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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星期日，我和塔格漫步走到城里，我记得，我们俩就像两个刚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人，浸润在清冽的黄色阳光里。也许是初夏的热烈气息对自己不太有把握，便又缩回了脚步。我们俩挽着彼此的手臂，喜滋滋，兴冲冲，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反正我们也毫不在意。
他脑子里突然间装满了各种想法，仿佛他猛然意识到我们身处美国，这里显而易见是个安全的地方，兴许还是个无忧无虑的所在，又仿佛他突然记起自己还很年轻，虽然迫不得已背井离乡，但作为一个爱尔兰人，自己原本也有可能来到美国，现在，未来的一切都呈现在他眼前，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是一个灿烂夺目的天国。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芝加哥那个稀松平常的下午，他整个人充满了快乐。为此，我要感谢上帝。
我要感谢他，感谢他。
我们沿着芝加哥艺术学院宽大的台阶拾级而上。塔格有个跟他一起打桩做工的伙伴，是个亚美尼亚人，先前在亚美尼亚的某个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后来他的同胞遭到土耳其人的屠戮，就像糖溶化在一杯茶里。“他老是提起‘寂寞的美术学院’，”塔格说，“你觉得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的英语是我听到的最优美、最有趣的。我觉得他说的有可能是美国英语。”塔格还说，那个亚美尼亚工友的母亲就在他眼前被人杀害，最终死在他的怀里。现在，他到了美国，在芝加哥湖畔挥动铁锹和镐头赖以谋生，没有钱买画刷和颜料。但他曾经告诉塔格，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座美妙的建筑，分文不取就能让你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尽情观赏那些画作，塔格说，他把那些画叫作“美的窗口”。平日里，塔格对艺术之类的玩意儿本来没什么兴趣，那个星期日，他决定带我去艺术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是出于对那位个子矮小、充满激情的亚美尼亚朋友的喜爱，此外也许多多少少还有纵情做爱在我们身上点燃的巨大热情。
我们走进一个宏伟的大厅，这大厅在我们看来本身就令人叹为观止。屋顶高耸，身穿深色西装的男人和衣裙亮丽的女子川流不息。他们成群结队，从一道道门进进出出，汇成一条条明与暗交织在一起的小河徐徐流淌，你可能会恍惚觉得那是地面的坡度造成的。接着，会有一小群一小群的人聚拢在岸边，在某些画作前面驻足凝望，就像成群的蝌蚪在咬啮池塘里的水草一般。孩子们永远都在不安分地四处游荡，我还时不时在这里瞥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在那里留意到一个面容憔悴的男子，不过，总的来说，我们一迈步进来，就立刻被一种异乎寻常的欢快而满足的调子所俘获，仿佛这座恢宏的建筑是一所包治百病的医院，能治愈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灵疾症。
我们被深深感染了。一切其他思虑全都烟消云散，那一刻头脑无比清晰，这种时候你一生中大概只会碰上三四次。弥漫的雾气从海面上退去，呈现出一望无际的蔚蓝，就像是一个明确的阐释。我深爱着我的父亲和姐妹，深深地怀念我的哥哥，但我很有可能永远也不能再回到爱尔兰。不过，我和塔格刚刚开始两情相悦，此时正怡然自得地东游西逛，而且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会结婚，我们俩都为此感到高兴。就在那一瞬间，我洞悉了一切，或者说我自以为如此，我突然领悟到自己是谁，塔格是谁，也许我的心再也没有如此透彻，塔格是我的丈夫，上帝原谅我，在我看来，他是个让人引以为豪的丈夫，一个非常阳光的男人。在我自称洞悉一切的那个时刻，我认为自己非常幸运，我感觉自己非常幸运。我当时一定像个傻妞一样咯咯地笑了起来。
“莉莉，你在笑什么？”塔格问，语气里带有一丝责备。
他在一幅绘画作品前停下了脚步。当时我们身边没有任何人。他停了下来，在我的臆想中，他的一切都仿佛打上了休止符，他的心，他的故事，因为他整个人仿佛收束起来，猛地停滞不动，这真是疯狂的一刻。他不只是在看那幅画，而是久久地凝视着，凝视着。我站在他的左肘边，看看他，又看看那幅画。
“塔格，你怎么啦？”我问。
“你看这幅画，”他说，“你看啊，真是不可思议。”
那是一个男人的肖像，还算年轻，或者说不算太老，这很难说，因为在我眼里，那幅画画得很粗糙。我们凑近去看，画的旁边有一张标签，说那是画家凡·高的一幅自画像，上面标注了一个日期，还有他的故乡，一个陌生的外国小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人，我不知道塔格有没有听说过，但那个名字刻进了我的脑海，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字体和标签上的黑体字一个样——凡·高。我抬起头朝塔格微笑，他并没有看我，于是我伸手拉住他的衣袖，又问了一遍，本能地压低了声调，仿佛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神秘感，就像是鬼魂缠身。我又说了一遍：
“塔格，你怎么啦？”
“你没发现吗，莉莉，你没发现吗？”
“发现什么，塔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