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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终于坑里的人抬起头来，头顶上出现了模模糊糊的亮光，硝烟和灰尘渐渐被风吹散……大地安静下来，连成一片的轰隆声变成零零落落的爆炸声。令人感到苦闷、疲惫，似乎心里的一切生命力都被挤压光了，只剩下愁闷。
克里莫夫欠起身来，在他旁边躺着的竟是一个德国兵，身上盖了一层灰土，从帽子到靴子，浑身都被战争磨破、咬烂了。克里莫夫一向不怕德国人，他一向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有本事神出鬼没地抢在敌人之前一秒钟扣响扳机，扔出手榴弹，用刺刀捅出去或者用枪托子打过去。
可是现在他茫然失措了，他吃惊的是，在听不见也看不见的时候，他感觉到这个德国兵在旁边竟因此得到安慰，他竟把德国兵的手当成波里亚科夫的手。他们互相对望着。他们被同样一种力量控制着，无法摆脱这一力量。这一力量不保护他们中任何一个，而是同样威胁着两个人。
这两个战场上的敌手都没有作声。
他们所具有的准确无误的机械性能——杀人，没有发挥出来。
波里亚科夫坐在稍远些的地方，也在看着满脸胡茬的德国兵。尽管波里亚科夫不喜欢长时间不说话，可是这会儿也没有说话。
活着是可怕的。他们的眼睛深处闪现出一股沮丧的洞察力，仿佛看到：战争过去，那股驱使他们来到这坑里、让他们趴在泥地上的力量，还会在那儿等着他们，不管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
他们就像商量好了一样，从坑里往外爬，尽管自己的脊背和脑壳很容易受到枪击，但是都毫不犹豫地相信自己没有危险。
波里亚科夫直往下滑，但是在旁边爬的德国兵没有帮助他，老头子滚了下去，一面咒骂着天和地，可是又仍然顽强地朝地面上爬。克里莫夫和那个德国兵爬到地面上，两个人都望了望，一个朝东面望，一个朝西面望：上级是不是看到他们从一个坑里爬出来，谁也没有打死谁。他们都没有回头，各自朝自己的战壕走去，跨过被炸翻过来、还在冒烟的土地上的一个个土包和一道道沟坎。
“咱们的大楼没有了，炸平了！”克里莫夫恐怖地对跟上来的波里亚科夫说。“弟兄们，难道你们都死了吗？”
这时候，大炮和机枪响了起来，呼啸声，咆哮声。德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这是斯大林格勒最沉重的一天。
“都是浑小子谢廖沙搞的。”波里亚科夫嘟哝说。他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不明白“6-1”大楼里的人已经全部牺牲了，他看到克里莫夫在抽搭，在哀叹，还生气呢。
二十四
在飞机轰炸的时候，一颗炸弹落在营指挥所所在的地下煤气管道的检修处上面，把此刻正在里面的团长别廖兹金、营长德尔金和营里的报话员埋住。别廖兹金处在一片漆黑中，耳朵也被震聋了，被石头粉灰呛得喘不上气来，起初他以为自己已经完了，但是德尔金在短暂的寂静时刻里打了一个喷嚏，问：
“中校同志，您活着吗？”
别廖兹金就回答说：
“活着。”
德尔金听到团长的声音，高兴起来，多年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好情绪马上又回到他心中。
“既然活着，那就是一切情况正常。”他说，虽然他被灰土呛得喘不过气来，咳嗽着往外吐唾沫，显然情况并不怎么正常。德尔金和报话员被碎石头埋住，还不知道骨头断了没有，因为无法动弹知觉还没有恢复。一根铁梁悬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直不起腰来，但是，看样子，正是这根铁梁救了他们。德尔金拧亮了手电筒，他才真正害怕起来。在一片灰尘中，一块块石头、压弯的铁梁、鼓起来的抹了润滑油的混凝土、炸碎的电缆都悬在头顶上。看样子，只要再有爆炸一震动，铁和石头合拢来，这狭窄的空隙就不存在了，几个人也就没有了。
他们安静了一阵子，缩着身子，一种疯狂的力量冲打着一个个车间。别廖兹金心想，这些车间在以自己僵死的躯体参加保卫战呢，因为要打碎混凝土和钢筋是很难的。
后来他们到处敲敲碰碰，摸索着，就明白了，要自己爬出去是不可能的。电话机还好好的，但是哑了，因为电话线被炸断了。
他们彼此几乎不能说话，因为爆炸的轰隆声掩盖了他们的声音，他们被灰尘呛得直咳嗽。
前一天还在发高烧的别廖兹金，现在并不觉得没有力气。他的力量在战斗中往往能带动指挥人员，带动战士们，不过这力量的实质不是军事性与战斗性的，这是一种通情达理的人性的力量。能保持这种力量并且能够在残酷的战斗中表现出这种力量的，只有很少一些人，正是这些人，这些平易近人、通人情、有理性的人，才是战争的真正主人。
但是轰炸停止了，被埋住的几个人又听到钢铁的隆隆响声。别廖兹金揩了揩鼻子，咳嗽了几声，说：
“狼群叫起来了，坦克朝拖拉机厂冲来了。”又补充说：“咱们正好在他们的路上。”
也许由于彻底绝望了，德尔金忽然用难以形容的嗓门儿大声唱了起来，一面咳嗽，一面唱起电影歌曲：
嘿伙计们，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跟头领在一起咱们不用烦恼……
报话员心想，营长准是疯了，可是他也一面咳嗽一面吐，跟着唱了起来：
老婆会伤心，会嫁给别人，
一嫁给别人，就把我忘了……
这时候在地面上，在充满了硝烟、灰尘和坦克吼声的隆隆作响的车间废墟上，格鲁什科夫不顾血糊糊的手上的皮肉，拼命地扒石头、混凝土块、断钢筋，他用一股疯狂的劲头干着，正是这股疯劲儿帮助他扭动沉重的铁梁，干几十个人才能干的事情。
别廖兹金又看到了带有硝烟与尘土的朦胧的光线，这光线中还混杂着爆炸声、德军坦克的吼声、大炮声与机枪声。不管怎么说，那是一种微弱的亮光了，别廖兹金一看到这亮光，首先就在心里说：“你瞧，塔玛拉，你不该为我担心嘛，我对你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格鲁什科夫一双强壮有力的手把他抱住。
德尔金用号哭的声音叫道：
“团长同志，向您报告，我的一个营全完了！”
他用手朝周围指了指。
“万尼亚死了！我们的万尼亚死了！”
他指了指侧着身子躺在黑色的血泊与机油中的营政委的尸体。团指挥所倒是比较平安，只有桌子和床上撒了一层土。
皮沃瓦罗夫一看见别廖兹金，就高兴得骂起娘来，并且跑了过来。
别廖兹金就问起来：
“和各营有联系吗？被围的大楼怎样了？鲍丘法罗夫怎么样？我刚才和德尔金就像落进老鼠夹子里，不见光，也没有联系。谁活着，谁死了，我们的人在哪儿，德国佬在哪儿，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快把情况说一说！你们在战斗的时候，我们还在那儿唱着歌。”
皮沃瓦罗夫说起伤亡情况，说“6-1”大楼里的人都完了，全牺牲了，那个好捣乱的格列科夫也死了，只活下来两个人，一名侦察兵和一个民兵老头子。
但是这个团经住了德军的打击，活下来的人还活着。
这时候电话机发出声音，团部里的人看了看电话员，从他的脸色看出来，这是斯大林格勒最高指挥官打来的电话。
电话员把话筒递给别廖兹金，听得很清楚，掩蔽所里安静下来的人都听出了崔可夫那粗大而低沉的声音：
“是别廖兹金吗？你们的师长负伤了，副师长和参谋长都牺牲了，我命令您担任师长职务。”
稍停之后他用又慢又重的声音说：
“你在空前艰难、危险的情况下率领全团作战，顶住了进攻。谢谢你。好同志，我拥抱你。祝你成功。”
在拖拉机厂各车间里的战斗开始了。活着的人还活着。
“6-1”楼房无声无息。再也听不到从瓦砾堆里打出来的枪声。显然，空袭的主要力量对准了这座楼房，断垣残壁倒塌了，石头堆被扫平了。德军坦克借这座破楼的瓦砾堆做掩护，向鲍丘法罗夫营开了火。
不久前还在残酷无情地打击德军，使德国人感到害怕这座楼的废墟，如今却成了他们的安全地带。
从远处看，那一个个红红的砖堆很像是一块块老大的冒热气的生肉，身穿灰绿军服的德国兵嚷叫着，很起劲地在被摧毁的楼房的砖堆中间跑来跑去。
“你指挥这个团吧。”别廖兹金对皮沃瓦罗夫说。又说：“整个战争期间上级都对我很不满意。可是现在，我在地下闲待了一阵子，又唱了歌儿，可是你瞧，又得到崔可夫的感谢，又捞到师长头衔，这可不是玩儿的。现在我可是不能放过你。”
但是德国佬冲过来了，没工夫开玩笑了。
二十五
在寒冷的下雪的日子里，维克托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莫斯科。弗拉基米罗芙娜不愿意厂里的化验工作中断，就留在了喀山，虽然维克托已经在奔走，设法把她安置在卡尔波夫研究院。
这些天是很奇怪的——心里又高兴又惶惶不安。似乎德国人依然很可怕，很强大，他们正准备新的猛烈的进攻。
战争似乎还未见转机。但是人们想回莫斯科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政府开始组织一些单位复员回莫斯科，也是合乎情理的了。
人们已经隐约感觉出战争的春天即将到来的信息。不过，首都在战争的第二个冬天里依然显得冷清，凄凉。
人行道上肮脏的雪堆像一座座小山。郊区的街巷间，一条条小道像乡间小径一样，连接着从居民家门口到电车站与商店的通路。很多窗子里伸出冒烟的罗马尼亚式铁烟囱，墙上覆盖了一层熏得黄黄的冰凌。
身穿小皮袄、头上裹围巾的莫斯科人显得很土气，很像乡下人。
在从车站回家的路上，维克托坐在货车车厢里的行李上，打量着坐在旁边的娜佳阴沉的脸，问道：
“怎么，小姐，你在喀山想象的莫斯科不是这种样子吧？”
娜佳因为爸爸摸到了她的心思，很生气，就什么也没有回答。
维克托就给她讲解起来：
“人类不懂得，他们建起的城市并不是大自然本来就有的一部分。人类为了保护文明，必须驱除野狼，清除冰雪，铲除杂草，因此就不能放下武器、铁锹和扫帚。如果他们马虎大意，闲散一两年，那可就糟了，野狼会从森林里跑出来，杂草到处生长，城市会被冰雪堵塞，到处是灰尘。已经有多少大城市被尘土、积雪和荒草淹没了啊。”
维克托很希望跟捞外快的司机一起坐在驾驶室里的柳德米拉也能听到他的高论，就把身子探到车厢拦板外面，对着开了一半的小窗孔问道：
“柳德米拉，你坐得舒服吗？”
娜佳说：
“不过是扫院子的人没有扫雪，这跟毁灭文化有什么关系？”
“你这傻孩子，”维克托说，“你看看这一堆堆的冰。”
汽车很猛烈地颠簸了一下，车厢里所有的箱子和包裹一下子蹦了起来，维克托和娜佳也跟着蹦了一下。他们对看了一下，笑了起来。
奇怪，很奇怪。他何曾想到，在战争的痛苦年月里，在喀山逃难的时候，他会取得他最大、最重要的成就？
他们在进入莫斯科的时候，似乎只能感到得意和兴奋，也许只有怀念安娜·谢苗诺芙娜、托里亚、玛露霞，怀念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的牺牲者的痛苦心情，会和归来的喜悦心情交织在一起，填满人的心灵。
然而，一切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在火车里，维克托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发火。他生气的是，柳德米拉老是睡觉，也不看看窗外她儿子保卫过的土地。她在睡梦中大声打呼噜。一名伤兵从车厢里走过，听到她的呼噜声，说：“哎哟，打得真带劲儿！”
他很生娜佳的气：妈妈专拣她吃剩的东西吃，她也就毫不客气地在包里挑选烤得最好的饼子。在火车里她学会了对爸爸使用一种戏弄和嘲笑的腔调。维克托听到她在旁边一个单间里说：“我爸是个老大的音乐迷，自己也能胡乱弹一弹钢琴。”
同车厢的人谈莫斯科的下水道和暖气设备，谈到那些无忧无虑的人不必按莫斯科的转帐单付钱，无需像没有公房住的人那样付房租，还谈到往莫斯科带什么样的食品比较合算。维克托听到谈生活问题就生气，可是他也谈了房屋管理和自来水问题，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又想到在莫斯科登记领取供应品的问题，又想到电话是不是已经被拆除了。
一个很凶恶的女列车员在打扫车厢的时候，从座位下面扫出维克托扔的一根鸡骨头，就说：
“哼，简直是猪，还自以为是有文化的人呢。”
在穆罗姆，维克托和娜佳在站台上散步，从两个身穿羊羔皮领子大衣的年轻人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年轻人说：
“大英雄疏散回来啦。”
另一个解释说：
“大英雄要赶回去领取保卫莫斯科奖章呢。”
在卡纳什车站，火车在迎面开来的一列装运犯人的军车旁边停下来。押车兵在军车旁边走来走去，犯人们将一张张苍白的脸贴在小小的、装了铁栏杆的窗户上，叫喊着：“抽烟……”，“给点儿黄烟吧……”押车兵骂着，把犯人从窗口赶开去。
黄昏时候，维克托走到索科洛夫夫妇所在的车厢里。玛利亚头上裹着花头巾，正在铺床，让丈夫睡下铺，自己睡上铺。她很担心丈夫是不是舒服，维克托问她什么，她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她甚至都没有问柳德米拉身体好不好。
索科洛夫打着呵欠，说是车厢里太闷，弄得他一点精神也没有了。维克托看到索科洛夫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表示高兴，而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感到特别生气。
维克托说：
“我这辈子头一次看到，丈夫让妻子爬上铺，自己睡下铺。”
他说这话用的是很气愤的口气，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这种情况为什么使他这样生气。
“我们一直是这样，”玛利亚说，“他在上铺总感到气闷，我倒是无所谓。”她吻了吻索科洛夫的鬓角。
“好啦，我走了。”维克托说。索科洛夫夫妇没有挽留他，他又很生气。
