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混乱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Whole Mess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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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万象》（Omni）1986年10月
著 斯蒂芬·金/Stephen King
译 姚向辉
斯蒂芬·金就不需要介绍了，畅销书作家，屡获大奖，著有《魔女卡丽》（Carrie）和废土杰作《末日逼近》（The Stand）等小说。尽管他以长篇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而闻名，他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短篇小说家，作品集结于数本短篇集中：《世事无常》（Everything's Eventual）、《夜班》（Night Shift）、《故事贩卖机》（Skeleton Crew）和《梦魇幻景》（Nightmares & Dreamscapes）。本篇收于《梦魇幻景》中，首刊于1986年的《万象》（Omni）杂志。它获得了世界奇幻奖的提名，最近还被改编为一小时的电视电影，是TNT电视台剧集《梦魇幻景》中的一集。
有几个因素能决定选哪篇小说作为一部选集的卷首故事。你可以选作者非常有名的，可以选好得出奇且充满情感的，也可以选为整本书奠定基调的。本短篇同时具备这三个因素。
我想告诉你战争如何结束，人类如何堕落，还有弥赛亚如何死亡——史诗般的故事，值得大书特书几千页，精装本足以塞满一面书架，但你（假如以后还存在能读到这些文字的“你”）肯定更愿意读个脱水版就算了。直接注射起效最快。估计我还有四十五分钟到两小时，究竟多久得看我的血型了。我猜自己是A型，那样我能多挣扎一阵子，但很可惜我根本不记得。如果实际上是O型，我假设存在的朋友，那你看到最后恐怕就是许多空白页了。
总而言之，我先做好最坏的打算，能写多快就写多快好了。
我用的是电动打字机，波比的文字处理机更快，但发电机的线路太不稳定，哪怕装了稳压器，我还是不太有把握。我只有一次机会，我可不想漫漫归家路走到大半截，然后电压陡降，或者电流浪涌大得超过了稳压器的控制范围，结果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所有文字升向数据天堂。我叫霍华德·弗诺伊，一个自由作家。我弟弟罗伯特·弗诺伊就是弥赛亚。四小时前，我用他本人的发明杀了他。他管那东西叫“镇静剂”。叫“天杀的大错误”恐怕更合适，但已经成为结果的事情无法撤销，爱尔兰人几百年来一直在这么说……完全证明了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浑球。
妈的，我不能总是瞎打岔。
波比<a id="ch1-back" href="#ch1"></a>死后，我找了条毯子给他盖上，坐在小木屋客厅唯一的窗户前，盯着森林看了三个小时。你以前能看见北康威镇高压钠灯的橙色辉光，但现在没有了。现在你只能看见白山山脉——像是孩童用绉纸剪出的一个个黑色三角形，还有毫无意义的群星。
我打开收音机，扫过四个波段，只找到一个疯子，于是又关掉了收音机。我坐在那儿，思考该怎么讲述这个故事。我的思绪一次次滑向无边无际的黑暗松林，那巨大的虚无。最后，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么消磨时间了，只能给自己注射毒药。妈的，离了截稿期我就什么都写不出来。
老天在上，现在我有了个货真价实的截稿期。
我和弟弟都很聪明，我们的父母再没有什么别的期待了。老爸主修历史，三十岁就成了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全职教授。十年后，他是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六位副主任之一，而且有资格再进一步。他为人也相当不赖，收藏了查克·贝瑞录制过的所有唱片，弹得一手好布鲁斯吉他。我老爸白天归拢档案，夜晚沉迷摇滚。
