空荡荡的大街上突然冒出来的猜想使他大吃一惊的那时候。
有时候他想看清楚他走过的道路。从表面看，似乎一切都十分简单。
实验室里进行的试验应该可以证实理论的推断。事实上却没有证实。试验结果与理论的矛盾，很自然地使人怀疑试验的准确性。根据许多研究者几十年的研究得出的理论，而且这一理论也阐明了一些新的研究试验中的许多现象，这样的理论似乎是不可动摇的。反复的试验一次又一次表明，参与核反应的带电粒子出现的偏离，依然完全不符合理论的推断。不论怎样改进试验的准确性，不论怎样校正测量仪器，调制摄取核爆炸图像的感光剂，都不能解释这种完全不相符合的现象。
这时候才清楚，试验结果是不容怀疑的，于是维克托便千方百计修补理论，将一些任意的假设纳入理论中，为的是使实验室中得到的新的试验资料服从于理论。他所做的一切，都由于他承认最基本、最主要的一点：理论来自试验，因此试验不能和理论相矛盾。为了使理论和新的试验相符合，花费了大量的劳动。但是传统的理论，似乎永远不能偏离、不能违背的理论，即使修补过，也仍然不能解释越来越矛盾的试验数据。修补以后仍然无能为力，就和没有修补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新的想法。
旧的理论不再是基础，不再是根本，不再是包罗万象的整体。旧理论不是错误，不是荒唐的迷误，但是却作为局部性答案进入了新的理论……太后起身朝拜起新的王后。这一切都是在转瞬间发生的。
维克托一想到他脑子里出现新理论的情形，就感到意外和惊愕。
在这里，理论与试验相联系的简单逻辑完全不存在了。似乎地上的脚印儿没有了，他看不清他走过的道路。
以前他总认为，理论来自试验；试验产生理论。他认为，理论与新的试验数据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导致包罗性更广的新理论的产生。但是事情很奇怪——他相信，实际情形完全不是那样。他取得成就，偏偏是在他既不想以理论联系试验，也不想以试验联系理论的时候。
新的理论似乎不是来自试验，而是来自维克托的头脑。这一点他理解得十分淸楚。新理论是很自然地出现的。头脑产生了理论。理论的逻辑推理及其因果关系，都和马尔科夫在实验室里进行的试验没有联系。似乎理论是从自由自在的思想游戏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这种似乎与试验无关的思想游戏就能够解释所有老的和新的丰富的试验资料。
试验是外部推动力，促使脑子进行思考。但试验不能决定思考的内容。
这是使人吃惊的……
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数学关系式、微分方程、概率法则、高等代数定律和数论定律。这些数学关系独立地存在于冥冥之中，超越原子核世界和星际世界，超越电磁场和引力场，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人类历史和地球的地质史。但是却在他的头脑中。
同时他的头脑里也充满了另外一些关系和定律——量子关系，力场，可以判断核反应过程实质的恒量、光的运动、时间与空间的收缩与延伸。事情很奇怪，在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看来，物质世界的变化过程仅仅是空洞的数学天地中各种定律的反映。在维克托的头脑里，不是数学反映世界，而是世界成了微分方程的投影，世界是数学的映像。
同时他的脑子里也充满了计量器和仪表所显示的数字，在感光剂和照相纸上记录粒子和核爆炸运动的一条条虚线。
同时他的脑子里也有树叶的飒飒声，也有月光，有小米饭和牛奶，有炉火的呼呼声，有乐曲声，有狗吠声，有罗马的元老院，有苏联情报局的战报，有对奴役的仇恨，有对南瓜子的喜好。
理论就是从这种杂七杂八的状态中冒出来，浮上来的，是从它的深处钻出来的，那儿既没有数学，也没有物理，没有物理实验室的试验，没有现实的经验，那儿没有意识，只有下意识的可燃的泥炭……
与现实世界没有联系的数学推理，反映、表现和体现在现实的物理学理论中，而理论忽然又极其精确地化作复杂的虚线状的图案，印在照相纸上。在头脑里产生了这一切的人，看着证实了他所发现的真理的一道道微分方程和一片片照相纸，抽搭起来，不住地揩着往外直涌的幸福的泪水。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些不成功的试验，如果不出现那些混乱、不合理的情形，他和索科洛夫就勉勉强强修补旧理论了，那他们就错了。
幸亏，不合理就是不合理，没有向他们的固执让步，多么好呀！
话说回来，尽管新的见解产生于头脑，但还是与马尔科夫的试验有关系的。确实，如果世界上没有原子核和原子，在人的头脑里也就不会有其概念，这话是不错的，是的，是的，如果没有精密的仪器，如果没有莫斯科水电站，没有冶金炉和纯质的试剂，那么，数学在理论物理学家的头脑里也无法预测现实。
维克托感到惊异的是，他取得他的最高科学成就，偏偏是在他十分痛苦的时候，在他的脑子天天被愁闷压得非常难受的时候。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
为什么偏偏在一场使他惴惴不安的危险、大胆而尖锐的谈话，跟他的研究毫不相干的谈话之后，一切未解决的问题忽然在短短的瞬间找到了答案？不过，当然，这是无关紧要的巧合。
要想弄清楚这一切，是很难的……
研究工作完成了，维克托很想谈谈这项研究。在这之前他没有想过可以和什么人谈自己的想法。
他很想看到索科洛夫，想写信给契贝任。他在想象，曼德尔施塔姆、约费、朗道、塔姆、库尔恰托夫等人将怎样看待他的新方程式，局里、科里、实验室的同事们又会是什么态度，新方程会给列宁格勒的人什么样的印象。他开始考虑，用什么标题发表他的著作。他开始思索，伟大的丹麦科学家会怎样对待他的专著，费密<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 会说什么。也许，爱因斯坦会读到他的专著，会写信给他。什么人会表示反对？他的研究有助于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不想跟妻子谈他的研究。一般在寄出公务方面的信件之前，他都要先念给柳德米拉听听。每次他在大街上突然碰到什么熟人，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柳德米拉肯定会觉得吃惊。他和研究所长争论，说过一句尖锐的话，马上就会想：“我要对柳德米拉说说，我是怎样骂他的。”他不能想象看电影或者看戏没有柳德米拉坐在一起，或者小声对她说：“天啊，简直是胡诌。”使他动心、使他不安的事，他都要跟她说一说；他还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说过：“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是个呆子。”
为什么他现在不说了呢？也许，他想跟她谈自己的事是因为相信她对他的事比对自己的事更关心，他的事就是她的事？现在已经不这样相信了。是她不爱他了？也许，是他不再爱她了？
不过他还是对妻子说了说自己在研究方面的情况，虽然他不愿意和她谈。
“你可知道，”他说，“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现在我不管出什么事，哪怕朝我这心口来一下子，我这一辈子也不算白活了。要知道，正是现在我才第一次不怕死，哪怕马上死也不怕了，这不是，你看，搞出来啦！”
他把桌上写得满满的一页纸指给她看。
“我毫不夸张：这是研究核能量性质的新观点，新原理，是的，是的，这是开启许多关闭的大门的钥匙……你该知道，在小时候，不，不是小时候，不过，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从漆黑死寂的水里忽然冒出一朵睡莲，哈，太美了！”
“我太高兴啦，太高兴啦，维克托。”她说着，笑了起来。
他看出，她在想自己的心思，不是在为他高兴和激动。
她也没有把他对她说的事告诉母亲，也没有告诉娜佳，看样子，她已经忘了。
晚上，维克托去找索科洛夫。
