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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苗诺夫已经认识了一些邻居和街坊，认识了第一天没有让他进门的那个老妇人。他知道，晚上姑娘们常常去车站看电影，每到礼拜六，车站上有乐队演奏，有舞会。他很想知道，德国人在电影院里放什么样的电影。但是上赫里斯佳大娘家里来的只有老年人，他们不看电影。没有人可以问。
邻居一位大娘拿来女儿的来信，女儿是参加招工上德国去的。信里有好几处地方谢苗诺夫不懂，于是别人解释给他听。那姑娘在信中写着：“万尼亚和格里沙飞来了，窗上安上了玻璃……”这就是说，万尼亚和格里沙是在空军服役，苏联空军轰炸了德国的城市。
那姑娘在另外一处写着：“雨下得很厉害，就像巴赫马奇那样。”这也是指飞机轰炸，因为在战争初期，巴赫马奇车站常常受到很强烈的轰炸。
这天晚上，有一个高高的瘦老头子来到赫里斯佳大娘家。他把谢苗诺夫打量了一遍，便用地道的俄语说：
“好汉，你从哪儿来？”
“我是俘虏。”谢苗诺夫回答说。
老头子说：
“我们都是俘虏。”
他在沙皇时代当过炮兵，炮兵的一些号令他还记得很清楚，并且当着谢苗诺夫的面表演起来。他发号令用俄语，用嗄哑的声音，可是报告结果声音却很响亮，像个年轻人一样，并且还带有乌克兰口音，看样子，他是在模仿几十年前长官的声音和他自己的声音。
后来他骂起德国佬。
他对谢苗诺夫说，起初人们指望德国人解散集体农庄，可是结果德国人想到，集体农庄对他们也是好事情。他们也搞起五户小组、十户小组，和原来的生产小组、生产小队一样。赫里斯佳大娘用长长的、伤心的语调说：
“唉，集体农庄呀，集体农庄！”
谢苗诺夫说：
“集体农庄有什么！谁都知道，咱们到处都有集体农庄。”
赫里斯佳大娘说：
“你住嘴。你可知道，外地人怎样成群成群上我们这儿来的吗？一九三〇年，整个乌克兰都在瞎折腾。天天吃荨麻，吃黄土……把粮食全部弄走，一粒不剩。我男人饿死了，我又是受的什么样的罪呀！我浑身浮肿，话也不能说，路也走不动。”
谢苗诺夫听赫里斯佳大娘说她也和他一样挨过饿，十分吃惊。他总觉得，饥饿和瘟疫和这个善良人家的大娘是无缘的。
“也许，你们家是富农吧？”他问道。
“哪儿是什么富农呀！所有的人都遭殃呀，比战争时期还糟。”
“你是乡下人吗？”老头子问。
“不是，”谢苗诺夫回答说，“我是在莫斯科出生和长大的，我父亲也是在莫斯科出生和长大的。”
“是啊，”老头子带着自夸的口气说，“如果你那时候也参加了集体化，也会完蛋，城里人嘛，说完蛋就完蛋。为什么我活下来啦？我懂得野生草木。你以为我说的是橡子、椴树叶、荨麻、滨藜吧？这些东西大家一下子就吃光了。可是我知道五十六种能吃的野草。所以我活下来了。春天刚刚来到，还看不到一片叶子，我就在地里挖草根吃。伙计，我什么都认识，每一样根、皮、花儿我都认识，每一棵草我都认识。牛、羊、马全死了，可是我没有死，我比牛、羊、马更会吃草。”
“你是莫斯科人吗？”赫里斯佳大娘慢慢地重问了一遍。“我还不知道你是莫斯科人呢。”
老头子走了，谢苗诺夫躺下睡了，可是赫里斯佳大娘用手托着腮坐着，望着黑黑的夜空。那一年是丰收年景。小麦长得密密麻麻，齐齐整整，和她的瓦西里的肩膀一样高，把赫里斯佳连头都遮住。
村里到处可以听到微弱而缓慢的呻吟声，骨瘦如柴的孩子在地上爬着，有气无力地哭着；饿得连喘气也没有劲儿的男子汉拖着水肿的腿在外面晃悠着。妇女们到处找东西吃，什么都吃：荨麻，橡子，椴树叶，掉在外面的马蹄，骨头，牛角，羊角，未加工的羊皮……然而从城里来的小伙子们还在一家一家地转悠着，不管死人，也不管半死不活的人，打开地窖，在棚子里挖坑，拿铁钎子插进地里，寻找和收缴富农藏的粮食。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里，她的瓦西里死了，停止了呼吸。这时候从城里来的小伙子们又来到屋里，其中有一个蓝眼睛的人，说话带俄罗斯口音，就和谢苗诺夫一样，走到死者跟前，说：
“富农顽抗到底，毫不怜惜自己的命。”
赫里斯佳叹了一口气，画了一个十字，便去铺床。
五十二
维克托·施特鲁姆原以为，他的研究只能得到狭小的理论物理学界的重视。但事实不是这样。近来给他打电话的不只是一些熟识的物理学家，还有一些数学家和化学家。有些人请他解释问题，因为他的数学推论太复杂了。
有的学生会代表到研究所来找他，请他给物理系和数学系高年级学生作报告。他在科学院做过两次报告。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告诉他，在很多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都在对他的研究进行争论。
柳德米拉在限额供应商店里听到一位科学家的夫人问另一位夫人：“您站在谁后面？”那位夫人回答说：“这不是，我站在施特鲁姆夫人后面。”原来发问的那位夫人说：“这就是施特鲁姆夫人吗？”
维克托并没有表露出他因为自己的论文引起这样不同寻常的广泛关注而感到高兴。但是他对荣誉不是无动于衷的。在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他的论文被推选为斯大林奖金备选项目。维克托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这天晚上他一直注视着电话机，等着索洛科夫给他打电话。可会后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是萨沃斯季扬诺夫。
往常爱嘲笑人甚至爱说下流话的萨沃斯季扬诺夫，现在说话的口气不一样了。
“这是胜利，了不起的胜利！”他一再地说。
他说了说普拉索洛夫院士的发言。这位老院士说，自从他的研究辐射压力的老朋友列别杰夫去世以后，在物理研究所里还没有出现过这样有分量的论文。
斯维琴教授谈到维克托的数学方法，说这种方法本身就有创新成分。他说，只有苏联人才能在战争环境中这样忘我地为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还有很多人发言，马尔科夫也发了言，但是最响亮、最带劲儿的话是古列维奇说的。
“他是好样的，”萨沃斯季扬诺夫说，“他说的话最实在，说话不带框框儿。他说您的著作是经典性的，说应该把您的著作和原子物理奠基人的著作，如普朗克、玻尔、费马的著作，排在同样的位置。”
“真带劲儿。”维克托在心里说。
萨沃斯季扬诺夫打过电话不久，索科洛夫又打来电话。
“今天我不上你们家去了，抽出二十分钟和您在电话里谈一谈吧，我实在太忙了。”他说。
索科洛夫也十分激动，十分高兴。
维克托说：
“我忘记了问萨沃斯季扬诺夫表决的情形。”
索科洛夫说，表示反对的只有从事物理理论研究的加甫罗诺夫教授。他认为，维克托的著作建立在很不科学的基础上，来源于西方物理学家的观点，实际上是不顶用的。
“加甫罗诺夫反对，这倒是好事。”维克托说。
“是啊，也许是好事。”索科洛夫也说。
加甫罗诺夫是一个怪人。大家戏称他“斯拉夫兄弟派”。他带着一股狂热而顽强的劲头千方百计地要证明，物理学的一切成就都和俄国科学家的著作有关系，他把很少有人知道的一些名字，如别特罗夫、乌莫夫、亚可甫列夫，看得比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还要高。
索科洛夫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瞧，整个莫斯科都承认您的著作的重大意义了。不久就要为您举行庆祝宴会了。”
玛利亚接过话筒，说：
“恭喜您，请代我向柳德米拉表示祝贺。我为您、为她感到非常高兴。”
维克托说：
“这都算不了什么。”
可是这种“算不了什么”使他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夜里，柳德米拉已经在铺床准备睡觉了，马尔科夫打来电话。他是一个熟悉官场情形的人。他用和萨沃斯季扬诺夫、索科洛夫不同的语气说了说学术委员会会议的情形。古列维奇发言以后，科甫琴科在一片笑声中说：“连数学研究所里都敲起钟来，围绕着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论文闹腾起来。虽然没有什么宗教游行，可是已经有人举起神幡。”
多疑的马尔科夫感觉到科甫琴科的笑话是带有恶意的。他观察到的另外一些情形都和希沙科夫有关系。希沙科夫没有说出自己对维克托的论文的看法。他听着别人发言，只是不时地点点头，也许是表示赞成，也许那意思是：“等着瞧吧。”
希沙科夫极力推荐年轻教授莫洛堪诺夫的著作为斯大林奖金备选项目。他的著作是论述钢的伦琴射线分析的，实用范围很小，只是对于生产优质钢的某些工厂有意义。
马尔科夫又说，散会之后，希沙科夫就走到加甫罗诺夫跟前，和他谈起来。
维克托说：
“马尔科夫同志，您最好到外交部门去工作。”
不善于开玩笑的马尔科夫回答说：
“不，我还是做我的物理试验。”
维克托走到柳德米拉的房间里，说：
“推荐我领取斯大林奖金啦。他们说了不少使我高兴的事情。”
他又对她说了说参加会议的人发言的情形：
“所有这些官方的赞许，都是狗屁不值。不过你要知道，我讨厌透了那种长期形成的莫名其妙的局面。上大厅里去开会，第一排座位常常空着，但是我不敢去坐，总是坐到最后一排，可是希沙科夫、波斯托耶夫却总是毫不犹豫地坐到主席团位子上去。我瞧不起主席团的交椅但是在心里希望自己至少有资格坐这样的交椅。”
“要是托里亚知道了，才高兴呢。”柳德米拉说。
“这事儿我也不能写信向妈妈报告了。”
柳德米拉说：
“维克托，已经十二点了，娜佳还没有回来。昨天她十一点就回来了。”
“会有什么事呢？”
“她说她是上好朋友玛伊卡家里去，可是我很不放心。她说，玛伊卡父亲的汽车有夜晚通行证，他可以把她送到咱们的街口。”
“那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维克托说过这句，心里想道：“真是的，正谈着巨大的成就，谈着国家的斯大林奖金，干吗要拿家庭琐事把这样的谈话打断？”
他没有说出口来，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
在学术会议之后的第三天，他往希沙科夫家里打了一次电话，他想请他为年轻物理学家兰杰斯曼安排工作。科学院管委会和人事处一直拖着不肯办手续。同时他想请希沙科夫设法快一点儿把安娜·纳乌莫芙娜从喀山调回来。现在，在研究所安装新设备的时候，把有技术特长的工作人员留在喀山，是没有意义的。
他早就想和希沙科夫谈谈这些事了，但是他觉得希沙科夫也许会不大客气地说：“您去找副所长谈吧。”所以维克托一直拖着没有谈。
现在，成功的浪波激起了他的劲头。十天之前他还觉得去见希沙科夫是很不合适的，可是今天他觉得往希沙科夫家里打电话是很平常自然的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
“您是谁？”
维克托报了姓名。他报得那样从容，那样镇静，他听着自己的声音感到十分愉快。接电话的女子迟疑了一下，然后很亲切地说：
“请等一会儿。”
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很亲切地说:“对不起，请您明天上午十点钟往研究所打电话。”
“对不起，打搅了。”维克托说。
他浑身感到热辣辣的，很不舒服。
他闷闷不乐地揣度着，恐怕晚上在梦里也摆脱不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等早晨醒来，会在心里想：“为什么这样恶心？”然后会想起来：“哦，都是因为这次愚蠢的电话。”他来到柳德米拉房间里，说了说给希沙科夫打电话没有打成。
“是啊，是啊，王牌打得不是地方，就像你妈妈常说我的。”
他又骂起接电话的那个女人：“他妈的，那母狗，我真受不了官腔官调的那一套：先问我是什么人，然后回答说，老爷没有工夫接电话。”
柳德米拉在类似的情况下一般都要生气的，他很想听听她的说法。
“你该记得，”他说，“我曾经说过，希沙科夫态度冷淡是因为他不能靠我的论文捞到什么资本。可是现在他觉得可以捞到资本了，不过捞到的是另一种资本：可以贬低我。因为他知道，上面有人不喜欢我。”
“哎呀，你担心的事太多了，”柳德米拉说，“现在什么时间啦？”
“九点一刻。”
“瞧，娜佳还不回来呢。”
“哎呀，”维克托说，“你担心的事太多了。”
“顺便说说，”柳德米拉说，“今天我在商店里听说：斯维琴也被推荐为奖金备选人了。”
“你看，有这种事，他没有告诉我呀。他凭什么被推荐？”
“好像因为散射理论。”
“真是莫名其妙。他的论文是在战前发表的呀。”
“那有什么关系。过去发表的东西也可以得奖。他会得奖的，你得不到。你就等着瞧吧。这都怪你自己。”
“柳德米拉，你太糊涂了。上面有人不喜欢我呀！”
“你需要的是我母亲。她处处都附和你。”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火气。如果当初你对我妈所表现的亲热，能有我对你妈所表现的十分之一就好了。”
