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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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jz_1_651" href="#jzyy_1_651">(18)</a>指的是她前面叙述过的一个插曲：在朴次茅斯，开设了一个现代化女厕，要求站着小便，可以看到女顾客一进去就马上出来。—原注

然而，变形在进行。女孩自身不了解变形的意义，但是她意识到，在她同世界、同自己的身体的关系中，有某样东西正在突变，她对不久以前无动于衷的接触、味道和气味十分敏感；她的头脑里掠过古怪的意象；她认不出镜子中的自己了；她感到自己“很古怪”；这就是理查德·休斯<a id="jzyy_1_686" href="#jz_1_686">⁽⁵³⁾</a>在《牙买加的旋风》中描绘的小艾米莉：

<a id="jz_1_652" href="#jzyy_1_652">(19)</a>字体变化为弗洛里所加。—原注

必须说，甚至连贯的教育也不能解决问题；即使父母和老师真诚，也不可能把性体验诉诸文字和概念；只能在经历性体验中去理解它；凡是分析，即使是最严肃的，也有可笑的一面，无法显示真相。从花的授粉、鱼的授精，到鸡、猫、羊的交配，一直到人类的情爱，都可以从理论上阐明生殖的神秘，情欲和性爱的神秘是完整的。怎样向一个尚无情欲的女孩解释，抚摸或者接吻会产生快感呢？家里人给予和接受亲吻，有时是吻在嘴唇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黏膜的接触会产生昏眩呢？这就像对盲人描绘色彩。只要缺乏兴奋的直觉，缺乏给予性欲功能以意义与统一的欲望的直觉，它们的各种因素就显得令人不快和怪异。尤其是，当女孩明白她是处女、是封闭的，要变成女人就必须让男人的性器官插入体内时，她会反感。由于裸露癖是一种很广泛的反常表现，许多女孩看到过阴茎勃起；无论如何，她们观察过动物的性器官，遗憾的是，马的性器官常常吸引她们的目光；可以设想，她们对此感到恐惧。害怕分娩，害怕男性性器官，害怕威胁着已婚者的“发作”，对下流行为的厌恶，对毫无意义的动作的嘲笑，这一切往往导致女孩宣称：“我永远不结婚。”<a id="jzyy_1_685" href="#jz_1_685">⁽⁵²⁾</a>这是对痛苦、疯狂、淫邪最明确的防卫。人们徒劳地向她解释，到那一天，她会明白无论破坏童贞还是分娩，都不是那么可怕，千百万女人都忍受得了，也都好好的。当一个孩子担心外界事件时，向她预言以后她会自然而然接受的，并不能让她摆脱恐惧，她所恐惧的是自己在未来会异化了，迷途了。毛毛虫变成蛹，再变成蝴蝶，使孩子心里产生不安：在长眠之后，还是同一条毛毛虫吗？它在闪光的翅膀下面认得出自身吗？我认识一些女孩子，看见蛹使她们坠入惶乱的幻想中。

<a id="jz_1_653" href="#jzyy_1_653">(20)</a>引自《精神起因和精神分析法》，原载于《法国精神分析杂志》。—原注

一个女孩把我拉到一边，问我道：“你知道孩子是从哪里出来的吗？”最后，她斩钉截铁地说：“天哪！你真蠢！孩子是从女人的肚子里出来的，要让孩子来到世上，她们就要和男人做非常恶心的事！”然后，她更加详细地向我解释这种恶心的事。我的脸完全变色，绝对不肯相信会有这种事。我们和父母睡在同一个房间……后来有一夜，我听到我原以为不可能的事发生了，于是我感到羞愧，是的，我为父母亲羞愧。这一切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感到可怕的精神痛苦。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底堕落的人，因为已经知道了这种事。

<a id="jz_1_654" href="#jzyy_1_654">(21)</a>Jean Piaget（1896 —1980），瑞士心理学家，擅长研究儿童心理，著有《儿童的语言和思想》、《儿童对世界的再现》、《儿童的道德判断》等。

孩子从哪里出来，我在学校里知道了，我感到，这是可怕的事。但他们怎样来到世上？我们俩有一个可以说可怕的想法，尤其是在这件事之后：一个冬天的早晨，天还是漆黑的，我们一起遇到了一个男人，他向我们露出他的性器官，走近我们时对我们说：“你们不觉得嚼起来挺好的吗？”我们俩的反感难以想象，恶心得要命。直到二十一岁时，我仍然设想孩子是通过肚脐来到世上的。