他不仅想和索科洛夫谈谈自己的研究。他很想和他叙叙自己的心情。索科洛夫会理解他的。索科洛夫不光是聪明，而且心地善良纯洁。与此同时，他又担心索科洛夫会提起他那晚发表的大胆言论。索科洛夫喜欢解释别人的所作所为，喜欢啰里啰唆地教训人。
他已经很久没上索科洛夫家里来了。大概在这段时间里，在索科洛夫家里已经聚会过三四次了。有一会儿他似乎看见了马季亚罗夫那凸出的眼睛。“这家伙胆子真大。”他想道。奇怪的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几乎没有想起晚间的聚会。就是现在他也不愿意想。总有一种担忧、恐惧和在劫难逃的感觉跟这种晚间的谈话联系着。是的，他们太肆无忌惮了，说丧气话，可是，你们瞧，斯大林格勒支持住了。德国人被抵挡住了，疏散的人就要回莫斯科去了。
他昨天对柳德米拉说，现在他不怕死，就是马上死也不怕。可是他还是很怕去想他那些牢骚话。马季亚罗夫简直是毫无顾忌。细想起来就更可怕了。卡里莫夫所怀疑的事是十分可怕的。万一马季亚罗夫真的是拿话引话，汇报上去，怎么办？
“是的，是的，死也不怕了，”维克托想道，“不过我这个无产者现在有东西可以丢失了，不光是锁链。”
索科洛夫正穿着家常外衣坐在桌边，在看书。
“玛利亚在哪儿？”维克托惊讶地问道，并且对自己的惊讶感到惊讶。他看到她不在家，心里若有所失，就好像他是准备和她谈理论物理的，不是和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一面把眼镜往套子里塞，一面笑着说：
“难道玛利亚一定要时时刻刻坐在家里吗？”
维克托对索科洛夫详细讲解自己的想法，并且列出方程式，激动得气喘咳嗽，语无伦次。索科洛夫是了解他想法的第一个人，因此维克托对事情又有新的、完全不同的感觉。
“就是这些。”维克托说。他的声音哆嗦着，他感觉出索科洛夫也很激动。
他们都不作声了。维克托觉得这种沉默是好事。他低头坐着，皱着眉，忧郁地摇着头。最后他胆怯地、很快地看了看索科洛夫——他觉得索科洛夫的眼里有泪水。
在这可怕的、全世界都在打仗的时候，两个人坐在这寒碜的小房间里。在他们和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们以及生活在几百年以前的人们之间有着神奇的联系。以前的人们思想纯正，一心想完成人类应当完成的最高尚、最美好的事业。
维克托很希望索科洛夫以后也不说话。这种沉默是天大的好事……他们沉默了很久。后来索科洛夫走到维克托身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维克托觉得，索科洛夫马上就要哭了。
索科洛夫说：
“太好了，太妙了，太美妙了。我衷心祝贺您。多么带劲儿，多么有说服力，多么漂亮啊！您的论断就是从美学角度来看也是完美无缺的。”
这一下子维克托更是激动不已，他在心里说：“噢，天啊，天啊！不过这是面包，不是美学上的事。”
“哦，您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索科洛夫说，“您原来那样泄气，想把一切停下来，等回到莫斯科再说，真是太不应该了。”他用维克托最讨厌的神学教员的口气说起来：“你的信心太差，耐性太差。这往往对您很有影响……”
“是啊，是啊，”维克托连忙说，“我知道。我一走进死胡同就觉得难受，就闷得受不了。”
可是索科洛夫议论起来，他这会儿说的一切，维克托都不喜欢，虽然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维克托的成就的意义，并且给予极高的评价。但是维克托觉得任何评价都使人不快，都没有一点意思。
“您的研究预示着了不起的结果。”
什么“预示着”，简直是浑蛋话。不用索科洛夫说，维克托也知道他的研究“预示着”什么。结果干吗还要预示？研究本身就是结果，用不着预示什么。
“您采用的是独特的解决方法。”
没什么独特的……很普通，是面包，黑面包。
维克托特意谈起实验室日常的工作。
“顺便说说，我忘了告诉您，我收到乌拉尔的来信，咱们订购的仪器，交货时间要延期了。”
“瞧，瞧，”索科洛夫说，“等仪器送来，咱们已经在莫斯科了。这也有好的一面。要不然仪器来了咱们在喀山又不能安装，那样肯定会招来批评，说我们不积极完成选题计划。”
他啰里啰唆地谈起实验室的事，谈起完成选题计划的问题。尽管是维克托自己把话题转向研究所的日常事务，现在索科洛夫如此轻易地撇开主要的、重大的话题，他还是感到很不痛快。
此时此刻维克托分外感到自己的孤独。
难道索科洛夫不明白，现在谈的是比一般的研究所选题更大的东西？
这大概是维克托所做出的最重要的科学成果；这一成果将影响物理学家们的理论观点。索科洛夫显然从维克托的脸色看出来，不应该这样轻易地、忙不迭地转向日常事务的话题。
“很有意思，”他说，“您完全从新的角度证实了中子和重原子核的这一问题。”他用手掌做了一个动作，就像是一架雪橇从陡坡上又快又平稳地飞驰下来。“在这方面，新仪器咱们还是用得着的。”
“也许是的，”维克托说，“不过我觉得这是局部性的。”
“噢，可不能这样说，”索科洛夫说，“这种局部够大的，这是巨大的能量，您必须认识到。”
“嗯，随它去吧，”维克托说，“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对微观能量方面的观点变了。这会使有些人高兴，免得闭着眼睛原地踏步。”
“他们也算不上多么高兴，”索科洛夫说，“就好像有些运动员，看到别人创了纪录，而不是他们创纪录时，表现出的那种高兴。”
维克托没有冋答。索科洛夫触及了不久前在实验室里争论过的问题。
在那次争论的时候，萨沃斯季扬诺夫说，科学家的研究很像运动员的训练，科学家也要进行准备和训练，在解决科学问题时，其紧张程度不次于运动员的紧张。也是在创纪录。
维克托，特别是索科洛夫，听到萨沃斯季扬诺夫这样说，非常生气。
索科洛夫甚至做了长篇发言，把萨沃斯季扬诺夫叫做新的犬儒主义者，从他的发言可以感觉到，似乎科学像宗教一样神圣，似乎人类对神圣天国的向往就表现在科学研究中。
维克托明白，他在争论时生萨沃斯季扬诺夫的气，不只是因为他说的不对。因为他自己有时就感到像运动员那样高兴，那样激动和嫉妒。
但是他知道，紧张、嫉妒、狂热、创纪录的感觉、运动员的激动都不是实质，只是他和科学的关系的表象。他生萨沃斯季扬诺夫的气，不仅因为他说对了，也因为他说的不对。
他在年幼时心中就产生的对科学的真正感情，他对任何人，甚至对妻子都没有说过。他高兴的是，索科洛夫在同萨沃斯季扬诺夫争论中说出了对科学的正确而高尚的看法。
为什么现在索科洛夫忽然说起科学家像运动员呢？他为什么说这话？为什么偏偏在这特别的、对于维克托特别要紧的时候说？他感到慌乱、不快，便很尖锐地向索科洛夫问道：
“索科洛夫同志，既然不是您创的记录，您是不是因为咱们刚才谈的事不高兴呀？”
索科洛夫这时候正在想着，维克托想出的答案是那么简单，不用说，在他索科洛夫的脑子里已经有了，用不了多久，他一定也会说出来的。
索科洛夫说：
“是的，就是这样，就像洛伦兹那样不高兴，因为不是他自己，而是爱因斯坦完成了洛伦兹的方程式。”
他极其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倒是维克托后悔自己气量小了。
但是索科洛夫马上又说：
“这是开玩笑，当然是开玩笑。这跟洛伦兹毫无共同之处。我没有那样想。不过还是我说的对，不是您说的对，虽然我没有这样想。”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维克托说。不过他的恼火还没有消下去，而且他彻底明白了，索科洛夫就是这样想的。
“今天他不诚实了，”维克托想，“他真是单纯得像个孩子一样，一作假，马上就露了馅儿。”
“索科洛夫同志，”他问道，“到星期六，你们家还像往常一样有人集会吗？”
索科洛夫动了动强盗相的大鼻子，准备说点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有说。维克托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他。索科洛夫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瞒您说，我已经不喜欢这种茶余闲谈了。”现在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维克托，维克托没有说话。他又说：“您要问为什么？您自己也明白……这不是说着玩儿的。简直是乱说一气。”
