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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开始之前几天，克雷莫夫来到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地下指挥所。军委委员阿勃拉莫夫的副官坐在写字台前就着鸡汤吃饼子。副官放下调羹，叹了一口气，从这口气可以听出来，鸡汤滋味太美了。克雷莫夫的眼睛都湿了，他忽然极其强烈地希望就着白菜汤吃一块饼子。
在布幔后面，副官禀报过以后，就没有声音了。过了一会儿，克雷莫夫听到他已经熟悉的嗄哑的声音，不过这一次那声音不高，克雷莫夫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副官走出来，说：
“军委委员不能接见您。”
克雷莫夫惊讶地说：
“我没有要求接见。是阿勃拉莫夫同志叫我来的。”
副官看着鸡汤，没有作声。
“这么说，是改变主意了？我真不明白。”克雷莫夫说。
克雷莫夫出了地下指挥所，顺着一条干沟朝伏尔加岸边走去，军队报纸的编辑部在那儿。
他走着，因为这次莫名其妙的召唤，因为自己见到别人吃饼子就眼馋，心里十分懊恼，一面倾听着库波罗斯山沟那边传来的零乱的、懒洋洋的炮声。
有一位头戴军帽、身穿军大衣的姑娘朝作战科走去。克雷莫夫朝她打量了一眼，在心里说：“真漂亮！”
他的心又因为习惯的惆怅感紧紧收缩起来，他想起叶尼娅。他又同样习惯地吆喝自己：“追上她，追上去！”又回想起在哥萨克小镇上那一夜，想起那个年轻的哥萨克女子。
后来他想起斯皮里多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过他当然不是斯宾诺莎。”
这些念头、懒洋洋的炮声、对阿勃拉莫夫的恼火、秋日的天空，在他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回旋了很久。有一名军大衣上戴有绿色大尉领章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从指挥所赶来，把他喊住。
克雷莫夫大惑不解地朝他看了看。
“上这儿来，这儿来，请吧。”大尉用手指着一座小屋的门，低声说。
克雷莫夫经过一道岗哨，朝门口走去。他们走进屋里。屋里有一张办公桌，在板墙上用图钉钉着斯大林肖像。克雷莫夫以为大尉找他有事，大概要说：“对不起，营政委同志，您能不能把我们的报告带到左岸，交给托谢耶夫同志？”但是大尉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
“把您的武器和身份证交出来。”
于是克雷莫夫十分慌乱地说了已经毫无意义的话：
“您有什么权力这样对待我？您想看我的身份证，先把您的身份证给我看看。”
后来，等他相信了这毫无来由、毫无道理但又毫无疑问的事，他就说了类似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之说过的话：
“这真荒唐，我简直一点儿也不懂，莫名其妙。”
不过，这已经不是自由的人说的话了。
二
“你别装糊涂。你说，你在被围困期间干了些什么？”
他在伏尔加河左岸，在方面军司令部特别科受到审讯。油漆地板、窗台上的花盆、墙上的挂钟似乎都散发着小地方的宁静气氛。右岸显然有飞机在轰炸；从斯大林格勒方面传来的轰隆声和玻璃颤动声显得似乎又熟悉又亲切。
和自命不凡、嘴唇灰白的侦讯员一起坐在吃饭的桌子旁边的是一个粗野的中校，不知为什么他还没有发作。
可是你瞧，这个肩膀在石灰炉壁上蹭着石灰印子的中校走了过来，走到这个坐在凳子上、当年指导过东方殖民国家工人运动的人，这个身穿军服、佩带政委金星的人，这个生来善良和蔼的人跟前，照他的脸上狠狠打了一拳。
克雷莫夫用手摸了摸嘴巴和鼻子，朝自己的手上看了看，看到手上又是血又是唾液。然后他动了动嘴巴。舌头发僵，嘴唇也麻木了。他看了看刚刚擦洗过的油漆地板，便把血吞咽下去。
深夜，他痛恨起特别科的人。但是起初他既不觉得恨，又不觉得疼。一拳打在脸上，把他的精神打垮了，除了麻木和发僵以外，什么感觉也没有。
克雷莫夫回头看了看哨兵，觉得很不好意思。红军士兵看到一个共产党员挨打！打的是共产党员克雷莫夫，是当着小伙子的面打的，克雷莫夫所参加的伟大革命就是为了这些小伙子。
那个中校看了看表。已经是科长级食堂开晚饭的时间。克雷莫夫被押着在又是灰土又是雪粒的院子里走着，朝着原木搭成的囚室走去。这时候，从斯大林格勒方面传来的空袭的轰隆声特别清楚。在麻木过去之后，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德国人的炸弹可以把这小小的囚室炸毁……这个念头又简单又丑恶。
在原木作墙的闷人的囚室里，他感到又绝望，又愤怒，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当年是他用嗄哑的嗓门儿叫喊着，向飞机奔去，迎接自己的好朋友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他抬过蔡特金同志的棺材；现在也是他像个小偷一样看着，特别科人员是不是要打他。是他从重围中把许多人带出来，他们都称他“政委同志”。现在是一个拿枪的农村小伙子用厌恶的目光看着他，看着他这个在审讯中被另外一个共产党员打得满脸是血的共产党员……
他还不能理解“失去自由”这句话的全部意义。但他已经成为另外一种生物，他的一切都应当改变，因为他已经失去自由。
他的眼前发黑……他要去找谢尔巴科夫，去找党中央，他还可以去找莫洛托夫，不把这个坏蛋中校枪毙，决不罢休。你们打电话吧！就打电话给克拉辛吧。要知道，斯大林都听说过我，知道我的名字。斯大林同志有一次问日丹诺夫同志：“这是哪一个克雷莫夫，是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那个克雷莫夫吗？”
可是克雷莫夫马上就觉得脚下是深深的泥潭，他就要陷进又黑、又黏、又稠的无底泥潭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比德国的装甲部队更厉害的力量向他扑来。他失去了自由。
叶尼娅！叶尼娅！你看见我吗？叶尼娅！瞧瞧我吧，我遭殃了！我太孤单了，没有人理睬我了，你也不睬我了。
一个坏蛋打了他。他神志模糊，气得手指头都打哆嗦，真想朝特别科的坏蛋扑过去。他过去对宪兵、对孟什维克、对他审讯过的党卫军军官都没有这样痛恨过。
在打他的人身上，克雷莫夫人看到的不是敌人，而是他自己，克雷莫夫，也就是当年那个看到共产党宣言上那句激动人心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兴奋得流泪的孩子。这种相近的感觉才真正可怕。
三
天色渐渐黑了。有时这狭小囚室的难闻空气中充满斯大林格勒激战的隆隆声。也许是德国人在攻打着保卫正义事业的巴秋克和罗季姆采夫的部队。
过道里偶尔有走动声。大囚室的门不时打开。那里住的是逃兵、叛徒、趁火打劫的人、强奸犯。他们常常要求上厕所，看守的士兵在开门之前，总要和他们争吵老半天。
把克雷莫夫从斯大林格勒的河边押来的时候，让他在大囚室里待了一阵子。谁也没有注意这位袖子上还带有红星的政委。他们关心的只是有没有带纸，好让他们卷烟卷儿。这些人所想的只是吃，抽烟，满足身体需要。
是谁，是谁控告他？多么痛心啊，知道自己无罪，同时却又觉得犯了弥天大罪，吓得浑身发冷。罗季姆采夫的管道，“6-1”号楼的瓦砾，白俄罗斯的沼地，沃龙涅日的冬天，斯大林格勒的渡河——一切幸福的、愉快的事都已成为过眼云烟。
他现在真想上外面去走走，抬起头看看天空。去看看报纸。刮刮胡子。给弟弟写封信。他想喝杯茶。他还要归还他借来的一本书。看看表。洗洗澡。到箱子里去拿一块手帕。可是他什么也不能了。他失去了自由。
过了一会儿，克雷莫夫被押出大囚室，来到过道里，警备队长骂看守的士兵说：
“我对你说得很清楚，你他妈的为什么把他塞到大房间里？哼，你糊里糊涂，想上前线是不是？”
等警备队长一走开，看守的士兵对克雷莫夫发牢骚说：
“经常是这样。单人囚室总不得空闲！他自己说过，要把该枪毙的关在单人囚室里。如果我把您关进去，该把他关到哪儿去？”
一会儿克雷莫夫就看到几名士兵从单人囚室里押出一名判处枪决的犯人。犯人那一头淡黄色的头发贴在凹进去的狭窄的后脑上。他可能有二十岁，至多二十五岁。
克雷莫夫被带进空出来的单人囚室。他在幽暗中依稀看到小桌子上有一只饭盒，还摸到旁边有一只用面包瓤捏成的小兔子。看样子，这是犯人刚刚捏成的：面包还是软和的，只有兔子的两只耳朵有点儿硬了。
渐渐静下来……克雷莫夫半张着嘴，坐在铺上，睡也睡不着：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但是被打昏了的头不能思考，鬓角疼得厉害。头脑里一阵阵长浪，在旋转，奔腾，震荡，想镇定也镇定不了，想什么都想不成。
夜里过道里又有嚷嚷声。值班的士兵在呼唤领班的班长。靴子的踢跶声。克雷莫夫听出警备队长在说话：
“把他妈的那个营政委带出来，让他在警卫室里坐一会儿。”
又补充说：
“重大事故就是重大事故，上级早晚会知道的。”
单人囚室的门开了，一名士兵喊道：
“出来！”
克雷莫夫走了出来。过道里站着一个光着脚、只穿着衬裤的人。
克雷莫夫这一生见过很多可怕的东西，但是他一看到这张脸就觉得，比这张脸更可怕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见过。这张脸很小，带有肮脏的黄斑。一张脸在可怜地哭着，那皱纹、哆哆嗦嗦的腮和嘴唇都在哭，只有眼睛没哭。不过最好别看那双可怕的眼睛，那眼睛的神情也是极其可怕的。
“走吧，走吧。”士兵催促克雷莫夫说。
到了警卫室里，这名士兵对克雷莫夫说了说发生的重大事故。
“警备队长说要送我上前线，实际上在这儿还不如上前线，在这儿人的神经快要错乱了……把一名故意自伤的弟兄拉出去枪毙。他开枪透过一个大面包打伤了自己的右胳膊。把他枪毙了，用土埋上，可是夜里他又活了过来，又回到我们这儿。”
他对克雷莫夫说话，尽可能既不称“您”，也不称“你”。
“他们搞得太马虎了，简直叫人看着可怕。就是宰牲口也不该这样马虎。可是他们干什么都马马虎虎的。土地是冻的，他们只把荒草扒几下，胡乱撒几把土，转身就走。当然啦，他是能爬出来！如果好好儿地把他埋上，他永远也爬不出来。”
克雷莫夫是常常回答问题，扭转人的思想，为人讲解的，现在却大惑不解地向这名士兵问道：
“不过，他怎么又回来了？”
看守的士兵笑了笑。
“还有呢，带他去枪毙的班长说，既然重新为他办手续，就应该发给他口粮，可是总务科长很凶，发起脾气：既然已经枪毙了，还发什么口粮？依我看，这话也对。是班长太马虎，怎么能叫总务科负责任？”
克雷莫夫忽然问道：
“您在战前是干什么的？”
“战前我在国营农场养蜂。”
“清楚了。”克雷莫夫这样说，因为周围和他的头脑里的一切都糊里糊涂，很不清楚。
黎明时候，又把克雷莫夫押回单人囚室。用面包瓤子捏的小兔子依然在饭盒旁边。不过这会儿小兔儿已经硬了，不软和了。大囚室里传出恳求的声音：
“看守，行行好，带我去解解手吧！”
这时候，草原上升起棕红色的太阳。好像是一个上了冻又沾满泥土的甜菜疙瘩爬到了天上。
不久就把克雷莫夫押上一辆吨半汽车，负责押送的一名和善的中尉就和克雷莫夫坐在一起。司务长把克雷莫夫的提箱交给他。吨半汽车就咯吱咯吱地在冻实的阿赫图巴河边的泥块上蹦跳着，朝列宁斯克的飞机场开去。
他呼吸着潮湿的冷气，他满怀信心和希望——可怕的噩梦似乎已经结束了。
四
克雷莫夫走出小汽车，把灰色的卢比扬卡峡谷打量了一遍。因为长时间的飞机马达声，因为眼前不停地闪过一片片收割完毕和尚未收割的田野、一条条小河、一片片树林，因为心中交替地闪过失望、信心、灰心，这会儿头脑里在轰轰作响。
门开了。他进入窒息人的官气和疯狂的官场严密统治的世界，进入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在战争之外，与战争无关，又在战争之上。
在一个闷人的空房间里，在探照灯似的明亮的灯光下，叫他脱光了衣服。在一个若有所思、穿白大褂的人摸他的身体的时候，他打着哆嗦想道，战争的沉雷和钢铁都没有打乱这不知羞耻的手指头一丝不苟的动作。
他想起一名死去的红军战士，在防毒面具里留下进攻前写好的字条儿：“我是为幸福的苏联生活死的，家里还有老婆和五个孩子。”被烧死的坦克手，浑身黑糊糊的，一缕缕头发粘在年轻的头上；成千上万人民的军队，穿过森林和沼地，开炮，打机关枪……
那手指头还在摸着，又镇定，又平静，可是政委克雷莫夫还在炮火下呼喊过：“怎么，格涅拉洛夫同志，您不想保卫苏维埃祖国！”
“转过身去，弯下腰，两脚分开。”
然后，他穿起衣服照相，敞着领口照，板着面孔照，带着表情照，从正面照，从侧面照。然后，他在心里狠狠地骂着娘，在一张纸上盖了手印儿。然后一名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把他裤子上的纽扣剪下来，又拿走他的腰带。
然后他乘着灯光明亮的电梯上去，顺着铺了地毯的长长的、空荡荡的走廊朝前走去，经过一个个带圆孔的门。外科诊所病房。癌外科诊疗室。空气是暖和的，是带有官气的，被电灯照得通亮。这是诊断社会病的X光研究所……
“究竟是谁把我关进来的？”