夜里车厢里很闷。想起喀山，想起卡里莫夫、弗拉基米罗芙娜，想起和马季亚罗夫谈的话，想起在大学里的小小的房间……过去维克托上索科洛夫家去，议论政治的时候，玛利亚的眼睛多么亲切，多么动情啊。不像今天在车厢里这样漠然，这样疏远。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自己睡在下面，下面又舒服又凉爽。这算什么道理？”他在心里说。
他一向认为玛利亚在他认识的女人当中是最好的女人，又温柔，又善良。现在他生她的气了，就在心里想道：“就像是一只红鼻子母兔。索科洛夫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又懦弱，又拘谨，同时又自负得不得了，城府很深，又爱记仇。是的，实在够她受的。”
他怎么也睡不着，试着想想即将和朋友们，和契贝任见面的情形——很多人已经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了嘛。他见到的将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他是胜利归来的啊。古列维奇和契贝任会对他说什么呢？
他想，能够详详细细地掌握新的试验装备性能的马尔科夫再过一个星期才能到莫斯科来，他不来还不能开始工作。糟糕的是，索科洛夫和我都是瘸子：只能动脑子，不能动手……
唉，好一个胜利者，胜利者！
但是这些想法懒懒地接续着，渐渐断了。
他眼前出现了叫喊着“要抽烟”，“给点儿黄烟”的人们，出现了管他叫“大英雄”的两个年轻人。波斯托耶夫当着他的面对索科洛夫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索科洛夫说了说年轻物理学家兰杰斯曼的研究情况，波斯托耶夫就说：“兰杰斯曼又算什么，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第一流发现才真正能震动世界呢。”他把索科洛夫抱住，又说：“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咱们是苏联人。”
电话还通吗，煤气还有吗？难道一百多年前的人在躲避拿破仑之后回莫斯科的时候，也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吗？……
汽车在楼房大门口停下来。于是维克托一家人又看到了自家的一套住房的四个窗户，窗玻璃上还保留着去年夏天贴的蓝色纸条，又看到了大门，看到人行道边的菩提树，看到“牛奶店”的招牌、房管处门上的牌子。
“电梯恐怕还没有开，”柳德米拉说，并且转脸朝着司机问道，“同志，您能不能帮我们把东西送到三楼？”
司机回答说：
“怎么不行，可以。不过，您要给我一些面包，算是脚力。”
把汽车上的东西卸下来，留下娜佳看东西，维克托和妻子朝楼上走去。他们慢慢地朝上走，感到很惊奇，因为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二楼那包了黑漆布的门、那熟悉的邮箱都是老样子。多么奇怪啊，街道、房屋，几乎已经忘记的许多东西都没有消失，这不是，这一切又出现在眼前，人又置身其中了。
有一次，托里亚不愿等电梯，跑上三楼，从上面对着维克托叫喊：“哈，我已经到家了！”
维克托对妻子说：
“咱们在楼梯口歇一会儿，你都喘不上气来了。”
“天啊，”柳德米拉说，“这楼梯脏成什么样子啦。明天我就找房管处，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组织人打扫打扫。”
终于他们夫妻两人站到自己的家门口了。
“也许，你想亲手开开门吧？”维克托问。
“不，不，你开吧，你是户主嘛。”
他们走进房里，没有脱大衣，在各个房间里走了一遍。她用手试了试暖气片，拿起电话筒，吹了吹，说：
“电话还能打通！”
然后她走到厨房里，说：
“也有自来水，这么说，卫生间还能用。”
她走到煤气炉跟前，试了试煤气炉开关，煤气是关着的。
天啊，天啊，一切都还在。敌人被挡住了。他们回到自己家里来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那个星期六，好像就是昨天。好像一切都没变，好像一切都变了！是另外一些人回到家里，他们已经是另外一种心情，另外一种命运，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为什么这样心神不宁，这样平淡无味？为什么已经逝去的战前生活显得那样美好，那样幸福？为什么要这样操心明天的事——凭票供应，户口登记，用电限额，电梯开不开，订报纸？……到夜里又可以在自己的床上听熟悉的钟声了。
他跟在妻子后面走着，忽然想起他在夏天来莫斯科的情形，想起和他在一起喝酒的俊俏的尼娜，空酒瓶现在还放在厨房里的水槽旁边呢。
他想起他看过诺维科夫上校带来的妈妈的信之后的那个夜晚，想起自己突然上契里亚宾斯克的情形。他就是在这儿吻尼娜的，她有一只发卡掉下来，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他心慌起来，担心那只发卡现在出现在地板上，也说不定，尼娜把口红和香粉盒忘在这里了。
但是这时候，司机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把箱子放下来，打量了一下房间，问道：
“整个这一套房都是你们家住的吗？”
“是的。”维克托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我们家六口人才住八平米呢，”司机说，“我老婆在白天趁大家都去干活儿的时候睡觉，夜里她就在椅子上坐着。”
维克托走到窗前，看到娜佳站在汽车旁堆行李的地方，又蹦又跳，还用嘴呵着手指头。
好娜佳，可怜的女儿，这就是你的家。
司机把装食物的口袋和装被褥的大布袋扛进来，就在椅子上坐下来，卷起烟卷儿。看样子，他当真关心居住问题，一再地和维克托谈起卫生设备和区房管局的人贪污受贿。这时厨房里的锅子响了几声。
“这就烧饭啦。”司机说，并且朝维克托挤了挤眼睛。维克托又朝窗外看了看。
“这就好了，好了，”司机说，“可是等到在斯大林格勒打垮了德国佬，大家都从疏散的地方回来，房子就更不够住了。不久前我们有一个工人受过两次伤以后回到工厂里，不用说，房子被炸毁了，他带着一家人住到没人住的地下室里，老婆怀着孩子，两个孩子都害肺病。地下室里灌进了水，水到了膝盖以上。他们把木板铺在板凳上，从床上到桌子边，从桌子边到炉边，都从木板上走。于是他到处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党委会、区委会都找过，也给斯大林写过信。都答应解决，答应只是答应。一天夜里他带上老婆、孩子和破烂东西住进五楼一个房间，是区苏维埃的机动房间。房间有八点四三平方米。这一下子事情闹大了！检察长把他传了去：要么在二十四小时内搬出去，要么判五年徒刑，两个孩子交保育院。这一来，他怎么办？他在战争中得过五颗勋章，现在他把五颗勋章扎在胸膛上，扎进肉里，就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在车间里上了吊。大伙儿发现了，马上把绳子割断。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这一来，马上给他发了住房证，他目前还在医院里呢，不过总算他走运，房间虽小，可是好歹有了个窝儿。结果还不坏。”
司机刚说完他的故事，娜佳就走了进来。
“要是东西被偷了，谁负责任？”司机问。
娜佳耸了耸肩膀，就一面呵着冻僵的手指头，在几个房间里转悠起来。
娜佳一走进房间来，就惹爸爸生气了。“你哪怕把领子放下来也好。”维克托说。
但是娜佳没有理睬，却朝着厨房叫道：
“妈妈，我饿死啦！”
这一天柳德米拉表现出非凡的精力和干劲儿，维克托简直觉得，她如果把这股劲头儿用在军事上，德国佬一定会从莫斯科后退一百公里。
管道工接通了暖气，管道完全正常，虽然不怎么热。找煤气工人却很不容易。柳德米拉打电话给煤气管道主任，管道主任从抢修队派来一名工人。柳德米拉把所有的煤气炉都点着了，把烙铁放上去，虽然火力不大，但是坐在房里可以不穿大衣了。在司机、管道工、煤气工忙活过一阵子之后，装面包的口袋就轻飘飘的了。
柳德米拉做家务事一直忙到很晚时候。她把破布缠到刷子上，把天花板和墙上的灰土都扫干净了。又把吊灯架上的灰土揩干净了，把干枯了的花拿到黑黑的过道里，清扫出很多垃圾、旧纸、破布；娜佳也一面嘟哝着，帮着提出去三桶脏水。
柳德米拉把厨房和餐室里的家什都洗了一遍，维克托也在她的指挥下擦洗碟子、叉子和刀子，茶具却不放心让他擦洗。她又开始擦洗浴室，在炉子上炼油，挑拣从喀山带来的土豆。
维克托给索科洛夫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玛利亚，她说：
“我叫他睡了，一路上他很疲乏，不过，如果有什么急事，我把他叫醒。”
“不，不，我没有事，只是想和他聊聊。”维克托说。
“我觉得太幸福啦，”玛利亚说，“一个劲儿想哭呢。”
“上我们家来玩儿吧，”维克托说，“您怎么样，晚上有空吗？”
“今天哪儿行啊，”玛利亚笑着说，“柳德米拉有多少事儿，我也有多少事儿。”
她问了问用电限额和自来水管道方面的事，他忽然很不礼貌地说：
“我马上把柳德米拉叫来，让她来和您谈自来水问题。”马上又故意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您不来，真遗憾，实在遗憾，要不然咱们可以念念福楼拜的长诗《马克斯和莫里茨》了。”
但是她没有理睬他的玩笑，说：
“我等一会儿再给您打电话。柳德米拉收拾房间有多么忙，我也有多么忙。”
维克托明白，她听到他的不礼貌的腔调生气了。他忽然很想上喀山去。
人究竟有多么奇怪啊？维克托打电话找波斯托耶夫，他们家的电话却打不通。他打电话找物理学博士古列维奇，邻居接电话说，古列维奇上索科里尼基妹妹家去了。他打电话找契贝任，却没有人接电话。
忽然电话铃响起来，有一个男孩子的声音要娜佳接电话，但是这时候娜佳倒垃圾桶去了。
“是谁找她？”维克托一本正经地问。
“没要紧事儿，是一个熟人。”
“维克托，别在电话里闲扯吧，来帮我把柜子搬一搬。”柳德米拉喊道。
“我跟谁闲扯？在莫斯科还没人跟我闲扯呢，”维克托说，“你最好还是给我弄点儿吃的。索科洛夫已经吃过饭，睡觉了。”
似乎柳德米拉把家里搞得更乱了：到处堆着衣服，从橱子里拿出来的家什摆在地板上；又是锅子，又是盆，又是口袋，想在各个房间里和走廊里走走，却走不通。
维克托以为柳德米拉开头会有一段时间不上托里亚的屋里去，他估计错了。她的眼里流露着操心的神气，脸红红的，她说：
“维克托，你把这只中国花瓶放到托里亚的屋里，放到书橱上，我洗干净了。”
电话铃又响了，他听到娜佳说：
“你好……我哪儿也没有去，刚才我妈叫我倒垃圾去了。”
柳德米拉催促他说：
“维克托，帮帮我吧，别睡觉，还有这么多事情！”
女人有多么强大的本能，这种本能多么顽强又多么单纯。
到晚上，一切整理就绪了，房间里暖和了，又呈现出战前原有的样子。
晚饭是在厨房里吃的。柳德米拉烙了饼，又用下午烧的米饭当馅做了馅饼。
“刚才是谁给你打电话？”维克托问娜佳。
“噢，是一个男孩子，”娜佳回答说，并且笑了起来，“他打电话已经打了四天了，终于打通了。”
“你怎么，是在和他通信吗？事先告诉他了你要回来吗？”柳德米拉问道。
娜佳气得皱了皱眉头，一个肩膀动了动。
“可是，哪怕有一只狗给我打打电话也好啊。”维克托说。
夜里，维克托醒了。柳德米拉穿着内衣站在开着的托里亚的房间门前说：
“你瞧，我的托里亚，我一下子都收拾好了，你的屋里也收拾好了，就跟没有打仗一样，我的好孩子……”
二十六
复员回来的科学家们汇集在科学院的一座大厅里。
这些人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面色苍白的，有秃顶的，有大眼睛的，有眼睛小而锐敏的，有宽额头的，有窄额头的，大家汇集在一起之后，就回味着过去那段生活中曾经存在的那种崇高的诗意，散文的诗意。
长久放在没有生炉子的房子里的发潮的资料和书页，竖起大衣领子做科学报告，用冻僵冻红的手指头抄写公式，用几颗土豆和烂白菜叶子做的莫斯科杂烩汤，拥挤着领饭票，在配给咸鱼和补贴素油的名册上恼人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切一下子退居次要位置了。老同事见了面，问候声响成一片。
维克托看到契贝任和院士希沙科夫在一起。
“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维克托看着他的亲热的脸，一连喊了两遍。契贝任把他抱住。
“您的孩子们从前方给您来信吗？”维克托问道。
“他们都很好，来信的，来信的。”
契贝任却没有笑，而是皱起眉头，维克托从他这种神气看出来，他已经知道托里亚牺牲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请代我向您的夫人表示敬意，衷心的敬意。我的敬意和内人的敬意。”
契贝任接着又说：
“我看过您的论文了，很有意义，很重要，比一般认识到的还要重要。您要知道，其重要性将超过我们现在所能想象到的。”
他吻了吻维克托的额头。
“哪里，哪里，这算不了什么。”维克托说。他觉得又不好意思，又高兴。他来开会的路上，还惴惴不安地想着：有谁看过他的论文，会怎样评价他的论文？要是根本没有人看过呢？
他听了契贝任的话，马上就充满了信心：他和他的论文在这里要成为唯一的话题了。
希沙科夫站在旁边，可是维克托有很多话要对契贝任说，这些话是不能当着别人的面说的，尤其不能当着希沙科夫的面说。
维克托看见希沙科夫，常常想起格列布·乌斯宾斯基的一句滑稽的话：“金字塔形水牛。”
希沙科夫那肉乎乎的方脸，傲慢的厚嘴唇，指甲泛着油光的胖手指，密密实实的银灰色平头，维克托一看到就觉得不痛快。他每次遇到希沙科夫，心里都要出现疑问：“他认识我吗？会跟我打招呼吗？”每当希沙科夫用肥厚的嘴唇慢慢地说出好像也是肉乎乎的、牛肉似的话时，他却一面生自己的气，一面感到高兴。
