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混乱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Whole Mess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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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个奇形怪状的黑影掠过公园的绿色草地,在长椅、垃圾筒和围观者仰起的面孔上起伏变幻。我记得我追赶那影子。我记得我告诉母亲,波比那架本就不该飞起来的飞机,被一阵怪风吹得上下倒翻,波比短暂但天才的飞行员生涯在D街上摔得粉碎,母亲的表情开始扭曲,然后痛哭流涕。
从现在的结局来看,波比当时要是真的粉身碎骨反而对大家都好,可事实并非如此。
波比倾斜着飞向卡里根山,抓着飞机的尾巴,一直没有摔下来;他压低机首,飞向格兰特公园中央的小池塘。他在水面上方五英尺滑翔,然后是四英尺……然后机首划破水面,拉出两道白色尾迹,惊起永远气定神闲(而且喂得过肥)的一群野鸭,野鸭绕着他愤怒大叫,而他笑得喜不自胜。他从另一头飞出池塘,从两条长椅之间穿过,机翼被长椅折断。他从鞍座上飞出去,脑袋磕了一下,开始大声叫骂。
这就是有了波比的生活。
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这么离奇——实话实说,在他发明镇静剂之前,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出奇的。我之所以要讲上面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最极端的事例最能说明一个人的本性:生活中多了波比,你的精神就会经常受到冲击。他九岁那年开始在乔治敦大学学习量子物理和高等代数的课程。有一天,他用自己的声音覆盖了我们那条街(以及周围四个街区)的所有收音机和电视机信号;他在阁楼上发现了一台旧的便携电视机,改造出一个宽频无线电广播电台。一台古老的黑白电视机,十二英尺长的高保真电缆,屋顶上的一个铁丝衣架,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近两个小时,乔治敦的四个街区都只能收到WBOB频道,也就是我弟弟的电台。他朗读我的短篇小说,讲傻乎乎的笑话,解释烘焙豆类富含硫化物,所以我们老爸每周日在教堂才放那么多屁。“不过他绝大多数时候放的都是闷屁。”波比对大约三千名听众说,“有时候他会憋一个特别响、特别长的,留给赞美诗。”
老爸对此可不怎么高兴,他向通信委员会缴纳了七十五块罚款,从波比下一年的零花钱里慢慢扣除。
生活中有了波比,我的天……请看,我在哭。这是真情实感,还是药效发作?应该是前者——上帝知道我有多么爱他,不过我觉得我还是快点写下去为妙。
出于各种实际原因,波比十岁从高中毕业,但没有去念文学士或理学士,后续学位就更别提了。他脑袋里的那个巨型罗盘正在转啊转啊转,寻找它想指向的正北。
波比钻研了一阵物理,又痴迷了一阵化学(时间短一些),但他对数学缺乏耐心,因此这两个领域都没能留住他。所谓的“硬科学”他虽然能搞懂,但也觉得厌倦。
十五岁,他迷上了考古学——我们家在北康威有个避暑住处,他把附近的白山山脉挖了个遍。通过研究箭头、燧石甚至新罕布什尔州中部地区那些中石器时代洞穴里的篝火灰烬,他重建出当地印第安人的历史。
但那阵劲头也过去了,他开始阅读历史和人类学著作。十六岁那年,波比请求加入一支探险队,那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人类学专家要远征南美洲,我父母勉强答应了。
五个月后他回来时,这辈子第一次晒得黝黑,而且长高了一英寸,减了十五磅体重,性格也更安静了。虽说波比依旧开朗乐天,但从小到大一直都在的那种少年生气(有时候很能感染人,有时候让人厌倦)不见了。他长大了。我第一次听他谈起新闻……都是可怕的新闻,明白吗?2003年,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一个名叫“圣战之子”的分支组织(荒唐的是,我觉得这个名字像是西宾夕法尼亚州某处的一个天主教社区服务组织)在伦敦引爆了一颗脏弹,污染了全城六成的面积,剩下四成对打算要孩子或者想活过五十岁的人来说也很不健康。同一年,美国试图封锁菲律宾,因为塞德尼奥政府接纳了“少量”中共顾问(根据间谍卫星提供的数据,大约是一万五千人左右),结果被迫让步,因为:首先,中国说美国不撤军他们就倾巢发射导弹,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其次,美国人民没什么兴趣为了菲律宾群岛的事情集体送死。还是同一年,另外一群疯狂的龟孙子(好像是阿尔巴尼亚人)企图在柏林用空气喷洒艾滋病病毒。