在这窒闷、不通风的空气中很难思考什么。梦、清醒、过去、未来全都搅在一起。他失去了自我感觉……我是不是有过妈妈？也许，我从来没有妈妈。叶尼娅也是可有可无的了。松树顶上的星星，抢渡顿河，德国人的绿色照明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每一个门里面都有人，我要死得像个共产党员，莫斯托夫斯科伊这会儿在哪儿，头轰轰直响，难道是格列科夫朝我开枪，卷发的格里高力·叶甫谢耶维奇，共产国际主席，在这走廊上走，多么难闻、多么闷人的空气，多么讨厌的探照灯光……格列科夫朝我开枪，特别科的坏家伙打我一拳，德国人朝我开枪，不知明天我会怎样，我向你们发誓，我什么罪也没有，要说有罪，只有瞎编，好样的老头子在十月革命节在斯皮里多诺夫那儿唱起歌儿，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当年是这座房子的当家人，亨利·亚戈达，还有明仁斯基，后来就是小个子、绿眼睛的彼得堡无产者叶若夫，现在是又和蔼又精明的贝利亚，当然，当然，我们见过面，我们唱过“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什么罪也没有，要说有罪，只有瞎编，难道要把我枪毙？……
在笔直的走廊里走，而生活是乱糟糟的，又是小道，又是山沟、沼地、小河、草原灰土、未收割的庄稼，挤着走，绕着走，当命运笔直的时候，就直着走，走廊，走廊，走廊里有很多门。
克雷莫夫从容不迫地走着，不快也不慢，好像押着他的士兵不在他后面，在他前面。
他一来到卢比扬卡监狱，就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感觉。
“点的轨迹。”他在按指印儿的时候，这样想道。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想，虽然正是这个念头表达了他的新的感觉。
所以产生新的感觉，是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如果他要喝水，会让他喝个够，如果他心脏病发作，突然跌倒在地，也会有医生给他打针抢救。可是他已经不是克雷莫夫，他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他还不理解这一点。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克雷莫夫同志，不能像原来那样穿衣，吃饭，买票看电影，思考，睡觉，总是感觉自己就是自己。克雷莫夫同志本来和所有的人都不同，心灵不同，思想不同，革命前的党龄不同，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与众不同，各种各样的习惯与众不同，气派与众不同，和共青团员或区委书记、工人、老党员、老朋友、求助者谈话的语调也不同。如今他的身体像人的身体，行动和思维像人的行动和思维，但是克雷莫夫同志作为人的实质、他的尊严、他的自由全消失了。
把他押进一间囚室。囚室长方形，光溜溜的镶木地板，有四张床，铺得平平展展，被子连褶都没有，他顿时感觉出来：三个人用人的好奇的目光看着这第四个人。
他们是人，至于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不知道，他们对他敌视还是漠视，他不知道，但是他们对他的好态度、坏态度、冷漠态度，都是人对人的态度。
他坐到给他指定的床上，那三个人坐在床上，膝头放着打开的书本，都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他似乎已经失去的美好、可贵的感觉又回来了。
有一个人大块头，宽额头，凸凸的脸，低低的肥厚的额头上面是密密的鬈发，白了的和没有白的，像贝多芬那样蓬乱。
另一个是老头子，两手像纸一样白，光秃的头顶和脸部显得骨骨棱棱的，就好像雕在金属上的浅浮雕，似乎他的血管里流的是雪，不是血。
还有一个和克雷莫夫坐在一张床上，模样很和蔼，因为刚刚摘下眼镜，鼻梁上还带着红红的印子，这人又可怜，又善良。他用手指了指头，微微笑了笑，摇了摇头，克雷莫夫便懂了：看守的士兵在小孔里看着呢，不能说话。
头发蓬乱的人第一个开口说话。
“好吧，”他慵懒然而很和善地说，“我就代表大家欢迎部队来的人。敬爱的同志，您是从哪儿来的？”
克雷莫夫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从斯大林格勒。”
“噢，看到英勇保卫战的参加者，真是高兴。欢迎光临寒舍。”
“您抽烟吗？”白脸老头子很快地问道。
“我抽烟。”克雷莫夫回答说。
老头子点了点头，就低下头看书。
这时和克雷莫夫坐在一起的近视的人说：
“是这样的：我没有给同志们创造方便，我说我不抽烟，就不发给我。”
他问道：
“您离开斯大林格勒很久了吗？”
“今天早晨还在那里。”
“哦……哦……”那个大个子说。“乘飞机来的吗？”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说。
“您说说，斯大林格勒怎么样？我们没有订到报纸。”
“您想吃饭，是吗？”和善而近视的人问道。“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
“我不想吃。”克雷莫夫说。“德国人拿不下斯大林格勒。现在这已经很清楚了。”
“我一直相信这一点。”大个子说。
老头子砰的一声把书合上，向克雷莫夫问道：
“看样子，您是共产党员吧？”
“是的，是党员。”
“小声，小声，只能用小声说话。”和善而近视的人说。
“说到党员身份也要用小声。”大个子说。
克雷莫夫觉得他的面孔很熟悉，他忽然想起这个人：这是莫斯科有名的报幕员。当年克雷莫夫带妻子上圆柱大厅参加音乐会，看到他在舞台上。现在却在这儿见面了。
这时候门开了，看守的士兵往里面看了看，问：
“谁是‘卡’，跟我走！”
大个子回答说：
“我是卡，卡茨涅林鲍肯。”
他站起来，用手指头梳了梳乱蓬蓬的头发，便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
“这是提审他。”近视的邻床犯人说。
“为什么说‘卡’？”
“这是规矩。前天看守来喊他，就说‘谁是卡茨涅林鲍肯？就叫卡’。真好笑。真怪。”
“是啊，我们都笑了。”老头子说。
“你这个老会计，因为什么也到这儿来啦？”克雷莫夫在心里说。“我也要叫‘克’了。”
犯人们开始睡了，可是强烈的光依然亮着。克雷莫夫觉得有人在小孔里注视着他卷裹脚布，往上提长衬裤，挠胸膛。这是一种专用的灯光，不是为囚室里的人照亮，而是为了能看清他们的活动。如果在黑暗中观察他们更方便的话，就让他们待在黑暗中了。
老会计脸朝墙躺着。克雷莫夫和邻床的近视的人在小声说话，谁也不看谁，而且用手捂着嘴，免得看守的士兵看到他们的嘴巴在动。他们不时地看看旁边空着的床。不知为什么他们在为受审的报幕员担心。近视的人说：
“我们在牢房里都变成兔子了。就像童话里说的，神仙用手一指，人就变成兔子。”
他说起同囚室的人。
老头子也许是社会革命党，也许是社会民主党，也许是孟什维克，他的姓是德列林格。克雷莫夫过去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个人。德列林格在监狱、政治隔离室、劳改营里过了二十多年，接近当年莫罗佐夫、诺沃鲁斯基、弗罗连科、菲格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度过的年限。现在把他押回莫斯科，是因为他又作案：他在劳改营里想就农业问题对被划为富农的犯人作报告。
报幕员和德列林格有同样漫长的狱龄。二十多年之前，他开始在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手下工作，后来又在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在叶若夫领导的内务部，在贝利亚领导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他有时在中央机关工作，有时主持大规模的劳改营建设。
克雷莫夫原来也错看了和自己说话的这位鲍戈列耶夫。这位难友原来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古董鉴赏专家，有时还写诗，不过他的诗从来没有发表过，因为不符合时代要求。
鲍戈列耶夫又小声说：
“可是现在，您要知道，什么都完了，完了，我也变成了兔子。”
多么荒唐，多么可怕呀，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抢渡布格河、第聂伯河，只有在皮里亚京被围困，只有奥夫鲁奇沼地、马马耶夫冈、“6-1”号楼，只有政治汇报、弹药消耗、政工人员负伤、夜间突击、在战斗中和行军时的政治工作、试射、坦克袭击、火箭炮、总参谋部、重机枪……
在同一世界、同一时间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夜间的审讯、起床号、点名、被押着上厕所、发香烟、搜查、对质、侦讯员、特别会议的决定。
但是这种情形、那种情形都有。
但是为什么他似乎觉得狱友失去自由、住在内部监狱的囚室里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他，克雷莫夫，住在这囚室里、睡在这床铺上就是荒唐的、毫无道理的、不可思议的？
克雷莫夫急不可待地要谈谈自己。他忍不住说：
“我老婆离开我了，没有人给我送东西。”
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卡”的床铺直到早晨都是空的。
五
战前，克雷莫夫有时从卢比扬卡经过，就猜想这昼夜有人活动的房子里在干些什么。被捕的人在这内部监狱里蹲八个月、一年、一年半：在进行侦讯。然后被捕者的家属就收到劳改营里的来信，于是常常出现一些地名：科米、萨列哈尔德、诺里尔斯克、科特拉斯、马加丹、沃尔库塔、科雷马、库兹涅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卡拉达、纳加耶夫海湾……
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内部监狱之后，就永远没有消息了。检察机关通知家属，说这些人被判剥夺通信权十年。但是在劳改营里根本没有判这种刑的犯人。剥夺通信权十年显然指的是枪决。
有人从劳改营里来信，写道，身体很好，很暖和，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寄一些大葱和大蒜去。有人给家属解释说，大葱和大蒜是治坏血病的。至于在侦讯监狱里度过的时间，从来没有人在信里提到。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的夜晚，从卢比扬卡和共青团街经过，是特别可怕的。
闷热的夜晚，一条条街道空荡荡。一座座敞着窗户的楼房黑沉沉的，里面挤满了人，却又像是空旷无人。这种宁静使人毫无宁静感。在遮着白窗帘的明亮的窗户里人影幢幢，在大门口，汽车车门不时地砰砰响着，车灯忽明忽灭。似乎偌大一座城市被卢比扬卡明亮而呆滞的目光封锁住了。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一个的熟人。和他们的距离不能以空间来度量，这是用另外的尺度测定的一种距离。天上人间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越过这一深渊，这深渊等于死的深渊。不过，不是在土里，不是在棺材里，而是在这儿，人还活着，在呼吸，在思考，在哭，没有死。
汽车送来一批又一批被捕的人，成百、成千、成万的人在内部监狱里，在布特尔监狱、列福尔托夫监狱里消失了。
一批批新的工作人员进入区委、人民委员会、军事部门、检察机关、公司、医院、工厂管委会、基层工会、工厂工会、土地管理处、细菌实验室、模范剧院院部、飞机设计院、设计巨型化学与金属产品的研究所，代替被捕的人。
有时候，来接替人民敌人、恐怖分子、破坏分子的人转眼间就成了敌人、异己分子，也被逮捕了。有时又一批接替的人也是敌人，也被逮捕。
有一位列宁格勒的同志悄悄地对克雷莫夫说过，他曾经和列宁格勒同一个区党委的三位书记住在一个囚室里。每一个新上任的书记都揭发过自己的前任，说他是敌人和恐怖分子。在囚室里他们睡在一起，谁也不恨谁。
当年叶尼娅的哥哥米佳·沙波什尼科夫进过这座楼房。腋下夹着一个白色的小包袱，是妻子给他收拾的，有毛巾、肥皂、两套衬衣、牙刷、袜子、三块手帕。他走进这楼房的时候，在脑子里还记着党证上的五位数字、自己在巴黎商务代办处的办公桌、国际车厢，还记着在国际车厢里和妻子明确关系的情景、喝矿泉水和懒洋洋地翻看《金驴记》的情景。
当然，米佳没有任何罪行。可还是把米佳关进来了。克雷莫夫倒是没有被关过。当年柳德米拉的第一个丈夫阿巴尔丘克就在这条灯光明亮、从自由通向不自由的走廊里走过。阿巴尔丘克在前去受审的时候，急不可待地想解开莫名其妙的疑团……可是过了五个月、七个月、八个月，阿巴尔丘克写道：“使我第一次产生杀害斯大林同志的念头的，是德国军事间谍机关的一个头头儿，当初是一位地下工作的领导人使我和他认识的……我们谈话是在五一游行之后，在亚乌斯克林荫道上，我答应再过五天给他最后的回答，我们约定了下一次接头的时间、地点……”
在这里面进行的工作是令人吃惊的。实在令人吃惊。要知道，当年高尔察克手下一名军官朝阿巴尔丘克开枪的时候，他连眼睛也不眨一眨。
当然，是他们强迫他写假供词栽诬自己。阿巴尔丘克当然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坚强的、列宁主义的老战士，他什么罪也没有。可是把他逮捕了，他写了供词……克雷莫夫没有被关过，没有被捕过，没有被迫写什么供词。
有关这类事的情况，克雷莫夫听说过。有些情况是有的人悄悄对他说的，说过之后还要叮嘱：
“不过你要记住，这事你如果说了，哪怕对一个人，对老婆、对妈妈说了，我就完了。”
有些情况是另外一些人透露的。有的人喝多了酒，听到别人自以为是的愚蠢说法，很不服气，无意中说出几句不留心的话，接着就不作声了，到第二天好像顺便说说似的，打着呵欠说：
