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他渐渐失去了那种驾驭局面和时机的感觉。不久前，他见到司令部侦察科的报告，还只是用平静的目光匆匆扫一扫：苏军有什么打算，他们的后备兵力的调动有什么目的，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阿丹斯发现：每天早上他把一叠报告和文件放到司令的桌子上的时候，司令首先拿起的是有关苏军夜间行动的侦察报告。
有一次，阿丹斯改变了叠放文件的顺序，把侦察科的报告放在最上面。保卢斯打开公文夹，看了看放在上面的报告。他那长长的眉毛扬了起来，接着就把公文夹合上了。
阿丹斯上校明白了，他的做法很不聪明。保卢斯那种一闪即逝的、似乎很悲哀的目光使他大吃一惊。过了几天，保卢斯看过了按往常顺序叠放的报告和文件之后，笑了笑，对自己的副官说：
“革新者先生，您显然是一个细心人。”
在这个寂静的秋日黄昏，施密特将军怀着几分得意的心情前去向保卢斯报告。
施密特顺着小镇宽阔的街道朝司令住的房子走去，快活地呼吸着寒冷的空气，空气冲洗着夜里抽烟抽得发燥的喉咙。他抬头望了望，只见天空被草原落日的模糊色彩染得斑斑斓斓。他的心里非常宁静，他想到绘画，想到午饭后的打嗝已经停止，不那么难受了。
他走在寂静而空旷的黄昏的大街上，在他的头脑里，在沉甸甸的大沿帽底下，装着全部设想，那是在最残酷的激战时必须说出来的，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期这样的激战早晚会到来的。当司令请他坐下，准备好听他报告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了：
“当然，在我们作战的历史上，为了进攻确实动员过大量的军事装备。不过，在这样小的作战地区，在陆地和空中火力密集到这样的程度，我个人还从来不曾遇到过。”
保卢斯佝偻着身子坐着听参谋长报告，似乎失去了大将军的风度，他的头匆忙地随着施密特那指着图表线条和地图方块的手指头转悠。这次进攻是保卢斯筹划的。保卢斯已经定出进攻的兵力数据。但是现在，听着跟他共事多年的这位才华出众的参谋长的意见，他觉得，在未来作战计划的细节方面，他的一些想法是不现实的。
施密特似乎不是在陈述已经变为作战计划的保卢斯的设想，而是把自己的意见硬加给保卢斯，他与保卢斯的意见相反，准备使用步兵、坦克、工兵营发动进攻。
“是啊，是啊，密度太大了，”保卢斯说，“如果和咱们左翼的空虚相比，那就太明显了。”
“没办法呀，”施密特说，“东方的土地太大了，咱们徳国的兵不够用。”
“不光是我担心这一点，冯·魏克斯也对我说：‘咱们打人不是用拳头，而是张开手指，分散在无边无际的东方土地上。’担心这一点的不光是魏克斯。不光是……”他没有说完。
一切情况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近几个星期的战斗中出现了偶然的情况和一些小小的失利，似乎从中就可以看出战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令人悲观绝望的真相。
侦察队不断地送来有关苏军在西北面集结的情报，空军无力阻止。魏克斯无法向保卢斯集团军的两翼补充后备兵力。他在罗马尼亚军队中设置德军广播电台，想迷惑苏军。但罗马尼亚人并没有因此就成为德国人。
一开始对非洲的远征似乎所向无敌。在敦刻尔克，在挪威和希腊，痛击英军，结果仍没有占领英伦三岛。在东方取得了巨大胜利，长驱几千公里直抵伏尔加河边，结果并没有彻底击溃苏军。总以为大局已定，即使尚未彻底胜利，那这也只是偶然的不顺利，微不足道……
他与伏尔加河之间这几百米距离，这毁了一半的工厂，这一座座烧焦的楼房的空壳，与夏季攻势以来攻占的广大地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但是在埃及的沃土地带与隆美尔将军之间，也还有几千公里的沙漠。为了在已占领的法国取得完全胜利，还差敦刻尔克的几公里，几小时……不论哪里总是差几公里，不能彻底打垮敌人。不论哪里两翼总是空虚，所向无敌的军队背后总是留下广大的地区，后备兵力总是不足。
今年夏天是何等气势！那些日子里他的感觉，恐怕一生中只能有一次。他感到自己的脸上已经有印度的气息。如果排山倒海的狂涛巨澜能够感受的话，那么这狂涛的感受，就是他的感受。
这些日子他曾闪过一种想法，认为德国人的耳朵已经习惯了弗里德里希这个名字。当然，这是一种开玩笑的、不认真的想法，但他毕竟有这种想法。可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他脚下——或者说牙齿中间——出现了几粒不怀好意的很硬的砂石。在司令部里依然是一片胜利和幸福的紧张气氛。他在接收各部指挥官的书面报告，听取口头报告、无线电报告、电话报告。似乎这不是繁重的作战工作，而是德国胜利的象征性表现……保卢斯拿起话筒。“上将大人……”他从声音听出这是谁在说话。战时用惯了的语调跟电话中的嗡嗡声很不协调。
师长维德列尔报告说，苏军在他的地段上发动了进攻，他们的一支步兵，大约有一个加强营，冲到了西边，占领了斯大林格勒火车站。这桩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让他开始感到焦虑的刺痛。
施密特念完了一道作战命令的草稿，微微舒展肩膀，抬起下巴，表示他还没有失去下属应有的恭敬，虽然他和司令之间的私人关系很好。
突然，上将放低了声音，既不用军人的语调，更不用大将军口气，说了几句很奇怪的、使施密特大惑不解的话：
“我相信能取胜。但是您知道吗，咱们在这个城市打仗没有必要，毫无意义。”
“真有点儿意外，进攻斯大林格勒部队的司令会说出这话。”施密特说。
“您以为意外吗？斯大林格勒已经不再是交通中心和重工业中心。既然这样，咱们在这儿又能干什么呢？高加索方面军的东北翼可以由阿斯特拉罕至卡拉奇这条战线掩护。斯大林格勒在这方面不起什么作用。施密特，我相信能取胜，我们能够拿下拖拉机工厂。但是这并不能掩护我们的侧翼。冯·魏克斯认为苏军一定会反攻。虚张声势吓不住他们。”
“随着战局的变化，战事的意义也会变化，不过元首一向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啊。”施密特说。
保卢斯认为，问题就在于最光辉的胜利都没有带来什么结果，因为都没有坚决、顽强地进行到底；同时他又认为，一位统帅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能够拒绝执行已经失去意义的任务。
但是，他看着施密特那聪颖、锐利的眼神，说：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伟大的元首。”
他拿过桌子上发起进攻的命令，签了字。
“考虑到特别保密，这个文件只有一式四份。”施密特说。
十 四
达林斯基从草原的集团军司令部来到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在斯大林格勒战线的东南翼，在里海地区缺水的沙漠地带。
现在达林斯基觉得那紧靠着河水和湖水的草原有点儿像仙土福地了，那儿有芦苇，有马嘶，有些地方还有树。
在沙漠化的荒原上住着几千人，他们习惯了潮湿的空气、清晨的露水、沙沙作响的干草。沙子击打着皮肤，往耳朵里直钻，在小米饭和面包里咯咯直响，食盐里有沙子，枪栓里有沙子，手表里有沙子，战士的梦里也有沙子……人的身体、鼻孔、喉咙、小腿肚子在这儿都很难受。人生活在这儿，就好像一辆大车离开了平坦的车辙，在烂泥里咯吱咯吱地慢慢挣扎。
整个一天，达林斯基都在炮兵阵地上转，和人谈话，做记录，制图，查看大炮、弹药仓库。快到傍晚时候，他筋疲力尽，头嗡嗡响，腿也疼，在松软的沙地上走路实在太不习惯了。
达林斯基早就发现，在撤退的日子里将军们往往特别关心下属的生活需要；司令员和军委委员们都很大方地表现他们的自我批评精神、怀疑精神和谦逊。
在仓皇撤退的时期，当敌人节节取胜，最高统帅部愤怒追查失职官兵的时候，部队里就会出现许多无所不知的聪明人。
但是在这里，在沙漠里，人们却懒洋洋的，对一切都很淡漠。司令部里的军官和队列军官们似乎认定，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需要他们关心，明天，后天，一年之后，沙子反正还是沙子。
炮兵团参谋长鲍瓦中校请达林斯基到他那儿去过夜。这位中校虽然姓的是英雄故事中鲍瓦王子的姓，身子却佝偻着，秃顶，一只耳朵听力很差。他有一次奉命到方面军炮兵司令部去，他的非凡的记忆力使大家吃了一惊。似乎在他那安在又窄又佝偻的肩膀上的秃脑袋里，装的全是数字、炮兵连和营的番号、驻地名称、指挥员的姓名、高地的标志。
鲍瓦住的是一座木板小屋，墙上抹了黄泥和牛粪，地上铺了破碎的油毡。这座小屋和散布在沙漠上的其他军官的住处没有任何不同。
“哈，您好！”鲍瓦说着，使劲握了握达林斯基的手。“很好吧，嗯？”他朝着墙指了指。“这儿就是住在抹了牛粪的狗窝里过冬。”
“是啊，这房子不坏！”达林斯基说着，就看到文静的鲍瓦再也不文静了，感到很惊讶。
他请达林斯基坐在原来装美国罐头的一个空箱子上，给他倒了一玻璃杯酒，玻璃杯黏糊糊的，边上还沾满了牙粉，又把放在一张泡软的报纸上的一个青色的渍蕃茄推了过来。
“请吧，中校同志，这就是我的葡萄酒和水果了！”他说。
达林斯基像一切不会喝酒的人一样，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小口，就把杯子放到离自己远些的地上，向鲍瓦问起军队中的事。但是鲍瓦偏要谈别的，不谈正事。
“唉，中校同志，”他说，“我满脑子都是军事，从来不想别的，我们在乌克兰的时候，那儿的娘们儿才漂亮呢，在库班，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是心甘情愿送上门，只要你挤挤眼睛就行！可是我这个傻瓜待在那儿动也不动，后来醒悟过来，已经在沙漠里了！”
达林斯基起初有点生气，因为鲍瓦不愿谈每公里战线的平均密度问题和在沙漠地区迫击炮优于大炮的问题，可他终于还是对新的话题有了兴趣。
“当然啦，”他说，“乌克兰的女子确实漂亮得不得了。在一九四一年，司令部驻扎在基辅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乌克兰女子，是一位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妻子，简直美极啦！”
他欠起身来，举起一只手，手指头碰了碰矮矮的顶棚，又说：
“至于库班，我的看法也和您一样。库班在这方面也是数一数二，十个中就有九个是美人儿。”
达林斯基的话鼓起了鲍瓦的劲头儿。他骂了一声娘，用哭腔叫了起来：
“可是，您瞧瞧加尔梅克娘们儿那模样儿吧！”
“可不能这么说！”达林斯基打断他的话，并且头头是道地说起黑皮肤、高颧骨、带有野蒿气味和草原烟味的女子的美。他想起了草原的集团军司令部里的阿拉，就总结了一下自己的长篇议论：“总而言之，您说的不对，到处有漂亮娘们儿。沙漠里没有水，这是对的，可是漂亮娘们儿还是有的。”
但是鲍瓦却没有接他的话。这时达林斯基发现，鲍瓦睡着了。他这才想到，主人已经喝醉了。
鲍瓦睡觉打鼾，鼾声很像垂危病人的呻吟。他的头从床上耷拉下去。达林斯基怀着俄罗斯男子对待醉汉的那种特别的耐心和善意，把鲍瓦的头放到枕头上，又在他腿下垫了一张报纸，擦了擦他嘴上的唾沫，这才四下里看了看，考虑自己在哪儿睡。
达林斯基把鲍瓦的大衣铺在地上，又把自己的大衣扔在鲍瓦的大衣上，拿自己鼓鼓囊囊的军用包当枕头，这军用包在出差期间又是他的办公桌，又是给养仓库和盥洗用具箱。
他走到外面，呼吸了几口夜晚的冷空气，看到黑黑的亚洲天空的星光，高兴得啊呀了一声，解了一下小便，依然在望着星星，心里说：“宇宙好大呀！”便回来睡觉。
他躺在主人的大衣上，把自己的大衣盖在身上，却没有合上眼睛，反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有一种凄凉感，使他大吃一惊。
四周黑沉沉，空荡荡，好不凄凉！瞧，他就睡在地上，看到的是渍蕃茄的残渣，还有一个硬纸箱，里面大概有一条带有老大的黑色商标的方格短毛巾、皱巴巴的衬领、手枪的空皮套、压瘪的肥皂盒。
秋天他曾在上波格罗姆内的一所小房子住过，现在他觉得那儿是很阔绰的了。过一年之后，今天这间可怜的小屋也许又成了豪华的了，将来有一天住到地窖里，既没有刮脸刀，又没有提箱，没有破裹脚布的时候，又会想起这小屋的。
在炮兵司令部工作的这几个月，他的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饥似渴地要求工作的心愿已经满足了。他已经不因为自己在工作而感到幸福。因为天天能吃饱的人并不感觉自己是幸福的。
达林斯基工作能力很强，领导很器重他。起初一段时期这使他非常高兴，因为他难得有被人看重、被人珍视的时候。多年来他习惯了相反的情形。
达林斯基没有想过，为什么他心中产生的优越感，没有使他对同事产生宽容的态度——宽容是真正强者的特点。不过，显然他不是强者。
他常常发火，叫嚷，骂人，然后很难过地看着被他骂的人，不过他从来不请求被他骂的人原谅。有些人恼恨他，但不认为他是坏人。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对他的看法也许比过去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对诺维科夫的看法还要好些。据说，在一些大人物向莫斯科的一些更大的人物汇报时，常常整页整页地使用他的报告文稿。原来，在困难时期他的才智和工作都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战前五年他妻子离开了他，因为她认为他是人民的敌人，认为他巧妙地向她隐瞒了自己的本质，毫无志气，是个两面派。他常常因为出身不好找不到工作——父亲和母亲的出身都不太好。起初他听说，不让他干的工作，却让极其愚蠢或者无知的人干了，他非常生气。后来他觉得，的确不能让他做重大的工作。他从劳改营里出来以后，索性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行了。