“是一头傲慢的公牛！”维克托在谈到希沙科夫时，对索科洛夫这样说。“我一见到他就害怕，就像小镇上的犹太人见了骑兵上校。”
“有什么了不起的！”索科洛夫说。“谁都知道，他都不知道摄影图像出现时的正电子。每一个研究生都知道，希沙科夫院士却不知道。”
索科洛夫很少说别人坏话，不知是由于谨慎，还是由于那种不能责难别人的宗教式感情。可是希沙科夫总是使他非常生气，所以他常常骂希沙科夫，嘲笑希沙科夫，忍也忍不住。
大家谈起战争。
“咱们在伏尔加河上把德国人挡住了，”契贝任说，“伏尔加河真了不起呀。真是活命水，活命水。”
“是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希沙科夫说，“斯大林格勒之战反映出我们战略的光辉和我们人民的坚强。”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知道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最近的论文吗？”契贝任问。
“当然听说过，不过还没有看过。”
从希沙科夫脸上看不出他是否真的听说过维克托的论文。
维克托对着契贝任的眼睛看了很长的一眼：让他的老朋友和老师看到他经受的痛苦吧，让契贝任知道他的损失和疑虑吧。可是维克托的眼睛也看出了契贝任的悲哀、他的痛苦的思绪、他的暮年的疲惫感。
索科洛夫走过来，就在契贝任和他握手的时候，希沙科夫院士不大客气地拿眼睛扫了扫他的旧上衣。等波斯托耶夫走到跟前，希沙科夫绽开他那大脸上所有的肉高兴地笑了笑，说：
“你好，你好，我的好朋友，我见到你真高兴。”
这两个又高又粗的魁梧汉子谈起身体健康、老婆、孩子、别墅。
维克托低声问索科洛夫：
“你们家收拾好了吗？家里暖和吗？”
“目前还不比在喀山好。玛利亚一再要我问候你们。可能明天下午她上你们家去。”
“那太好啦，”维克托说，“我们已经想她了，在喀山天天见面，我们已经习惯了。”
“是啊，天天见面，”索科洛夫说，“据我看，玛利亚一天上你们家三趟。我早就劝她搬到你们家去啦。”
维克托笑起来，心里想，自己的笑不是完全自然的。这时候数学家列昂季耶夫院士来到大厅里。列昂季耶夫大鼻子，大脑袋剃得光光的，戴着黄镜框的大眼镜。过去他们住在加斯普拉的时候，有一次上雅尔塔去，在酒店里喝了很多酒，唱着黄色小调来到加斯普拉的食堂，弄得食堂工作人员不知如何是好，惹得所有休养的人捧腹大笑。列昂季耶夫现在一看见维克托，就笑起来。维克托微微垂下眼睛，等待着列昂季耶夫谈他的论文。
但是看样子，列昂季耶夫想起了加斯普拉的趣事，把手一挥，高声说：
“噢，怎么样，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咱们再喝几杯？”
进来一位穿黑西装的黑头发年轻人，维克托发现，希沙科夫马上向他鞠了一个躬。
苏斯拉科夫走到年轻人跟前。苏斯拉科夫是在主席团里分管重要而不为人所知的事情的；大家只知道，借助他的力量比借助主席团的力量更容易把一位科学博士从阿拉木图调到喀山，更容易分到住房。这是一个面容疲惫、习惯于夜晚工作、脸颊像灰色面团一样苍白的人，是大家时时都用得着的人。
大家都习惯了，苏斯拉科夫在开会时抽“巴尔米拉”牌高级香烟，院士们抽黄烟和土烟，在走出科学院大门以后，不是科学界名人们对他说：“来，坐我的车吧。”而是他一面朝自己的小汽车走，一面对科学家们说：“来，我把您带着。”
现在维克托观察着苏斯拉科夫和那个黑头发的年轻人说话，看出来，那个年轻人丝毫无求于苏斯拉科夫。不论请求的方式多么斯文典雅，总能看出，谁是求人的，谁是被人求的。相反，那个年轻人倒是希望快点儿结束同苏斯拉科夫的谈话。年轻人特意带着恭敬的神气向契贝任鞠了一个躬，但是在这种恭敬之中有一种不易觉察、但不知为什么还是可以觉察到的漫不经心的神气。
“请问，这位年轻的大人物是谁？”维克托问。
波斯托耶夫低声说：
“他最近调到中央委员会科学处工作。”
“您要知道，”维克托说，“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不屈不挠精神——这就是牛顿的不屈不挠精神，爱因斯坦的不屈不挠精神。在伏尔加河上的胜利标志着爱因斯坦思想的胜利，总而言之，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希沙科夫带着无法理解的神气笑了笑，轻轻摇了摇头。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难道您不理解我的意思吗？”维克托说。
“是啊，是不能理解，”科学处的年轻人来到旁边笑着说，“看样子，只有所谓相对论才能帮助找出俄罗斯的伏尔加河与爱因斯坦之间的联系。”
“所谓相对论？”维克托吃惊地说。他看到对他表示的这种不友好的嘲笑态度，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他看了看希沙科夫，想寻求支持，但是看样子，这位金字塔形水牛那种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也推广到爱因斯坦身上了。
维克托立刻觉得十分懊恼，又难受，又气愤。他有时候就会这样，一生起气来，费很大力气才能忍住。回到家里以后，才会在大晚上慷慨激昂地反驳欺侮他的人。有时他忘乎所以，又叫喊，又打手势，通过想象中的发言维护自己的所爱，嘲笑敌人。柳德米拉就对娜佳说：
“你爸爸又发表高论了。”
这会儿他感到受了侮辱，不仅是因为对待爱因斯坦的轻蔑态度。他认为，每一个熟人都应该和他谈谈他的论文，他应该成为与会者注意的中心。他觉得自己受了欺负，受了凌辱。他知道，为这类的事生气是很可笑的，但是他生气了。只有契贝任和他谈起他的论文。
维克托用温和的口气说：
“法西斯分子赶走了天才的爱因斯坦，他们的物理学就成了猢狲的物理学。可是，谢天谢地，我们挡住了法西斯的进攻。于是这一切就在一起了：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还有我们时代首屈一指的天才人物爱因斯坦，还有最落后的村庄，没有文化的老农妇，还有大家都盼望的自由。这一切都连在一起了。我好像说得很乱，不过，恐怕没有什么比这种乱更清楚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觉得您对爱因斯坦的颂扬太过分了。”
“总的来说，”波斯托耶夫快活地说，“可以说，是有些过分。”
科学处的年轻人带着不快活的神气看了看维克托。
“嗯，施特鲁姆同志<a id="noteBack_11" href="#note_11">[11]</a> ，”他说，于是维克托又感觉出他的口气的不善，“在我国人民的生死一线的紧急关头，您认为在自己心里把爱因斯坦和伏尔加河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在这些日子里，与您观点不同的同志们心里却出现的是另外的想法。各人的心是各人的，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不过，至于如何评价爱因斯坦，倒是可以争论争论，因为，我认为，用唯心主义理论冒充最高的科学成就是不应该的。”
“您别来这一套吧，”维克托打断他的话，又用傲慢的、教训的口吻说，“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现代物理学离开爱因斯坦，就是猢狲的物理学。我们不应该拿爱因斯坦、伽利略、牛顿的名字开玩笑。”
他动了一下手指头，警告希沙科夫，他看到希沙科夫眨巴了一下眼睛。过了一小会儿，维克托就站在窗前，声音忽大忽小地把这次偶然发生的冲突说给索科洛夫听。
“您刚才就站在旁边，竟然什么也没有听见，”维克托说，“契贝任也好像有意走了开去，没有听见。”
他皱起眉头，不再说话了。他还想今天自己会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呢，想得多么天真，多么孩子气啊。谁知，大家的激动情绪是上级机关的一个年轻人的到来引起的。
“您知道这个年轻后生姓什么吗？”索科洛夫就好像猜到了他的心思，忽然问道。“他是什么人家里的？”
“我一点也不知道。”维克托说。
索科洛夫把嘴巴凑到维克托耳朵上，小声说起来。
“您说什么！”维克托叫起来。他想起当时他很不理解的金字塔水牛和苏斯拉科夫对待这位大学生年龄的小伙子的态度，不禁拉长声音说：
“怪……不……得……呢……我还觉得奇怪呢。”
索科洛夫微微笑着对他说：
“您回来第一天就在科学处和科学院领导层为自己建立起良好关系啦。您就像马克·吐温小说里那个人物，在税务检查官面前夸起自己的收入。”
但是维克托不喜欢这种俏皮话，他问道：
“您刚才站在我旁边，当真没有听见我们的争论吗？还是不愿意参与我和税务检查官的谈话？”
索科洛夫那小小的眼睛对着维克托笑了笑，那双眼睛显得很善良，因此也显得很好看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您别不好受，难道您以为，希沙科夫会重视您的论文吗？哼，我的天啊，我的天啊，这儿有多少荣华富贵的事要忙活，您的论文可是实在事情呀。”
他的眼神和声调中流露出真诚和温暖，这正是维克托在喀山那个秋日黄昏去找他时希望得到的。那时候在喀山维克托没有得到。
大会开始了。发言的一些人谈到科学在危难的战争时期的任务，谈到自己愿意为人民的事业贡献出全部力量，要帮助军队战胜德国法西斯。谈到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谈到党中央对科学家的帮助，谈到斯大林同志在领导军队和人民的同时，还要抽时间关心科学问题，还说科学家们要不辜负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的信任。
谈到在新的环境中势必进行组织上的改变。物理学家们很吃惊地了解到，发言人对该研究所的科学研究计划很不满意：过分注重纯理论问题了。大家都在大厅里小声传说着苏斯拉科夫的话：“研究所脱离实际。”
二十七
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国内科研工作的状况。都说，党现在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的发展上。
中央委员会认为，科学应当面向生产，应当接近现实，同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
据说，斯大林同志参加了会议，他像往常一样，一只手握着烟斗，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不时地带着沉思的神气停下来，不知是倾听与会者的发言，还是倾听自己心里的话。
与会者尖锐地批评了唯心主义和轻视本国哲学和科学的倾向。斯大林在会议上有两次插话。当谢尔巴科夫发言，赞成对科学院的预算进行限制的时候，斯大林摇了摇头，说：
“搞科学不是做肥皂。我们对科学院不进行限制。”
第二次插话是在会上有人谈到唯心主义理论的害处和一部分科学家过分崇拜西方科学的时候。斯大林点点头，说：
“应当好好保护我们的人，决不能实行专制残暴统治。”
被邀参加这次会议的科学家们，对朋友们说了说斯大林的情形，叫朋友们保证不要说出去。过了三天，整个莫斯科科学界人士便在几十个家庭和朋友圈子里小声议论起会议上的情形。
很多人小声传说着，说斯大林已经白了头，说他的嘴里一口黑牙，牙齿已经坏了，说他的手很好看，手指头细细的，因为出过天花，脸上还有麻子。
听到这些话的人警告未成年人说：
“小心，你要是乱说，不仅要害了自己，还会害了咱们全家。”
大家都认为，科学家们的状况将会大大地改善。斯大林说的关于专制残暴制度的话，使人产生很大的希望。
过了几天，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切特韦里科夫被逮捕了。关于他被捕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的说他是间谍；有的说他在出国期间常常和俄国流亡分子会面；有的说他的德国裔妻子在战前常常和住在柏林的妹妹通信；有的说他企图推广小麦的有害品种，以造成病害和歉收；有的认为，他的被捕与他说的有关食指的一句话有关系；有的认为，他被捕是因为他对小时候的伙伴说过一桩政治方面的笑话。
在战争时期不常听到政治性的逮捕，所以许多人，包括维克托在内，就以为这种可怕的事永远不会有了。
维克托又想起了一九三七年，那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说出夜里被捕的人的名字。想起那时候怎样在电话里互相报告这方面的事：“昨天夜里安娜·安德列耶芙娜的丈夫病了……”想起邻居在电话里怎样回答有关被捕者的情况：“他离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想起当时常听到的逮捕人的情形：有的正在给孩子洗澡，就被抓走了，有的是在工作，在看戏，在深夜里被抓走。想起有人说过：“搜查了两天两夜，什么都搜了，甚至把地板都撬起来……几乎什么都没看，为了做样子，随便翻了翻书……”
想起一去不复返的几十个人的名字：瓦维洛夫院士……维捷院士……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作家巴别尔……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梅耶霍德……细菌学家科尔叔诺夫和兹拉托戈罗夫……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列文博士……
但问题并不在于被捕者是杰出人物和社会名流，问题在于，不论是名人还是毫不出众的普通人，全都没有罪，都是老老实实工作的人。
难道这一切又要开始了？难道到了战后，听到夜里的脚步声和汽车声还是要心惊肉跳？
多么难把争取自由的战争和这种事联系在一起啊……是啊，是啊，我们在喀山真不该那样乱说啊。