“哦，我昨天好像胡说了一些什么话，不记得吧？好，不记得更好。”
有些情况是朋友们的妻子上劳改营里去看过丈夫之后对他说的。
不过这一切都是传闻，都是瞎说。克雷莫夫从来就没有遇到这类事。
可是，你瞧。现在把他关进来了。无法设想的、荒唐的、没有道理的事就出现了。当年关押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白党分子、神甫、富农代言人的时候，他连一分钟也没有考虑过，这些人失去自由，等待判决，心里是什么滋味。他没有想过他们的妻子、母亲、孩子。
当然，当爆炸的炮弹越来越近，伤害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的时候，他已经不那么心安理得了，因为关的不是敌人，而是苏联人，是党员。当然，在把他特别亲近的一些人、他认为是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的一些同辈人关进来的时候，他是受到震动的，夜里睡不着觉，思考过，斯大林是否有权剥夺人的自由，折磨他们，枪毙他们。他想到他们遭受的苦难，想到他们的妻子和母亲的苦难。因为他们不是富农，不是白党分子，他们是人，是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
不过他还是安慰自己：不管怎样，他克雷莫夫还没有被关过、被流放过嘛，他还没有写过什么供词，没有被迫招认过什么罪状。可是，你瞧。现在把他克雷莫夫，把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关进来了。现在再也无法自我安慰，无法解释，无法说明了。这是事实。
他已经见识了一些情况。牙齿、耳朵、鼻子、光身子的腹股沟都成了搜查的对象。然后是提着剪掉了扣子的裤子和衬裤，又可怜又可笑地在走廊里走，近视的人的眼镜也被没收，他们整天惶惶不安地眯着眼睛，揉搓着眼睛。人进了囚室，便成了实验室里的老鼠，就会产生新的反应，说话声音小小的，上床，起床，大小便，睡觉，做梦，时时刻刻都在观察之下。原来这里的一切是这样残酷，这样荒唐，这样不人道，这样骇人听闻。他第一次明白，在卢比扬卡干的事情这样可怕。要知道，这是在折磨他这个布尔什维克、这个列宁主义者，折磨克雷莫夫同志呀。
六
一天天过去。没有提审克雷莫夫。
他已经知道什么时间吃饭，吃些什么，知道放风的时间和洗澡的时间，知道监狱烟草的烟气、点名的时间，知道图书室里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书，认识了一些看守的面孔，常常惶惶不安地等待着同囚室的人被提审归来。被提审次数最多的是卡茨涅林鲍肯。提审鲍戈列耶夫总是在白天。
没有自由的生活！这是疾病。失去自由就等于失去健康。电灯亮着，水龙头里有水，钵子里有菜汤，但是灯光、水、面包都是不同的：是专门供应给你的。有时为了侦讯的需要，可以使犯人一时见不到灯光，吃不到饭，睡不成觉。因为他们得到这一切，不是为了他们本身，这是对待他们的一种工作方法。
瘦得皮包骨的老头子被提审过一次，他回来以后，很神气地说：
“我三个小时不开口，侦讯官先生终于弄清楚了，我的姓确实是德列林格。”
鲍戈列耶夫总是非常和蔼可亲，和同囚室的人说话总是用十分尊敬的口气，常常询问狱友的健康和睡眠情形。有一天，他对克雷莫夫念起诗来，后来他忽然停住，说：
“对不起，您好像不感兴趣呀。”
克雷莫夫笑了笑，说：
“说实在的，我一窍不通。不过我过去看过黑格尔的书，我倒是懂。”
鲍戈列耶夫非常害怕提审。他一听到值班的看守来传他去受审，就惊惶失措。每次受审回来，似乎都瘦了，小了，老了。
他说起对他的审讯，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绕来绕去，而且眯着眼睛。无法理解他的罪名是什么：也许是说他有意谋害斯大林，也许是说他不喜欢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创作的作品。
有一次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对鲍戈列耶夫说：
“您可以帮助他们制造一条罪状。我劝您这样编造：‘我对一切新事物怀有刻骨的仇恨，凡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艺术作品，我都不满意。’这样也不过判十年徒刑。尽量不要揭发自己的朋友，揭发朋友并不能保护自己，相反，他们倒是会说您参加什么组织，就会把您关进保密劳改营。”
“您怎么啦，”鲍戈列耶夫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能怎么办？”
他常常就他喜欢的话题小声发表议论：我们都是童话中的人物。不论是威风凛凛的师首长、伞兵，不论是马蒂斯、皮萨列夫的高徒，不论是党员、地质学家、肃反工作人员、五年计划的建设者、驾驶员、巨型钢铁产品的制造者，都是童话中的人物。我们本来神气活现，信心十足，可是一跨进这奇异的楼房的大门，魔杖一挥，我们就变成小不点儿，变成小猪崽子、小松鼠。现在我们算什么？不过是小虫儿，不过是蚂蚁蛋儿。
他的见解独到、奇特，显然也很深刻，不过在日常生活方面气量却很狭小，常常担心发给他的东西比别人的少，比别人的坏，担心缩短了放风时间，担心有人在放风时间吃他的东西。
生活中充满各种各样的事件，但生活是空虚的，是虚假的。囚室里的人生存在干涸的河槽里。侦讯员在侦查这河槽、石头、裂缝、高高低低的堤岸。但是当初冲成这河槽的水已经没有了。德列林格很少和人说话，如果说话，大半是和鲍戈列耶夫，显然因为他不是党员。不过他在和鲍戈列耶夫说话的时候，常常发火。
“您是一个怪人，”有一次他说，“第一，您对您瞧不起的人又恭敬又亲热，第二，您天天问我身体怎样，其实我是死是活对于您完全是一样。”
鲍戈列耶夫抬起头看着囚室的天花板，把两手一摊，说：“您听着。”于是拖长声调念道：
“你的甲壳是什么做的，可是龟甲？”
我这样问，得到这样的回答：
“这是我积累的恐惧做成的，
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结实！”
“这是您写的诗吗？”德列林格问道。
鲍戈列耶夫又把两手一摊，没有回答。
“老头子很害怕，积累了不少恐惧。”卡茨涅林鲍肯说。
吃过早饭以后，德列林格给鲍戈列耶夫看了看一本书的封面，问道：
“您喜欢吗？”
“说实在的，不喜欢。”鲍戈列耶夫说。
德列林格点了点头。
“我也不赞赏这部作品。盖奥尔吉·瓦连季诺维奇说：‘高尔基塑造的母亲形象是圣像，工人阶级不需要圣像。’”
“一代一代的人都在读《母亲》，”克雷莫夫说，“……怎么是圣像？”
德列林格用幼儿园保育员的语调说：
“所有希望奴役工人阶级的人，都需要圣像。比如，在你们共产党的神龛里就有列宁的圣像，也有圣斯大林的圣像。涅克拉索夫不需要圣像。”
似乎不光是他的头顶、额头、手、鼻子是用白骨头旋成的，他的话也当当响，好像是骨头做成的。
“噢呀，真是一个坏家伙。”克雷莫夫在心里说。
鲍戈列耶夫生起气来。克雷莫夫从来没看到这个和蔼可亲、善于隐忍的人这样生气。鲍戈列耶夫说：
“您在对诗的认识方面，只知道有涅克拉索夫，却不知后来又出了布洛克，出了曼德尔施塔姆，出了赫列布尼科夫。”
“曼德尔施塔姆我不了解，”德列林格说，“可是赫列布尼科夫不过是颓废、堕落。”
“去您的吧！”鲍戈列耶夫第一次十分激烈地大声说。“我讨厌透了您那普列汉诺夫的老一套说教。在咱们这房间里，你们是不同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对诗歌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诗是怎么一回事儿。”
说来很奇怪。克雷莫夫一想到，在看守人员的眼里，不论值夜班的、值日班的人员眼里，他这个布尔什维克、这位政委竟和坏老头子德列林格没有任何不同，他就特别不痛快。
所以现在，他这个一向反对象征派、颓废派、一生喜欢涅克拉索夫的人，宁愿在争论中支持鲍戈列耶夫了。
如果皮包骨的老头子说起叶若夫的坏话，他也会信心十足地代为辩护的，会说枪毙布哈林是正确的，妻子不揭发丈夫被流放也是正确的。可怕的判决、可怕的审讯都是正确的。
可是皮包骨的老头子没有说。
这时候一名看守走进来，带德列林格去厕所。
卡茨涅林鲍肯对克雷莫夫说：
“我和他两个人在这房间里过了五天。他一句话也不说。我对他说，两个犹太人，都上了年纪，在卢比扬卡附近的村子里一块儿过了好几个晚上，一句话也不说，实在好笑。不行！他就是不说话！为什么不睬人？他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说话？是有血海深仇还是夜里在拉克鲍伊麦拉赫杀了神甫？他要怎样？真是一个老小孩儿。”
“是敌人。”克雷莫夫说。
显然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对德列林格非常感兴趣。
“您要知道，他的罪行很重！”他说。“不可思议！他已经在劳改营里待了很多年，前面还有棺材等着他，可是他毫不在乎。我真羡慕他！来提审他，喊：谁是‘德’？他像树桩一样，就是不作声。直到喊他的姓，他才答应。领导人来到囚室里，打死他，他也不站起来。”
等到德列林格上厕所回来，克雷莫夫对卡茨涅林鲍肯说：
“在历史法庭面前，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你我虽然在这里面，还是要痛恨共产主义的敌人。”
德列林格带着好笑和好奇的神气看了看克雷莫夫。
“什么历史法庭，”他没有对着任何人，只是说，“这是历史性的迫害！”
卡茨涅林鲍肯羡慕德列林格的刚强也是枉然。他的刚强已经不是人的刚强。是一种盲目的、非人的狂热用自己的化学热在燃烧空虚而冷漠的心。
俄罗斯的轰轰烈烈的战争、和战争有关的一切大事都很少触动他，他不问前方的战事，也不问斯大林格勒的情形。他不知道新兴的城市，也不知道大力发展的工业。他过的已经不是人的生活，而是在独自下一局没完没了的、抽象的狱中棋。
克雷莫夫倒是对卡茨涅林鲍肯很感兴趣。克雷莫夫感觉出来、看出来，卡茨涅林鲍肯很聪明。他说笑，打诨，瞎扯，但他的眼睛却是深沉的、懒懒的、疲惫的。见过世面、厌倦了人生而不怕死的人的眼睛往往是这样的。
有一次谈起在北冰洋沿岸建筑铁路，他对克雷莫夫说：
“这计划是非常美好的。”
接着又说：
“不过，要实现这一计划，得付出上万人的生命。”
“是有些可怕。”克雷莫夫说。
卡茨涅林鲍肯耸了耸肩膀，说：
“您要是看看劳改队怎样去上工就好啦。全都像死人一般沉默着。头顶上是绿的和蓝的北极光，四周围都是冰雪，黑沉沉的北冰洋在怒吼。在这儿也可以看到强大的力量。”
他劝克雷莫夫说：
“应该帮助侦讯员，他是新干部，很难完成任务……如果帮助他，给他指示，那也是帮助自己，免得一次一次的提审。结果反正一样：专门会议会作出早就作出的决定。”
克雷莫夫正要和他争论，他又说：
“个人清白——是中世纪残余，是神话。托尔斯泰说，世界上没有有罪的人。我们肃反工作人员却得出最严密的结论：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证写的是谁，谁就有罪。在逮捕证上写谁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逮捕证。给别人写逮捕证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摩尔人已经把事情干完，摩尔人可以走了<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 嘛。”
他认识克雷莫夫的很多朋友，有些是在一九三七年经他审讯时认识的。他说起经他审讯的人，既不痛恨，也不抱愧，使人觉得有些奇怪，他说：“这人很有意思，”“真是怪人，”“这人挺讨人喜欢。”
他常常提到法朗士，提到《阿巴纳斯随想录》，喜欢引用巴别尔笔下别尼亚·克里克的话。他说起大剧院的歌舞演员，都亲切地叫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他搜集了不少珍本古书。他说了说他在被捕前不久搜集到的一部拉季谢夫文选有多么珍贵。
“要是能把我搜集到的书交给列宁图书馆，那就好了，”他说，“要不然那些浑蛋会让那些书散失了，因为他们不懂书的价值。”
他的妻子是芭蕾舞演员。他担心拉季谢夫文集的命运，显然胜过担心妻子的命运。克雷莫夫说到这个想法，他回答说：
“我的安格琳娜是一个聪明女子，她不会倒霉的。”
似乎他什么都明白，但是什么感情也没有。一些很普通的概念，如离别、磨难、自由、爱情、女人的忠贞、痛苦，他都无法理解。他说起他在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头几年，他的声音中出现了兴奋的意味。
“那时候多好呀，那些人多棒呀。”他说。
至于克雷莫夫一生的所作所为，他认为那属于宣传范畴。
他说过斯大林：
“敬佩斯大林，胜过敬佩列宁。他是我真正爱戴的唯一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当年参与制定处治反对派首领方案、在贝利亚手下主持北极圈大规模劳改营建设的人，如今在自己原来工作的楼房里，夜间提着剪掉了扣子的裤子前去受审，为什么竟这样心平气和，处之泰然？而孟什维克德列林格用沉默对他表示不满，他却那样不安，那样难受？
