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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并没有（当然没有）把名片交给王鹏鸣。
知道我和王鹏鸣发生龈龋的亲戚朋友，或认识我的人，除了妻子之外，谁都不在当场。
妻跟我箱蝶情深，她毫无可能会这样做，而且，我的不在场，她是有力证人之一。
唯一的可能，便是我曾把公事包遗漏在现场，而里面正有我的名片，有人拿了一丐长，本来就计划要杀害王鹏鸣，正好可以趁此嫁祸给我。
也就是说，凶手极可能在我跟王鹏鸣吵架的当日，同时也在现场。
但谁会干这种事呢？
任何人都有可能，包括王鹏鸣的同事、那外籍女侍应生、那收银的妇人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决定回到那家餐厅去看看；当然，我不能也不方便自己过去，便请妻过去装作吃东西，暗地里留意一下。
我送妻到餐厅门口附近，忽然，眼中掠过一个人影，心中想起几个字：幸灾乐祸。
那天，我跟王鹏鸣争吵的时候，便闪过这样子的脸容。
也就是说，那时候争吵才刚刚开始，这人已预料得到事态会越来越严重，他等着好戏上场，是故掩饰不了一脸兴奋的表情。
他既不排解，也不作声。
他只是观望。
为什么他可以如此肯定王鹏鸣会跟我继续骂下去呢？
因为他是王鹏鸣的同事，他了解王鹏鸣的个性，行小题大作，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厨房的杂役，约莫二十一、二岁，刚好在这开厨房的门，端菜走了出来，递给那个外籍女侍应生。
此刻，她们的服务是无微不至、诚惶诚恐的，敢情受了这一次凶杀案的影响，大加改善。
我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我在一旁透过玻璃墙窥视，发现那穿白衫镶蓝穿的厨房杂役，也在送递菜饭的橱窗里，不住的留意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