老妈以优等成绩从德鲁大学毕业，获得了ΦΒΚ学会<a id="ch2-back" href="#ch2"></a>的荣誉钥匙，有时候会别在那顶俏皮的软呢帽上。她在华盛顿成为一名出色的注册会计师，遇见老爸，嫁给他，怀上区区在下我之后就暂时歇业了。我于1980年出生。1984年，她帮老爸的几位同事打理税务，她说这是她的“业余小爱好”。1987年波比出生的时候，她在为十几位大人物打理税务、投资组合和不动产规划。我可以报上他们的名字，但谁他妈还在乎呢？他们现在不是死了就是已经痴傻。
我猜她靠“业余小爱好”每年挣的钱比老爸多得多，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们自己过得开心，相处得也很愉快。我经常见到两人拌嘴，但从来没见过他们争吵。我慢慢长大，发现我老妈和我那些玩伴的老妈只有一点不同：电视播放肥皂剧的时候，他们的老妈在阅读、熨衣服、缝缝补补或者打电话，而我老妈在计算器上按来按去，在绿色大纸上写下许多数字。
我没有让钱包里装着门萨<a id="ch3-back" href="#ch3"></a>金卡的这对夫妻失望。我的公立学校成绩不是A就是B（据我所知，他们根本没考虑过让我和弟弟去念私立学校）。我很早就会写字，而且毫不费力。二十岁那年我卖掉了第一篇杂志文章，内容是独立战争时大陆军如何在福吉谷苦熬寒冬。我把文章卖给了一本航线杂志，得到四百五十块钱。亲爱的老爸问我能不能把那张支票卖给他。他签了张他的个人支票，将航线杂志寄来的支票装框，挂在他的办公桌上方。不得不说，他是一位富有浪漫气息的天才。会弹布鲁斯吉他的浪漫天才。相信我，比我差劲的孩子大有人在。当然了，他和我母亲去年都过世了，死的时候精神狂乱，屎尿都拉在裤子里，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几乎所有人一样。但是，我到最后也依然爱着他们。
我属于配得上父母期待的那种孩子——听话、聪明、有天赋，在充满爱和信心的气氛中很早就显露出天赋，有信仰，热爱和尊重父母。
波比就不一样了。连老爸老妈这种门萨会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波比这样的孩子。从一开始就不知道。
我比波比早了整整两年学会自己上厕所，我也只有这一点比他强了。但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他。一个还算不错的退伍军人联盟投手会嫉妒诺兰·瑞安和罗杰·克莱门斯这样的职业棒球大联盟投手吗？过了一定的程度，导致嫉妒的竞争心态就会消失。我有过这种体验，我可以告诉你：过了一定的程度，你只会后退几步，遮住眼睛，免得被对方耀眼的闪光灼伤。
波比两岁识字，三岁开始写短文（《我们的狗》，《与妈妈去波士顿》）。到了六岁，他的字难看得令人吃惊，但经过誊抄，他仍在发育的运动控制能力不再干扰阅读之后，你会觉得作者是个聪明但异常天真的五年级学生。他以可怕的速度从单句发展到复合句和更复杂的句子，以怪异的直觉领悟了从句、子从句和定语从句。他偶尔也会搞混语法，放错修饰语的位置，但绝大多数作家一辈子都难以克服的这些障碍，他不到五岁就把它们踩在了脚下。
他开始头痛。爸妈害怕他有什么生理疾病（比方说脑肿瘤），带他去看医生。医生仔细检查他的身体，然后更仔细地听他说话，最后告诉父母波比没什么问题，只是心理压力太大：他处于极度焦虑之中，因为他的写字的手不像大脑那么运转自如。
“你们的孩子在试图排出精神结石。”医生说，“我可以给他的头痛开个处方，但我觉得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台打字机。”于是老爸和老妈给了波比一台IBM打字机，几年后的圣诞礼物是装有“文字之星”软件的Commodore 64电脑。在我说其他事之前，有一点要补充一下，那就是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波比始终相信那台文字处理机是圣诞老人放在我家树底下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胜过波比的还有这个：我很早就不再相信圣诞老人了。
关于我们的童年时光，我有许多话可以说，虽然总得说点什么，但时间有限，我就长话短说了。截稿期。哎呀呀，截稿期。我看过一篇很好玩的短文，《乱世佳人精华版》，大致是这样的：
“战争？”郝思嘉大笑，“哈，无聊！”
“砰！卫希礼去打仗！亚特兰大被烧！白瑞德来了又走了！”
