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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她说，“罗斯玛丽·沃尔夫。”
他一边仔细查看写字板，一边问她是否要参加射击比赛。
她说是的。
他看了看德怀特，后者正忙着摆弄步枪。然后这人又垂下了眼睛，嘴里嘟囔着规则什么的。
“你们是步枪协会的分会<a id="jzyy_1_85" href="#jz_1_85"><sup>(13)</sup></a>，不是吗？”我母亲问。
他点了点头。
“嗯，我就是步枪协会会员，缴了会费的，所以我有权利参加我家所在分区以外的地区分会所举办的活动。”她十分高兴地说道。
最后他拿了钱。“你将是唯一一个参加射击比赛的女人。”他说。
她笑了。
他写下了她的名字。“为什么不呢？”他突然说道，有些迟疑，“不行才怪呢。”他给了她一个序号牌，然后走到另一组射击选手那边。
德怀特的序号比较靠前。他接连射了十发子弹，几乎没有停下来喘口气，但得分很低，有几发甚至连纸板都没打到。分数公布后，他把步枪交给了我母亲。“话说，你是从哪儿拿到这支大口径步枪的？”他问我。
母亲替我回答了：“我的一个朋友给他的。”
“某个朋友，”他说，“那东西是个祸害，你应该丢掉的。这把枪的子弹不长眼。”他补充说，“枪管里可能已经生锈了。”
我说：“枪管是完美无瑕的。”
母亲本应排在德怀特下一个的，但始终没有叫到她的序号。男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到场上，而她在旁边看着。我又冷又烦躁。等了好久，我走向河边，想要跳到礁石上。薄雾笼罩着水面。我的手指都冻麻了，但我还是一直跳着，突然听到枪声停了，周围一片寂静，我感觉很孤单。等到我回来时，母亲已经射击完毕。她和一些男人站在一起。其他人则将步枪放到车上，把酒传着喝，他们驶入黄昏中，大声呼唤彼此。
“你错过了我的射击。”我走过来的时候她说道。我问她射得如何。
“德怀特带来的这位真是深藏不露啊。”其中一个男子说。
“你赢了吗？”
她点点头。
“你赢了？不是在开玩笑吧？”
她拿着步枪摆了个姿势。
我在一旁等着，母亲和这些男人闹着玩，放声大笑，互相调笑。由于天气很冷，也由于这些人的称赞，母亲的脸上不禁泛起了红晕。随后，母亲和他们道别，我们朝汽车走去。我说：“我都不知道你是步枪协会会员。”
“我会费还差着一点儿呢。”她说。
德怀特和珀尔坐在前排，熏火腿就放在他们中间。我和母亲坐上车的时候，他们俩都没有说话。德怀特把车开得很快，一路没停，径直回到家里，他脚步沉重地穿过大厅，回到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
我们走到厨房，与诺玛和斯基珀一起忙活起来。诺玛从烤箱中取出火鸡，香味顿时溢满整个房间。当她得知我母亲赢了比赛时，就叫道：“噢，天哪，这下我们要倒霉了。他可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大猎人呢。”
“他曾经杀死过一头鹿。”珀尔说。
“那是开车撞到的。”诺玛说。
斯基珀站起来，沿着过道走到德怀特的房间。几分钟后，他们俩都回来了，德怀特身子僵直，面露尴尬。斯基珀腼腆而亲昵地开着他的玩笑，德怀特并不恼火，我母亲也表现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德怀特又活跃起来，为他们俩调了酒，很快大家又都开开心心的了。我们坐在诺玛精心摆放的漂亮餐桌旁，吃了火鸡和它肚子里塞着的调料、蜜汁山药、杂碎肉汁和蔓越莓酱。吃完饭，我们开始唱歌。我们唱了《收获月<a id="jzyy_1_88" href="#jz_1_88"><sup>(14)</sup></a>》《肩并肩》《月光水岸》《伯明翰监狱》和《远在卡尤加湖之上》<a id="jzyy_2_88" href="#jz_2_88"><sup>(15)</sup></a>。所有的歌词我都会唱，大家夸我很厉害。我们为诺玛举杯，谢谢她为我们做了火鸡，我们为母亲举杯，祝贺她赢得了火鸡射击比赛。
母亲依然面色泛红，侃侃而谈。关于火鸡的谈论让她想起了战争过后，她带着我和哥哥在康涅狄格州火鸡场度过的那个感恩节。当时很难租到房子，我们又破产了，所以父亲去秘鲁工作时，就把我们送去和这些火鸡养殖户同住。火鸡场里的养殖户都是新手。感恩节前，他们在没有暖气的棚子里宰杀火鸡，火鸡体内的血都凝固了，变成了紫色。当地的屠夫过来看了看。他建议将火鸡放在温水里泡几天——这样也许会软化血块，让火鸡变成粉红色。他们把火鸡放在我们泡澡的浴缸里。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这些凸起的蓝色尸体就漂浮在浴缸中。
母亲讲完她的故事后，德怀特变得很安静。然后他讲起了自己在菲律宾度过的那个感恩节，当时饥饿的日本士兵奔出丛林，从打菜的队伍里抢走食物，但没有人拿枪攻击他们。