这种事让所有人心情消沉,但波比更是消沉得脑浆都快淌出来了。
“人类为什么这么坏?”某天他这么问我。时值八月末,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避暑住处,大多数物品已经装进盒子和行李箱。告别前的那种凄凉气氛笼罩了小木屋。我要回纽约,波比要去得克萨斯州的韦科,他整个夏天都在读社会学和地质学课本(这个组合够不够神经?),他说他要去那里做几个实验。他的语气自然而轻松,但过去这几个星期,我不止一次看见老妈用特别意味深长的眼神打量波比。老爸和我都没有起疑心,但我估计老妈知道波比的罗盘终于不再乱转了,开始指向某个确定的方位。
“人类为什么这么坏?”我问,“你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最好有人回答一下,”他说,“按照最近的事态发展,越快越好。”
“人类一直就是这样的啊,”我说,“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是人类的天性。想找个责怪对象的话,就怪上帝吧。”
“胡说八道。我不相信那套鬼话。双X染色体<a id="ch5-back" href="#ch5"></a>的说法到头来也还是狗屁。别跟我说是什么经济压力,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冲突,因为那也无法解释所有事情。”
“原罪。”我说,“我信这个——这个词语听起来节奏不错,可以当跳舞音乐。”
“很好。”波比说,“也许就是原罪。但我亲爱的大哥,用什么手段呢?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手段?什么手段?我没听明白。”
“我猜是水。”波比阴沉地说。
“你说什么?”
“水。水里的什么东西。”他望向我,“或者水里缺了什么东西。”
第二天,波比去了韦科,然后就杳无音讯了。再次见到他是三年以后,他反穿T恤出现在我家门口,手里拎着两个玻璃匣子。
“好呀,老霍。”他说道,走进我的公寓,不咸不淡地拍了我后背一巴掌,就好像我们三天前才见过面。
“波比!”我叫道,伸出双臂使劲抱住他。坚硬的东西戳着我的胸口,愤怒的蜂鸣声传入耳朵。
“我也很高兴看见你。”波比说,“但你最好悠着点儿,别激怒这些小伙子。”
我连忙后退。波比放下手里的大纸袋,卸下肩上的背包,从纸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两个玻璃匣子。一个匣子里是蜜蜂的蜂巢,另一个是黄蜂的蜂窝。蜜蜂已经安静下来,继续做它们应该做的天晓得什么事,但黄蜂对自己的处境显然很不满意。
“好了,波比。”我看着他,露出笑容——我实在太开心了,“这次你又有什么新念头?”
他拉开背包,取出一个蛋黄酱瓶子,里面装着半瓶透明液体。
“看见这个没?”他说。
“看见了。不是水就是白色闪电<a id="ch6-back" href="#ch6"></a>。”
“这既是水又是酒,看你信不信了。来自拉普拉塔的一口自流井,这个小镇在韦科以东四十英里,我用五加仑才提纯出这么一点儿。我在那儿搞了个小蒸馏塔,老霍,不过我猜政府不会因为这个来抓我的。”他也在微笑,笑容越来越灿烂。“这就是水,但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带劲的私酿。”
“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你不明白,但你会明白的。知道吗,老霍?”
“知道什么?”
“假如愚蠢的人类能再坚持六个月,这东西就能让他们永远活下去了。”
他举起瓶子,一只被放大的眼睛盯着我,眼神非常严肃。“这是神药。”他说,“能治疗智人身上最糟糕的疾病。”
“癌症?”
“不。”波比说,“是战争。酒吧争吵。路边枪击。一切纷争。洗手间在哪儿,老霍?尿憋得都快从嘴里满出来了。”
他从厕所出来时,不仅把T恤翻了个面,头发也梳过了——他梳头的方式倒是没有任何变化。波比喜欢把脑袋在水龙头底下放一会儿,然后用手指把头发使劲向后拢。
他看着那两个玻璃匣子,说蜜蜂和黄蜂已经恢复常态。“不过我跟你说啊,老霍,黄蜂的蜂窝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常态’。黄蜂是社会化的昆虫,虽然蜜蜂和蚂蚁也是,但黄蜂不一样。蜜蜂几乎永远神智正常,蚂蚁偶尔精神崩溃,而黄蜂是彻头彻尾的疯子。”他微微一笑,“很像咱们智人。”他打开装有蜜蜂蜂巢的匣子顶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