有时克雷莫夫自己也怀疑起来。为什么他在给斯大林写信的时候，那样愤怒、冲动，浑身打颤，浑身冒汗。摩尔人已经把事干完，摩尔人可以走了。这事就出在一九三七年，好几万党员，都是像他这样的，甚至比他更好。摩尔人可以走了。为什么他现在对“汇报”这个词儿这样反感？仅仅是因为他坐了牢，正是由于什么人的汇报。过去他常常听取排里政治时事宣传员的政治汇报。那是很平常的事。很平常的汇报。红军士兵里亚鲍什坦贴身戴着十字架，说共产党员是不懂天理的人；里亚鲍什坦进了惩戒连，活了多久呢？红军士兵高尔杰耶夫说他不相信苏联武装力量的强大，认为希特勒一定会胜利；高尔杰耶夫进了惩戒排，活了多久呢？红军士兵马尔凯维奇说：“所有共产党员都是贼，等时候一到，我们用刺刀把他们戳死，人民就自由了。”军事法庭判处马尔凯维奇死刑。都是他汇报的。他还向方面军政治部汇报过格列科夫，如果不是德国的炸弹把格列科夫炸死的话，会当着很多军官的面把他枪毙的。那些被送进惩戒营、被法庭判了刑、在特别科被审讯的人，又是什么感觉呢？
可是在战前，他多次参与办理这一类的案件，心安理得地看待一些朋友的话：
“我在党委说过我和彼得的谈话。”
“他在党的会议上如实地交代了伊万来信的内容。”
“一传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该把一切都说出来，他交代了同志们的思想情况，也交代了瓦洛佳多次来信的内容。”
是的，是的，这些情况都有过。
唉，这又管什么用……所有这些解释，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不能帮助任何人走出监狱。其真正用意只有一点：为的是自己不陷入泥坑，自己摆脱。
克雷莫夫没有很好地维护自己的朋友，实在没有，虽然他不喜欢干这类事情，怕这类事情，千方百计地逃避。他为什么冲动，为什么打颤呢？他希望怎样呢？是希望卢比扬卡的值班看守知道他的孤独？希望侦讯人员同情他被心爱的女子扔掉，在分析案情时要考虑到他夜夜在呼唤她，在咬自己的手，考虑到他母亲还唤他的小名？
夜里克雷莫夫醒来，睁开眼睛，看见德列林格在卡茨涅林鲍肯床前。明亮的电灯光照在老囚犯的背上。鲍戈列耶夫也醒了，用被子盖着腿，坐在床上。
德列林格冲到门口，用皮包骨的拳头擂起门来，用骨头般的声音叫喊起来：
“喂，值班的，快叫医生，犯人心脏病发作啦！”
“别叫，住嘴！”值班看守跑到小孔跟前，喝道。
“怎么能不叫，人要死啦！”克雷莫夫大声叫道。他也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门口，和德列林格一起用拳头擂起门来。他看到鲍戈列耶夫又在床上躺下来，用被子蒙住头，显然是怕参与这夜晚的特别事件。
一会儿门就开了，走进来好几个人。
卡茨涅林鲍肯昏迷了，他身躯高大，老半天才把他弄到担架上。
早晨，德列林格突然向克雷莫夫问道：
“请问，您这位共产党的政委在前方是不是常常遇到不满的表现？”
克雷莫夫问：
“什么样的不满，对什么不满？”
“我指的是对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化政策、对战争的总的领导不满，总之，是指政治上的不满的表现。”
“从来没有。类似的思想表现连影子也没有遇到过。”克雷莫夫说。
“噢，噢，当然，我也是这样想。”德列林格说，并且满意地点了点头。
七
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包围德国人的主张，被认为是十分英明的。
在保卢斯军队两翼秘密集结大量兵力，是袭用原始时代就诞生的原理：当光脚、歪额头、大颌骨的原始人要包围进入洞穴的森林野兽的时候，就是悄悄地在灌木丛中爬的。有什么惊异的呢，是惊异木棒和远程大炮的不同，还是惊异古老武器和新式武器的原理几千年来没有变化？
不过，了解了人类活动的螺旋在不断地向更广和更高的方向增加其螺旋线的同时，却有一个不变的轴，既不必感到失望，也不必感到惊异。
虽然成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关键的包围原理不是新的，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组织者们正确地选定了运用这一古老原理的地区，毫无疑问是有功绩的。他们还正确地选定了进行这一战役的时机，很好地训练了军队，巧妙地集结了军队；使三方面军（即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很好地配合，也是组织者的功绩；在没有自然条件作掩护的草原地带秘密集结兵力也是很不容易的。南面的部队和北面的部队要从德国人的左肩和右肩擦过，在卡拉奇会合，包围敌人，打碎保卢斯部队的骨头，摘取其心和肺。要花费很多力气制订战役的细节，侦察敌军的火器、兵力、后方、交通线。
不过，最高统帅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沃罗诺夫、叶廖缅科、罗科索夫斯基和总参的许多有才能的军官参与的这次战役的筹划，其基础仍然是原始人早已运用于战斗实践的两翼包围敌人的原理。
天才的定义只适用于实现了新的思想的人，而且新思想是指核心，不是皮壳；是轴，不是绕轴转的螺旋圈儿。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时代起，所有战略与战术的拟定，都和这一类的神奇行动毫无共同之处。人的意识震慑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常常把规模之大和统帅的思想成就之大混为一谈。
战争的历史表明，统帅们在突破防线的战斗中，在追击、迂回、包围战中，运用的并不是新的原理。他们运用的是尼安德特人时代就知道的原理，可以说，这些原理就连那些包围牲口的狼和抵御狼的牲口都知道。
一个能干而认真负责的厂长，一定会保证原料和燃料的及时供应，使各车间保持联系，使工厂生产所需要的几十种大大小小的条件得到满足。
可是，如果历史学家说，是厂长的活动创造了冶金学、电工学和金属的伦琴射线原理，研究工厂史的人的意识就会不赞成：发明伦琴射线的是伦琴，不是我们的厂长……炼铁炉在我们的厂长以前就有了。
真正伟大的科学发明可以使人变得比大自然更聪明。大自然借助这些发明、通过这些发明认识自己。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在认识空间、时间、物质和力方面所做的事，就属于这样的人类伟大事件。人类通过这些发明，创造了超过自然存在的深度和高度，因此促进了自然界的自我认识并促使自然界更加丰富。
有些已经自然形成的、可以看到、可以感触到的已经存在的原理，只是由人说出来，这是低一级的，是二级发明。鸟飞、鱼游、风滚草和圆石的滚动、风吹得树木摇摇晃晃并且摆动枝叶、海参的喷射运动——这一切都是这种或那种可以感触到的、明显的原理的表现。人类从现象中得出原理，应用于人类环境中，并且根据需要和可能性不断地加以发展。
飞机、涡轮机、喷气式发动机、火箭在生活中是有巨大意义的，人类制造出这些东西应归功于人类的才能，不过并不是天才。
运用人类发现和总结出来的、而不是自然显示的原理做出的发明，属于二级发明，比如在无线电、电视、雷达方面得到运用和发展的电磁场理论原理。释放原子能也属于这样的二级发明。建成第一个核反应堆的费密不应当希求得到人类天才的称号，虽然他的发明已成为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开端。
人类借助新的条件，不断地改进人类活动环境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比如，在飞行器上安装新的发动机，把轮船上的蒸汽发动机换成电力发动机，又把电力发动机换成原子能发动机，这在发明中属于更低级，属于第三级了。
今天的战争艺术是新的技术条件与旧的原理相配合，人类在这方面的活动，正是属于第三级。否定领导作战的将军的活动在军事上的意义，是不对的。不过，把将军称为天才也是不对的。这样看待一位有才能的指挥生产的工程师，是荒谬的；这样看待一位将军，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有害的，是危险的。
八
两个大锤，每一个都是由几百万吨钢铁和活人血肉铸成的，一南一北，等待着信号。
首先发起进攻的是部署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的部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七时三十分，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全线发起了长达八十分钟的强大炮击。炮兵徐进弹幕射击，猛攻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盘踞的阵地。
八时五十分，步兵与坦克发起进攻。苏军士气空前高涨。第七十六师在该师管乐队演奏的进行曲乐声中发起冲锋。
下午，敌人防御配系的战术纵深被突破。战斗在广大的地带展开了。
罗马尼亚第四军被击溃了。罗马尼亚第一骑兵师被分割，它与克莱尼亚地区第三集团军其余部队的联系已被切断。
第五坦克集团军从谢拉菲莫维奇西南三十公里的高地上发起进攻，突破罗马尼亚第二军的阵地，很快地向南推进，快到中午的时候，已经占领了佩列拉佐夫以北的高地。苏军的坦克军和骑兵军转向东南方推进，傍晚时候就到达古森卡和卡尔梅科沃，深入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后方六十公里。
一昼夜之后，十一月二十日拂晓，集结在斯大林格勒南方加尔梅克草原上的部队发起进攻。
九
诺维科夫在拂晓前很久就醒来了。诺维科夫是那样兴奋，以至于自己感觉不出兴奋了。
“军长同志，您喝茶吗？”维尔什科夫认真又亲热地问道。
“好，”诺维科夫说，“你告诉炊事员，叫他煎几个鸡蛋。”
“上校同志，煎什么样儿的？”
诺维科夫一时没有说话，思索了一会儿，维尔什科夫以为军长在考虑问题，没有听到他的问话。
“煎荷包蛋。”诺维科夫说过，看了看表。“你去看看格特马诺夫起来没有，过半个钟头咱们就要动身了。”
他觉得他没有想，过一个半小时就开始炮火准备，没有想天空就要被几百架强击机和轰炸机闹得轰轰叫起来，没有想工兵就要爬着去剪铁丝网和清除地雷，步兵就要拖着机枪朝着他在炮队镜里观察过多次的雾蒙蒙的山冈奔去。他似乎没有感觉到此时此刻他和别洛夫、马卡罗夫、卡尔波夫的关系。他似乎没有想，昨天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苏军坦克进入炮兵和步兵突破的德军防线之后，不停地朝卡拉奇方向推进，再过几个小时，他的坦克就要从南面开去，与北面来的坦克会合，以便包围保卢斯的军队。
他没有想方面军司令部，没有想，明天斯大林也许会在自己的命令中提到诺维科夫的名字。他没有想叶尼娅，没有回忆他在布列斯特跑向机场、天空升起德寇发动的战争的第一道火光的那一天黎明。
但是，他没有想的一切，都在他心中。
他想的是，穿软底的新靴子呢，还是穿皮靴，可不能把烟盒忘了。他想：哼，狗崽子，又给我冷茶。他在吃煎鸡蛋，还掰下一块面包，仔细地揩煎锅上的油。
维尔什科夫报告说：
“您给我的任务完成啦。”
马上又用谴责的语调和信任的口气说：
“我问卫兵：‘他在家吗？’卫兵回答说：‘他能上哪儿去，在跟娘们儿睡觉呢。’”
卫兵说的是比“娘们儿”更难听的词儿，但是维尔什科夫认为，和军长说话不能用这样的词儿。
诺维科夫没有作声，用手指头在扫桌上的面包渣子。
一会儿，格特马诺夫走了进来。
“喝茶吗？”诺维科夫问道。
格特马诺夫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该动身了，诺维科夫同志，茶喝过了，该去打德国佬了。”
“嘿，好家伙。”维尔什科夫在心里说。
诺维科夫走进军部的屋子，和涅乌多布诺夫谈了谈联络问题和转发命令问题，又看了看地图。
黑沉沉的夜色，似乎一片寂静，诺维科夫不由得想起在顿巴斯的童年。那时的黎明就是这样，似乎一切都在沉睡，可是过几分钟，空中就会充满汽笛声，人们就会朝矿井和工厂大门走去。但是在汽笛声响起之前就醒来的小别佳·诺维科夫知道，千百只手已经在黑暗中摸裹脚布、靴子，许多妇女已经光着脚在地上走，锅碗瓢盆已经在叮当响了。
“维尔什科夫，”诺维科夫说，“把我的坦克开到观察所，今天我要用。”
“是，”维尔什科夫说，“我把所有的东西装上去，您的东西，政委的东西。”
“别忘了带上可可。”格特马诺夫说。
涅乌多布诺夫披着军大衣走到台阶上。
“刚才托尔布欣中将打电话问，军长是不是上观察所了。”
诺维科夫点了点头，捅了捅司机的肩膀：
“走吧，哈里托诺夫。”
汽车出了小镇，离开最后一户人家，转了一个弯，又转了一个弯，就朝正西开去，擦过一片片白雪和枯草丛。汽车经过一片洼地，第一旅的坦克就集结在这里。诺维科夫忽然对司机说：
“停下！”
他跳下车来，朝着在晨曦中显得黑黝黝的坦克走去。他走着，不和任何人说话，注视着一个个人的脸。他想起前几天在乡村广场上看到的未剪过头的新兵小伙子们。确实，他们是孩子，可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了要他们到炮火底下去——总参谋部的计划，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一个小时之后他要向各旅旅长发出的命令，政工人员要对他们说的话，作家们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和诗歌。冲啊，冲啊！在黑沉沉的西方他们将遇到的是这种命运：朝他们射击，砍杀，坦克的履带把他们碾碎。
“要举行婚礼啦！”是的，不过没有甜葡萄酒，没有手风琴。“苦啊！”诺维科夫就要这样叫了，十九岁的新郎官们不会转过头去，会老老实实地吻他们的新娘。