<a id="jz_1_655" href="#jzyy_1_655">(22)</a>参阅海·多伊奇《女性心理学》。她也引用了R·亚伯拉罕和J·H·弗拉姆·奥芬格森的权威说法。—原注

我八岁时常常和一个同龄男孩玩耍。有一次，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由于我的母亲告诉过我，我已经知道，一个女人在体内有许多卵子……每当母亲感到有强烈愿望时，孩子便从其中一个卵子中生出……我给小伙伴作这样的解释时，从他那里得到这个回答：“你是十足的傻瓜！当我们的肉店老板和他的妻子想要一个孩子时，他们就上床，他们做缺德的事。”我感到很气愤……我们当时（大约十二岁半）有一个女仆，她告诉我们各种各样的丑事。我没有对妈妈透露过一句，因为我感到羞耻，但我问她，女人坐在男人膝上是不是会有一个孩子，她尽可能清楚地给我解释这一切。

<a id="jz_1_656" href="#jzyy_1_656">(23)</a>女人和布娃娃的相似，保持到成年；在法文中，人们通常把一个女人称做布娃娃；在英文中，人们把打扮的女人称做“打扮得漂亮的布娃娃”。—原注

……性启蒙！这个说法在我父母家里是不许提到的！……我在书中寻找，但我苦恼不安，激动恼火地寻找，却不知道怎样找到遵循的途径……我常常到男校去，对男教师来说，问题似乎并不存在……霍尔朗的著作《小男孩和小女孩》终于告诉我真相。我的厌烦和难以忍受的过度激动烟消云散了，虽然我非常不幸，需要很多时间才能承认和明白，只有性欲和肉欲才构成真正的爱情。我的性启蒙有几个阶段：一、最初的问题和几个模糊的概念（根本不能令人满足）。从三岁半到十一岁……对我在随后几年中提出的问题没有回答。当我七岁时，我在喂雌兔时，突然看到在它身下有几只光溜溜的小兔子……我的母亲对我说，动物和人的幼体，都在母体内长大，从胁部出来。从胁部出生我觉得不合情理……有个带孩子的保姆告诉我许多关于怀孕、月经的事……最后，我的父亲回答我向他提出的关于他的真实作用的问题时，用了花粉和雌蕊的含糊说法。二、几次亲身对性启蒙的尝试（十一至十三岁）。我找到一本百科全书和一本医学著作……这只是理论上的知识，用的是古怪的大字眼。三、获得一些知识（十三至二十岁）：（一）在日常生活中；（二）在科学著作中。

<a id="jz_1_657" href="#jzyy_1_657">(24)</a>Maria Petipa（1836—1882），俄罗斯女舞蹈家。

我怀着模糊而古怪的想法继续徘徊。无论我的母亲，还是女教师，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任何一本书也没有深入谈论这个问题。逐渐在性行为周围编织出一种危险的神秘和丑陋；起先，性行为在我看来是这样自然。十二岁的大女孩用粗俗的玩笑，在她们和我们班上的女同学之间设立一座桥梁。这一切仍然这样模糊和令人厌恶，我们争论孩子是在哪里形成的；是不是在人身上这种事只发生一次，因为结婚要这样喧闹一番。我十五岁时来月经，让我又一次惊讶。轮到我可以说被带往这个行列中去……

