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原理 Inertia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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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类比》（Analog）1990年1月
著 南希·克雷斯/Nancy Kress
译 刘媛
南希·克雷斯著有十余部科幻奇幻长篇小说和八十余则短篇小说，收录在《三位一体》（Trinity and Other Stories）、《地球上的外星人》（The Aliens of Earth）等短篇集中。她的中篇小说《西班牙乞丐》（Beggars in Spain）荣获雨果与星云双项桂冠，后被扩写为长篇小说。此外，她还曾两次将星云奖收入囊中，获奖作品分别是《闪亮群星中》（Out of All Them Bright Stars）和《欧力特监狱的花朵》（The Flowers of Aulit Prison），后者同时荣获西奥多·斯特金纪念奖。2003年，克雷斯以长篇小说《可能性空间》（Probability Space）获得了约翰·W.坎贝尔纪念奖。
2008年，克雷斯发表了科幻惊悚小说《狗》（Dogs），《狗》与本篇作品一样，讲述的也是一场传染性极强的瘟疫。
在《惯性》这篇小说中，一群病人感染了容貌受损的传染病，被隔离在一处相当于现代麻风病隔离区的地方。克雷斯说，对身份的探讨是她作品的中心思想——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是你（以及你应该如何应对），这篇作品也不例外。
黄昏时分，卧室的后墙塌了。前一刻好歹还是一堵墙，裸露的墙骨，开裂的蓝色石膏板；下一刻就成了一道齐腰高的围栏，外加一堆折断的长木板。断口边缘参差不齐，毛茸茸的，像是盖满了粉末。一棵枯朽的树从这大洞里戳进来，挤在我们营房与E区营房后墙之间的狭窄缝隙里。我想从床上爬起来仔细瞧瞧，可今天我的关节炎发作得厉害，我正是因此才躺在床上休息的。蕾切尔急匆匆地冲进卧室。
“怎么了，外婆？您还好吗？”
我点点头，伸手指了指。蕾切尔探身钻进大洞里，加利福尼亚的暮色将她的秀发照出一圈光晕。这也是她的卧室，她的床褥就存放在我这张破旧四柱床的底下。
“是白蚁！该死的。咱们这里居然有白蚁。您真的没事吗？”
“我很好，我在屋子这头呢，宝贝。我没事。”
“好吧——得让妈妈找人来修墙。”
我没答话。蕾切尔站直身子，飞快地瞥了我一眼，又看向别处。关于她妈妈玛米的事，我还是什么都没有说。随着油灯的火光一闪，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蕾切尔，只因为她是那么好看。她并不漂亮，即使在隔离区里也算不上什么美人，虽然目前为止，疫病只影响到了她的左半脸。那一侧面颊上凸起的硬纹粗得像麻绳，但只要她右侧对着别人，就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可她的鼻子硕大，眉毛又粗又低，下巴像个突出的门把手。以她外婆的眼光来看，蕾切尔长得真好看——那是意味着诚实的鼻子、充满表现力的眉毛、坦率真诚的灰色眼眸，在她歪着脑袋用心聆听时，下巴前伸得恰到好处。隔离区外面的人不会这么想，但他们是错的。
蕾切尔说：“也许我能用抽奖券多换些石膏板和钉子来，然后我自己把它补好。”
“可白蚁还在里头。”
“这个嘛……没错，可是我们总得做点什么。”我没有反驳她，她已经十六岁了。“冷风都灌进来了——这个季节，您晚上会冻坏的，关节炎会犯得更厉害。到厨房里来吧，外婆，我生好火了。”