可是，在可怕的战争时期，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他把大衣朝肩膀上拉了拉，这样一来两条腿马上感觉到从门缝儿钻进来的冷风，他心想，就在他的知识和本事用得上的时候，他却躺在这鸡窝里的地上，听着骆驼的刺耳的叫声，希求的不是疗养地和别墅，而是一条干净衬裤，希望能弄到一块肥皂头，洗个澡。
他引以自豪的是，他地位的提高和物质方面没有任何联系。但同时这也使他很气愤。他在自信和自负的同时，在生活要求上却总是表现得很胆怯。他觉得，优越的生活条件永远不是他应该得到的。他从小就习惯了这种不敢希求什么的感觉，习惯了已经成为习惯的总是没有钱的状况，习惯了经常感觉自己穿着寒碜的旧衣服。
就是在今天，在他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依然有这样的感觉。
他一想到，他要是上军委食堂去，服务员会说：“中校同志，您应该在一般部队食堂用餐。”他就觉得害怕。有时在什么地方参加会议，有的将军会开玩笑，眨眨眼睛，说：“怎么样，中校同志，就在军委食堂喝碗加油甜菜汤吧？”他也觉得不自在。他看到，不仅是将军们，就连报社的记者们都像当家的那样笃定地在他们不应该得到享用的地方又吃又喝，要汽油，要服装，要香烟，这总是使他感到十分惊讶。
过去的日子一直是这样过的，他的父亲年年找不到工作，长年赡养一家人的是做速记员的母亲。
到半夜时候，鲍瓦的鼾声停止了，达林斯基听到他在床上一点声息也没有，担心起来。
突然，鲍瓦问道：“中校同志，您没有睡吗？”
“没有，睡不着。”达林斯基回答说。
“真对不起，没有把您安排好，我喝醉了，”鲍瓦说，“现在我头脑清醒了，就像一点酒也没有喝。这会儿我躺在这儿，在想：咱们怎么来到这样的鬼地方啦？是谁让咱们来到这鬼地方的？”
“还能是谁，德国佬呗。”达林斯基回答。
“您到床上来睡，我睡地上。”鲍瓦说。
“不用，我在这儿挺好。”
“有点儿不像话，主人睡在床上，客人睡在地上，按照高加索风俗，可不应该这样。”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又不是高加索人。”
“差不多算高加索人啦，就在高加索山脚下嘛。您说，是德国佬让我们这样的，可是，您要知道，不光是德国佬，还有我们自己人。”
看样子，鲍瓦欠起身来了：他的床咯吱响了几声。
“嗯，是啊……”他说。
“是啊，是啊。”达林斯基在地上说。
鲍瓦一下子把谈话推向特别的异常的轨道，两个人都沉默下来，都在考虑，该不该和不知底细的人谈这样的事。看样子，他们考虑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应该同不知道底细的人谈这类的话。
鲍瓦抽起烟来。
擦着火柴的时候，达林斯基看到了他的脸。觉得这脸很不舒展，显得阴郁、陌生。
达林斯基也抽起烟来。
火光闪亮的瞬间，鲍瓦也看到了用胳膊肘支着身子的达林斯基的脸，他的脸看起来淡漠、冷酷、陌生。
在这之后，不知怎的，偏偏谈起了不应该谈的话。
“是的。”鲍瓦说。不过这一次没有拉长声音，而是又短又干脆。“是官僚作风和官僚让我们来到这儿的。”
“官僚作风是很坏的事，”达林斯基说，“我的司机说：战前在农村里的官僚作风十分严重，没有酒在农庄里别想弄到证明。”
“您别笑，这没有什么好笑的，”鲍瓦说，“您要知道，官僚作风可不是开玩笑的，官僚作风在和平时期把人折腾够了。在前方打仗的时候，官僚作风害起人来更够呛。在空军部队里有这样一件事：一架歼击机被击中，飞行员从着了火的飞机里跳出来，人好好儿的，裤子却烧坏了。可是，就是不发给他裤子！真荒唐，总务科副科长不肯发，说是还不到穿破的时候！飞行员三天没穿裤子，一直弄到集团军司令那儿才解决。”
“这事儿荒唐是荒唐，”达林斯基说，“不过只是有的浑蛋不发裤子，不会因此就从布列斯特退到里海地区的沙漠上来。”
鲍瓦酸溜溜地哼哧了一声，说：
“难道我说是因为不发裤子？我再对你说一件事：有一个步兵排被包围了，没有东西吃。空军得到命令，要用降落伞向他们空投食品。可是军需处不发给食品，说是需要领用人在发货单上签字，如果从飞机上把这些东西给他们投下去，他们在下面怎么能签字呢？军需官就是不发。后来靠上面命令，才勉强发了。”
达林斯基笑了笑。
“有一件可笑的事，不过也是小事。只顾形式，不顾实际。在前方，官僚作风一表现出来就特别可怕。您可知道有一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有一次，敌人对准几百人轰击，只要把人带到对面山坡上，人也安全，战略上也不吃亏，装备也能保住。可是有‘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所以就让待在炮火之下，人也完了，装备也完了。”
“就是，就是，一点不错，”鲍瓦说，“在一九四一年，从莫斯科派来两位上校，来我们集团军里检查‘不准后退一步’这道命令的执行情况。他们没有汽车，我们在三昼夜之间从戈梅利往后跑了两百公里。我让两位上校坐到我们的吨半汽车里，免得他们落到德国人手里。他们在汽车里直打哆嗦，还一个劲儿地要求我：‘有关执行不准后退一步命令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他们要汇报，有什么办法呢？”
达林斯基往胸中吸了一大口气，就好像要潜入水深处，看样子，他确实潜入了深处，说：
“有一名红军战士，是一个机枪手，保卫一处高地，一个人对七十个德国人，把敌人打退了，他也牺牲了，全军都向他表示敬意，可是他那害肺痨的妻子却被人从房子里赶出来，区苏维埃主席骂她：不要脸的女人，滚出去！这种官僚作风真可怕。有时候，让一个人填二十四张履历表，可是到末了他自己在大会上承认：‘同志们，我不是你们的人。’您要知道，这也是官僚制度问题。要是一个人说：是的，是的，国家是工人农民的，可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贵族，是不劳动的分子，你们把我撵走，那就好了。这也是官僚制度问题。”
“可是我不认为这是官僚制度问题，”鲍瓦反驳说，“事实如此，国家是工农的，是工农在管理国家。这有什么不好的？这很好嘛。资产阶级国家不会让穷人来领导。”
达林斯基愣了，看样子，对方完全想到别的方面去了。
鲍瓦擦着了火柴，却没有点烟，而是用火柴朝着达林斯基照了照。
达林斯基眯起眼睛，感觉就像在战场上落到了敌人的探照灯灯光下。
可是鲍瓦说：
“我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家庭出身，父亲是工人，祖父也是工人。我的出身历史都是清白的。可是我在战前也不受重用。”
“您究竟为什么不受重用？”达林斯基问。
“如果在工农的国家里，用慎重的态度对待贵族，我不认为是官僚作风。可是为什么我这样一个工人在战前要受压抑呢？不是往果品蔬菜公司的仓库搬运土豆，就是扫街，我都不在乎。可是我用阶级观点发表了一点意见，批评了一下领导，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太阔气了，我一下子就倒了霉。依我看，如果一个工人在自己的国家里都要吃苦受难的话，官僚作风的主要根源就在这里面。”
达林斯基马上感觉出来，对方这番话触及了非常重大的问题，并且因为他还不习惯谈这些激动人心、使心里火辣辣的事情，也不习惯听别人谈这种话，所以心里感到说不出的畅快。毫无顾虑、毫无恐惧地发表意见，争论那些令人激动不安的问题，实在是一种幸福。正因为这种议论特别使人激动难安，他从来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这些事。
在这里，在这小屋的地上，同这个朴实的军人在一起夜谈，这个人醉后又醒来。他感觉到自己周围都是从西乌克兰撤到这沙漠上的人，一切都是另一种境况。于是出现了一种很自然、很朴素的期待——然而又是很难理解、很难想象的情形：人与人真诚地谈了起来！
“您的话又对又不对，”达林斯基说，“穷光蛋进不了资产阶级的参议院，这样说是对的，但是穷光蛋如果成了百万富翁，就能进参议院了。福特就是工人出身。我们不让资产阶级和地主占据领导岗位，这是对的。但是如果给老老实实工作的人也打上犯罪印记，仅仅因为他的父亲或祖父是富农或者神甫，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了。这不算阶级观点。您以为我在劳改营里受折腾的时候没有遇到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和顿涅茨矿工吗？要多少有多少！我们的官僚制度很可怕，因为这不是国家身上的赘疣，赘疣是可以割掉的。这种官僚制度所以特别可怕，因为官僚制度就是国家。在战争时期，没有任何人愿意为了人事处长去牺牲。在申请书上批一个‘不同意’或者把士兵的遗孀赶出办公室，任何一个无能的奴才都能办得到。可是要把德国佬赶出去，就需要刚强的、真正的好汉了。”
“这话很对。”鲍瓦说。
“我不抱怨。我很感激，非常感激。非常感谢！我是幸福的！不过另一点就很不好：为了我能幸福，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还要再来那样可怕的时期，那就糟了。那我再也不要这种幸福。去他妈的！”
达林斯基觉得，他还是没有深挖到主要的、他们所谈的问题的真正实质，一针见血地阐明现实问题的东西，不过他这一下子想了、说了平时不敢想、不敢说的事情，这使他感到非常高兴。他对自己的交谈者说：
“您要知道，这一生今后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不懊悔今天夜里同您的长谈。”
十 五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隔离室里过了三个多星期。给他吃得很好，党卫军的医生给他检查过两次，还开了处方，给他注射葡萄糖。
刚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一直等待着传讯，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真不该同伊康尼科夫交谈；一定是那个糊涂老头子，在搜查之前塞给他那几张可能有问题的纸，把他害了。
一天天过去，却没有传讯他。他思索着同犯人们进行政治谈话的题目，考虑可以吸收什么人参加工作。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为传单打腹稿，挑选营里人交谈用的一些字眼儿，好让各种不同民族的人更容易打交道。
他想起了在奸细告密的情况下可以防止全面失败的一些秘密活动的传统办法。
他很想向叶尔绍夫和奥西波夫问问建立组织的最初几个步骤；他相信能够使奥西波夫消除对叶尔绍夫的偏见。
他觉得，又仇恨布尔什维克又盼望红军胜利的切尔涅佐夫实在可怜。他想到面临的审讯，心里几乎是平静的。
夜里，他的心脏病发作。他躺着，把头抵在墙上，难受得要命，只有在监狱里的快要死的人才会这样难受。他疼得昏迷了一阵子。等他苏醒过来，不怎么疼了，胸膛、脸上、手上都出了一层汗。头脑里也出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虚假的清醒状态。
他想到他和意大利神甫议论世界性罪恶的那番话，联想起小时候有一天忽然下起雨来，他跑进妈妈做针线活儿的房间时那种幸福感；又联想起当年去叶尼塞流放地看他的妻子，想起她那哭湿了的幸福的眼睛；又联想起面色苍白的捷尔任斯基，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向捷尔任斯基问起社会革命党一个可爱的小伙子的下落。捷尔任斯基回答说：“枪毙了。”他想起基里洛夫少校那苦闷的眼睛……想起雪橇拖着的朋友的尸体，用被单盖着。朋友在列宁格勒被围的日子里，没有得到他的帮助。
他那像小孩子一样的乱蓬蓬的头充满了幻想，他那老大的秃头顶贴在粗糙的集中营板墙上。
过了一阵子，遥远的事渐渐远去，越来越淡，渐渐失去色彩。他似乎慢慢沉入凉爽的水里。他睡着了，为的是在晨曦中重新听到笛声，迎接新的一天。
下午，把他带到浴室里。他很不痛快地吸着气，打量着自己的胳膊和瘪瘪的胸膛。
“是啊，老了。”他想道。
等到带他来洗澡的士兵在手里捏着纸烟走出门去，一个正在用拖把擦洗水泥地的窄肩膀麻脸囚犯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叶尔绍夫要我向您报告一个消息：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我军把德国佬所有的坦克打退啦。他要我告诉您，一切情况正常。他要您写传单，下一次洗澡的时候交给我。”
莫斯托夫斯科伊正想说，他没有铅笔和纸，但这时候一名看守走了进来。莫斯托夫斯科伊在穿衣服的时候，摸到口袋里有一个纸包。里面有十块糖、一块用破布包着的奶油、一张白纸和一个铅笔头儿。
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非常高兴。他希望有的东西全有了！可以不是在毫无意义地担心血管硬化、胃病、心绞痛的状态中结束生命了。
他把糖块和铅笔头儿紧紧按在胸口。
夜里，有一名党卫军的士官把他押出来，押着他顺着街道往前走。一阵阵冷风吹在他的脸上。他回头朝一座座沉睡的棚屋看了看，在心里说：“没什么，没什么，你们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神经不那么脆弱，同志们，你们好好儿地睡吧。”
他们走进集中营管理处大门。这里已经闻不到集中营里那种氨水气味，可以闻到冰冷的烟草气息。莫斯托夫斯科伊发现地上有一根老大的烟头儿，他真想捡起来。
他们上了二楼，又上了三楼，那士官叫莫斯托夫斯科伊在擦脚垫上把脚擦干净，士官自己也把鞋底擦了老半天。莫斯托夫斯科伊爬楼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会儿尽可能平息一下气喘。
他们顺着铺在走廊里的长条地毯走去。
一盏盏半透明的郁金香形小灯，灯罩里透出柔和、宁静的灯光。他们经过一扇打磨得锃亮的门，门上挂着一个不大的木牌“警备长办公室”，来到另一扇同样富丽堂皇的门前站住，门上的牌子是“党卫军少校利斯办公室”。