<a id="jz_1_658" href="#jzyy_1_658">(25)</a>至少在童年时是这样。相反，在当下的社会状态中，青春期的冲突会激化。—原注

这些衣冠楚楚的体面人教导人要有礼貌、节制、理智，这种人的形象怎么过渡到两个面对面赤身裸体的动物形象呢？成年人自己在动摇根基，抹黑天空。孩子往往固执地拒绝丑恶的发现，宣称“我的父母不做这种事”。或者力图给性交一种合乎礼仪的意象：“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一个小姑娘说，“就到医生那里；脱光衣服，蒙住眼睛，因为不应该看；医生将父母亲贴在一起，帮助他们，把事做好。”她把做爱变成外科手术，无疑令人不快，但就像在牙医那里看病一样是体面的。尽管拒绝和逃避，但不安和怀疑还是钻进孩子心里，会产生一种像断奶一样痛苦的现象，这不再是让孩子摆脱母体，而是孩子周围的保护世界崩溃了；孩子的头顶上没有屋顶，孩子被遗弃了，面对黑茫茫的未来孑然一身。增加女孩子焦虑的是，她不能正确地勾勒压在她身上的这种朦胧诅咒的轮廓。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书上所说的互相矛盾；甚至专门的陈述也消除不了浓重的暗影；提出了上百个问题：性行为痛苦吗？还是美妙的？要进行多久？五分钟还是一整夜？有时可以读到，一个女人在一次交欢中变成了母亲，而有时经过几小时的肉欲，她仍然不怀孕。人每天都“干这种事”吗？还是只偶尔为之？孩子想通过阅读《圣经》、查阅词典、询问同学去了解情况，在黑暗和厌恶中摸索。在这方面，李普曼医生进行的调查很有趣；下面是接触到性启蒙的几个少女给他提供的一些回答：

<a id="jz_1_659" href="#jzyy_1_659">(26)</a>当然有许多例外，但这里不可能研究母亲对男孩成长所起的作用。—原注

当别人第一次对我谈起男女性关系时，我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父母也应该有这种关系，而我过于尊敬他们，不相信有这种事。我说，这太令人恶心了，我绝对不会做的。不幸的是，不久，听到我的父母在做这种事，我不得不醒悟了……这一时刻是可怕的；我把脸藏在毯子下，捂住耳朵，我但愿待在千里之外。<a id="jzyy_1_684" href="#jz_1_684">⁽⁵¹⁾</a>

<a id="jz_1_660" href="#jzyy_1_660">(27)</a>见荣格《童年灵魂的冲突》。—原注

当大人让孩子们提防陌生人，对他们解释性行为时，只说这些是病人、有怪癖的人、疯子；这是一种合适的解释；在电影院受到邻座抚摸的女孩，一个路人面对她解开裤纽的女孩，会认为在跟疯子打交道；当然，遇到疯子是令人不快的事，癫痫的发作、歇斯底里的发作、激烈的争吵，打乱了成人世界的秩序，看到这个场面的孩子感到自己处在危险中；但同一个和谐社会中存在流浪汉、乞丐、伤口可怕的残废一样，毕竟也会存在一些不正常的人，而社会根基不会动摇。孩子正是在怀疑父母、朋友们、老师们暗中搞黑弥撒的时候，真正感到恐惧。

<a id="jz_1_661" href="#jzyy_1_661">(28)</a>Messina，意大利城市，位于西西里岛东北端。

这是一个夏天的星期日，马洛夫妇的房门敞开着。她仅仅看到房间的一部分、五斗橱的一部分，仅仅看到床脚，马洛太太的胸衣扔在下面。在安静的房间里，有一种她不明白的响声，当她走到门口时，她被一幅景象惊呆了，她瞥了一眼，这景象便使她叫喊着跑到厨房：马洛先生发病了！贝丽尼丝冲向大厅，但是，当她往房间里张望了一下时，仅仅咬紧了嘴唇，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弗兰淇想问贝丽尼丝发现了什么。但贝丽尼丝只是说，他们同平常人一样，还添上说，既然家里有别人，他们至少该懂得把房门关上。弗兰淇知道，她就是这个人，可是她并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是什么类型的发病？她问道。但贝丽尼丝仅仅回答：“小家伙，只不过是普通的发病。”而弗兰淇从她的语调中明白，人家并没有告诉她全部事实。随后，她只记得马洛夫妇是普通人……

<a id="jz_1_662" href="#jzyy_1_662">(29)</a>指安娜假想中的哥哥，在她的游戏中扮演重要角色。—原注

怀孕和分娩的肉体性质，马上令人联想到夫妻之间发生“某种肉体的事”。在诸如“同血儿、纯血儿、混血儿”这类说法中经常遇到的“血”字，有时指引着孩子的想象；她会设想，结婚伴随着某种庄严的输血。但往往“肉体的事”仿佛与大小便器官有关；孩子特别会设想，男人把尿撒进了女人体内。性交被想象为<b>肮脏的</b>。这正是使孩子烦乱不安的，对孩子来说，“肮脏的”事受到最严格的禁忌，那么成年人怎样将这种事融合到他们的生活中呢？孩子先是因其荒谬性无法理解发现的丑事，她感到听到的、读到的和写下的东西毫无意义，她觉得一切都不真实。在卡森·麦卡勒斯迷人的书《婚礼的成员》中，年轻的女主人公发现一对邻居赤身裸体躺在床上，故事的反常并没有让她重视。