那个故事让珀尔想起了中国跳棋。德怀特和斯基珀不愿参加，但我们其他人都很乐意玩这个游戏。我们先玩个人赛，再玩团体赛。最后一局，我和珀尔是一队的。我们和对手比分拉得很近——非常近。当珀尔落下绝杀子时，我们上蹿下跳，欢呼雀跃，激动地拍着对方的后背。
翌日清晨，德怀特把我们载回了西雅图。在出营的那座桥上，他停了下来，让我们看看水里的鲑鱼。他指给我们看，岩石间的黑影就是鲑鱼。德怀特说，它们从大海一直游到这里来产卵，然后就死掉了。它们已经快死了。从咸水游到淡水里来，它们的肉都腐烂了。鱼丝从身上垂下来，在激流中漂舞着。
有时候，在午餐时间，我、泰勒和西尔弗会在卫生间里晃荡。我们抽抽烟、梳梳头，谈论一些少为人知的妇女秘事。
那时候刚过感恩节不久。我对着泰勒、西尔弗以及一些常驻卫生间的“大麻狂魔”，讲述了自己如何在奇努克杀死火鸡的故事。“我是说我打掉了它的头，哥儿们——我一下子就把它那该死的头打掉了！”
起初没有人回应我。西尔弗学法国人吸了一口烟，然后慢慢地将烟雾吐向天花板。“是用的0.22口径的步枪。”他说。
“真给你说对了，”我说，“是温彻斯特0.22口径的泵动式步枪。”
“沃尔夫，”他说，“你真是满嘴屁话。”
“西尔弗，我才不管你怎么想。”
“0.22英寸的子弹顶多只能在它头上打个小洞。”
我吸了口烟，边说话边吐烟圈：“那可能是因为只用了一颗子弹。”
“哦。哦，我知道了——你射了好几发子弹。在它飞的时候，正好打在它头上。”
我点了点头。
西尔弗放声大笑。其他人也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我一边咒骂西尔弗，一边走到刚刚重新粉刷过的墙边，拿出梳子。那是把女式梳子。我们都随身带着梳子，梳子尾端从屁股后兜里露出来。我用梳尾在未干的软漆里写上“×你妈”，又冲西尔弗骂了声。
那两位“大麻狂魔”丢掉烟，走出卫生间。西尔弗和泰勒照做。我扔掉梳子，也跟着撤了。
下午第一节课，副校长来各个教室巡察，要求找出那些在男厕所里写脏话的人。他说他已经受够了这几个害群之马，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是的，他要找出这些人的名字，即使把我们每个人都留着过夜也在所不惜。
副校长是新来的，很不讲情面，他说到做到。我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会不屈不挠，直到把我揪出来。我吓坏了。比起他的怒火，更令我害怕的是他那义正词严的模样，我的胃开始痉挛。下午的时候，胃痉挛越来越严重，我不得不去医务室看病。就是在这里，副校长找上门了。
他踢了踢我躺着的那张折叠床，我疼得直不起腰，满头大汗。“起来。”他说。我困惑地看着他，问道：“您说什么？”
“给我起来。马上！”
我半坐起来，仍装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学校护士来到门口，问出了什么事。副校长告诉她我在装病。
“我才不是呢。”我气冲冲地说。
“他真的很疼。”她对他说。
“这是装出来的。”副校长说，他解释道，我干了些令人作呕的事情，为了避免受到惩罚才使出这种花招。护士诧异地转向我。她一直都很温柔体贴，我不忍心让她以为我会故意利用他人的好心，或者在卫生间墙壁上写污秽之语。那一刻我的确不是这种人。
我开始为自己辩解，但副校长并不理会我。“走吧。”他说。他抓住我一只耳朵，把我揪了起来：“我不是来这儿跟你扯皮的。”
护士盯着他。“等一下。”她说。
他把我拉到走廊上，朝他的办公室走去，他一直紧紧抓着我的耳朵，这样我就不得不侧着走，面朝天花板，一路跌跌撞撞，歇斯底里地挥舞着手臂。
“我要给他母亲打电话，”护士说，“现在就打！”
“我已经打过了。”副校长说。
等我母亲到的时候，我已经与副校长僵持了近一个小时，我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我越坚持，他就越愤怒，我也就越觉得自己罪不至此。我知道，他就快动手打我了，这让我瞧不起他，他能看出来，于是就更想对我施暴，而这又进一步令我觉得自己是受伤害的无辜者。他越生气，我就越鄙视他，因为我知道他之所以还没动手打我，并不是因为自控力强，而是因为某种制度约束着他。
但我还是很怕他，他就像一只狗快要挣脱链子，朝我扑来。
母亲走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幅光景。她与学校的护士交谈过了，一进来就质问副校长凭什么拽着我的耳朵走。他说这不是重点，沃尔夫太太，我们不要在这里搅浑水，但她说，不，对她而言，这就是重点。她与他之间就隔着一张书桌。她站得笔直，面色苍白，充满敌意。
重点是，他告诉她，我毁坏了学校财产，违反了法律，更别提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了。
母亲看着我。我看到她疲惫的样子，她一定也知道我很难受。我摇了摇头。
“你搞错了。”她告诉他。
他笑了，这笑声令人不快。接着，他开始罗列事实，其中包括两个男孩的证词，当这些淫秽的字眼被写在卫生间里时，他们就在现场。
“哪些淫秽的字眼？”她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