“您并没有乱说呀，”维克托说，“您没说什么话嘛。”
“哼，您要知道，问题就在这里呢。”
“好吧，你们都上我家里去吧，我非常欢迎。”维克托说。
真难理解！他也作假了！干吗他要说谎？他在心里也赞同索科洛夫的态度，却为什么要和他争论？他也害怕这样的聚会嘛，现在他还是不希望有这样的聚会。
“为什么上您家里？”索科洛夫问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就坦率地告诉您吧：我和我的亲戚，和主要的发言人马季亚罗夫吵了一场。”
维克托很想问：“索科洛夫同志，您相信马季亚罗夫是个忠厚人吗？您能为他担保吗？”但是他却说：
“这有什么？都是自己吓唬自己，好像说一句大胆的话，国家就会垮台。您和马季亚罗夫争吵，倒是很遗憾。我很喜欢他。非常喜欢！”
“在俄罗斯最困难的时候，专挑俄罗斯人的毛病，实在不太好。”索科洛夫说。
维克托又想问：“索科洛夫同志，说正经的，您相信马季亚罗夫不会去汇报吗？”但是他没有提这个问题，只是说：
“对不起，恰好这会儿不那么困难了。斯大林格勒的局面正在好转。我们也造好了迁回的名单。您可记得两个多月以前的情况？脑子里整天想的是上乌拉尔，进原始森林，上哈萨克。”
“那就尤其不应该，”索科洛夫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说丧气活。”
“丧气话？”维克托反问道。
“就是丧气话。”
“您是怎么啦，真的，索科洛夫同志。”维克托说。
他和索科洛夫告过别，可是心里还是有一股困惑和苦闷。
他感到孤独得不得了。从早晨他就心神不定，思索着他怎样和索科洛夫见面。他感到这将是一次不平常的会面。可是，索科洛夫说的一些话，他觉得几乎都是不真诚的，是很庸俗的。
他也很不真诚。他的孤独感依然没有消失，而且更强烈了。他走出门来，走到大门口，有一个不高的女声喊了他一声。他听出这是谁的声音。
玛利亚被路灯照亮的脸，她的两颊和额头，因为有雨水，亮闪闪的。她穿着旧大衣，头上裹着毛头巾，这位科学院士和教授的夫人简直成了战争疏散时期贫困的化身。
“真像一个售货员。”他想道。
“柳德米拉怎么样？”她问道。她那黑黑的眼睛里的凝视的目光却盯着维克托的脸。
他把手一挥，说：“还是那样子。”
“明天我早一点儿上您家去。”她说。
“就这样您已经是她的守护天使了，”维克托说，“幸亏，索科洛夫能忍耐，他是孩子，没有您，一个钟头也不能过，可是您却离不了柳德米拉。”
她还在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似听见又似没听见他的话，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今天您的脸和往常完全不同。您有什么好事儿吧？”
“为什么您认为是这样？”
“您的眼睛和往常不一样，”她忽然说，“您的研究取得了好结果，是吗？哦，您瞧，可是您还以为山穷水尽了呢。”
“您这是从哪儿知道的？”他问道，并且在心里说：“哼，娘们儿就是藏不住话，一定是柳德米拉对她说的。”他把自己的气愤掩藏在取笑的口气中，问道：
“您究竟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
她思索他的话，有一会儿没有作声。她没有理会他的取笑口气，只是说：
“在您的眼睛里总是有一种苦闷的神气，可是今天没有了。”
于是他忽然对她说起来：
“玛利亚，事情多么奇怪呀，我觉得，我现在完成了我一生的大事。因为科学是面包，是精神面包。而且要知道，这是在这样痛苦、这样艰难的时候完成的。多么奇怪，生活中的一切多么难以理解呀。唉，我真想……算了，没什么……”
她听着，还在看着他的眼睛，小声说：
“我要是能够把痛苦赶出你们的家门有多好呀。”
“谢谢，玛利亚。”维克托一面告别，一面说。他心里一下子宁静下来，就好像他就是来看她的，而且也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过了一分钟，他便忘了索科洛夫夫妇，走在昏暗的大街上，寒气从一扇扇大门下往外钻，十字路口的狂风吹得大衣下摆扑扑直抖。维克托耸了耸肩，皱着眉头：难道母亲永远、永远不会知道儿子今天的事情了吗？
七
维克托召集了实验室的同事们，即物理学家马尔科夫、萨沃斯季扬诺夫、安娜·纳乌莫芙娜·魏斯帕比尔，机械师诺兹德林，电工佩列佩里律，対他们说，怀疑仪器不完善是没有根据的。正因为测量特别精确，所以不论试验条件怎样改变，得出的结果都是一样。
维克托和索科洛夫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实验室的试验工作由马尔科夫领导。他具有非凡的才能，善于解决试验中的疑难问题，准确无误地掌握复杂的新仪器的原理。
维克托很佩服马尔科夫对待他不熟悉的仪器的信心，他不必看什么说明书，几分钟工夫就能掌握其主要原理和细微零件的功能。他显然把物理仪器当做活物的身体，他认为，只要看见猫，就自然能看见猫的眼睛、尾巴、耳朵、爪子，能摸到猫的心跳，能说出哪一部分是管什么用的。
每当实验室里安装新的仪器，需要做细致精密活儿的时候，性情高傲的机械师诺兹德林就成了王牌中的大王。喜欢说笑话的浅色头发的萨沃斯季扬诺夫在说到诺兹德林时，笑着说：
“等他死的时候，把他的一双手送到脑科研究所去研究研究。”
但是诺兹德林不喜欢开玩笑，他不把从事研究的同事放在眼里，他明白，没有他的一双能干的手，实验室里的事情就干不成。
萨沃斯季扬诺夫是实验室里大家都喜欢的人。不论解决理论问题还是试验中的问题，他都有两下子。他干起任何事情，都是那样轻松，快捷，毫不吃力。
即使在最阴暗的秋天，他那发亮的小麦色头发也好像沐浴在阳光里。维克托每看到他，心里就想，他的头发放光是因为他的智慧也是明亮剔透的。索科洛夫也很器重萨沃斯季扬诺夫。
“是的，你我这样的丑角和书呆子，都比不上他，他能抵得上你、我，再加上马尔科夫。”维克托对索科洛夫说。
实验室里爱说俏皮话的人管安娜·纳乌莫芙娜叫“母鸡加公马”。她有非凡的工作能力和耐性。有一次，为了考察感光乳剂的变化，她守着显微镜坐了十八个小时。
很多研究所部门的领导人认为维克托很幸运——他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配搭得很好。维克托也常常开玩笑说：“每个主任都有跟他般配的工作人员……”
“以前我们一块儿操心，一块儿发愁，”维克托说，“现在我们可以一块儿高兴了。马尔科夫教授进行试验是没有话说的。在这里面，当然也有机械小组的功劳，也有试验员们的功劳，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做过几百、几千次计算。”
马尔科夫很快地咳嗽了几声，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很希望您尽量把您的观点说详细点儿。”
他放低了声音，又说道：
“我听说，科契库罗夫在邻近领域的研究使人们在实践方面产生了希望。我听说，莫斯科方面已经来询问他的研究成果了。”
马尔科夫一般都了解各种各样事件的底细。当军车载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往外疏散的时候，马尔科夫总能给车厢里打听来各种消息：线路阻塞，更换车头，一路上有多少食品供应站，等等。胡子拉碴的萨沃斯季扬诺夫故作忧虑地说：
“遇到这种事儿，我一个人要把实验室的酒精喝光了。”
安娜·纳乌莫芙娜是个大社交家，她说：
“瞧，咱们多走运，可是在基层工会的生产会议上已经有人说咱们犯了死罪啦。”
机械师抚摩着瘪下去的两颊，没有说话。
一条腿的电工佩列佩里津的脸颊慢慢红了，他没有说一句话，拐杖叭的一声掉在地上。维克托这一天非常愉快，非常高兴。上午，年轻的所长皮敏诺夫就和维克托通了电话，对他说了不少好话。
皮敏诺夫乘飞机上莫斯科去了——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研究所几乎所有的部门就要回莫斯科去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皮敏诺夫最后说，“咱们很快就要在莫斯科见面了。我很幸运，我感到自豪，就在我担任所长期间，您完成了您了不起的研究项目。”