切特韦里科夫被捕之后，过了一个星期，契贝任声明离开物理研究所，接替他的位子的是希沙科夫。
科学院主席团的人上契贝任家里去过。据说，不知是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召见过契贝任，好像契贝任不肯改变研究所的选题计划。
据说，考虑到他的巨大的科学成就，暂时不想对他采取极端措施。同时被解除职务的还有分管行政工作的所长、年轻的自由主义分子皮敏诺夫，认为他不称职。
希沙科夫院士担任了所长职务和契贝任原来担任的学术领导职务。
有传闻说，契贝任在这些事情之后，心脏病发作。维克托马上就准备去看他，往他家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保姆说，契贝任最近确实身体不大好，遵照医生意见同夫人一起上外地去了，过两三个星期才能回来。
维克托对柳德米拉说：
“这种情形，就好比把一个小孩子从电车门口往下推，还要把这叫做保护，让他不受专制残暴制度的危害。契贝任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佛教徒、喇嘛教徒，这跟物理有什么关系？契贝任建立了一个学派。契贝任是卢瑟福的朋友。契贝任方程式每一个管院子的人都知道。”
“哼，关于管院子的，爸爸，你算了吧。”娜佳说。
维克托说：
“小心，你要是乱说，不仅要害了自己，还会害了我们全家。”
“我知道，这种话只能对家里人说。”
维克托用温和的口气说：
“唉，娜佳，我有什么办法能改变中央的决议？能用头去撞墙吗？而且契贝任是自己声明愿意离职的呀。况且，据说大家都不满意他的工作。”
柳德米拉对丈夫说：
“用不着这样激动。再说，你自己也常常和契贝任争论嘛。”
“如果不争论，就没有真正的友谊。”
“就是了，”柳德米拉说，“瞧着吧，你那样喜欢乱说，也会把你的实验室领导职务撤掉。”
“我倒不担心这个，”维克托说，“娜佳说得不错，的确，我所有的话都是说给自家人听的，等于在口袋里做手势。你打个电话给切特韦里科夫的夫人，去看看她！你们是朋友嘛。”
“现在这样不合适，再说，我们也不是多么亲近的朋友，”柳德米拉说，“我一点也帮助不了她。她现在也用不着我。以往出了这种事之后，你给谁打过电话吗？”
“依我看，应该。”娜佳说。
维克托皱了皱眉头。
“就是打个电话，实质上还是等于‘在口袋里打手势’。”
他想和索科洛夫谈谈契贝任的离职，这种事不能和老婆孩子谈。但是他硬压制着自己不给索科洛夫打电话，这种事不能在电话里谈。
还是很奇怪。为什么让希沙科夫当所长？很明显，维克托最近发表的论文是科学界的大事。契贝任在学术会议上说，这是苏联物理理论界十年来最重大的事件。可是却让希沙科夫做研究所的领导。这是闹着玩儿的吗？他看着几百张照片，看到电子的痕迹往左偏转，忽然又看到照片上同样的痕迹、同样的粒子往右偏转。可以说，把正电子握住了。这是年轻的萨沃斯季扬诺夫也会明白的。可是希沙科夫却撅起嘴，把照片推到一边，认为照片有毛病。谢里凡说：“唉，这就是向右呀，你简直不知道哪边是右，哪边是左。”
最奇怪的是，谁也不觉得这样的事奇怪。这样的事也就不知不觉变成理所当然的了。维克托的朋友们、他的妻子和他自己也就认为这种情况是合理合法的了。维克托不适合做所长，希沙科夫适合做所长。
波斯托耶夫是怎么说的？哦，他说：“最主要的是，我们都是苏联人。”
不过，要做一个比契贝任更爱苏联的苏联人，恐怕很难。
早晨，在去研究所的路上，维克托想象着，所里的工作人员，从院士到试验员，一定都在谈着契贝任了。研究所门口停着一辆小汽车，司机是一个戴眼镜的上了年纪的人，正在看报。门房老头子夏天常常和维克托一块儿在实验室里喝茶，今天在楼梯上碰到他，说：“新官上任啦。”又伤心地说：“咱们的老所长呢，嗯？”
在大厅里，试验员们在谈设备安装的事。试验设备是昨天从喀山运来的。试验大厅里摆满一个个大箱子。在乌拉尔定做的新仪器同旧的设备一起运到。诺兹德林站在一个老大的木板箱旁边，维克托觉得他的脸上似乎流露着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佩列佩里津腋下夹着拐杖，用一条腿在这个大箱子周围蹦跳着。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指着一个个箱子，说：
“您看，维克托·帕夫洛维奇！”
“这么大的东西连瞎子也会看到。”佩列佩里津说。
但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说的不是箱子。
“看见啦，看见啦，当然看见啦。”维克托说。
“再过一个小时，工人们就来了，”诺兹德林说，“我已经跟马尔科夫教授说好了。”
他是用当家人的平静而缓慢的口气说这话的。轮到他说话算数的时候了。
维克托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坐在长沙发上，索科洛夫站在窗前，旁边的磁实验室主任斯维琴坐在写字台前抽着自己卷的烟卷儿。
维克托一走进来，斯维琴站起来，要把椅子让给他：
“这是主人的位子嘛。”
“不用，不用，请坐吧。”维克托说。接着又问：“最高会议上谈的是什么？”
马尔科夫说：
“关于限额问题。每位院士的限额要提高到一千五，一般的人限额提高到五百，和人民演员，和列别杰夫——库马奇那样的伟大诗人一样。”
“咱们要开始安装设备了，”维克托说，“可是契贝任不在所里了。正如俗话说的：房屋失火，时钟还在走。”
但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人都没有接他的话。
萨沃斯季扬诺夫说：
“昨天我有个堂弟来了，他是出了医院上前方去，从这儿路过，家里没有酒，我向邻居家买了一瓶，花了三百五十卢布。”
“真不得了！”斯维琴说。
“搞科学不是做肥皂。”萨沃斯季扬诺夫快活地说。但是从几个人的脸色可以看出来，他这个玩笑开得很不合适。
“新官已经到任啦。”维克托说。
“是一个劲头儿十足的人呢。”斯维琴说。
“咱们有希沙科夫当头头儿，就有办法啦，”马尔科夫说，“他是日丹诺夫同志家里的座上客。”
马尔科夫是个很奇怪的人，他与人交往似乎不多，但总是什么事都知道：知道旁边的实验室里的副博士加布里切芙斯卡娅怀了孕，知道清洁工丽达的丈夫又进了军医院，也知道最高学位评委会没有批准斯莫罗金采夫的博士学位申请报告。
“可不是吗，”萨沃斯季扬诺夫说，“他的出了名的错误我们都是知道的。不过，总的说，他这人也不坏。诸位可知道，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在哪儿？好人做卑鄙事不是心甘情愿的。”
“错误不过是错误，”磁实验室主任说，“不过，一个人凭错误当不了院士。”
斯维琴是研究所党委委员，他是一九四一年秋天入党的，虽然参与党的活动不久，但和很多人一样，非常顶真，用宗教式的虔诚对待党的使命。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我正有事要找你，党委请您在大会上发言，谈谈您对新的任务的看法。”
“要我谈领导的错误，批判契贝任吗？”维克托很气愤地问道。他本不希望这样，可是一谈起来就控制不住了。“我不知道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要我干卑鄙的事，我不会心甘情愿。”
他转脸朝着实验室的同事们，问道：
“比如说，同志们，你们赞成契贝任离职吗？”
他原本相信会得到他们支持的，可是看到萨沃斯季扬诺夫态度暧昧地耸了耸肩膀并且说“人老了，不中用了”的时候，他觉得很尴尬。
斯维琴说：
“契贝任已经声明，他不再安排任何新的研究工作。有什么办法呢？再说，是他自己辞职的呀，而且还挽留过他呢。”
“那么，阿拉克切耶夫呢？”维克托问。“哼，终于露底了。”
马尔科夫压低了声音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据说，当初卢瑟福曾经发誓不研究中子，担心中子可以造成巨大的爆炸力。这是很高尚的，但又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清高。据说，契贝任就常常谈一些类似的带有浸礼派教会精神的话。”
维克托心想：“天啊，他怎么全知道呀？”
维克托对索科洛夫说：
“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可见，您和我不是大多数。”
索科洛夫摇了摇头，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个人主义和执拗是不容许的。战争时期嘛。在领导同志和契贝任谈话的时候，他就不应该考虑自己，不应该考虑自己的利益。”
“哎哟，还有你吗，布鲁特斯？”<a id="noteBack_12" href="#note_12">[12]</a> 维克托说。他用这样一句挖苦话掩盖自己的慌乱。
不过说也奇怪：他不光是慌乱，好像也很高兴。他想：“哼，当然啦，我早就知道嘛。”但有什么“哼，当然”的？因为他并没有料到索科洛夫会这样回答。就算料到的话，又有什么可高兴的？
“您应该发言，”斯维琴说，“您不一定要批评契贝任。哪怕说几句话，谈谈党中央的决议和您的研究的关系。”
战前，维克托常常在音乐学院的交响乐音乐会上和斯维琴见面。据说，斯维琴青年时代在物理数学系上学的时候，常常写未来主义派诗歌，在扣眼里别一朵菊花。可是现在斯维琴说起党委的决定，就像说的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的定义。
维克托有时想对他挤挤眼睛，拿手指头轻轻朝他的腰上捅一捅，说：“喂，老伙计，咱们干干脆脆地谈谈吧。”
但是他知道，现在不能和斯维琴敞开心扉地谈什么了。不过，他因为听了索科洛夫的话感到非常吃惊，还是索性谈起来。他问道：
“把切特韦里科夫抓起来，也和新的任务有关系吗？老瓦维洛夫坐监牢，也和这有关系吗？恕我斗胆说一句，我认为，契贝任在物理学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其权威性超过日丹诺夫同志，超过中央科学处处长，甚至超过……”
在座的人都看着他，以为他就要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他看到他们的眼神，就把手一挥，说：
“好啦，算啦，咱们上实验大厅里去吧。”
从乌拉尔运来的一些装着新仪器的箱子已经打了开来，从锯屑、碎纸和撬开的木板中已经小心翼翼地取出有大半吨重的仪器主要部件。维克托把手放在光溜溜的金属表面上。从这个金属肚子里将产生急速的粒子束，就像谢利格尔湖边的小教堂下面涌出一条伏尔加河那样。这时候，人的眼睛是很舒服的。当你感觉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神奇的机器时，是很愉快的。还要什么呢？下班以后，实验室里只剩下维克托和索科洛夫两个人。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为什么像只公鸡一样直蹦直跳？您真沉不住气。我对玛利亚说了说您在科学院大会上的成就：您竟然在半小时之内破坏了同新所长，同科学处年轻的大人物的关系！玛利亚吓得提心吊胆，夜里都睡不好觉。您要知道咱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我看到了您看着仪器时的脸。这一切都要为几句空话牺牲了。”
“够啦，够啦，”维克托说，“连气都不能喘啦。”
“啊，等一等，”索科洛夫打断他的话，“在研究方面谁也不会干涉你。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喘气。”
“您听我说，我的好朋友，”维克托说着，苦笑了一下，“您对我是好意，我非常感谢。请允许我也以好意相报。比如，说实在的，您为什么忽然当着斯维琴的面那样说契贝任？在喀山有过一阵子思想自由之后，我见到这种事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难受。至于我……非常遗憾，我并不是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正如咱们在学生时代常说的，我并不是丹东。”
“噢，您不是丹东，真谢天谢地。说实在的，我一向认为，政治演说家恰恰是那些在创造方面无所作为的人。而你我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噢，是这样啊，”维克托说，“那么，法国的伽罗华怎么样呢？基巴利契奇又怎么样？”
索科洛夫把椅子推开，说：
“您该知道，基巴利契奇上了绞刑台。不过我指的是乱说废话。就像马季亚罗夫说的那些话。”
维克托问：“这么说，我也是乱说废话了？”
索科洛夫一声不响地耸了耸肩膀。
他们过去有多次争执和口角都被忘记了，看样子这次也会被忘记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次短暂的争执没有就这样过去，没有被忘记。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处十分融洽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争吵，有时吵得很没有道理，他们彼此的怨气还是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如果在人们之间出现了内在的分歧而又不了解这种内在分歧的话，那么，即使偶然的一句话，彼此间一点小的疏忽，也会变成一把尖刀，对友谊是致命的。
而且内在的分歧往往隐藏得很深，永远不暴露出来，人们也就永远认识不到。于是人们就认为，一次无关紧要的大声争论、冲口而出的不好听的话是破坏多年友谊的不幸原因。
不是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争吵不是因为公鹅！<a id="noteBack_13" href="#note_13">[13]</a>