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听到这个名字，这是秘密警察总头子希姆莱在集中营管理处的代表。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好笑的是，古济将军曾经很生气，因为奥西波夫是利斯亲自审讯的，而审讯他古济的却只是利斯的一名助手。他认为这是对队列指挥人员的轻视。
奥西波夫说过，利斯在审讯他的时候不用翻译，因为他原来是苏联里加市的德国人，精通俄语。
从里面走出一名年轻军官，对押解的士官说了几句话，便叫莫斯托夫斯科伊进办公室去，门依然开着。
办公室里没有人。铺着地毯，花瓶里插着鲜花，墙上还有一幅画：树林的边缘，红瓦顶的农舍。
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他来到屠宰场场主的办公室里了——旁边是要死的牲畜在哼哧，内脏在冒热气，屠宰手的身上溅满了血，可是场主这里却这样宁静，地毯这样干净，只有桌上的黑色电话机说明屠宰场和这间办公室是联系着的。
敌人！多么简单明了的字眼儿！又想起切尔涅佐夫的话——人的命运在“狂飙突进运动”时代是多么可怜。不过他是戴着小山羊皮白手套的。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和手指头。
办公室里面的门开了。通向走廊的门也马上吱扭响了一下，看样子，是值班军官看到利斯来到办公室，把门掩上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皱紧眉头站着，等待着。
“您好。”这个灰军服袖子上带着党卫军标志的小个子低声说。
利斯的脸上没有任何狰狞的地方，因此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看到这张脸特别可怕。这是一张鹰钩鼻子的脸，黑灰色眼睛神情专注，宽大的额头，苍白瘦削的两腮，显露出一副恪尽职守、清心寡欲的神气。
利斯等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咳嗽过了，说：
“我想和您谈谈。”
“可是我不想和您谈。”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过这话，侧眼朝远处的角落里看了看，估计利斯手下的刽子手们会从那边过来打他的耳光。
“我完全能理解您，”利斯说，“请坐吧。”
他让莫斯托夫斯科伊坐在安乐椅上，自己也紧挨着坐下来。他说的俄语是一种没有特色、没有生活气息的冰冷语言，是科普小册子里使用的语言。
“您身体不大好吧？”
莫斯托夫斯科伊耸了耸肩膀，什么也没有说。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派医生给您看了，他对我说过。我深更半夜里打扰您了。不过我实在想和您谈谈。”
“可不是嘛。”莫斯托夫斯科伊在心里说。他回答道：
“我是来受审的。咱们没有什么好谈的。”
“为什么？”利斯问道。“您看着我穿着制服。但我不是生来就穿这制服的。领袖和党分派穿制服，于是就穿上了，成了党的士兵。我一直是党内的理论家，我对哲学和历史问题很感兴趣，不过我是党员罢了。难道你们内务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赞赏卢比扬卡监狱吗？”
莫斯托夫斯科伊注视着利斯的脸。他心里想，这张苍白的、高额头的脸应该画在人类学图表的最低栏内，其进化程度相当于原始的尼安德特人。
“如果党中央派您去加强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您能拒绝吗？您只能放下黑格尔的书，去工作。所以我们也放下了黑格尔的书。”
莫斯托夫斯科伊侧眼看了看说话的人，觉得这张肮脏的嘴说出黑格尔的名字，实在很奇怪，简直是亵渎……在拥挤的电车里，一个可怕的、老练的贼走到他跟前，要和他搭话。他听着，一心一意注视着贼的手，只要看到划包的刀片一闪，就照着眼睛打过去。此刻他就是这样的心情。
可是利斯抬起两手，朝手上看了看，说：
“我们的手和你们的手一样，它们喜欢干大事，不怕弄脏。”
莫斯托夫斯科伊眉头紧锁。利斯说出的话连同他的手势，令他觉得难以忍受。
利斯很带劲儿地说起来，说得很快，就好像从前就和莫斯托夫斯科伊谈过，现在能够把那次中断的话说完，十分高兴。
“只要坐二十个钟头的飞机，您就可以到苏联的马加丹市，可以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的椅子上了。您在我们这儿，可以和在自己家里一样，不过您不走运。你们的宣传机构竟和财阀的宣传机构一块儿丑化我们党的司法，我很痛心。”
他摇了摇头。接着又很快地说起令人吃惊、意外，又可怕又荒唐的话：
“在我们面对面互相看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仇恨的面孔，我们是在照镜子。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剧。难道您没有在我们身上看到你们自己，看到你们的意志？难道在你们来说，世界不就是你们的意志，难道谁能够使你们动摇，使你们停止？”
利斯的脸凑近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脸。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俄语说得不太好，但我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意思。您以为，您是在痛恨我们，但这是表象，实际上您是通过恨我们恨你们自己。很可怕，是吗？您明白吗？”
莫斯托夫斯科伊打定主意不说话，利斯也不一定要他说话。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一会儿觉得，这个盯着他的眼睛的人并不想欺骗他，而是实心实意聚精会神地在说语，挑选着字眼儿。似乎他是在倾诉烦恼，请人帮他弄清使他苦恼的问题。
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非常难受。似乎有一根针在扎他的心。
“您明白吗，明白吗？”利斯很快地说。他已经看不见莫斯托夫斯科伊了，他心里十分慌乱。“我们打你们的军队，但我们也是在打自己。我们的坦克冲击的不光是你们的国境，也是我们的国境，我们的坦克履带辗压的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真可怕，简直是梦里自杀。我们有可能失败得很惨。明白吗？如果我们胜利了，又会怎样？我们胜利了，我们就没有了你们，我们就要单独对抗痛恨我们的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人的话很容易驳倒。他的眼睛离莫斯托夫斯科伊更近了一些。但是有一种什么东西比这个老练的党卫军间谍的话更坏、更危险。这个东西有时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心里和脑子里活动，并且吱咯吱咯地响，有时畏畏缩缩，有时躁动得很厉害。这是一种很坏的、见不得人的怀疑情绪，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是在异己者的话里发现的，而是在自己心里发现的。
就好比一个人怕生病，怕恶性肿瘤，却又不找医生，尽量不理会自己的病疼，不和家里人谈自己的病。现在有人对他说：“您瞧，您常常这样疼，一般是在上午，一般是在……是的，是的……”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老师？”利斯问道。“有一个德国人，您是非常了解他的判断能力的，他说，拿破仑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表现了英国精神，而英国正是他的死敌。”
“噢呀，这比打耳光都厉害，”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道，并且在心里说，“他这是说的斯宾格勒<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 。”
利斯抽起烟来，并且把烟盒递给莫斯托夫斯科伊。
莫斯托夫斯科伊生硬地说：
“不想抽。”
他想到，世界上所有的宪兵，不论四十年前审讯过他的那些宪兵，还是现在大谈黑格尔和斯宾格勒的这一个，都使用同样的笨拙办法：请被审讯的人抽烟。他一想到这一点，就比较坦然了。是的，说实话，这都是因为神经紊乱，由于意外：本来以为会挨耳光的，谁知却听到一番荒唐的、令人厌恶的话。不过，有些沙皇时代的宪兵也研究政治问题，其中也有一些真正有文化的人，有一个人还研究过《资本论》。可是不知道研究马克思的宪兵是否有这样的情况：突然在内心深处出现这样的念头——也许马克思是对的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宪兵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不过，不论怎样，宪兵不会成为革命者。他踩灭自己的怀疑，仍然做宪兵……我也是在踩灭自己的怀疑。不过我是仍然要做革命者。
利斯却没有注意莫斯托夫斯科伊已经拒绝抽烟，还在说：
“是的，是的，请吧，不错，这烟很好。”
他把烟盒合上，并且很难过地说：
“我的话为什么使您这样惊讶？您以为我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吗？难道在你们的卢比扬卡监狱里工作的，就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吗？就没有人能够和巴甫洛夫院士，和奥尔登堡院士谈谈吗？不过他们是有目的的。我可没有什么隐秘的目的。我可以向您保证。你们思考的问题，我也在思考。”
他笑了笑，补充说：
“一个盖世太保的保证，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不说话，就是不说话，不和他说什么话，不反驳。”
利斯继续说下去，他又好像把莫斯托夫斯科伊忘记了。
“两个极端！当然是这样！假如不完全是这样的话，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可怕的战争。我们是你们的死敌，是的，是的。但我们的胜利也就是你们的胜利。明白吗？如果你们胜利了，那我们又会完蛋，又会依靠你们的胜利活下去。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我们打输了，也是打赢了，我们将换一种形式继续发展下去，实质还是一样。”
为什么这个权势显赫的利斯不去看缴获的电影，不喝酒，不给希姆莱写报告，不看养花的书，不看女儿的来信，不去玩弄刚刚从军列上挑选来的年轻姑娘，不去服用增强新陈代谢的药品，到他那宽敞的卧室里睡觉，却在深更半夜里把这个浑身散发着集中营臭气的苏联老布尔什维克找了来？
他打算干什么？他为什么掩盖自己的目的，他想探问的是什么？
现在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怕用刑审讯了。可怕的倒是有一种想法：万一这个德国人说的不是假话，而是实在话呢？一个人有时就是想说说话嘛。
有一种使他非常厌恶的想法：他们两个都是病人，两个人害的都是一种病，但是一个人憋不住，说出来了，和别人分一分痛苦，另外一个人却不说，瞒着，可是听着，听别人说。
利斯好像终于要回答莫斯托夫斯科伊没有说出口的问题似的，把桌上放着的公文夹打了开来，带着厌恶的神气用两个手指头把一叠肮脏的纸抽了出来。莫斯托夫斯科伊马上认出来，这就是伊康尼科夫塞给他的那几张纸。
利斯显然以为，莫斯托夫斯科伊一看到伊康尼科夫给他的这几张纸，会惊慌失措的……
但是莫斯托夫斯科伊没有惊慌失措。他几乎是很高兴地看着伊康尼科夫写满了字的这几张纸：一切都明朗了，就像警察审讯时常有的情况一样，丝毫不客气，直截了当。
利斯把伊康尼科夫写的字推到桌子边上，后来又拉到自己跟前。他忽然用德语说起来：
“您看，这是从您那儿搜出来的。我看了几个字，就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不是您写的，虽然我不认识您的笔迹。”
莫斯托夫斯科伊没有说话。利斯用一个指头在纸上敲着，请他说话——是很客气地、善意地、一再地请他说话。可是莫斯托夫斯科伊没有说话。
“我说错了吗？”利斯惊讶地问道。“不会的！我不会错。你们和我们都十分厌恶这上面写的东西。你们和我们是站在一起的，另一边才是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他指了指伊康尼科夫那几张纸。
“好吧，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急急忙忙地、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就把事情谈谈吧。这几张纸吗？是的，是的，是从我那儿拿来的。您想知道这是谁交给我的吗？您别问这事儿吧。也许，是我写的。也许，是您叫您的走狗暗暗塞到我的褥垫底下的。明白吗？”
有一会儿，似乎利斯就要接受挑战，就要发作起来，叫喊：“我有办法叫您说出来！”莫斯托夫斯科伊非常希望这样，这样事情就简单了，就好办了。“敌人”是多么简单明了的字眼儿。可是利斯却说：
“这几张破烂的纸算什么？谁写的，还不是一样？我知道：不是您，也不是我。我是多么难过呀。难过得不得了！如果不是战争，如果我们的集中营里关的不是战俘，这些集中营里会是一些什么人呢？如果不是战争的话，我们的集中营里关的会是党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您熟悉的一些人现在就在你们的劳改营里。如果在和平时期，我们的帝国保安局也会把你们的犯人关进德国的监狱，我们决不会释放的。你们的犯人，也就是我们的犯人。”
他笑了笑，又说：
“我们在集中营里关过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你们在一九三七年也关进了劳改营。叶若夫关他们，帝国首领希姆莱也关他们……老师，您要相信黑格尔的话。”
他朝莫斯托夫斯科伊挤了挤眼睛，又继续说下去：