“可是你妈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托里亚。”柳德米拉说。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维克托说。他觉得妻子也成了外人，她是那样顽固和不讲理，让人感到可怕。
五十三
第二天早晨，维克托从索科洛夫口里听到一桩新闻。头天晚上，希沙科夫把研究所里一些人请到家里去了。索科洛夫去了，紧接着科甫琴科也坐着小汽车到了。
在被邀请的人当中还有党中央科学处年轻的处长巴季因。
维克托觉得很不自在：显然，他给希沙科夫打电话，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
他冷冷笑着对索科洛夫说：
“在被邀请的宾客中还有圣热曼伯爵呢，先生们究竟谈了些什么？”
他忽然想起来，在给希沙科夫打电话的时候，还用那样从容的语调报自己的姓名，相信希沙科夫一听到“施特鲁姆”，马上就会高高兴兴地跑了来呢。他想起这一点，甚至懊恼得叫了起来，心里想，狗要抖掉咬得它受不了的虼蚤却抖不掉，就是这样叫的。
“顺便说说，”索科洛夫说，“这次招待得很好，完全不像在战争时期。咖啡，真正的古尔贾尼葡萄酒。人也不多，只有十来个人。”
“很奇怪。”维克托说。索科洛夫马上明白了这意味深长的“很奇怪”指的是什么，他也意味深长地说：
“是啊，不完全清楚。更确切地说，完全不清楚。”
“古列维奇去了吗？”维克托问道。
“古列维奇没有去，好像给他打过电话，他在指导研究生试验。”
“哦，哦，哦。”维克托说着，用手指头敲起桌子。过了一会儿，出乎自己的意料，他忽然向索科洛夫问道：“索科洛夫同志，大家没有说起我的论文吗？”
索科洛夫踌躇了一下，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很多人称赞您，崇拜您，是在帮您的倒忙，因为这样领导很生气。”
“您怎么不明说呢？嗯？”
索科洛夫告诉他，加甫罗诺夫说起维克托的论文，说论文中的观点与列宁主义的物质观相矛盾。
“噢？”维克托说。“那又怎么样呢？”
“是啊，您要知道，加甫罗诺夫是胡说八道，不过总是很不愉快的事。巴季因就支持他的说法。似乎是这样，您的论文尽管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但是和那次有名的会议上所定的方针是抵触的。”
他回头朝门口看了看，又朝电话机看了看，然后小声说：
“您要知道，我觉得，因为要开展维护科研的党性的运动，咱们研究所的领导可能有意选定您做替罪羊。您该知道咱们的运动是怎样进行的。选定一个牺牲品，拼命来折腾。这真是可怕呀。您的论文可是真了不起，真难得呀！”
“怎么，就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吗？”
“好像没有。”
“您呢？”
“我认为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反正无法推翻他们的定论。”
维克托感觉出朋友的尴尬，也不好意思了，就说：
“噢，噢，当然，当然，您说得很对。”
他们都沉默着，但这种沉默并不令人感到轻松。维克托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惧，触发了平时隐藏在心中的恐怖感。他害怕国家发怒，怕自己成为国家发怒的牺牲品，国家发起怒来，可以使人变为齑粉。
“是啊，是啊，是啊，”他意味深长地说，“不图发胖，只求活命就行啦。”
“我多么希望您能明白这一切呀。”索科洛夫小声说。
“索科洛夫同志，”维克托也用小声问道，“马季亚罗夫在那儿怎么样，平安无事吗？他有信给您吗？我有时十分担心，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他们突然用低声耳语交谈，好像是在特意表示：人与人之间还有自己的、特别的、人性的、国家以外的关系。
索科洛夫沉着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说：
“没有，我没有收到喀山方面任何信件。”
他平静而响亮的声音好像在说：这些特别的、人性的、国家以外的关系现在对他们毫无意义了。
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走进办公室，谈起完全不同的话题。马尔科夫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一些妻子搅得丈夫过不好日子。
“有什么样的丈夫，必然有什么样的妻子。”索科洛夫说过这话，看了看表，便走出办公室。
萨沃斯季扬诺夫对着他的背影笑着说：
“如果在电车上只有一个位子，必然是他坐上去，他的玛利亚站着。如果夜里有人来电话，他再也不会从床上起来，而是玛利亚穿了睡衣跑去问：‘您是哪位？’显然，这样的妻子是一个人的好伙伴。”
“我不在幸福者之列，”马尔科夫说，“我常常听到命令：‘你怎么，聋了吗，开门去！’”
维克托忽然生起气来，说：
“哼，您怎么啦，咱们怎么能比得上……索科洛夫是模范丈夫！”
“马尔科夫同志，您怕什么，”萨沃斯季扬诺夫说，“您现在日日夜夜在实验室里，老婆管不到了。”
“您以为，她因为我天天不在家，不骂我吗？”马尔科夫问道。
“当然啦，”萨沃斯季扬诺夫说着，舔了舔嘴唇，已经感觉出自己要说的俏皮话的滋味了，“你应该待在家里！正如俗话说的，我的家就是我的监狱嘛。”
马尔科夫和维克托都笑起来。马尔科夫显然担心这愉快的谈话会拖延下去，便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该干事情了。”
等他走出门去，维克托说：
“这样古板的一个人，动作一向慢条斯理的，现在却像喝醉酒一样了。的确是日日夜夜泡在实验室里。”
“是啊，是啊，”萨沃斯季扬诺夫也承认说，“他就像一只做窝的鸟儿。一头埋进工作里啦！”
维克托笑了笑，说：
“他现在连上流社会的新闻也不关心了，不再传播这种新闻了。是啊，是啊，我很喜欢做窝的鸟儿。”
萨沃斯季扬诺夫猛地转过脸来，朝着维克托。
他那淡黄色眉毛的年轻的脸是严肃的。
“正好，要谈谈上流社会的新闻，”他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应该说，昨天在希沙科夫家举行酒会，没有请您去，这是令人气愤的事，毫无道理的事……”
维克托皱了皱眉头，他觉得这种同情的话有伤他的尊严。
“您算了吧，别说了！”他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萨沃斯季扬诺夫说，“当然，希沙科夫没有请您，算不了什么。不过，加甫罗诺夫说的话多么可恶，索科洛夫没有对您说过吗？只有丝毫不顾羞耻，才会说您的论文中有犹太教精神，才会说古列维奇称赞您的论文是经典性的，只因为您是犹太人。尤其是在领导者不出声的冷笑中说这些卑鄙的话。好一个‘斯拉夫兄弟’！”
在午休的时候，维克托没有上食堂去，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来回回地踱着。他何曾想到，人世间有这样多卑鄙龌龊的东西！萨沃斯季扬诺夫倒是有头脑！可原来还以为他只会说说俏皮话，天天带着姑娘的泳装照片，是个头脑简单的小伙子呢。是啊，总的说，这一切都是小事。加甫罗诺夫的胡说八道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是一个精神变态的人，是一个爱嫉妒的小人。没有人反驳他，是因为他说的话太荒唐，太可笑。
可是这些小事、微不足道的事还是使他很不安，很难受。希沙科夫怎么能不请他呢？的确很不礼貌，很没有道理。特别有伤自尊心的是，平庸无才的希沙科夫和他的宾客们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他非常痛苦，就好像出了不幸的事，这一生都无法挽回了。他知道这是胡思乱想，可是自己拿自己没有办法。哼，哼，还想比索科洛夫多分一两个鸡蛋呢。休想！但是有一件事实实在在地使他伤心。他真想对索科洛夫说：“我的朋友，您怎么不羞愧？加甫罗诺夫那样诬蔑我，您怎么瞒着我？您在那儿不说话，也不对我说。您真不应该，真不应该啊！”
可是，尽管还在生气，他马上自己对自己说：“不过，你也没说话嘛。你也没有对朋友索科洛夫说，卡里莫夫怀疑他的亲戚马季亚罗夫嘛。你也没有作声！因为不好意思？怕伤和气？胡说！不过是害怕！”
显然，命中注定这一整天是不愉快的。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走进办公室，维克托看到她一脸愁容，问道：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出了什么事吗？”又在心里想道：“她是不是听说我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这样的事落到我头上了，为什么我落得这种下场？”原来，在午休时间人事处把她叫了去，要她写离职申请书。因为院长有指示；要解除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试验员的职务。
“胡说八道，我真不明白这搞的是什么名堂，”维克托说，“我去叫他们别胡闹，请您放心。”
使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感到特别难受的是杜宾科夫的话，他说，领导对她本人没有任何意见。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这是怎么回事？”她说。“我妨碍您工作了，对不起，请您原谅我吧。”
维克托披上大衣，就穿过院子，朝人事处所在的二层楼走去。“好啊，好啊，”他在心里说，“好啊，好啊。”他再也没有多想。但是这“好啊，好啊”却包含着很多意思。
杜宾科夫一面和维克托打招呼，一面说：
“我正要找您呢。”
“为安娜·斯捷潘诺芙娜的事吗？”
“不是，那不必要。是因为有某些情况，研究所的主要工作人员需要填这样一份履历表。”
维克托看了看很多张表格纸订成的履历表，说：
“哎呀！这要花一个星期的工夫。”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瞧您说的。不过，在填写否定项目的时候，不要划斜线，要写：没有，不是，未参加，等等。”
“我有一个意见，”维克托说，“应该取消解除我们的一级试验员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洛沙科娃职务的荒唐命令。”
杜宾科夫说：
“洛沙科娃吗？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怎么能取消院领导的命令啊？”
“鬼知道这算怎么一回事儿！她拯救了研究所，在炸弹底下保护了所里的财产。可是现在凭着形式上的理由解除她的职务。”
“没有形式上的理由，我们不会解除任何人的职务，”杜宾科夫很神气地说。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不仅是一个极好的人，她还是我们实验室里最出色的工作人员之一。”
“如果她的确是无法代替的，那您就去找找科甫琴科同志，”杜宾科夫说，“正好，你们实验室里还有两个问题，您要征求他的同意。”
他把用别针别在一起的两张纸递给维克托。“这是关于选聘人员担任研究员职务的。”他朝一张纸看了看，慢慢念了念：“兰杰斯曼·艾米里·平胡索维奇。”
“哦，这是我写的嘛。”维克托认出杜宾科夫手里的纸，就说。
“这是科甫琴科同志的批示：不符合要求。”
“怎么不符合要求？”维克托问。“我知道他是符合要求的，科甫琴科怎么知道他不符合我的要求？”
“所以您要去和科甫琴科同志谈谈。”杜宾科夫说。他看了看另一张纸，说：“这是我们留在喀山的工作人员的申请书，也需要您去说说理由。”
“哦，怎么啦？”
“科甫琴科同志批的是：目前不宜调动，因为喀山大学的工作十分需要他们，这个问题放到学年结束时再研究。”
他说话声音不高，很温和，好像希望用亲切的声音软化这使维克托不愉快的消息，但是他的眼睛里却没有亲切的神气，只有不怀好意的好奇。
“谢谢您，杜宾科夫同志。”维克托说。
维克托又来到院子里，又一遍一遍地在心里说：“好呀，好呀。”他不需要领导的支持，不需要朋友的情谊，不需要和妻子心灵相通，他可以单独作战。他回到主楼，登上二层。
科甫琴科身穿黑色西装和乌克兰式绣花衬衣，紧跟着向他报告维克托来见的女秘书走出办公室，说：
“请，请，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请进寒舍坐坐。”