诺维科夫觉得他似乎是在自己的弟弟、侄儿、街坊邻居的孩子们中间走着，几千个无形的农妇、姑娘、老妈妈在看着他。
母亲们否定了战争时期存在着派任何人去死的权力。在战场上也能遇到一些暗中同情母亲们的人。这些人说：“别动，别动，你上哪儿去，听，火力多么猛。让他们在那儿等我的报告吧，你在这儿烧烧开水好啦。”这样的人在电话里向上级报告说：“是，把机枪推出去！”可是，放下话筒，就说：“推到前面没有意思，会把一个好小伙子打死的。”
诺维科夫朝自己的坦克走去。他的脸显得阴沉而僵硬，似乎吸进不少十一月拂晓时候黑沉沉的潮气。当坦克发动起来的时候，格特马诺夫用会意的目光看了看他，说：
“诺维科夫同志，你可知道，正是在今天，我很想对你说说：我真喜欢你，你要明白，我相信你。”
十
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声音，似乎世界上既没有草原，也没有晓雾，也没有伏尔加河，只有寂静。黑云上飞过一阵轻快而明亮的波纹，然后灰色的晓雾又变成深红色，忽然轰隆声震动了天空与大地……
近处的炮声与远处的炮声连成一片。回声把连成一片的声音储存起来，又把复杂交错的声音扩散开去，这声音便充满了辽阔战场的巨大空间。
泥土房屋在打颤，黄土从墙上掉下来，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草原村庄里一户户人家的门自动开了又自动关上，湖上的薄冰裂了缝。
狐狸摇着长满软毛的沉甸甸的尾巴跑起来，兔子也跑，不是躲狐狸，而是跟着狐狸跑；夜间的猛禽和白日的猛禽也许是第一次汇合在一起，挥动沉甸甸的翅膀，飞上天空……有些黄鼠也糊里糊涂地从洞里跑出来，就好像迷迷糊糊、头发蓬乱的汉子从着了火的房子里往外跑。
发射阵地上潮湿的早晨的空气，似乎因为接触到几千门大炮的滚热的炮筒，温度上升了一度。
在前沿观察所，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苏军炮弹的爆炸，看到黑色和黄色的硝烟在旋转，泥土和肮脏的雪纷纷扬起，看到炮火的白光。
炮声停了。一团团硝烟慢慢化为一缕缕干燥、炽热的长发，与潮湿、寒冷的草原雾混合到一起。
天空马上充满新的声音，轰轰隆隆，又沉重，又响亮。一批批苏联飞机向西飞。飞机的轰隆声、啸声、吼声使灰云蔽日的模糊天空变得清晰可触。装甲强击机和歼击机贴近地面飞行，像低低的云片，而在云片之中和云片之上是用粗嗓门儿吼叫的不易看到的轰炸机。
德军飞机盘旋在布列斯特上空，而伏尔加河畔的草原之上是苏军的天空。
诺维科夫没有想这些事，没有回忆，没有比较。他正在经历的事比回忆、比较、思考更重要。
一切安静下来。等着寂静之后发出冲锋信号的人，准备一见到信号就朝罗马尼亚集团军阵地扑过去的人，一时间都在转瞬的寂静中屏住气息。在无声无息、浑浊的太古海洋一般的寂静中，在这几秒钟里，定好了人类发展曲线的转折点。参加保卫祖国的决战多么好，多么幸福。迎着死亡站起来，不是逃避死亡，而是跑去迎接死亡，多么沉痛，多么可怕。年纪轻轻地死去，多么可悲。希望活，希望活着。但愿保留年轻的生命，保留活得还太少的生命，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愿望比这更强烈的了。这种愿望不在思想中，它比思想更强烈，它在呼吸中，在鼻孔中，在眼睛里，在肌肉里，在贪婪地吸收氧气的血红蛋白中。这愿望是如此之大，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没有什么能测量其大小。可怕。冲锋前的时刻实在可怕。
格特马诺夫大声地、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看了看诺维科夫，看了看战地电话机，看了看无线电发报机。
格特马诺夫看到诺维科夫的脸，感到十分惊异。这张脸已经不是格特马诺夫几个月来常常看到的那张脸。原来那张脸各种各样的表情他都见过的，不论在愤怒的时候、忧虑的时候、傲慢的时候，不论在高兴的时候、愁眉苦脸的时候。
没有压下去的罗马尼亚炮队一个一个地复活了，从纵深处朝前沿阵地进行急促射击。强大的高射炮也对准地面目标开了火。
“诺维科夫同志，”格特马诺夫激动地说，“到时候啦！别考虑太多！”
不仅是在战争时期，他总认为，为了事业牺牲一些人是很自然的，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诺维科夫不肯发命令，他吩咐接通重炮团团长洛帕津的电话，刚才他的大炮轰击过拟定的坦克运动的中心地带。
“你瞧着吧，诺维科夫同志，托尔布欣会骂你的。”
格特马诺夫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诺维科夫不仅对格特马诺夫，对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可笑的温情。
“我们会损失很多坦克的，心疼坦克呀，”他说，“几十部漂亮的坦克呀，总共不过几分钟的事，等我们把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压下去，他们就在我们掌心里了。”
在他面前的草原上一片硝烟。和他一起站在战壕里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各坦克旅旅长在等待着他通过无线电发出的命令。他充满了一名上校惯有的战斗激情，很不斯文的功名心在紧张地突突跳动，而且格特马诺夫在催促他，他也怕上级。而且他清楚地知道，他对洛帕津说的话，总参历史科不会有人研究的，不会受到斯大林和朱可夫的称赞，不会使他得到盼望已久的苏沃洛夫勋章。
有一种权力，大于不加考虑就叫人去死的权力，那就是在叫人去死的时候深思熟虑的权力。诺维科夫行使了这一权力。
十 一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等待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的报告。
他看了看表；炮火准备刚刚结束，步兵已出动，机动部队准备进入炮兵冲开的突破口。空军的飞机在轰炸后方、道路、机场。
十分钟之前，他和瓦图京通过话：西南方面军坦克部队与骑兵部队的推进超过了预计。
他拿起铅笔，看了看仍然沉默的电话机。他想在地图上标出南路人马开始运动的位置。但是一种迷信的感觉使他放下了铅笔。他清清楚楚感觉到，希特勒此时此刻正在想着他，并且知道他也在想着希特勒。
丘吉尔和罗斯福相信他，但是他明白：他们的信任不是绝对的。他们使他生气的是，他们虽然喜欢和他协商，但是在和他商议之前，他们之间已经商量好了。
他们知道，战争来了，总会过去的，而政治是永远存在的。他们赞赏他的逻辑、他的知识、他的清楚的头脑；他们使他恼火的是，总认为他是亚洲式的统治者，不是欧洲式的领袖。
他忽然想起托洛茨基那带有蔑视意味、微微眯着的、凌厉逼人的、聪明的眼睛，他第一次感到可惜，可惜托洛茨基已经不在人世，要不然让他看看今天多好呀。
他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身体是强壮的，嘴里没有像铅一样讨厌的味道，心口也不疼。在他来说，生的感觉和强的感觉是一回事。战争开始以后，斯大林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元帅们看到他发火，呆呆地、笔直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仍然感到苦恼；当几千人在大剧院里站着向他致敬的时候，他还是感到苦恼。他总觉得，周围的人一想起他在一九四一年夏天的张皇失措，就偷偷地嘲笑他。
有一次，当着莫洛托夫的面，他抓住自己的头发，嘟哝说：“怎么办……怎么办呀……”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他变了腔调，大家都垂下了头。他有好几次发出毫无意义的指示，他看出，大家都明白这些指示毫无意义……七月三日，他开始发表广播讲话的时候，心情十分慌乱，喝着治病的矿泉水，电波把他的慌乱心情传送出去……朱可夫在六月末不客气地反驳他，他一时间十分尴尬，说：“您想怎样就怎样吧。”有时他想把重任让给在一九三七年被杀害的雷科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让他们领导军队、领导国家吧。
他有时会出现十分可怕的感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不光是他今天的敌人。他想象到，跟在希特勒的坦克后面，在硝烟与灰尘中朝他走来的还有那些似乎被他永远制服了、被他打得永世不能翻身的人。那些人从冻土中爬出来，炸翻他们头上的永久冻土，冲破重重铁丝网。载满复活的人的一列列火车从科雷马开来，从科米共和国开来。许许多多农村妇女、儿童从土里爬出来，脸上带着可怕、悲痛、憔悴不堪的神情，走着，走着，用善良而悲伤的眼睛在找他。他比谁都清楚，审判失败者的不只是历史。
有时他恨死了贝利亚，因为贝利亚显然了解他的心情。所有这一切不好的、软弱的情绪持续了不久，只有几天，这一切只是有时候冲出来。
但是他还是常常有沮丧感，胃灼热搅得他不得安宁，后脑常常疼痛，有时头晕得可怕。他又看了看电话机：叶廖缅科该向他报告坦克推进的情况了。现在到了他显示威力的时候。此时此刻决定着列宁缔造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合理的中央集权也是在此刻获得实现的可能性，以便在建设大型工厂，建立原子能发电站和热核装置，制造喷气式飞机和涡轮螺旋桨飞机、宇宙火箭和洲际火箭，建筑摩天大楼、科学宫，开凿新的运河和海，在北极圈里建筑公路和城市中实现中央集权。
此时此刻决定着被希特勒占领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巴尔干国家的命运，将要宣布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和莫阿比特监牢的瓦解，在准备打开纳粹分子建立的九百处集中营和劳动营的大门。
还决定着即将前往西伯利亚的德军战俘的命运。也决定着在希特勒集中营里的苏军战俘的命运，后来在他们获得释放之后，斯大林决定把他们送往西伯利亚，分享德军战俘的命运。
还决定着米霍埃尔斯及其朋友和演员祖斯金、作家贝格尔森、马尔基什、费费尔、克维特科、努西诺夫的命运，要不然在处决以沃夫西教授为首的一批犹太医生的恶性案件之前他们就被处死了。
还决定着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命运。决定着苏联农民和工人的命运。决定着苏联思想、文学和科学的自由。
斯大林心情激动。此时此刻，国家未来的强盛和他的意志是一致的。他的伟大、他的天才不在于他本身，不以国家与武装力量的大小为转移。他写的书、他的学术著作、他的学说能够有意义，能够成为千百万人研究和赞颂的对象，只有在国家取得胜利的时候。
给叶廖缅科的电话接通了。
“喂，你那儿怎么样？”斯大林也不问好，径直问道。“坦克出动了吗？”
叶廖缅科听到斯大林带火气的声音，赶紧把香烟熄灭了。
“没有，斯大林同志，托尔布欣的炮火准备还没有结束。步兵已经扫清前沿，坦克还没有进入突破口。”
斯大林清清楚楚地骂了几声娘，就把话筒放下。
叶廖缅科又把香烟点着了，便给五十一集团军司令打电话。
“为什么坦克到现在还没有出动？”他问道。
托尔布欣一只手拿着话筒，另一只手拿着一块大手帕在揩胸膛上的汗。他的制服敞开着，雪白的衬衣敞着的领口里露出胖得打褶的脖根。
他克制着喘气，用肥胖人那种不慌不忙的语调回答（因为肥胖的人不仅理智上明白，而且全身都明白，着急是不行的）：
“刚才坦克军军长向我报告说，在预定的运动中心地带还有敌人的炮火没有压下去。他要求再等几分钟，让我军炮火把敌方炮火压下去。”
“不能再等！”叶廖缅科严厉地说。“让坦克立即出动。过三分钟向我报告。”
“是。”托尔布欣说。
叶廖缅科本想把托尔布欣骂一顿，可是却突然问道：
“您怎么喘得这样厉害，病了吗？”
“没有，我身体很好，叶廖缅科同志，我刚才吃过早饭。”
“立即行动吧。”叶廖缅科说过这话，放下话筒，随口说：“吃早饭吃得气都喘不上来啦。”又骂了一句很难听的。
等到坦克军军部指挥所里的电话机嗡嗡响起来的时候，虽然因为重新开始的炮轰听不清话筒里的声音，诺维科夫还是明白了，这是集团军司令要求他立即率领坦克进入突破口。
他听完了托尔布欣的话，心里想：“早就料到啦。”他回答说：
“是，中将同志，马上执行。”
然后他朝着格特马诺夫笑了笑，说：
“再打上四分钟还是需要的。”
过了三分钟，托尔布欣又打来电话，这一次他不喘了。
“上校同志，您在开玩笑吧？为什么我听到还在炮击？立即执行命令！”
诺维科夫吩咐电话员接通炮兵团长洛帕津的电话。他听到洛帕津的声音，但他没有说话，看着秒针在走动，等待打满第二个四分钟。
“嘿，我们的头儿真行！”格特马诺夫出自内心地赞叹说。
又过了一分钟，炮声停息下来的时候，诺维科夫戴起耳机，呼唤打头冲向突破口的坦克旅旅长。
“别洛夫！”他喊道。
“有。军长同志。”
诺维科夫张大了嘴，用醉汉般的发狂的声音叫道：
“别洛夫，出动！”
青色的硝烟搅得晨雾更浓了，马达的吼声震得空气嗡嗡直响，坦克军进入突破口。
十 二
十一月二十日凌晨，加尔梅克草原上的大炮开始轰击，布置在斯大林格勒南面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突击部队向布置在保卢斯右翼的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发起进攻的时候，苏军的进攻目标对于德国“B”集团军群司令部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活动在苏军突击集团左翼的坦克军进入查查湖和巴尔曼查克湖之间的突破口，便朝西北向卡拉奇挺进，前去接应顿河方面军与西南方面军的坦克军与骑兵军。