她把我扶进厨房，烧柴火的金属炉子发出蔷薇色的光芒，把我的关节烤得暖烘烘的。一年前，某个不知打哪儿来的慈善组织或利益集团将这个火炉捐给了隔离区，我猜是因为这类行为还能享受减税优惠。如果外面还有减税这回事的话。蕾切尔说我们还能收到报纸，而且我偶尔会用几张看上去挺新的报纸包裹从菜地里摘的蔬菜。她还说，史蒂文森家的那个年轻男孩能在J区的社区会堂用一台好心人捐赠的电脑来查询新闻，可隔离区外面的税务条例早就跟我没关系了。我也没有去问玛米能把那台火炉弄回家的人为什么是她，那个月份并没有抽奖券开奖。
炉火比卧室的油灯亮得多。尽管蕾切尔还在为卧室后墙壁发愁，但我看见她脸上洋溢着兴奋。她年轻的皮肤熠熠发光，从聪慧的下巴到疫病绳纹的边缘，都是亮闪闪的，当然，绳纹永远都是一个颜色。我对她微笑。十六岁的年纪总是遇到点事就兴高采烈，不管是从捐献品贮藏室领到一根新发带，某个男孩看了自己一眼，还是跟堂妹珍妮有什么小秘密。
“外婆。”她蹲在我的椅子旁边，双手在破旧的木制扶手上来回摩挲，“外婆——来了个访客，从外头来的。珍妮看见他了。”
我继续微笑。蕾切尔也好，珍妮也罢，她们没见过疫病隔离区访客络绎不绝的情形。起初他们身穿笨重的防污染服，几年后换成了一身简洁方便的隔离衣。不断有人从外面被运到这里隔离，外沿的检查站经年累月地车来车往。但蕾切尔哪里会记得这些，那时她还没出生呢。我们被送进来时，玛米也只有十二岁。在蕾切尔看来，有访客可是件大事。我伸出手抚摸她的头发。
“珍妮说，那位访客想找隔离区年纪最大的人聊聊，就是在外面得病，然后被送来这里的那些人。是哈尔·史蒂文森告诉她的。”
“是吗，宝贝儿？”她的头发如丝般柔软。玛米在蕾切尔这个年纪时，发质也是如此。
“他说不定要找您谈谈！”
“好啊，我就在这里。”
“您不激动吗？您觉得他要问什么？”
这时玛米回家了，使我不必应对蕾切尔的追问。玛米的男朋友彼得·马隆提着个网兜，里面是从贮藏室取来的杂食。
一听见门把手转动的声响，蕾切尔就忙不迭地起身去拨弄炉火。她的脸变得煞白，但我知道过会儿就好了。玛米用高亢的娃娃音大叫：“我们回来了！”从门厅里带进来的寒气像清冽的流水在她周围打旋。“亲爱的妈妈，您感觉怎么样？还有蕾切尔！你一定猜不到，彼得用几张多余的兑换卡给我们换到了一只鸡！我要给你们炖一锅好菜！”
“卧室的后墙塌了。”蕾切尔淡淡地回答。她没去看彼得提在手里的鸡肉，但我看了。彼得露出耐心的、狼一般的微笑。我猜他是打扑克牌赢了兑换卡。他的手指甲缝里脏兮兮的。我看见裹杂食的报纸一角上印着什么“宅邸充公”。
玛米问：“什么叫‘塌了’？”
蕾切尔耸耸肩。“就是塌了，有白蚁。”
玛米无助地看向彼得，他脸上的微笑变得更深。我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他们会演一出好戏，不完全是演给我们看，但会在我们的厨房里上演，供我们欣赏。玛米会跟彼得撒娇，求他帮忙把墙修好。他会笑着抗议。然后她百般调笑暗示可以做交易，那些暗示一个比一个明显。最终，他会同意修墙。蕾切尔和我没有别的房间可以容身取暖，只能对着炉火、地板或自己的鞋子发呆，一直等到玛米和彼得招摇地走进她的房间。这种卖弄使我们尴尬。玛米总需要别人来见证她的魅力。
可现在，彼得却盯着蕾切尔看，眼里没有玛米。“这只鸡不是从外面运来的，蕾切尔，而是产自B区的养鸡场。我听你说过那里有多干净。”
“嗯。”蕾切尔随意敷衍。
玛米翻了个白眼。“要说‘谢谢’，宝贝儿。彼得为了给我们弄这只鸡可没少费力气。”
“谢谢。”
“你能别那么敷衍吗？”玛米的声音尖锐刺耳。
“谢谢。”蕾切尔重复道，然后走回那间只剩三面墙的卧室。彼得还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把提着鸡的手换成了另一只，网兜将淡黄色的鸡皮勒得一格一格的。
“蕾切尔·安妮·威尔森——”
“随她去吧。”彼得温柔地说。
“不行。”玛米回答。疫病在她脸上留下的五道十字形的绳纹，她的面目略显狰狞。“得让她学点规矩。而且，我得让她听见我们的要宣布的事情！蕾切尔，你马上给我回来！”