维克托走进摆满了红色安乐椅和大沙发的“寒舍”。科甫琴科请维克托坐在沙发上，自己也挨着坐了下来。他一面听维克托说话，一面微微笑着，他的亲切神情很有点儿像杜宾科夫的亲切神情。而且，在加甫罗诺夫发言评论维克托的论文的时候，他好像也是这样微笑的。
“有什么办法？”科甫琴科把两手一摊，很伤心地说。“这不完全是我们自作主张啊。她曾经在炸弹底下吗？现在这已经不算功劳了。如果祖国有命令的话，每一个苏联人都会到炸弹底下去。”
后来科甫琴科沉思了一下，说：
“还有一种办法，虽然会有人找碴儿。可以把洛沙科娃调任制剂员。科技人员供应卡还给她留着。这我可以办到。”
“不行，这对她是一种侮辱。”维克托说。
科甫琴科问道：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是希望，苏维埃国家施行一种法律，在您的实验室里施行另一种法律吗？”
“恰恰相反，我正是希望在我的实验室里也施行苏维埃的法律。按照苏维埃法律，不能解除洛沙科娃的职务。”
维克托又问：
“科甫琴科同志，如果要谈法律的话，那您为什么不批准很有才华的小伙子兰杰斯曼进我的实验室？”
科甫琴科咬了咬嘴唇。
“您可知道，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也许，按照您的要求，他能工作得很好，不过还有一些情况，是研究所的领导应该考虑的。”
“很好，”维克托说，又重复一遍，“很好。”
他又小声问：
“是履历问题吗？亲属在国外？”
科甫琴科不作回答，只把两手一摊。
“科甫琴科同志，如果这种愉快的谈话还能继续下去的话，”维克托说，“请问，为什么您不让我的同事安娜·纳乌莫芙娜·魏斯帕比尔从喀山回来？顺便说一句，她是副博士。我的实验室和国家有什么矛盾？”
科甫琴科带着受难者的脸色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怎么审问起我来了？我对干部负有责任呀，您要理解这一点。”
“很好，很好，”维克托觉得已经到了一点不客气地谈一谈的时候，就说，“那好吧，可敬的同志，我不能继续工作了。研究科学不是为杜宾科夫，也不是为了您。我在这儿也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给人事处创造我无法知道的好处。我要给希沙科夫写报告，让他派杜宾科夫来主持核物理实验室好了。”
科甫琴科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实在的，不要激动嘛。”
“不，我就是不能再工作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不知道，领导上，尤其是我，有多么看重您的工作。”
“至于你们看重我还是不看重我，我可是一点不放在眼里。”维克托说过这话，在科甫琴科脸上看到的不是生气的表情，而是快活与满意的表情。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科甫琴科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您离开研究所。”
他皱起眉头，又说：
“而且也完全不是因为无人可以代替。难道您以为就没有人可以代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吗？”
最后又用十分亲切的语调问道：
“如果您没有兰杰斯曼和魏斯帕比尔就不能从事科学研究的话，难道全苏联都没有人能代替您吗？”
他看着维克托，维克托感觉到，科甫琴科就要把一些话说出来了，那些话就像不见形迹的雾气，一直缭绕在他们中间，时时触及眼睛、手、脑子。维克托垂下头，这位做出了不起的科学发现的人，这位又傲慢又骄矜、又清高又尖刻的教授、博士和著名学者，顿时消失不见了。这个驼背、窄肩、鬈发、鹰钩鼻子的男子眯缝起眼睛，好像等着挨耳光似的，望着穿乌克兰绣花衬衫的人，等待着。科甫琴科轻轻地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要激动，不要激动，说实在的，不要激动。嗯，您怎么啦，真的，因为这样一点儿微不足道的事，吵闹起来啦。”
五十四
夜里，等妻子和女儿睡了，维克托就开始填履历表。履历表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和战前一样。正因为这是一些老问题，所以他觉得这些问题提得很奇怪，因而使他重新惴惴不安起来。
国家操心的不是维克托在研究中使用的数学器械是否够用，正在实验室安装的设备是否能承担复杂的试验，中子辐射的防护设备是否完善，索科洛夫和维克托的关系及其在科研上的配合好不好，是否有足够的初级研究人员进行不厌其烦的计算，他们是否理解在很多方面全靠他们的耐心、长期的紧张和聚精会神。
这是最重要的调查表，是表中之王。它要了解柳德米拉的父亲的情况、她的母亲的情况，要了解维克托的爷爷和奶奶的情况，要了解他的爷爷和奶奶过去生活在哪里，死在哪里，葬在哪里。维克托的父亲巴维尔·约瑟弗维奇在一九一〇年因为什么去柏林？国家的担心是严肃认真的。维克托把履历表浏览了一遍之后，也传染上了疑心病，对自己家世的可靠和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1：姓，名，父称……他是谁，这个在深夜里填履历表的是什么人，是施特鲁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吗？父亲和母亲好像是在国外结婚的，在维克托满两岁的时候，他们又离婚了，他仿佛记得，在父亲的证件中，父亲的名字是宾胡斯，而不是巴维尔。为什么我的父称是帕夫洛维奇？我是什么人？我清楚自己的来历吗？万一我本来是姓哥尔曼，也许是姓萨盖塔奇内呢？也许是法国姓杰弗尔什，也就是俄罗斯的杜布罗夫斯基呢？
他满脑子疑虑，接着又开始填写第二项。
2：出生时间……年……月……日……写明新历与旧历。他约莫生于十二月的一天，可是他怎么知道的呢，他能肯定自己恰恰是生于这一天吗？为了推卸责任，是不是写明“听别人说的”？
3：性别……维克托满怀信心地写上“男”。可是他在心里说：“哼，我算什么男人呀，真正的男子汉见到契贝任被撤职，不会不说话的。”
4：出生地（旧的行政区划：省、县、乡、庄；新的行政区划：州、地区、区、村）……维克托写上：哈尔科夫。妈妈对他说过，他出生在巴赫穆特，可是他出生两个月以后，妈妈迁到哈尔科夫，在哈尔科夫领到他的出生证。怎么办，要不要加以说明？
5：民族……这是第五项。这样简单的、在战前毫无意义的问题，现在几乎成了特别重要的问题了。
维克托握紧笔，用清晰的粗体字写上：犹太族。他还不知道，对于几十万人来说，填写这第五项：加尔梅克族、巴尔卡尔族、车臣族、克里木鞑靼族、犹太族……很快将意味着什么？
他不知道，围绕这第五项发生的阴森可怕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他不知道，恐怖、厄运、绝望、没有前途、流血将从邻近的第六项“社会出身”迁徙转移到这一项；他不知道，几年之后，很多人将怀着命中不幸的心情填写这第五项，就像过去几十年中哥萨克军官、贵族和工厂主的子女、神甫的儿子填写邻近的第六项那样。
不过这时他已经感觉和预感到围绕着这第五项的强力线越来越密集。昨天晚上兰杰斯曼打电话给他，他告诉兰杰斯曼，安排工作的事还一点没有头绪。
“我估计就是这样嘛。”兰杰斯曼用恼恨的、责备维克托的口气说。
“是您的履历有问题吗？”维克托问道。
兰杰斯曼对着话筒哼了一声，说：“是我的姓有问题”。<a id="noteBack_23" href="#note_23">[23]</a>
娜佳在晚上喝茶的时候说：
“爸爸，你可知道，玛伊卡的爸爸说，明年国际关系学院再也不招收犹太学生了。”
“好吧，”维克托心里说，“犹太族就犹太族，不能不写。”
6：社会出身……这是一株大树的树干，其树根深深扎进地里，树枝宽宽地铺展开来，下面是许许多多阔大的履历树叶：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出身、父亲的父母的社会出身……妻子的社会出身、妻子的父母的社会出身……如果是离过婚的，还有前妻的社会出身、她的父母在革命前的职业。
伟大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穷人的革命。维克托总觉得，在第六项中反映出穷人在受富人统治的几千年中产生的应有的不信任，是很自然的。他写上：小市民出身。小市民！他算什么样的小市民？！也许是战争启迪了他，他忽然怀疑起来：苏联正当地査询社会出身问题与德国人怀着血腥的目的查询民族属性问题，二者之间是否真正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想起了在喀山晚间的一些谈话，想起马季亚罗夫说的契诃夫怎样看待人的一些话。
他想道：“我以为看重社会特征是有道理的，是应该的。而德国人认为看重民族特征是绝对有道理的。我知道了，毫无疑问，杀犹太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这十分可怕。因为他们是人，他们每一个都是人，有好人、坏人、聪明人、蠢人、笨人、快活人、善良人、反应灵敏的人、吝啬鬼。可是希特勒说：都是一样，反正都是犹太人！我坚决反对！不过我们也有这样一种准则：反正不是贵族，反正是富农出身，是商人出身。至于他们是好人、坏人、有才华的人、善良人、愚蠢人、快活人，有什么相干？要知道，我们的履历表不是商人、神甫、贵族的履历表。是他们的孩子、孙子的履历表。怎么，他们的血统就是贵族血统，就像犹太血统一样吗？怎么，他们生来就是商人，就是神甫吗？这是胡说八道。女英雄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是将军的女儿，不是普通的将军，是省长。把她赶走吧！可是当年抓住卡拉科佐夫的警察走狗科米萨罗夫如果填写第六项，也会写‘小市民’。还可以招收他上大学呢。斯大林说过：‘儿子不能为父亲负责。’不过斯大林又说：‘苹果与苹果总是相差不远。’好吧，小市民出身就小市民出身吧。”
7：社会成分……是职员吗？职员就是会计、文书等。他这个职员用数学阐明了原子核的衰变过程，职员马尔科尔想借助新的试验设备证实他这个职员在理论上的推断。
“很对嘛，”他在心里说，“就是职员。”他耸了耸肩膀，站起来，在房里走了一会儿，动了动手掌，好像要把什么人推开。然后他又坐下来，回答表上的问题。
……
29：本人或近亲是否受过审判或审查，是否被捕过，是否受过法律或者行政处分，何时，何地，受处分原因？如果处分已被撤消，说明何时撤消……
对维克托的妻子也提出同样的问题。他心中掠过一阵凉气。这可是不容争辩，不是开玩笑的。他的头脑中闪出一个一个名字……我相信他根本没有罪……是一个不适应现实的人……她是因为不告发丈夫被捕的，好像判了八年，我说不准，我没有和她通信，好像是在捷姆尼科夫，我是偶然听说的，在街上碰到过她的女儿……我记不清了，他好像是在一九三七年初被捕的，是的，被剥夺通信权利十年……
妻子的哥哥原来是党员，我过去很少和他见面；不论我，不论妻子，都不和他通信；岳母好像去看过他，是的，是的，那是在战前很久；他的第二个妻子因为不揭发他，也被送往劳改营，她已经在战争期间死了；他的儿子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志愿参加的……我的妻子和第一个丈夫离婚了，她和第一个丈夫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继子，在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牺牲了……她的第一个丈夫被捕了，离婚之后，她就一点不知道他的情况了……至于为什么被捕，我可说不准，只是模模糊糊听说，好像是托洛茨基分子，不过我不相信，我对这种事丝毫不感兴趣……
维克托顿时充满无限的负罪感，觉得自己不清白。他想起一个悔过的党员在大会上说的话：“同志们，我不是我们的人。”
他忽然想反抗。我不是服服帖帖、百依百顺之辈！上面有人不喜欢我，不喜欢就不喜欢好了！我是孤独的，妻子也不关心我了，不关心就不关心好了！我不能栽诬不幸的人、清白无辜死去的人。
同志们，想到这种种事情，实在惭愧！很多人是无罪的，还有老婆、孩子，他们何罪之有？应该向这些人悔罪，请求他们饶恕。你们是不是想证实我不合格，使人对我不信任，因为我和无辜被害的人有亲戚关系？如果我有错误的话，那我的错误，就是在他们倒霉的时候帮助他们太少了。
可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却在同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并行着。
我没有和他们保持联系。我没有和阶级敌人通过信，没有收到过从劳改营里来的信件，我没有给他们物质支援，过去和他们见面很少，很偶然……