二十日下午，从谢拉菲莫维奇发起进攻的突击集团到达苏罗维基诺以北，给保卢斯集团军的交通线造成威胁。
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还没感到有被包围的危险。下午六时，保卢斯向“B”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男爵上将报告说，计划在夜里继续派出侦察小分队在斯大林格勒进行活动。
晚上保卢斯收到魏克斯的命令：停止在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进攻战斗，抽出大量的步兵、坦克兵团和反坦克武器，按梯队形式集中到左翼后面，准备朝西北方向进行突击。
保卢斯在这天晚上十点钟收到的这一道命令，标志着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进攻的结束。
迅速发展的战局使这一道命令也失去了意义。
二十一日，从克列特和谢拉菲莫维奇发起进攻的苏军突击集团，朝自己原来的方向旋转九十度，汇合之后，向卡拉奇地区及其以北的顿河推进，直扑德军斯大林格勒战线的后方。
这一天，四十辆苏军坦克出现在高高的顿河西岸，离保卢斯集团军指挥部所在的戈卢宾镇只有几公里。另外一群坦克毫不费力地夺取了顿河大桥：守桥部队把苏军坦克部队当成了装备着缴获的坦克、常常通过这座桥的训练部队。苏军坦克进入卡拉奇，意在包围德军的两个斯大林格勒集团军，即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和戈特的第四坦克集团军。为了从后方保护斯大林格勒的阵地，保卢斯的精锐部队三八四步兵师把战线转向西北，进行防御。
就在这时候，从南面进攻的叶廖缅科的部队击溃了德军第二十九摩托化师，打垮了罗马尼亚第六军，朝卡拉奇至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线推进。
暮霭中，诺维科夫的坦克逼近了罗马尼亚军队的强化防御工事。
这一次诺维科夫再不怠慢。他没有利用黑沉沉的夜色暗地集中坦克为进攻做准备。依照诺维科夫的命令，所有的机器，不光是坦克，还有自行火炮，装甲运输车，装载摩托化步兵的汽车，一下子开足了灯光。
几百道明亮耀眼的灯光划破黑暗。大批战争机械从黑沉沉的草原上朝前涌去，吼声、炮声、机枪声震耳欲聋，刺目的灯光耀眼欲花，罗马尼亚守军惊慌失措，一片混乱。
在短短的战斗之后，坦克继续向前推进。
二十二日上午，从加尔梅克草原出发的苏军坦克进入布济诺夫镇。黄昏时候，在卡拉奇以东，在保卢斯和戈特的两大集团军的后方，一南一北两支苏军坦克先头部队会师了。到二十三日，步兵集团朝奇尔河和阿克赛河推进，成为突击集团可靠的外侧。
红军最高统帅向各部提出的任务完成了——在一百小时内完成了对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的包围。
局势的下一步发展会怎样呢？是什么决定了下一步发展？是谁的意志表现了历史的厄运？
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保卢斯通过无线电向“B”集团军群司令部报告：
“集团军被包围。整个察里察河谷，从苏维埃镇至卡拉奇的铁路线，该地区的顿河桥，河西岸的高地，在英勇抗击之后，转入苏军之手……弹药情况十分危急。粮食只能供应六天。如不能完成环形防御工事，请求给予行动自由。局势可能迫使放弃斯大林格勒以及战线的北段……”
二十一日夜里，保卢斯还收到希特勒的命令，要把他的军队所占据的地区叫做“斯大林格勒堡垒”。
在这之前的一道命令是：“集团军司令及司令部应进入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团军应进行环形防御，等待进一步指示。”
保卢斯与各军军长商议过之后，“B”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男爵打电报给最高统帅：“尽管做出这一决定我感到责任沉重，还是应当向您报告：我认为必须支持保卢斯将军撤出第六集团军的建议……”
经常和魏克斯保持联系的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列尔完全赞同保卢斯和魏克斯必须放弃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意见，认为靠空运供应陷入重围的大量军队是不可思议的。
二十三日夜里两点钟，蔡茨列尔用电话通知魏克斯说，他终于说服希特勒放弃斯大林格勒。他说，关于第六集团军突围的命令，将由希特勒于二十四日上午发出。
二十四日上午十时过后不久，“B”集团军群与第六集团军之间唯一的一条电话线断了。
一分钟一分钟过去，等不到希特勒发出的突围的命令，因为必须迅速行动，魏克斯决定自己担起责任，发出突围命令。
通信兵正准备把魏克斯的电报发出去，这时候通信联络勤务科科长却听到最高统帅部发来的元首给保卢斯将军的电报：
“第六集团军被苏军围困是暂时的。我决定在斯大林格勒北郊、科特卢班、一三七号高地、一三五号高地、马林诺夫镇、斯大林格勒南郊等地集中兵力。你们可以相信我能做到我应做的一切，保证你们的供应和适时突围。我了解英勇的第六集团军及其司令，相信第六集团军能尽其职责。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的决定现在已反映出第三帝国的厄运，决定了保卢斯的斯大林格勒集团军的命运。希特勒用保卢斯的手，用魏克斯、蔡茨列尔的手，用德军各军军长和各团团长的手，用士兵的手，用一切不愿意执行他的决定而又执行到底的人的手，在德国战争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十 三
在一百小时的战斗之后，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会合了。
在冬日的昏暗天空下，在卡拉奇郊外遍布辙痕的雪地上，苏军的先头坦克部队会师了。辽阔的积雪的原野被几百条履带划得支离破碎，被炮弹炸出一个个焦糊的窟窿。笨重的坦克在飞雪中迅速奔驰着，白色的雪团在空中颤动。在坦克急转弯的地方，冻土和雪尘一起飞向空中。
苏军的强击机和歼击机吼叫着贴着地面从伏尔加那边飞来，掩护进入突破口的坦克部队。重炮在东北方轰鸣，硝烟弥漫的昏暗天空闪着一道道模糊的亮光。
两辆T-34型坦克面对面停在一座小小的木头房子旁边。浑身脏污的坦克手们，因为作战胜利，捱过了生死关头，心情十分激动，呼哧呼哧、津津有味地吸着寒冷的空气。在坦克里面吸够了带油烟气的窒闷的空气之后，这寒冷空气就使人觉得特别提神了。
坦克手们把黑色的皮帽推到后脑勺上，走进木屋，从察察湖边来的坦克班长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瓶酒……一个穿着棉袄和肥大毡靴的妇女，把在她那只打颤的手里叮当直响的玻璃杯放到桌子上，抽搭着说：
“唉，我还以为活不成了呢，我们的大炮好厉害呀，好厉害呀，我在地窖里待了两夜加一天。”
又有两个宽肩膀、小个子、像两个拼图方块似的坦克手走进房里来。
“瞧，瓦列拉，多好的招待。咱们好像也有什么吃的东西。”从顿河方面军来的坦克班长说。
于是，那个叫瓦列拉的小伙子把手伸进很深的衣服口袋，从口袋里掏出用油糊糊的战报包着的一截熏肠，把熏肠分成几份，还很认真地用棕色的手指头把掰掉出来的白白的肥肉往里塞。
坦克手们把酒喝干了，陶醉在幸福中。一名坦克手嘴里塞满了熏肠，一面笑着，一面说：
“咱们会合啦，就是说，你们的酒、我们的熏肠会合啦。”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说法，坦克手们笑着，嚼着熏肠，重复着这话，感到十分亲热。
十 四
从南面来的坦克上的班长通过无线电向连长报告了在卡拉奇郊外会师的情形。他还补充了几句话，说西南方面军的弟兄们非常好，说他们还共饮了一瓶酒。
这情形迅速地逐级上报，过了几分钟，旅长卡尔波夫便向军长报告了会师的消息。
诺维科夫感觉到，军部里在他周围出现了友好的、欢欣鼓舞的气氛。
坦克军在进军中几乎没有损失，按时完成了该军担负的任务。
涅乌多布诺夫在发出给方面军司令的报告以后，久久地握住诺维科夫的手。这位参谋长平时充满恼恨和火气的眼睛，变得明亮、温和了。
“您瞧，我们的人在没有内部敌人和破坏者的时候，能创造什么样的奇迹！”他说。
格特马诺夫把诺维科夫抱住，用眼睛扫了扫站在旁边的一些指挥员、司机、传令兵、话务员、译电员，抽搭了两下，为了让大家都能听到，他大声说：
“谢谢你，诺维科夫同志，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苏联人，要感谢你。我格特马诺夫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感谢你，衷心地向你致敬，向你表示感谢。”
他又一次把诺维科夫抱住，并且吻了吻深受感动的诺维科夫。
“你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把人都研究透了，什么都预见到了，所以就收获到大量工作结出的果实。”格特马诺夫说。
“哪儿有什么预见？”诺维科夫说。他听到格特马诺夫的话，又不好意思，又快活得不得了。他拿起一叠战报晃了晃，说：“这就是我的预见。我首先寄希望于马卡罗夫，可是马卡罗夫损失了速度，而且偏离了预定的运动中心，在侧翼参与了不必要的局部战斗，损失了一个半小时。我本来以为，别洛夫会不顾两翼，往前直冲，可是别洛夫在第二天不是撇开防御中心不顾一切地朝西北突进，而是和炮兵、步兵一起打起磨蹭战，甚至转为防御，因为这样胡闹损失了十一个小时。而卡尔波夫倒是第一个冲向卡拉奇，像旋风一样毫无顾忌地前进，毫不理睬两翼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个切断了德国人的主要交通线。这就是我对人的研究，这就是我的预见。我原来还以为，卡尔波夫需要拿棍子赶，认为他只会左顾右盼，只会保证自己的两翼。”
格特马诺夫笑着说：
“好啦，好啦，谦虚是美德，这我们是知道的。伟大的斯大林教导我们要谦虚嘛。”
诺维科夫感到很幸福。这一天，他多次想到叶尼娅，老是回头看，似乎就要看到她，大概，他的确太爱她了。
格特马诺夫用说悄悄话的小声说：
“诺维科夫同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是怎样推迟八分钟出击的。集团军司令在催促。方面军司令要求立即率领坦克进入突破口。我还听说，斯大林还打电话问过叶廖缅科，为什么坦克没有出动。你竟让斯大林等待。这不是，我们进入了突破口，确实没有损失一辆坦克，没有牺牲一个人。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深夜，等诺维科夫开着坦克前往卡拉奇地区之后，格特马诺夫来到参谋长跟前，说：
“将军同志，我写了一封信，说明军长擅自推迟八分钟，才开始这场具有伟大意义的关键性战役、这场决定伟大卫国战争命运的战役。请您看看这封信。”
十 五
当华西列夫斯基通过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包围了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的消息时，他的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站在他旁边。斯大林也不看波斯克列贝舍夫，有一阵子他半闭着眼睛坐着，好像要睡觉。波斯克列贝舍夫屏住气息，尽可能不响动。
这不仅是他对活着的敌人胜利的时刻。这是他对过去取得胜利的时刻。一九三〇年农村坟头上的荒草会越来越茂密。北极圈里的冰层和雪丘会平静地保持沉默。
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懂得：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斯大林忽然希望他的孩子们、他的孙女，也就是不幸的亚可夫的小女儿和他在一起。他可以安安静静、心平气和地抚摩小孙女的头，不去理会小屋门外的世界。文静可爱、病弱的小孙女，童年的回忆，凉爽的小花园，远处小河的流水声。其余的一切对于他都无所谓了。因为他的超级权力不依靠军队的强大和国家的强盛。
他没有睁开眼睛，慢慢地用一种特别柔和的、带着喉音的语调说：
“啊，鸟儿落网了，瞧着吧，别想从网里逃脱，咱们无论如何不能分离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看着斯大林那稀稀拉拉的白头发，看着他闭着双眼的麻脸，忽然感到手指头发起冷来。
十 六
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胜利进攻，消除了苏军防线上的许多缺口。消除的不仅是斯大林格勒与顿河两大方面军范围内的缺口，不仅是在崔可夫集团军与布置在北面的苏军几个师之间的缺口，也不仅是在一些脱离后方的连与排之间和隐藏在房屋中的小分队和战斗小组之间的缺口。孤立感、被半包围和包围的感觉也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了，换成了整体、团结一致和兵力十足的感觉。这种个人与众多的军队合为一体的意识，便是所谓致胜的士气。
