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政委同志，目前还没有让军需官动用前方仓库的东西。至于他本人，顺便说说，他什么也不吃，正在害胃病。”
“害胃病，哎呀呀，那可真糟。”格特马诺夫说着，打了一个呵欠，把手一挥。“好啦，我们走啦。”
别洛夫旅与卡尔波夫旅相比，向西挺进了很远。
别洛夫瘦瘦的，大鼻子，两条腿弯弯的，又长又粗。他头脑灵活机敏，说话像开机关枪一样。诺维科夫很喜欢他。
诺维科夫认为他是生就的坦克军里猛冲快攻的好手。
虽然参加战斗的时间不长，他博得的评价是很好的。十二月里他在莫斯科附近对敌人后方进行过坦克袭击。
可是现在诺维科夫很不放心，只看这位旅长的毛病：酗酒，放荡，追逐女人，健忘，得不到下属的爱戴。别洛夫没有采取防御措施。看样子，别洛夫不关心这个旅的物质技术供应问题。他关心的只是燃料和弹药的供应。至于如何修理坦克，如何从战场上撤出受损伤的坦克，他也不够关心。
“您这是怎么啦，别洛夫同志，不管怎么说，这不是在乌拉尔，是在草原上呀。”诺维科夫说。
“是啊，就像一群茨冈人，营地太不像样子了。”格特马诺夫补充说。
别洛夫马上回答说：
“在防空方面，我采取了措施；至于地面的敌人，并不可怕。我认为，在这样的后方，敌人不可能来。”
他吸了一口气，说：
“不希望防守，一心想往前冲。等着心里憋得难受，上校同志。”
格特马诺夫说：
“好样的，别洛夫，好样的。真是当今的苏沃洛夫，真正的大将之材。”然后把称呼换成“你”，用亲热的口气小声说：“政治部主任告诉我，好像你和卫生所的一位护士勾搭上啦，是真的吗？”
别洛夫因为听到格特马诺夫的亲热口气，一下子没有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就问道：
“对不起，他说什么了？”
不过，不等对方重复，那句话就进入了他的意识，他不好意思起来。
“我也是个男子汉呀，没办法，政委同志，天天在野地里嘛。”
“可是你有老婆，还有一个孩子呀。”
“三个。”别洛夫带着忧愁的神气纠正说。
“噢，你瞧，三个孩子呢。指挥部撤掉了第二旅的一名很好的营长布兰诺维奇，采取了严厉措施，在出发之前派科贝林接替了他，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儿呀。你给下属做的什么样子，嗯？还是苏联军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呢。”
别洛夫恼了，大声说：
“这事儿怪不得哪一个，因为我没有强迫她。做这种榜样的有您，有我，也有您的爹。”
格特马诺夫没有提高嗓门儿，却把称呼又换成“您”，说：
“别洛夫同志，别忘了您是党员。在上级首长和您说话的时候，要好好地站着。”
别洛夫换成军人的完全像木头一样的姿势，说：
“对不起，政委同志，我当然明白，当然能认识到。”
格特马诺夫对他说：
“我相信你在军事上是有成绩的，军长也相信你，只是不要在个人生活上出问题。”他看了看表。“诺维科夫同志，我要回军部去，不能和你一起上马卡罗夫那儿去了。我借用一下别洛夫的汽车。”
等他们走出掩蔽所，诺维科夫憋不住，问道：
“怎么，想塔玛拉了吗？”
格特马诺夫带着使人不解的神气用冷冷的眼睛看了看他，用不满意的口气说：
“方面军军委委员有事找我呢。”
诺维科夫在回军部之前，又去看了他很喜欢的第三旅旅长马卡罗夫。
他们一块儿朝湖边走去。有一个营驻扎在湖边。
马卡罗夫脸色苍白，眼睛流露着忧郁的神气，似乎这样的眼睛不可能属于一个重型坦克旅旅长，他对诺维科夫说：
“上校同志，在德国佬赶着我们在芦苇丛里到处跑的时候，白俄罗斯那片沼地，您还记得吗？”
诺维科夫记得白俄罗斯那片沼地。
他想了想卡尔波夫和别洛夫。显然，问题不仅在于经验，还在于天性。应该让指挥员们取得他们所缺乏的经验。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压制他们的天性。不能把歼击航空兵调为工兵。不是所有的人都像马卡罗夫一样，既能守，又善攻。
格特马诺夫说自己天生是做党的工作的材料。那么，马卡罗夫就是当兵的材料。不能派错了用场。马卡罗夫呀，马卡罗夫，真是一员好战将！
诺维科夫不希望听马卡罗夫汇报。他喜欢和他商量，和他交换意见。在进攻中怎样配合步兵和摩托化步兵，配合工兵，配合自行炮炮兵？在进攻开始后，他们对敌人的意图和行动的推测是否彼此相符？他们对敌人防坦克力量的估计是否一致？怎样才能正确地确定展开兵力的界线？
他们来到营指挥所。
指挥所在一条不深的干沟里。营长法托夫一看到诺维科夫和旅长，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觉得营部的掩蔽所太不像样子，不配接待这样的高级客人。而且还有一名战士拿火药撒在木柴上生火，炉子里哧啦哧啦响着，好像有意使人难堪。
“同志们，咱们要记住，”诺维科夫说，“咱们这个军将担负的是整个前线最重要的一部分任务，我又把其中最困难的部分交给了马卡罗夫，据我所知，马卡罗夫又把自己任务中最复杂的部分交给了法托夫。至于怎样完成任务，这是你们自己需要考虑的。我在战斗中不会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你们。”
他向法托夫询问了怎样跟团部和各连连长进行联系的问题、电台工作情况、弹药数量问题、发动机检修问题、燃料质量问题。
在分手之前，诺维科夫说：
“马卡罗夫，全准备好了吗？”
“没有，上校同志，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再有三天能行吗？”
“上校同志，能行。”
诺维科夫坐上汽车以后，对司机说：
“哈里托诺夫，怎么样，马卡罗夫这儿好像一切都像个样子吧？”
哈里托诺夫侧眼看了看诺维科夫，回答说：
“上校同志，这儿的样子吗，当然啦，一个个都像样得很。食品供应处处长喝得醉醺醺的，营里有人来领压缩食品，可是他睡觉去了，把钥匙带走了。等到把他找了来，他又找不到钥匙了。一位司务长对我说，连长把弟兄们的酒都领了去，给自己过命名日，把酒全喝光了。我想把备用车胎补一补，可是他们连胶水都没有。”
三十五
涅乌多布诺夫将军在军部的房屋里朝窗外看了看，在一团灰尘中看到了军长的吉普军，非常高兴。
在他小时候，有一天大人都出门去了，他觉得一个人在家里没有人管束了，十分高兴，可是，把门一关上，他就觉得好像有贼，好像失火了，于是他从门口到窗口来来回回地走着，呆呆地听着，拿鼻子嗅着，闻闻有没有烟味。
现在他也体验到这种束手无策的感觉，过去他管理大事的一些方法，在这里全用不上。
万一敌人突然来了呢？要知道，从军部到前方也只有六十公里。在这儿不能用撤职来吓唬坦克，不能谴责坦克和阶级敌人有关系。要是坦克一个劲儿地猛冲过来，拿什么来阻挡坦克呢？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却使涅乌多布诺夫感到十分惊讶——国家愤怒的威力曾经使千千万万人服服帖帖，心惊胆战，现在，在这前线上，在德国人冲过来的时候，竟一钱不值了。德国人不填写履历表，不在大会上交代自己的历史，也不必因为父母在革命前的经历担惊受怕。
他所喜欢、所依靠的一切，他的命运和他的孩子们的命运，已经不在伟大而威严、他觉得可亲可爱的国家保护之下了。于是他第一次带着不好意思和友好的心情想到诺维科夫。
诺维科夫一走进军部的房子，就说：
“将军同志，我看到了，马卡罗夫是好样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独立地解决突然出现的问题。别洛夫可以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别的事他不懂。至于卡尔波夫，则是一个慢性子、没有冲劲儿的人，需要督促。”
“是啊，是啊，干部决定一切嘛。要时时考察干部，这是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涅乌多布诺夫说。又很快地说：“我一直在想，这小镇上有德国间谍，今天早晨一定是这暗藏的坏家伙招引飞机来轰炸咱们军部。”
涅乌多布诺夫在对诺维科夫说起军部的一些事情时，说：
“现在有友邻部队和加强部队的一些指挥官要上咱们这儿来，没什么特别事儿，只是来认识认识，拜访拜访。”
“很遗憾，格特马诺夫上方面军司令部去了。谁知道他去干什么？”诺维科夫说。
他们约定一起吃午饭。诺维科夫便朝自己的住处走去，洗了脸，换换落了许多灰尘的上衣，宽宽的小镇街道上空荡荡的，只有炸弹坑旁边站着一个老头子，正是诺维科夫的房东老大爷。老人家伸着两条胳膊在弹坑旁边测量着，就好像这弹坑是挖出来派什么用场的。诺维科夫走到他跟前，问道：
“老大爷，您在这儿干什么？”
老人家像当兵的那样行了一个军礼，说：
“首长同志，一九一五年我做过德国人的俘虏，在德国给一个女主人干过活儿。”他指了指弹坑，然后又指了指天空，挤了挤眼睛。“这一定是那一家的少爷，狗崽子，飞来啦，来看我呢。”
诺维科夫大笑起来：
“哎哟，您这老人家！”
他朝格特马诺夫住的房子看了看，看到那面窗子上的护窗还关着。他朝台阶上的岗哨点了点头，忽然想道：“格特马诺夫上方面军司令部去干他妈的什么？他究竟有什么事？”他心中闪过一个惴惴不安的念头：“真是一个伪君子，他怎么能责备别洛夫行为不端呢，他自己就和塔玛拉有事嘛，真是可怕。”
但是诺维科夫马上就觉得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了，他不是生性多疑的。他拐过屋角，看到一块空地上有几十个小伙子，可能是区兵役局动员的新兵，正在水井旁边休息。
带领这些小伙子的一名士兵，因为走累了，用军帽蒙着脸，睡着了，在他旁边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包裹和提箱。小伙子们显然走了不少路，腿脚累了，有几个小伙子脱光了鞋袜。他们的头还没有剃光，远看很像一群农村的学生，正在课间休息。他们瘦瘦的脸、细细的脖子、淡黄的头发、用父亲的上衣和裤子改做的带补丁的衣服，所有这一切都带有孩子气。有几个人在玩着孩子们的传统游戏，当年这位军长也玩过的：在远处挖一个小坑，眯起一只眼睛，瞄一瞄，拿铜板朝小坑里扔。其余的小伙子在看着他们玩儿。只有他们的眼睛不像小孩子的眼睛，流露着惶惶不安和忧愁的神气。
他们发现了诺维科夫，就朝睡觉的士兵看了看，看样子，是想问问他，在这位军队首长从他们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们能不能扔铜板，能不能照样坐着。
“玩吧，小伙子们，玩吧。”诺维科夫用温和的声音说着，并且朝他们招了招手，便走了过去。
他心中涌起一股剧烈的怜悯，这股感情来得异常猛烈，他甚至因此感到张皇失措。大概是这一张张痩瘦的、大眼睛的孩子气的脸，这寒碜的农村服装，一下子干脆了当地说明白了：这都是一些孩子，一些小孩子……在军队里，孩子气和天性往往隐藏在军帽底下，隐藏在军姿中，靴子的吱咯声和经过磨练的动作言语中。现在这一切却赤裸裸地表露在外面。
他走进房里。奇怪的是，在今天的一些复杂不安的想法和观感之中，最使他忧虑的是他看到了这些孩子新兵。
“有生力量，”诺维科夫自言自语说，“这就叫有生力量呀，有生力量。”
他在军队里这么多年，只知道害怕上级责备他损失技术装备和弹药，责备他延误时机，责备他不爱护机器、马达、燃料，责备他擅自放弃制高点和要道口……还没有见到过上级领导听说战斗中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而真正动气的。有时候一个领导者把大批的人推到炮火下，为的是免得上级领导发火，并且可以为自己辩护，把两手一摊，说没有办法呀，我已经把一半人力用上去，可是还是无法夺取指定的阵地。”
有生力量啊，有生力量。
他有几次看到，有些领导把有生力量赶到炮火下，甚至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或者形式主义地执行命令，而是为了逞雄，固执己见。战争的秘密及其悲剧性，就是一个人有权力叫另一个人去死。这种权力所依靠的基础是：人们为了共同事业，可以赴汤蹈火。
诺维科夫有一个朋友，本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指挥员，他在前沿观察所的时候也不愿改变自己的习惯，每天要喝新鲜牛奶。每天早晨都有第二梯队的士兵冒着敌人的炮火用暖水瓶给他送牛奶。有时德军把送牛奶的士兵打死了，诺维科夫的那个朋友，那个好人，就没有牛奶喝了。到第二天，又派另外的士兵冒着炮火用暖水瓶给他送牛奶。这个通情达理、关怀下属的好人心安理得地喝他的牛奶，他手下的士兵都称他父亲。这种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不一会儿，涅乌多布诺夫就来找诺维科夫。诺维科夫一面对着小镜子匆忙而细心地梳理头发，一面说：
“将军同志，是啊，战争总归是很可怕的事！把一些小孩子赶来补充兵力了，您看到吗？”
涅乌多布诺夫说：
“是啊，这样的部队太嫩，太年轻了。我把那个带队的兵叫醒了，我说要把他送到惩戒连里去。他也不管管他们。不像什么军队，乱糟糟的，简直是乌合之众。”
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有时写道，一个地主新来安家，邻近的地主纷纷前来拜访。天黑时有两部小汽车来到军部门前，主人便出来迎接客人：来客是炮兵师师长、榴弹炮团团长和火箭炮旅旅长。
……亲爱的读者，咱们手挽着手，一同去我的芳邻达吉雅娜·鲍里索芙娜的庄园吧……<a id="noteBack_18" href="#note_18">[18]</a>
诺维科夫已经从前方的一些故事和指挥部的通报中熟悉了上校炮兵师长，甚至能清清楚楚地想象出他的外表：紫红色脸膛，圆圆的脑袋。可是，他原来已经上了年纪，而且腰背也佝偻了。
上校那一双愉快的眼睛似乎错误地安到了一张忧郁的脸上。有时他的眼睛笑得那样有神，似乎这双眼睛才是上校的灵魂，而那皱纹、那弯腰弓背本来就不应该和这双眼睛连接在一起。
榴弹炮团团长洛帕津不仅可以被看做炮兵师长的儿子，甚至可以被看做他的孙子。
火箭炮旅旅长马基德是一个黑脸汉子，翘翘的上嘴唇上有一抹黑黑的小胡子，因为过早地谢顶，额头显得很高，他是一个能说会道、喜欢俏皮话的人。
诺维科夫把客人带进屋里，桌上已经摆好了酒菜。
“请尝尝乌拉尔口味。”他指着碟子里的腌蘑菇和醋渍蘑菇说。本来做出很优美的姿势站在餐桌旁的炊事员，一下子红了脸，噢呀一声，便走开了，他觉得难为情。
维尔什科夫凑到诺维科夫耳朵上，指着桌上，小声说：
“来吧，把酒瓶打开。”
炮兵师师长莫罗佐夫用指甲比着玻璃杯上四分之一往上一点儿的地方，说：
“无论如何不能再多，我的肝不好。”
“您呢，中校同志？”
“我身体好着呢，斟满吧，没问题。”
“我们的马基德可是好样儿的。”
“少校同志，您的肝怎么样？”
榴弹炮团团长洛帕津用手捂着自己的杯子，说：
“谢谢，我不喝酒。”
他把手移开，又说：
“象征性地斟一点点儿吧，咱们好碰杯。”
“洛帕津是学前儿童，喜欢吃糖。”马基德说。
他们祝贺共同作战取得胜利，一齐把杯干了。于是，像常有的场合一样，大家谈起和平时期彼此都相识的大学和中学里的同学。
大家又谈到前线的领导，谈到驻扎在秋季寒冷的草原上何等凄凉。
“怎么样，快结婚了吧？”洛帕津问道。
“是要结婚了。”诺维科夫说。
“是啊，是啊，我们的‘卡秋莎’到哪儿，哪儿就可以举行婚礼。”马基德说。
马基德坚信他指挥的火箭炮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杯酒下肚之后，他流露出一副强者爱护弱者的神气，话里话外嘲讽，怀疑，自视颇高，这令诺维科夫十分反感。