30：有无亲属在国外(何地，何时出国，出国原因），是否同他们保持联系？
这新的问题增强了他的苦恼。
同志们，难道你们不了解，在沙皇俄国的条件下，侨居国外是免不了的吗？很多穷人侨居国外，爱自由的人侨居国外，列宁也在伦敦、苏黎世、巴黎居住过。为什么你们看到我的姑姑和叔叔以及他们的子女在纽约、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就眨眼睛呢？……不记得是哪一位朋友说俏皮话：“姑妈在纽约呀……以前我以为，饥饿不是姑妈，却原来，姑妈就是饥饿。”<a id="noteBack_24" href="#note_24">[24]</a>
不过，实在也可观，他在国外的亲属的名单竟比他的论文篇目单短不了多少。如果再加上被镇压的亲戚名单呢？……
好啦，这么看，这个人完啦。进垃圾堆去吧！异己分子！不过这不对头，不对！科学用得着他，而不是加甫罗诺夫和杜宾科夫；他可以为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履历很光彩而善于欺骗和出卖的人还少吗？不是有很多人在履历表上写的是“父亲：流氓”、“父亲：地主”，而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参加了游击队，走向断头台吗？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知道：这是统计方法！是可能性！在非劳动出身的人中间遇到敌人，比在无产者出身的人中间遇到敌人的可能性大。不过要知道，德国法西斯也是根据可能性大小在消灭一些国家的人民和民族。这种原则是很不人道的。既不人道，又不讲理。对待人只能用人道的办法。维克托一定要设计出另外一种履历表，好使实验室能够招纳人才，那将是人道主义的履历表。
他觉得，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是俄罗斯人还是犹太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都无所谓，其祖父是工人还是老板、富农，都无所谓；他对待共同工作的同志的态度，不是看这位同志的兄弟是否被保安机关逮捕；这位同志的姐妹住在科斯特罗马还是日内瓦，他觉得都无所谓。
他要问的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理论物理，您怎样看待爱因斯坦对普朗克老头的批评，您是光喜欢数学推论，还是也喜欢进行试验，您怎样看待海森堡的观点，您是否相信有可能列出统一的磁场方程式？最主要、最主要的，是能力、热情、才气。
如果共同工作的同志愿意回答的话，他还会问，喜欢不喜欢散步，喜欢不喜欢喝酒，是否喜欢听交响乐，是否喜欢塞顿——汤普森为孩子们写的书，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哪一个更伟大，是否喜欢种花、钓鱼，是否喜欢毕加索，契诃夫的哪一篇小说最好？
他感兴趣的，是将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喜欢沉默寡言还是喜欢聊天，是否善良，是否风趣，是不是爱忘事，是不是爱发火，是不是爱面子，会不会和俊俏的薇拉·波诺马列娃干什么风流事儿。
有关这方面的事，马季亚罗夫说得非常好，正因为说得太好了，所以大家都觉得，莫非他是奸细。
天啊，我的天啊……维克托拿起笔，写道：
“艾斯菲莉·谢苗诺芙娜·塔舍夫斯卡娅，姨母，从一九〇九年侨居布宜诺斯艾利斯，音乐教师。”
五十五
维克托走进希沙科夫的办公室，有意地控制着自己，不说一句尖刻的话。他明白：因为他和他的论文在这位当官的院士头脑里处在最差、最末尾的位子上而生气和感到委屈，是很愚蠢的。但是维克托一看到希沙科夫的脸，就感到忍不住要发火了。
“希沙科夫同志，”他说，“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不过，您从来没有关心过设备安装。”
希沙科夫很和气地说：
“一定在最近上你们那儿去看看。”
这位所长恩意隆隆，保证光临，好让维克托感到幸福。
希沙科夫又说：
“总的来说，我觉得，领导上对你们各方面的需要，还是相当关心的。”
“特别是人事处。”
希沙科夫非常和气地问：
“人事处有什么地方给您造成不便？您可是第一个说这种话的实验室领导呀。”
“希沙科夫同志，我想把魏斯帕比尔从喀山调回来，她在核摄影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专家，却调不回来。我坚决反对解除洛沙科娃的职务。她是一个极好的工作人员，一个极好的人。我实在无法想象，怎么能解除洛沙科娃的职务。这是不合情理的。还有，我要求正式批准选聘的副博士兰杰斯曼的学位。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小伙子。您还是对我们的实验室重视不够。要不然就不需要说这些话来浪费我的时间了。”
“说这些话也浪费我的时间。”希沙科夫说。
维克托很高兴，因为希沙科夫不再用和善的口气跟他说话了，如果还用和善的口气，他是不好发火的。于是他说：
“令人很不愉快的是，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姓犹太姓的人产生的。”
“原来是这样。”希沙科夫说。他从和平转向进攻。“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研究所担负着重要的任务。我们是在多么困难的时期担负这样的任务，这是毋须对您说的。我认为，您的实验室在目前不能充分促成这些任务的完成。还有，围绕着您的论文，嚷嚷得太厉害了，您的论文毫无疑问是很有意思的，但也毫无疑问是有争议的。”
他继续咄咄逼人地说：
“这不光是我的看法。很多同志认为，这种嚷嚷会引起科学工作人员思想混乱。昨天有关方同我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有这样的意见：您应该重新考虑您的论断，您的论断与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相矛盾，您应当自己出面谈谈这个问题。有些人出于令我不解的用心，希望在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地完成战争提出的任务的时候，把有争论的理论宣布为科学的总方向。这是极其严重的。您却来对什么洛沙科娃的事表示怎样怎样的不满。对不起，我从来不知道洛沙科娃是犹太姓。”
维克托听着希沙科夫的话，不知如何是好了。从来没有谁当面表示反对他的论文。现在他是第一次从这位院士，从他所在的研究所的领导人嘴里听到。
他已经不怕什么后果，一股脑儿把他所想的、因此也就不该说的，全说了出来。
他说，物理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证明哲学的正确性。他说，数学推断的逻辑性，胜过恩格斯和列宁理论的逻辑性，党中央科学处的巴季因可以使列宁的观点适用于数学和物理学，而不能使数学和物理学适用于列宁的观点。他说，狭窄的实用主义对科学是有害的，不论这实用主义来自什么人，“就算是来自上帝也罢”；只有伟大的理论能产生伟大的实践。他相信，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而且不只是技术问题，在二十世纪还要依靠核反应理论来解决。如果希沙科夫没有说出名字的那些同志们认为有必要让他发言的话，他很乐意按照这样的精神说一说。
“至于姓犹太姓的一些人的问题，希沙科夫同志，如果您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话，就不应该用开玩笑作回答，”他说，“如果您不答应我的上述要求的话，我只有立即离开研究所。我无法在这儿工作。”
他换了一口气，看了看希沙科夫，想了想，又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工作下去。我不光是一个物理学家，我还是一个人。我无颜面对等待我帮助、等待我说公平话的人。”
他在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工作下去”的时候，就没有勇气再说一遍立即离开的话了。维克托从希沙科夫脸上看出来，他已经发现了这种和缓的说法。
也许正因为这样，希沙科夫强硬起来：
“咱们没有必要用最后通牒式的语言继续谈下去了。我当然不能不考虑您的愿望。”
在整个一天里，维克托一直怀着一种又难受又高兴的奇怪感情。实验室里的仪器和即将安装好的新设备似乎一直就是他的生活、头脑和身体的一部分。他怎么能离开它们单独生存呢？
想起他对所长说的一番离经叛道的话，就觉得害怕。同时他又觉得自己很刚强。他的软弱同时也是他的刚强。不过他怎么能想到，在他取得科学上巨大成就的日子里，在回到莫斯科以后，他会去说这样一番话？
谁也不会知道他和希沙科夫的冲突，但是他觉得，今天同事们对他特别亲热。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抓住他的手，握了握。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不想对您表示感谢，但我知道，您就是您。”她说。
他一声不响地站在她面前，很激动，而且几乎很幸福。
“妈妈，妈妈，”他忽然在心里说，“你看，你看。”
他在回家的路上打定主意，什么也不对妻子说。可是他还是改不了什么都对妻子说说的习惯。所以在外间里，一面脱大衣，一面就说：
“听我说，柳德米拉，我要离开研究所啦。”
柳德米拉又慌乱，又伤心，但是马上对他说出令他很不愉快的话：
“你那神气，就好像你是罗蒙诺索夫或者门捷列夫似的。你离开了，自会由索科洛夫或者马尔科夫接替你。”
她抬起头来，暂时停止了针线活儿。
“让你的兰杰斯曼上前线去吧。要不然真要让一些有成见的人形成一种看法：犹太人就想把犹太人安排在国防部门的研究所。”
“好啦，好啦，够啦，”他说，“你可记得涅克拉索夫的话：‘不幸的人想的是进光荣的殿堂，结果进的是病房。’我认为我是对得起我吃的粮食的，可是他们却要我检讨错误，检讨异端邪说。哼，真难以设想：检讨错误！这真是岂有此理！明明大家一致推荐我做奖金备选人，大学生们天天请我做报吿。这都是巴季因搞的！不过，哪儿是巴季因？是有人不喜欢我！”
柳德米拉走到他跟前，给他理了理领带，抻了抻上衣下摆，问道：
“你脸色很苍白，大概没吃饭吧？”
“我不想吃。”
“你先就着奶油吃点儿面包，我去把饭热一热。”
然后她往杯子里倒了几滴心脏病药水，说：
“喝吧，我不喜欢你这种模样，让我试试你的脉搏。”
他们朝厨房走去。维克托一面吃面包，一面朝娜佳挂在煤气表旁边的小镜子里看着。
“多么奇怪，难以理解，”他说，“我在喀山何曾想到，我会填这样复杂的履历表，会听今天听到的这种话。好厉害呀！国家与人……有时把人抬得很高，有时毫不费劲儿就把人扔进深渊。”
“维克托，我要和你谈谈娜佳了，”柳德米拉说，“她几乎每天都是过了宵禁时间才回家。”
“前两天你已经对我说过这事儿了。”维克托说。
“我知道我说过了。昨天晚上，我无意中走到窗前，一拉窗帘，却看到娜佳和一名军人走在一起，他们在牛奶铺旁边站下来，接起吻来。”
“噢呀呀。”维克托说着，惊讶得连嚼面包都停止了。
娜佳和军人接吻了。维克托一声不响地呆坐了一会儿，后来就笑起来。也许只有这一条惊人的新闻能使他摆脱沉重的想法，冲淡他的不安心情。有一刹那，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柳德米拉也不由自主地笑了。此时此刻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充分的理解，这种理解不需要言语和思考，一生中只能在很少的时间里出现。
所以，柳德米拉听到维克托说的似乎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也就不觉得意外了。他说的是：
“可爱，可爱，不过你说说，我和希沙科夫吵得对吗？”
这思路是很简单的，但要了解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面包括他想到过去的生活，想到托里亚和他的妈妈的遭遇，想到现在在打仗；想到一个人不论得到多大的名和利，等到老了，总是要死的，总有年轻人来接替他，还想到，也许最重要的是一生过得清白。
维克托又向妻子问道：
“你说对吗，应该吗？”
柳德米拉摇了摇头，表示不赞成。几十年融洽、和谐的生活也会产生差异。