当然，在陷入重围的德军士兵的头脑和心灵中，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思想变化。由几十万有思想、有感觉的细胞组成的组织，从德国武装力量的肌体上脱离了。虚无缥缈的无线电波和更加虚无缥缈的关于军队和德国一直保持联系的宣传，证实了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的一些师已经被包围。
托尔斯泰当年提出，完全包围一支军队是不可能的，这一说法一再为托尔斯泰时代的军事经验所证实。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战争却证明：可以包围一支集团军，把它牢牢困在原地。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战争期间，被围是苏联和德国许多军队的残酷现实。
托尔斯泰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许多伟大人物提出的有关政治或战争的思想，大都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战争中，包围之所以成为现实，是因为军队有极大的机动性，而军队的机动性所依靠的后方的笨重庞大，极不灵活。进行包围的部队可以利用机动性的一切有利条件。被包围的部队完全失去机动性，因为在包围中不可能为现代化的军队组织多层次的、大范围的、工厂式的后方。被围的部队陷入瘫痪。进行包围的部队则可以利用陆上和空中的一切机械。
被围的军队失去机动性，不仅是失去军事机械方面的优势。被围的军队的士兵和军官就好像从现代文明世界掉进过去的世界。被围部队的士兵和军官不仅会重新估计作战部队的力量、战争的前景，还会重新评价国家的政策、党的领袖的魔力、法典、宪法、民族性格、民族的过去和将来。
那些像鹰一样洋洋得意地感到自己的翅膀强劲有力、在被缚住的无可奈何的猎物之上翱翔的人，同样也会重新评价上述一些问题，不过，当然带有相反的特点。
保卢斯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决定了战争进程的转折。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但是在胜利了的人民和胜利了的国家之间仍然进行着无声的争论。人的命运、人的自由取决于这一争论。
十 七
在东普鲁士和立陶宛边境，在格尔利茨秋天的森林里，下着稀稀拉拉的小雨。一个中等个头儿的人披着灰色斗篷，在高大树木之间的小道上走着。卫兵们一见到希特勒便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雨滴从他们脸上缓缓流下。
他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独自待一会儿。潮湿的空气使人非常舒服。飘洒着可喜的冷雨。一株株多么可爱、多么沉静的大树。在柔软的落叶上走一走，多么惬意。
野战大本营里的人一整天把他气得不得了……斯大林从来不曾引起他的尊敬。在战前他就觉得斯大林所做的一切又愚蠢又笨拙。斯大林的狡猾和奸诈都像庄稼汉一样简单。他的国家也是不像样子的。丘吉尔有一天总会明白新德国的悲剧性作用：正是德国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欧洲，抵挡了亚洲的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入侵。他想象那些主张从斯大林格勒撤出第六集团军的人——他们倒是特别持重，特别恭敬的。使他生气的是那些轻率地相信他的人——他们总是啰啰唆唆地对他表示自己的忠诚。他一直希望带着蔑视的心情想想斯大林，把斯大林想得一钱不值，他又感觉到，他这种愿望是失去优势的感觉引起的……斯大林不过是一个狠毒的、报复心很重的高加索小铺老板。他今天的胜利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局面……老浑蛋蔡茨列尔会不会暗暗用嘲笑的目光看他？他一想到戈培尔会向他报告英国首相评论他的军事才能的俏皮话，就十分生气。戈培尔会笑着说：“要承认，他说的话实在够俏皮。”在他那聪明而好看的眼睛里会浮现出隐藏得很深的嫉妒者的得意神情。
第六集团军不愉快的处境使他心慌意乱，失去本色。事情主要的糟糕之处，不在于丢了斯大林格勒，不在于一些师被包围；也不在于斯大林赢了他。
一切他都能扭转。
他一向就有一些很普通的想法和嗜好。但是等他变得伟大和具有无限权力之后，这一切就引起人们的赞赏和敬佩。他代表着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但是新德国及其武装力量的威力一旦开始动摇，他的英明就会减弱，他的天才就会消失。
他不羡慕拿破仑。他很不喜欢那些在孤独、贫困、一筹莫展的境况中依然十分伟大的人，不喜欢那些在好的和坏的境况中依然保持其力量的人。
他在林中独自散步的时候，也未能摆脱日常事务，并且在内心深处找到了总参谋部和党的领导机构那些墨守成规的人不可能找到的最高明、最切实的答案。他之所以产生难以忍受的烦恼，是因为他又感到他和大家平等了。
要想成为新德国的缔造者，要想燃起战火和奥斯威辛的炉火，创立盖世太保，做一个平常人是不行的。新德国的缔造者和领袖一定要脱离人类。他的思想、感情及日常生活只能在人类之上，在人类之外。
苏联的坦克使他回到了他原来离开的地方。他的思想、他的答案、他的嫉妒心今天不再是对着上帝，对着世界的命运。苏联的坦克又使他回到人间。
独自一人在林中，起初他是感到轻松的，现在他感到有些可怕了。一个人，没有卫兵，没有随侍的副官，他觉得自己像童话中的小孩走进了黑郁郁、到处是妖魔的密林。
童话中的小孩子就是这样走，小羊羔就是这样在林中迷了路，走着走着，也不知道大灰狼从密林深处偷偷朝它走来。从几十年的黑黑的沉淀层中浮出他童年时候的恐怖，想起小人书上的一幅画：一只小羊羔站在阳光明丽的林中空地上，在黑黑的、潮湿的大树丛中露出狼的红眼睛和白牙齿。
他很想像儿时那样，叫喊一声，他想唤母亲，想把眼睛捂起来，想跑。
不过在林中，在大树丛中藏着的是一个团，他的私人卫队，几千个强壮、受过训练、机动灵活、反应迅速的人。他们的生活目的，是不准外人的气息摇动他头上的一根头发，不准外人的气息触碰到他。不少电话机在轻轻地响着，向各处、各地段通报独自在林中散步的元首的每一行动。
他转过身来，压制着想跑的心情，朝着自己野战大本营的暗绿色房屋走去。
卫兵们看到元首走得很急，以为大本营里有急事等着他去。他们怎么能想到，德国元首在林中暮霭初降时候想起了童话中的狼？
在树丛中，大本营一个个窗户里的灯光亮了。他想到集中营火化炉的火光，心中第一次出现人的恐怖。
十 八
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指挥所和许多掩蔽所里的人都产生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很想摸摸自己的脸，摸摸自己的衣服，动动靴子里的脚趾头。德国人不打炮了。静下来了。
寂静得使人头晕。人们觉得，似乎人都变空了，心麻木了，手和脚动作起来和以前有些不同了。在寂静中吃饭，在寂静中写信，夜里在寂静中醒来，似乎是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寂静有自己的声音，很静的声音。寂静产生许多似乎很奇怪的新的声音：刀子的叮当声，翻书的沙沙声，地板的吱咯声，光脚丫儿的吧嗒声，笔尖的哧哧声，手枪保险装置的咔嚓声，掩蔽所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集团军参谋长克雷洛夫走进集团军司令的掩蔽所，崔可夫坐在床上，对面的小桌后面坐着古洛夫。克雷洛夫本想一进门就说说最新的消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已经发起进攻，包围保卢斯的问题再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了。他看了看崔可夫和古洛夫，便一声不响地坐到床上。这样重要的消息克雷洛夫都没有对两位故友说说，可见他在他们脸上看到的不是一般的表情。
三个人都不说话。寂静产生了新的、在斯大林格勒久违的声音。寂静还准备产生新的、在战斗的日子里不必要的想法、激情、焦虑。
但是此时此刻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新的想法；担忧、功名心、凌辱、嫉妒还没有从斯大林格勒的苦难经历中产生出来。他们还没有想到，他们的名字现在和苏联军事历史的光辉一页永远连在一起了。
这寂静的时刻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刻。此时此刻他们只有人的感情，后来他们谁也不能自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此刻感到这样幸福、这样悲伤，充满这样的热爱和温情。
在结束了防御战之后，要不要继续说说斯大林格勒的将军们？要不要说说斯大林格勒防御战的一些领导人的可怜的贪求？
真理只有一种。没有两种真理。没有真理，或者伴随着残缺不全的真理、破碎的真理、砍削过的或者修剪过的真理，是很难生活的。部分的真理，不是真理。在这美好的寂静的夜里，让毫无掩饰的完整的真理占据心灵吧。我们要在这样的夜里把人的善良、人的伟大劳动计算在人的名下。
崔可夫走出掩蔽所，慢慢走到伏尔加河岸脊上，木板台阶在他脚下咯吱咯吱响着。天色已经黑下来。西方和东方都没有声音。工厂的轮廓、城市楼房的断垣残壁、一个个掩蔽所都和静默无声的黑沉的大地、天空、伏尔加河融为一体。
人民的胜利就是这样表现自己的。没有军队的分列式，没有轰鸣的混合乐队，没有烟火和礼炮，而是在潮湿的夜晚，在大地、城市、伏尔加河的安宁和静谧中迎接人民的胜利。
崔可夫十分激动，他那被战争磨硬了的心在胸中怦怦跳动着。他仔细听了听：并非寂静无声。从班内沟和“红十月工厂”那边传来歌声。下面，伏尔加河边有低低的说话声，有吉他的声音。
崔可夫回到掩蔽所。正等着他吃晚饭的古洛夫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真奇怪：这么安静。”
崔可夫在鼻子里“嗯”了一声，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等他们在饭桌边坐下来，古洛夫说：
“唉，同志，你听到快活的歌儿都哭了，看样子，你也吃了不少苦呀。”崔可夫惊讶地瞥了他一眼。
十 九
在斯大林格勒的山沟坡上挖的一个土室里，几名红军战士围坐在自制的小桌旁，小桌上还有一盏自制的油灯。
司务长在往各人的杯子里斟酒。大家都注视着，这珍贵的液体小心翼翼地上升到司务长粗硬的指甲在玻璃杯上指着的位置。大家把酒干了，就吃起面包。有一名战士把一口面包吃下去之后，说：
“是啊，德国佬打得我们够呛，不过我们还是打赢了。”
“德国佬这一下子老实了，再也扑腾不起来了。”
“扑腾够了。”
“斯大林格勒大劫难到头了。”
“不过他们还是带来太多灾难。把半个俄罗斯烧掉了。”
他们吃了很久，不慌不忙，在不慌不忙中体会着一个人在长期艰苦的工作之后休息、喝酒、吃饭时的幸福和安宁。
头脑迷迷蒙蒙的，但是这种迷蒙有点儿特别，并不使人糊涂。不论面包的滋味、大葱的咯吱声、放在土室墙脚下的枪支，不论伏尔加河、想家的念头、对强大敌人的胜利，以及抚摩过孩子的头发、搂抱过妻子、掰过面包、卷过烟卷儿，如今又夺得胜利的手，对这一切，他们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
二 十
疏散出去的莫斯科人在准备复员的时候，最高兴的也许不是很快就要见到莫斯科，而是摆脱了疏散时期的生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塔什干、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城市的街道和房屋、秋日天空的星星、面包的味道——一切都成了令人厌恶的了。
如果他们看到苏联情报局报道的好消息，就会说：
“好啦，现在咱们很快就要走了。”
如果看到令人忧虑的消息，就会说：
“唉，不会再号召家庭团聚了。”
出现了不少传闻，说有些人没有通行证也回到了莫斯科——他们从长途列车上爬到工程列车上，然后又爬到电气列车上，电气列车上没有军队拦截。
人们都忘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在莫斯科过日子好像是在受刑讯。那时候人们多么羡慕那些用故城不祥的天空换取鞑靼和乌兹别克安宁生活的莫斯科人……
人们都忘记了，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的灾难日子里，有些没上去火车的人纷纷丢掉箱子和包裹，徒步朝扎戈尔斯克走去，只要能离开莫斯科就行。现在人们也是宁可丢下东西、工作、安顿好的生活，步行回莫斯科，只要能离开疏散地就行。
一心想离开莫斯科和一心想回莫斯科这两种相反的心情的主要实质，就在于一年来的战争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对德国人莫名其妙的恐惧变为对苏联力量优势的信任。