诺维科夫近来常常在心里估量，叶尼娅会怎样看待前方这个人或那个人，他在前方的这个或那个战友如果和叶尼娅在一起，会说些什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诺维科夫觉得，如果马基德见了叶尼娅，一定会缠住不放，装腔作势，又吹牛，又说笑话。诺维科夫感到不安，感到有妒意，似乎马基德在拼命向叶尼娅卖弄聪明，似乎叶尼娅正在听他的俏皮话。他也想向她显示显示自己的聪明，他想说说，了解和认识同自己并肩战斗的人，事先能判断出他们在战斗环境中的所作所为，有多么重要。他想说说，对卡尔波夫就需要督促，对别洛夫就需要劝阻，至于马卡罗夫，不论进攻或防守，都是一样地迅速、灵活，应付裕如。
毫无意思的闲谈引起了争论。在不同兵种的指挥官之间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争论。争论虽然很热烈，不过从实质上说，也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是啊，人需要的是指引和教导，强迫其改变心意是不应该的。”莫罗佐夫说。
“人需要的是坚定不移的领导，”涅乌多布诺夫说，“不应该怕负责任，应该把责任承担起来。”
洛帕津说：
“谁没有到过斯大林格勒，就根本算不上见过战争。”
“不过，对不起，”马基德反驳说，“斯大林格勒又怎么样？英勇，顽强，坚决，这我不抬杠，抬杠是好笑的！我虽然没有到过斯大林格勒，但是我可以大胆地说，我见过战争。我是进攻的军官，参加过三次进攻，可以说，我亲自冲锋，亲自冲进突破口。我的火箭炮发挥了威力，不仅超越了步兵，而且超越了坦克，也可以说，超越了空军。”
“哼，中校同志，说什么超越坦克，您算了吧，”诺维科夫恼火地说，“坦克是运动战的主人，这是没有话说的。”
“还有一种十分简单的办法，”洛帕津说，“在胜利的时候把一切归于自己。在失败的时候把一切推给友邻部队。”
莫罗佐夫说：
“唉，友邻呀，友邻，有一次，步兵部队的一位将军请求我用炮火支援他。‘快，朋友，请向那边的高地发炮。’‘用多大口径的？’他却骂起娘来，说：‘开炮就是了，别管那一套！’后来才了解，原来他既不知道口径，也不知道射程，而且连地图也看不明白，只知道：‘开炮，开炮，打他妈的……’对下属只知道叫喊：‘往前冲，要不然把你的牙打掉，老子枪毙你！’可是却自认为掌握了战争的全部奥妙。这也算友邻部队长官，就请您多多关照吧。而且你还要归他统制呢，他是将军嘛。”
“唉，对不起，您说的话和我们的情况毫不相干，”涅乌多布诺夫说，“在苏联部队里没有这样的指挥官，更没有这样的将军！”
“怎么没有？”莫罗佐夫说。“打了一年仗，我遇到的这种自作聪明的人有多少呀，他们只知道拿手枪吓唬人，骂娘，毫无意义地把人赶到炮火下面。就比如不久前，有一位营长简直哭着说：‘我干吗要赶着人去叫机枪扫？’一位将军师长握起拳头对着这位营长吆喝：‘要么你马上带人去冲，要么我把你当狗一样打死。’于是他带着人冲上去，就好像带着牲口上屠宰场。”
“是啊，是啊，这就叫做：为所欲为，”马基德说，“将军们为所欲为不光在这方面，他们随随便便糟蹋电话员姑娘。”
“他们写两个字至少要有五个错误。”洛帕津说。
“就是，就是，”莫罗佐夫没有听清楚就说，“跟他们在一起作战就要多流血。他们的本事就在于不怜惜人。”
莫罗佐夫的话引起诺维科夫的同感。他在军队里这么多年，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
他忽然说：
“怎么能怜惜人呢？如果一个人怜惜人的话，他就不应该来打仗了。”
今天他看到那些孩子新兵，心里十分难受，他很想说说他们的事。可是他并没有说出他的一片好心的话，而是带着一股突如其来的、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恼恨和粗暴劲儿又接着说：
“这怎么能怜惜人呢？战争所以是战争，就是不能怜惜自己，也不能怜惜别人，主要的问题是：不等把人训练好就编进军队，就把重要的装备交给他们。请问，该怜惜谁呢？”
涅乌多布诺夫拿眼睛很快地打量了一遍大家的脸。
涅乌多布诺夫曾经毁掉不少好人，就像此刻坐在桌旁的这样的人。诺维科夫忽然产生一种使他吃惊的想法：此人可能制造的不幸，也许不次于在前沿阵地上等待着莫罗佐夫，等待着他诺维科夫，等待着马基德、洛帕津和今天在小镇上休息的农村小伙子们的不幸。
涅乌多布诺夫用教训的口气说：
“这不符合斯大林的教导。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最宝贵的是人，是我们的干部。我们最宝贵的财产是干部，是人，应当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他们。”
诺维科夫看到，大家听了涅乌多布诺夫的话，露出赞许的表情。他心里想：“这就有意思了。我在他们眼里成了禽兽中的禽兽，涅乌多布诺夫却成了怜惜人的人。很遗憾，格特马诺夫不在这儿，他可是更像一位圣人。我和他们在一起，总是这样。”
他打断涅乌多布诺夫的话，已经是非常粗暴、非常恼恨地说：
“咱们的人是很多的，装备却很少。任何一个笨蛋都会造人，不像造坦克、造飞机。如果要怜惜人的话，就别担任指挥官！”
三十六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上将召见坦克军的领导人诺维科夫、格特马诺夫、涅乌多布诺夫。
昨天叶廖缅科上各旅里去过，但是没有去军部去。
应召前来的几个人坐在这里，侧眼看着叶廖缅科，不知道他要和他们谈什么。叶廖缅科发现格特马诺夫在打量小床上皱皱巴巴的枕头，就说：“脚疼得厉害。”并且用粗话骂起自己的脚。大家都没有说话，一齐看着他。
“总的说，你们军准备工作做得不坏，已经准备好了。”叶廖缅科说。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看了看诺维科夫，可是诺维科夫听到司令员的称赞并没有露出喜色。叶廖缅科觉得有点儿奇怪：一位军长受到难得夸奖人的司令员的夸奖，反应竟如此淡漠。
“上将同志，”诺维科夫说，“我已经向您报告过，集中在草原干沟地带、准备加入本军编制的一三七坦克旅，一连两天遭到我们的强击航空部队的轰炸。”
叶廖缅科眯起眼睛，在揣测他的用心：是想撇清自己呢，还是在控告空军指挥官？
诺维科夫皱起眉头，又说：
“幸亏没有击中。他们不会轰炸。”
叶廖缅科说：
“那也罢了。他们还要支援你们的，他们会弥补自己的过失。”
格特马诺夫插话说：
“司令员同志，我们当然不会和斯大林的空军发生什么争执。”
“就是，就是，格特马诺夫同志。”叶廖缅科说，并且问：“噢，怎么样，您见过赫鲁晓夫吗？”
“赫鲁晓夫同志吩咐我明天去。”
“他是在基辅认识您的吗？”
“司令员同志，我和赫鲁晓夫同志一起工作差不多有两年。”
“请问，将军同志，是不是有一次我在季齐安·彼得罗维奇家里看到过你？”
“是的，”涅乌多布诺夫回答说，“那一次是季齐安·彼得罗维奇把您和沃罗诺夫元帅一起叫去的。”
“不错，不错。”
“上将同志，我有一段时期依照季齐安·彼得罗维奇的要求暂时担任人民委员。所以我常常上他家里去。”
“就是嘛，我看着面熟嘛。”叶廖缅科说。他想对涅乌多布诺夫表示一下自己的好意，就又说：“将军同志，你在草原上不觉得寂寞吧，我想，居住条件不坏吧？”
他还没有听到回答，就满意地点了点头。
等到三个人要出门的时候，叶廖缅科又唤了诺维科夫一声：
“上校，你过来。”
诺维科夫从门口转回来，叶廖缅科欠起身来，把他那发了胖的农民的身体抬高到桌子上方，唠叨说：
“你瞧，一个和赫鲁晓夫在一起工作过，一个和季齐安·彼得罗维奇一起工作过，可是你，是大兵出身，狗崽子，要记住：你要带领全军完成突破任务。”
三十七
在一个寒冷而阴暗的早晨，克雷莫夫出了医院。他不回驻地，径直去见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托谢耶夫将军，汇报自己这次来斯大林格勒的情形。
克雷莫夫很走运——托谢耶夫从早晨起就在自己的衬了灰色木板的办公室里，并且立即接见了克雷莫夫。
这位政治部主任的外表与他的姓氏相符<a id="noteBack_19" href="#note_19">[19]</a> 。他侧眼看着不久前晋升将军后穿上的新的将军服，抽着鼻子，闻着来人身上发出的医院的石碳酸气味。
“因为负伤，我没有完成‘6-1’号楼的任务，”克雷莫夫说，“现在我可以再上那里面去。”
托谢耶夫用不满的目光狠狠看了看克雷莫夫，说：
“不用了，您给我写一份详细的报告吧。”
他没有提任何问题，对于克雷莫夫的汇报既不表示赞成，也不指责。正如往常一样，在这寒碜的农舍里，将军服和勋章显得十分奇怪。不过，奇怪的不光是这一点。
克雷莫夫无法理解，他有什么地方使上级领导这样阴沉，这样不满意。克雷莫夫来到政治部总务处领取饭票，交验食品供应卡，办理出差回来的手续，补办住医院的手续。在办公室里的人为他办理手续的时候，他坐在凳子上，打量着男男女女工作人员的一张张脸。
这里没有人对他感兴趣，他从斯大林格勒回来，他的负伤、他的所见所闻、他经历的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什么也算不上。总务处的人都忙着办事情。打字机嘀嗒嘀嗒，办公纸沙啦沙啦，工作人员的眼睛在克雷莫夫的身上微微一扫，就又埋进打开的文件夹和堆在桌上的文件里。
有多少皱得紧紧的额头！一双双眼睛里流露着多么紧张的思考神情，多么专心致志，那翻阅文件的手，动作多么从容、多么熟练！
偶尔突然焦躁不安地打一个呵欠，偷偷地很快看一眼手表（是不是快到午饭时间了？），这双或那双眼睛里有时会出现淡淡的灰色阴影——只有这些现象能说明在这沉闷的办公室里，这些人有多无聊和苦闷。
克雷莫夫熟识的政治部第七科的一位指导员来办公室里看了看。克雷莫夫便和他一起到过道里抽烟。“您回来啦？”指导员问。“是的，回来啦。”
因为指导员没有问他在斯大林格勒见到什么和干了一些什么，他便开口问道：
“你们政治部有什么新闻？”
主要的新闻是，旅级政委在重新评定中终于得到了将军头衔。这位指导员带着嘲笑的口气说，托谢耶夫盼望这新的队列头衔，都急得生病了，因为他早就请军队里最好的裁缝做好了将军服，可是等呀等呀，莫斯科老是不给他将军头衔。有一种可怕的说法，说是在重新评定中有些团级和一级营政委将得到大尉和上尉头衔。
“您想想看，”这位指导员说，“像我这样，在部队的政工机关干了八年，得一个尉官头衔，能想得通吗？”
还有一些新闻。政治部情报科副科长奉命回到莫斯科，回到总政治部，得到提拔，被任命为卡里宁前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
政治部的所有一级指导员以前是在科长级食堂就餐的，现在根据军委委员指示，待遇与一般指导员相同，在普通食堂就餐。还有一道指示，要出差的人交出就餐券，也不发给他们干粮。曾经为前线报社的诗人卡茨和塔拉拉耶夫斯基申请红星勋章，但是根据谢尔巴科夫的新指示，前方新闻工作人员的奖励必须通过总政治部，所以两位诗人的材料又送到莫斯科，这时候前方的获奖名单已经由司令员批过了，被批准的名单上的获奖人已经在举杯庆祝自己得政府奖了。
“您还没有吃饭吧？”这位指导员问道。“咱们一块儿去吃饭。”
克雷莫夫说，他还在等着办手续。
“那我先去了。”指导员说。并且在临走时很随便地开玩笑说：“要抓紧时间，要不然咱们就要上军人商店食堂去拼命，去和非军职人员，和打字员姑娘们一起吃饭了。”
一会儿，克雷莫夫也办好了手续，来到外面，吸了一口秋天的潮湿空气。
为什么政治部主任用那样阴沉的脸色迎接他？有什么地方使这位主任不满意？是克雷莫夫没有完成任务？是政治部主任不相信克雷莫夫负伤，怀疑他胆怯？是因为克雷莫夫越过顶头上司直接来见他，而且不是在接待时间，所以他生气？是因为克雷莫夫两次称呼他“旅级政委同志”，而没有称呼他“少将同志”？也许，这与克雷莫夫无关，而是因为别的什么事？是因为托谢耶夫没有得到库图佐夫勋章？是收到了告知妻子生病的家信？谁又能知道，为什么政治部主任这天上午心情这样坏？
克雷莫夫在斯大林格勒待了几个星期，已经不习惯这阿赫图巴河中游地方的情形。政治部领导人和同事们的冷漠目光，食堂服务员们的冷漠目光，他已经很不习惯了。在斯大林格勒可不是这样！
黄昏时候他回到自己住的屋子。主人家的狗非常热情地欢迎他。那狗好像是由不同的两半拼成的：后面一半的毛是棕红色的，而长长的头是黑白相间的。狗的两半都在表示欢迎：棕红色的毛茸茸的尾巴不住地摇着，黑白相间的头扎到克雷莫夫的手里，用和善的棕色眼睛很亲热地看着他，在朦胧的暮色中，似乎是两只狗在和克雷莫夫亲热。狗和他一起进了过道。正在过道里忙活的女房东很生气地对狗说：“该死的，滚出去！”然后才像政治部主任那样，阴沉着脸和克雷莫夫打招呼。
住过了斯大林格勒那可亲可爱的、用防雨布做门的土室，那潮湿的、烟气腾腾的掩蔽所，他觉得这安静的小屋、这罩了白枕套的枕头、这挑花窗帘是那么不舒服，那么冷清。
克雷莫夫坐到桌旁，开始写报告。他写得很快，偶尔查看一下在斯大林格勒的记录。最不容易写的是有关“6-1”号楼的情况。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踱了一会儿，又坐下来，马上又站起来，走到过道里，咳嗽了几声，听了听：鬼老婆子难道连茶水都不供应了？然后他用小罐子从桶里舀了一些水，水很好喝，比斯大林格勒的水好多了。他回到屋里，坐下来，手里握着钢笔，想了一会儿。然后他躺到床上，合上眼睛。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是格列科夫对他开了枪！
在斯大林格勒，他和人们的联系和亲近感总是越来越强，他在斯大林格勒呼吸非常轻松。在那儿没有阴沉的、对他冷淡的目光。他进入“6-1”楼房，似乎更强烈地感受到列宁的气息。可是他到那里面以后，马上就觉得他们对他嘲笑，不怀好意，他就生起气来，要纠正他们的思想，吓唬他们。他为什么要说起苏沃洛夫？格列科夫对他开了枪！他今天感到特别孤独，看到一些人的傲慢和高人一等的态度就受不了，他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半文盲，是不干正事的家伙，在党内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儿。在托谢耶夫面前立正站着有多难受啊！可以感觉出他那气愤的、时而露出嘲笑、时而露出蔑视意味的目光。要知道，论党内资格，托谢耶夫连同他的官衔和勋章，还不抵克雷莫夫一个手指头。都是一些和列宁传统无关的、在党内得势的小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在一九三七年爬上来的，靠的是写秘密报告，揭发人民敌人。他忽然想起他在地道里朝一点阳光走去时那种美好的刚强、自信、轻松的感觉。
他甚至气愤得喘不上气来，他认为是格列科夫不叫他过那种理想的生活。他在去那座楼房的时候，觉得自己时来运转，十分高兴。他觉得，列宁的传统就在那座楼房里。格列科夫却朝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开了枪！是他让克雷莫夫回到阿赫图巴河边的办公室，回到龌龊的生活中！可恨的家伙！
克雷莫夫又在桌边坐下来。他写的没有半句谎话。
他把写好的文字看了一遍。不用说，托谢耶夫会把他的报告交给特别科。格列科夫从政治上瓦解了一个战斗的排，并且进行暗杀活动，向党代表和政委开枪。会把克雷莫夫传去作证，和被捕的格列科夫对质。
他想象着格列科夫坐在侦查官桌子前面的样子：胡子老长，脸色黄中带灰，连腰带也没有。
格列科夫说的“你很苦恼”，怎么办，在报告里不好写啊。