在实验室工作人员大会上，一切情形都使维克托感到愉快。马尔科夫常常嘲笑实验室的情况，他说：“咱们的博士、教授有一个团，咱们的副博士和初级研究员有一个营，可是士兵只有诺兹德林一个！这是对理论物理学家信不过。我们像一座奇怪的金字塔。”他接着解释说：“塔顶又宽又大，往下越来越细。所以咱们摇摇晃晃，很不牢稳，应当让基础宽大，最好有一个团的诺兹德林。”
维克托做过报告之后，马尔科夫又说：
“嘿，瞧我们这个团，瞧我们的金字塔。”
一直宣扬科学像体育的萨沃斯季扬诺夫，听过维克托的报告以后，眼睛显得格外好看，露出又幸福又和善的神气。
维克托觉得，萨沃斯季扬诺夫这会儿看待他不是像运动员看待教练，而是像教徒看待圣徒了。
他想起不久前他和索科洛夫的谈话，想起索科洛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的争论，在心里说：“也许，我在核能量方面能想出点儿什么，可是在人的方面一窍不通。”
快到下班的时候，安娜·纳乌莫芙娜来办公室里找到维克托，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新来的人事处长没把我列入复员名单。我刚才看到名单了。”
“我知道，知道，”维克托说，“用不着犯愁，复员的名单有两份，您是第二批走，只不过晚几个星期。”
“可是在您这一组里偏偏就我一个人不是第一批。疏散日子我过够了，恐怕我要发疯了。每天夜里我都梦见莫斯科。再说，到莫斯科安装仪器，没有我怎么行？”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不过您要知道，名单已经批过了，要改变，十分困难。磁力实验室的斯维琴已经为鲍·里斯·伊斯莱列维奇说过，他的情况也和您一样，可是结果还是很难改变。您最好也等些时候吧。”
他忽然上了火，叫起来：
“谁知道他妈的是怎么考虑的，他们把一些闲人塞进名单里，像您，进行安装就马上需要的人，他们却不知为什么偏忘了。”
“不是把我忘了，”安娜·纳乌莫芙娜说着，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比忘了更糟糕……”
安娜·纳乌莫芙娜迅速地用一种奇怪而胆怯的目光回头看了看半张着的门，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知为什么从名单里划掉的只是一些犹太人，人事处的秘书莉玛还告诉我，在乌法，在乌克兰科学院的名单中几乎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去掉了，只留下一些科学院院士。”
维克托半张着嘴，惘然失措地看了她一会儿，后来哈哈大笑起来：
“您怎么啦，好同志，您疯啦！我们谢天谢地，不是生活在沙皇俄国。您从哪儿学来这种狭隘的怪毛病？赶快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糊涂想法扔远点儿吧！”
八
友谊！有各种各样的友谊。
劳动中建立的友谊，革命工作中形成的友谊，长途跋涉中的友谊，共同战斗过的友谊。羁押犯人的监狱中，尽管囚友们在这儿相识与分手间隔只有两三天，可是这几天的印象却要保留很多年。安乐中的友谊，患难中的友谊。平等的友谊，不平等的友谊。
究竟什么是友谊？友谊的实质是否仅仅存在于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厄运中？要知道，有些人本是一个党的党员，却因为观点有微小的分歧，产生的仇恨竟超过他们对党的敌人的仇恨。有时候，有些并肩战斗的人彼此憎恨，超过他们对共同敌人的仇恨。甚至有的时候，囚徒之间的宿怨更甚于他们对监狱看守的愤恨。
当然，更多的还是在同命运、同职业、有共同思想的人中间交到朋友，不过还是不能说，类似的共同性是友谊的决定因素。
不喜欢自己职业的人彼此也会有友谊，有时也会成为朋友。结成朋友的不仅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还有战场上的逃兵和劳动中的懒汉。不过，这样或那样友谊的基础都是共同性。
两个性格相反的人能不能成为朋友？当然可以！
有时友谊是一种无私的关系。
有时友谊是为了一己私欲，有时友谊是自我牺牲，但奇怪的是，利己主义的友谊却能无私地给朋友带来好处，而自我牺牲的友谊的基础却是利己主义。
友谊是一面镜子，人在其中看到自己。有时候，你在同朋友谈心的时候，可以认识自己——等于自己同自己谈心，自己同自己交往。
友谊是平等和相似。但同时友谊又是不平等和不相似。
友谊有时是有实际目的、实际作用的，如共同劳动中的友谊，共同为了生存、为了面包而斗争的友谊。
有为了崇高理想的友谊，有意气相投、彼此谈得来的友谊，有职业各不相同，然而对现实有共同看法的人的友谊。
也许，最高层次的友谊便是实用的友谊，劳动、斗争的友谊与谈得来的友谊的结合体。
朋友往往是彼此用得着的，但朋友从友谊中得到的东西并不总是相等。朋友希望从友谊中得到的并不总是同样的东西。有的在交游中授人以经验，有的则在交游中丰富自己的经验。有的在帮助软弱和没有经验的年轻朋友时，感到了自己的成熟和能力，有的则在朋友身上看到自己的理想，希望自己也像那样成熟，有能力，有经验。就这样，有的在友谊中奉献，有的得到礼物。
有时朋友是无言的裁判，一个人借助这种裁判可以和自己对话，在自己的思想中得到欢乐，因为自己的想法在朋友的心中得到共鸣和回响，这些想法也就有了声音，能听见，能看见。
理性的、观察思辨的、哲学意味的友谊要求人的观点一致，但这种一致不是无所不包的。有时友谊出现在争论中，出现于朋友之间的差异中。
如果朋友们在各方面都相似，如果朋友们互相成为彼此的映像，那么，同朋友争论便等于同自己争论。
能够谅解你的弱点、毛病甚至过错的人，能够肯定你的正确、才能和功绩的人，才是朋友。
用爱护的态度指出你的弱点、毛病和过错的人，才是朋友。
所以，友谊的基础是相似，其表现却是分歧、矛盾、不一致。所以，有的人在交游中一心想从朋友身上得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有的人又在交游中一心想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慷慨赠与别人。
喜欢交朋友是人的天性。不善于和人交朋友的人，就和动物交朋友——和狗、马、猫、老鼠、蜘蛛。
绝对强大者不需要友谊。恐怕，只有上帝是这样的。
真正的友谊，与你的朋友身居高位，势衰落魄，还是身陷囹圄毫不相干；真正的朋友看重心灵内在的实质，把荣耀与外在的权势置之度外。
友谊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友谊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它的牢固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信朋友的忠诚，以及对朋友忠诚。所以，在人为自由事业效力的地方，友谊特别珍贵。在为了最高利益可以牺牲朋友的地方，在一个人被认作最高理想的敌人而众叛亲离，却相信他没有失去唯一的朋友的地方，友谊特别珍贵。
九
维克托回到家里，看到一件熟悉的大衣挂在衣架上——是卡里莫夫来了。
卡里莫夫放下报纸。维克托心想，看样子，柳德米拉不愿意陪客人说话呢。
卡里莫夫说：“我是从集体农庄上这儿来的，在那儿作报告的。”又补充说：“不过，请放心，我在农庄里吃得很饱。要知道，我们的人民是特别好客的。”
维克托心想，柳德米拉都没有问卡里莫夫要不要喝茶。
维克托只是在对卡里莫夫那宽鼻子的、布满皱纹的脸仔细端详了一阵子之后，才看出他的脸和一般的俄罗斯人以至斯拉夫人的脸型微微有些不同。有时在突然转头的短短瞬间里，这些细微的区别一齐表露出来，他的脸变成蒙古人的脸。
就像这样，有时维克托在大街上能猜出一些浅色头发、眼睛明亮、鼻子上翘的人是犹太人。有一些隐隐约约的特点可以说明这些人是犹太人出身：有时是笑容，有时是皱眉头表示惊讶的神气，眯眼睛的神气，有时是耸肩膀的姿态。