二十八
大家都说研究所副所长卡西扬·捷连季耶维奇·科甫琴科是“希沙科夫的准确无误的底片”。科甫琴科和蔼可亲，说话有时带几个乌克兰词儿。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到了房子和专用小汽车。
马尔科夫知道院士们和科学院领导人的很多事情。他说，科甫琴科获得斯大林奖金，是因为他生平第一次宣读的一篇已经发表的论文，而他之所以成为论文作者之一，仅仅因为他搞到紧缺的试验材料并使论文很快地在各级通过。
希沙科夫责成科甫琴科组织选聘人员，填补新的空缺。要招聘一些高级科研人员，还要填补真空实验室主任和低温度实验室主任两个空缺。
军事部门调拨了材料和人力，机械厂在改建，研究所大楼在装修，莫斯科水电站向研究所供应无限额的电力，保密工厂拨给研究所一些紧缺材料。这些事也都是科甫琴科操办的。
通常每当一个单位里来了新的领导人，大家都会用尊敬的口气说：“他上班比大家都早，下班比大家都晚。”大家也是这样说科甫琴科的。但是，如果大家说新的领导“上任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可是只来过一次，只呆过半小时。简直见不到他这个人”，这样的新领导会引起下属更大的尊敬。因为这就说明，领导人正在攀登新的阶梯，正在高级领导层中活动。
开头一段时期在研究所里大家就是这样谈论希沙科夫院士的。
话说契贝任到城外别墅里去，如他自己说的，到试验小屋里搞研究去了。著名的心脏病医生法因加尔特教授劝他不要做剧烈动作，不要拿重物。契贝任在别墅里又劈柴，又挖沟，自我感觉良好，他写信给医生说，是严格遵守治疗方法帮助了他。
在饥饿而寒冷的莫斯科，研究所似乎是一块温暖而富饶的绿洲。所里的工作人员夜里在潮湿的住房里冻得发抖，早晨一来上班，就很满意地把手放在热乎乎的暖气片上。
研究所里的人特别喜欢设在半地下室里的新食堂。食堂有小卖部，卖酸牛奶、甜咖啡和香肠。售货员在卖食品的时候，不收食品供应卡上的肉票和油票，这是研究所里的人最看重的。
食堂伙食分六个等级：供应各学科博士的，供应高级研究员的，供应初级研究员的，供应高级试验员的，供应技术人员的，供应服务人员的。
主要的纠纷是围绕着两种高级伙食发生的，二者的差别仅在于第三道菜，一种是干果做的果羹，一种是干粉做的羹。发生纠纷，还与发给博士、各科主任家里的食品袋有关系。
萨沃斯季扬诺夫说，当年议论哥白尼的理论，还没有现在议论这些食品袋这样激烈。
有时会觉得，参与创立这种神秘的分配等级制的不光是院委会和党委会，还有更高、更神秘的机构。
一天晚上柳德米拉说：
“今天我收到发给你的食品包，不过真是奇怪，斯维琴在研究方面一点本事也没有，可是领到二十个鸡蛋，不知为什么只给你十五个。我还看了看名单。给你和索科洛夫都是十五个。”
维克托开玩笑地说：
“鬼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众所周知，我们的科学家是分等级的：最伟大的，伟大的，著名的，优秀的，最后，是高级的。因为最伟大和伟大的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不用发给他们鸡蛋。其余的科学家都按学术分量发给白菜、碎麦米和鸡蛋。可是我们全乱了：有的人对社会无益，却能主持马克思主义讨论会，讨得院领导喜欢。一切都乱了套。科学院汽车库主任的待遇和泽林斯基<a id="noteBack_14" href="#note_14">[14]</a> 一样：二十五个鸡蛋。昨天斯维琴的实验室里有一位很和蔼的女员工甚至气得放声大哭起来，像甘地一样绝食了。”
娜佳听了爸爸的话哈哈大笑，随后却说：
“你要知道，爸爸，你们这些人当着清洁工的面吃煎肉排而不觉得难为情，是很奇怪的。外婆无论如何不会赞成。”
“知道吗，”柳德米拉说，“这就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嘛。”
“哼，简直荒唐。这种食堂连一点儿社会主义气味也没有。”维克托说。接着又补充：“哼，算了吧，我看这一切都是胡闹。”忽然又说：“你们可知道，今天马尔科夫对我说什么？他说，不仅是我们所里的人，而且数学研究所和力学研究所里的人都用打字机把我的论文打出来，在互相传阅。”
“就像传阅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一样吗？”娜佳问。
“你不要笑，”维克托说，“一些大学的高年级学生还希望我去给他们做专题报告。”
“就是嘛，”娜佳说，“就连波斯托耶夫家的阿尔珈也对我说：你爸爸成了天才啦。”
“噢，不一定吧，我离天才还远着呢。”维克托说。
他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但马上又转回来对妻子说：
“我真想不通，会有这样浑蛋的事，发给斯维琴二十个鸡蛋。我们这儿真会侮辱人！”
索科洛夫在名单上和他排在一个等级，他也感到很不痛快，虽然也觉得不好意思。当然嘛，应该表示表示维克托的成就大些，哪怕多一个鸡蛋也好，比如说，给索科洛夫十四个，少一点点儿，只是表示表示。
他觉得自己很可笑，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他和索科洛夫分得一样多，比起斯维琴分得比他多更可气。斯维琴的情形是很简单的：他是党委委员，他的优势是在党国方面。维克托对这一点是不生气的。
可是索科洛夫的情形就涉及科研能力和科学家的成就。在这方面维克托就不能平心静气了。他从内心里感到气愤，感到难受。但这种评价的表现方式是很可笑又可怜的。他很明白这一点。但是如果一个人并不总是很伟大，而是通常会很可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上床就寝的时候，维克托想起不久前和索科洛夫谈起契贝任的那一场谈话，很生气地骂道：
“一副奴才相！<a id="noteBack_15" href="#note_15">[15]</a> ”
“你说谁？”正在被窝里看书的柳德米拉问道。
“说的是索科洛夫，”维克托说，“真是个奴才！”
柳德米拉把一个手指头夹在书里，也没有转过头来，说：
“你瞧着吧，说不定还要把你从研究所赶出去呢，全是因为你乱说一气。又爱发火，对什么人都不满意……跟什么人都吵过了，现在我看出来，你还要跟索科洛夫吵一场呢。过不了多久，就没一个人肯上咱们家来了。”
维克托说：
“噢，用不着，用不着，柳德米拉，亲爱的。噢，怎么给你解释呢？你要知道，现在又像战前那样为了每一句话提心吊胆了，又像那样没有一点儿正气了。你瞧瞧契贝任！柳德米拉，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以为全研究所里的人会一齐叫起来的，谁知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子对他表示同情。波斯托耶夫竟对索科洛夫说：‘最主要的是，我们都是苏联人。’他说这话管什么用？”
他很想和柳德米拉多谈一会儿，对她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他不知不觉地关心起这些事，关心起发食品的事，感到很惭愧。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好像老了，没有劲头了，关心起生活琐事、庸俗的问题、官场上的事？为什么在喀山的时候他的精神生活更深厚、更有意义、更纯洁？为什么就连他主要的科研兴趣、他的欢乐也模糊了，同许多渺小、虚荣的念头混到了一起？
“柳德米拉，我真不痛快，处境艰难。喂，你怎么不说话？柳德米拉？”
柳德米拉没有说话。她睡着了。
他轻轻地笑起来。他觉得真好笑：一个女人听说他得罪了人，担心得睡不好觉，另一个女人却睡着了。他仿佛看到了玛利亚那瘦削的脸，于是便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但不是对妻子：
“你理解我吗？嗯，玛利亚？”
“见鬼，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往脑子里钻了。”他想道，一面沉沉入睡。
乱糟糟的东西确实钻进了他的脑子。
二十九
维克托的手不巧。家里的电熨斗烧坏了，电灯短路了，一般都是柳德米拉修理。
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头几年，他的无用使她感到可亲可爱。但是近来她开始生他的气。有一次，他把空空的茶壶放到火上，她就说：
“你的手简直是泥巴做的，笨透啦！”
在研究所里开始安装仪器的时候，维克托常常想起这一句使他又生气又懊恼的话。
在实验室里当家做主的是马尔科夫和诺兹德林。萨沃斯季扬诺夫首先感觉到这一点，有一次在生产会议上说：
“除了马尔科夫教授和诺兹德林，这里没有上帝，也没有上帝的代表！”
马尔科夫的古板和稳重不见了。维克托很赞赏他的思想的大胆，能够随时随地解决突然出现的问题。维克托觉得马尔科夫简直像一名外科医生，在纵横交错的血管与神经结中间得心应手地操纵着手术刀。一个有着高度智慧和灵敏感觉的聪明物种似乎正在他的刀下诞生。似乎这个新的、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金属有机体也有心脏，也有感觉，也会高兴和痛苦，和制造它的人完全一样。
维克托总觉得马尔科夫那种坚定不移的自信心有些可笑，他坚信自己的工作、自己设计的仪器比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干的那些无聊的事或者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书更为重要。
托尔斯泰怀疑过自己的伟大创作是否有益。天才的作家并不坚信自己在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但是物理学家们就不怀疑自己的研究对人类是否有用。马尔科夫就不怀疑。
但是现在维克托不觉得马尔科夫的这种信心可笑了。维克托喜欢看诺兹德林拿锉刀、钳子、螺丝刀干活儿，或者细心地调理一缕缕的电线，帮助电工将引线上的电流通向新的装置。
地上放着一捆捆的电线和许多青灰色的铅片。大厅当中的钢板上放着从乌拉尔运来的新装置的基本部件，带有不少方的和圆的镗孔。这种用于超精密的物质研究的金属庞然大物，蕴藏着一种惊心动魄的美。
一两千年以前，在海边有几个人用粗木头做木筏，用绳子捆，用扒钉钉。海边沙滩上放着绞车、木工台，用瓦罐在火上熬松脂……出海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晚上，做木筏的人回到家里，呼吸呼吸家庭生活的气息，烤烤火，听听老婆的唠叨和笑声，有时也和家里人吵吵嘴，打打孩子，和邻居吵一架。到夜里，在温暖的黑暗中会听到大海的波涛声，会预感到未来航程的惊险，心会紧紧收缩起来。
索科洛夫在看别人做事情的时候，一般不说话。维克托在回头看的时候，一般都要碰到他那严肃的、凝视的眼神，似乎往常他们之间良好的、重要的关系依然存在。
维克托很想开诚布公地和索科洛夫谈谈。事实上，一切都是很奇怪的。就如天天想着票证、限额，想着荣誉的分量、领导的照顾，都是有损心灵的。这不是，心灵里也还有与领导、与职务高低、与奖金无关的东西。
他现在又觉得喀山的那些晚上很美好，很有年轻人的气氛，有点儿像革命前的大学生晚间集会。可能马季亚罗夫是一个十分清白的人。真奇怪：卡里莫夫怀疑马季亚罗夫，马季亚罗夫也怀疑卡里莫夫……两个人都是十分清白的。他相信这一点。不过，也许像海涅说的，“两个都臭”呢？
他有时想起和契贝任谈发面桶的一番话。为什么他现在回到莫斯科，一切渺小、卑微的东西都在心里浮现出来？为什么他不尊敬的一些人都浮到了面上？为什么他认为有本事、有才能、忠诚可靠的一些人如此无用呢？要知道契贝任谈过希特勒德国，契贝任说错了啊。
“很奇怪，”维克托对索科洛夫说，“各个实验室的人都来看咱们安装设备，就是希沙科夫没有来看过，一次也没有来。”
“他的事情很多呀。”索科洛夫说。
“当然，当然。”维克托连忙表示同意。
是啊，回到莫斯科以后，很难和索科洛夫推心置腹地谈谈了。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说也奇怪，他再也不和索科洛夫争论任何问题了，倒是希望能避开争论。但是要避开争论也不容易。有时争论会突然发生，出乎维克托的意料。
维克托慢悠悠地说：
“我想起咱们在喀山说的许多话……哦，马季亚罗夫怎么样，有信给您吗？”
索科洛夫摇了摇头。
“不知道，不知道马季亚罗夫怎么样。我对您说过嘛，直到离开喀山，我们都没有再见面。想起那时候咱们谈的一些话，我越来越觉得不痛快。咱们因为灰心丧气，就想把战争时期的暂时困难说成是苏维埃制度的所谓缺陷造成的。一切被看做苏维埃制度的缺陷的，恰恰是其优越性。”
“比如说，一九三七年也是优越性吗？”维克托问道。
索科洛夫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近来咱们不论谈什么，您都要使谈话变成争论。”
维克托很想对他说，恰恰相反，他倒是不希望争吵，是索科洛夫有火气，这种火气就使他一有什么缘由就争论起来。可是他却说：
“可能这是因为我的脾气太坏，而且越来越坏。不光是您这样说，柳德米拉也这样说。”
他说过这话，心里想：“我多么孤单。在家里，在外面，都很孤单。”
三 十
帝国党卫军首领希姆莱要召开会议，研究帝国保安总部推行的特别措施。这次会议受到特别重视，这和希姆莱前往元首的行营有关系。
党卫军少校利斯接到柏林来的命令，要他汇报集中营管理处附近一项特别工程建筑的进展情况。
利斯在视察这项工程之前，先要到福斯公司的机械厂和为保安部生产订货的化学工厂去一趟。在这之后，利斯再去柏林向主持筹备会议的党卫军少校艾希曼汇报情况。
利斯因为有机会去柏林，感到很高兴。老是住在集中营里，天天和野蛮、愚昧的人打交道，他感到受不了。