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总书记被公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几乎是神圣的！在一九三七年斯大林毫不怜惜老资格的列宁式的战士。他破坏了党的民主与铁的纪律相结合的列宁主义精神。
那样残酷地杀害列宁主义党的党员，能够设想吗，这对吗？不过，格列科夫是要当众枪毙的。杀自己人是可怕的，而格列科夫不是自己人，他是敌人。
克雷莫夫从不怀疑党有权使用专政之剑，从不怀疑革命具有消灭一切敌人的神圣权力。他也从来不同情反对派！他从来不认为布哈林、雷科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走的是列宁主义路线。托洛茨基虽然智慧过人，虽然具有光辉的革命气质，可是依然不能根除过去的孟什维克观点，没有提高到列宁主义的高度。真正有本事的是斯大林！所以大家都称他主人。他的手从来不发抖，他没有布哈林那种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性格，列宁缔造的党粉碎一批又一批敌人，跟着斯大林不断前进。格列科夫的军功算不上什么。跟人民敌人没什么可争论的，不必去听他们的什么道理。可是，不论克雷莫夫怎样激发自己的仇恨，此时此刻他对格列科夫再也恨不起来了。他又想起了，“您很苦恼”。“这算什么，”克雷莫夫想道，“怎么，我这不是告密吗？尽管不是捏造，但总是告密……没办法呀，好同志，你是党员嘛……那就尽党员的责任吧。”
第二天上午，克雷莫夫把自己写的报告送交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
过了两天，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科长、团级政委奥基巴洛夫代替政治部主任召见了他。托谢耶夫在接见刚从前方来的坦克军政委，所以不能亲自接见他。面色苍白、大鼻子、精明而干练的团级政委奥基巴洛夫对克雷莫夫说：
“克雷莫夫同志，过一两天，您还要上右岸去走一趟，这一次是上舒米洛夫的六十四集团军去。凑巧，我们有一部汽车要上州党委指挥所去，您再从州党委指挥所过河上舒米洛夫那儿去。州党委书记要上别克托夫镇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
他不慌不忙地向克雷莫夫交代了派他去六十四集团军政治处的任务。任务非常琐碎，非常乏味，包括收集书面材料，不是实际工作需要的材料，而是供办公室统计数字用的。
“是不是还去做作报告？”克雷莫夫问道。“我遵照您的指示准备了十月革命的报告，想到部队里去做几次报告。”
“暂时缓一缓吧。”奥基巴洛夫说。并且说了说为什么暂时不要克雷莫夫作报告。在克雷莫夫准备要走的时候，奥基巴洛夫对他说：
“您的报告在这里，竟有这样的事，政治部主任把情况对我说了。”
克雷莫夫的心发起怵来：大概，格列科夫的案子已经交办了。这时奥基巴洛夫又说：
“你们那位好汉格列科夫很走运，昨天第六十二集团军政治处主任向我们报告，格列科夫在德国人进攻拖拉机厂的时候牺牲了，和他手下所有的弟兄一起牺牲了。”
他为了安慰克雷莫夫，又说：
“集团军司令提请追认他为苏联英雄，不过现在很明显，我们会把这事压下来的。”
克雷莫夫把两手一摊，好像在说：“好啦，走运倒是走运，反正没办法了。”奥基巴洛夫压低了声音说：
“特别科科长认为，他可能还活着。可能跑到敌人那边去了。”
克雷莫夫回到家，看到一张纸条：要他上特别科去。看样子，格列科夫的案子还没有了结。克雷莫夫决定等出差回来再去特别科进行这场不愉快的谈话。反正人已经死了，没什么可以着急的了。
三十八
在斯大林格勒南部的别克托夫镇上，州党委决定在造船厂举行隆重的集会，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十一月六日清早，斯大林格勒州党委的一些领导人来到伏尔加左岸的橡树林里，在州党委的地下指挥所里会齐。州委第一书记、各部门书记、州党委委员们吃完了三道菜点的热腾腾的早饭，便坐上汽车，出了橡树林，上了通向伏尔加河的大路。
坦克和大炮在夜间前往图马克南渡口走的就是这一条路。被战争的炮火打得坑洼不平的草原上，到处是冻实的黄泥块和结了冰的水洼，景象十分凄凉。伏尔加河里漂流着冰块，冰块的沙沙声在离岸边几十米以外的地方都能听得见。正刮着下游来的狂风，在这样的日子乘坐无遮无盖的铁驳船渡过伏尔加河不是什么快活事儿。
等待渡河的红军战士穿着被伏尔加河的冷风吹得鼓起来的军大衣，坐在驳船上，一个个紧紧靠在一起，尽可能不挨到冷冰冰的钢铁。牙齿咯咯地敲打着，腿蜷缩着，等到阿斯特拉罕方向的强劲冷风一吹过来，人就冻僵了，连呵手指头、揉自己的腰、揩鼻涕的劲儿都没有了。驳船烟囱里冒出来的烟被撕成一片一片的，铺在伏尔加的上空。那烟因为有冰做底衬，显得特别黑，那冰也因为有驳船的烟做低低的天幕，显得特别白。流冰从斯大林格勒的岸边带来战争的声音。
一只大头乌鸦停在一大块冰上沉思着。是有些事情值得思考。旁边一大块冰上有一片烧剩的士兵大衣的衣襟，还有一大块冰上有一只冻得像石头一样的毡靴，一支卡宾枪，弯弯的枪筒子冻进了冰里。州委书记和党委委员们的一部部小汽车在朝驳船上开。书记和委员们下了汽车，站在船边上，看着缓缓流动的冰块，听着冰块的沙沙声。驳船的老船长嘴唇发青，戴着红军士兵皮帽，穿着黑色小皮袄。他走到州委分管运输的书记拉克季昂诺夫面前，用河上的潮湿、多年的老酒和土烟磨练出来的非同寻常的嗄哑声音说：
“书记同志，早晨我们第一趟开船过河的时候，看到冰上躺着一个水手，同志们想把他弄下来，差点儿和他一起沉下去，只好用铁棍凿。那就是，在河岸上，用帆布盖着。”
老船长用肮脏的手套朝岸边指了指。拉克季昂诺夫看了看，没有看见从冰里凿出来的死者，他想用粗暴而不客气的问话掩盖自己的不自在，就指着天空问道：
“你们管他干什么？特别现在这是在什么时候？”
老船长把手一挥，说：
“现在是轰炸得很厉害呀。”
老船长骂了一声暂时没有轰炸的德国人，在骂德国人的时候，他的声音忽然一点儿也不嗄哑了，又响亮，又清脆。拖船拖着驳船缓缓地朝别克托夫镇和斯大林格勒之间的河岸驶去，那河岸好像不是战时的河岸，而是平时的河岸，挤满了仓库、棚屋和房舍。前去庆祝革命节的书记和委员们在冷风里站腻了，于是他们又坐进汽车。红军战士们隔着玻璃看着他们，就像在参观玻璃缸里的金鱼。坐在小汽车里的斯大林格勒州党委领导者们在抽烟，挠痒，聊天……隆重的庆祝会在夜里举行。铅印的请柬与和平时期的请柬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易碎的灰色纸质地太差，请柬上也没有印出集会地点。
斯大林格勒州党委领导者们、从六十四集团军来的客人们、附近一些企业的工程师和工人们进入会场都是由熟悉道路的人带领着：“这儿拐弯，再拐弯，小心，这儿有弹坑，钢轨，小心点儿，这儿有一个石灰坑……”
在黑暗中到处可以听到说话声、脚步声。克雷莫夫白天过河后已经到了六十四集团军政治处，现在和六十四集团军的代表一起来参加庆祝会了。这些人在漆黑的夜里，在迷宫似的工厂区走着，像这样秘密而分散地进行活动，有点儿像在沙皇俄国庆祝革命节日。
克雷莫夫激动得喘着粗气，他知道，此时此刻他不用准备就可以作报告，他凭一个老练的群众宣传员的直觉可以感觉出来：大家和他一样激动，一样高兴，因为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战斗很像俄国工人的革命斗争。
是的，是的，是的。动员起全民族的巨大力量的战争是为革命而进行的战争。他在被围困的楼房里谈起苏沃洛夫，并不是背离革命。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拉季谢夫的命运、马克思宣言的威力、列宁在芬兰车站装甲车上的号召都是一致的。
他看到了普里亚欣。普里亚欣像往常那样慢悠悠的，不慌不忙。说来有些奇怪，他想和普里亚欣谈谈，却怎么也谈不成。
他到了州党委的地下指挥所，就马上去找普里亚欣，他有许多话要和他谈谈。但是却谈不成，电话铃声几乎响个不停，不时有人来找第一书记。普里亚欣忽然向克雷莫夫问道：
“有一位格特马诺夫，你认识吗？”
“我认识，”克雷莫夫回答说，“在乌克兰，在党中央，做过中央委员。怎么啦？”
但是普里亚欣什么也没有说。后来就忙着准备上车了。克雷莫夫不高兴的是，普里亚欣没有请他坐自己的汽车。他们有两次面对面碰到一起，普里亚欣就好像不认识他了，那一双眼睛又冷，又淡漠。
两位军人顺着明亮的走廊走来——一位是肥胖的、肩宽腰圆的集团军司令舒米洛夫，一位是棕色鼓眼睛的小个子西伯利亚人、集团军军委委员阿勃拉莫夫将军。克雷莫夫觉得，在两位将军经过的穿着军装、棉袄、皮袄的热腾腾的男子汉人群中有一股纯朴的民主气息，这种气息便是革命初期的精神，列宁精神。一踏上斯大林格勒的河岸，克雷莫夫又感触到这一点。
主席团就座。斯大林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皮克辛和所有的大会主席一样，把两手撑在桌子上，慢慢地朝着嚷嚷得最厉害的地方咳嗽了几声，就宣布斯大林格勒市苏维埃、党市委与部队代表、斯大林格勒工厂工人代表联合举行的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大会开始了。
从硬邦邦的掌声中可以听出来，在这儿鼓掌的全是男子汉的手，士兵的手和工人的手。然后，大块头、大脑门、动作缓慢的第一书记普里亚欣开始作报告。他说不出早已过去的事情和今天的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似乎普里亚欣在和克雷莫夫进行争论，他以自己思想的平缓地反驳克雷莫夫的激动。本州的企业正在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左岸的各农业区完成了国家的收购任务，尽管多少迟了一点儿，但基本上是令人满意的。在市内和市北的一些企业没有完成国家的任务，因为这些企业在交战地区。
就是这个人，当年曾经和克雷莫夫一起站在前线的群众大会上，从头上摘下帽子，高声叫喊：“战士同志们，弟兄们，制止血腥的战争！自由万岁！”现在他看着大厅里的人，说本州向国家交售的粮食数量减少了很多，是因为季莫夫区和科捷尔区无法完成交售任务，这两个区是战场，还有卡拉奇区和上库尔莫亚尔区全部或部分地被敌人占领了。
然后他又说，本州的群众一面为完成国家的任务继续劳动着，一面广泛地参加了反抗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他列举了劳动者参加民兵队伍的数字，又报了报因为出色地完成指挥部的任务并且在执行任务中表现英勇顽强而得奖的斯大林格勒人的人数，而且说明，这个数字是不够完全的。
克雷莫夫听着第一书记平静的声音，明白了，他的思想、感情与他所说的本州的工业和农业完成国家计划的话惊人地不一致，这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表现出他的人生目的。
普里亚欣用石头一样的冰冷口气在强调国家肯定无疑会取得胜利，却不知国家正依靠人民的苦难和向往自由的热衷而被保卫着。
一张张工人和军人的脸严肃而阴沉。
他想起斯大林格勒的人们，想起塔拉索夫、巴秋克，想起自己和被围的“6-1”号楼里的士兵的谈话，是多么奇怪而又令人痛心。想想死在被围楼房瓦砾中的格列科夫，心情是多么沉重啊。
格列科夫对他说那些难听的话，究竟是什么用心？格列科夫竟向他开枪。这位斯大林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这位老同志普里亚欣的话为什么这样不入耳，这样冰冷？多么奇怪而复杂的感情。
普里亚欣的报告快要结束了，他说：
“我们有幸可以向伟大的斯大林汇报，本州的劳动者完成了苏维埃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
听完报告之后，克雷莫夫一面随着人群朝门口移动，一面用眼睛寻找普里亚欣。在斯大林格勒鏖战的日子里，普里亚欣不应该这样作报告，不应该这样。
克雷莫夫忽然看到了他：普里亚欣从主席台上下来之后，和六十四集团军司令站在一起，用专注而阴沉的目光直直地朝克雷莫夫望着。他发现克雷莫夫也在朝他看，就慢慢把眼睛转过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克雷莫夫想道。
三十九
庆祝大会散场之后，当天夜里克雷莫夫就搭乘顺路汽车来到斯大林格勒发电站。
这天夜里发电站的景象显得十分凄惨。昨天德军重轰炸机刚刚轰炸过发电站。炸得到处是大坑，掀起一堆一堆的土块。车间的窗玻璃一块也没有了，有的车间震塌了，三层的办公大楼也炸得不成样子。
油变压器烟气腾腾地燃烧着，懒洋洋地冒着牙齿似的不高的火焰。
担任门卫的一个格鲁吉亚小伙子领着克雷莫夫在院子里走着，院子里有火光照耀着。克雷莫夫发现，在抽烟的门卫小伙子的手指头打着哆嗦。重型炸弹不仅炸得石头楼房倒塌、燃烧，炸得人心里也乱了，也燃烧起来。
克雷莫夫自从得到前来别克托夫镇的命令那一刻起，就想着和斯皮里多诺夫见面的事。也许叶尼娅在这儿，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也许，斯皮里多诺夫知道她的下落，也许他还收到过她的信，她在信的结尾写着：“您是不是知道克雷莫夫的什么情形？”他又激动又高兴。也许斯皮里多诺夫会说：“叶尼娅一直在想您呢。”也许他会说：“您要知道，她老是在哭呢。”从早晨起，他就急不可待地要上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来。他很希望在白天来看看斯皮里多诺夫，哪怕待几分钟也好。但是他还是控制住自己，上六十四集团军指挥所去了，虽然集团军政治处一位指导员小声提醒过他：“您这会儿不必急着去见军委委员。他今天一早就喝醉了。”
果然不错，克雷莫夫不该急着去见将军，而没有在白天来看斯皮里多诺夫。他坐在地下指挥所等待接见的时候，听到军委委员在胶合板隔壁那边向打字员口述给友邻集团军司令崔可夫的祝贺信。
他在慷慨激昂地口述着：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好战士，好朋友！”
将军口述到这里，哭了起来，并且又抽搭着重复了好几遍：
“好战士，好朋友，好战士，好朋友……”
接着他厉声问道：
“你打的是什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好战士，好朋友。”女打字员念道。
看样子，军委委员觉得她的平淡的语调很不合适，于是纠正她，用高亢的声音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好战士，好朋友！”
他又动了感情，嘟哝起来：“好战士，好朋友，好战士，好朋友……”
后来将军憋住泪水，又厉声问：
“你打的是什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好战士，好朋友。”女打字员说。
克雷莫夫明白了，不必急着见他了。
此刻院子里的火光很不明亮，照不清道路，倒是把道路弄得混乱了，似乎这火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也许是大地本身在燃烧——这低低的火焰是这样潮湿，这样沉重。他们走到发电站站长的地下指挥所跟前。落在不远处的炸弹炸起一座座高高的土丘，隐隐约约有一条还没有踩实的小路通向指挥所入口。门卫小伙子说：“您来得很巧，今天过节。”