卡里莫夫说起他见到的一位中尉，那位中尉是受伤后回村里看望父母的。显然，卡里莫夫就是为了说说这事儿来到维克托家的。
“真是个好小伙子，”卡里莫夫说，“他说话非常直率。”
“说的是鞑靼语吗？”维克托问。
“当然。”卡里莫夫说。
维克托心想，如果他遇到这样的受伤的犹太中尉，是无法跟他说犹太语的；他懂得的犹太词语不超过十个，而且都是在开玩笑的时候使用的。
那名中尉一九四一年秋天在刻赤附近被俘。德国人叫他去收割埋在雪下没有收割的庄稼喂马。中尉瞅准机会，在冬日暮霭的掩护下逃跑了。俄罗斯和鞑靼居民把他掩藏起来。
“我现在完全有希望再见到妻子和女儿了，”卡里莫夫说，“原来德国人也和咱们一样，有各种各类的证件。”
“我过去上大学的时候，爬过克里木的山。”维克托说，并且想起母亲汇钱让他去旅游的事。“那位中尉看到犹太人了吗？”
柳德米拉朝门里探了探头，说：
“妈妈到现在没有回来，我很担心。”
“是呀，是呀，她这是哪儿去啦？”维克托心不在焉地说。
等柳德米拉把门掩上，他又问道：
“那位中尉有没有说起犹太人？”
“他看到把一家犹太人拉去枪毙，有一个老奶奶，两个姑娘。”
“天啊！”维克托说。
“哦，此外，他还听说在波兰有一些集中营，把犹太人赶进去，杀掉，把尸体分割开，就像屠宰场里那样。不过显然这是瞎猜想。我专门问过他有关犹太人的情况，我知道您关心这方面的事。”
“为什么偏偏只有我关心？”维克托想。“难道别人都不关心？”
卡里莫夫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哦，我忘啦，他还对我说，德国人好像下命令要把吃奶的孩子送到警备司令部去，他们往小孩子嘴上抹一种无色的药剂，小孩子马上就死。”
“是刚生下的婴儿吗？”维克托反问道。
“我以为，这都是瞎想，就跟集中营分割尸体的说法一样，都不可信。”
维克托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儿，然后说：
“当你想到今天还在杀害婴儿的时候，一切文化建树似乎都毫无意义了。哼，歌德和巴赫教人的是什么？杀起婴儿来了！”
“是啊，可怕呀。”卡里莫夫说。
维克托看出卡里莫夫的同情心，但也看出他的高兴和兴奋：那名中尉的话增强了他同妻子相会的希望。可是维克托知道，战后他再也不能见到母亲了。
卡里莫夫要回家了，维克托舍不得和他分别，便决定送他一下。
“您要知道，”维克托忽然说，“我们苏联科学家都是一些幸福的人。正直的德国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明知自己的发明对希特勒有好处，会有什么感觉呢？您是否能想象，一个犹太物理学家，他的亲人被这样杀害，就像宰杀疯狗一样，而他却幸存，在进行创造发明，他的发明却违反他的心意，在为法西斯增强军事实力？他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明白，可是依然不能不为自己的发明感到高兴——实在可怕！”
“是呀，是啊，”卡里莫夫说，“可是要知道，动惯了脑筋的人没办法不动脑筋呀。”
他们来到街上，卡里莫夫说：
“您送我，我不敢当。天气这样冷，您回到家里才不久，就又上外面来。”
“没关系，没关系，”维克托回答说，“我只把您送到街口。” 他看了看同伴的脸，又说：“虽然天气这么冷，我和您在大街上走一走，感到很愉快。”
“您不久就要回莫斯科了，咱们就要分别了。我很珍惜你我的知遇。”
“是的，是的，是的，说实在的，我也是这样。”维克托说。
维克托朝家里走去，竟没有注意，有人喊他。
马季亚罗夫拿黑黑的眼睛看着他。他的大衣领子竖立着。
“怎么回事儿？”他问道。“咱们的盛会停止啦？您的影子也见不到啦，索科洛夫在生我的气呢。”
“是啊，当然啦，很遗憾，”维克托说，“不过咱们在他家凭一时的激动胡乱说了不少。”
马季亚罗夫说：“谁又会注意凭一时激动说出的话呢？”
他把脸凑到维克托跟前，他那睁得大大的、神情忧愁的大眼睛显得更忧愁了，他说：
“咱们的聚会停止了，倒也好。”
维克托问：“怎么回事儿？”
马季亚罗夫一面呼哧呼哧喘着，一面说：
“应当告诉您，我觉得，卡里莫夫老头子是有任务的。懂吗？您好像跟他常常会面吧？”
“胡扯，我永远不会相信！”维克托说。
“您却没有想想，他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朋友的朋友，已经化成灰土有十年了，跟他在一起的那一伙子连影子都没有了，只有他一个留下来，而且青云直上，当了院士。”
“这有什么？”维克托问。“我也是院士，您也是院士嘛。”
“就是这话。您想想这命运中的蹊跷吧。我想，先生，您也不是小孩子。”
十
“维克托，妈妈刚刚才回来。”柳德米拉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披着披肩坐在桌旁。她把一杯茶端到自己面前，却马上又推到一边，说：
“是这样，我和一个人谈了谈。那人在战争开始前见过米佳。”
她很激动，因此用分外平静、从容的语气说，她们车间实验室有一位同事，邻居家里来了一位乡亲，要在这儿住几日。那位同事在来客面前偶然提到了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姓，那人就问，在这位弗拉基米罗芙娜家里有没有人叫米佳。
下班后，弗拉基米罗芙娜去了同事家里。才知道那人是不久前才从劳改营里释放出来的。他原是报社的校对员。排字工人在排一篇社论时，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氏排错了一个字母，他没有校对出来，结果坐了七年牢。战前又以不守纪律为由，把他从科米自治共和国的劳改营转押到远东，那里属于湖泊区劳改营系统，是对外严格保密的劳改营。在那里和他住同一棚屋的有一个人姓沙波什尼科夫。
“一听他的话，我就知道那是米佳。他说：‘他躺在床铺上，老是吹口哨：小黄雀，斑海雀，你在哪儿……’米佳在被捕前上我这儿来，我问他什么，他总是笑笑，总是在吹口哨：‘小黄雀……’今天晚上那人就要搭载货汽车上莱舍沃去了，他的家在那儿。他说，米佳有病，是坏血病，心脏也不大好。还说，米佳不相信自己能获释。米佳跟他说过我，说过谢廖沙。米佳在厨房里干活儿，这被认为是上等的工作。”
“是啊，要干这种活儿，得上两次大学呢。”维克托说。
“这事儿可不能轻易相信，万一是派的人来暗地里试探呢？”柳德米拉说。
“谁需要试探一个老婆子？”
“不过，维克托是在很重要的单位里，自有人想知道他的情况。”
“算啦，柳德米拉，这是胡思乱想。”维克托生气地说。
“他为什么得到释放，他说了吗？”娜佳问道。
“他说的一切，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里有许许多多人，我觉得，那是个不可理解的世界。他好像是从另一个国度来的。他们有自己的风俗，自己的中世纪和新世纪历史，自己的谚语……
“我问他为什么获释，他很吃惊，说‘您怎么不明白，给我定案啦’。我还是不懂。原来，放出来的都是些身体太弱、快要死的人。他们劳改营内部有这样的分类：有的是做苦力的，有的是糊涂虫，有的是看守的狗腿……我问，一九三七年有许多人被判十年没有通信自由，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他换过几十个劳改营，没遇到一个人是这样判的。那些人又到哪儿去了呢？他说，不知道，劳改营里反正没有。
“伐木，超期服刑，迁徙转移……他说得我直心疼。米佳也在那里面，那里有苦力、糊涂虫、狗腿……他还说到了自杀的方法：在科雷马沼地上，不吃东西，一连几天光是喝水，就这样死于水肿，他们把这叫做‘喝水’、‘开始喝水’，当然，心脏有毛病才用这种死法。”
她注意到维克托神情紧张而痛苦，女儿眉头紧皱。
她非常激动，觉得头很疼，嘴里发干，但她继续说下去：
“他说，在路上和军车里，比在劳改营里更可怕。刑事犯作威作福，剥衣服，抢吃的东西，拿政治犯的性命当赌注，输了就用刀杀人，被杀的人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命是别人的赌注。还有更可怕的：劳改营里刑事犯处处占据着领导地位，棚屋大组长、采伐队长都是刑事犯，政治犯丝毫无权，拿他们不当人看，刑事犯还管米佳叫‘法西斯分子’。”
弗拉基米罗芙娜放大了声音，像对着人群讲话一样说：