“你要知道，柳德米拉，”维克托心平气和地说，“一些实际上很正直的人，往往不会为人处事，爱发脾气，说粗话，不注意方式方法，容易得罪人，在工作上和在家里争吵，都认为是他们不对。可是那些不正直的、爱欺压人的人，却很会待人接物，办事有条有理，沉着镇静，又懂策略，倒往往显得是正派人。”
娜佳在十点多钟回来了。柳德米拉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就对丈夫说：
“你和她谈谈吧。”
“你谈比较合适，我不谈吧。”维克托说。
不过等娜佳披散着头发、鼻子红红的走进餐室里，他却说：
“你这是和什么人在大门口接吻？”
娜佳忽然回头看了看，就好像想跑掉。她半张开嘴，望着爸爸。过了一小会儿，她耸耸肩膀，很不在乎地说：
“哦……安得留沙·洛莫夫，他现在在尉官学校。”
“你怎么，打算嫁给他吗？”维克托问道。他听到娜佳那种自信的语调，感到吃惊。他回头看了看妻子，看她是不是看见了娜佳。娜佳像成年人一样眯起眼睛，说出很气愤的话。
“嫁给他吗？”她反问一句。
这话本是维克托问女儿的，可是他一听到又感到十分吃惊。
“可能，要嫁给他！”
过一会儿，她又说：
“也许不会，我还没有最后决定。”
一直没有作声的柳德米拉问道：
“娜佳，你为什么撒谎，又说玛伊卡爸爸送你，又说复习功课？我可是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妈妈说过谎。”
维克托想起来，追求柳德米拉的时候，有一次她来赴约，说：
“我把托里亚丢给妈妈了，我骗她，说我上图书馆。”
娜佳忽然又恢复了自己的孩子本性，用哭腔和懊恼的腔调叫道：
“在我背后当密探，好吗？你妈妈也在你背后当密探来吗？”
维克托气愤地大声呵斥道：
“混账，你敢顶撞妈妈！”
她带着苦恼而忍耐的神情看着他。
“那好哇，娜佳小姐，就是说，您还没有决定，是嫁给那位年轻上校还是给他做情妇？”
“是的，还没有决定；第二，他不是上校。”娜佳回答说。
难道穿军大衣的小伙子吻的是他的女儿的嘴唇？难道可以和小娜佳，和一个又可笑又聪明的小傻丫头谈恋爱，凝视她的小狗一样的眼睛？但是这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柳德米拉没有作声，她知道，娜佳现在就要生气，不再回答了。她知道，等到只剩下她们两个人，她就要抚摩女儿的头，娜佳就要抽搭起来，不知为什么抽搭，柳德米拉就十分心疼地可怜起她来，也不知为什么要可怜她，因为归根究底，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和小伙子接吻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娜佳也就会把洛莫夫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她听，她就会一面抚摩着女儿的头发，回想自己最初接吻的情形，就要想念托里亚，因为生活中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要和托里亚联系起来。托里亚不在了。
这种处在战争深渊边缘上的姑娘的爱情，多么可悲啊。托里亚，托里亚……
可是维克托却怀着做父亲的忧虑心情，还在嚷嚷着。
“那个浑蛋在哪一部分？”他问。“我去找他们的首长谈谈，让他知道，怎么能和不懂事的孩子谈情说爱。”
娜佳不作声。维克托被她的傲慢镇住，不由得也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他问：
“你干吗要看着我，就好像高等动物看着一条虫？”
真有些奇怪，娜佳的目光使他想起今天和希沙科夫的谈话。镇定而自信的希沙科夫仗恃着国家和科学院的权力，傲气十足地看着他。在希沙科夫炯炯的目光之下，维克托本能地感觉到所有自己的反抗、最后通牒、发脾气都是徒然的。国家制度的威力像巨石一般耸立着，希沙科夫带着毫不在乎的镇定神气看着维克托在嚷嚷，料定他挪动不了巨石。
而且也很奇怪的是，这会儿站在他面前的小姑娘也意识到，他激动和生气，想做不可能的事，想制止生活的进程，是毫无意思的。
夜里，维克托想到，如果离开研究所，他的日子就很不好过。别人会说他离开研究所带有政治性质，说他已成为不良的反动思想情绪的源泉；而且现在是战争时期，研究所又受到斯大林的特别关注。再说，还有那份可怕的履历表……
还有和希沙科夫那一场很不理智的谈话。还有在喀山说的那些话。还有马季亚罗夫……他忽然觉得非常可怕，很想给希沙科夫写一封和解的信，把今天的一切事情一笔勾销。
五十六
下午，柳德米拉从供应商店回来，看到信箱里有一封信。爬上楼梯后她的心就跳得厉害，这下跳得更厉害了。她手里拿着信，走到托里亚的房间门口，开了门，房间里空荡荡：他今天也没有回来。
柳德米拉看到是她从小就熟悉的妈妈的笔迹，便把信浏览了一遍。她看到叶尼娅的名字、薇拉的名字、斯皮里多诺夫的名字，信里却没有儿子的名字。希望又退到僻静的角落里，但希望没有屈服。
妈妈几乎没有谈到自己生活的情形，只是提到，喀山的房东太太在柳德米拉走后表现出很多令人不快的地方。谢廖沙、薇拉和斯皮里多诺夫还是没有音信。妈妈很担心叶尼娅，看样子，她的生活中发生了很重大的事。叶尼娅在给妈妈的信中暗示有很不愉快的事，暗示她不得不上莫斯科去。
柳德米拉不会忧愁。她只会悲伤。托里亚，托里亚，托里亚。
斯皮里多诺夫成了鳏夫……薇拉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女；谢廖沙活着吗，是不是受了重伤躺在什么地方的军医院里？他的父亲不是被枪毙，便是死在劳改营里了，母亲也死于流放中……妈妈的房子被烧毁了，现在是一个人生活，见不到儿子，也不知道孙儿的下落……
妈妈只字不提她在喀山的生活，没有提到她的身体，也没有提到房间里是否暖和，暖气设备是否改善了。
柳德米拉知道妈妈为什么对这些事缄口不言，是怕她知道了难过。
柳德米拉的房子好像一下子空了，变得冷冰冰的。就好像可怕的无形炸弹落在房子里，把所有的东西都炸坏了，热气跑掉了，只剩下一片瓦砾。
这一天她对维克托想了很多。他们的关系已经坏了。维克托常常对她发火，对她很冷淡，而且特别可悲的是，她对这一切也冷漠了。她太了解他了。从旁人看来，他很像是一个富于理想的和高尚的人。她对人从来没有那种诗意的、热情洋溢的态度，可是玛利亚却把维克托看成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一个高尚的人、英明的人。玛利亚喜欢音乐，有时听到弹钢琴，激动得脸都发了白，维克托有时也应她的请求弹弹钢琴。她的天性显然很需要有一个崇拜的对象，于是她为自己塑造了这样一个崇高的形象，为自己臆造出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维克托。如果玛利亚天天注意观察维克托的话，她会很快失望的。柳德米拉知道，推动维克托的行动的只是个人主义，他谁也不爱。就是现在，她想到他和希沙科夫的冲突，在为丈夫担心害怕的同时，也感到像往常那样气愤：他为了个人痛快，为了显示自己，为了扮演保护弱者的英雄，连自己的科学、家里人的安宁都可以牺牲。
不过昨天他在为娜佳担心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的个人主义。可是，维克托能不能忘记自己的一切不愉快的事，为托里亚操操心呢？昨天她估计错了。娜佳没有真正坦率地和她谈谈。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孩子气，是偶然的，还是她命定的？
娜佳对她说了说一些同伴，她就是在这些同伴的圈子里和那个洛莫夫认识的。她十分详细地说了说一些小伙子，说他们念旧诗，他们议论新艺术和旧艺术，他们对一些事抱的是蔑视和嘲笑的态度，柳德米拉觉得，对那些事是既不能蔑视，也不能嘲笑的。
娜佳很乐意回答柳德米拉的问题，而且看样子说的也都是实话：
“不，我们不喝酒，只喝过一回，那是送一个男孩子上前方。”
“有时谈谈政治。当然啦，不像报纸上那样。不过谈得很少，大概只有一两次。”
但是柳德米拉一问起洛莫夫，娜佳就很生气地回答：
“不，他不写诗。”
“我怎么会知道他的父亲、母亲是什么人，我当然从来也没有看到他们，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从来不提爸爸，大概他觉得，他是在食品店做生意的。”
这会怎样呢，这是娜佳命中注定的，还是过一个月就会把一切忘得无影无踪？
她在做饭、洗衣服的时候，都在想着妈妈，想着薇拉、叶尼娅、谢廖沙。她给玛利亚打了一个电话，但是没有人接电话，又往波斯托耶夫家里打了一个电话，保姆回答说，女主人出去买东西去了，又往房管所打了一个电话，想找一个修理工来修水龙头，房管所的人回答说，修理工没有来上班。
她坐下来写信。似乎她要写很长的一封信，检讨她不能为妈妈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所以妈妈宁愿一个人住在喀山。从战前起，柳德米拉的亲戚们就不来探望和过夜了。现在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不到她在莫斯科的这套大房子里来了。信她也没有写成，只是撕了四张纸。
这一天快下班的时候，维克托打来电话，说他一时不能回来，晚上有些技术人员要来，是他从军工厂请来的。
“有什么新闻吗？”柳德米拉问道。
“噢，在这方面的新闻吗？”他说。“没有，没有什么新闻。”
晚上，柳德米拉又把妈妈的信看了一遍，走到窗前。
月色皎洁，大街上空空荡荡。她又看到娜佳挽着那个军人的胳膊，他们顺着马路朝家里走着。后来娜佳跑起来，穿军大衣的小伙子却站在空荡荡的街心里，望着，望着。柳德米拉这时在心里好像把一切似乎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到一起。这里面有她对维克托的爱、她为他分担的焦虑、她对他的愤恨。还有没有吻过姑娘的香唇就离开了人世的托里亚，还有站在马路上的尉官，还有，瞧，薇拉正喜气洋洋地走上自己斯大林格勒住宅的楼梯呢，还有无家可归的妈妈……
她心中充满活着的感觉，活着曾经是她唯一的欢乐和唯一可怕的痛苦。
五十七
维克托在研究所大门口碰到希沙科夫。希沙科夫正从汽车下来。
希沙科夫掀了掀帽子打招呼，没有表示要站下来和维克托说说话儿。
“我要倒霉了。”维克托在心里说。
斯维琴在吃午饭的时候，虽然坐在旁边的桌上，却不看他，也不和他说话。胖子古列维奇在走出食堂的时候和维克托说话，今天口气特别亲热，握住他的手握了很久，但是等所长接待室的门开了一道缝儿，古列维奇便突然和他分手，很快地顺着走廊走去。
在实验室里，正在和维克托商谈如何准备仪器进行核粒子摄影的马尔科夫从记录本上抬起头来，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有人告诉我，党委会上很不客气地谈到您。科甫琴科给您罗织罪名，说：‘施特鲁姆不愿意在我们这个集体里工作。’”
“他说就说吧。”维克托说。他觉得自己的眼皮跳了起来。在和马尔科夫谈核粒子摄影的时候，维克托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主持实验室工作的已经不是他，而是马尔科夫了。马尔科夫说话已经用的是十分从容的当家人口气，诺兹德林两次走到他面前，向他请示有关仪器安装的问题。但是马尔科夫忽然露出有苦衷和恳求的脸色，他小声对维克托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如果您谈起这次党委会，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要不然我就倒霉了：泄露党的秘密。”
“当然，您放心。”维克托说。
马尔科夫说：
“一切都会解决的。”
“唉，”维克托说，“没有我也行啊。不论花费多少心血，都是白费劲儿！”
“我觉得，您说得不对，”马尔科夫说，“我昨天和科奇库罗夫谈过，您该知道，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对我说：‘在施特鲁姆的论文中，数学多于物理，不过，说也奇怪，这使我开了窍，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维克托明白马尔科夫暗示的是什么：年轻的科奇库罗夫很热心地在研究慢中子作用于重原子核的有关问题，他强调，这些研究将有很大的实用意义。
“科奇库罗夫这样的人一点也不起作用，”维克托说，“起作用的是巴季因之流。可是巴季因认为我应当检讨，承认我把物理学家们引向学究式抽象概念的泥坑。”
显然，实验室里的人都已经知道维克托和领导人的冲突和昨天的党委会议。安娜·斯捷潘诺芙娜用难受的目光看着维克托。
维克托希望和索科洛夫谈谈，但是索科洛夫早晨就上科学院去了，后来打来电话，说有事要耽搁，不一定到研究所来了。