他在上汽车的时候，想起了莫斯托夫斯科伊。
大概老头子在隔离室里日日夜夜拼命猜想，利斯传他去有什么目的，正在紧张地等待着呢。实际上不过是他要检验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希望写一篇论文《敌人的意识形态及其代表人物》。
多么有意思的性格！事实上，如果有谁进入原子核，不仅会受到排斥力的作用，也会受到吸引力的作用。
小汽车出了集中营的大门，利斯也就把莫斯托夫斯科伊忘记了。
第二天一早，利斯来到福斯公司的工厂。
吃过早饭以后，利斯在福斯的办公室里和设计师普拉什凯谈了谈，然后和指导生产的几个工程师谈了谈，在办事处营业主任和他谈了谈所订的成套设备的成本计算。他在工厂的各个车间里待了几个小时，在机器的隆隆声中转来转去，到傍晚，他就十分疲乏了。
福斯的工厂生产的是保安部订货的重要部分，利斯看了十分满意：企业领导者对事情考虑得很周密，技术条件执行得很精确，机械工程师们改进了传送结构，热力工程师设计出最经济的焚化炉操作图。
在工厂辛苦地转悠了一天之后，来到福斯家里读过的夜晚特别愉快。
对化学工厂的视察却让利斯非常失望：计划生产的化学产品只完成了百分之四十多一点儿。
尤其使利斯生气的是，化学工厂的人有很多怨言：生产又复杂，又变化无常；在空袭的时候炸坏了通风装置，车间里有许多工人中毒；稳定生产所需要的硅藻土供应很不稳定；密闭的容器常常在铁路运输中耽搁……
不过，化学股份公司经理处的人非常清楚保安部订货的意义。股份公司的化学总工程师基利赫加尔津对利斯说，保安部的订货任务一定会如期完成。经理处已经采取措施，推迟完成军火部的订货任务，这是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以来不曾有过的事。
利斯没有去观看化学合成实验室的一次重要试验，但是查看了有生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化学家签名的记录。
这一天，利斯会见了进行试验的科学工作者。这是一些年轻的科学家。有两个女的（一个是生理学家，一个是生物化学家），一名病理解剖医生，一名低沸点有机化合专家，还有领导试验的毒物学家菲舍尔教授。参加会议的人给利斯留下良好的印象。虽然他们因为自己制定的研究方案受到称赞都很高兴，但是他们也没在利斯面前掩盖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对自己的质疑。
第三天，利斯和奥伯施泰因安装公司的一名工程师一起乘飞机前往建筑工地。他心情很好，这一次外出他很开心。接下去就是最开心的事：视察过工程之后，就要和工程的技术领导人一起飞往柏林，到保安总部去汇报情况。
天气很坏，下着十一月的冷雨。飞机好不容易在集中营的中央机场着陆——在低空机翼就开始结冰，地面上还笼罩着一层雾。黎明时候下过雪，有的地方的土块上还有一点一点又湿又滑的积雪，没有被雨水冲洗掉。
工程师们的呢帽帽檐浸透了沉甸甸的雨水，耷拉了下来。
新铺的铁路通到建筑工地上，这铁路直接与主要干线相连接。
铁路附近有一些仓库的库房，于是就从仓库开始视察。敞棚底下正在对物品进行分类：有各种各样的机械零件、溜槽和滑轮传送装置的各个部件、各种直径的管子、鼓风和通风装置、粉碎骨头的球磨机、尚未装上架子的测量气体和测量电力的仪器、一捆捆的电缆、水泥、自动翻斗车、一堆堆的钢轧，还有办公室的家具。
有一些特别库房由党卫军把守着，这种库房有许多排气装置，通风机嗡嗡地响着，用来储藏已经开始生产的化学化合产品。里面有许多带有红色阀门的气瓶和贴了红蓝色标签的十五公斤大罐，远看很像一罐罐保加利亚果酱。
从这座半地下库房里走出来，利斯和他的陪同者迎面碰上刚刚乘火车从柏林来的公司总设计师什塔尔干克教授，还有工程主任冯·赖内克。赖内克是个高大的男子，穿着黄色的皮夹克。
什塔尔干克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潮湿的空气引起他的哮喘病发作。他周围的工程师们都在责怪他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他们都知道，什塔尔干克的设计图册就在希特勒的私人图书室里。
建筑工地和二十世纪中期一般的巨大建筑工地没有任何不同。在一处处基坑周围可以听到哨兵的哨声、挖土机的轧轧声、吊车的移动声和机车的尖叫声。
利斯及其陪同者走到一座没有窗子的四方形灰色建筑物跟前。所有的工业建筑物、一座座红砖炉、粗大的烟囱、装了玻璃顶的调度塔和警卫塔，都跟这座没有窗子、没有挂牌子的灰色建筑物有关系。
筑路工人正在一条路上铺沥青，热腾腾的灰烟从压路机下面往上冒，和灰色的冷雾混合到一起。
赖内克对利斯说，在检查一号工程的密闭性的时候，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什塔尔干克忘记了自己的哮喘，用激动的嘶哑声音向利斯说明新建筑物的设计思想。
一般的工业水轮机看起来很简单，体积又小，却是巨大的能量和速度的中心，在水轮机的旋转中水的地质能量变为功。
这座建筑物就是根据水轮机的原理建造的。它能使生命和与生命有关的各种能量变为无机物。在这种新形式的轮机中，要消除心理功能、神经功能、呼吸功能、心脏功能、肌肉功能、造血功能。水轮机原理、屠宰机原理和焚烧垃圾机原理将联合于新建筑之中。必须把这几种特性联合于一个简单的设计方案之中。
“众所周知，”什塔尔干克说，“我们的敬爱的元首在视察最平常的工业工程的时候，也不会忘记设计形式。”
然后他放低了声音，只让利斯一个人能听见。
“您是知道的，帝国元首看到华沙附近的集中营设计在形式上过分讲求神秘感，非常不高兴。这一切也必须考虑到。”
水泥建筑的内部结构是与高速度大量生产的工业时代相适应的。
生命和水一样，一进入下水道，就不能停止，也不能往回流了。生命在水泥通道里的移动速度可以用斯托克斯关于液体在管子里移动的公式来表示，就是说，其移动的速度取决于其浓度、比重、黏性、摩擦力和温度。一盏盏电灯嵌在棚顶上，都用很厚的半透明玻璃保护着。
越往前走，电灯越亮，走到密闭室门口，更是亮得刺眼。密闭室安着光滑的钢门。
视察的人来到门口，显得特别激动，建筑工人和安装工人在新的成套设备要开工时往往会这样的。
一些做粗活的工人在用水龙带冲洗地面。一名穿白大褂的化学工程师在关闭的门口测量压力。赖内克吩咐打开密闭室的门。走进带有低矮水泥顶的宽敞的密闭大厅之后，有几名工程师摘下帽子。密闭大厅的地面是用可移动的沉甸甸的钢板拼成的，钢板都装了钢框，一块块钢板之间不见缝隙。在调度人员开动机械装置的时候，地面的钢板就一齐竖立起来，密闭大厅里所有的一切都会进入地下室。掉下去的有机物要经过口腔科人员检查，摘去装在口腔里的贵金属。然后，通向火化炉的传送带开始运转。已经失去知觉的有机物到了火化炉里就在热能的作用下受到进一步的破坏——变为磷肥、石灰、氨肥、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
一名联络官走到利斯跟前，递给他一封电报。大家都看到，这位党卫军少校看过电报之后，脸色阴沉下来。
电报通知利斯，说党卫军少校艾希曼今天夜里来工地上和他见面。艾希曼已经乘汽车上了慕尼黑的公路干线。
利斯不能去柏林了。他本来明天夜里就要回到自己的别墅，生病的妻子就住在别墅里，天天盼望着他。他本来可以在睡觉之前穿着软软和和的便鞋，在安乐椅上坐一会儿，在温暖与舒适中暂时忘却这严峻的时代。夜里在郊外别墅的被窝里听着柏林防空部队高射炮远远的轰鸣声，多么愉快啊。
做过汇报之后，在上郊外之前，在傍晚没有空袭的安静时候，他还可以去看望哲学研究所里的一个年轻女子，只有她才知道他有多么难过，心里多么慌乱。为了和那女子相会，他在公文包里还带了一瓶白兰地和一盒巧克力。现在这一切成了泡影。
工程师们、化学家们、设计师们都一齐望着他：是什么样的烦恼事使保安总部的这位视察要员如此不快呢？谁又能知道呢？
在场的人有一会儿曾经以为，密闭室已经不属于建设者了，已经活了，就要凭自己的水泥特性生活，要满足自己的水泥的饥渴，就要开始分泌毒液，用钢铁的大嘴开始咀嚼，开始消化食物了。
什塔尔干克朝赖内克挤了挤眼睛，小声说：
“大概利斯是接到通知。那位党卫军少校要在这儿听他的汇报，这我在早晨就知道了。他原本要在家里休息休息，也许还要和一位心爱的女士相会，这一来就落空了。”
三十一
利斯和艾希曼在夜里见了面。艾希曼有三十五岁左右。手套、帽子、靴子，这三样表现徳国武装力量的神气、高傲和优越性的东西，跟党卫军领袖希姆莱所穿戴的完全一样。
利斯在战前就认识艾希曼一家。他们是同乡。利斯在柏林大学上学的时候，在报社以及后来在哲学杂志编辑部工作的时候，有时回故乡去看看，常常见到中学时期的同学。有些人在社会浪潮中得势了，后来浪潮过去，就消沉了，荣誉和物质享受又被别人捞去。可是年轻的艾希曼一直生活得很不起眼，很单调。凡尔登城下的炮声，曾经似乎要来的胜利，失败和通货膨胀，国会里的政治斗争，绘画、戏剧、音乐中左的和超左的流派的冲击，新风尚的兴起和衰落——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单调生活。
他做过外地一家公司的代理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对待外人，他从不过分粗暴也不过分殷勤。人生的条条大路都被闹哄哄的、指手画脚的、敌视他的人群堵塞着。到处可以看到排挤他的又敏捷又机警的人，他们灵活老练，闪动着发亮的深沉的眼睛，带着傲慢的神气朝他冷笑……在柏林中学毕业之后，他没有找到工作。柏林一些公司的经理和业主对他说，没有空缺，可是艾希曼从旁边了解到，有的公司没接收他，却接收了一个很不像样的不知是什么民族的人，也许是波兰人，也许是意大利人。他想上大学，但是大学里对人的态度很不公正，他上不了。他看到，考试人员一看见他的浅色眼睛和圆圆的脸、浅色的平头、又短又直的鼻子，就没有劲了。似乎他们喜欢的是长脸、黑眼睛、佝偻腰、窄肩膀的人，喜欢没出息的人。回到外省老家的人不只是他一个。这是很多人的命运。柏林一直有一类人，这一类的人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但是这一类人大多数是在崇尚世界主义、失去民族特点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不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不分德国人和波兰人。
这是很特殊的一类人，是一个很奇怪的种族，他们最聪明，最有学问，最能冷眼旁观。这类人所发出的朝气蓬勃的、非侵略性的思想威力给予人的强烈感觉是可怕的。这种威力表现在这些人的奇怪的爱好中，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在生活中注意时髦，却又不修边幅，似乎不看重时髦；表现在他们对动物的热爱中，喜爱动物却与他们纯粹的城市生活方式相结合；表现在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方面，他们善于抽象思维的同时，却又十分喜欢艺术和生活中粗犷的东西……这些人推进了德国的染料化学和氮合成化学，推进了强射线研究和优质钢的生产。就因为他们，外国的学者、艺术家、哲学家和工程师们纷纷来到德国，但正是这些人最不像德国人，他们在全世界到处游荡，他们的友好交往完全不是德国需要的，他们的德国人特征太不鲜明。
一个外地公司的职员怎么能出人头地呢，能够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可是现在你瞧他手里的文件，这文件在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知道，那就是希特勒、希姆莱、卡尔津布伦涅尔<a id="noteBack_16" href="#note_16">[16]</a> 。他把文件锁进保险柜，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一部老大的黑色轿车正在门口等着他。卫兵向他敬礼，副官给他打开车门，党卫军少校艾希曼上了车。司机开大了油门，这部大马力的警察要员专用车便飞驰起来，一路上只见城里的警察恭恭敬敬对汽车行礼，急急忙忙打开绿灯，汽车穿过一条条柏林街道，便上了公路干线。冷雨，晨雾，喇叭声，公路缓缓地盘旋转弯。
此刻，在斯莫列维奇，在果树丛中是一座座幽静的小房子，人行道上长着青草。在加尔季切夫商场的街道上，涂了紫色或红色记号的肮脏的黄色爪子的母鸡在灰土中跑来跑去。在基辅的波多尔区和瓦西里科夫，在有很多肮脏的玻璃窗的多层楼房里，楼梯被孩子和老人千万次的步履磨得光光溜溜。
在敖德萨，院子里长着花皮悬铃木，晒着花连衣裙、褂子和裤子，煮果酱的铜盆在火盆上冒着热气，还没见过太阳的黑皮肤婴儿在摇篮里啼哭。
在华沙，狭窄的六层楼房里住着裁缝、装订工人、家庭教师、夜酒吧和咖啡馆的歌手、大学生、钟表匠。
在斯大林道尔弗，傍晚农舍里生起炉火，风从彼列科普方向吹来，夹带着盐味和暖和的尘土味，老牛哞哞叫着，晃悠着沉重的大头……
在布达佩斯，在法斯托夫，在维也纳，在梅利托波尔和在阿姆斯特丹，在玻璃窗明净如镜的别墅里，在工厂烟雾笼罩的房屋中，居住着犹太族的人们。
集中营的铁丝网、毒气室的墙、防坦克壕的黄土把千千万万人联接在一起，他们属于各种各样的年龄和职业，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具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和精神爱好，有信神的宗教狂热分子，也有无神论的坚定信徒，有工人，有游手好闲的人，有医生和商人，有聪明人，有白痴，有小偷，有喜欢空想的人，有冷眼旁观者，有好心人，有圣洁的人，也有卑劣的人，死神在等待着他们。
警察要员的大马力轿车一路奔驰着，在秋天的公路干线上不停地转着弯儿。
三十二