“后来，这个人又从米佳那个劳改营，转押到瑟克特夫卡尔。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央派了一个姓卡什科津的人到米佳所在的那一类劳改营里去，布置杀害了好几万犯人。”
“哎哟，我的天呀，”柳德米拉说，“我很想明白：斯大林是不是了解这种可怕的事？”
“哎哟，我的天呀，”娜佳很气愤地学着妈妈的语调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他们是斯大林下命令杀的呀。”
“娜佳，”维克托说，“住嘴！”
维克托就像有些人一样，感觉内心的虚弱被旁人识破了似的，忽然发起火来，朝娜佳吼道：
“你别忘了，斯大林是最高统帅，正率领军队同法西斯作战，你的祖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指望着斯大林，我们生活、呼吸，都因为有斯大林和红军……你还是先学学揩鼻涕，再去评论斯大林，是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挡住了法西斯。”
“斯大林住在莫斯科，在斯大林格勒挡住法西斯的，你也知道是谁，”娜佳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儿，你从索科洛夫家回来，也说过我说的这话……”
他对娜佳的气更大了，他觉得这股气一辈子都消不了。
“我从索科洛夫家回来，根本没说过类似的话，你别胡扯。”他说。
柳德米拉说：“就在苏联的孩子们纷纷为国战死的时候，干吗要提这些可怕的事？”
但是娜佳也马上说出她所理解到的爸爸心中的隐秘和弱点。
“哼，当然啦，你什么也没有说，”她说，“现在嘛，现在你在研究中取得了那样的成就，在斯大林格勒也把德国人挡住了……”
“你怎么能，”维克托说，“你怎么能怀疑爸爸虚伪！柳德米拉，你听见没有？”
他希望得到妻子的支持，但柳德米拉无动于衷。
“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说。“你说的话她听了不少。这都是你和你那个卡里莫夫说的，和那个讨人嫌的马季亚罗夫说的。玛利亚也常对我说起你们谈的话。而且你自己在家里也说了不少。唉，还是快点儿回到莫斯科去吧。”
“够啦，”维克托说，“我早就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样的痛快话了。”
娜佳没有再说话。她的脸变得像老太婆一样委顿、难看，她扭过头，背着爸爸，但是他还是看到了她的眼神，她用那样痛恨的眼神看他，他吃了一惊。
气氛显得非常窒闷，空气中包含了太多沉重的东西，让人喘不过气来。
几乎在每一个家庭，一年年暗地生长着的东西，可能作怪，可能平息，但因为相爱和信任而被压抑着的东西，现在冲了出来，浮到表面上，漫开去，充塞在生活中，似乎在父亲、母亲和女儿之间仅仅存在着不了解、怀疑、气恼和责难了。
难道他们共同经历的命运，产生的只有分歧和隔阂吗？
“外婆！”娜佳唤道。
维克托和柳德米拉同时看了看弗拉基米罗芙娜。她坐在那里，用手紧紧按着额头，好像头疼得不得了。
她是那样软弱无力，似乎她和她的痛苦谁也不稀罕，只能妨碍别人，使人生气，使家里人不和，她这个一辈子刚强、坚毅的人，这会儿坐在那里，那样孤单，那样软弱——这一切流露着一种说不出的可怜意味。
娜佳忽然跪下，把额头贴到外婆的腿上，说：
“外婆，亲爱的外婆……”
维克托走到墙边，打开收音机，硬纸板做的喇叭嘶哑地响起来，发出呻吟和喘息。好像广播的是秋夜的雨雪天气。在战场的前沿阵地，在战火烧毁的村庄，在阵亡士兵的坟头，在科雷马和沃尔库塔，在野战机场，在冷雨和初雪打湿了的卫生营帆布篷顶，今夜将是一片雨急风狂、雪花漫舞的景象。
维克托看了看妻子愁眉不展的脸，便走到岳母跟前，抓起她的手，吻起手来。
然后，他俯下身去，抚摩娜佳的头。
似乎在这几分钟里一切都没有变化，房里依然是这几个人，他们依然十分痛苦，他们的命运依然如故。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痛苦不堪的心在这几分钟里充满了多么神奇的温暖……
忽然一个很响的声音冲进房间：
“一天来，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图阿普谢西北和纳尔奇克地区同敌人继续进行战斗。其他战线没有任何变化。”
十 一
德军中尉别捷尔·巴赫因为肩部被子弹打伤，进了军医院。他的伤势不重，送他上救护车的同伴们祝贺他走运。
巴赫怀着一种幸福感，同时疼得哼哼着，由卫生员搀扶着前去洗澡。
一接触到热水，真是说不出的快活。
“比在战壕里舒服吧？”卫生员问道。他希望对伤员说点儿快活的，就又说：“等您出院的时候，大概那儿全都收拾好了。”他朝那个方向指了指，那边不停地传来响成一片的轰隆声。
“您来这儿不久吧？”巴赫问。
卫生员用树皮擦子给中尉擦了几下脊背之后，说：
“您为什么断定我来这儿不久？”
“这儿已经没有人认为战事会很快结束。这儿的人都认为战事很快结束不了。”
卫生员看了看澡盆里光着身子的中尉。巴赫想起来，军医院工作人员有责任汇报伤员的思想，而他的话流露出他对德军威力的不信任。于是他一字一顿地又说了一遍：“是啊，卫生员同志，这事怎样结束，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呢。”他为什么把这句危险的话重说一遍？这是只有生活在极权制帝国的人才能明白的。他重说一遍，是因为他很生气，不该在说过第一遍之后就害怕了。他重说一遍，也带有防备的目的——想骗骗他所设想的这个告密者，表示自己有口无心。
过了一会儿，他为了消除有关自己的反对立场的不好印象，又说：
“我们在这里集中这样多的兵力，可能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还不曾有过。请相信我的话，卫生员同志。”
后来他厌烦了这种又复杂又伤脑筋的把戏，一心一意玩起儿童游戏：把浸透了肥皂水的海绵攥在手里，使劲攥，那肥皂水一会儿射到澡盆沿上，一会儿射到巴赫自己的脸上。
“喷火器就是这样喷射。”他对卫生员说。
他痩了多少啊！他看着自己光光的两臂和胸膛，想起两天以前吻他的那个俄罗斯年轻女子。他何曾想到，在斯大林格勒会跟一个俄罗斯女子有这样一段艳史？当然，这还很难叫做艳史。只不过是偶然的战地艳遇。那是一种很不平常、难以想象的环境，他们在地下室里相遇，他在一片瓦砾中向她走去，一阵阵爆炸的火光映照在他身上。那在小说中也是一种十分精彩的场面。昨天他应该去找她的。她大概以为他已经牺牲了。等他康复后，一定还要去找她。真想知道，是谁填补了他的位子呢？自然界是不兴留空缺的呀……
洗过澡以后，很快把他带到X光室，医师让他站到X光透视机前。
“中尉，那边不好过吧？”
“俄国人比我们更不好过。”巴赫回答说。他想给医生一点儿好印象，希望得到很好的诊断，动起手术也会轻快些，少受点罪。
外科医生走了进来。两位医生看了看巴赫的内脏，可以看清已经在胸腔里钙化了的过去的各种病灶。
外科医生抓住巴赫的胳膊，把他转来转去，一会儿拉着他贴到荧光屏上，一会儿把他拉远一点儿。他注意的是弹片伤，至于伤的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是无关紧要的情况。
两位医生说起话来，夹杂着拉丁语和开玩笑的德国粗话，于是巴赫明白了，他的伤情不严重，胳膊还能保得住。
“请你们准备给中尉做手术，”外科医生说，“我还要在这儿看一个复杂的病例，是颅部重伤。”
卫生员脱去巴赫的伤员服，一名外科护士叫他坐到凳子上。
“见鬼，”巴赫苦笑着说，并且因为自己光着身子感到不好意思，“小姐，应该先把凳子弄暖和一点儿，再让斯大林格勒大战参加者的光屁股坐到上面。”
她连笑也没笑，回答他说：
“我们没有这样的任务。”
她说过这话，便把手术用具从玻璃橱里一样一样往外拿，巴赫一看到就觉得害怕。可是摘除弹片的手术进行得又快又轻松。巴赫甚至生起医生的气，认为医生是在向伤员散布瞧不起小手术的思想。
那位外科护士问巴赫，要不要把他送到病房里去。
“我自己能走。”他说。
“您在我们这儿不会待很久的。”她用安慰的语调说。
“太好啦，”他说，“我已经开始无聊了。”
她笑了。