萨沃斯季扬诺夫的情绪却特别好，不住地在说俏皮话。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可敬的古列维奇真是一位又闪光又突出的学者。”他在说这话的时候用手摸了摸头和肚子，暗示古列维奇秃头和大肚子。
傍晚，维克托在步行回家的路上，无意中在卡卢加街上碰到玛利亚。她首先唤他。她穿着维克托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件大衣，所以他一下子没有认出她来。
“太好了，”他说，“您怎么到卡卢加街上来啦？”
她看着他，沉默了一小会儿。后来她摇了摇头，说：
“这不是偶然的，我想见见您，所以我到卡卢加街上来了。”
他很不好意思，轻轻地把两手一摊。他的心慌乱了一小会儿，他以为，她要向他报告很可怕的事情，警告他有危险。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我想和您谈谈。我丈夫把情况全对我说了。”
“噢，把我的了不起的成就全说了。”维克托说。他们并排朝前走去，不过走着的似乎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她不说话，他感到气氛很沉重。他侧眼看了看她，说：
“柳德米拉为这事儿骂我呢。您大概也想生我的气了。”
“不，我不生气，”她说，“我知道，是什么迫使您这样做的。”
他很快地看了她一眼。她说：
“您想着您的妈妈。”
他点了点头。然后她说：
“我丈夫不愿意告诉您……他听说，行政领导和党组织结成一伙儿反对您，他听到巴季因说：‘这不是一般的歇斯底里。这是政治上反苏的歇斯底里。’”
“我这算什么歇斯底里？”维克托说。“我就感觉到，你丈夫不愿意把他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是的，他不愿意。我也替他难受。”
“他害怕吗？”
“是的，他害怕。此外，他认为，您原则上是不对的。”
她小声说：
“他是一个好人，他受的折腾太多了。”
“是啊，是啊，”维克托说，“这也叫人痛心：如此高大而勇敢的科学家，如此胆小的心灵。”
“他受的折腾太多了。”她又说了一遍。
“不过，”维克托说，“不应该是您，应该是他把这一切告诉我。”
他挽住她的胳膊。
“玛利亚，”他说，“您告诉我，马季亚罗夫在那儿怎么样？我怎么也弄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他现在一想到在喀山说的那些话，就感到提心吊胆，常常想起一些个别的字句，想起卡里莫夫不怀好意的警告，同时也想起马季亚罗夫的猜疑。他觉得，悬在他头顶上的莫斯科阴云不可避免地要和喀山的闲谈联系起来。
“我也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儿，”她说，“我们寄给马季亚罗夫的挂号信，退回来了。他是换了地址呢，还是离开了？还是出了顶坏的事？”
“是啊，是啊，是啊。”维克托嘟哝说。一时间他不知说什么才好。
玛利亚显然以为索科洛夫对维克托说过那封寄出去又退回来的信。可是维克托根本不知道那封信，显然索科洛夫没有对他说。维克托问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指的是马季亚罗夫和索科洛夫的争吵。
“咱们上逍遥公园去。”他说。
“不过咱们走的不是那个方向。”
“卡卢加街这边也有一个门。”他说。
他想更详细地向她问问马季亚罗夫的情况，问问他对卡里莫夫怀疑的一些问题和卡里莫夫所怀疑的问题。在空旷的逍遥公园里没有人打搅他们。玛利亚会马上了解这次谈话的重要性。他觉得，他可以放心地、随便地和她谈谈他所担心的一切问题，她有什么话都会对他说的。
昨天开始化冻了。在逍遥公园的山坡上，有些地方的雪已经化了，露出潮湿的烂树叶，但是一些小沟里的雪还很厚。头顶上是布满薄云的灰色的天空。
“这样的黄昏多么好啊。”维克托一面说，一面吸着潮湿而寒冷的空气。
“是的，很好，一个人也没有，就好像在郊外。”
他们在泥泞的小路上走着。遇到水洼儿，他就搀着玛利亚的手，帮她跨过去。
他们一声不响地走了很久，他不想开口说话了，既不想谈战争，也不想谈研究所里的事情，也不想谈马季亚罗夫和他的担心、他的预感和疑虑，他想一声不响地和这个娇小的、走路不敏捷却又轻盈的女人走走，想享受一下不知为什么忽然来临的无限轻松与安宁感。
她也什么也不说，微微低着头，走着。他们走到河岸上，河里依然是黑沉沉的冰。
“太好了。”维克托说。
“是的，太好啦。”她说。
岸边的沥青小路是干的，他们走得快了，就好像两个走远路的行人。他们遇到一位受伤的尉官和一位穿滑雪衫的矮个子、宽肩膀姑娘。他们互相搂抱着走着，不时地接吻。他们来到维克托和玛利亚跟前，又接了一个吻，回头看了看，笑了起来。
“哦，也许娜佳和她的尉官常常这样在这里走来走去。”维克托想道。
玛利亚回头看了看那对青年男女，说：
“多么糟糕。”
她笑了笑，又说：
“柳德米拉对我说过娜佳的事。”
“是呀，是呀，”维克托说，“这真是太出奇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决定给机电研究所所长打个电话，自我推荐。如果他们不接受，那我就上新西伯利亚或者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
“有什么办法呀，”她说，“看样子，就得这样。不这样不行。”
“多么糟糕呀。”他说。
他很想对她说说，他对研究、对研究所的爱有多么强烈，他看着很快就要试用的设备，又高兴又伤心，他觉得，他会在夜里上研究所去，隔着窗子看的。他想，也许玛利亚会感到他的话有自我显示的意味，所以就没有说。
他们走到战利品展览馆跟前。放慢脚步，观看漆成灰色的德国坦克、大炮、迫击炮和翅膀带有黑色卐字的飞机。
“就是看着这些不响也不动的东西，都觉得害怕。”玛利亚说。
“没什么，”维克托说，“应当想想，在将来的战争中这些东西会变得像火枪和长矛一样不管用，也就不害怕了。”
他们快要走到公园大门口，维克托说：
“咱们这次溜达到头了，逍遥公园这样小，真遗憾。您不累吧？”
“不累，不累，”她说，“我已经习惯了，步行走路太多了。”
不知是她没有明白他的话的用意，还是装作没有明白。
“您知道，”他说，“不知为什么我和您见面总要靠您和柳德米拉见面或者我和您丈夫见面。”
“是的，是的，”她说，“不这样又怎样呢？”
他们走出公园。城市的闹声包围了他们，破坏了静静地散步时美好的心境。他们走上离他们相遇的地方不远的一个广场。她像个小姑娘望着大人一样，从下面朝上望着他，说：
“您现在可能对自己的研究、对实验室、对仪器感到特别热爱。不过您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别人可能，您不可能。我把很坏的情况对您说了，不过我以为，知道真实情况总要好些。”
“谢谢您，玛利亚，”维克托握着她的手，说，“我感谢的不光是这一点。”
他觉得她的手指头在他的手里哆嗦了几下。
“真奇怪，”她说，“咱们分手差不多都是在咱们会面的地方。”
他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难怪古人说：始终如一。”
她皱起眉头，显然是在思索他的话，后来笑起来，说：
“我不懂。”
维克托望着她的背影：是一个不高的、瘦小的女子，像这样的女子，迎面相遇的男子是从来不会回头看的。
五十八
达林斯基过去很少像这次来加尔梅克草原上出差一样，一连几星期过这种苦闷的日子。他给方面军领导人打了一个电报，说在安然无事的左翼边区再待下去没有必要，说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方面军领导却表现出达林斯基无法理解的一股固执劲儿，就是不把他召回。
最轻松的是工作时间，最难捱的是休息时间。
周围都是松散、干燥、窸窣作响的沙子。当然这里也有生物：蝎虎和乌龟在沙里沙沙地爬着，尾巴在沙上划出一道道印子，有的地方生长着脆弱的、和沙一样颜色的刺草，老鹰在空中盘旋着，寻找动物的尸体和扔掉的食物，蜘蛛用老长的腿奔跑着。
自然条件的贫乏，十一月的无雪沙漠的寒冷与单调，似乎把人掏空了，不仅人的生活，就连人的思想也贫乏、单调和苦闷了。
达林斯基渐渐屈服于这种沉闷的沙漠的单调。他一向对吃东西很淡漠，可是在这里他老是想着吃饭。第一道菜是用大麦粉和渍番茄做的酸羹，第二道菜是大麦米饭，他一见到这样的饭就头痛。他坐在幽暗的板棚里，面对着洒满一摊摊菜汤的木板桌子，看着人们端着浅浅的洋铁钵子喝汤，就感到难受，想快点儿离开食堂，别听羹匙的叮当声，别闻令人恶心的气味。但是一走出来，食堂又恢复了吸引力，他又想着食堂，数算着到明天吃午饭还有多少时间。
夜里小屋很冷，达林斯基睡不好：脊背、耳朵、脚、手指头都冻得难受，脸颊冻得发木。他睡觉总是不脱衣服，脚上裹两副裹脚布，头用毛巾包起来。
起初他感到奇怪，他在这儿接触到的人似乎想的不是战争，他们的头脑里塞满了吃的问题、抽烟问题、洗衣服问题。但是没过多久，达林斯基在和营长、连长们谈大炮怎样过冬、谈锭子油、谈弹药供应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头脑里也充满了生活方面的各种各样操心的事、希望和苦恼。
方面军司令部好像远在天外，他只能幻想小一点儿的：到埃利斯塔附近的集团军司令部去住一两天。他想上集团军司令部，不是盼望和蓝眼睛的阿拉·谢尔盖耶芙娜会面，而是思念着洗洗澡，洗洗衣服，吃一碗菜汤白面条。
现在他觉得在鲍瓦那儿过夜都是愉快的了，住在鲍瓦的小屋里实在不坏。而且和鲍瓦谈的不是洗衣服，也不是菜汤。
特别使他受不了的是虱子。
他很长时间不明白为什么身上常常发痒，有时正谈着公事，他忽然拼命在腋下或大腿上抓起痒来，却还不明白谈话对方的会心的笑。他一天一天地痒得越来越厉害。锁骨旁边和腋下发痒已经成了习惯。他以为是害皮疹，认为害皮疹是因为皮肤太干燥了，是尘土和沙子刺激的。有时痒得难受，他在路上走着，忽然站下来，又搔大腿，又搔肚子，又搔屁股。夜里身上痒得特别厉害。达林斯基一醒过来就拼命拿手指甲挠胸前的皮肤，挠上很久。有一次他仰面躺着，把腿跷起挠腿，又一面呻吟着挠腿肚子。越热皮肤越痒，他发现了这一点。一到被窝里浑身就痒得受不了。有时在夜里他到寒冷的空气里，就不怎么痒了。他想上医务所去，要一点治皮癣的药膏。
有一天早晨，他扯了扯衬衣领口，看到领子缝儿里有一些懒洋洋、肥嘟嘟的虱子。虱子非常多。达林斯基又害怕又不好意思地回头看了看睡在他旁边的大尉，大尉已经醒来，坐在床上，脸上带着发狠的表情在敞开的长衬裤上挤虱子。嘴里还不出声地嘟哝着，显然是在进行战斗统计。
达林斯基脱下衬衣，也干起同样的事。这儿的早晨静悄悄，雾蒙蒙。听不见枪炮声，也没有飞机隆隆声，大概正因为这样，在两位军官手指甲下面阵亡的虱子的咯吧声特别清脆。大尉瞥了达林斯基一眼，说：
“嗬，好家伙，像狗熊！不，应该说，像母猪！”
达林斯基一面在衬衣领子上搜索着，说：
“难道不发药粉吗？”
“发是发，”大尉说，“可是有什么用？需要洗澡，可是喝的水都不够。食堂里为了节省水，锅碗几乎都不洗。哪儿有水洗澡？”
“有没有灭虱汽锅？”
“算了吧。只是把衣服熏一熏，熏得虱子红一阵子。唉，我们驻扎在奔萨做后备队的时候，那日子才快活呢！我都没有上过食堂。女房东给我做吃的，而且不是老太婆，是水灵灵的娘们儿。每星期洗两次澡，天天有啤酒喝。”
“怎么办呀？”达林斯基问道。“这儿离奔萨还远。”
大尉一本正经地看了看他，用信任的口气说：
“中校同志，有一个好办法。用鼻烟！把砖碾碎了，和鼻烟掺和在一起。撒到衬衣上。虱子就要打喷嚏，难受得团团转，撞到砖上把头撞碎。”
他是一本正经的，所以达林斯基一下子没有明白他是在进行口头创作。几天之后，达林斯基便听到十来个这种题材的故事。口头创作是很丰富的。
现在他的脑子日日夜夜思索着许多问题：吃饭、洗衣服、换衣服、药粉，用瓶子装开水把虱子烫死，把虱子冻死，把虱子烧死。他连女人也不想了，他想起了他在劳改营里听刑事犯人说的俗语：“有劲儿活，就没劲儿想老婆。”
五十九
整整一天达林斯基都是在炮兵营阵地上度过的。一天中，没听到一声炮响，没有一架飞机在空中出现。营长是一个年轻的哈萨克人。他用纯正的俄语说：
“我想，明年可以在这儿种瓜了。您来吃瓜好啦。”
这位营长觉得在这儿并不坏，他一天到晚露着白牙说笑，用弯弯的短腿在很深的沙子里轻快地来来回回走着，亲热地看着站在油毡小屋旁边的上了套的骆驼。
可是达林斯基看到年轻哈萨克人的快活劲儿，很生气。他希望孤独，所以到傍晚时候，他朝第一连阵地走去，虽然下午他已经去过了。
月亮升上来，老大老大的，黑色多于红色。月亮在黑色而透明的天空里慢慢往上爬升，因为使劲，它的脸涨得越来越红。在带怒气的月光中，夜晚的沙漠、长筒子大炮、反坦克枪和火箭炮显得十分特别，十分惊慌，十分小心。大路上有一队骆驼拉的大车，车上装的是弹药箱和干草。一切无法连接的东西似乎连接起来了：牵引拖拉机，载有部队报纸印刷设备的汽车，无线电台细细的天线，长长的骆驼脖子，还有骆驼从容不迫的波浪式步子，就好像骆驼浑身没有一根硬骨头，全是用橡胶浇成的。