他们是在夜里见面的。艾希曼一面往办公室走，一面很快地询问着，径直走进办公室，坐到安乐椅上。
“我的时间不多，最迟在明天我要上华沙去。”
他已经去过集中营警备队，和建筑工地主任谈过。
“工厂的情况怎样，您对福斯这个人的印象如何，据您看，这些化学家有水平吗？”他很快地询问着。
艾希曼用他那长着粉红色大指甲的白胖的手指翻阅着桌上的文件，不时地用自来水笔做记号。利斯觉得，艾希曼并不认为这事与其他事有什么不同，虽然这种事情即便铁石心肠的人也要发冷发怵的。
利斯这几天喝了很多酒。气喘病加剧了，每天夜里他感到心跳得厉害。但是他认为，酒精对身体的害处不如神经紧张的害处大，而他是时时刻刻处在神经紧张状态中的。
他很希望重新去研究那些敌视国家社会主义的著名活动家的思想，解答那些冷酷、复杂然而不用流血的问题。到那时候他就不再喝酒了，一天顶多抽上两三支香烟。所以不久前一天夜里他把一个苏联的老布尔什维克叫了来，跟他下了一盘政治棋，他回到卧室以后，没用安眠药就睡着了，一直睡到上午九点多钟。
在夜间视察毒气室的时候，建设者们为艾希曼和利斯安排了一次别出心裁的小宴会。在毒气室中间放一张小桌，摆上酒和菜，赖内克请艾希曼和利斯饮酒。
艾希曼一见到这别出心裁的酒宴，就笑起来，说：
“我乐意从命。”
他把帽子交给自己的卫兵，就在桌旁坐下来。他的一张大脸忽然露出踌躇满志的样子，就像千千万万喜欢吃喝的男子坐上摆满山珍海味的宴席那样。
赖内克站着斟好了酒，大家都端起酒杯，等着埃·希曼致祝酒词。
在这水泥密闭室的寂静中，在斟得满满的酒杯里，有一种异常紧张的气氛，利斯觉得，他的心简直要经受不住了。他很希望高声祝愿德国理想早日实现的祝酒词打破紧张的气氛。但是紧张气氛非但没有打破，反而越来越紧张了。因为艾希曼正在吃火腿面包。
“先生们，你们怎么啦？”艾希曼问。“这火腿太好了。”
“我们在等待您的祝酒词呢。”利斯说。
艾希曼端起酒杯。
“祝咱们为党国效劳取得更大胜利，依我看，这是最值得祝贺的。”
只有他一个人几乎没喝，而是吃了很多。
早晨艾希曼穿着裤衩在打开的窗户前做了一会儿早操。晨雾中露出一排排整齐的集中营棚屋。火车汽笛声传来。利斯一向不羡慕艾希曼。利斯没有很高的职务，却有很高的地位——在帝国保安总部里都认为他是一个聪明人。希姆莱很喜欢和他交谈。上层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尽可能不在他面前显示自己官位高。他习惯于不仅在保安部门博得尊敬。到处都有帝国保安总部的影响和势力：在大学里，在儿童疗养院院长的签字中，在歌剧院招收年轻演员的考试中，在为春季画展评选作品的时候，在国会选举的候选名单里。
这里是生活的轴心。党之所以永远正确，党的道理或者没有道理之所以能战胜其他任何道理，党的哲学之所以能战胜其他一切哲学，主要靠国家秘密警察的工作。这真是一根魔杖！要是失手掉落了，魔力就消失了，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变为牛皮大王，学术巨著就会变为异端邪说。万万不能放下这根魔杖。
利斯这天早晨看着艾希曼，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萌发了嫉妒心理。艾希曼在离开之前几分钟说：
“利斯，咱们是同乡呀。”
他们谈起他们喜欢去的故乡城市的一些街道、饭馆、电影院。
“当然，有的地方我也没有去过。”艾希曼说。并且提到一个俱乐部，那地方他这个小业主的儿子过去是不能去的。
利斯想换个话题，就问道：
“请问，能不能大致地有个数，准备处理多少犹太人？”
他以为，他的问题问得过头了，也许，除了元首和希姆莱，世界上只有三个人能够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在艾希曼回忆他年轻时在民主和风行世界主义的时代不得志的情形之后，利斯问他这种事，承认自己不知情，正是最恰当的时候。
艾希曼回答了他。
利斯非常震惊，又问一遍：
“是几百万吗？”
艾希曼耸了耸肩膀。
他们沉默了一阵子。
“咱们在学生时代不曾相识，非常遗憾，”利斯说，“如歌德说的，最好的是大学生时代。”
“我没有做过柏林的大学生，我是在外地上学的，您用不着感到遗憾。”艾希曼说。又补充说：“老乡，这个数目我是第一次说出来。如果算上在贝希特斯加登<a id="noteBack_17" href="#note_17">[17]</a> 、帝国内阁和元首府那几次，那这个数目总共说过七次或者八次。”
“我明白，我们不会在明天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数目的。”
“我指的就是报纸。”艾希曼说。
他带着冷笑的神气看了看利斯，利斯感到惶恐不安，因为他觉得艾希曼比他更聪明。艾希曼却说：
“除了咱们都是一个绿树丛中的宁静小城的同乡以外，我对您说出这个数目，还有一个原因。我希望，它能使我们在今后的共同工作中很好地配合。”
“非常感谢，”利斯说，“应当好好考虑考虑，事情是十分重大的。”
“当然啦。这主意不光是我的。”艾希曼竖起一个指头朝着上面。“如果您能跟我合作，万一希特勒失败了。那咱们就一起上吊。”
“前景是十分美好的，值得考虑。”利斯说。
“可以设想，两年后我们再坐在这房间里的舒适的小桌旁，就可以说：我们用二十个月的时间解决了人类用二十个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们告别了。利斯目送着汽车。
他对于人与人在国家中的关系有自己的观点。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生活不能自由发展，生活的每一步都必须加以控制。
为了指导人的呼吸、母亲的感情，指导如何读书、唱歌、夏天旅游，领导工厂和军队，就需要有许多领导者。因为生活不能像野草一样随便生长，不能像大海一样随便翻腾。利斯认为，领导者可以分为四种性格类型。
第一种类型：性格单纯的人，一般缺乏敏锐的智慧和分析的能力。这些人从报纸和杂志上摘取口号和公式，从希特勒的讲话、戈培尔的文章、佛朗哥和罗森堡的书中寻找理论根据。一旦感到失去支柱，就会不知所措。他们不考虑各种现象的联系，在任何问题上都表现得激烈和偏执。他们不论对待哲学、国家社会主义的科学、似是而非的新发现，还是对待新戏剧的成就、新的音乐、国会选举运动，都十分顶真。他们像小学生一样，读书死记硬背，听报告、看书都要做笔记。他们的个人生活一般都十分简朴，有时甚至很贫困，他们往往比其他类型的人更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家庭。
利斯起初以为艾希曼正是属于这种类型。
第二种性格类型：聪明的无耻之徒。这些人知道魔杖是存在的。他们在可靠的朋友圈子里讥笑很多人，讥笑新博士和硕士不学无术，讥笑各级长官的错误和习性。他们不讥笑的只有领袖和崇高理想。这些人一般生活都很阔绰，他们有的是酒喝。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高位的比职位低的多。在下层当权的主要是第一种性格类型的人。
利斯认为，在最高层掌权的是第三类性格的人。最高领导层掌权的不过八九个人，再有十五至二十人相配合。那儿另是一番天地，不再有什么信条，可以自由地裁判一切。那儿不再有理想，只看是否有利于我，只求称我心意，翻云覆雨，心狠手辣，不惜任何手段。
有时候利斯觉得，在德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和他们的利益。
利斯发现，头脑简单的人出现在最高层，往往标志着不祥事件的开端。这少数翻云覆雨的高手们提拔一些恪守信条的人，为的是让他们干特别血腥的事情。恪守信条的老实人暂时会受到最高层的赏识和犒劳，但是等到完成了任务，一般都要销声匿迹，有时会落得和自己的牺牲者一样的下场。最上层又是只有几个翻云覆雨的高手了。
第一种性格类型的老实人具有特别可贵的品质：他们具有人民性。他们不光摘引国家社会主义大师们的语句，也说人民的语言。他们的粗暴是人民的粗暴，农民的粗暴。他们说的笑话会在工人大会上引起一阵阵笑声！
第四种性格类型：奉命行事的人。他们对信条、思想、哲学丝毫不感兴趣，但也没有什么分析能力。国家社会主义党给他们薪俸，他们就为党效劳。他们追求的唯一的、最高的目标就是吃、穿、别墅、珠宝、家具、小汽车、冷气设备。他们不大喜欢金钱，不相信金钱的可靠性。
利斯向往最高领导层，希望和最高领导者交往，和他们接近，在高层里，在玩弄心计、进行文的较量的地方，他感到得心应手，轻松自如，非常得意。
但是利斯看到，在可怕的高层，在一些最高的领导者之上，在那一层之上还有一个隐隐约约、模模糊糊、不易理解、不依逻辑行事的世界，领袖希特勒就在这个最高世界里。
不知为什么，许多无法结合的特点汇集于希特勒一身：他是许多高手的头儿，是超级技师，特等装修工，总监工，其阴险毒辣甚至超过他所有的亲密助手的总和。利斯害怕的正是这一点。况且，在希特勒身上还有教条式的狂热、宗教式的信仰和盲目性，又像老牛一样的不讲道理，这些特点利斯只是在最低层的党的领导者中间见到过。他是魔杖的创作者，是头号圣人，同时又是极其愚昧和狂热的信徒。
现在，利斯目送着汽车渐渐远去的时候，他觉得艾希曼忽然使他隐隐产生了一种又害怕又羡慕的感觉，过去使他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德国人的领袖希特勒。
三十三
重新建立起来的部队在夜间秘密地朝斯大林格勒前线移动。
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顿河中游，新战线的兵力越来越密集。一列列军车就在草原上停靠，部队在重新铺好的铁路沿线上下车。
天一开始放亮，夜里如奔腾的河流似的铁路线就安静下来，只有淡淡的尘雾笼罩在草原上。白天，炮身用干枯的野草和麦秸掩盖着，似乎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与秋日的原野融为一体的炮身更沉静的了。一架架飞机张着翅膀，像僵死的昆虫似的停在机场上，上面覆盖着网状掩蔽物。
在那幅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看到的地图上，三角符号、菱形符号和圆圈一天比一天稠密，标志番号的数字也越来越稠密。这是新的西南战线——也就是现在的进攻战线——各部队在编队，聚集，开向出发的地界。
坦克兵团和炮兵师避开硝烟弥漫的斯大林格勒，顺着伏尔加右岸空旷的盐碱地带朝南开去，开向一处处安静的河湾。军队渡过伏尔加河以后，在加尔梅克草原上，在湖汊之间的盐碱地上驻扎下来，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说起他们都觉得奇怪的话……这是在战场南边，在加尔梅克草原上集结兵力，面对德军的右翼。苏军最高指挥部正准备包围保卢斯的斯大林格勒集团军。
一艘艘轮船、渡船和驳船在秋日的星光下，在黑沉沉的夜色中，把诺维科夫的坦克军渡向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右岸。
成千上万的人看到用白漆涂在钢甲上的俄罗斯古代将领的姓氏：“库图佐夫”、“苏沃洛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成千上万的人看到，苏联的重炮、火箭炮和从盟国租借来的武器一齐向斯大林格勒涌去。
虽然千百万人看到了这样的调动，集结大量兵力准备进攻斯大林格勒西北面和南面的行动还是在秘密中进行着。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德国人也知道这种大规模的调动。要遮掩是不可能的，就好比一个人走在草原上，遮不住草原上的风。
德国人都知道苏军在向斯大林格勒调动，可是进攻斯大林格勒对于他们依然是秘密。每一个德军的尉官只要看到地图上标出的苏军集结地点，都会猜出只有斯大林、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知道的苏方的最高军事机密。
可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围，不论对德军尉官们还是对德军元帅们，都是非常突然的。
这怎么可能呢？
斯大林格勒依然没有失守，虽然投入了大量兵力，德军多次进攻依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在消耗殆尽的苏军的一些团里，也只剩下几十名战士。这承担起残酷战斗的超级重负的少数人正是使德国人思想产生迷乱的原因。
敌人不能设想，他们强大的兵力会被一小堆人打碎。在他们看来，苏军的后备力量似乎只是在准备增援苏联守军。在伏尔加河畔抗击保卢斯集团军进攻的战士们成了斯大林格勒进攻战的战略家。
而历史的无情的魔力隐藏得还要深些。在这里面，自由是可以产生胜利的。自由仍然是战争的目的，而一旦触碰到历史有魔力的手指，它便成了历史得心应手的工具。
三十四
一个老妇人抱着一捆干芦苇朝家门口走去，她的阴沉的脸流露出一副操心的神气。她从一部落满灰尘的吉普车旁边走过，又从军部的一辆坦克旁边走过，坦克上盖着帆布，一个角紧靠着房子的板墙。她瘦得皮包骨头，样子很不起眼，似乎再没有什么比这个从她家门前的坦克旁边走过的老妇人更平常的了。可是，这个老妇人，还有此时在棚子底下挤牛奶的模样平平的女儿，还有把一个指头杵到鼻孔里、看着牛奶从奶头里往外窜的她的浅色头发的外孙，却和驻扎在草原上的军队有重要关系，其重要程度超过世界上一切大事。
所有这些军队上的人：军部、集团军司令部的少校，坐在黑糊糊的乡下圣像下面抽香烟的将军，在俄罗斯炉灶上烧羊肉的将军们的炊事员，躲在仓库里用子弹和钉子做发卷儿的电话员姑娘，在院子里对着洋铁洗脸盆刮脸、一只眼看着镜子、一只眼看着天空留意着敌机的坦克手们——这钢铁、电力和汽油组成的整个战争世界，已成为一座座草原村庄长期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于老妇人来说，这里还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她看到今天在坦克上的小伙子们，就想起夏天那些疲惫无神的小伙子，那些小伙子步行来到这里求宿，一个劲儿担惊害怕，夜里都不睡，不时地到外面观望。