克雷莫夫心里想，他想说的话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对斯皮里多诺夫说，不能当着别人的面问。他让门卫小伙子把站长叫到外面来，就说方面军司令部有一个政委来了。等到剩下他一个人，他激动起来，怎么也镇定不下来。
“这是怎么了？”他在心里说。“我以为已经断了呢。难道战争也不能把感情冲干净？我这是干什么？”
“走吧，走吧，走吧，快走，要不然就完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但是没有力气走，没有力气离开。
斯皮里多诺夫从地下指挥所走了出来。
“同志，有何事见教？”他用不高兴的口气说。
克雷莫夫问道：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不认识我啦？”
斯皮里多诺夫忐忑不安地说：
“这是谁呀？”
他盯着克雷莫夫的脸，忽然叫了起来：
“尼古拉，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
他使出猛劲儿用双臂搂住克雷莫夫的脖子。
“尼古拉，我的好兄弟。”他说着，鼻子酸了。
这次在瓦砾堆中的见面使克雷莫夫十分感动。他感觉到斯皮里多诺夫在哭。还是那样，还是那样……他从斯皮里多诺夫的信任和高兴中感觉出自己和叶尼娅一家的亲近，又在这种亲近中重新衡量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她要走，为什么带给他这样大的痛苦？她怎么能这样做？
斯皮里多诺夫说：
“都是战争，战争毁了我的一切。我的玛露霞死了。”
他说起薇拉，说她在几天以前终于离开发电站，上伏尔加左岸去了。他说：
“她真是个傻孩子。”
“她丈夫在哪儿？”克雷莫夫问道。
“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是一个歼击机飞行员。”
克雷莫夫再也憋不住，问道：
“叶尼娅怎么样，还活着吗，在哪儿？”
“活着，不是在古比雪夫，就是在喀山。”
他看着克雷莫夫，又说：
“这可是最要紧的：活着！”
“是的，是的，当然，这是最要紧的。”克雷莫夫说。
可是他以前就不知道什么是最要紧的。他只知道自己心里还非常痛苦。他知道，和叶尼娅有关的一切，都会引起他的痛苦。不论他听说她心情愉快，无牵无挂，不论他听说她心情痛苦，遭遇不幸，他都一样难受。
斯皮里多诺夫说了说弗拉基米罗芙娜的情形，又说了说谢廖沙的情形、柳德米拉的情形，克雷莫夫只是不住地点头，小声嘟哝着说：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尼古拉，咱们走，”斯皮里多诺夫说，“上我家里去。我现在没有别的家了。就这儿是我的家。”
油灯的亮光照不亮摆满了床铺、橱柜、电话机、玻璃瓶和一袋袋面粉的地下指挥所。在贴墙的板凳、床铺、箱子上坐的都是人。在窒闷的空气中回响着嗡嗡的说话声。
斯皮里多诺夫给各人的玻璃杯、茶缸、饭盒盖子里斟满酒精。大家都安静下来，用一种特别的目光注视着他。这种目光深沉而严肃，毫无担心的意味，只有信任：相信他的公正。
克雷莫夫打量着在座的人的脸，心里想：“最好格列科夫也在这儿。最好也给他斟一杯。”可是格列科夫已经饮完了他应该喝的酒。他不能在人世上再喝了。
斯皮里多诺夫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克雷莫夫心想：“这一下糟了，他要像普里亚欣那样发表长篇大论了。”
可是斯皮里多诺夫拿酒杯在空中画了一个“8”字形，说：
“来吧，伙计们，干杯。祝大家节日快乐。”
玻璃杯叮当响，铁茶缸叮当响，干杯的人哼哧着，还把头直摇晃。
这儿有各种各样的人，国家在战前把他们安插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聚在一起饮过酒，没有互相拍过肩膀，没有说：“喂，你听着，我来对你说说。”但是在这里，在炸毁的发电站和燃烧的土地下面，却产生了纯正的兄弟情谊，为了这种情谊不惜牺牲生命。担任夜间打更的一个白发老头子唱起一支古老的歌儿，在革命前察里津的一家法国工厂里，小伙子们很喜欢这支歌儿。
他唱得很清脆，很响亮，依然是年轻时候的声音，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年轻时的声音太陌生，所以他听着自己的声音露出好笑和惊讶的神气，就好像在听别人唱。
还有一个黑头发的老头子，把眉头皱得紧紧的，很认真地听着这支倾诉爱情和爱的痛苦的歌儿。
是的，能听到歌声是很愉快的，这样的美好而可怕的时刻，像这样把站长、战地面包房的驼夫、更夫、门卫，将加尔梅克人、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联结成一体的时刻，是令人愉快的。
那个黑头发老头子等到老更夫把倾诉爱情的歌儿一唱完，又皱了皱深锁的眉头，慢慢地、无腔无调地唱了起来：
我们要打倒旧世界，把旧世界的灰烬从我们的脚上抖干净……
党委书记大笑起来，摇晃起脑袋，斯皮里多诺夫也边笑边摇头。克雷莫夫也笑了笑，向斯皮里多诺夫问道：
“这位老头儿大概以前是孟什维克吧？”
斯皮里多诺夫完全了解安德列耶夫的情况，他当然也可以对克雷莫夫说一说，但他怕的是尼古拉耶夫听到，而且纯朴的兄弟情感也暂时消退了，于是斯皮里多诺夫打断歌声，喊道：
“巴维尔·安德列耶维奇，离题太远啦！”
安德列耶夫马上就不唱了，看了看，然后说：
“我还以为没有离题呢。迷糊啦。”
担任门卫的格鲁吉亚小伙子让克雷莫夫看了看他的脱了皮的手。
“这是挖我的好朋友弄成这样的，他叫谢廖沙·沃罗比约夫。”他的一双黑眼睛亮起来。他喘着粗气，就像尖声喊叫似的说：“我喜欢谢廖沙，比亲兄弟还亲。”
老更夫已经喝醉了，满脸是汗，缠着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说：
“喂，你还是听我说，马库拉泽说他喜欢谢廖沙·沃罗比约夫，比亲兄弟还亲，这算什么！你可知道，我以前在煤矿里干活儿，东家有多么喜欢我，多么看得起我。他和我一块儿喝酒，我唱歌给他听。他当面对我说，你虽然是普通矿工，可是我拿你当亲兄弟看待。我们常在一块儿聊天，在一块儿吃饭。”
“那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吧？”尼古拉耶夫问道。
“我才不管他是不是格鲁吉亚人。东家姓沃斯克列辛斯基，所有的矿都是他的。你可知道他多么看得起我呀。他有百万家产，可是为人真不坏。你懂吗？”
尼古拉耶夫和克雷莫夫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都很幽默地挤了挤眼睛，摇了摇头。
“嘿，”尼古拉耶夫说，“这话不错。活到老，学到老嘛。”
“那你就学学吧。”老头子没有听出嘲笑意味，就认真地说。
这天晚上过得格外好。到了很晚的时候，等到大家都开始走了，斯皮里多诺夫对克雷莫夫说：
“尼古拉，不要穿大衣，别走了，在我这儿睡吧。”
他不慌不忙地给克雷莫夫铺床，一面考虑着底下铺什么：被子，棉衣，还是防雨布？克雷莫夫走出地下室，望着轻轻晃动的火焰，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又回到地下室里，可是斯皮里多诺夫还在给他铺床。
等克雷莫夫脱了靴子，躺下来，斯皮里多诺夫问道：
“怎么样，还舒服吗？”
他抚摩了一下克雷莫夫的头，亲热地、醉醺醺地笑了笑。
克雷莫夫看到上面燃烧着的火焰，不知为什么想起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为列宁送葬的时候，夜里在志愿队伍里燃起的篝火。留在地下室里过夜的人好像都已经睡着了，漆黑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克雷莫夫睁着眼睛躺着，没有注意黑暗，他想着，想着，回忆着……
那是冰天雪地的严寒的日子。受难教堂顶上是黑沉沉的冬日天空，许许多多的人头戴皮帽、布琼尼式军帽，身穿军大衣和皮夹克。受难广场忽然变成一片白，那是千万张纸，是政府的通告。
用农民的雪橇把列宁的尸体从哥尔克运往火车站。雪橇的滑铁哧哧响着，马匹打着响鼻。跟在棺材后面的是头戴毛皮圆帽、扎着灰头巾的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妹妹安娜和玛利亚，他的好友们，哥尔克村的农民。在农村，为善良的脑力劳动者，为地方自治局派任医生和农艺师送葬，往往就是这样。
哥尔克村的列宁住宅静悄悄的。壁炉的瓷砖闪着亮光，在铺了白色被单的床边有一架小橱，小橱里摆满了带标签的小瓶，散发着各种各样的药味。一位穿白衣的上了年纪的女医生走进空空的房间里。她依然习惯性地踮着脚走路。女医生从床边走过，捡起凳子上的一段小绳子和捆在上面的一小片报纸，睡在椅子上的一只小猫听到玩具的熟悉的沙沙声，很快地抬起头来，看了看空空的床，便又打着呵欠躺下了。
走在棺材后面的亲人和亲近的同志们怀念着死者。两位妹妹回想着那个浅色头发的男孩，他的性子很执拗，有时爱讥笑人，对人要求很苛刻，但是他心肠是好的，他很爱妈妈和弟弟妹妹们。
妻子回忆着：在苏黎世，列宁蹲在地上，和女房东的小孙女季莉说话儿。女房东带着很可笑的瑞士口音用俄语说：“你们应该生几个孩子啦。”他带着幽默的神气，很快地朝上面看了看克鲁普斯卡娅。
“狄纳莫”厂的工人来到哥尔克，列宁出去迎接他们，一时忘了自己的病，想说话，可是像诉苦一样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摆了摆手；工人们站在他周围，看到他在哭，也都哭了。还有那临终时的目光，好像是恐惧，好像有苦要诉说，很像小孩子看着妈妈的目光。
远处出现了车站的建筑物，机车和高耸的烟囱在雪地里显得分外黑。
伟大列宁的战友雷科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在雪橇后面走着，胡子上冻结了白霜，他们漫不经心地看着一个穿着长大衣和软筒皮靴的黑脸膛的有麻子的人。他们常常带着嘲笑和容忍的神气打量他那高加索人的装束。斯大林如果知趣的话，他就不应该上哥尔克来，因为在这儿聚会的是伟大列宁的亲属和最亲近的朋友。他们却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人将成为列宁的继承人，他会把他们所有的人，包括最亲密的战友，统统打翻，甚至不准列宁的妻子继承列宁的遗产。
列宁的真理不在布哈林、雷科夫和季诺维也夫手里。也不在托洛茨基手里。他们都错了。他们谁也不能成为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不过，就是列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知道、不明白，列宁的事业会成为斯大林的事业。
一部农村的木架子雪橇拖着一个解决了俄罗斯、欧洲、亚洲和全人类命运的人的尸体去车站的那一天，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了。
克雷莫夫的思想总是萦绕着那个时候，他回忆着一九二四年一月里那些严寒的日子，夜间篝火的噼啪声，克里姆林宫外挂着冰雪的墙，千万张痛哭的脸，撕心裂腑的工厂汽笛声，站在木台上宣读告人民书的叶甫多基莫夫的宏亮的声音，紧紧靠在一起的一堆人抬着棺材走向仓促钉成的木头陵墓的情景。
克雷莫夫走上铺了地毯的工会大厦的台阶，看到旁边的一面面大镜子都披了黑红两色的绸带，充满松针气味的暖和的空气中回荡着哀乐声。他走进大厅，看到他在斯莫尔尼宫和老广场的主席台上常常看到的一些人都垂着头。后来，在一九三七年，他又在工会大厦看到这些垂着的头。大概这些后来被定为罪犯的人听着维辛斯基那冷酷而响亮的声音，会想起当年他们跟在雪橇后面，站在列宁的棺材旁边，听着哀乐的情景。
为什么在庆祝革命节的时候，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忽然想起那年一月里的一些日子？几十个和列宁一起缔造布尔什维克党的人竟成了奸细，成了外国间谍收买的代理人，只有一个人，虽然一直在党内不占重要地位也不是著名理论家，却成为党的事业的救星，成为真理的化身，他们怎么会承认呢？
最好别想这一切。但是这天夜里克雷莫夫偏偏想着这一切。他们怎么会承认？我为什么不说话？克雷莫夫心想，我不说话，是没有胆量说：“我不相信布哈林是破坏者、凶手、奸细。”而且在表决时我还举了手。以后又签了名。以后又作报告，写文章。我自己觉得我的义愤是发自内心的。那时我的怀疑和焦虑哪儿去了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一个人有两种意识吗？还是一个人就是两个不同的人，各有各的意识？怎么理解呢？不过这种情况是常见的，不光是我，很多人都是这样。
格列科夫说出了很多人心里暗暗感觉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秘藏在心底，使人忧虑，引人关心，有时对克雷莫夫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秘藏的问题一说出来，克雷莫夫就觉得有恶意和敌意，就想把格列科夫压倒和制服。如果必要的话，他还会毫不犹豫地把格列科夫枪毙。
普里亚欣却用官腔官调的冷漠语调说话，他代表国家又谈完成计划的百分比，又谈粮食交售，又谈各种各样的任务。克雷莫夫听到这官气十足的、毫无热诚的话，见到说这话的官气十足、毫无热诚的人，一向十分反感，十分讨厌，但是他和这些人步调一致，他们现在是他的上级同志。列宁的事业造就了斯大林，列宁的事业通过这些人，通过国家得到体现。克雷莫夫愿意毫不犹豫地为这事业的荣誉献出自己的生命。
就连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也不例外。他从来没有为他相信忠于革命的一些人说过话，没有维护过他们。他什么也不说。他究竟为什么不说话呢？
再拿那个诚实可爱的小伙子科洛斯科夫来说。他是高级新闻训练班的学员，克雷莫夫当时给他们讲过课。科洛斯科夫是从农村里来的，他对克雷莫夫说了不少集体化的情况，说区里有些坏蛋，看中了谁家的房子或者果园就把谁划成富农。他说到农村的饥饿，说到怎样残忍地把所有的粮食全部弄走，一粒不剩……他说起农村里一个很好的老头子，为了救活老伴和小孙女，自己走上绝路，他说到这里还哭了。可是不久克雷莫夫就在墙报上看到科洛斯科夫写的文章，说富农把粮食埋到地里，说富农对新生政权怀着刻骨的仇恨。
这个真正动情地哭过的科洛斯科夫为什么这样写？莫斯托夫斯科伊为什么不说话？难道仅仅因为胆小怕事？克雷莫夫有多少次心口不一啊。但是当他说和写的时候，却觉得他正是这样想的，他也相信他说的正是他所想的。有时候他对自己说：“有什么办法呢，这是革命需要的呀。”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过，有过，什么都有过。克雷莫夫没有好好维护自己的朋友，尽管他相信他们是无罪的。有时他不说话，有时他说几句含含糊糊的话，有时更坏些：他说话，而且说的不是含糊话。有时把他传到党委去，到区委，到市委，到州委，有时把他传到保安机关，向他询问他熟悉的一些人、一些党员的情况。他从来没有诬陷过朋友，从来不曾诽谤什么人，他没有写过密报，没有告过人……
且住，格列科夫呢？格列科夫是敌人。对待敌人克雷莫夫是从来不客气的，从来不怜悯的。
但是为什么他和被镇压的同志的家属们断绝关系呢？他不再上他们家去，不再给他们打电话；不过，他在大街上遇到被镇压的同志家里的人，从来不曾转到另一边人行道上去，而是依然和他们打招呼。