这位护士显然是按照报纸通讯来想象伤员的。作家和记者们在通讯里写的伤员，总是偷偷地从军医院跑出去，跑回自己的营里和连里；他们一定要向敌人开枪开炮，不这样就不能过日子。
也许，记者们在军医院里也碰见过这样的人，不过当巴赫躺在铺了干净被单的床上，吃了一碗米饭，又抽了一支烟（在病房里严禁抽烟），和邻床的人聊起来的时候，他可是感到快活得不得了。
病房里有四名伤员：三名是前方下来的军官，第四名是文官，凹进去的胸脯，凸出来的肚子，是从后方来办公事，在古姆拉克地区遭遇车祸。在他仰面躺着，把两手放在肚子上的时候，就好像有人和这位大叔开玩笑，往他的被窝里塞了一个足球。
显然，他就是因为这种伤得了个外号“守门员”。
守门员在所有的人当中，是唯一表示遗憾的，因为受伤不能报效国家。他常常用慷慨激昂的语调谈起祖国、军队、天职，说他因为在斯大林格勒受伤感到光荣。
为民族流过血的前方军官们，常常嘲笑他的爱国主义。其中有一位侦察连长克拉普，因为屁股受伤，天天趴在床上，苍白的脸，厚嘴唇，棕色的凸眼睛，他对守门员说：
“看样子，您这样的守门员不仅能把球挡回去，也会把球踢进去。”
这位侦察连长是个色情狂，他主要谈的是两性关系。守门员想讽刺一下对方，问道：
“为什么您没有晒黑呀？您大概是在办公室工作吧？”
克拉普可没在办公室工作过。
“我是夜里的鸟儿，”他说，“我打食儿都是在夜里。我跟娘们儿睡觉是在白天，和您不一样。”
在病房里常常骂官僚，他们一到晚上就坐小汽车从柏林上别墅去；骂那些军需官，他们得勋章比作战的人都便当；谈作战的官兵家庭的贫困，不少人家里的房子都被炸毁了；骂后方的浪荡子勾引军人的妻子；骂前方的小货摊光卖香水和刮脸刀片。
睡在巴赫旁边的是耶内中尉。巴赫原以为他是贵族出身，谁知他却是个农民，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政变中涌现的人物之一。他担任一个团的副参谋长，在夜晚空袭中被弹片炸伤。
守门员被送去做手术的时候，躺在角落里的憨厚的上尉弗列谢尔说：
“我从一九三九年就打仗，可是我从来没有夸耀过自己的爱国主义。给我吃，给我喝，给我穿，我就打仗。没有什么道理好说。”
巴赫说：“不对，不能那样说。打过仗的人嘲笑守门员的虚伪，这里面就有自己的道理。”
“是这样啊！”耶内说。“请问，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道理？”
他那很不和善的眼神，巴赫早就习惯了。他感觉到，耶内恨那些希特勒上台以前的知识分子。巴赫耳闻目睹许多言论，说旧知识分子倾慕美国财阀，暗地倾向犹太旧教和犹太观念，在绘画和文学方面喜欢犹太风格。巴赫感到非常气愤。现在，当他愿意向这些新势力的粗暴低头的时候，为什么还拿阴沉的、像狼那样的怀疑目光看他呢？难道他不是和他们一样，也挨过虱子咬，挨过冻吗？他们竟不把他这个前沿阵地的军官当成德国人！巴赫闭上眼睛，转身朝着墙。
“你为什么问得这样恶毒？”他在心里生气地说。
耶内会带着鄙夷和优越的笑容说：
“您好像没有明白吧？”
他会被这话激怒，说：“我跟你讲过，我是没有明白。”然后补充说：“我要想想。”
耶内当然笑了。
“你怀疑我阳一套阴一套？”他高声喊道。
“就是，就是阳一套阴一套！”耶内的声音显得很快活。
“精神阳痿？”
这时候弗雷塞尔会哈哈大笑起来。克拉普用胳膊肘支起身子，非常不客气地看看巴赫。
“你们这群退化的败类，”巴赫会用打雷一样的声音喊道，“耶内，您已经是介乎猴子和人之间了……咱们说真的。”
他恨得打了一个寒颤，闭紧了本来就阖上的眼睑，在心里继续说：
“你们只要就任何小问题写出一个小册子，马上就仇恨起为德国科学奠定基础和砌墙的人。你们只要写进一本薄薄的小说，马上就瞧不起有光荣传统的德国文学。你们是否以为科学和艺术有点儿像官场，老一辈的官员妨碍你们晋升？你们和你们的书越来越没有出路了，科赫、能斯特、普朗克和凯勒曼已经在挡你们的路了……科学和艺术不是官场，是无垠的天空下的帕耳纳斯山，永远是宽阔的，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天才在那儿都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生存，只是容不得你们和你们的恶果。不是没有地方，只是那儿不是你们待的。可是你们还在忙着清除场地。你们那可怜的、吹不起来的汽球不会因此就升高一点儿。你们赶走爱因斯坦，你们永远不能填补他的位置。是的，是的，爱因斯坦，他当然是犹太人，不过，对不起，他确实是天才。世界上还没有那样大的权力，能够帮助你们接替他的位置。你们想想吧，值不值得花那样大的力量来消灭那些人，那些人的位置是永远无法填补的。如果你们不够格，不能走希特勒开辟的道路，那也只能怪你们自己，不能恼恨够格的人。在文化方面动用警察，煽动仇恨，这种办法是毫无用处的！你们瞧，希特勒和戈培尔对这一点认识得多么深刻？他们以身作则在教导我们。他们在对待德国科学、绘画、文学方面表现得多么喜爱，多有耐心，多有策略。就要学他们的样子，走团结的道路，不能给我们德国的共同事业造成分裂！”
巴赫不出声地说完这番话，睁开眼睛。旁边的人都还躺在被窝里。
弗雷塞尔说：“伙计们，往这儿看！”
他像变戏法一样从枕头底下抽出一瓶意大利白兰地。耶内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只有真正的酒徒，而且只有农村里的真正酒徒看到酒瓶才会露出这样的神情。
“他这人不坏嘛，从各方面看，他不坏。”巴赫想道。并且为自己没有说出的歇斯底里的话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就在这时候，弗雷塞尔用一条腿蹦着，往几个床头小柜上的玻璃杯里斟酒。
“您真是野兽。”侦察连长笑着说。
“这可是能征惯战的中尉。”耶内说。
弗雷塞尔说：“有个医官发现了我的酒瓶，问：‘您这报纸里包的是什么？’我回答说：‘这是我母亲的来信，我一直带着不离身。’”
他举起杯，说：“来吧，中尉弗雷塞尔向你们致敬！”
大家一饮而尽。
耶内马上就想再喝一杯，就说：
“噢，应该还要留一杯给守门员呀。”
“守门员去他妈的吧，你说是吗，中尉？”克拉普问道。
“让他为祖国效劳吧，咱们喝咱们的。”弗雷塞尔说。
“每个人都希望活着嘛。”
“我现在来劲儿了，”侦察连长说，“这会儿顶好再来一个不胖不瘦的娘们儿。”
大家都轻松、快活起来。
“好，再来一杯。”耶内举起杯来。
大家又喝干了。
“咱们能住到一个病房里，太好啦。”
“我一看，马上就断定：‘这才是真正的伙伴，都是上过火线的。’”
“可是说实话，我怀疑过巴赫，”耶内说，“我心想：‘哼，这是党里的人。’”
“不，我不是党里的。”
他们掀开被子，躺了下来。大家都觉得热起来。谈起前方的事。
弗雷塞尔原来在右翼，在奥卡托夫镇一带作战。
“谁他妈的知道，”他说，“苏联人简直不会打进攻仗。可是到十一月初，我们还停在那儿。我们八月里喝了多少伏特加呀，天天举杯祝贺：‘但愿战后不要失去联系，要成立攻克斯大林格勒老战士协会。’”
“他们进攻的本领不算差，”在工厂区作过战的侦察连长说，“他们不会固守。他们只要把我们从楼房里打出来，就马上要么睡觉，要么吃起东西。俄国军官就爱喝酒。”
“他们都是一些野蛮人，”弗雷塞尔说着，挤了挤眼睛，“我们在这些斯大林格勒野蛮人身上耗费的钢铁，比在整个欧洲耗费的还要多。”
“不光是耗费钢铁，”巴赫说，“在我们团里有一些人，常常无缘无故地哭，像公鸡一样扯开嗓子又哭又喊。”
“如果到冬天事情还不能解决，”耶内说，“那就要真的陷入僵局了。像那样打来打去，毫无意思。”
侦察连长小声说：
“我告诉你们，咱们正准备在工厂区发动攻势，调集的兵力超过以前任何时候。近几天就要打响了。到十一月二十日，咱们都可以跟萨拉托夫的姑娘们睡觉了。”
在挂了窗帘的窗户外面响起低沉的隆隆炮声和夜袭的飞机的轰轰声。
“苏联飞机出动了，”巴赫说，“他们的飞机在这时候进行轰炸。有些人管它们叫‘锯神经的锯子’。”
“在我们团部里管它们叫‘值班士官’。”耶内说。
“别作声！”侦察连长竖起一个手指头。“你们听，这是重型炮！”
“可是我们却在轻伤员病房里喝酒呢。”弗雷塞尔说。
于是他们在这一天里第三次快活起来。
他们谈起苏联的女人。每个人都有可谈的。巴赫一向不喜欢谈这些事。
但是在军医院的这天晚上，巴赫却说起住在被炸毁的楼房的地下室里的季娜，说得很带劲儿，大家都在笑。