<a id="jz_1_663" href="#jzyy_1_663">(30)</a>德·诺阿耶夫人在谈到她的父亲时说：“他的宽宏使我产生巨大的爱和极端的恐惧……首先，他令我惊讶。这个占第一位的男人使一个小姑娘惊讶。我清楚地感到，一切都取决于他。”—原注

尽管大人给她安慰，她仍然惴惴不安；她已长大，学会不再相信成年人的话；她正是常常在生殖的奥秘上发现他们的谎言；她也知道，他们把最恐怖的事看做是正常的；如果她感到剧烈的肉体打击：切除扁桃腺、拔牙、割开瘭疽，她会把铭记在心的焦虑投射到分娩上。

<a id="jz_1_664" href="#jzyy_1_664">(31)</a>值得注意的是，尤其在长女身上，可以看到对父亲的崇拜：男人对第一次取得父亲身份最感兴趣；当母亲被新来者夺走，往往是他安慰女儿，正如他安慰儿子那样，而她会热烈地依恋他。相反，小女儿根本不能完全占有她的父亲；通常她既嫉妒他，又嫉妒姐姐；她会依恋因父亲的喜爱而具有很高威望的姐姐，或者转向她的母亲，或者反抗家庭，在外面寻找援助。在许多家庭里，最小的女儿用其他方式获得一种特权地位。当然，许多情况可以改变父亲的古怪偏爱。但我了解的几乎所有情况都证实这种对长女和幼女的颠倒态度进行的观察。—原注

作者描写分娩，展现粗俗而露骨的大量细节，具有解剖学的细致，挥洒自如的色彩、姿态、喊声，从这喊声里，我再也认不出自己田间少女的自控能力。我感到自己的轻信，惊恐不安，认为自己小姑娘的命运受到威胁……在我看来，其他字句描写撕裂的肉体、粪便、污血……我软绵绵地躺在草地上，仿佛一只刚刚被偷猎者活杀后捎回厨房的小野兔。

<a id="jz_1_665" href="#jzyy_1_665">(32)</a>David（约前1000 —约前962），古以色列国王，统一以色列所有的支派，成为整个民族的实际统治者。

因此，女孩比她的兄弟们远远更加关注性的神秘；当然，她的兄弟们也非常关心；可是，在未来，他们做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并不是他们最操心的；女孩在婚姻中和做母亲时整个命运都将被质疑；她一旦开始预感到其中的秘密，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受到可憎的威胁。母性的魔力消失了，不管她了解情况是早是晚，是否一致，她知道孩子不会偶然出现在母亲的肚子里，不会是一根魔杖让孩子从肚子里出来，她焦虑地寻思。一个寄生体要在她体内长大，她往往不觉得美妙，而是可怕；想到这怪异的肿胀，使她恐惧。婴儿怎么会出来的？即便别人从来没有对她谈起分娩时的喊叫和痛苦，她也听到过片言只语，她看过《圣经》中这句话：“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她预感到她甚至想象不出的折磨；她设想在肚脐部分要动古怪的手术；如果她设想胎儿是从肛门推出来的，她便会为此不安，可以看到有些女孩以为了解生育过程后，会有神经性便秘。给以正确的解释无济于事，肿胀、撕裂和出血的意象会纠缠着她。女孩越是有想象力，对这些景象就越是敏感，没有一个女孩看到这些景象不发抖。柯莱特叙述在她看过左拉描写分娩的章节<a id="jzyy_1_683" href="#jz_1_683">⁽⁵⁰⁾</a>后，她的母亲发现她晕倒了。

<a id="jz_1_666" href="#jzyy_1_666">(33)</a>Bertrand du Guesclin（约1320 —1380），法国战将，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勇无比，被称为完美骑士的典型。