“我想，外语的用处在你们的集中营里不会比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小些。今天我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使你们害怕。也许，明天你们就要采取我们的经验。到后天，我们就会显得很宽松了。我走过了很长的道路，是一位伟人领我走的。你们也有一位伟人领导着，你们也走过很长、很艰难的路。您相信布哈林是奸细吗？只有伟人能够领导你们走这条路。我也认识勒姆，我相信他。可是就应该枪毙他。我真不懂，你们实行恐怖政策，杀了几百万人，全世界竟只有我们德国人能理解：应该这样！完全正确！您一定要理解，就像我理解你们一样。这次战争想必使你们害怕了。拿破仑本来不应该打英国。”
这一新的说法使莫斯托夫斯科伊十分吃惊。他甚至眯起眼睛，不知是因为眼睛突然受到刺激，还是他想回避这种使人不快的说法。要知道，他的怀疑也许并不是软弱无力的表现，并不是可鄙的怀疑动摇的表现，不是疲惫和无信心的表现。也许，他这种时强时弱的怀疑正是他的最真诚、最纯洁之处。可是他却拼命压制、排斥、痛恨这种怀疑。也许，这里面就有革命真理的种子？这里面就有自由的炸药！
要想摆脱利斯，摆脱他那又滑又黏的手指头，只要不再痛恨切尔涅佐夫，不再瞧不起傻子伊康尼科夫就行了！不过，不行，还不止这样！还要否定终生的信仰，要批判自己一直在维护、在主张的东西。
可是，不行，还不止这样！不只是批判，而是要全心全意，用全部革命激情痛恨集中营、卢比扬卡监狱，痛恨沾满鲜血的叶若夫、亚戈达、贝利亚！不过还不够，还要痛恨斯大林和他的专制！
可是，不行，还不止这样！还要批判列宁！直到深谷的边缘！
但那将是利斯的胜利，不是在战场上进行的战争的胜利，而是在这种充满了蛇毒的、不用枪炮的战争中的胜利，这会儿这个秘密警察头目就是在同他进行这种战争。
他似乎马上就要发疯了。可是他忽然轻松愉快地舒了一口气。一时间令他为之恐惧、迷乱的想法化为灰尘，显得可笑又可鄙。他迷惑了几秒钟。可是，他对伟大事业的正确性能够真的怀疑吗，哪怕一秒钟，哪怕一秒的十分之一？利斯看了看他，咬了咬嘴巴，继续说：
“一些人看到我们就害怕，难道看到你们就喜欢，就对你们抱着希望吗？请您相信吧，看到我们害怕的人，看到你们也害怕。”
现在莫斯托夫斯科伊什么也不怕了。现在他知道了自己的怀疑的代价。他们不像他原来猜想的那样，是要他到泥淖里去，而是要他进可怕的深谷！
利斯拿起伊康尼科夫那几张纸。
“您为什么要和这些人打交道？这种可恨的战争把什么都搞乱了，混杂了。唉，如果我能做得到的话，真想把混乱的东西分分清楚。”
利斯先生，并没有混乱。一切都很清楚，很简单。我们打败你们，用不着联合伊康尼科夫和切尔涅佐夫。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你们，对付他们。
莫斯托夫斯科伊看出来，利斯把一切阴暗险恶的东西拉到了一起。垃圾坑的气味是一样的，所有的残屑、木片、碎瓦全都一样。不应该在垃圾里寻找区别或相似，而应当在建筑者的构思、在他的意图中去找。
于是他理直气壮地愤恨起来，不仅愤恨利斯和希特勒，而且愤恨那个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的浅色眼睛的英国军官，愤恨独眼龙孟什维克的可恶言论，愤恨窝窝囊囊、却做了警察内线的神甫。这些浑蛋怎么会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法西斯帝国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只有这个秘密警察头目利斯才看得上他们的烂货。这时候莫斯托夫斯科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了解法西斯与其代言人的真正联系。
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斯大林的天才是否就在于此：在痛恨和消灭这一类人的时候，只有他看到法西斯和伪善者、虚伪的自由的宣扬者之间的秘密联盟。他觉得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他真想对利斯说一说，说明他的理论的荒谬性。但他只是笑了笑，他是老练的，他可不像傻瓜戈尔登别尔那样，跟高等法院检察长胡乱谈民意党的事。
他用眼睛直盯着利斯，大声说（大概站在门口的警卫也能听到他的声音）：
“我劝您，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快把我枪毙，或者马上把我勒死，把我杀了吧。”
利斯赶紧说：
“谁也不想杀您。请放心吧。”
“我没什么不放心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快活地说，“我不想操心什么。”
“应该，应该操心！让我的失眠变成您的失眠吧。我们相互为敌的原因何在，我真不明白……希特勒不是元首，是斯廷内斯和克虏伯<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 家的仆人？你们没有个人土地所有权吗？你们的工厂和银行是属于人民吗？你们是国际主义者，而我们鼓吹民族仇恨吗？是我们放了火，你们在千方百计灭火吗？全人类都在仇恨我们，都在用期望的目光望着你们的斯大林格勒吗？你们是这样说吗？胡说！瞎扯！全是胡诌出来的。咱们的政体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党统治的国家。我们的资本家不是主人。国家给他们计划和规格。国家征收他们的产品和利润。他们留下百分之六的利润作为他们的工资。你们的党领导的国家也制订计划、要点，征收产品。你们叫做主人的工人，也从你们的党的国家手里领取工资。”
莫斯托夫斯科伊望着利斯，心里想：“难道就是这种卑劣的胡扯曾经使我困惑过一阵子吗？难道我会在这种又毒又臭的泥水中呛死吗？”
利斯失望地摇了摇手。
“你们的人民的国家打的是工人的红旗，我们也号召建立民族功绩和劳动功绩，号召团结，我们也说……党代表着德国工人的理想。’你们也说：‘民族性。劳动。’你们和我们一样，都知道：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主要力量。民族主义是时代灵魂。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最高表现！
“我认为咱们没有理由互相为敌。但是德国人民的天才领袖和导师、我们的父亲、德国母亲们的最好的朋友、最伟大和最英明的统帅发动了这场战争。不过我相信希特勒！我相信，你们的斯大林的头脑也并没有因为愤怒和头疼而糊涂了。他能够透过战争的硝烟和炮火看到真理。他了解自己的敌人是谁。他了解，很了解，即便他正在和敌人讨论应对我们的战略，在为敌人的健康干杯。世界上有两位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和我们的领袖。是他们的意志产生了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
“我认为，同你们联合，比起为了东方的辽阔土地而进行的战争更为重要。我们在建筑两座楼，两座楼应当在一起。老师，我希望您单独平静地生活一些时候，希望您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下一次咱们再谈。”
“干什么？瞎扯！无聊！荒谬！”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干吗要这种莫名其妙的称呼‘老师’？”
“噢，这称呼可不是莫名其妙的，您和我应该明白：未来的命运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您是了解列宁的。他创立了新型的党。是他第一个懂得了，只有党和领袖能反映民族的动机，所以取消了立宪会议。不过，就像麦克斯韦在物理上推翻牛顿力学的时候，他想的还是证实牛顿力学，列宁在创立二十世纪伟大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却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的创造者。后来斯大林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为了在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取消农民种地和做买卖的自由，于是斯大林毫不手软，消灭了几百万农民。我们的希特勒看出来：妨碍我们德国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敌人是犹太人。于是他决定消灭几百万犹太人。不过希特勒不只是学生，他是天才！你们在一九三七年的清党，是斯大林从我们清除勒姆中看到的，看到希特勒也没有手软……您应该相信我。我在说话，您却不作声，不过我知道，我对您来说是外科手术上的镜子。”
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镜子？你说的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胡说八道。我不想降低我的身份，驳斥你这些肮脏、发臭的无耻谰言。你是镜子吗？怎么，一点没有知觉吗？斯大林格勒会叫你恢复知觉的。”
利斯站起身来，莫斯托夫斯科伊慌乱、欣喜、愤恨地想：“这一下他要枪毙我了……完了！”
但是利斯好像没听见他的话似的，毕恭毕敬地向他深深鞠了一个躬。
“老师，”他说，“你们时时刻刻教导我们，也时时刻刻向我们学习。咱们所想的会完全一致的。”
他的脸是忧伤和严肃的，眼睛却在笑着。又好像有一根很毒的针扎了一下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心。利斯看了看表。
“时间不会白白过去的，”他按了按铃，低声说，“如果您需要的话，就把这写的东西拿去吧。咱们不久还要见面的。再见。”
莫斯托夫斯科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拿起桌上的纸，塞进口袋里。他被带出了管理处的大楼。他吸了一口冷空气。在这湿乎乎的夜晚，离开秘密警察头目的办公室，不再听国家社会主义党理论家那低沉的声音，听着晨曦中的汽笛声，心里多么舒畅呀。
他被带到隔离室跟前，有一辆带紫色车灯的小汽车从肮脏的柏油路上开过。莫斯托夫斯科伊明白，这是利斯回去休息了。他又感到十分苦恼。押解兵把他送进隔离室，把门锁上。
他坐在铺上，心想：“如果我信仰上帝的话，就可以断定，这个可怕的交谈者是上帝派来惩罚我的，就因为我怀疑。”
他睡不着。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他背靠在粗糙的杉木板墙上，看起了伊康尼科夫写的东西。
十 六
世间大多数人都不想为“善”下个定义。什么是善？什么人需要善？什么人行善？有没有通用的善，可以施之于一切人、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或者，对我是善，对你就是恶，对我的民族是善，对你的民族就是恶？善是不是永久的、永远不变的，还是昨天的善今天就成为恶，昨天的恶今天就是善？
最后审判的时刻总是要到的，思考善与恶的不应只是哲学家和传教士，应该是所有的人，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
几千年来人类有关善的概念是否有过变化？有没有像福音书的圣徒所说的，不分希腊人与犹太人，不分阶级、民族、国家，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的这种概念？也许，这一概念的范围还要广泛些，适用于动物、树木、苔藓，也就是被释迦牟尼及其佛经列入善的概念的那种广义的概念？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为了使人生充满善和爱，才得出人生一切皆空的结论。
我看到，几千年来，人类在哲学和道德方面的领袖产生的一些观念，使善的概念越来越狭窄。
与释迦牟尼相隔五世纪的耶稣的观念，使施善对象的范围变狭窄了。不是所有的生物，只是人！
早期基督徒的善，即所有的人的善，又变成只为基督徒的善，与之并存的是穆斯林的善。
但是过了几个世纪，基督徒的善又分裂为天主教徒的善、新教徒的善、东正教的善。在东正教的善中出现了旧教的善和新教的善。
同时存在的有富人的善和穷人的善，同时出现的有黄种人的善、黑种人的善、白种人的善。
而且，分裂了，又分裂，善已经被划进了宗派、种族、阶级的圈子，在圈子以外的一切人已经进不了善的圈子了。
于是人们看到，因为这种小的、不善的善，而同这种小善认为恶的一切东西进行斗争，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有时这种善的概念本身会成为人生的灾难，成为比恶更恶的恶。
这种善是一种空壳，神圣的种子已经从其中脱出，失落。谁能把失落的种子还给人类呢？
究竟什么是善？有人曾经这样说：善——就是意愿和与意愿相连的能够使人类、家庭、民族、国家、阶级、信仰兴旺发达的行动。
为了个人的好处而奋斗的人，总是尽力给人为了大家的假象。所以他们说：我的好处和大家的好处是一致的，我的好处不仅对我有利，对大家都有利。我为自己做好事，其实是为大家做好事。
所以，善失去其公共性之后，一个宗派、阶级、民族、国家的善总是尽可能使自己带上虚伪的公共性，披上无私为公的外衣，实则打击自己认为恶的东西。
不过，就连残暴的希律一世进行血腥屠杀也不是为恶，而是为他的残暴者的善。因为新的力量来到世上，将会给他，他的家族、亲人、朋友，他的王国和军队带来灭亡的威胁。
但出现的不是恶，出现的是基督教。人类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话：“不可判断人，免得你们被判断。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也必照样被衡量……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