可是更有一些不同的人，这些人通常是老妇人，家庭女工，党外的平民，常常通过他们往劳改营里送东西，从劳改营里发出来的信也写他们的地址，他们不知为什么却不怕。有时这些老妇人，这些家庭女工和没有文化的保姆，充满了宗教观念，她们收养被捕的父母留下的孤儿，免得这些孩子进收容所和保育院。可是党员们却害怕沾到这些孤儿，就像怕火一样。难道这些老妇人，这些平民，这些没有文化的保姆比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和克雷莫夫更清白，更有骨气？
人能够战胜恐怖，所以小孩子能够在黑暗中走路，士兵能够投入战斗，一个小伙子可以前进，可以在高空跳伞。
可是有一种恐怖却很特殊，很厉害，千千万万人都不能战胜这种恐怖；这就是在莫斯科的灰暗的冬日天空，用不祥的、变幻莫测的红色字母写出的恐怖——国家恐怖……
不对，不对！恐怖本身不能起这样大的作用。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借口为了未来，证明今天的伪君子、告密者、两面三刀的人是正确的，还要宣传，为什么一个人为了人民的幸福应该把无罪的人推入陷坑。这股势力叫人不要理睬进入劳改营的人的孩子，也是以革命的名义。这股势力还在说，如果一个妻子不揭发自己的清白无辜的丈夫，就必须离开孩子，在劳改营里关十年，这都是革命的需要。
革命的势力与死亡的恐怖、对刑讯的恐惧、感受到远方劳改营气息的人的痛苦结成了联盟。以前人们走向革命的时候，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监狱、苦役、成年累月的流浪和无家可归、断头台。
而现在最糟糕、最令人不安的是，为了换取对革命的忠诚，换取对伟大目标的信仰，今天要付出的是优厚的待遇、克里姆林宫的酒宴、人民委员的任命书、专用汽车、疗养证、国际车厢。
“尼古拉，你没有睡吗？”斯皮里多诺夫在黑暗中问道。
克雷莫夫回答说：
“差不多睡着啦，正要睡呢。”
“噢，对不起，我不打搅你了。”
四 十
自从那天夜里把莫斯托夫斯科伊传去和党卫军少校利斯谈过话之后，又是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忐忑不安的等待和紧张变成了难以承受的苦恼。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时候觉得，朋友和敌人永远把他忘记了，朋友和敌人都认为他已经成了一个无用的、老糊涂的老头子，成了稻草人，成了废物。
一个晴和的早晨，一名党卫军看守带他去洗澡。这一次这名看守没有进澡堂，而是坐在台阶上，把枪放在旁边，抽起烟来。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照在身上很暖和，这名士兵当然不愿意到潮湿的澡堂里去。
管澡堂的一名战俘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
“您好，亲爱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
莫斯托夫斯科伊惊愕得叫了起来：站在他面前的竟是穿着制服上衣、戴着勤务臂章、手里晃悠着抹布的旅政委奥西波夫。他们拥抱在一起。奥西波夫急急忙忙地说：
“我在澡堂里弄到这点儿差事，现在去替换固定的清洁工，我想和您见见面。科季科夫、将军、兹拉托克雷列茨都叫我问候您。您先说说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样，他们想要您怎样？您一面脱衣服，一面说。”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那天夜里传他去谈话的情形说了说。奥西波夫用凸出的黑眼睛看着他，说：
“他们想劝诱您，真是妄想。”
“为什么呢？什么目的？目的何在？”
“可能他们想搜集历史方面的资料，想评价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也许，他们想找材料发表什么宣言、文告、公开信。”
“这种打算永远不能得逞。”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们的打算永远不会得逞，痴心妄想。”莫斯托夫斯科伊又说了一遍，然后问道：“您说说，你们怎么样？”
奥西波夫小声说：
“比预料的情况要好些。最要紧的是，已经和在工厂里工作的人取得了联系，已经开始向我们输送武器，有自动步枪，有手榴弹。有人把零件送来，夜里我们进行装配。当然，目前数量还有限。”
“这是叶尔绍夫安排的，他真有两下子！”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脱去衬衣，看了看自己的胸膛，看到自己的衰老，很懊恼、难过地摇了摇头。
奥西波夫说：
“您是党的老同志，我应该告诉您：叶尔绍夫已经不在咱们的集中营里了。”
“什么，怎么不在了？”
“把他送走了，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去了。”
“你们怎么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叫起来。“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呀。”
“他就是到了布痕瓦尔德，依然可以是出色的小伙子。”
“这究竟怎么搞的，为什么会出这种事？”
奥西波夫阴沉地说：
“在领导人员中很快就出现了分裂。许多人自发地倾向叶尔绍夫，这就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怎么也不服从领导核心的指挥。他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一个异己分子。情况越来越混乱。地下工作的第一训条就是铁的纪律。可是我们却出现了两个核心：一个党的核心，一个党外核心。我们讨论了情况，通过了决议。一位在办公室工作的捷克同志把他的卡片放进为布痕瓦尔德挑出来的一部案卷里，这样就很自然地把他列入了名单。”
“真是再简单不过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这是共产党员一致通过的决议。”奥西波夫说。
他穿着自己的寒碜的衣服站在莫斯托夫斯科伊面前，手里拿着抹布，神气又严肃，又坚定，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相信自己的权力比上帝的权力更大、更威严，更有权将他所从事的事业提交人类命运的最高法官。
而脱得光光的、瘦瘦的老头子，伟大的党的创始人之一，坐在那里，把两个瘦瘦的、干瘪的肩膀耸得高高的，头垂得低低的，一声不响。他眼前又浮现出那一夜在利斯的办公室里的情景。他又觉得十分可怕：难道利斯说的不是假话，难道他真的没有什么秘密的宪兵式的目的，真的是想和他谈谈？他挺起腰来，又像往常那样，像十年前集体化时期那样，像当年把他年轻时的同志一个个送上断头台的政治恐怖时期那样，说：
“我作为一名党员，服从这一决议，承认这一决议。”
他从放在板凳上的上衣里子里抽出几片纸，这是他草拟的传单。忽然在他眼前浮现出伊康尼科夫的脸，他那像牛眼一样的眼睛，莫斯托夫斯科伊又想听听这个又傻又善良的教士的声音。
“我想问问伊康尼科夫的情形，”莫斯托夫斯科伊说，“那位捷克同志没有把他的卡片塞进那里面去吧？”
“那个老傻子，您说的那个脓包吗？他被处决了。他拒绝上工，不肯去修杀人集中营。凯泽奉命把他枪毙了。”
这天夜里，在集中营的棚屋的一面面墙上，贴了不少莫斯托夫斯科伊拟定的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传单。
四十一
战争结束以后不久，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档案室里发现了西德一座集中营里地下组织一案的侦讯材料。在案卷的最后一页中写着，对案犯的判决已经执行，尸体已经火化。名单中的第一名便是莫斯托夫斯科伊。
研究了侦讯材料之后，还是无法判断出卖了同志的内奸是谁。可能，秘密警察把他和被他出卖的人一起处死了。
四十二
在监督队的宿舍里，很暖和，很安宁。监督队是监督毒气室、毒药仓库和火化炉的工作的。
德国人给长期为一号工程工作的囚犯创造了很好的生活条件。每一张床前都有一张小桌，有热水瓶，床与床之间的走道上铺了地毯。
为毒气室干活儿的人没有人看押，而且在特别的食堂吃饭。监督队里的德国人吃饭像在饭店里那样，每个人都可以随便点菜；可以拿到额外的工资，几乎相当于相应级别的现役军人工资的三倍；他们的家属在住房方面享受着优待，得到的粮食供应是高标准的，在受到空袭威胁的地区他们有权最先疏散。
士兵罗捷在观察窗口值班。等到一道程序快结束的时候，他就下命令把毒气室里的人卸下去。此外，他还要监视牙科医生们，看他们干得是否认真仔细。他几次向工程主任卡里特卢夫特报告他同时执行两项任务的困难：有时候他在注视上面放毒气，就不能观察下面牙科医生找金牙，在将人推上输送带的地方，工人们就会偷懒。
罗捷习惯了自己的工作，已经不像最初几天那样面对着观察窗口惶惶不安了。他的前任有一天因为一件事情被打死了，那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干的，不应该是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党卫军士兵干的。罗捷起初不明白同事们在说话中暗指的是什么不体面的事，到后来他才明白了。
罗捷不喜欢这新的工作，虽然他已经习惯了。他对于周围的人对他的尊敬，很不习惯，感到很不安。食堂里的女侍者们常常问他为什么脸色那样苍白。自从他记事起，妈妈就经常哭。不知为什么父亲经常被解雇，好像他有工作的时候不如失业的时候多。他学会了父母那种轻盈、柔和、不会惊扰任何人的步子，学会了对邻居、房东、房东的小猫、校长和站在路口的警察的那种惶恐而亲切的笑。温和与亲切似乎是他性格的基本特点。所以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心中竟有那么多仇恨，怎么过去多年中没有表露出来。
他进了监督队；善于识别人的队长很了解他的软弱、温柔的性格。
看着犹太人在毒气室里抽搐，一点意思也没有。罗捷对于那些喜欢干这种事的士兵很厌恶。特别使人厌恶的是在毒气室门口值早班的战俘茹琴科。他的脸上一直带着一种孩子般的，因而特别令人厌恶的笑容。罗捷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他知道干这种工作有明显的以及潜在的好处。
每天下班的时候，很有气派的牙科医生都要交给罗捷一个小小的纸包，里面包几颗金牙。这小小的纸包只是每天交给集中营管理处的贵金属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是罗捷已经有两次把一公斤左右的金子交给妻子。这是他们的美好的未来，可以帮他们实现安度晩年的理想。他在年轻时又软弱又胆小，没能够好好地为生活奋斗。他从来不怀疑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弱小的人争取幸福。他已经亲身体验到希特勒的政策的良好结果，因为他就是弱小的人，而他和他一家的生活现在又好，又快活，和以前无法比了。
四十三
安东·赫麦尔科夫有时从心底里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害怕。晚上，他躺在床上，听着特罗菲姆·茹琴科的笑声，感到发冷，难受，心慌。
茹琴科的手指头又粗又长，正是这双手天天关上毒气室的密闭的门。他的手好像从来没有洗过，当他伸手到面包篮子里去拿面包的时候，实在令人感到厌恶。
茹琴科每天早晨出去值班，等着人群排着队从铁路那边走来的时候，感到无比的兴奋。他总觉得人流移动得慢得不得了，常常扯着嗓子发出尖细的、焦急的叫声，上下颌轻轻哆嗦着，就好像小猫注视着玻璃窗外的麻雀。
此人便是赫麦尔科夫心里不安的原因。当然，赫麦尔科夫也可以喝酒，也可以醉醺醺地拿站队等候的女人取乐。有一处狭窄的通道，监督队的工作人员可以从这里进脱衣室去挑选女人。男人毕竟是男人。赫麦尔科夫有时也挑选一个大姑娘或者小媳妇，带到无人的棚屋隔间里，过半个钟头再带回去交给押解人员。他不说话，女人也不说话。不过，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女人和酒，不是为了华达呢马裤和细皮的军官靴。
在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天，他被俘了。德国人用枪托子劈头盖脸地打他，他害痢疾，穿着破靴子被赶着在雪地里走，给他喝黄黄的漂着机油的水，他用手指头撕死马身上发黑发臭的肉，他吃臭大头菜和烂土豆皮。他所选择的只有一点——活下去，他再也不想别的，他躲过了十来次死亡，没有饿死，没有冻死，他不想死于痢疾，不想头上带着九克重的弹头倒下去，不想害浮肿，让水肿从脚下一直攻入自己的心脏。他不是罪犯，他是刻赤市的一名理发师，不论亲戚、同院的邻居、同行，还是和他一起喝酒、吃熏鱼、打牌的朋友，从来没有谁认为他不好。他也认为，他和茹琴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有时他觉得，他和茹琴科之间的区别是微不足道的；干的反正都是一样的事情，至于怀着什么心情去干，一个高兴，一个不高兴，又有什么要紧？
可是他却不知道，茹琴科使他惶惶不安，不是因为茹琴科的罪恶最大。他所以觉得茹琴科可怕，是因为茹琴科的天生的、可怕的变态在为他的行为辩护。而赫麦尔科夫却不是变态人，他是正常的人。
他模模糊糊地懂得，在法西斯时期，对于一个还想做人的人来说，比活命更容易做到的选择——就是死。
四十四
工程主任兼监督队长卡里特卢夫特要求调度总站每天晚上把第二天火车到达的时间报上来。卡里特卢夫特可以事先向手下的工作人员布置工作，把车厢的总数、运到的人数告诉他们；另外，还要根据从哪一国来的火车，就调哪一国的战俘前来协助执行——有剃头的，有带路的，有卸人的。
卡里特卢夫特·¥作认真。他不喝酒，看到下属喝醉了，他也不生气。只有一次大家看到他很快活、很兴奋；那一天他要回家过复活节，已经坐上汽车，他把党卫军上尉加恩叫到跟前，把女儿的相片给他看，那女孩大脸盘，大眼睛，长得很像父亲。
卡里特卢夫特很喜欢工作，不愿意白白浪费时间。晚饭后他不上俱乐部，不打牌，也不看电影。过圣诞节的时候，在监督队里举行了枞树晚会，有业余合唱队演出，吃晚饭的时候无偿地发给每两个人一瓶法国白兰地。卡里特卢夫特来俱乐部待了半个小时，大家都看到他的手指头上还有新鲜的墨水痕迹，说明他在圣诞节晚上还在工作。
过去他住在乡下父母的房子里，看来，他的一生就要在这座房子里度过了，因为他喜欢乡下的安静，不怕干活儿。他想振兴父亲的家业，不过他认为，不论他养猪和做大头菜、小麦买卖赚多少钱，他一辈子都要住在父亲又舒适又安静的房子里。可是人生多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上了前线，走上命运为他铺好的道路。似乎命运决定了他从一个农村小伙子成为士兵，又从战壕进入司令部警卫队，又从办公室到副官处，从帝国保安总部到集中营管理处，最后，在杀人营里担任了监督队队长。