这种处境不是独一无二的。美国黑人部分融合到把他们当做低等阶层的文明中，他们经历的也是这种处境；使比格·托玛斯<a id="jzyy_1_681" href="#jz_1_681">⁽⁴⁸⁾</a>在生活初期感到切肤之痛的正是这种确定不疑的劣等性、这种刻写在肤色上被诅咒的他性，他望着飞机飞过，明白了由于他是黑人而不许上天。小女孩明白了由于是女人，不许她航海、到极地探险、进行千百种冒险、享受千百种快乐，因为她生来属于邪恶的一边。重大的差别是，黑人在抗拒中忍受他们的命运，任何特权都不能弥补他们命运的严酷，而女人被敦促合作。我已经提到过<a id="jzyy_1_682" href="#jz_1_682">⁽⁴⁹⁾</a>，在期望成为至高无上自由的主体的本真要求旁边，有着生存者对放弃和逃遁的非本真愿望；父母和教育者、书籍和传说、女人和男人，使被动的快乐在小姑娘面前闪闪发光；在她的整个童年时代，人们已经教会她品尝这些快乐；诱惑越来越狡诈；由于她的超越性的冲动遇到最为严峻的抗拒，她就越是可悲地做出让步。但是，她在接受被动性时，也同意毫无抗拒地忍受外部强加的命运，这种厄运使她恐惧。无论小男孩是有雄心的、冒失的还是胆怯的，他奔向的是开放的未来；无论他是水手还是工程师，无论他留在田地里还是到城里去，他都会看到世界，会变得富有；他面对意外机会，等待着他的未来，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女孩会成为妻子、母亲、祖母；她会像她的母亲那样持家，她会像自己受到照顾那样照料她的孩子们，她十二岁，而她的历史已经刻写在天上；她从未创造自己的历史，却日渐一日地发现历史早已成形；这种生活的每一阶段事先都能预料到，而每天都不可抗拒地让她朝前走；当她想到这种生活时，她是好奇而又恐惧的。

<a id="jz_1_667" href="#jzyy_1_667">(34)</a>Pierre Terrail，seigneur de Bayard（约1475—1524），法国贵族，参加多次战役，被称为“无畏和无可指责的骑士”。

对于感受到自己是主体、独立、超越性，并且是绝对的个体来说，发现自身低一等是固有本质，这是一种古怪的体验，对于自为确立为主体的人来说，发现自己显示出他性是一种古怪的体验。当小女孩初次接触世界，领悟到自己是一个女人时，她感受到的正是这样。她所属的范畴处处是封闭的，有限制的，受到男性世界的控制：不管她升得多高，冒险到多远，她的头顶上总是有天花板，四周总有挡路的墙壁。男人的神祇在如此遥远的天上，以致对他来说其实没有神祇。小女孩生活在人面的神祇中间。

<a id="jz_1_668" href="#jzyy_1_668">(35)</a>雅絮·戈克莱尔在《蓝色的橘子》中写道：“另一方面，我不再为无法<b>看到</b>天主而痛苦，因为不久以前我成功地把他想象为我故世的祖父的模样；说实话，这个形象确切地说是人的形象；但我已把我祖父的头和胸部分开，心里把它放在蓝天的背景上，白云形成一条项链，把头像神化。”—原注