骆驼走过去了，寒冷的空气中留下一股农村的干草气息，当年伊戈尔公爵的大军作战的空旷田野上空，也出现过这样黑色多于红色的老大的月亮。当年波斯人进军希腊，罗马军队进入德意志森林，首席执政官的部队夜晚到达金字塔脚下的时候，天空悬挂的也是这个月亮。
当人们想到过去的时候，总是通过稀稀的筛子筛选出一件件历史大事，把士兵的痛苦、磨难和不幸全部筛掉。在头脑里只剩下空洞的故事，得胜的军队怎样部署，失败的军队怎样部署，参加战斗的有多少战车、石弩、骆驼，或者多少坦克、大炮、飞机。头脑里留下的印象，是英明而幸运的统帅怎样牵制中心，突击侧翼，山冈后面的伏军怎样突然冲出来决定了战斗的结局。再就是很平常的故事：得胜的统帅班师回朝后，被怀疑有意推翻君主，结果因为拯救祖国而献出头颅，或者幸免一死，被流放。
这儿真是艺术家创作的一幅激战之后的图画：一轮朦胧的老大的月亮悬挂在战场上空，身穿锁子甲的英雄们张开手臂睡着，旁边是打坏的战车或者坦克，有些胜利的英雄们抱着冲锋枪，坐在摇摇晃晃的帆布帐篷里，有的头戴古罗马的铜鹰头盔，有的头戴近卫军皮帽。
达林斯基无精打采地坐在炮兵连阵地上的一个弹药箱子上，听两名盖了大衣躺在大炮旁边的战士说话。连长和指导员上营部去了，从方面军司令部来的这位中校似乎也睡熟了。战士们是从通信员嘴里了解他的身份的。两个战士悠然自得地抽着自己卷的烟卷儿，吐着烟圈儿。
这显然是两个好朋友，他们都有真正的朋友才会有的感情，他们相信，一个人生活中发生的每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于另一个人往往是很重要的，是值得关心的。
“怎么啦？”其中一个似乎用嘲笑和漠不关心的口气问。
“怎么啦，怎么啦，难道你不知道他的情形？他的脚疼，不能穿这种鞋。”
“那又怎么啦？”
“可是他只能穿鞋子呀，又不能光着脚。”
“噢，就是说，没有发给他靴子。”他的口气中再也没有嘲笑和漠不关心的意味了，他显得对这件事十分关心。然后他们谈起家里的事。
“你猜我老婆写些什么？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不是儿子生病，就是女儿生病，老娘们儿，就是这样。”
“可是我老婆写得更干脆：你们在前方有什么难的，你们有给养，可是我们在这儿过这种战时困难日子，简直活不下去了。”
“都是女人见识，”一个说，“她们躲在大后方，不了解前方是什么样子。她们光看到你的给养。”
“一点儿不错，”另一个说，“她们有时买不到煤油，就以为这是天大的事了。”
“是的，她们有时站站队，似乎比在这沙漠上拿燃烧瓶打坦克都困难。”
他竟说起坦克和燃烧瓶来，其实他和他的朋友都知道，德国人的坦克从来没上这儿来过。在生活中是男人更艰苦还是女人更艰苦这个永远谈不完的话题，也发生在战时这夜晚的沙漠上。
不过还没有得出结论，其中一个就很不果断地说：
“不过，我老婆是有病，她的脊椎骨有毛病，抬一下重东西，就要躺几个星期。”
接着，似乎又换了话题，他们谈起这周围是一块多么可恨的缺水的地方。那个离达林斯基比较近些的战士说：
“她这样写，也没有不好的意思，只是因为不了解。”
另一名战士补充了一下，否认自己有意说军人妻子们的坏话，同时又不否认：
“是的。我这是说气话。”
然后他们又抽了一会儿烟，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起保险刀片多么不保险，说起连长的新制服，又说起不论多么艰难困苦，还是想活下去。
“你瞧，这夜晚多么好，你要知道，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看到这样一幅画：当空一轮明月，战场上到处是战死的英雄。”
“这有什么相同之处？”另一名战士笑道。“那是英雄，咱们算什么，和麻雀一样，咱们干的是蠢事。”
六 十
达林斯基右方响起爆炸声，打破夜的寂静。
“一〇三毫米。”老练的耳朵判断说。脑子里闪过一些念头，那是在敌人的炮弹爆炸时常常出现的：“是不是偶然的？唯一的？是试射？会不会采取交叉射击？是不是进行炮轰？是不是坦克来了？”
一切久经战阵的人都在倾听，脑子里都出现了和达林斯基大致相同的念头。
一切久经战阵的人都能从上百种声音中分辨出一种真正使人担心的声音。一个老练的战士，不论他正在干什么，不论是手里正拿着调羹，或者正在擦枪，在写信，在用手指头抠鼻子，在看报，或者完全无思无虑（一个当兵的在空闲时候有时也会这样），会立刻转过头去，竖起专注而灵敏的耳朵。
这一次马上得到了答案。右边接二连三传来爆炸声，接着左边也传来爆炸声，周围轰隆隆，卡啦啦，硝烟弥漫，一切都震动起来。
这是炮轰！
透过硝烟、灰土和沙子可以看到爆炸的火光，在爆炸的火光中可以看到硝烟。
人们在奔跑，在卧倒。
沙漠上一片凄惨的叫声。炮弹开始在骆驼旁边爆炸，骆驼把大车弄翻，拖着扯断的套绳奔跑着。达林斯基不顾炮弹纷纷在爆炸，站起身来，注视着可怕的景象。
他的脑子里清清楚楚地闪过一个念头：他在这儿看到的是祖国的末日景象。他心中充满了不祥的感觉。这沙漠中疯狂奔跑的骆驼的可怖的叫声，这俄罗斯人的惊骇的喊声，这纷纷奔跑躲避的人们！俄罗斯完了！被赶到靠近亚洲的寒冷的沙漠上的俄罗斯，就要完了，就要死在昏沉而静谧的月光下，亲切而悦耳的俄罗斯语言已经和狂奔的、被德国炮弹炸伤的骆驼的恐怖与绝望的惨叫声合成了一片。
在这痛苦的时刻，他心中出现的不是愤怒，不是仇恨，而是对世上所有的弱者和穷人的兄弟情感；他在草原上遇到的那个加尔梅克人的黑糊糊的苍老的脸，此时此刻不知为什么浮现出来，而且他觉得格外亲切，似乎早就熟识了。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注定了的。”他在心里说。他也明白了，如果失败了，他也没有必要活在世上了。他环视了一下躲在掩壕里的士兵们，挺直了身子，准备在这场凄惨的战斗中担负起这支炮兵连的指挥任务，他叫道：“喂，电话员，过来！到我这儿来！”
可是爆炸声忽然停息了。
就在这天夜里，遵照斯大林的指示，三方面军的司令员瓦图京、罗科索夫斯基和叶廖缅科向所属部队发布了进攻的命令，正是这次进攻在一百个小时中解决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命运和保卢斯的三十三万大军的命运，成为整个战争进程的转折点。
集团军司令部有一通电报在等待着达林斯基：要他去诺维科夫上校的坦克军里去，负责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坦克军的战斗行动。
六十一
在十月革命节过后不久，德国空军又对斯大林格勒发电站进行了密集轰炸。十八架轰炸机向发电站投下大批重型炸弹。
一片瓦砾的发电站笼罩着一团团的硝烟，德国空军的毁灭性力量使发电站的工作完全停止了。
在这次轰炸之后，斯皮里多诺夫的手剧烈地哆嗦起来。他端起茶杯喝茶，常常把茶泼洒出来，有时觉得哆嗦的手指头端不住茶杯，只好把茶杯放回桌子上。只有在喝过酒之后，手指头才停止哆嗦。
领导者开始放工人走了，于是工人们便搭过河的船只渡过伏尔加河和图马克河，进入草原，去阿赫图巴中游地区和列宁斯克。
发电站领导人曾经向莫斯科询问过，要求允许撤离，因为车间已经炸毁，他们留在前线已失去意义。莫斯科方面迟迟不作回答，斯皮里多诺夫非常着急。在轰炸之后，党中央马上通知召见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便乘飞机上莫斯科去了。
斯皮里多诺夫和卡梅绍夫在发电站的瓦砾堆中走来走去，互相劝说着：他们在这儿无事可做，应该离开。可是莫斯科一直没有回话。
斯皮里多诺夫很为薇拉担心。她渡过伏尔加到左岸以后，感到身体很不好，不能上列宁斯克去了。要乘载货汽车在炸坏的路上走一百公里，汽车在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块丛中走，颠得很厉害，一个快到分娩时候的孕妇是受不了的。
几位熟识的工人把她搀到岸边一条驳船上，这条船已经冻在冰上，变成了宿舍。
在发电站第二次被轰炸之后不久，薇拉请快艇上的一位技师给爸爸送来一封信。她叫爸爸放心：在舱里给她让出一块地方，是一个很舒服的角落，还有布幔遮着。在疏散的人中间有别克托夫门诊所的一名护士和一位年老的助产士；离驳船四公里有一所野战医院，如有什么复杂情况，随时可以把医生请来。驳船上有开水炉子，有炉灶，做饭大家一齐动手，粮食由州党委供应。
虽然薇拉要爸爸放心，可是信上的每一句话都引起他的担心。也许，只有一点使他得到安慰，就是薇拉写的：自从打仗以来，这条驳船一次也没有遭到轰炸。如果他能到左岸去，他一定能弄到一部小汽车或者救护车，至少把薇拉送到阿赫图巴中游地方去。
可是莫斯科还是没有回话，没有叫站长和总工程师撤离，虽然现在被炸毁的发电站只需要一小队军事化的保卫人员就够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们不乐意没有事在发电站闲待着，一得到站长允许，马上就朝渡口走去。
只有安德列耶夫老头子不愿意到站长这儿来拿盖有圆图章的正式证明信。在轰炸之后，斯皮里多诺夫就劝安德列耶夫上列宁斯克去，他的儿媳妇和孙子就住在那儿，可是安德列耶夫说：
“不去，我要留在这儿。”
他觉得，他在斯大林格勒的河岸边，可以和过去的生活保持联系。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可以回到拖拉机厂工人村去了。他可以在毁于炮火的房屋中间走走，到他老伴侍弄的小园子里去，把倒下的小树扶起来，支起来，看看埋起来的东西是否还在，然后在歪倒的栅栏旁边的石头上坐一坐。
“瞧，瓦尔瓦拉，缝纫机还在，而且还没有生锈呢，栅栏旁边的苹果树全完啦，是炮弹炸坏的，在地窖桶里的酸白菜只是上面开始发霉。”
斯皮里多诺夫本来想和克雷莫夫谈谈自己的事情，但是十月革命节以后克雷莫夫再也没有上发电站来。
斯皮里多诺夫和卡梅绍夫决定等到十一月十七日，到那时就走，因为在发电站的确无事可干。德军却还在不时地炮轰发电站。在密集轰炸之后十分焦急的卡梅绍夫说：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他们既然不停地在轰，可见他们的侦察队一点儿也不顶用。他们的空军随时都可能再来轰炸。要知道德国人执拗得像老牛一样，会照准了一块空地方一个劲儿地猛轰。”
十一月十八日，斯皮里多诺夫和保卫人员告过别，吻了吻安德列耶夫老头子，最后扫视了一遍发电站的瓦砾堆，便离开了斯大林格勒发电站。他一直没有等到莫斯科方面的正式准许。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在发电站干了很多事情，干得很认真，很艰苦。他害怕打仗，很不习惯战争环境，一想到空袭就胆怯，在轰炸时吓得直发呆，然而他还在工作，因此他的工作就尤其艰苦，尤其可贵。
他提着箱子，背着包袱，一面走，一面回头望着，向站在炸毁的大门口的安德列耶夫挥着手，望着已经没有了玻璃的工程技术大楼，望着涡轮车间的凄凉的断墙，望着依然在燃烧的储油室上空的轻烟。
他离开发电站的时候，发电站已经不需要他了，他是在苏军开始进攻的前一天离开的。
但就是他没有捱过去的这一天，却在很多人的眼睛里把他的勤恳、艰苦的工作一笔勾销；有些人本来准备把他称作英雄的，现在却管他叫胆小鬼和逃兵了。
他心中很久都保留着十分痛苦的感情，常常想起，他是怎样一面走，一面回头看，一面挥手，而孤单的老头子怎样站在电站大门口望着他。
六十二
薇拉生了一个儿子。
她躺在驳船舱里，在一张用粗糙的木板钉成的床上。几个女人为了让她暖和，把不少破旧衣服堆到他身上，和她躺在一起的是裹在小被子里的婴儿。要是有人进来，掀开帷幔，她便看到许多人，男人和女人，从上面床铺上垂挂下来的破烂儿。她听到乱哄哄的说话声、孩子的哭叫声和闹腾声。她的头脑里模模糊糊的，烟气腾腾的空气也模模糊糊的。
舱里很闷，同时又很冷，板壁上有的地方结了霜花。人们夜里睡觉不脱毡靴和棉衣。妇女们整天裹着头巾和破被子，不住地呵冻僵的手指头。
小小的窗户几乎挨到冰面，光线勉强可以透进来，所以大白天在舱里都是幽暗的。到晚上就点起油灯。人们的脸被烟子熏得黑糊糊的。舷梯旁的舱门一打开，一团团的热气就冲进舱来，很像爆炸的炮弹的硝烟。
头发蓬乱的老妇人挠着白发和灰发，老头子们坐在地上端着杯子在喝开水，裹着头巾的孩子在各色各样的枕头、包袱、箱子上爬着玩儿。薇拉因为有孩子躺在胸前，觉得她的想法变了，她对一切人的态度变了，身体也变了。
她想到自己的好朋友季娜·麦尔尼科娃，想到照料过她的老奶奶谢尔盖耶芙娜，想到春天，想到妈妈，想到破了的衬衣，想到棉被，想到谢廖沙和托里亚，想到肥皂，想到德国人的飞机，想到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掩蔽所，想到自己的头发很久没有洗，而她所想到的一切，都充满了对她所生的孩子的感情，都和孩子有关系，其意义的大小都是由和孩子的关系而定。
她看着自己的手、脚、胸膛、手指头。这已经不是那双打排球、写文章、翻书的手。这已经不是那双在学校楼梯上跑上跑下、在暖和的河水里蹦来蹦去、被荨麻扎得痒痒的腿了，也不是街上行人回头看她时看到的那双腿了。