这条和平与爱的教义给人类带来的是什么？
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宗教法庭的刑讯，法国、意大利、佛兰德、德国的反异教运动，新教和天主教的斗争，僧侣会的阴谋诡计，尼康和阿瓦库姆的斗争，很多世纪以来对科学和自由的压制，基督徒对塔斯马尼亚异教居民的大屠杀，焚烧非洲黑人村庄的歹徒。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灾难，超过了强盗和歹徒为作恶而作恶犯下的罪恶。
人类的人道主义学说本身的命运也是这样使人震惊，使人焦虑，人道主义学说没有逃脱共同的命运，也分裂为一个个局部的、小圈子的善。现实的残酷使一些伟人的心里产生了善，他们使善回到现实中来，一心想按照他们心中的善的模式改造现实。但是，现实并没有按照善的概念的模式变化，而是善的概念陷进了现实的泥淖中，渐渐分裂，失去原有的公共性，为当前的现实效劳，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美好的、无定形的模式塑造现实。
人们往往认为现实的变化就是善与恶的斗争，但实际不是这样。希望人类善良的人，无法消除现实的恶。
需要有伟大的思想，能够开辟新的渠道，把石头推开，把暗礁消除，把森林移开，需要有公共的善的理想，好使伟大的流水和谐地流动。假如大海一旦有了思想，那么，每次风暴来临时，海水会产生幸福的思想和理想，每一股海浪在岩石上碎裂时，会以为它是为海水的好处牺牲的，就不会想到这是风把它吹起来的，尽管在这之前的千千万万股海浪都是风吹起的，今后风还会吹起千千万万股海浪。
很多书写了怎样同恶作斗争，写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但是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可悲的。其可悲就在于：哪里有善的曙光升起——这种善是永恒的，并且永远不会被恶所战胜，当然那种恶本身也是永恒的，也永远胜不过善——哪里就会流血，就会有大批儿童和老人死于非命。不但是人，就连上帝也无法消除现实的恶。
“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哭、极大哀号的声音；拉结为她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 至于圣人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失去孩子的她来说，都无所谓了。
不过，也许，现实就是恶？
我看到我国产生的社会的善这一思想具有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普遍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种力量，在一九三七年也看到了这种力量。我看到，为了善的思想——这种思想极其美好，极其人道，就像耶稣教的理想那样——为了这种思想消灭了许多人。我看到整村整村的人死于饥饿，我看到农民的孩子死在西伯利亚的雪地里，我看到一列列军车把成千成万男人和女人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城市送往西伯利亚，因为他们被划为社会的善这种光辉伟大思想的敌人。这种思想是美好的和伟大的，所以要杀掉一些人，摧残一些人的生活，要使妻子离开丈夫，使孩子离开父母。
今天德国法西斯的巨大恐怖笼罩了世界。到处可以听到就死者的哀号和呻吟声。到处弥漫着焚尸炉的烟，天空黑暗，日月无光。可是，就连这样的罪行，这种全世界人类不曾见过的罪行也是借了善的名义。
当年我住在北方森林里的时候，曾经想过，善不在人类中，不在动物和昆虫的相互残杀的世界中，而是在默默无言的树木的世界里。可是，不对！我见到过森林的骚动，见过树木为争夺土地，阴险毒辣地同青草和灌木进行搏斗。千千万万种子飞播开去，生根发芽，渐渐把青草弄死，把友好的灌木扼杀。成千成万幸存下来的幼芽开始优胜劣汰，相互搏斗。只有那些活下来的树木组成了统一的新的林冠，彼此缔结势均力敌的同盟，分享温暖的阳光。云杉和山毛榉则在这林冠之下昏暗的苦役牢里冻得瑟瑟发抖。但是独占阳光的树木总有衰老的时候，高大的云杉就从它们的林冠底下冲出来，冲向阳光，又将赤杨和白桦扼杀。
树木就是这样永远生活在你争我夺中。只有瞎子才认为树木和草的世界是善的世界。难道生存就是恶？
善不在自然界，不在传教士和圣人的说教中，不在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民领袖的学说中，不在哲学家的道德中……倒是一些普通人心里怀着对活物的爱，很自然地、不由自主地珍爱和怜惜生命，喜欢在劳动一天之后享受一下炉灶的温暖，不在场地上烧火堆和放火。
所以，除了可怕的大的善，还有平常的人的善良。一个老奶奶拿一块面包给俘虏吃，一个士兵把壶里的水给受伤的敌人喝，年轻人怜惜老年人，农民把犹太老头子藏在草垛里，这都是善良。有的看守人员冒着个人失去自由的危险，把囚犯或俘虏的信件传送出来，不是给志同道合的同伴，而是给母亲和妻子们，这也是善良。
这是个人之间偶尔为之的善良，是无需证明的、没有用心的小善良。可以叫做无意识的善良。是宗教的善和社会的善之外的善良。
但是，我们只要一想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无意识的、个人间的、偶然性的善良是永恒不灭的。这种善良可以施于一切生物，甚至一只老鼠，一根树枝都可以受到这种善的恩泽——有时行人会忽然站下来，扶一扶受伤的树枝，让它更容易重新长到树干上。
在可怖的时代，在以国家民族光荣为名义、以对全世界行善为名义而进行疯狂残杀的时候，在人已经不像人，而只是像树枝一样荡来荡去，又像一块块石头填进山沟和土坑的时候，就是在这种可怖和疯狂的时代，这种没有用心的、可怜的、像镭粒子一样分散在生活中的善良也没有消失。
有一些德国兵来到村子里。昨天在路上有两名德国兵被打死。晚上把一些妇女赶出去，叫她们在树林边挖坑。有几名士兵住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家里。她的丈夫被带到警察所去了，那里还关着二十个农民。她一夜没有睡，德国兵在地下室里搜到一筐鸡蛋和一瓶蜂蜜，他们自己生起炉子，炒鸡蛋，喝酒。有一个年纪大些的吹起口琴，其余的人又跺脚又唱歌。他们对女房东连看也不看，好像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猫。早晨，天亮了，他们开始检查自己的枪。那个年纪大些的士兵很笨拙地拉了一下枪机，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肚子里。大家一齐叫起来，乱成一片。几个德国兵草草地给他包扎了一下，就把他放到床上。接着他们都被叫走了。他们临走向女房东打了打手势，叫她照应受伤的德国兵。女房东看到，要把他掐死不费吹灰之力。他一会儿嘟哝，一会儿闭上眼睛，又哭又咂吧嘴。后来忽然睁开眼睛，很清楚地说：“妈妈，给我水。”女房东说：“哼，你这该死的东西，把你掐死才好呢。”可是她还是给他端来了水。他抓住她的手，叫她把他扶起来，因为血堵得他不能喘气。她把他扶起来，他用两手勾住她的脖子，支撑着身子。这时村子里响起一片枪声，她吓得直打哆嗦。
后来她说起当时的情形，但是谁也无法理解，她也无法解释。
这是一种善良。有一则寓言说一个修士让蛇在怀里暖和身子，就是指责这种善良没有意义。这种善良，就好比爱惜咬死小孩的毒狼蛛。这是一种不理智的、有害的、荒唐的善良！
人们乐于援引寓言中的例证，记住这种没有意义的善良带来的（和可能带来的）害处。不必害怕！如果怕这种善良，就好比一条淡水鱼偶然从河里来到水咸的大海里，感到害怕。
没有意义的善良有时给社会、阶级、民族、国家造成的害处，与天生善良的人发出的光相比，是会黯然失色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善良正是人的人性，它就是人和其他一切的区别，它就是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它说明，生存并不就是恶。
这种善良是没有言语、没有用心的。它是本能的。是盲目的。一旦耶稣教把它变为教堂神甫的教义，它就变得暗淡了，种子就变成了空壳。当善良没有言语、没有心思、没有用意的时候，当善良隐藏在人心里的时候，当善良没有成为传教士的武器和商品，当矿金没有炼成神的金币的时候，善良是有生命力的。它就像生活一样实实在在。就连耶稣的说教，也使善良失去其生命力。善良的生命力在人心的不言不语中。
但是，我怀疑人类的善，也怀疑善良。我很惋惜它没有生命力！它既然没有什么感染力，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以为，它没有生命力。美好而又没有生命力，简直就像露水。
怎么能不使它枯死，不使它丢失，而使它变得有力呢？教会就是使它枯死了，将它丢失了。当善良不是什么力量的时候，它才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人想把善良变为力量，它就失去本色，就会暗淡，失去光彩，消失。
现在我看到恶的真正力量。天国是空的。地上只有人。拿什么来扑灭恶呢？拿人类的善良，拿这样几滴露水？但是要知道，这种火用所有的海洋里的水和所有云层的水都是扑不灭的，从福音书的时代直到今天的钢铁时代所汇集起来的一点点可怜的露水也扑不灭……
我再也不相信能够在上帝身上、在自然界找到善，就这样，我再也不相信善良。
但是，法西斯的黑暗在我面前暴露得越多，越广，我就越加看清：人性总是存在的，是泯灭不了的，即使在浸透了血的黄土的旁边，在毒气室的门口。
我在地狱里锻炼了信心。我的信心是从焚尸炉里出来的，是穿过了毒气室的水泥墙的。我看出来，不是人在同恶的斗争中软弱无力，是强大的恶在同人的斗争中软弱无力。毫无意义的善良永远不灭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无力。这种善良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善良越傻，无力，没有意义，就越是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圣人、传教士、宗教改革家、首领、领袖，在它面前无可奈何。它是一种不看什么、不说什么的爱，是人的本义。
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但是，如果人性就是现在仍没有被摧残殆尽的话，那么，恶已经不可能取得胜利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看完之后，半闭起眼睛，坐了好几分钟。
是的，这是一个受了震动的人写的。一个可怜的灵魂的悲剧！
这个蔫了的人竟说，天国是空的……他把人生看作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到末了他玩弄起旧的铃铛，玩弄起老奶奶的善良，还打算用灌肠的喷嘴扑灭世界的大火。这一切多么无聊呀！
莫斯托夫斯科伊望着隔离室的灰墙，想起了天蓝色的安乐椅，想起他和利斯的谈话，感到十分沉重。头并不难受，是心里难过起来，呼吸也困难了。看样子，他怀疑伊康尼科夫，是错了。这个呆子写的东西，不仅引起他的鄙视，也引起夜里和他谈话的那个讨厌的家伙的鄙视。他又想了想自己对切尔涅佐夫的感觉，想了想利斯谈到这一类人时鄙夷和仇恨的口气。他的模模糊糊的苦恼似乎比肉体的痛苦更使他难受。
十 七
谢廖沙·沙波什尼科夫指着背囊旁边砖堆上的一本书，说：
“你看过吗？”
“看了好几遍啦。”
“喜欢吗？”
“我更喜欢狄更斯。”
“嘿，狄更斯。” 他用讥笑的、傲慢的口气说。
“你喜欢《巴马修道院》吗？”
“不怎么喜欢。”他想了想，回答说。又补充道：“今天我要跟步兵一起把旁边一座小屋的德国佬打出去。”他看到她的目光，又说：“当然，是格列科夫的命令。”
“别的迫击炮手呢，琴佐夫呢？”
“他们不去，就我一个去。”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他老是缠着你吗？”
她点了点头。
“你怎么样？”
“你知道嘛。”
“我觉得，我今天可能被打死。”
“为什么叫你跟步兵一起去？你是迫击炮手啊。”
“为什么他要把你留在这儿？报话机已经打成碎片。早就该把你送回团里去，上左岸去。你在这儿无事可干，成了流浪女了。”
“不过咱们可以天天见面呀。”
他摆了摆手，就走开了。
卡佳向周围看了看。彭丘克在二楼望着，笑着。显然，谢廖沙也看到了彭丘克，所以突然走开了。
德军用大炮轰这座楼房，一直轰到黄昏时候。有三个人受轻伤，有一段内墙倒塌下来，把地下室的出口堵住了。大家把出口处打通，一颗炮弹又炸倒一段墙，地下室出口又被堵住，大家又开始挖。
安齐费罗夫朝灰尘飞扬的幽暗处瞅了瞅，问道：
“喂，报话员同志，您活着吗？”
“是的。”卡佳在幽暗处回答说。她打了一个喷嚏，啐出一口红色的痰。
“祝您健康。”一名工兵说。
等到天黑下来，德军打出照明弹，用机枪扫射起来，有几架轰炸机飞来，扔下爆破弹。谁也没有睡觉。格列科夫亲自打起机枪，步兵有两次大声骂着娘，用工兵的锹掩护着脸，冲上去把德国佬打退。
德国佬似乎觉得，他们不久前占领的这座无主的楼房，马上就要遭到进攻。
当枪炮声停息的时候，卡佳能听到他们吵吵嚷嚷说话的声音，就连他们的笑声也能听得很清楚。
德国佬说话非常难听，发音完全不像外语课教师教的那样。她看到小猫从垫子上爬了下来。小猫后面两个爪子不能动了，只用两个前爪在爬，正急急忙忙朝卡佳爬来。
后来小猫不爬了，嘴张了几下，就闭上了……卡佳拨了拨小猫合上的眼皮。“死了。”她在心里说，蓦地浮起一股厌恶感。忽然她明白了，这已经半麻痹的小猫是预感到要死了，所以想到她，向她爬来……她把已死的小猫放进一个坑里，上面撒了一些碎砖渣子。
地下室里充满了照明弹的光，她觉得似乎地下室里没有空气，似乎她呼吸的是一种带血的液体，这种液体从天花板上往下流，从每一块砖里往外渗。