如果卡里特卢夫特将来到天国受审，他会为自己的灵魂辩护，会理直气壮地对审判官说，是命运把他推上刽子手的道路，杀了五十九万人。他面对着强大的力量，面对着世界大战、巨大的民族运动、不可违抗的党国的暴力，又有什么办法呢？谁又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他是一个人，他本来可以在父母的房子里住下去的。不是要走这条路，是推着他走，不是他愿意走，是牵着他走，他就像一个小小的孩子，命运牵着他的手走路。他派去工作的人和派他来工作的人如果面对天国审判官，也会这样或者大致这样为自己辩护。
卡里特卢夫特不需在天国为自己的灵魂辩护。所以上帝也不需要向卡里特卢夫特证实世界上没有罪人。
有天国的审判，有国家与社会的审判，但是还有最高审判，那就是罪犯对罪犯的审判。有罪的人掂量了极权制国家的威力，知道国家是无比强大的。这种可怕的力量用宣传、饥饿、孤苦、集中营、死的威胁、落魄和屈辱把人的意志束缚住。但是，一个人在贫困、饥饿、集中营和死亡的威胁下走的每一步，在受制约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个人的不受约束的意志。在这位监督队长走过的道路上，从乡村到战壕，从党外的平民到自觉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到处都有他的意志的痕迹。命运带着人走什么路，一个人跟着走，是因为他愿意；他也可以不愿意。命运带领着一个人，这个人会成为毁灭性力量的工具，但是他可以从中捞到便宜，而不是吃亏。他知道这一点，于是他便去捞便宜；可怕的命运和人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二者走的道路是一条。
不是无罪和慈悲的天国审判官，不是英明的、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准绳的国家最高审判庭，不是圣人，不是教士，而是可怜的、受到法西斯压迫的肮脏而有罪的人，亲身体验过极权制国家的恐怖政策的人，自己已经倒下过、已经弯下腰、畏畏缩缩、低三下四的人，这样的人在宣布判决。
他会说：
“在可怕的世界上，罪人是有的！我就有罪！”
四十五
行程的最后一天到了。一节节车厢哐啷哐啷，制动器发出刺耳的吱嘎声，然后静了下来，响起门闩的叮当声，响起口令声：
“全体下车！”
人们纷纷走出来，来到新雨后潮漉漉的站台上。
一张张熟悉的脸，出了黑暗的车厢，显得多么奇怪啊！
大衣和头巾比人的变化要小些；女褂和连衫裙使人想起当初在里面穿衣的房间和对着试衣服的镜子。
出了车厢的人挤成一堆一堆的，紧紧地靠在一起，就有一种习惯的、可以使人放心的气氛；在熟悉的气味、熟悉的热气和熟悉的痛苦的脸上和眼睛里，在从四十二节货车车厢里走出来、紧紧靠在一起的巨大人群中，洋溢着这样的气氛。两名穿长大衣的党卫军巡逻兵慢慢走着，那钉了铁掌的靴子敲得水泥地当当响。他们带着一副傲慢和沉思的神气，不看那两个抬出一个白脸上披着白发的死老婆子的犹太小伙子，不看那个趴着在水洼里喝水的卷发小矮子，也不看那个掀起裙子系裤带的驼背女人。
两名党卫军士兵有时交换一下眼色，说一两句话。他们在水泥地上走着，那神气就像太阳在天上走。太阳并不注视风、云彩、海浪和树叶的动静，但是它在从容自若的移动中知道，大地上因为有了阳光，一切事情在正常地进行着。
一些身穿蓝色工装、头戴大檐便帽、袖子上带着白色臂章的人在叫喊着，催促从车上下来的人，他们用的是奇怪的语言，是俄语、德语、犹太语、波兰语和乌克兰语的大杂烩。
穿蓝色工装的人快速、熟练地调理着站台上的人群，挑出站也站不住的人，让比较强壮的人把这些半死不活的人抬上汽车，让乱糟糟的人群站成队伍，让队伍移动，指明移动的方向和目的。
队伍中每排有六个人，在队伍里传着一个消息：
“上澡堂去，先上澡堂去！”
似乎慈悲的上帝再也想不出更慈善的主意了。
“好啦，犹太人，咱们走吧。”
一个头戴便帽的押解队的头头儿叫喊着，一面打量着人群。男人和女人们都提起包裹，孩子们抓住妈妈的裙子或父亲的衣襟。
“上澡堂去……上澡堂去……”
这话催眠般地填满人的意识。
那个戴便帽的大个子身上有一股平易近人、招人喜欢的神气，似乎他和这些不幸的人亲近，而不是和那些身穿灰大衣、头戴钢盔的人亲近。
一个老奶奶带着祈祷时的小心神气用指尖抚摩着他的工装袖子，问：
“是去洗澡吗？”
“是的，是的，大娘，是去洗澡！”
他忽然用嘶哑的嗓门大声发出口令：
“开步走！”
站台空了，一些穿工装的人在打扫水泥地上的破布片、绷带、有人扔掉的破套鞋、孩子们丢下的拼字方块，还有人在轰隆轰隆地关车厢的门。一节节车厢上的钢铁叮叮当当响动起来，像波浪似的扩展开去。空空的列车动了，前去消毒。
服务队干完了活儿，经过公务大门回到集中营里。东方来的列车是最糟糕的，在里面最多的是死人、病人，在车厢里可以找到的是虱子，可以闻到的是臭气。这些列车跟匈牙利或者荷兰，或者比利时来的列车不同，在里面找不到一瓶香水、一包可可、一听炼乳。
四十六
人群往前走着，前面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城市。城市的西边沉没在雾气中。远处工厂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和雾气混合在一起，像棋盘一样的一排排棚屋罩着轻烟，一条条笔直的集中营街道和雾气合在一起，显得很奇怪。
东北方升起高高的黑红色火光，似乎是潮湿的秋日天空燃烧过以后，还在发红。有时从潮湿的火光中冒出火焰，又慢，又不清晰，缓缓地爬动着。
旅途困顿的人们来到宽阔的广场上。广场中央有一座用木头搭起的高台，在大众游艺场上常常有这样的高台。上面站着几十个人。这是乐队。这些人就像他们的乐器一样，模样个个不同。有些人打量着渐渐走近的人群。但是有一个身穿浅色外套的白头发的人说了一句什么话，于是在高台上的人一齐拿起自己的乐器。就好像有一只鸟又胆怯又放肆地叫了起来，于是，被铁丝网和警笛声撕得支离破碎、散发着臭味和油烟味的空气里充满了音乐声。就好像一阵被太阳晒得暖和的夏日的好雨，光闪闪地落到大地上。
集中营里的人、监狱里的人、冲出监狱的人，乃至走向刑场的人，都能感受音乐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谁也不像进过集中营和监狱的人，不像走向死亡的人对音乐的感受那样强烈。
音乐声一触及濒临死亡的人，在人们心中突然重新唤醒的不是思想，不是希望，而只是一种模糊而强烈的生命奇迹。人群队伍里响起一片号哭声。似乎一切都变了样子，一切都合成一个整体，一切分散的，房屋，天地，童年，道路，车轮声，饥渴，恐怖和这罩在雾中的城市，这暗红色的火光，这一切一下子全都汇合起来了，不是汇合在脑海里，不是在画面上，而是汇合在过往生活的一种模糊、热烈、醉心的感情中。在这里，在火化炉的火光中，在集中营的广场上，人们感觉到，生命大于幸福，因为生命也是痛苦。自由不光是幸福。自由是艰难的，有时也是痛苦的，因为自由就是生命。
音乐挑起心灵的最后震动，使得心灵在模模糊糊的心的深处将一生中感受到的一切，将生的欢乐与痛苦，与这雾茫茫的早晨、这头顶上的火光汇合到一起。但也许不是这样。也许，音乐只是一把开启人的感情的钥匙，不是音乐充满了人的心灵，而是它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把人的内心打了开来。
有时候，一支儿歌能够使一个老头子哭起来。但这不是老头子为儿歌哭，儿歌只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心灵在寻找的东西。
人们还在广场上画着弧形，从集中营的大门里出来一部奶油色小汽车。一名身穿皮领军大衣、戴眼镜的党卫军军官从汽车里走出来，打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正在注视着他的乐队指挥马上忙不迭地把手垂了下来，乐队演奏一下子停止了。
广场上很多声音一连声地叫喊：
“立正！”
军官从一排排的人旁边走过。他用手指头指着谁，押队的人就把那人从队伍里拉出来。军官用冷冷的目光打量着被拉出来的人，押队的头头儿生怕妨碍了军官思考，用小声问着：
“年龄？职业？”
被挑出来的有三十来个人。
一排一排的人群旁边响起另一口令：
“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出列！”
没有人应声。
“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出列！”
依然没有人应声。
那军官对站在广场上的上千人失去了兴趣，便朝汽车走去。
挑出来的人五人一排，命令他们转过身去，朝着带有标语牌的集中营大门，标语牌上写着：“劳动使人自由。”<a id="noteBack_20" href="#note_20">[20]</a>
人群队伍里有一个小孩子叫起来，一些妇女像发了疯似的尖声叫起来。被挑出来的人垂着头，一声不响地站着。
可是，谁又能描写出一个人放开妻子的手时那种心情，最后一次匆匆看一眼亲人的脸的那种目光？想起在默默吿别的时候，你的眼睛在一瞬间眨巴着，为了掩饰自己保得一命的可耻的窃喜。人有过这种残忍的记忆，以后还怎么活下去呢？
妻子把小包袱交给丈夫，包袱里有结婚戒指，还有几块糖和干粮，这个时刻，他会忘记吗？看到天空又闪起新的火光，知道那里烧的是他吻过的手、他心醉的眼睛、他在黑暗中凭气味也能闻出来的头发，知道那是在烧他的孩子、妻子、母亲，难道还能活下去吗？难道他还会为了在棚屋里得到更靠近炉火的铺位而计较吗？还能捧着饭钵去接长柄勺子舀来的一升灰黑的汤糊吗？还能自己把掉下来的鞋掌钉到鞋上吗？怎么能拿铁钎干活儿？怎么还能呼吸？还能喝水？孩子的叫声、母亲的哭号还在耳朵里啊。
继续活下去的人被赶着朝集中营的大门走去。他们听着后面的叫喊声，他们自己也在叫喊，撕扯他们胸前的衣襟，前面是另一种生活等待着他们：通电的铁丝网，架着机枪的混凝土守望塔，棚屋，脸色煞白的妇女在铁丝网外面望着他们，他们胸前带着红的、黄的、蓝的布条子标记，排着队去干活儿。
乐队又演奏起来。被挑出来为集中营干活儿的人走进建筑在沼地上的集中营。黑糊糊的水阴沉无声地在黏腻的水泥板和沉甸甸的大石块中间流着。这水呈黑红色，散发着腐烂的气息。这水里有一团团绿色的化学物质的泡沫、一块块脏布、从集中营手术室里扔出来的一块块血淋淋的肉。这水流入集中营的地下，然后又钻出地面，然后又流入地下。不过，水是要继续流下去的，这集中营里出来的阴沉的水早晚会成为海浪，成为早晨的露水。
可是不幸的人们就要去死了。
四十七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走着均匀而沉重的步子，一个男孩子拉着她的手。小孩子的另一只手抚摩着口袋里的火柴盒，火柴盒里的脏棉花里有一只深褐色的蚕蛹，是在车厢里刚刚从茧里钻出来的。旁边是钳工拉萨尔·扬凯列维奇，一面走，一面嘟哝，他的妻子杰鲍拉·萨穆伊洛芙娜抱着一个小孩子。列维卡·布赫曼在背后嘟哝着：“唉，上帝，唉，上帝，唉，上帝。”这一排的第五个人是图书管理员穆霞·鲍里索芙娜。她的头发梳得好好的，衣领还显得很白。她在路上有几次用她领到的面包换半锅子温水。这个穆霞·鲍里索芙娜从来不对谁抱怨什么，在车厢里大家都把她看作圣女，一些见过世面的老奶奶都在吻她的衣服。前面的一排只有四个人，因为那个军官在挑人的时候一下子就挑出去两个，就是斯列波依父子，他们在回答什么职业问题的时候，一齐说：“牙科医生。”军官点了点头。斯列波依父子猜到：可以保命了。这一排里留下来的三个人悠荡着手，看来，他们的手没有用场了；第四个人把领子支得高高的，两手插在口袋里，昂着头，毫不在乎地走着。前面，往前四五排，有一个很突出的高大老头子，戴着红军士兵的暖帽。
在索菲亚·奥西波芙娜背后走的是穆霞·维诺库尔，她在火车上度过了十四岁生日。
死神！死神竟变得乐于交际，他像个老伙伴一样，不请自来，进入人们的院子和车间；他到市场上找家庭主妇，把她和菜篮子一起带走；他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女装裁缝们在成衣店里唱着歌儿为委员的妻子赶做女大衣，他也走进去；有人排队买粮食，他也来站队；老妇人补袜子，他也来跟前坐一坐。死神干着自己平常的事情，人们也干着自己的事情。有时死神让人把烟抽完，把饭吃完，有时他像个好朋友一样，粗声粗气地哈哈大笑着拍拍人的肩膀，把人拉住。
人似乎终于对死神有所了解了，死神已经向人显示出他的平常和孩子般的单纯。这种转变和过渡太容易了，就好像过一条小河，小河上有小小的木桥，从这边炊烟袅袅的小屋到对岸空旷的草地上，不过五六步。就这么一回事儿！有什么好怕的？瞧，小牛吧嗒着蹄子从小桥上走过去了，瞧，孩子们也吧嗒着光脚丫跑过去了。
索菲亚听到了音乐声。她第一次听到这乐曲是在小时候，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年轻时做医生的时候，她也听过。这支乐曲充满了对未来的生气勃勃的预感，她听着总是非常激动。
音乐欺骗了她。索菲亚已经没有未来了，只有已经过去的生活。
她顿时感触到自己已经过去的与众不同的生活，这种感触一时间遮住了面前的现实——遮住了生命断崖的边沿。
这是所有感触中最奇特的。它无法表达，即使是对最亲近的人，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挚交好友。它是心灵的秘密。不管心灵多么热切地想要说出自己的秘密，它也无法做到。一个人会把自己一生的感触带走，至死无法与任何人分享：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人，在意识和下意识中汇集了一切好的和坏的，从小到老，一切可笑、可爱、可耻、可怜、羞涩、温柔、胆怯、惊愕的——这一切在个体对自己的生命的隐秘而沉默的孤独感中奇迹般地融为一体。
当乐队开始演奏的时候，达维德想掏出口袋里的火柴盒，为了不让蛹冻伤了风，他把火柴盒打开一点点儿，好让它看看奏乐的人。但是走了几步之后，他就不再觉得高台上有人，只剩下天上的火光和音乐了。悲哀而洪亮的乐曲声把对妈妈的思念灌入他心中，灌得满满的，就像灌满了一个碗。妈妈好静，身体很弱，一直觉得被丈夫抛弃是件不体面的事。她给达维德做了一件衬衫，邻居们在走廊里笑，笑话达维德的衬衫是花布做的，而且袖子也缝斜了。妈妈是他唯一的保护人和希望。他一直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指望着她。可是，也许现在是音乐起了作用：他不再指望妈妈了。他爱妈妈，可是妈妈软弱，无能为力，就和现在跟他走在一起的这些人一样。音乐声悠忽而缓慢，他觉得就像小小的波浪，他在迷糊状态中看到过，那时候他发着高烧，梦到从滚热的枕头上爬下来，躺到热乎乎、湿漉漉的沙地上。
乐队声音高起来，一个嗄哑的大嗓门儿大叫起来。
他害咽峡炎的时候，梦见从水里冒出来一堵黑糊糊的墙。现在那墙又悬在他的头顶上，遮住整个天空。
一切曾经使他心悸的东西全都汇合到一起，连成一片。小羊羔没有觉察到枞树丛中狼的影子，他看到那幅画就害怕，他还怕市场上被宰的小牛的头，那眼睛是蓝色的，他怕死去的奶奶，布赫曼家被勒死的小姑娘，还有他第一次梦魇，不要命地尖叫起来喊妈妈——全都来到面前。死神睁大两眼站着，有天那么高大，小达维德迈着小小的步子朝死神走去。周围只有音乐声，既不能抓住作依靠，又不能在上面把头撞碎。
没有翅膀、没有爪子、没有胡须、没有眼睛的蛹还睡在火柴盒里，很信赖地傻等着。
既然是犹太人，那就完了！
他打嗝，透不过气。如果他有力气的话，他会把自己掐死的。音乐声停了。他的一双小腿和另外几十双小腿在急急忙忙地跑着。他没有什么想法，他既不能哭，又不能叫。汗湿的手指头紧紧捏住口袋里的火柴盒，但是他已经不记得有蛹了。只有小小的腿在走着，走着，急急忙忙地跑着。
如果他的恐惧再持续几分钟，他会带着碎裂的心跌倒的。音乐声停止以后，索菲亚擦干了眼睛，气愤地说：