蕾切尔走出卧室，我从未见过她违抗母亲。她在敞开的卧室门边停下脚步，等着。两个被烟熏黑的空烛台一左一右杵在她的脑袋两侧。从去年冬天开始，或者更早，我们就没有蜡烛了。玛米气得眉头紧皱，嘴角却带着明媚的笑容。
“今天的晚餐很特别，对大家来说都是如此。皮特跟我有事情要宣布。我们俩准备结婚了。”
“没错，”彼得说，“恭喜我们吧。”
蕾切尔本来就一动不动，听到这话更是像冻住了。彼得仔细地打量着她。玛米眼帘低垂，脸都红了。我突然有些可怜我的女儿，一个三十几岁稚气犹在的大女孩，将委身于彼得·马隆这样一个轻佻的人。我狠狠瞪着他。他要是敢碰蕾切尔一下……不过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做。那样的事情已经不再发生了，至少是在隔离区里。
“恭喜。”蕾切尔喃喃地回答，走到母亲面前给了她一个拥抱，玛米也动作夸张地回抱了她。下一分钟，玛米就要开始抹眼泪了。隔着玛米的肩膀望去，我看见蕾切尔脸上爱怜混合着悲伤，我垂下眼睛。
“来，咱们应该干一杯！”玛米欢快地叫喊。她眨眨眼，做了个笨拙的脚尖旋转动作，从碗柜后的架子上取出一瓶酒。那个碗柜是蕾切尔在上次募捐抽奖会上赢来的，跟我们的厨房有些格格不入——涂着明亮的白漆，隐约有东方风格，摆在几张摇摇晃晃的座椅和一张破桌子旁边，桌子的抽屉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也没人愿意花时间修。玛米炫耀着手里的酒瓶，我都不知道碗柜里有酒，还是香槟。
外面那些人是怎么想的，竟会给传染病隔离区捐香槟？那群可怜虫，就算他们已经找不到任何值得庆祝的场合……也许他们根本想不出这些酒该怎么处理……或者是，给就给了，只要我们那些病秧子待在里头别出去就行……无关紧要。
“我就是爱喝香槟！”玛米狂热地大喊。我觉得她已经喝过一次了。“哦，快瞧瞧——有人来和我们一块儿庆祝了！快进来，珍妮，来喝杯香槟吧！”
珍妮笑着走进门。我又看见了玛米宣布婚讯前，洋溢在蕾切尔脸上的兴奋劲儿。它现在闪耀在珍妮的脸上，美极了。她手上和脸上没有疫病的痕迹。虽然从来没人问过，但她身上某个地方一定有，她是在隔离区里出生的。蕾切尔说不定知道，两个小姑娘总是形影不离。珍妮是玛米亡夫的侄女，也就是蕾切尔的堂妹，从法律意义上说，玛米是她的监护人。然而早就没人在意这些繁文缛节了，珍妮和别人一起住在相邻街区的营房里，我和蕾切尔曾邀请她来和我们同住，但她拒绝了。她摇了摇头，一头迷人的金发在肩头跳啊跳。她窘迫得羞红了脸，不好意思正眼看玛米。
“我要结婚了，珍妮。”玛米对她说，又故作羞怯地垂下眼。我真想知道她是怎么弄来那瓶香槟的，她做了什么，和谁？
“恭喜恭喜！”珍妮热情地说，“也恭喜你，彼得。”
“叫我皮特就好。”他纠正道，以前也这么说过。我发现他看珍妮的眼神色迷迷的。珍妮没有从不用昵称称呼他，某种第六感——即使是隔离区里的人也有第六感——让她微微往后退了退。我知道她会继续称呼他“彼得”。
玛米对珍妮说：“再喝点儿香槟，留下吃饭吧。”
珍妮看看瓶子里所剩不多的香槟酒，还有桌上那只在渗血的小鸡。她不动声色地考虑着，然后当然会选择撒谎。“不用客气，我不吃了——我们今天中午已经吃过饭了。我只是来问问，回头能不能带个人来见您，外婆。一位访客。”她的声音虽小，但那股热情又回来了，“从外面来的。”
我看着她闪闪发光的蓝眼睛，看看蕾切尔的脸，实在不忍拒绝。我猜得到访客的来意，可两个小姑娘却不知情。我不是珍妮的亲人，可她从三岁起就随蕾切尔一起叫我外婆。“好吧。”
“哦，谢谢您！”珍妮大声道谢，和蕾切尔快乐地四目相对，“您能同意真是让我太高兴了，不然我们恐怕永远都没机会跟访客近距离交谈！”
“不用客气。”我说。她们这么年轻。玛米面露不悦，她刚刚宣布的好消息被抢了风头。彼得看着珍妮用力拥抱蕾切尔。突然间，我知道他也在琢磨珍妮是哪个部位感染了疫病，有多严重。他发现我在看他，于是看向地板，深色的眼睛眯了起来，略有些惭愧。但也只是略微而已。一段木柴在火炉里噼啪作响，火苗猛地一闪。