眼看着德国佬从远处的角落里爬出来了，正在朝她爬，马上就会把她抓住，把她带走。已经很近了，他们就在跟前打枪。也许，德国佬要扫荡二楼？也许，他们不从下面来，而是从上面，从天花板的窟窿里跳下来？
为了让自己镇定，卡佳尽量回想钉在门上的小卡片：“季霍米罗夫家——按一下，茨加家——按两下，契列穆什金家——按三下，芬别尔格家——按四下，文格罗夫家——按五下，安德留先科家——按六下，彼果夫家——长长的一下……”她拼命回想芬别尔格家放在煤气炉上、盖着胶合板的大锅子，回想阿纳斯塔西娅·斯捷潘诺芙娜·安德留先科家蒙着大罩子的木盆、季霍米罗夫家挂在绳扣上的掉了瓷的脸盆。她想象她在给自己铺床，把妈妈的棕色头巾、一块棉绒、开了绽的夹大衣都垫到弹簧坏了的褥垫底下。
然后她就想“6-1”楼房。这会儿，当希特勒的匪徒步步逼近，从地上爬过来的时候，那些粗野的骂娘话似乎也不可恼了，格列科夫的目光她也不怕了，以前她看到那目光，不仅脸会红，连脖子，连军装里面的肩膀都会红的。在参军后的这几个月里，她听了多少下流话！当秃顶的中校龇着金牙暗示她可以留在河那边的通讯站时，她用“无线电”和他进行了多么糟糕的通话呀……她想起有些女孩子小声唱的伤心的歌儿：
有一个秋夜里
指挥官亲自将她温存
唤了一夜小亲亲
从此她就自暴自弃……
她不是胆小鬼，只不过出现了这样的心情。
她第一次看到谢廖沙，是在他念诗的时候，她心里想：“真是一个呆子。”后来他有两天不见人影，她也不好意思打听他，心里老是在想，他是不是被打死了。后来他在夜里突然出现了，她并且听见他对格列科夫说，他是从司令部的掩蔽所里偷跑回来的。
“好，”格列科夫说，“你这是开小差跟着我们朝阴间跑。”
谢廖沙在离开格列科夫从卡佳身边走过的时候，没有看，也没有回头。她很难过，后来生起气来，又在心里说：“傻瓜！”
后来她听到楼房里的人的谈话。他们说的是，谁最有可能第一个和卡佳睡觉。有一个说：
“不用说，是格列科夫。”
另外一个说：
“这可不一定。不过，谁的名次排在最后面，我倒是可以说说，那就是迫击炮手谢廖沙。女孩子越是年轻，越喜欢老练的男子。”
后来，她发现几乎没有人跟她逗着玩儿、开玩笑了。格列科夫毫不掩饰别人接触卡佳时他的不快心情。
有一次，大胡子祖巴廖夫喊她：
“喂，楼长夫人。”
格列科夫并不着急，但是他显然很有信心，而且她也感觉得到他自己很有把握。在报话机被炸成碎片之后，他叫她躲到很深的地下室的一个隔间里。昨天他对她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姑娘。”又补充说：“我要是在战前遇到你，一定会娶你。”她想说，要娶她还得问问她呢，可是她没有说，她不敢说。他对她没有任何不好的行为，没有对她说过任何粗野的下流话，但是她想到他，就觉得可怕。
也是昨天，他很忧愁地对她说：
“德国佬很快就要发动进攻了。咱们这里面的人未必有谁能活下来。德国佬钉住我们的楼房不肯放。”
他用缓慢而凝神的目光把她打量了一下，卡佳害怕了，不是因为想到了德国佬即将发动的进攻，而是因为看到这缓慢而镇静的目光。
“我会上你这儿来的。”他说。似乎这话和他说的在德国佬发动进攻之后未必有谁能活下去的话没有什么联系，但联系是有的，而且卡佳也明白了。
他不像她在科特卢班山下看到的那些指挥员。他和人说话既不高声大叫，也不吓唬，可是大家都听他的。他坐在那里，又抽烟，又说笑，又听别人说笑，跟士兵没有任何区别。可是他的威信很高。
她和谢廖沙几乎不说话。她有时觉得，他爱上她了，可是也和她一样，在又喜欢又怕的人面前非常胆怯。谢廖沙又胆小，又没有经验，可是她真想请求他保护，对他说：“来我这儿坐坐吧。”有时她还想安慰安慰他。跟他在一块儿说话，感觉真是奇怪，就好像根本没有打仗，也没有这“6-1”楼房。他也好像感觉到这一点，就有意尽量表现得粗野些，有一次他还在她面前骂过娘。
就这会儿她也觉得，她模模糊糊的想法和感情与格列科夫派谢廖沙去攻打德国佬占的房子这件事有一种无情的联系。她听着枪声，想象着，谢廖沙躺在红红的砖堆上，已经死去的蓬乱的头耷拉下去。
她感到对他心疼得不得了。五光十色的夜晚的战火，对格列科夫的害怕，对他的钦佩，钦佩他敢于凭借一片瓦砾向德军的钢铁队伍发动进攻，还有对母亲的想念——这一切在她心里交织在一起了。
她想，只要能看到谢廖沙活着回来，她愿意奉献她的一切。
“要是有人问，要妈妈还是要他，怎么办？”她心里想道。
后来她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她用手指头抓住一块砖，仔细听着。
枪声停了，一切都静下来。她的脊背、肩膀、小腿都痒起来，但是她怕挠痒，怕弄出响声。有人问巴特拉科夫，为什么他老是挠痒，他回答说：“这是神经性的。” 可是昨天他说：“我在身上逮了十一个虱子。”于是科洛密采夫笑着说：“神经性的虱子咬巴特拉科夫啦。”
等到她被打死了，大家把她抬到坑边，会说：
“这可怜的姑娘浑身都是虱子啦。”
也许，这真是神经性的？于是她明白了，黑暗中有一个人向她走来了，不是虚幻的、臆想的人，是从沙沙声中，从一片片亮光、一片片黑暗，从紧张的心跳中出现的。卡佳问：
“是谁？”
“是我，自己人。”黑影回答说。
十 八
“今天不发动进攻了。格列科夫决定改在明天夜里。今天德国佬一个劲儿地在进攻……我想顺便说说，那本叫《修道院》的小说，我从来没看过。”
她没有回答。
他很想在黑暗中看清她的神情，一阵爆炸的火光顺应他的愿望，把她的脸照得透亮。过了一秒钟，又黑了下来，于是他们又无声地商量好，等待下一次爆炸和闪光。谢廖沙握住她的手。他攥住她的手指头。他平生第一次把姑娘的手握在自己手里。
生满虱子的肮脏的姑娘静静地坐着，她的脖子在黑暗中发亮了。突然闪起照明弹的亮光，他们把头挨在一起。他把她抱住，她眯起眼睛，他们都知道学校里有一个说法：谁睁着眼睛接吻，谁就不是真爱。
“这不是开玩笑，是吗？”他问道。
她用两手捧住他的两鬓，把他的头转过来朝着自己。
“一生一世，永不变心。”他说得很慢。
“太好了，”她说，“我就是怕，忽然有什么人来。可是以前不论谁来，不论是里亚霍夫、科洛密采夫、祖巴廖夫……我有多么高兴呀。”
“还有格列科夫。”他提醒说。
“哎呀，不。”她说。
他吻起她的脖子，并且解开她军装上的扣子，拿嘴去吻她那瘦削的锁骨，却不敢吻她的胸脯。她抚摩着他那硬扎扎的、没有洗过的头发，就好像他是一个小孩子，她已经知道，这一切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这都是应该有的事了。
他看了看发光的表盘。
“明天谁带你们去进攻？”她问道。“是格列科夫吗？”
“你问这干什么？我们自己去，用不着谁带我们。”
他又把她抱住，忽然他的手指头发凉，由于下了决心，情绪激动，胸中也发起凉来。她半躺在军大衣上，似乎连气也不喘了。他一会儿碰着她那粗糙的、好像蒙着灰土似的军服和裙子，一会儿碰着她那扎手的充革布高筒靴。他的手感觉到她的身体的温暖。她想坐起来，但是他吻起她来。忽然一阵亮光闪起，刹那间照亮了落在砖堆上的卡佳的军帽，照亮了她的脸，在这几秒钟里，他觉得她的脸和往常大不一样。可是马上又黑了下来，而且不知为什么特别黑……
“卡佳！”
“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你为什么不看我？”
“别这样，别这样，冷静点儿！”
她又想起他和她母亲，想着她应该更喜欢谁。
“原谅我。”她说。
他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就说：
“你别怕，我一辈子不变心，只要能活下去的话。”
“我这是想起了妈妈。”
“可是我的妈妈死了。我现在才明白，她是因为我爸才被流放的。”
他们互相拥抱着，在军大衣上睡着了。楼长走到他们跟前，看了看他们的睡态：迫击炮手谢廖沙的头枕在报话员姑娘的肩上，他的一只手搂着她的腰，他好像怕把她丢了。格列科夫觉得他们两个都死了，因为他们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那样安静。
黎明时候，里亚霍夫朝地下室的隔间里瞅了瞅，喊道：
“喂，沙波什尼科夫，喂，文格罗娃，楼长叫你们，要快点儿，麻利点儿！”
在朦胧而寒冷的晨曦中的格列科夫的脸是阴沉的、严峻的。他的一个宽大的肩膀靠在墙上，蓬乱的头发耷拉在窄窄的前额上。
他们站在他面前，倒换着两只脚，没有觉察到他们是手挽手站着。
格列科夫动了动他那扁平的狮鼻的大鼻孔，说：
“是这样，沙波什尼科夫，你马上到团部去，我派你去。”
谢廖沙感觉到姑娘的手指在抖动，就把她的手指头攥住，于是她也感觉到他的手指在抖动。他吸了一口气，感到舌头和上腭发干发燥。
多云的天空和大地一片寂静。盖着军大衣胡乱躺在地上的人似乎都没有睡，都在等待着，连气也不喘。
周围的一切都很好，都很可亲，谢廖沙心想：“要把他从天堂赶出去，要像拆散农奴一样把我们拆散了。”他怀着祈求和仇恨的心情望着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眯起眼睛，凝视着姑娘的脸，谢廖沙觉得他的目光很讨厌、很无情、很放肆。
“好吧，就这样，”格列科夫说，“报话员同志跟你一块儿去，没有报话机，她在这儿无事可干，你把她送回团部去。”他笑了笑。“以后你们上哪儿，到时候你们自己知道。这是调派信，我把你们两个人写在一起了，我不喜欢写字。明白吗？”
谢廖沙忽然看到，一双透着亲切、精明然而又忧伤的眼睛正望着他，这样的眼睛他还从来不曾见过。
十 九
步兵团政委皮沃瓦罗夫没有到过“6-1”楼房。和楼房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了，不知是报话机坏了，还是上级的严厉训斥让楼房里的头头儿格列科夫大尉厌烦了。
有一段时间，可以通过一名党员迫击炮手得到有关被围大楼里的情况的报告。他报告说，楼长作风散漫，对士兵们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过，格列科夫同敌人作战是很勇敢的，这一点汇报人也不否认。
就在皮沃瓦罗夫准备进入“6-1”楼房的这天夜里，团长别廖兹金害起重病。他躺在掩蔽所里，脸烧得通红，睁着失神的、透明的、茫然的眼睛。
医生看了看别廖兹金，慌了。他治惯了打断的胳膊腿和打裂的头盖骨，现在却是一个人本身害起病来。医生说：
“要拔火罐，可是上哪儿去弄罐子呀？”
皮沃瓦罗夫决定向上级报吿团长的病情，可是师政委打电话给皮沃瓦罗夫，要他立刻到师部去。
当皮沃瓦罗夫喘着粗气（他遇到炮弹爆炸，曾经两次卧倒）走进师政委的掩蔽所时，师政委正在和从左岸来的一位营政委说话。皮沃瓦罗夫听说这个人常常给驻扎在各个工厂里的部队作报告。
皮沃瓦罗夫大声报告说：“奉命来到。”并且马上就报告了别廖兹金的病情。
“啊……伤脑筋，”师政委说，“皮沃瓦罗夫同志，您得担当起团的指挥任务了。”
“被围困的楼房怎么办？”
“您不用管了，”师政委说，“这座被围的楼房惹出大麻烦。这事儿弄到方面军司令部去了。”
他把一张密码电报对着皮沃瓦罗夫晃了晃。
“我就是为这事叫您来的。这不是，克雷莫夫同志接到方面军政治部的命令，要他进入被困的楼房，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秩序，在那里做作战政委，如有必要，就解除那个格列科夫的职务，自己担任指挥……因为这是在你们团的地段上，所以你们要给予一切必要的供应，要负责帮助进入被困楼房，负责今后的联系。明白吗？”
“明白了，”皮沃瓦罗夫说，“一定做到。”
说过这话以后，他改变了谈公事的腔调，用平时谈家常的语气问道：
“营政委同志，跟这样一些小伙子打交道，是您的专长吗？”
“正是我的专长，”从左岸来的政委笑着说，“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带领二百人突围，在乌克兰到处转，那时候见惯了游击习气。”
师政委说：“好吧，克雷莫夫同志，那您就去干吧。多跟我联系。国中有国是很不好的。”
“是啊，那里面的人还和报话员姑娘有一些不干不净，”皮沃瓦罗夫说，“我们的别廖兹金一直在担心。他们的报话机又叫不通。那里面的小伙子又是那种样子，他们什么事儿都会干出来。”
“好啦，到里面您就清楚了，要好好地整一整，祝您成功。”师政委说。
二 十
格列科夫送走谢廖沙和卡佳之后，过了一天，克雷莫夫便在一名士兵护送下，前往被德军围困的著名大楼。
他是在明亮而寒冷的黄昏时候从步兵团团部出发的。克雷莫夫一进入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铺了沥青的院子，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更强烈地感觉到死亡的危险。
同时，他的振奋和喜悦依然没有消失。突然收到的方面军司令部的密码电报向他证实了，在斯大林格勒这地方，一切都不一样，这里是另外一种关系，另外一种评价标准，对人有另外一种要求。克雷莫夫又是克雷莫夫了，不是残废队的残废人，而是布尔什维克的作战政委了。危险而困难的任务并没有使他感到害怕。在师政委和皮沃瓦罗夫的眼里他又看到了过去党内同志常常对他流露的那种神情，感到何等愉快，何等甜蜜。
在被炸得坑坑洼洼的沥青地上，炸坏的迫击炮旁边，躺着一名被打死的红军战士。
现在，就在克雷莫夫心里充满了希望，兴高采烈的时候，这具尸体的样子，不知为什么令他大吃一惊。他见过许多死人，对死人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可是现在他哆嗦起来——已经僵了的尸体像鸟儿一样软弱无力地躺着，蜷着两条腿，好像怕冷。
一个身穿歪歪扭扭的灰斗篷的政治指导员提着鼓鼓的图囊从旁边跑过，几名红军士兵用帆布裹着防坦克地雷和大面包，拖着往前走。
死人不需要面包和武器，也不希望收到忠诚的妻子的来信。他并没有因为死就强大起来，他是最弱小的，像一只死麻雀，连小蚊子、小虫儿都不怕他。
在车间的一个墙豁口里，炮兵们正在安置团里的一门炮，并且和一挺重机枪的机枪手争吵。从争吵者的手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们吵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我们的机枪在这儿待了多久啦？你们还在河那边逛荡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儿打起来了！”
“真不要脸，你们算什么人！”