“哼，来这一套！”
她转头看到了这孩子的脸，脸上是那样惊惧的表情，即使在这里也显得十分突出。
“你怎么啦？怎么一回事儿？”索菲亚叫了起来，并且猛地扯了扯他的手。“你怎么啦，怎么一回事儿，咱们这是去洗澡呀。”
在德国人挑外科医生的时候，她没有作声，因为她痛恨敌人。
钳工的妻子在旁边走着，她抱着可怜的大脑袋婴儿，婴儿用纯真和若有所思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切。这位钳工妻子为了孩子夜里偷了一个同车妇女的一小把糖。那个被偷的妇女也是非常虚弱的。有一个姓拉比杜斯的老头子为她抱不平。那个老头子身子底下尿湿了，所以谁也不愿意坐在他身边。
这会儿钳工的妻子杰鲍拉心事重重地走着，手里抱着孩子。那孩子本来日日夜夜都在啼哭，现在却不作声。这女人的黑眼睛流露出那样的悲伤神情，她那难看的肮脏的脸和苍白干枯的嘴唇也就不多么显眼了。
“圣母啊。”索菲亚在心里说。
战争爆发前两年，有一天她看到从天山山峦背后升上来的太阳照得山顶积雪亮晶晶的，可是湖水还在黑暗中，就像用蓝宝石雕成的。那时她心想，如果在哪一座寒碜、黑暗、低矮的小屋里有一双孩子的手把她搂住，那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不羡慕她了，于是她的五十岁的心里顿时涌出一股十分强烈的感情：为了那孩子，她可以死而无怨。
小达维德勾起她非同一般的慈爱之情，这样的感情她对孩子们还不曾有过，虽然她一直非常爱孩子。在车厢里她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面包给他吃，常常在昏暗中把他的脸转过来朝着自己，她想哭，想把他紧紧搂在怀里，想吻他，就像妈妈们吻小宝宝那样，吻得又快又急。为了不让他听得太仔细，她小声说：
“吃吧，我的好儿子，吃吧。”
她很少和这孩子说话，一种奇怪的羞涩使她尽力掩盖她心中产生的母爱。但是她发现：如果她走到车厢的另一边，这孩子就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她；等她来到他身边，他就放下心来。
她自己不愿意承认，为什么叫外科医生离开队伍的时候，她没有应声，继续留在队伍里，为什么在这几分钟里她的心情格外激动。
人群队伍从铁丝网旁边，壕沟旁边，从架着旋转机枪的混凝土守望塔旁边走过。这些早已忘记自由的人觉得，那铁丝网和机枪不是为了防备集中营里的人逃跑，而是为了不让那些将死的人躲进苦役集中营里。
人群队伍离开集中营的铁丝网，朝几座又矮又大的平顶建筑物走去。远远看去，达维德觉得这些没有窗户的灰色方形建筑物很像大型的拼图方块。
达维德从转弯的几排人的空隙中看到敞开大门的建筑物，也不知为什么，从口袋里掏出装着蛹的火柴盒，也没有和蛹告别，就把火柴盒扔到一边。让它活着吧！
“德国人好气派呀。”走在前面的一个人说。就好像德国警备队能听到他的奉承话，会看重他的奉承话似的。
那个支着领子的人不知为什么很奇怪、很特别地耸了耸肩膀，这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他朝右边看了看，又朝左边看了看，顿时变得又高又大，就像张开了翅膀，突然很轻盈地一跳，一拳打在一名党卫军押队兵的脸上，把他打倒在地。索菲亚凄厉地叫了一声，也跟着朝前冲去，但是踉跄了一下，跌倒了。马上有几只手把她抓住，帮她站了起来。后面的人挤了上来，达维德一面回头看着，怕被挤倒，无意中看到押队的德国兵把一个男子拉到了一边。
在索菲亚试图朝德国兵扑去的一刹那间，她忘记了小孩子。现在她又牵住他的手。达维德看到，一个人在片刻间感到有自由的希望时，眼睛会有多么明亮，多么有神，多么好看。
这时候，前面的几排人已经走上澡堂大门前面的沥青场地，就要进入大敞着的门，人们的脚步声音开始变了。
四十八
在潮湿而暖和的更衣间里，幽暗而宁静，还有若干长方形小窗户。
一排排带着红漆编号的、厚实的白木头板凳朝幽暗中伸去。大厅中间有一道不高的隔墙，一直延伸到大门对面的墙壁，隔墙的一边是男子脱衣的地方，另一边是女人和小孩子脱衣的地方。
像这样分隔开，没有引起人不安，因为人们依然能互相看到，互相召唤：“玛尼娅，玛尼娅，你在那儿呀？”“是的，是的，我看见你啦。”
有人在喊：“马季尔达，你把擦子带过来，给我搓搓背！”
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放心了。
有一些穿工作服脸色严肃的人在人群中来来回回走着，在维持秩序，说的都是一些合乎情理的话，比如，要把袜子和包脚布塞到靴筒里，一定要记住哪一排、哪一个位子的编号。
许多人的声音低低地、嗡嗡地响着。
当一个人渐渐脱光的时候，他也就渐渐接近自己。天啊，胸膛上的毛更硬了，更密了。而且有那么多白毛呢。指甲有多么难看呀。脱光了的人看着自己，只能得到一个结论：“这就是我。”一个人会认出自己，确定自己这个“我”，因为“我”永远只有一个。一个小孩子把细细的手臂交叉在露着肋骨的胸前，看着自己蛤蟆似的身体，会认出：“这就是我。”等他再过五十年，打量着自己腿上骨骨棱棱的青筋，打量着自己的肥胖下垂的肚子，也会认出自己：“这就是我。”
但是却有一种奇怪的感情惊动了索菲亚。在这儿年轻的身体和年老的身体都裸露着：看到大鼻子的瘦小孩子的身体，老妇人们会摇头说：“瘦得可怜的。”十四岁姑娘的身体，即使在这里，几百双眼睛也在欣赏。残缺、衰弱的老头子和老太婆的身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敬重。强壮的男子汉毛茸茸的脊背，女人们肉滚滚的大腿和丰满的乳房——这一切都是人的身体，原本被破衣烂衫遮盖起来的人的裸体。索菲亚觉得，她所感到的“这就是我”不光是她自己，而是人类。这是光光的人类的身体，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有充满生气的、正在成长的、强壮的，也有衰老的、带有鬈发和白发的，有好看的，有难看的，有强壮的，有软弱无力的。她看着自己圆圆的雪白的肩膀，还没有人吻过呢，只有在小时候妈妈吻过，然后她带着一派柔情把目光转到孩子身上。难道在几分钟之前她竟忘记了他，像醉汉一样疯狂地扑向党卫军吗？“那真是个犹太小傻瓜，”她心里想道，“还有那个俄罗斯老傻瓜<a id="noteBack_21" href="#note_21">[21]</a> ，也宣传不以暴力抗恶呢。他们那时候没有法西斯嘛。”索菲亚再不因为她这个处女心中萌发了母爱而觉得羞耻，俯下身去，用自己干活儿的大手捧住达维德的小脸，她觉得自己已经把他那亲热的眼睛握在手里，她吻了吻他。
“是的，是的，好孩子，”她说，“这不是，咱们来到澡堂里了。”
在混凝土脱衣间的幽暗中，似乎一下闪现出弗拉基米罗芙娜·沙波尼什科娃的眼睛。她还活着吗？她们分别了。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就要走了，这不是，她完了。安娜·施特鲁姆也完了。
钳工的妻子想让丈夫看看脱得光光的小儿子，但是丈夫在隔墙那边，于是她把用布半裹着的孩子递给索菲亚，很得意地说：
“一把他脱光，他就不哭了。”
隔墙那边有一个长着黑黑的大胡子、里面穿着破烂睡裤的男子，闪动着发亮的眼睛和金牙叫道：
“玛尼娅，这儿还卖游泳衣呢，买不买？”
穆霞·鲍里索芙娜听到这句玩笑话，用手捂着从宽大的衬衣豁口里露出来的乳房，笑了笑。索菲亚早已懂得，被判决的人说俏皮话，并不能产生精神力量，然而当弱者和怯懦者对恐怖取笑的时候，恐怖就不那么可怕了。
列维卡·布赫曼那张好看的脸很消瘦，热辣辣的大眼睛故意不看周围的人，偷偷解开沉甸甸的发辫，把戒指和耳环藏到里面去。
她现在有一股盲目的、强烈的求生的劲头。虽然她是不幸的，是软弱无力的，但是法西斯已经把她折磨够了，再也没有谁能够消除她求生的欲望。现在，在她藏戒指的时候，她已经不记得，因为怕孩子哭会暴露阁楼上的藏身处，正是用这双手把自己的孩子掐死的。
但是，就在列维卡·布赫曼像终于躲进安全密林的野兽似的慢慢舒了一口气的时候，她看到一个穿工作服的女人在用剪刀剪穆霞·鲍里索芙娜头上的辫子。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在剪一个小姑娘的辫子。光溜溜的黑头发无声地落在水泥地上。一堆堆头发散在地上，就好像妇女们在又黑又亮的水里洗脚。
一个女人不慌不忙地把列维卡护着头的手拉开，抓住脑后的头发，剪刀尖儿碰到了藏在头发里的戒指，那女人也不停止工作，用手指头摸出缠在头发里的戒指，凑到列维卡的耳朵上说：“都要还给您的。”又用更小的声音说：“德国人在这儿。别作声。”列维卡没有记住这个穿工作服的女人的脸，她没有眼睛、嘴巴，只有露出青筋的黄黄的手。
在隔墙的那边有一个歪鼻子上歪戴着眼镜、很像一个可怜的病鬼的白发男子，他用眼睛扫了扫一排排的板凳，用和聋子说话的那种清清楚楚、一字一顿的语调问道：
“妈妈，妈妈，妈妈，你感觉怎么样？”
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婆子忽然在嗡嗡的几百人的声音中听出儿子的声音，猜到了他常常问的问题，便很亲热地朝他笑了笑，回答说：
“脉搏很好，很好，跳得很好，你放心吧。”
索菲亚旁边有一个人说：
“这是盖尔曼，有名的内科医生。”
有一个脱得精光的年轻女人，拉着一个穿白裤衩的厚嘴唇小姑娘的手，高声大叫着：
“要杀咱们啦，要杀咱们啦，要杀咱们啦！”
“别嚷嚷，别嚷嚷，你们别叫这个疯女人嚷嚷。”穿工作服的女人说。她们回头看看，看不到押解队了。耳朵和眼睛在幽暗和寂静中得到休息。脱去被污垢和汗水浸得像木头一样硬邦邦的衣服，脱去快要腐烂的袜子和包脚布，有多快活啊，好几个月没尝到这种快活滋味了。穿工作服的几个女人剪完头发，走了，人们更自由地舒了一口气。有些人打起盹儿，有些人在衣缝儿里逮虱子，有些人在小声说话儿。有一个人说：
“可惜没有扑克牌，要不然咱们可以来捉捉傻瓜。”
可是这时候监督队队长一面吸着香烟，拿起电话筒，仓库管理员便把一个个像果酱罐子一样的贴了红色标签的罐子装上带马达的小车，坐在办公室里的特别科值班人员看着墙上：红色信号灯就要亮了。
“起立！”
脱衣间各个角落里忽然响起口令声。
一排排板凳的两头都站着穿黑制服的德国人。人们走进一条宽阔的走廊，走廊的顶上嵌着一盏盏不太明亮的电灯，电灯都用厚厚的椭圆形玻璃罩护着。在这儿可以看出吞吸着人流的、缓缓弯曲的混凝土的肌肉力量。很静，只有光着脚走路的人们沙沙的脚步声。
在战前有一次索菲亚对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说：“如果一个人注定了被另一个人杀死，那么，看着他们怎样渐渐碰到一起，是很有意思的。起初他们也许离得非常远，比如，我在帕米尔高原上采杜鹃花，我走我的路，将来要杀死我的人这时候却在八千俄里之外，放学之后在小河里逮鲈鱼。我要去参加音乐会，他这一天却在车站买票，要上姑娘家去。不过反正早晚我们会碰到一起，就要出事了。”现在索菲亚想起了那一番很奇怪的话。她看了看廊道的顶：头上有这样厚的混凝土，她再也听不见沉雷，看不见暴雨了……她光着脚朝廊道的弯曲处走着，廊道也无声无息地、亲切地迎着她漂流过来；自然而然地移动着，没有强制，就好像迷迷糊糊地滑动，就好像从里到外都抹了甘油，所以都在自然而然地滑动。
密闭室的大门突然渐渐打开了。人流慢慢地滑动着。有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婆，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年，在脱衣服的时候分开了，现在又走在一起了。钳工的妻子抱着醒了的孩子，妈妈和儿子都朝人群头顶上看着，不是想看看空间，是想看看时间。内科医生的脸闪了一下，旁边又闪过善良的穆霞·鲍里索芙娜的眼睛，又闪过列维卡·布赫曼的恐惧的目光。再就是柳霞·什捷林塔尔，真无法掩盖、无法减弱她那青春的眼睛、轻轻呼吸的鼻孔、脖子、半张着的嘴唇的美，旁边走着的便是嘴巴又发青又干瘪的拉比杜斯老头子。索菲亚又紧紧搂住达维德的肩膀。这种对人的柔情在她心中还从来不曾有过。
走在旁边的列维卡叫了起来。她的叫声极其可怕，这是一个人面临死亡时的叫声。
在毒气室门口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段引水管。他穿的是带拉链的棕色短袖衬衫。列维卡·布赫曼就是看到他那隐隐约约的孩子般狂喜的狞笑，才这样可怕地叫起来。
那人的一双眼睛在索菲亚的脸上扫了一下：就是他，终于见面了！
她觉得，她的手指头应该扼住从敞开的领子里伸出来的那根脖子。但是那个狞笑的人又快又利落地扬了一下棒子。她在钟声与玻璃响声中听到那人在喊：
“狗崽子们，别磨蹭了！”
她硬撑着没有跌倒，并且迈着沉甸甸的步子和达维德一起慢慢跨过铁门坎。
四十九
达维德用手摸了摸钢门框，觉得冷冰冰的。他在这钢镜子里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淡灰色的点儿，那是他的脸。他的光脚丫感觉到，这厅里的地面比廊道里的地面要凉些，因为不久前才冲洗过。
他迈着小小的步子，在这个矮顶的混凝土大箱子里慢慢走着。他看不到灯，但是这厅里有灰灰的亮光，就好像阳光透过混凝土盖顶射了进来，这冷冷的亮光似乎不是为活人照亮的。
人们原来在一起的，现在散开了，彼此看不见了。闪过柳霞·什捷林塔尔的脸。在火车上达维德每看到她，总有一种迷恋的感觉，又甜蜜，又惆怅。但是过了一会儿，在柳霞原来的地方却出现了一个不露脖子的矮个子女人。接着这地方又出现了一个蓝眼睛白头发的老头儿。马上又出现了一个年轻男子睁得大大的、呆滞不动的眼睛。
这种移动不是人类的活动。也不是低等生物的活动。既无用心，也无目的，表现不出活人的意志。人流朝大厅里流动着，正要进来的人推挤着已经进来的人，这些人推挤着那些人，从无数胳膊肘、肩膀、肚子的小的推挤中产生了运动，这种运动和生物学家布朗发现的分子运动没有任何区别。达维德觉得，有人带他走，他就应该走。他走到墙边，先是膝盖、然后是胸膛碰到了冷冰冰的墙，再也没有路了。索菲亚靠在墙上站着。
有一会儿他们看着从门口移动过来的人群。门离得很远。但是可以看出门在哪儿。因为人在进门的时候紧紧挤在一起，人体的白影子特别密集，等到进了宽敞的毒气室，就松散开了。
达维德看到一张张人脸。早晨下了火车之后，他看到的一直是许多脊背，现在好像一列火车的人都面对着他。索菲亚忽然变得和以前不同了；她的声音在这又平又宽敞的混凝土大厅里变了腔调，她一进入这大厅，整个样子都变了。她在说“我的好孩子，紧紧靠住我”的时候，他觉得她很怕丢了他，剩下她一个人。可是他们无法紧紧靠在墙上，而是离开了墙，又迈着碎步挪动起来。达维德觉得他比索菲亚挪动得快些。她的手攥住他的手，朝她跟前拉。可是有一种柔软的、渐渐增强的力量把达维德朝另一方向拉，索菲亚的手指头渐渐松了。
毒气室里的人群越来越密集，移动越来越慢，人的步子越来越小。没有人指挥这混凝土箱子里的移动。人在这毒气室里站着不动，还是漫无目的地在绕弯儿、转圈子，德国人觉得已经无所谓了。光光的孩子漫无目的地迈着小小的步子。他的又轻又小的身体的曲曲弯弯的移动路线和索菲亚那又大又重的身体的曲曲弯弯的移动路线渐渐不一致了，于是他们分开了。牵着他的手是拉不住他的，应该像那两个女的，那个妈妈和姑娘一样，脸贴着脸，胸膛贴着胸膛，哆哆嗦嗦地、死死地抱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的身体。
人越来越多，分子运动随着分子的密集渐渐偏离阿伏伽德罗定律<a id="noteBack_22" href="#note_22">[22]</a> 。小孩子丢掉了索菲亚的手，叫了起来。但是索菲亚马上成为过去。要紧的是现在，眼前。一张张人嘴在一起呼吸着，人的身体紧紧挨在一起，人的思想和感情也连成一体。