“真是无聊，”郝思嘉流泪道，“明天再去想吧，因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笑得前仰后合，现在我不得不写类似的记录，忽然就觉得没那么好玩了。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智商无论怎么测都爆表的孩子？”英迪娅·弗诺伊对她亲爱的丈夫理查德说，“真是无聊！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帮助他和他那个不怎么蠢的哥哥，让他们的智力继续成长。老天在上，他们就是两个最平常不过的美国少年，我们就要这么养育他们！”
砰！弗诺伊兄弟长大了！霍华德去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念书，以优等成绩毕业，以自由作家为业！过得相当惬意！和许多女人约会，带上床的就没那么多了！没有染上性病和药瘾！买了一套三菱音响！每周至少写一封信回家！出版了两本小说，卖得不错！“真是无聊，”霍华德说，“我就适合这样的生活！”
确实如此，直到那天波比突然（就像个标准的疯狂科学家）露面，带着两个玻璃匣子，一个匣子装着蜜蜂的蜂巢，另一个装着黄蜂的蜂窝。波比反穿一件蒙福德体育系的T恤，即将摧毁全人类的心智，快活得像是涨潮时的牡蛎。
像我弟弟波比这样的人，每两三个世代只会出一个，比如李奥纳多·达·芬奇、牛顿、爱因斯坦，也许还有爱迪生。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就像巨型罗盘，漫无目标地转动良久，寻找正北的方向，找到后以可怖的力量抓住不放。但在最后成功之前，这种人都会成天口吐狂言，波比也不例外。
他八岁我十五岁的时候，他来找我，说他发明了一架飞机。那会儿我已经很熟悉波比了，所以我只说了两个字“扯淡”，就把他赶出了我的房间。后来我去车库，看见一个怪里怪气的三合板装置架在他的“美国快车”红色小车上。这东西有点像战斗机，但机翼不是后掠而是向前倾斜的，摇摆木马的鞍座用铆钉固定在中央，侧面有个控制拉杆，但没有发动机。他说这是滑翔机。他要我把他从卡里根山上推下去，那是格兰特公园里最陡峭的一段山坡，正中央有一条方便老人家使用的水泥小径。波比说，那就是他的跑道。
“波比，”我说，“这鬼东西的机翼装反了。”
“没有反，”他说，“就应该是这样。《动物王国》有一集说的是老鹰，它们向猎物俯冲，然后逆转翅膀飞上去。老鹰的翅膀是双关节的，明白吗？这样能得到更大的升力。”
“那空军的飞机为啥不是这样的？”我问，浑然不知美俄两国空军都正在绘图板上设计这样的前掠翼战斗机。
波比只是耸耸肩。他不知道，也不关心。
我们爬上卡里根山，他骑上木马鞍座，抓住控制拉杆。“使劲推我。”他说，眼睛里闪烁着我非常熟悉的疯狂光芒——天哪，他那双眼睛有时候会亮得像是点燃的蜡烛。我敢对天发誓，要是我认为那东西真能飞起来，就绝对不会使那么大劲推他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真的能飞，所以用尽力量推了一把。他靠惯性冲下山坡，大呼小叫像个刚跑完长途的牛仔，正要去镇上喝几杯冰啤酒。一位老妇人跳开给他让路，他险些撞到另一位拄拐杖的老先生。冲到半山坡，他一拉控制杆，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三合板飞机和红色小车分开了，那一瞬间我真是既惊又恐。刚开始飞机只是飘在小车上方几英寸处，像是随时会落回去。忽然吹来一阵大风，波比的飞机立刻升上半空，像是被看不见的绳索拽了起来。红色小车沿着水泥小径向前冲进灌木丛。波比突然飞上了十英尺高的半空，然后是二十英尺，五十英尺。他坐在前掠翼滑翔机上飞过格兰特公园，欢呼不已。
我追了上去，叫他快下来，脑海里浮现出他翻下木马鞍座，身体被树枝或某一尊雕像刺穿的可怕场景。弟弟葬礼的样子不仅是想象，简直就是我在现场目睹。
“波比！”我尖叫道，“下来！”
“噫——呀——！”波比对我大喊，声音微弱但显然非常开心。下棋的、扔飞盘的、读小说的、谈恋爱的、慢跑的人纷纷停下来，诧异地望着波比。
“波比，那鬼东西他妈的没有安全带！”我叫道。在我印象中，这是我第一次说那三个字。
“我——没——事——”他扯开嗓门欢呼，但我惊恐地发现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了。我一路尖叫着跑下卡里根山，根本不记得我都在喊些什么，只知道第二天嗓子哑得几乎发不出声音。我记得我跑过一个身穿三件套西装的年轻人，他站在山脚罗斯福雕像旁边。他看着我，用聊天的语调说：“跟你说啊，朋友，我这麦角酸<a id="ch4-back" href="#ch4"></a>的劲儿又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