在十一月下旬，苏联情报局报道了对弗拉季高加索（即奥尔忠尼启则）地区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攻击，然后又报道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进攻的胜利。在两个星期中，播音员有九次这样广播：“目前，我军继续反攻……再次沉重打击敌军……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摧毁敌军的顽抗，突破顿河东岸敌军新防线……我军继续进攻，已推进一二十公里……近日部署在顿河中游一带我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发起反攻……我军在顿河中游地区继续挺近……我军在北高加索继续出击……我军又在斯大林格勒西南方发动突击……我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发起进攻……”
在一九四三年除夕，苏联情报局发表战报《六周以来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进攻作战总结》，综述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包围的情况。
人们的意识准备转变，要用全新的观点看待现实中的大事，虽然这种思想转变的准备是秘密进行的，其秘密程度不次于准备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进行的这种再结晶，在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之后，第一次明朗化，第一次表现出来。
现在人们思想的变化和莫斯科会战胜利时的思想变化大不一样，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不同。其区别在于，莫斯科会战的胜利主要是促成了对德国人态度的变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对德国军队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消失了。
斯大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促成了军队与老百姓的新的自觉。苏联人、俄罗斯人开始从新的角度认识自己，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各种民族的人。俄罗斯的历史开始被理解为俄罗斯的光荣史，而不是俄罗斯农民与工人的苦难史和屈辱史。民族性由形式转变为内容，成为世界观的新的基础。
在莫斯科会战初次取胜的日子里，起作用的仍是战前的老的思维形式、战前的观念。
重新认识战争大事，认识苏联武装力量和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长期的、广泛的认识过程的一部分。
这一过程在战前很久就开始了，不过主要不是在人民的意识中，而是在人民的潜意识中。
有三件大事是重新认识现实和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标石，那就是：农村集体化、工业化、一九三七年。
这些事件和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一样，造成了广大阶层的人民的动荡和变化；这些动荡伴随着对人的肉体的消灭，死亡人数超过了消灭俄国贵族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那个时期。
斯大林领导的这些事件，标志着新的苏维埃国家建设者在经济方面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
这些事件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的结果。
不过，在集体化、工业化和几乎更换了所有领导干部的时期建立起来的新的结构，并不想放弃旧有的思想公式和概念，虽然这些公式和概念对于新结构已失去真正的内容。新的结构利用的是一些旧的概念和成语，这些概念和成语发源于革命前就形成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国家民族性仍然是新结构的基础。
战争加速了在战前就暗暗进行着的重新认识现实的过程，加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俄罗斯”这个词重新获得了真实的内容。
起初，在撤退时期，这个词大都和一些否定意义的词联系着：俄罗斯落后、一团糟，俄罗斯闭塞，俄罗斯没有希望……但是，民族意识既然出现了，就期待着战争的节日……
国家也渐渐趋向新的范畴的自觉。
民族意识在民族灾难的日子里表现出来，便是强大的、极好的力量。人民的民族意识在这样的时期之所以可贵，因为这种意识是人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这是人的尊严，人对自由的向往，人对善良的信赖，只不过表现在民族意识的形式中。
不过，在灾难岁月里激起的民族意识可能发展为多种形式。
毫无疑问，一位人事处长，一心要保护本机关不受世界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侵犯，这位处长的民族意识和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的民族意识，表现是不同的。
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现实，决定了它将把唤起民族意识与完成国家战后面临的任务联系起来——在树立民族主权思想方面，在各个领域树立苏联和俄罗斯的主权观点方面。
所有这些任务不是在战时和战后突然出现的。战前，在农村的种种事件、建立祖国的重工业、干部大换班，标志着斯大林确立的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新秩序在这个国家的胜利。在那个时候，这些任务就出现了。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亲切的印记被抹去，被取消了。正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转折的时候，在斯大林格勒的火焰成为黑暗王国的唯一自由信号的时候，这一重新认识过程开始公开化了。
发展的逻辑导致的结果是，人民战争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期达到最高的热潮的同时，也为斯大林提供了可能性，公开宣扬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体系。
二十一
在物理研究所前厅里贴出的墙报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这篇文章说，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的正在穿越战争暴风雨的苏联，科学具有巨大意义，党和政府给予科学工作者极大的尊敬和光荣，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这样，即使在艰苦的战争时期，苏联政府也为科学家正常和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了一切条件。
文章接着谈到研究所担负的巨大任务，谈到新的建设，谈到扩大旧的实验室，谈到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谈到科学研究对于国防工业有何等重要意义。
文章谈到全体科学工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潮，说科学工作者决不辜负党和斯大林同志的关怀和信任，不辜负人民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光荣的先进队伍，对科学工作者的期望。
文章的最后部分写道，可惜，在健康而友爱的集体中也有一些人缺乏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有一些人脱离了友好的苏维埃家庭。这些人使自己和集体对立起来，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摆在党交给科学家的任务之上，拼命夸大自己实有的和臆造的功绩。他们之中有些人有意或无意地成为异己的反苏思想的代表，宣扬敌对的政治思想。这些人一般都要求用客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外国唯心主义科学家的充满反动精神和蒙昧主义精神的唯心主义观点，夸耀自己同这些科学家的联系，从而侮辱俄罗斯科学家的苏维埃民族自豪感，贬低苏联科学的成就。
这些人有时像英勇的卫士，要维护似乎被践踏的正义，企图在短视、轻信的人和糊涂人中间赚得廉价的声名，实际上他们却在挑拨离间，散播不相信俄罗斯的科学力量、不尊重俄罗斯光荣历史和伟大人物的种子。文章号召消灭一切腐朽的、异己的、敌对的东西，消灭一切不利于完成党和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交给科学家的任务的因素。文章的结束语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灯所照亮的光辉道路，沿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向着新的科学高峰，前进！”
虽然文章没有点名，但是实验室里的人都明白，矛头是对着维克托·施特鲁姆的。
萨沃斯季扬诺夫对维克托说了说这篇文章。维克托没有去看文章，这时候他站在即将完成新设备安装的同事们旁边。他抱住诺兹德林的肩膀，说：
“不论怎样，这大家伙会大有作为的。”
诺兹德林忽然骂起娘来，骂的是复数代名词，维克托一时不明白他骂的是什么人。快下班的时候，索科洛夫走到维克托跟前。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很欣赏您。您一整天都在工作，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您的毅力真了不起。”
“如果一个人天生是淡黄头发的，决不会因为墙报上的文章变成黑头发的。”维克托说。
他生索科洛夫的气已成了习惯，正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似乎这种气已经没有了。他已经不责备索科洛夫的不坦率和怯懦。有时他自己对自己说：“他有很多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人人都免不了有。”
“是啊，文章与文章不同，”索科洛夫说。“安娜·斯捷潘诺芙娜看了这篇文章，心脏病都发作了。已经把她从医务所送回家了。”
维克托心想：“究竟写的是多么可怕的事？”不过他没有问索科洛夫。至于文章的内容，谁也没有和他说起。人们不和病人谈他的不治之症，大概就像这样。
傍晚维克托最后一个离开研究所。看大门的老头子阿列克谢·米海洛维奇已经调到存衣室工作，他一面给维克托拿大衣，一面说：
“您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真是的，在这世界上好人总不得安宁。”
维克托穿好大衣，又上了楼，在墙报栏前站了下来。他看完了那篇文章，惊慌地四处看了看：一时间他仿佛觉得，他马上就要被逮捕了，可是前厅里空空荡荡，十分安静。
他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一具脆弱的人体的重量和庞大的国家的重量的悬殊，他感觉到，仿佛国家用巨大而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仿佛国家就要朝他压下来，他就要咯吱一声，尖叫一声，就此消灭了。
街上人很多。维克托觉得，在他与行人之间有一片无主的土地。
在电车里，一个戴着皮军帽的人用兴奋的语调对自己的同伴说：
“你听到最新消息了吗？”
前面座位上有一个人说：
“斯大林格勒！德国佬完啦！”
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看着维克托，好像是责备他不说话。
他带着温和的心情想到索科洛夫：人人都有缺点，他也有，我也有。
但是他从来没有彻底真诚地承认自己和别人同样有毛病和缺点，所以他马上就想：“他的观点取决于国家是否喜欢他，他的生活是否顺利。等到春天来临，等到胜利了，他一句批评的话都不会说。我却不是这样：不论国家状况是好是坏，不论国家折磨我还是眷顾我，我对国家的态度不会变化。”
到家后他要对柳德米拉说说这篇文章。看样子，当真要整他了。他要对柳德米拉说：“柳德米拉，你瞧瞧，这就是斯大林奖金！想抓人的时候，常常写这样的文章。”
“我们是同命运的，”他想道，“如果请我去巴黎大学举行学术讲座，她会和我一块儿去；如果送我上科雷马的劳改营，她也会跟我去。”
“是你自己把自己弄到这种可怕的地步。”柳德米拉会说。
而他会反唇相讥：
“我要的不是批评，是体贴和理解。研究所里的批评已经够我受的了。”
给他开门的是娜佳。在幽暗的走廊里，娜佳把他抱住，并且把脸贴到他的胸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