空中一声尖啸，一颗炮弹在车间角落里爆炸了。炮弹片打在墙上。走在克雷莫夫前面的士兵回头看了看，看看政委是不是被炸死了。等到克雷莫夫走到跟前，他说：
“政委同志，您别怕，我们认为，这儿是第二梯队，是大后方。”
过了不长时间，克雷莫夫就明白了，车间墙外的院子确实算是很平安的地方。
他们又跑，又卧倒，把脸埋在地里，然后又跑，又卧倒。他们有两次跳进步兵所在的战壕里，他们在烧毁的房屋中间跑，这一带已经没有人了，只有钢铁的呼啸与尖叫声……那名士兵为了安慰克雷莫夫，又说：
“这不算什么，顶要紧的是飞机没有轰炸。”但接着又提议说：“来，政委同志，咱们下到这个弹坑里避避。”
克雷莫夫溜进弹坑里，朝上面看了看：蓝天还在头顶上，头也没有掉下来，依然长在肩膀上。只有死神在前后左右，在头顶上啸叫和狞笑的时候，才感觉到人的存在是很奇怪的。
在死神挖出的坑里有一种安全感，也是很奇怪的。那士兵不等他喘息过来，就说：“跟我进去！”他爬进了坑底一个黑咕隆咚的通道口。克雷莫夫跟着他钻进去，低矮的通道口变宽了，顶也变高了，他们进了地道。
在地下可以听到地上大战的隆隆声，穹顶在颤动，隆隆声在地道里滚动着。在铁管特别密集、手臂粗的黑电缆纵横交叉的地方，墙上用红颜料写着“马霍夫是头驴”。那士兵用电筒照了照，说：
“咱们头顶上就是德国佬了。”
一会儿他们拐进一条窄窄的通道，朝着一个隐约可见的灰色光点走去。通道深处的光点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亮，传来的爆炸声和机枪射击声也越来越激烈。
有一小会儿，克雷莫夫觉得他这是朝死刑台走去。但是等他们来到地面上，克雷莫夫看到的首先是一张张人的脸；他觉得这一张张脸像圣像一样安详。
克雷莫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轻松。他甚至感到，这疯狂的战争不像是生与死的可怕关头，而是年轻、强壮、充满生命力的行路人头顶上的雷雨。
他清楚地感觉到一种坚定的自信，相信他现在时来运转了。他好像在这一天的光明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志向和布尔什维克的抱负了。
跟这种年轻的豪情壮志交织在一起，他又想起了离他而去的妻子。他觉得她是无比可爱的。
现在他觉得并没有永远失去她。她会跟着他的力量，跟着以前的生活一起回到他这里的。他离不开她。
有个老兵把军帽扣在额头上，站在一堆火旁边，用刺刀翻着在洋铁瓦上烙的土豆饼；土豆饼烙好了，他就放到钢盔里。他一看到这个联络员，很快地问道：“谢廖沙在哪儿？”
联络员一本正经地说：“首长来啦！”
“老爹，多大岁数了？”克雷莫夫问。
“六十了。”老头子回答说，又解释说：“我是从工人民兵里来的。”
他又侧眼看了看联络员。
“谢廖沙在哪儿？”
“他不在团里，看样子，他到友邻部队去了。”
“唉，”老头子懊丧地说，“他要完啦。”
克雷莫夫向大家问好，向周围看了看，又去看了地下室里板壁只剩一半的隔间。有一处安放着团里的一门炮，炮口从墙上打的一个窟窿伸出去。
“就像在战列舰上。”克雷莫夫说。
“是的，不过水太少啦。”那个士兵说。
再往前，在石头坑里和夹缝里安放着迫击炮。在地上放着一些带尾巴的地雷。再过去一点儿，防雨布上放着一架手风琴。
“咱们‘6-1’号楼撑住了，没有向法西斯屈服，”克雷莫夫大声说，“全世界千千万万人都会为这感到高兴。”
大家都没有说话。波里亚科夫老头子把装满土豆饼的钢盔端到克雷莫夫面前。
“关于波里亚科夫怎样烙饼，不会报导吧？”
“你们光知道笑，”波里亚科夫说，“可是我们的谢廖沙被赶走了。”
这个迫击炮手问道：
“还没有开辟第二战场吗？一点消息也没有吗？”
“还没有。”克雷莫夫回答说。
有一个穿着汗衫、敞着军服上衣的人说：
“有一次伏尔加河那边的重炮朝我们轰，一阵气浪把科洛密采夫打倒，他爬进来就说：‘好啦，同志们，开辟第二战场啦。’”
一个黑头发的小伙子说：
“干吗要瞎说，假如没有重炮的话，咱们在这儿也待不住。德国佬早把咱们吃掉啦。”
“可是，指挥员在哪儿呀？”克雷莫夫问。
“那不是，躺在最前沿上呢。”
这支队伍的指挥官正躺在高高的砖堆上，用望远镜在瞭望。
克雷莫夫唤他一声，他很不情愿地转过脸来，带着警告的神气调皮地把一个指头放到嘴上，又用望远镜了望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的肩膀抖动起来，他笑了。他从上面爬下来，笑着说：
“比下棋还不如呢。”
他打量了一下克雷莫夫军服上的绿杠和政工人员军星，说：“营政委同志，欢迎光临寒舍。”并且自我介绍说：“我是楼长格列科夫。您是从我们的地道里来的吗？”
他的一切——他的目光，他的快动作，他的扁鼻子的大鼻孔——都是很粗野的，本身就是粗野。
“没什么，没什么，我会让你服帖的。”克雷莫夫在心里说。
克雷莫夫开始向他询问情况。格列科夫懒洋洋地、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一面打呵欠，一面四处张望，好像克雷莫夫的问话打扰了他，使他不能回想真正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
“要是把您撤掉呢？”克雷莫夫问。
“为什么？”格列科夫回答说。“顶好用小教练机送点儿黄烟来，当然，还要迫击炮弹、手榴弹，如果舍得的话，再弄点酒和吃的东西来……”他扳着手指头数算着。
“这么说，您不准备离开了？”克雷莫夫生气又不满地端详着格列科夫很不好看的脸，问道。
他们都不说话了，在这短短的沉默时间里，克雷莫夫战胜了自己要在精神上制服被困大楼里的人的心情。
“您写作战日记吗？”他问道。
“我没有纸，”格列科夫回答说，“没地方写，而且也没有工夫，也没有必要。”
“您是在一七六步兵团团长领导下呀。”克雷莫夫说。
“是，营政委同志。”格列科夫回答说。又用冷笑的口吻说：“在这块地段被截断，我在这座楼房里把人和武器集合起来，打退三十次进攻，烧毁八辆坦克的时候，没有什么人领导我。”
“现有人员的准确数字，您知道吗？检查过吗？”
“我用不着检查，我又不申报队列人员名单，又不到行政管理处和补给站领给养。我们有烂土豆吃，有臭水喝就行了。”
“这楼里有女人吗？”
“政委同志，您好像是在对我进行审问呀？”
“你们的人有被俘的吗？”
“没有，没有人被俘。”
“那么，你们的女报话员哪儿去啦？”
格列科夫咬了咬嘴唇，两道眉毛皱到了一起，他回答说：
“那个姑娘是德国间谍，她发展了我，后来我把她强奸了，后来我又把她枪杀了。”他伸直脖子，问道：“您是要我这样回答吗？”又用冷笑的口吻说：“我看出来，这儿有惩戒营的气味了，是这样吗，首长同志？”
克雷莫夫一声不响地看了他一会儿，说：
“格列科夫呀，格列科夫，您的头发昏啦。我也被围困过，当时也受过询问。”
他看了看格列科夫，慢慢地说：
“我奉上级的指示，必要时解除您的指挥职务，亲自指挥这批人员。干吗您自己要往叉子上闯，非要我走这一步呢？”
格列科夫没有说话，想了想，侧耳听了听，然后说：
“没有声音了。德国佬停止进攻了。”
二十一
“那好吧，咱们两个人坐一会儿，”克雷莫夫说，“研究一下情况。”
“干吗要两个人坐坐，”格列科夫说，“我们这儿打仗都是大家一块儿，研究情况也是大家在一块儿。”
克雷莫夫很喜欢格列科夫的粗鲁，但同时又很生气。他很想对格列科夫说说在乌克兰被围困的事，说说自己在战前的情形，使格列科夫不把他看成官僚。但是他觉得，说这类的事，就表示自己软弱。他到这座楼里来是表现自己的力量的，不是表现软弱。他本来就不是政治部门的官僚，他是作战政委。
他在心里说：“没什么，政委又不丢脸。”
在一片寂静中，大家在砖堆上坐下来或半躺下来。
格列科夫说：“今天德国佬不会再来了。”他向克雷莫夫建议说：“政委同志，咱们来吃点儿东西吧。”
克雷莫夫和格列科夫一起在休息的人们当中蹲下来。
“我看着你们大家，”克雷莫夫说，“脑子里有一个想法老是转悠着：俄罗斯人总能打败普鲁士人。”
有一个不高的、懒洋洋的声音应声说：“是嘛！”
在这一声“是嘛”中，流露出很明显的对这种陈词滥调的勉强附和与嘲笑的意味，所以大家一齐轻轻笑了起来。他们比那个第一次说出“俄罗斯人总能打败普鲁士人”的人更了解，俄罗斯人消耗着多大的力量，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力量的直接代表。而且他们也知道和明白，普鲁士人打到伏尔加河边，打到斯大林格勒，完全不是因为俄罗斯人总能打败他们。
这时候克雷莫夫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他一向不喜欢政治工作人员颂扬俄罗斯古代将领，他的革命的心灵十分厌恶《红星报》社论中摘引德拉戈米罗夫<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 的话，他认为没有必要以苏沃洛夫<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 、库图佐夫<a id="noteBack_8" href="#note_8">[8]</a> 和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a id="noteBack_9" href="#note_9">[9]</a> 的名义设立勋章。革命就是革命，革命的队伍只需要一面旗帜，那就是红旗。可是为什么偏偏就在今天，在他重新呼吸到往日列宁主义的革命空气的时候，却出现了这种感触和想法？
一名士兵用嘲笑的、懒洋洋的语气说的那一声“是嘛”刺得他很疼。
“同志们，怎样打仗，用不着教导你们，”克雷莫夫说，“在这方面，你们可以教导任何人。可是，前总指挥部为什么认为有必要派我上你们这儿来呢？或者说，我上你们这儿来干什么呢？”
“是来喝菜汤，为了喝菜汤吧？”有一个人很亲热地小声推测说。
但是听众迎接这小声推测的笑声就不小了。克雷莫夫看了看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和大家一起在笑。
“同志们！”克雷莫夫说。他气得两边腮都红了。“同志们，严肃点儿，我是党派到你们这儿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偶然出现的情绪，还是造反？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本事、有经验，不愿听政委的？也许，听众的开心没有任何反叛的意味，只是因为感觉到真正的平等，这种感觉在斯大林格勒是很强烈的。
可是为什么以前克雷莫夫很赞赏的这种真正平等的感觉现在却引起他的气愤，他要把它压下去，打下去呢？
克雷莫夫在这里同这些人的关系不融洽，不是因为他们受压抑、张皇失措、胆怯。这儿的人感觉自己是强者，是有信心的，难道他们这种强者的感觉影响他们和政委克雷莫夫的关系，引起他和他们之间的疏远和仇视？
烙饼子的那个老头子说：
“我早就想问问党里的人。政委同志，听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都各取所需，那么，如果每个人都按照需要，一天喝到晚，可怎么办呀？”
克雷莫夫朝老头子转过脸去，看到他脸上一副真正担心的神气。可是格列科夫在笑，他的眼睛也在笑，大大的鼻孔笑得更大了。头上缠着血糊糊的肮脏绷带的一名工兵问道：
“政委同志，集体农庄怎么办？战后最好把集体农庄取消。”
“这个报告题目倒是不坏。”格列科夫说。
“我到你们这里不是来作报告的，”克雷莫夫说，“我是作战政委，我到这里来，为的是消灭你们的严重的游击习气。”
“那您就来消灭消灭吧，”格列科夫说，“可是，谁又来消灭德国佬呢？”
“会有人的，不用您操心。我不是为喝汤来的，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我是来让你们尝尝布尔什维克的饭的。”
“好吧，您就来消灭消灭，”格列科夫说，“来让我们尝尝吧。”
克雷莫夫一面笑着，同时又很严肃地说：
“如有必要，格列科夫，我们连您一起吃下去。”
这会儿克雷莫夫镇定了，有信心了。原来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怎样办最正确，这会儿主意拿定了。应该解除格列科夫的指挥职务。
克雷莫夫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出格列科夫的敌对思想和异己思想，发生在被困楼房里的英雄事迹既不能减弱，更不能消除这种思想。他知道，他能制服格列科夫。
等到天完全黑下来，克雷莫夫走到楼长跟前，说：
“格列科夫，咱们来认真地、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您想要什么？”
格列科夫很快地、从下面朝上（他坐着，克雷莫夫站着）看了看他，快活地说：
“我想要自由，我就是为自由作战。”
“我们都要自由。”
“算了吧，”格列科夫把手一甩，“你们要自由干什么？你们只要能打败德国佬就行了。”
“格列科夫同志，不要开玩笑，”克雷莫夫说，“有的战士说出不正确的政治主张，您为什么不制止呢？嗯？您有威信，您可以制止，不次于任何一个政委。可是我有一种印象，大家一面说怪话，一面看着您，似乎在等待您的赞许。那个说到集体农庄的战士就是这样。您为什么要支持他呢？我干脆了当地告诉您：咱们一起来把这种情形整顿整顿吧。如果您不愿意，我也干脆地告诉您：我不会开玩笑的。”
“说说集体农庄，这有什么？实际上，没人喜欢集体农庄吧，这一点您也不是不知道。”
“您怎么，格列科夫，想改变历史的进程吗？”
“您想把一切拉回老的轨道上去吗？”
“‘一切’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切。全面的强制劳动。”
他用懒懒的口吻说着，毫不客气，一面冷笑着。他忽然欠起身来，说：
“政委同志，算啦。我什么也没有想。我是随便说说，逗逗您。我是和您一样的苏联人。不相信我，我可要生气啦。”
“那咱们别开玩笑，格列科夫，咱们来认真谈谈，如何克服这种不好的、不是苏联人应有的游击情绪。这是您滋生出来的，您帮助我把它消灭吧。您还要光荣地进行战斗呀。”
“我很想睡觉。您也该休息了。您会看到，天一亮就睡不成了。”
“好吧，格列科夫，那就明天谈吧。我反正又不想离开你们这儿，我哪儿也不去。”
格列科夫大笑起来：
“看样子，咱们能谈得好。”
“情况很清楚了，”克雷莫夫想道，“我不能用顺势疗法。我要用手术刀。政治上的驼背靠劝说是不能抻直的。”
