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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拆迁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彼时我还在码头区工作。贫民窟的房子确实破烂不堪，这点毋庸置疑，可它们却是人们深爱的家。我依然记得很多人，无论男女老少，手里拿着市里下达的信函，通知他们房子被拆迁要迁往新居时，多数人失声痛哭的情景。他们生于斯，老于此，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迁往四公里之外无异于到了地球尽头。曾经彼此相邻的家族因为动迁而四分五裂，孩子们也跟着四散而去。再无孙辈承欢膝下，没人倾谈，连卖伦敦最棒的啤酒的邻居也搬到了四公里之外，很多老人无法适应这种生活，感觉与死无异。即使住上统一供暖、配有浴室的崭新公寓，又有什么意义呢？
避孕药的出现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现代女性亦随之诞生。女人不再沦为生孩子的机器，从此摆脱了无休止生育的束缚，她们要做真正的自己了。避孕药带来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性革命”。女性首次可以破天荒地像男人一样，享受纯粹的性爱。20世纪50年代末，根据助产士的新生儿登记，每个月有八十到一百名新生儿诞生；而到了1963年，新生儿诞生数量已跌到每月四到五名。这完全称得上社会变革了。
码头的关闭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前前后后用了十五年之久，在1980年左右，码头上就再也见不到商船了。男人想保住工作，工会也努力试图捍卫工人的利益，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许多码头工人停工事件。可一切已成定局，任谁也无法改变。事实上，停工不但没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加速了码头的关闭。对于码头区的男人来说，码头代表的不只是工作和生活方式，码头即是生活本身。在他们看来，码头的关闭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坍塌。过去几个世纪，一直作为英国经济主动脉的码头竟然关闭了，码头工人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所熟知的码头区也从此湮没在记忆之中。
时至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变革之风席卷全国。生活中那些从不为人所知的丑陋经过文章披露，唤醒了人们的公众意识。变革中，很多拥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女性意识到，医院护理质量亟须提高，而且护士和助产士的境况堪忧。因为在许多受教育女性眼中，护士和助产士都是不体面的工作，这就导致了从业者多为目不识丁的女性。查尔斯·狄更斯曾在其讽刺漫画中塑造过两个护士形象——莎瑞·坎普和贝琪·普瑞格，她们愚昧无知、卑鄙无耻，大口喝着杜松子酒，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可如果由于囊中羞涩，不得不将自己托付给她们护理时，你就一定笑不出来了。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是护士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彻底改变了护士在世人心中的形象。但她并非一个人在战斗，在护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妇女组织一直致力于提高护理标准，其中有一个名为“圣赖孟多·农纳都助产士”的组织<a id="note4" data-amznremoved-m8="true" data-amznremoved="mobi7" href="#footnote4">注</a>。其成员由圣公会修女组成，她们致力于让贫苦家庭的宝宝更安全地来到这个世界。她们在伦敦东区以及英国各重要工业城市的贫民区都设有修道院。
在19世纪（之前亦如此），穷苦人家的女人根本无法支付医生的接生费用，只好依靠没有受过医学培训，自学成才的助产士，即她们所谓的“接生婆”。有些接生婆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有些人则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死亡率。19世纪中叶，最贫困人群中产妇死亡率为35%～40%，婴儿死亡率约为60%。像妊娠子痫<a id="note5" data-amznremoved-m8="true" data-amznremoved="mobi7" href="#footnote5">注</a>、大出血或胎位不正这些情况都意味着产妇难逃一死。有时候，当分娩出现异常时，接生婆甚至会遗弃产妇，任由其陷入痛苦甚至是死亡的境地。毋庸置疑，接生婆的工作没有卫生可言，退一步说，她们也会导致感染和疾病的传播，并常常引发死亡。
接生婆不但没接受过医学培训，其人数和工作也不受监管。圣赖孟多的助产士组织认为，要想根除这个社会恶习，关键在于为助产士提供适当培训，通过法规监管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