卫生员走进来，打量了一下一张张笑脸，就动手收拾守门员床上的被单。
“这个柏林来的祖国的卫士出院了吧？受伤是装的吧？”弗雷塞尔问。
“卫生员，你怎么不说话？”耶内说。“我们都是男子汉嘛，他要是有什么情况，就对我们说说。”
“他死了，”卫生员说，“心肌麻痹。”
“你们瞧，满嘴爱国主义，落了个这样的结果。”耶内说。
巴赫说：“这样说死人，可不大好。他并不是说假话，他用不着在咱们面前说假话。就是说，他是真心实意的。伙计们，这样不好。”
“哦，”耶内说，“怪不得我觉得这位中尉是奉党的命令上我们这儿来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可是有新思想的。”
十 二
夜里，巴赫睡不着，他太舒服了。想起掩蔽所，想起一起作战的伙伴，想起莱纳德的到来，他甚至还和他一起透过掩蔽所开着的门眺望落日，一起抽烟，喝暖水瓶里的咖啡——他感到非常奇怪。
昨天，他要上救护车的时候，他还用没有受伤的胳膊抱着莱纳德，他们对视一眼，笑了起来。他何曾想到，他会在斯大林格勒的土室里同这个纳粹分子共饮，在炮火照耀的瓦砾场上去找自己的俄罗斯情人。
他的变化异常奇怪。多年来他一直痛恨希特勒。当他听到无耻的白发苍苍的教授说，法拉第、达尔文、爱迪生是一伙儿偷窃德国科学的盗贼，而希特勒才是古今各国最伟大的学者的时候，他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想：“哼，算啦，这都是腐朽不堪的东西，这一切统统要完蛋。”还有那些小说，用惊人的虚伪笔调描写没有缺点的人，描写高尚的工人和农民的幸福，描写英明的党的教育工作，同样引起他的反感。哼，杂志上发表的那些诗多么不像样子。这一点使他特别生气。他在中学里就写诗了。
可是现在在斯大林格勒，他想入党了。当他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怕父亲在争论中把他说服，常常用手捂住耳朵，喊：“我不愿意听，不听，就是不听……”可是现在他听了！世界绕着轴心转了个身。
他还像过去一样非常厌恶平庸的戏剧和电影。也许，人们在几年、十几年中读不到好的诗歌，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就是在今天也有可能写出真理！因为德国精神就是主要的真理，是世界的理想。要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即便是根据王公和主教的指示，写出的作品也能表现最伟大、可贵的精神。
侦察连长克拉普还在睡着，他一面参加夜战，一面大声叫喊着，他的喊声大概在外面都能听得见：“手榴弹！手榴弹！”他想爬，就很别扭地翻了个身，疼得叫了起来，后来又睡着了。打起鼾来。
甚至过去使他胆战心惊的排犹行为，这会儿从新的角度重新出现在他的脑际。啊，如果他有权，他马上就下令制止对犹太人的大批屠杀。不过，虽然他有不少犹太朋友，他还是要实实在在地说：德国人有德国人的性格与精神，而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性格与精神。
马克思主义破产了！对于一个父母当年都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人来说，是很难想到这一点的。
马克思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将物质构造理论的基础建立在互相排斥的力量上，却忽视了万有引力。他为阶级互相排斥的力量下了定义，他是人类有史以来将这种力量研究得最透彻的。但是他也和一些有伟大发现的人一样，片面地认为，他所证实的阶级斗争力量是唯一能决定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他没有看到超阶级的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他这种社会物理学忽视了民族万有引力的规律，因此是荒谬的。
国家不是后果，国家是前因！
有一种神秘而奇特的规律决定着民族国家的诞生。国家是一种有机的结合体，只有国家能够代表千百万人特别珍视的、长远的东西，能够代表德国人的性格、德国的源流、德国人的意志和牺牲精神。
巴赫闭着眼睛躺了好一会儿。为了能睡着，他想象出一群羊：一头白羊，一头黑羊；又是一头白羊，一头黑羊；又是一头白羊，一头黑羊……
吃过早饭以后，巴赫给母亲写信。他皱着眉头，叹着气，知道母亲看到他写的内容不会高兴。但是，他应该把近来的感觉对母亲说说。他在回去度假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对她说。但她看出他的焦躁，看出他不愿意听她没完没了地回忆父亲的事——如今依然是这样。
她会想，他背叛父亲的信仰了。可是他没有。他恰恰是不肯背叛。
伤员们经过早晨的治疗，都疲乏了，所以都静静地躺着。夜里抬来一名重伤员，放在原来守门员的床上。他还在昏迷状态中，无法弄清他是哪个部队的。
怎么能向母亲说清楚，今天新德国的人比小时候的朋友和他更亲近？
卫生员走进来，问道：“谁是巴赫中尉？”
“是我。”巴赫说着，拿手盖住开了头的信。
“中尉先生，有一个苏联女人打听您。”
“打听我？”巴赫吃惊地问。他马上想到，这是他在斯大林格勒的情人季娜来了。她怎么会知道他在哪儿呢？可是他马上明白了，这是连里的救护车司机告诉她的。他很高兴，很感动：因为这要摸黑走出来，要搭顺路汽车，还要步行七八公里。于是他好像看到了她那大大的眼睛、苍白的脸，她那细细的脖子、头上的灰头巾。
病房里哈哈大笑起来。
“瞧咱们的巴赫中尉！”耶内说。“这是他在当地居民中干出的成绩。”
弗雷塞尔两只手摆动了几下，就好像要抖掉手指头上的水，说：
“卫生员，叫她到这儿来吧。中尉的床够宽的。我们就让他们成亲。”
侦察连长克拉普说：“女人和狗一样，男人到哪儿，她到哪儿。”
忽然巴赫生起气来。她是怎么想的？她怎么能上军医院里来？因为严禁军官和苏联女人有什么关系。万一在军医院里工作的有他家的人或者他的朋友福斯特家的人呢？只有那么一点不怎么样的关系，即使是一个德国女子，也未必敢来找他。
那个昏迷中的重伤员好像正在厌恶地冷笑呢。
“请告诉那个女人，我不能出去见她。”他阴沉地说。为了不参与他们的说笑，他马上拿起铅笔，念起已经写好的几行：
“……奇怪的是，多年来我认为国家压制着我。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正是国家代表着我的心意。我不希望命运一帆风顺。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同老朋友断绝关系。我知道，我要投奔的一些人永远不会真正拿我当自己人。但为了最主要的目标，我可以牺牲我的一切……”
病房里依然在高声说笑。
“安静点儿，别打搅他。他在给未婚妻写信呢。”耶内说。
巴赫笑起来。有时压抑着的笑很像抽泣，于是他心里想，他现在可以笑，也可以哭。
十 三
有些将军和军官们，不是经常能见到第六步兵集团军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的，都认为这位上将的思想和心情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举止的风度、发布命令的口气、听取细小意见和重大报告时的笑容，都证明这位上将依然驾驭着战争的局面。
只有和司令特别接近的一些人，如他的副官阿丹斯上校、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才了解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这段时间里的变化有多大。
他依然显得很风趣，很宽厚，雍容自若，依然亲切地关怀下属的生活情形，依然牢牢操纵着指挥各团各师作战的大权，依然决定着将领们的任免升降，批准奖赏，依然在抽自己习惯了的纸烟……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却在一天一天地发生变化，而且正准备彻底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