格列科夫忽然说：
“您的眼睛很深沉。您很苦恼。”
克雷莫夫因为感到意外，把两手一摊，什么也没有说。可是格列科夫好像听到了对方承认他的话，就又说：
“您要知道，我也有苦恼。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是个人的事。这种事儿在报告里也是不值得写的。”
夜里，在睡着了的时候，克雷莫夫被一颗流弹打伤了头部。子弹打掉一块头皮，在颅骨上划了一下。伤势不重，但是头晕得厉害，克雷莫夫站不住了。老是想呕吐。
格列科夫吩咐准备担架，就在黎明前的寂静时刻，把受伤的克雷莫夫送出了被围困的楼房。克雷莫夫躺在担架上，头又发晕又嗡嗡作响，鬓角咚咚地响，一阵阵地刺痛。
格列科夫把担架送到地道口。
“政委同志，您真不走运。”他说。
克雷莫夫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种猜想：“是不是格列科夫夜里朝他开的枪？”
快到黄昏时候，克雷莫夫开始呕吐，头疼加剧了。
他在师部卫生营里躺了两天，然后被转送到左岸，住进集团军野战医院。
二十二
团政委皮沃瓦罗夫来到卫生营狭小的地下室里，看到情况很不好——伤员们都横七竖八地躺着。他在卫生营里没有见到克雷莫夫，昨天夜里把他送到左岸去了。
“他怎么一去就受伤了呢？”皮沃瓦罗夫想道。“也许是他不走运，也许是他走运。”
皮沃瓦罗夫同时很想做个决定，该不该把生病的团长送进卫生营。他好不容易回到团部掩蔽所（他在路上差一点被德军的迫击炮打死），对士兵格鲁什科夫说，卫生营里没有任何条件为病人治病。到处是成堆的血糊糊的纱布、绷带、棉花，走到跟前都害怕。格鲁什科夫听到政委这样说，就说：
“当然嘛，政委同志，在自己的掩蔽所里总要好些。”
“是啊，”政委点头说，“在那儿简直就分不清，谁是团长，谁是士兵，大家都躺在地上。”
于是，按军衔应该躺在地上的格鲁什科夫说：“是啊，这怎么像话呀。”
“团长说什么了吗？”皮沃瓦罗夫问。
“没有，”格鲁什科夫摇了摇手，“政委同志，他哪儿还能说什么，给他送去妻子的来信，信还放在那儿，他连看也没看。”
“你说什么？”皮沃瓦罗夫说。“他病成这样啦！连信也不看，这事儿真可怕。”
他把信拿起来，在手里掂量掂量，把信拿到别廖兹金面前，一本正经地用提醒的口吻说：
“别廖兹金同志，您的夫人来的信。”
等了一会儿，又换了另外一种口气说：
“老兄，这是你妻子的信呀，你难道不明白吗，嗯？”
但是别廖兹金没有明白。
他的脸通红通红的，玻璃球似的眼睛亮晶晶地、茫然地望着皮沃瓦罗夫。
这一天，战争带着一股顽强的劲头撞击着生病的团长的掩蔽所。从夜里起，几乎所有的电话联系都中断了，偏偏别廖兹金掩蔽所里的电话一直很正常，各处都通过这条线打来电话：接通师部，接通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和古尔耶夫师的一位团长通话，还有别廖兹金手下的营长鲍丘法罗夫和德尔金。掩蔽所里一直有人来来往往，门不停地吱扭着，格鲁什科夫挂在门口的帆布不停地呼呼啦响。从清早起，人们就惶惶不安，等待着。这一天与往常不同，大炮懒洋洋地发射着，飞机稀稀拉拉、漫无目的地胡乱扔着炸弹，正因为这样，很多人产生了极其苦恼的认识，认定德国人要发动突击了。这一苦恼的认识同样折磨着崔可夫和团政委皮沃瓦罗夫，同样折磨着“6-1”楼房里的人，折磨着一大早就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烟囱旁边喝酒为自己过生日的一名步兵排排长。
每次在别廖兹金的掩蔽所里谈起有趣的事或者特别可笑的事的时候，大家都要回头看看团长：难道他连这都听不见吗？
连长赫连诺夫因为夜里伤了风，用沙哑的嗓子对皮沃瓦罗夫说，黎明前他从他的地下指挥所里走出来，蹲在石头上，听听德国佬有没有什么动静。忽然空中响起又生气又发狠的声音：
“唉，赫连<a id="noteBack_10" href="#note_10">[10]</a> ，怎么连灯也不点？”
赫连诺夫愣了一会儿：这是谁在天上唤他呀？他害怕了。后来才弄清楚，这是小飞机飞行员关了马达，在头顶上滑翔，看样子是想给“6-1”楼房空投食品，看到没亮出标志就生气了。
在掩蔽所里的人都回头看了看别廖兹金，看他是不是笑了。但是只有格鲁什科夫觉得，在病人那像玻璃球一样发亮的眼睛里似乎出现了一点生气。吃午饭的时间到了，掩蔽所里空了。别廖兹金静静地躺着，格鲁什科夫在叹气：别廖兹金躺在那里，旁边就是盼了很久的信。皮沃瓦罗夫和接替已牺牲的科申科夫的新的少校参谋长去吃饭了，喝美味的甜菜汤和好酒。
炊事员已经请格鲁什科夫喝过这种很好喝的甜菜汤了。可是当家的团长却什么也不吃，只是用茶缸喂他几口水……
格鲁什科夫打开信，径直走到床边，清清楚楚地、慢慢地低声念道：
“你好，我的亲爱的万尼亚，你好，我的心肝儿，你好，我心爱的。”
格鲁什科夫皱起眉头，继续念信上的话。
他为昏迷中的团长念妻子的信。已经由军事检查机关检查人员看过的这封信充满柔情蜜意，充满惆怅之情。这信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看，那就是别廖兹金。
当别廖兹金转过头来并且说“给我”，又伸过手来的时候，格鲁什科夫并没有觉得十分惊讶。
信上一行行的字在哆嗦着的粗大的手指头中间哆嗦着：
“……万尼亚，这里很美，万尼亚，太想念你了。柳芭老是问，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住在湖边，房子里很暖和，房东有奶牛，有奶喝。我们有你寄来的钱。我早晨出门去，寒冷的水里漂着黄的、红的枫叶，周围已经到处是雪了，显得水特别蓝，天也特别蓝，树叶黄的格外黄，红的格外红。柳芭还问：你为什么哭？万尼亚，万尼亚，我的亲爱的，谢谢你，因为你的一切，谢谢你，因为你的一切，一切，因为你的善良。我为什么哭，怎么解释呢？我哭，因为我活着。我哭，因为斯拉瓦不在了，我却活着，很难受。我哭，因为你活着，我很幸福。我哭，因为我想起妈妈和姐妹们。我哭，因为我看到了早晨的阳光，因为周围这样美，而我和所有的人都这样痛苦。万尼亚，万尼亚，我的亲爱的，我心爱的……”
头脑一个劲儿在打转，周围一切都在打转，手指在哆嗦，信和灼热的空气一起在哆嗦。
“格鲁什科夫，”别廖兹金说，“今天一定要给我治好（塔玛拉可不希望他生病）。怎么样，开水炉子没有打坏吧？”
“开水炉子好好儿的。一天怎么能给您治好呀？您发烧有四十度，一下子怎么能好起来？”
几名士兵轰隆轰隆地把一个空汽油桶滚进了掩蔽所里。往桶里倒了半桶热腾腾的浑浊的河水。水是用锅子和帆布桶往里倒的。格鲁什科夫帮别廖兹金脱光衣服，把他扶到桶边。
“中校同志，太烫啦，”格鲁什科夫摸了摸桶外面，马上把手抽回来，说，“会把您烫坏的。我叫过政委同志，他在师长那儿开会呢，咱们最好等政委同志来。”
“等他干什么？”
“如果您出什么事儿，我就自杀。我也许自个儿下不了手，那就请政委皮沃瓦罗夫同志向我开枪。”
“来，帮我下去。”
“请原谅，至少我要把参谋长叫来。”
“嗯。”别廖兹金说。虽然这一声又短又沙哑的“嗯”出自一个脱得光光的、勉强站得住的人之口，但是格鲁什科夫不再犟了。别廖兹金爬进水里之后，哼哼起来，又哎哟又乱动，格鲁什科夫看着他，也哼哼起来，围着桶转起圈子。
“就像在产科医院里啦。”不知为什么他这样想道。
别廖兹金昏迷了一会儿，军事上的担心和生病的发烧在迷糊状态中搅在了一起。忽然心不动了，不乱跳了，滚烫的水也不那样烫得难受。后来他清醒过来，对格鲁什科夫说：
“要把地上的水扫一扫。”
但是格鲁什科夫没有看到桶里的水漫出来。团长通红的脸开始变白了，嘴半张开，剃得光光的头上冒出老大的汗珠子，格鲁什科夫觉得汗珠子好像是蓝色的。别廖兹金又开始昏迷，但是等格鲁什科夫试图把他拖出来时，他清清楚楚地说：
“还不到时候。”
他咳嗽起来。等到一阵咳嗽过去，别廖兹金不等喘过气来就说：
“再加一些开水。”
他终于从水里爬了出来。格鲁什科夫看着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他帮别廖兹金擦干身子，躺到床上，盖上被子和军大衣，然后又把掩蔽所里所有的一切破旧的东西，如雨衣、棉袄、棉裤，全都盖上去。
等到皮沃瓦罗夫回来，掩蔽所里已经收拾好了。只是空气中还有湿乎乎的像澡堂里的气味。别廖兹金静静地躺着，睡着了。皮沃瓦罗夫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
“他的脸色很好，”皮沃瓦罗夫想道，“他倒是没写过揭发材料。”
这一整天他惴惴不安，因为他想起他在五年前揭发过和他一起上过两年大学的同学什梅廖夫。今天，出现了这种不祥的、使人苦恼难受的寂静状态的时候，什么样乱七八糟的事都浮现在头脑里，什梅廖夫也浮现在头脑里，他仿佛看到：什梅廖夫脸上带着又可怜又痛苦的表情，侧眼望着，听着大会上宣读他的好朋友皮沃瓦罗夫写的揭发材料。
夜里十二点左右，崔可夫打来电话，没有通过师长，而是直接打到驻守在拖拉机厂的团里，因为他很为这个团担心：侦察队多次报告，说德军的坦克和步兵一个劲儿往这一地区集中。
“喂，你们那里怎么样？”他很焦急地说。“你们团究竟是谁在指挥？巴秋克告诉我，说团长害了什么肺炎，要把他送到左岸去。”
一个沙哑的声音回答说：
“这个团是我在指挥，我是别廖兹金中校。是有一点儿伤风，不过现在好了。”
“我听到啦，”崔可夫好像有些幸灾乐祸地说，“你沙哑得厉害呢，德国佬就要给你喝点儿热牛奶啦，已经准备好了，你要注意，他们就要给你来一下子啦。”
“懂了，一号同志。”别廖兹金说。
“啊，懂啦，”崔可夫带着吓唬口吻说，“那你就注意，如果想后退，那我就给你糖拌生蛋黄，不比德国佬的牛奶差！”
二十三
波里亚科夫和克里莫夫约好夜里要去一趟团部，老头子想打听一下谢廖沙的下落。波里亚科夫把自己的想法对格列科夫说了说，格列科夫很高兴。
“快去吧，快去吧，老爹，你到后方可以多少休息一下，还可以对我们说说他们在那儿怎么样。”
“是说卡佳怎么样吧？”波里亚科夫猜到格列科夫为什么赞成他的想法，就问道。
“他们已经不在团里了，”克里莫夫说，“我听说，团长派他们上伏尔加河那边去了。他们大概已经在阿赫图巴户口登记处登记了。”
波里亚科夫是一个不肯饶人的老头子，他就问格列科夫：
“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让我们去啦，或者您写信去？”
格列科夫很快地看了他一眼，但是很平静地说：
“好啦，去吧。已经说过了嘛。”
“当然啦。”波里亚科夫在心里说。
早晨四点多钟，他们顺着地道爬去。波里亚科夫的头时不时碰到支架上，不时地骂谢廖沙两句，他又生气又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竟想念起这个小伙子。
地道宽一些了，他们坐下来多少休息一下。克里莫夫笑着说：
“你怎么不带点儿礼物呀？”
“去他的吧，乳臭未干的孩子，”波里亚科夫说，“要带就带一块砖头，敲他几下子。”
“当然啦，”克里莫夫说，“你就是为这去的嘛，还准备过河到那边去呢。也许，老人家，你是想看看卡佳吧。吃醋了吧？”
“走吧。”波里亚科夫说。
不多一会儿，他们就来到地面上，走在没有人的地段，四周静悄悄的。
“是不是仗打完啦？”波里亚科夫想道。他马上清清楚楚地想象自家的屋：桌上摆了一碟子热汤，老伴儿在刮他钓来的鱼。他都觉得身上发热了。
就是这天夜里，保卢斯将军发出向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地区进攻的命令。
两个步兵师要进入空袭、炮轰和坦克冲击过的大门。从半夜起，香烟卷的红色火光就在士兵们无所事事的手里晃动着了。
在黎明前一个半小时，“容克”轰炸机的马达声在工厂各车间的上空响了起来。轰炸开始之后，就没有停顿和休歇了。如果在这连成一片的轰隆声中还有短暂的间隙的话，那这间隙里也充满了炸弹的呼啸声，一颗颗炸弹正拼足了自己沉重的钢铁力量朝地上冲。这连成一片的轰隆声似乎能和钢铁一样，敲碎人的头颅，打断人的脊梁骨。
天开始放亮了，可是工厂区上空依然黑沉沉的。
似乎大地自动在喷射电光、轰隆声、硝烟和黑色灰尘。
尤为强大的攻击对准了别廖兹金团和“6-1”号楼房。
在整个团的防地上，被震聋了的人们都像发疯似的跳起来，明白了这是德国佬开始了新的、空前强大的杀人勾当。
克里莫夫和老头子遇到了轰炸，便连忙朝无人地段奔去，在九月末重磅炸弹在那儿炸了不少大坑。朝无人地段跑的还有刚刚从轰塌的战壕里跳出来的鲍丘法罗夫营的战士。
德军战壕与苏军战壕之间的距离很近，所以一部分炸弹落到德军前沿阵地上，炸死炸伤德军打头进攻的一个师的部分士兵。
波里亚科夫觉得好像是从下游阿斯特拉罕来的风在波涛汹涌的伏尔加河上呼啸。他有好几次被气浪冲倒，他在倒下的时候，忘记了他是在阳间还是阴间，忘记了他是年老还是年轻，忘记了哪儿是上，哪儿是下。但是克里莫夫一直拉着他走——快点，快点！他们终于倒进一个深坑里，滚到潮漉漉、黏糊糊的坑底。这儿有三重黑暗，就是说，这黑暗是由夜的黑暗、硝烟和尘土的黑暗和深坑的黑暗交织成的。
他们躺在一起，这年老的和年轻的脑子里都留着一线希望的光，活命的祈求。这种微光，这种感人的祈求不仅燃烧在所有人的脑子里和心里，而且也燃烧在鸟兽的最简单的心里。
波里亚科夫小声骂着娘，认为一切灾难全是谢廖沙招来的，嘴里嘟哝着“搞成这样都怪谢廖沙”，可内心里仍然在为他祈祷。
这种连成一片的爆炸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已经是超负荷的了。但是时间分分秒秒过去，强烈的轰隆声依然没有减弱，黑黑的烟幕依然没有放亮，而是越来越浓，天和地更加混沌了。
克里莫夫摸了摸波里亚科夫的粗糙的干活儿的手，握了握，他的手动了动，那是善意的回答，这对于处在未埋土的坟墓里的克里莫夫是一种暂时的安慰。近处的爆炸把土块和碎石甩进坑里来；碎砖块打在老头子的背上。等到一片片的土从坑壁上往下溜，他们就感到恶心起来。坑已经不像坑了，而且再也看不见光了，德国人把一切从天上往下撒，要把周围填平。
克里莫夫平常在侦察的时候，不喜欢有搭档，喜欢快点儿溜进黑暗中去，就像冷静而老练的游泳者喜欢快点儿离开岸边岩石，泅进辽阔的大海黑郁郁的深处。然而在这土坑里，他却很高兴有波里亚科夫躺在一起。
时间不再均匀地前进，而是疯狂起来，像爆炸的气浪一样朝前冲，有时忽然凝冻起来，被卷成了羊角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