第二天下午，珍妮把访客带来了。我见到他就立刻吃了一惊——他没穿隔离衣，而且也不是社会学家。
在实施隔离措施的最初几年里，隔离区里频频有人造访。医生仍盼望能研制出全新的疗法以治愈患者——又灰又厚的增生层在患者体表缓慢扩散或是仅停留在局部，没人知道为什么。面目全非。奇丑无比。也许致命，还会传染。最后这一条才是最可怕的——会传染。于是，身穿隔离衣的医生进来研究病因及疗法；身穿隔离衣的记者前来找素材写新闻稿，配有全彩照片；还有身穿隔离衣的立法委员会调查小组来核查事实，直到国会迫于纳税人的压力（那些纳税人总是给自己施压，并抱怨我们总是烧钱）而剥夺了隔离区的选举权。然后，社会学家们陆续涌入，手里举着微型摄影机，准备把隔离区的乱象拍摄下来，看看这里会如何陷入街匪横行、同类相残的混乱状态。
后来，他们期待的一幕未能发生，又来了另一批穿着更新款式隔离服的社会学家，他们想要了解的是隔离区的秩序为什么没有崩溃。所有这些人全都败兴而归。没有疗法，没有病因，没有新闻稿，没有崩塌，也找不到缘由。
这些社会学家逗留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记者的工作讲求时效性与趣味性，但社会学家的成果只要能发表就行。另外，他们从惯有的文化传统中推断，隔离区迟早会变成一片战场：里面的人无电可用（电费日益高昂），没有市政警力（他们拒绝进入隔离区），不得自由离开，没有政治影响力，没有工作，没有高速公路、电影院、联邦法官、州立小学——为了生存，人们只能选择滥用暴力。每一本文化教科书中都是这样写的：被炸毁的内城区、《蝇王》、芝加哥的公共住房项目、西部电影、监狱回忆录、纽约的布朗克斯区、洛杉矶东部，还有托马斯·霍布斯。社会学家对此了如指掌。
只是，这一切在这里都没有发生。
社会学家们苦苦等待着。而我们在隔离区里学会了种菜、养鸡，我们发现鸡什么都吃。懂电脑的人找到了真正的工作，他们远程办公了好几年——也许有十年那么久——直到设备老化无法使用。曾当过老师的人组织起学堂教育孩子们，但在我看来，课程一年比一年简单：蕾切尔和珍妮似乎没什么历史和科学方面的知识。医生们继续行医，用的是某些公司为减税而捐献的药品，十几年之后开始训练学徒。有段时间——好像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能听广播、看电视。现在也许还有人看电视呢，如果外面捐赠的电视还有几台能用的话。
最后，那群社会学家回忆起了起了更古老的模型——东欧国家中的犹太人小村、法国的胡格诺派团体、简朴的阿米什农业社区，都是集匮乏、差异和孤绝于一体的自给自足模型，死气沉沉却不易分崩离析。在他们的回忆书本知识的时候，我们开始举办物品抽奖活动，招收学徒，按需分配储备的食物，并破损的家具替换破损得更厉害的家具，我们还结婚生子。我们不纳税，不打仗，不投票，也没有热闹可看。后来，过了很久，这里不再有访客，就连社会学家们也懒得来了。
但我眼前就站着这个年轻人，没穿隔离衣，一头浓密的黑发，棕色的眼睛带着笑，轻轻拉过我的手。他触摸到疫病留下的绳纹时并没有皱眉，看起来也不像是要给厨房的家具编列清单，为后续的摄录做准备工作。厨房里有三把椅子，其中一把是他人捐赠的安妮女王时代的仿品，还有一把是乔·克兰施密特设计的真品；一张桌子；柴火炉；簇新闪亮的东方风格漆柜；塑料水槽，上面的手泵跟隔离区外蓄水池的水管相连；一个用捐赠的木头制成的木柴箱，上面印着“博伊西-加斯凯德建材公司捐赠”；两个热切、聪明又可爱的小姑娘，他最好别把她们当作患病的怪物。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记忆犹新。
“您好，普拉特夫人。我是汤姆·马哈比。谢谢您同意跟我见面。”
我点了点头，问：“那我们要聊些什么呢，马哈比先生？您是记者吗？”
“不，我是一个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