达维德落进了一部分旋转的人流中，这些人离开墙壁，朝门口倒流过去。达维德看到三个人紧紧抱在一起：两个男子保护着老妈妈，老妈妈保护着两个孩子。忽然在达维德旁边出现了新的人流，朝新的方向移动。响声也不同了，不是沙沙声和嘟哝声了。
“让开路！”有一个胳膊强劲有力、粗脖子、低着头的人想穿过紧紧靠在一起的人体。他想从沉闷的混凝土节奏中冲出去，他的身体就像鱼的身体在厨房案台上那样，在盲目地、没有目的地挣扎。他很快就喘不上气来，安静下来，倒换着脚，像大家一样了。
因为他的搅动，人流的移动有所改变，达维德又来到索菲亚身边。她使足劲儿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这种劲儿死亡集中营里的工人们是发现过的，也知道这种劲儿有多么大，他们在清理毒气室的时候，从来不想把抱在一起的亲人的尸体分开。
门口响起叫喊声。后面的人看到挤得紧紧的人群已经把毒气室塞得满满的，便不肯跨进敞着的门。
达维德看到门是怎样关上的：那钢门就好像被磁石吸引着，又从容又平稳地渐渐接近了钢门框，门与门框合在一起，成为一体。
达维德发现，在墙的上部，在一个方形的金属网罩里，有一个活物动了起来，他以为那是一只灰老鼠，不过他马上明白了，那是风扇转了起来。感觉到有一种淡淡的、甜丝丝的气味。
脚步声停止了，偶尔可以听到含糊不清的话、呻吟声、叫声。说话已经于人无益了，行动已经没有意义了，行动是为了未来，在毒气室里没有未来了。达维德的头和脖子不停扭动着，索菲亚却没有朝那活物的方向看看的念头。
她那双眼睛看过荷马史诗，看过《消息报》、迈因·里德的作品、黑格尔的《逻辑学》，看过许多很好的人和很坏的人，看过库尔斯克青草地上的鹅，在普尔科沃天文台看过星星，看过外科器械的亮光，在罗浮宫看过《蒙娜·丽莎》，看过市场上的番茄和芜菁，看过伊塞克湖的碧波，现在这眼睛没有用场了。这会儿要是有人把她的眼睛弄瞎，她也不会觉得是损失。
她呼吸着，但呼吸已成为一项沉重的工作，她使出所有的劲儿来进行呼吸工作。她想在震耳欲聋的钟声中聚精会神地最后想一想。但是什么也想不成。索菲亚一声不响地站着，也没有闭上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
小孩子的动作常常使她心中充满怜惜之情。她对这孩子的感情极其单纯，不用说话，也不需要用眼睛看。这个垂死的孩子在呼吸着，但是他吸进的空气不是延长他的生命，而是毁灭他的生命。他的头转来转去，他还想看看。他看到倒在地上的人，他看到张开的没有牙的嘴，看到张开的露出白牙和金牙的嘴，看到从鼻孔里流出来的一道道鲜血。他看到隔着玻璃朝毒气室里看着的好奇的眼睛。罗捷那观望的眼睛有一小会儿和达维德的眼睛碰到一起。他还要说话，他还想问问索菲亚阿姨，那双眼睛为什么像狼的眼睛。他还要想一想。他在这世界上只走了几步，他见过孩子的光脚丫在热乎乎的土地上走出的脚印儿，他的妈妈还住在莫斯科，月亮朝下看着，眼睛可以从下面看到月亮，煤气炉上烧着开水，白头母鸡跑来跑去，他抓住蛤蟆的后腿，叫蛤蟆跳舞，还有早晨的牛奶——他依然想着这一切。
一双有劲的、火热的手臂一直搂抱着达维德。这孩子还不明白，他的眼睛黑了，心里咚咚响了一阵，就不响了，脑子里枯寂了，模糊了。他被杀死了，他不再存在了。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感觉到，孩子的身体在她怀里软瘫了。她又失去了他。在地下坑道进行毒气试验的时候，用作毒气试剂的小鸟和老鼠一下子就会死去，因为小鸟和老鼠的身体很小。这孩子的身体小得像鸟儿一样，比她先走了一步。
“我做妈妈了。”她想道。
这是她最后一个念头。
可是她的心还活着：心在紧缩，疼痛，在怜惜你们，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索菲亚感到一阵恶心，就把达维德，已经成了尸体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她也成了死人，成了尸体。
五 十
人死了，就是从自由的世界进入奴隶的王国。生命也就是自由，所以死的过程就是渐渐失去自由的过程；起初是知觉渐渐微弱，然后是渐渐消失；在失去知觉的肌体里，生命进程在一定时间内依然延续着，血液还在循环，还在呼吸，新陈代谢还在进行着。但这种向奴隶王国的败退是不可扭转的，因为知觉已经消失，自由的火已经熄灭。
夜空的星星暗淡了，银河不见了，太阳熄灭了，金星、火星、木星熄灭了，海洋寂然不动了，千千万万树枝寂然不动，风也寂然不动了，花儿不鲜艳也不芳香，粮食消失了，水也消失，空气的凉爽与闷热都消失了。人心中的宇宙不再存在了。这个宇宙和不依靠人而存在的唯一的宇宙惊人地相似。这个宇宙和依然存在于千千万万活人头脑中的宇宙惊人地相似。但是这个宇宙的特别惊人之处，是它有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使这个宇宙的海洋的涛声、鲜花的香味、树叶的沙沙声、花岗石的色彩、秋日田野的凄凉与存在于或者曾经存在于别人头脑里的宇宙的一切，与不依靠人而永久存在的那个宇宙的一切都不相同。一个生命的灵魂保持其独特性，便是自由。宇宙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是人的力量的基础，但是，只有当一个人作为一个在时间的长河中永远无人可以摹仿的世界而存在时，人生才是幸福，才是自由，才是最高的目的。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感到自由和善良的幸福，才能在别人身上找到在自己身上找到的东西。
五十一
和莫斯托夫斯科伊、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一起被俘的司机谢苗诺夫，在靠近前线地区的集中营里忍饥挨饿过了十个星期之后，同一大批被俘的红军在一起，被押往西部边境。
在靠近前线的集中营里，他从来没有挨过拳头和枪托子，也没有挨过踢。
集中营里用饥饿惩罚。
水在小河里缓缓流动，哗哗响着，叹息着，拍打着岸边，可是，瞧，水轰轰响起来，狂号起来，翻滚着巨石，冲走大树，就像冲着麦秸一样，当你看到被挤压在狭窄河道里的河水震撼着山崖，当你觉得这好像不是水，而是许许多多沉重的透明铅块活了，站立起来，发起疯来的时候，会心惊胆战。
饥饿像水一样，永远自然地和生命联系着。所以饥饿有时会一下子成为消灭肉体、摧残扭曲灵魂、毁灭千千万万活物的力量。
饲料缺乏、冰封大地、草原和森林干旱、水灾和瘟疫可以使羊群和马群死亡，可以使狼、狐狸、唱歌的鸟儿、野蜂、骆驼、鲈鱼和毒蛇死去。人在自然灾害时候所受的苦难也和动物差不多。
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用堤坝人为地、强制性地约束生活，挤压生活，这时候，可怕的饥饿的力量就像狭窄的河道里的河水一样，可以震动、扭曲、摧残和消灭人、部落、民族。
饥饿可以渐渐榨干人体细胞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饥饿可以使骨头变软，使孩子们的小腿佝偻和弯曲，可以使人贫血，头晕，使肌肉干瘪，破坏神经组织。饥饿可以重重地压在心上，把欢乐与信心赶走，可以消灭思考的能力，可以使人驯顺、低三下四、残忍、绝望和麻木不仁。
人性有时会完全灭绝，这饥饿的生物就会杀人，会吃死尸，会吃人。
国家能够筑起堤坝，把小麦、黑麦和种小麦、黑麦的人隔开，从而引起可怕的大批死亡，这种死亡类似德军围困期间列宁格勒几十万人的死亡，类似希特勒集中营里几百万战俘的死亡。
吃的呀！吃的东西！粮食！调味的佐料！大吃特吃！少吃点也行！有稀汤，有饭菜！油腻的，滋补的，大鱼大肉！营养搭配的伙食！穷家小户的家常菜！丰盛豪华的宴席，精致的佳肴！简单的，乡村的风味！美味的食物。充饥的食物。吃！吃！……
土豆皮、狗肉、蛤蟆、蜗牛、烂菜叶、发霉的甜菜、死马肉、猫肉、乌鸦和寒鸦的肉、腐烂的粮食、皮腰带、皮靴筒、糨糊、从军官食堂里流出来的油糊糊的泔水泡透的泥土——这都是吃的东西。这都是从堤坝里渗透出来的东西。
很多人在想方设法得到这些东西，分享这些东西，交换这些东西，互相偷窃这些东西。
在路上走到第十一天，当火车停在米海洛夫村车站的时候，押解队把昏迷过去的谢苗诺夫从车厢里拖出去，交给车站当局。
上了年纪的德国警备队长对着这个靠在消防棚墙上的半死不活的红军战士看了一会儿。
“让他爬到村子里去吧。要是把他关起来，过一天就会死。枪毙也不值得。”警备队长对翻译官说。
谢苗诺夫爬到了车站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第一户人家不让他进去。
“什么也没有，你走吧。”
门里有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对他说。
他来到第二家门口，敲门敲了很久，没有人应声，也许这一家已经没有人，也许从里面闩住了。
第三家的门半掩着，他走进过道，没有人喊住他。他走进屋子里，一股暖气朝他扑来。他的头发起晕来，躺到门口一条大板凳上。谢苗诺夫重重地、急促地呼吸着，一面打量着白色的墙壁、圣像、桌子、炉子。他在集中营里过了这么久之后，一见到这一切，十分激动。窗外闪过一个人影，一个妇女走进屋子，一看到谢苗诺夫，叫了起来：
“您是什么人？”
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是什么人，那是很清楚的。这一天，不是强大的国家的无情的力量，而是一个人，是赫里斯佳·丘尼娅克老大娘左右着他的生存和命运。
太阳从灰色云块的缝儿里凝望着战火纷飞的大地。在战壕、掩体、集中营的铁丝网、讲坛和特别科之上刮过的风，也来到小屋的窗前低声呼叫。
老大娘给谢苗诺夫端来一茶缸牛奶，他很费劲地、狼吞虎咽地喝了起来。他喝完牛奶，就呕吐起来。吐得肚子要翻出来，眼睛里流着泪水，他好像快要死一样，哧哧地直往里吸气，吐过了又吐。他拼命压制呕吐，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浑身又脏又臭，老大娘会把他赶出去的。他用发红的眼睛看着老大娘拿来拖把，拖起地板。
他想对她说，他自己打扫，自己来擦洗，只要她不撵他走。但他只是嘟哝了两句，用哆哆嗦嗦的手指头比划了几下。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老大娘一会儿走进来，一会儿又走出去。她没有撵谢苗诺夫走。也许，她找过邻居，请邻居去叫巡逻队或者警察？
老大娘把一铁锅水放到炉膛里。水烧热了，冒起热气。老大娘的脸露出忧愁的、不和善的神气。
谢苗诺夫心想：“她要把我撵走了，等我走了，她可以进行消毒。”
她从箱子里拿出褂子和裤子。她帮助谢苗诺夫把衣服脱了，把他的衣服包起来。他闻到了自己的肮脏身体的气味，闻到了浸过尿、血和屎的衬裤的气味。
她扶着他坐到一个木盆里。她的粗糙有力的手轻轻擦洗着他被虱子咬遍了的身体。热乎乎的肥皂水在他的胸前背后流着。他忽然哽咽起来，浑身哆嗦起来，一面吞着鼻涕，尖声叫起来：
“妈妈……好妈妈……好妈妈……”
她用灰色的粗麻布手巾揩干他的流泪的眼睛、头发、肩膀。她搀扶着他坐到板凳上，弯下身子，揩干了他那像麻秆一样细的腿，给他穿上褂子和内裤，扣上用布结成的扣子。
她把盆里的水倒进桶里，把又黑又臭的脏水提出去。
她把一张羊皮筒子铺到炕上，上面蒙上带条纹的麻布，又从床上拿来一个大枕头，放好。
然后她像搀一只小鸡一样，轻轻地把谢苗诺夫搀起来，帮助他爬到炕上去。
谢苗诺夫迷迷糊糊地躺着。他的身体感触到难以想象的变化：残酷的世界一心想消灭这受尽折腾的牲畜的企图再也不能实现了。
但是不论在集中营里，还是在火车上，他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难受。两腿麻木，手指酸痛，骨头疼得厉害，恶心，头脑里乱糟糟的，有时忽然轻飘飘、空荡荡的，发起晕来，眼睛刺疼，不住地打嗝儿，眼皮发痒。有时心里发闷，发慌，胸口说不出的难受，好像就要死了。
过了四天。谢苗诺夫下了炕，开始在屋里走动。他感到惊奇的是，好像世界上有许多吃的东西。在集中营里却只有烂甜菜吃。似乎世界上只有稀稀的糊，只有集中营里的发臭的稀汤。
可是现在他看到了小米、土豆、白菜、猪油，他听到了公鸡的叫声。
他像个小孩子一样，觉得世界上好像有两个魔术师，一个善良的魔术师，一个凶恶的魔术师，他很怕凶恶的魔术师又把善良的魔术师打败，那样温暖、有饭吃、善良的世界就要消失，他又要用牙齿啃自己的皮腰带。
他摆弄起一盘手推的磨，因为这手磨的工作效率实在太低。磨几把灰灰的粗面，就要弄得满头大汗。
谢苗诺夫用锉刀和砂纸把传动杆打磨光了，又把连接传动杆与磨盘的栓紧了紧。他这个有文化的莫斯科机械师认为该做的，都做了，对乡下木匠做的粗糙的活儿进行了加工，但是在这之后，手磨更不灵活了。
谢苗诺夫躺在炕上，思考着怎样才能更好地磨面粉。早晨他又把手磨拆开，使用了轮子和旧挂钟的部分零件。
“赫里斯佳大娘，您来看看！”他带着自夸的口气说，并且指了指他安装的双齿轮传动装置。
他们彼此几乎不说什么话。她没有说过她那死于一九三〇年的丈夫，没有说过失去音信的儿子，也没有说过嫁到普里卢基、忘记了妈妈的女儿。她也没有问他，是怎样被俘的，是什么地方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
他怕到外面去。每次在上院子里去之前，先要朝窗外观察半天，而且总是急急忙忙回到屋里。如果关门的响声大了，或者茶缸掉在地上，他就害怕，好像好日子完了，赫里斯佳老大娘再也无能为力了。
有时邻居上赫里斯佳大娘家来，谢苗诺夫就爬到炕上躺着，尽可能不大声喘气，不打喷嚏。不过，邻居不是经常来。
村子里没有驻扎德国兵。他们驻扎在车站附近的铁路工人村里。
他想到周围在进行战争，而自己在这儿过温暖与安宁的日子，并不觉得有愧，他很怕再一次落入集中营和饥饿的世界。
他早晨醒来，很怕马上睁开眼睛，似乎了一夜魔法消失了，他又要看到集中营的铁丝网和警备队，又要听到空饭盒的响声了。
他闭着眼睛躺着，听听赫里斯佳老大娘是不是消失了。
他很少去想不久前的日子，不去回想政委克雷莫夫、斯大林格勒、德国集中营、押送俘虏的火车。但是每天夜里他都在梦里哭和叫。
有一天夜里他从炕上爬下来，在地上爬了一会儿，躲到板床底下，在板床底下睡到天亮。早晨起来，他想不起他梦见了什么样可怕的事。
有几次他看到载重汽车载着土豆和粮食从村里道路上经过，有一天他还看到一部小轿车。马达很好，车轮在泥水里也不打滑。
有时他想象着德国巡逻队在过道里叽哩哇啦说起话来，马上就会冲进屋里来，他的心就会打颤。
他向赫里斯佳老大娘问过德国人。
她回答说：
“有些德国人不坏。在我们这儿打仗的时候，我这屋子里住过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画家。他们常常和孩子们一块儿玩。后来住过一个汽车司机，他还带着一只小猫。他开车回来，小猫就跟他玩儿。小猫好像是从边境上跟他来的。他吃饭时也要把小猫抱在怀里。他对我也很好，给我拉来不少木柴，有一次还给我丢下一口袋面粉。可是有些德国人很坏，杀小孩子，杀老头子，不拿我们当人，随便朝人家里跑，在女人面前光着身子。我们乡下的警察也有这样的，对人很凶。”
“咱们可是没有像德国人那样的野兽。”谢苗诺夫说。接着又问道：“赫里斯佳大娘，我住在您家里，您不害怕吗？”
她摇了摇头，说村子里有很多放回来的俘虏，当然，那都是回自己村子的乌克兰人。不过她可以说，谢苗诺夫是她的外甥，是嫁到了俄罗斯的姐姐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