她想着孩子，同时也想着维克托罗夫。飞机场在伏尔加左岸，维克托罗夫就在附近，伏尔加河再也不能把他们分开了。马上就会有飞行员们到舱里来，她就问：“你们认识维克托罗夫上尉吗？”飞行员们会说：“我们认识。”“请你们告诉他，他的儿子和妻子在这儿。”
有些妇女到帷幔后面来看她，摇摇头，又笑，又叹气，有的俯身向着婴儿，哭了起来。
她们为自己哭，为婴儿笑，要懂得她们的心情，是不需要什么话的。
如果有人向薇拉问什么话，那么问话也无非是产妇怎样才能喂好婴儿：乳房是不是有奶水，有没有乳腺炎，潮湿空气是不是使她感到气闷。
产后第三天，父亲来到她身边。他已经不像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站长：提着箱子，背着包袱，胡子拉碴的，竖着大衣领子，系着领带，鼻子和两腮被冷风吹得通红。
父亲来到她的床前，她看到父亲那打颤的脸最初一会儿不是对着她，而是对着躺在她旁边的小东西。
他背过身去。她从他的肩膀和脊背看出来，他是在哭。她明白，他哭的是妈妈再也不会知道这个外孙，不能像他刚才那样看看外孙了。
过了一会儿，他对自己流泪又生气，又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几十个人看见了，他用冻哑了的声音说：
“好啊，因为你，我做外公啦。”
他俯下身去，吻了吻薇拉的额头，又用冰冷的脏手抚摩了几下她的肩膀。然后他又说：
“十月革命节那天，克雷莫夫上发电站来过。他还不知道你妈妈已经不在了。他一个劲儿问叶尼娅的情况。”
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头子穿一件女式棉袄，露着一团一团的烂棉花，他吃力地喘着气说：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现在又是颁发库图佐夫勋章，又是颁发列宁勋章和什么英雄勋章，为的是多杀一些人。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杀了多少啦！倒是真应该颁发这么大的勋章，两公斤重的，给您的女儿，因为她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带来了新生命。”
这是在薇拉生过孩子之后谈起她的第一个人。
斯皮里多诺夫决定留在驳船上，等到薇拉身子硬朗了，和她一起上列宁斯克去。他要上古比雪夫去接受新的任务，上列宁斯克是顺路。他看到驳船上的伙食太差，应当马上为女儿和外孙想想办法，所以等身上暖和过来之后，便前去找州党委的指挥所，州党委指挥所就在附近，在森林中的什么地方。他指望到那儿通过朋友弄一些猪油和糖来。
六十三
这一天在舱里特别难受。伏尔加上空笼罩着乌云。肮脏的冰上到处是垃圾和黑糊糊的泔水，没有孩子在上面玩，妇女们也不在冰窟窿里洗衣服，下游来的冷风撕扯着冻在冰上的破布，又从舱门的缝儿钻进舱里，使整个驳船到处是呼啸声和咯吱声。
人们呆呆地坐着，裹着头巾、棉衣、棉被。最喜欢唠叨的娘们儿也不说话了，倾听着风的吼声、木板的咯吱声。
天色渐渐黑了。这黑暗似乎来自人们难以忍受的痛苦，来自可怕的寒冷、饥饿、肮脏，来自没完没了的战争的折磨。
薇拉躺着，把棉袄一直拉到下巴底下，每一阵风钻进舱里，她都感觉到寒气在面颊上拂过。
此时此刻，她对一切都很悲观：父亲也不能把她送走了，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到春天德国人就会侵入乌拉尔，侵入西伯利亚，他们的飞机会永远在天空尖叫，永远有炸弹爆炸声。
她第一次怀疑维克托罗夫离她很近。战场是很多的。也许，不论战场，不论后方，都已经找不到他了。
她掀开小被子的一角，凝视着孩子的脸。他为什么哭呀？也许是她的苦恼传给了他，就像她把温暖和奶水给了他一样。
这一天，严冬的酷寒、凛冽的冷风、遍布辽阔平原与大河上的大规模战争让人们心情沉重。
难道一个人能长期忍受这样饥寒交迫的可怕日子？
为薇拉接生的老奶奶谢尔盖耶芙娜走到她床前，说：
“我看你今天的样子很不好，还不如第一天。”
“没什么，”薇拉说，“爸爸明天就要回来，会给我带吃的东西来。”
尽管谢尔盖耶芙娜听说要给产妇带猪油和糖来，感到很高兴，可她还是气愤地、很不客气地说：
“你们这些当官的人家，总有好东西吃，到处有好吃的东西等着你们。可是我们吃的东西只有一样——冻土豆。”
“安静点儿！”有一个人叫道。“大家安静点儿！”
船舱的另一头响起一个不很清楚的声音。
忽然，那声音变得响亮起来，压倒其他一切声音。
那是一个人就着油灯的亮光在读报：
“最新消息……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市区发起强大攻势……近日来，驻守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要冲地带的我军向德国法西斯军队发起猛攻。进攻从两个方向开始：从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和南部……”
人们一声不响地站着，在哭。一条无形的奇怪的线连接着他们和那些小伙子，那些小伙子此时此刻正迎着寒风在雪地上前进，有的躺在雪地里，浑身是血，用模糊的目光向人世告别。
老头子和妇女们在哭，工人们在哭，孩子们带着不是孩子应有的表情和大人站在一起听人读报。
“我军攻克顿河东岸的卡拉奇市、克里沃穆兹金车站、阿布加萨罗沃市及其车站……”
薇拉也和大家一起流眼泪。她也觉得有一条线连接着那些在黑沉沉的冬夜里前进、倒下去又爬起来、又倒下去却再也爬不起来的人和在这舱里听着进攻消息的受尽苦难的人们。
为了她，为了她的儿子，为了两手浸在冰水里冻裂了口子的妇女们，为了老年人，为了裹着妈妈的破头巾的孩子们，那些人在迎着死亡往前冲。
于是她十分高兴地哭着想，等她的丈夫上她这儿来，妇女、老年人和工人们会一齐把他围住，管他叫“好孩子”！
那人还在念战报：
“我军的进攻仍在继续。”
六十四
值班参谋向空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汇报了各团一天来的作战情况。将军把放在面前的报表浏览了一遍，对值班参谋说：
“萨卡布卢卡很不走运，昨天他的政委被击落了，今天又有两名飞行员被击落。”
“司令员同志，我往他们团部打过电话，”值班参谋说，“明天安葬别尔曼同志。军委委员说要去参加葬礼，要讲话。”
“我们的委员就喜欢讲话。”司令员笑了笑。
“司令员同志，两名飞行员情况是这样：中尉科罗尔是在第三十八近卫师防地上空被击落的，小队长维克托罗夫上尉是在德军机场上空被敌机打得着了火，还没有飞到前线，就在高空坠落，恰好落在中间地带。步兵看到，几次想到他跟前去，都被德国人打了回来。”
“是啊，常常有这种情况。”司令员说着，用铅笔搔了搔鼻子。“您现在办一件事：和方面军司令部联系一下，提醒他们，萨哈罗夫曾经答应给我们换一辆吉普，要不然很快就没有车子用了。”
死去的飞行员在积雪覆盖的小丘上躺了一夜。寒风凛冽，星光灿烂。黎明时小丘变成粉红色，飞行员躺在粉红色的小丘上。后来吹起贴地的搅雪风，尸体渐渐被雪埋住。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 费密（1901—1954），著名丹麦物理学家。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著有《西方的没落》。
<a id="note_3" href="#noteBack_3">[3]</a> 胡戈·斯廷内斯（Hugo Stinnes，1870—1924）是德国工业家领袖。克虏伯（Krupp）家族是德国大军火制造商世家。
<a id="note_4" href="#noteBack_4">[4]</a> 见《马太福音》第七章。
<a id="note_5" href="#noteBack_5">[5]</a> 见《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八节。
<a id="note_6" href="#noteBack_6">[6]</a> 德拉戈米罗夫（1830—1905），沙俄时代步兵上将，军事理论家。
<a id="note_7" href="#noteBack_7">[7]</a> 苏沃洛夫（1730—1800），俄国伟大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战略家、统帅，俄国史上的常胜将军，俄国军事学术的奠基人之一，著有军事学名著《制胜的科学》。
<a id="note_8" href="#noteBack_8">[8]</a> 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元帅、大军事家。1812年拿破仑一世发动对俄战争时被任命为总司令，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a id="note_9" href="#noteBack_9">[9]</a>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1595—1657），乌克兰民族起义领袖，率领乌克兰哥萨克起义反抗波兰的统治。波兰重新统治乌克兰后，赫梅利尼茨基请求俄国出兵联合抗击波兰，并于1654年签订乌克兰同俄国合并的条约，此后直到1991年乌克兰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a id="note_10" href="#noteBack_10">[10]</a> 此处是音译。本意是“浑蛋”。
<a id="note_11" href="#noteBack_11">[11]</a> 即维克托·帕夫洛维奇。
<a id="note_12" href="#noteBack_12">[12]</a> 据说恺撒在元老院遇刺身亡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当时有数十人刺杀恺撒，其中布鲁特斯是恺撒的好友挚交，也是事件的主要谋划者。
<a id="note_13" href="#noteBack_13">[13]</a> 在果戈理的小说《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因为骂了一声“公鹅”，两个好朋友打了一辈子官司。
<a id="note_14" href="#noteBack_14">[14]</a> 尼古拉·泽林斯基（1861—1953年），苏联杰出化学家、科学院院士，在催化反应、有机合成等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石油化学催化转化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a id="note_15" href="#noteBack_15">[15]</a> 原文为法语。
<a id="note_16" href="#noteBack_16">[16]</a> 帝国保安总局局长。
<a id="note_17" href="#noteBack_17">[17]</a> 奥地利萨尔茨堡以南的疗养地。希特勒常在位于此地的别墅举行会议。
<a id="note_18" href="#noteBack_18">[18]</a> 此处模仿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中一篇的开头。
<a id="note_19" href="#noteBack_19">[19]</a> 托谢耶夫的原意是“瘦子”。
<a id="note_20" href="#noteBack_20">[20]</a> 原文为德语。
<a id="note_21" href="#noteBack_21">[21]</a> 指列夫·托尔斯泰。
<a id="note_22" href="#noteBack_22">[22]</a> 即同温同压下，相同体积的任何气体含有相同的分子数。由意大利科学家阿伏伽德罗提出。
<a id="note_23" href="#noteBack_23">[23]</a> 兰杰斯曼是犹太人的姓。
<a id="note_24" href="#noteBack_24">[24]</a> “饥饿不是姑妈”是谚语，大意是：饥饿是无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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