加尔梅克草原村落里的这个老妇人，和在乌拉尔给后备坦克军军部送铜茶炊的老妇人，和六月间在沃罗涅日把麦秸铺在地上让上校睡觉、一面望着窗外红红的火光画着十字的老妇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不论是要回屋里生炉灶的老妇人，还是走出门来的上校，谁都没有注意到。
加尔梅克草原上异常宁静，使人心旷神怡。这天早晨在柏林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是否知道，俄罗斯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脸转向西方，准备进攻和出击了？
诺维科夫在台阶上唤来司机哈里托诺夫：
“把我和政委的大衣带上，咱们要很晚才能回来。”
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走出门来。
“涅乌多布诺夫同志，”诺维科夫说，“要是有什么情况，您打电话给卡尔波夫，下午三点以后，就打电话给别洛夫和马卡罗夫。”
涅乌多布诺夫说：“会有什么情况呢？”
“那可说不定，也许司令员一下子来了呢。”诺维科夫说。
从太阳那边出现了两架铁鸟，朝村子飞去。飞得越来越快，响声越来越大，草原的安静一下子就被打破了。哈里托诺夫从汽车里跳出来，朝仓房的墙根下跑去。
“傻瓜，怎么，躲起自己的飞机来啦？”格特马诺夫喊道。
这时候其中一架飞机用机枪朝村子扫射起来，另一架飞机投下一枚炸弹。呼啸声，轰隆声。妇女尖叫起来，小孩子哭起来，爆炸掀起的土块纷纷往地上落。
诺维科夫听到炸弹下落的啸声，弯了弯身子。有一小会儿，一切都笼罩在灰尘与硝烟中，他能看见的只有和他站在一起的格特马诺夫。接着涅乌多布诺夫的身影也从灰尘与硝烟中露了出来。他直着身子、昂着头站在那里，像是木雕的，只有他没有弯下身子。
格特马诺夫脸色有些灰白，但是又兴奋，又快活，一面打裤子上的灰土，一面带着洋洋得意的自夸口气说：
“没什么，还行，裤子还没有湿，咱们的将军甚至连动都没有动呢。”
然后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去看炸弹坑周围的土飞得多么远。他们吃惊的是，远处房屋上的玻璃大都碎了，最近的房屋上的玻璃却好好的。他们又看了看倒下的篱笆。
诺维科夫觉得这两个第一次看到炸弹爆炸的人很有意思，看样子他们吃惊的是，把这枚炸弹造出来，带上天空又扔到地上，目的只有一个：炸死格特马诺夫的孩子的父亲和涅乌多布诺夫的孩子的父亲。原来，人在战场上就干这种事儿。
格特马诺夫坐上汽车以后，一个劲儿在谈这次空袭，后来自己打断自己的话，说：
“诺维科夫同志，你听我说这些话，也许觉得好笑，你遇到上千次轰炸，我这是头一回呀。”接着又换了话题，问道：“我问你，那个克雷莫夫好像被俘过吧？”
诺维科夫说：“克雷莫夫吗？你问他干什么？”
“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听到说起过他，说得很有意思。”
“他被围困过，至于被俘，好像没有。说他什么了？”
格特马诺夫没听到诺维科夫的话，捅了捅司机的肩膀，说：
“顺着这条大路可以到第一旅旅部，不用过那条沟。你瞧，我在战场上也是有眼力的。”
诺维科夫已经习惯了，格特马诺夫在交谈时从来不跟着对方走：一会儿他自己说，一会儿提问题，一会儿又是他说，一会儿又问起什么。似乎他的思想走的是没有规律的曲线。不过，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格特马诺夫常常谈起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随身带着很厚的一摞家人的照片，两次派人上乌法去送东西。可是他马上就爱上了卫生所那个很凶的黑发女医生塔玛拉·巴甫洛芙娜，而且爱得很深。有一天早晨维尔什科夫很痛心地对诺维科夫说：“上校同志，女医生夜里在政委那儿睡的，天快亮时候才出来。”
诺维科夫说：
“维尔什科夫，这不是您管的事。您别偷偷拿我的水果糖就好了。”
格特马诺夫不隐瞒他和塔玛拉·巴甫洛芙娜的关系，就是这会儿在草原上，他也把肩膀靠在诺维科夫身上，小声说：
“诺维科夫同志，有一个小伙子爱上咱们的女医生啦。”他带着亲热和惆怅的神气看了看诺维科夫。
“那是个政委。”诺维科夫说着，拿眼睛瞟了瞟司机。
“这也没什么，布尔什维克又不是和尚，”格特马诺夫小声说，“你要知道，我这个老糊涂蛋爱上她啦。”
他们沉默了几分钟。格特马诺夫又说起话来，似乎刚才说那一番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话的不是他。
“诺维科夫同志，你到了你熟悉的前方环境里，一点没有瘦。可是，就拿我来说，我天生是做党的工作的材料。我是在最艰难的一年到州党委工作的，如果是别人，会累出肺痨病的：粮食计划没有完成，斯大林同志两次打电话找我，可是我即使有点儿不自在，照样发胖，就像在疗养院一样。你现在就是这样。”
“鬼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材料，”诺维科夫说，“也许，我当真是打仗的材料吧。”
他笑起来。
“我发现，一看到什么有趣的事儿，我首先就想，别忘了对叶尼娅说说。刚才德国佬向你和涅乌多布诺夫扔下第一颗炸弹，我就想：一定要对她说说。”
“要作政治汇报吗？”格特马诺夫问道。
“就是，就是。”诺维科夫说。
“老婆嘛，当然啦，”格特马诺夫说，“老婆总是最亲近的。”
他们来到第一旅驻地，下了汽车。
在诺维科夫的脑子里经常有一长串的人、姓名、地名、大大小小的任务、明白的事和不明白的事、下达的和取消的指示。
夜里他有时忽然醒来，犯起愁来，他很怀疑：该不该进行超出瞄准器射程标尺刻度的远程射击？在行进中射击是否合适？各排排长是否能迅速而准确地判断战局的变化，独立决策，瞬息间发出命令？
然后他想象，一队一队的坦克冲破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的战线，冲进缺口，进行追击，和强击航空大队、自行炮队、摩托化步兵和工兵联合在一起，不断地向西推进，夺取渡口、桥梁，绕过布雷区，攻向敌人防御中心。他高兴激动得把两条光光的腿从床上荡下来，坐在黑暗中，兴奋得喘粗气。
他从来不想把夜里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格特马诺夫。
他在草原上比在乌拉尔的时候更经常对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感到恼火。
他在心里说：“你们是专拣甜饼子吃的。”
他已经不是一九四一年那样子了。他比以前喝酒喝得多。他常常骂娘，常常发火。有一次他差点对燃料供应处处长动手。
他看到，有些人很怕他。
“他妈的谁知道我是不是天生打仗的材料，”他说，“不过顶好还是跟自己喜欢的娘们儿住在森林小屋里。白天去打打野味，晚上回来。她做好了吃的，吃过就睡觉。战争可是不能养活人。”
格特马诺夫侧歪着头，仔细看了看他。
第一旅旅长卡尔波夫上校圆滚滚的脸，红头发，晶亮的蓝眼睛，这样的眼睛只有头发很红的人才有。他在战地无线电台旁边碰到了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
他的作战经历有一段时间和西北战线的战斗有关系；在那里，卡尔波夫不止一次把自己的坦克埋到土里，把坦克变成固定的火力点。
他和诺维科夫、格特马诺夫一起朝第一团驻地走去，那神气就好像他是主要首长，他的动作是那样从容。
从他的体质来看，似乎他应该是一个喜欢喝酒和美食的和气人。但他却是另外一种性格：不爱说话，对人很冷淡，器量又小，又多疑。他从不热情招待客人，是一个出了名的小气鬼。
格特马诺夫称赞了他们为坦克和大炮挖掘掩蔽所的认真态度。
这位旅长什么都考虑到了，既考虑了坦克威胁的方向，又考虑到侧翼进逼的可能性，他只是没有考虑到，即将开始的战斗可能让他带领全旅迅速地冲进缺口，转向追击。
诺维科夫看到格特马诺夫又点头又说话表示赞许，十分生气。
可是卡尔波夫就好像故意给诺维科夫火上浇油似的，说：
“上校同志，请允许我来说说。在敖德萨我们就隐蔽得很好。那天傍晚我们发起反攻，狠狠打了罗马尼亚人一顿，到夜里遵照集团军司令员的命令，我军像一个人似的进入海港，上了轮船。罗马尼亚人到上午十点钟才猛醒过来，急忙进攻已被我们遗弃的战壕，可是我们已经在黑海上的轮船上了。”
“你们现在面对的不是罗马尼亚人的空战壕啊。”诺维科夫说。
卡尔波夫能不能在进攻时期日日夜夜地往前冲，把敌人的作战部队、防御中心抛在后面？……能不能不顾自己的前方后背、左右侧翼，一心只想着追击，一直往前冲？他不是那种性格，不是的。
周围的一切依然带着已经过去的暑热的痕迹；奇怪的是，空气如此凉爽。坦克手们干着士兵们的家常事：有的把小镜子搁在炮塔上，坐在钢甲上刮脸，有的在擦枪，有的在写信，有的在地上铺了帆布，在上面打扑克牌，有一大堆小伙子闲着没有事儿，围着一位卫生员姑娘说笑。在辽阔的天空下、广袤的大地上的这幅平常的画面，充满了黄昏前的惆怅情调。
这时候，一位营长朝着走到跟前的三位首长跑来，一面跑一面抻平制服上衣，尖声喊着：
“全营立正！”
诺维科夫就像和他作对似的，回答说：
“稍息！稍息！”
在政委随便说着话走过的地方响起笑声，坦克手们互相看了看，他们的脸显得更快活了。政委问一些人，离开乌拉尔的姑娘，心里什么滋味；又问，是不是一写信就写很多张纸；还问，在草原上能不能天天收到《红星报》。
政委狠狠批评了军需官。
“弟兄们今天吃的什么？昨天吃的什么？前天吃的什么？你这三天也是吃大麦米加青番茄汤吗？好吧，把炊事员叫来，”他在坦克手们的一片笑声中说，“让他说说，他给军需官做什么吃的。”
他一再询问坦克手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情形，好像是责备队列军官不关心士兵生活：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光知道操心战术，战术。”
军需官是一个痩痩的人，穿着落满灰土的胶布靴子，一双手通红通红的，好像洗衣妇的手，刚刚在冷水里涮过衣服。他站在格特马诺夫面前，不住地咳嗽。
诺维科夫可怜起他来，就说：
“政委同志，咱们是不是一块儿从这儿上别洛夫那儿去？”
格特马诺夫从战前起，就不愧是一个很好的群众工作者和领导者。他一开始说话，人们就开始笑，他的话简单明了，生动活泼，还常常带上几句粗话，一下子就会抹掉州委书记和穿着肮脏工装的普通人之间的界限。
他常常关心生活问题：是不是能按时领到工资，乡村商店和工人合作社有没有次货，宿舍里暖气设备好不好，田间宿营地是否筑好了炉灶？
他和上了年纪的工厂女工和农庄女庄员说话特别随便，特别和善，大家都很欣喜地看到，书记是人民的勤务员，他常常严厉地批评管供应的人，批评公共宿舍的保卫人员，如果工厂厂长和农机站站长不关心干活儿的人，他也一样毫不留情地谴责。他是农民的儿子，自己也在工厂里做过钳工，工人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他在自己的州党委办公室里操心的却总是他对国家负的责任，莫斯科的忧虑是他的主要忧虑；关于这一点，大工厂的厂长们知道，农村区委书记们也知道。
“你在破坏国家的计划，明白吗？党证你想要不要？你可知道，党委托给你的是什么？还有什么说的？”
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人笑，没有人说玩笑话，也不谈公共宿舍里的开水或者车间的绿化。在他的办公室里批准硬性的生产计划，谈的是提高生产定额，谈的是住房建筑暂缓进行，要把腰带勒得更紧些，更坚决地降低成本、提高零售商品价格。
当他在州党委主持会议的时候，特别能显示出这个人的本事。在这些会议上常常会出现一种感觉，所有的人不是带着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到他的办公室里来的，而是为了来帮助格特马诺夫，整个会议进程事先已经由格特马诺夫的毅力、智慧和意志安排定了。
他说话声音不高，从容不迫，他相信听他说话的人都在专心地听着。
“你说说你那个区的情形，同志们，咱们让农业专家发发言。如果你，彼得·米海洛维奇，能补充补充，就更好啦。让拉齐科说说吧，他在这方面不是十分顺利。你，罗季昂诺夫，我看出来啦，也想发发言；同志们，依我看，问题很清楚啦，可以做结论啦，我想，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同志们，这儿有一份决议草案，罗季昂诺夫，你念念吧。”
罗季昂诺夫本来想表示怀疑，甚至想争论争论的，这一来就很用心地念起决议，一面侧眼看着会议主席，担心自己是不是念错了字句。
“就这样吧，同志们都没有意见。”
不过，最了不起的是，格特马诺夫在要求各个区委书记完成计划的时候，在削减农庄劳动日可怜的报酬的时候，在降低工人工资的时候，在要求降低成本、提高零售价格的时候，在很感动地和农村妇女谈话，表示同情她们生活困难的时候，在看到工人住房拥挤表示难过的时候，他都能显得很真诚，很自然。
这是很难理解的。不过，难道现实中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容易理解吗？在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走到汽车跟前的时候，格特马诺夫对送他们的卡尔波夫开玩笑说：
“我们只有在别洛夫那儿吃午饭了，您和您的军需官的午饭我们就吃不成了。”
卡尔波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