由于母亲往往丧失她的威望，反抗就变得格外强烈。她显得像在等待、忍受、抱怨、哭闹、大发雷霆，在日常现实中，这个不令人喜欢的角色不会导致任何特殊荣誉；作为受害者，她受到蔑视，作为泼妇，她令人厌恶；她的命运显得像乏味的<b>重复</b>的典范，通过她，生活不断地重复，却到不了任何地方；她被确定在家庭主妇的角色中，中止了生存的扩展，她是障碍和否定。她的女儿希望<b>不要</b>像她。她崇拜那些摆脱了女性身份奴役的女人：女演员、女作家、女教授；她满怀激情地投身于运动、学习，她爬树，撕破衣服，想同男孩子一试高下。她往往给自己选择一个知心女友，和她倾心交谈；这是一种排他性的友谊，像爱情一样，通常包含着对性秘密的分享，小女孩交换她们成功搞到的信息并加以评论。时常形成三角关系，其中一个小姑娘爱上了她女友的兄弟；《战争与和平》中的索尼娅就是这样，成为娜塔莎的知心朋友，爱上了娜塔莎的哥哥尼古拉。无论如何，这种友谊笼罩着神秘，在这个时期，孩子一般喜欢有秘密；她把最微不足道的事当成一个秘密，她就是这样对别人用来对付她的好奇心的故弄玄虚做出反应；这也是一种使自己显得重要的方式；她想方设法要获得这种重要性；她力图介入大人的生活。她编造一些关于大人的故事，对此半信半疑，并在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她同女友们假装对男孩子以蔑视对蔑视；她们结成离群的一伙，嘲笑和讥讽他们。但是，实际上，一旦他们平等地对待她，她受到奉承，便想得到他们的赞同。她希望属于特权等级。在原始部落中，使女人接受男人至高地位的活动，以拒绝她的命运的形式，同样表现在每个新的被接纳者身上，她身上的超越性否定内在性的荒诞。她因受到礼仪规则的侮辱、衣服的妨碍、家务的奴役，并因所有冲动受到阻遏而愤慨不已；在这一点上，人们做过大量调查，这些调查差不多都获得同样结果<a id="jzyy_1_679" href="#jz_1_679">⁽⁴⁶⁾</a>：所有的男孩—例如古代的柏拉图的说法—都表示他们害怕成为女孩，几乎所有女孩都对自己不是男孩感到遗憾。根据哈夫洛克·蔼理士提供的统计，只有百分之一的男孩愿意成为女孩，百分之七十五的女孩宁愿改变性别。根据卡尔·皮帕尔的一项调查（由博杜安在他的著作《儿童的心灵》中提供），在十二至十五岁的二十个男孩中，有十八个说，他们宁愿成为世上的一切东西，也不愿意做女孩；在二十二个女孩中有十个愿意做男孩；她们提出如下的理由：“男孩更好，他们用不着像女人那样受苦……我的母亲会更爱我……男孩从事更有趣的工作……男孩的学习能力更强……我会以吓唬女孩来取乐……我再也不用怕男孩……他们更自由……男孩的游戏更加有趣……他们不受衣服的束缚……”这最后一点看法反复出现，女孩几乎都抱怨受到她们的连衣裙的束缚，没有活动的自由，不得不时刻注意她们的裙子或者容易弄脏的淡色衣衫。大部分小姑娘将近十岁或十二岁时的确是“假小子”，就是说缺乏成为男孩条件的孩子。她们不仅像忍受匮乏和不公正一样忍受这种痛苦，而且，人们强迫她们接受的那一套行为举止是不正常的。在她们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受到阻挡，她们没有使用的活力转为烦躁；她们过于文静的工作消耗不尽过于旺盛的精力；她们百无聊赖，出于无聊，要补偿她们忍受的低下地位，她们耽于愁苦的和浪漫的梦想；她们品味这种轻易能实现的逃遁，失去现实感；她们怀着无序的兴奋，沉浸在激动中；她们缺乏行动，却爱说话，有意将没头没尾的话羼杂严肃的词句；她们被丢在一边，“不被理解”，在自恋的感受中寻找安慰，她们把自己看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孤芳自赏，发出抱怨；自然而然，她们变得爱卖俏和装腔作势，这些缺点在青春期有增无减。她们的不适，表现为不耐烦、发脾气、爱哭泣；她们有流泪的爱好—很多女人以后仍保留这种爱好—大半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这既是对严酷命运的抗议，又是一种惹人怜爱的方式。杜庞卢主教<a id="jzyy_1_680" href="#jz_1_680">⁽⁴⁷⁾</a>写道：“小姑娘非常喜欢哭泣，我知道有几个对着镜子哭，以便双倍地享受这种状态。”她们的大部分戏剧性事件牵涉到家庭关系，她们力图粉碎与母亲的联系：她们时而与母亲是敌对的，时而迫切需要母亲的保护；她们想夺取父亲的爱；她们爱嫉妒、敏感易怒、十分苛求。她们往往编造故事，假设自己是过继的孩子，她们的父母不是真正的双亲；她们让父母过着一种秘密生活；她们想象出彼此的关系；她们乐于设想父亲不被理解、生活不幸，他的妻子不是理想的伴侣，他的女儿倒会是他理想的伴侣；或者相反，母亲感到他粗俗和粗暴是对的，她害怕同他发生一切肉体接触。幻觉、装模作样、幼稚的悲剧性事件、虚假的热情、古怪的行为，必须在孩子的处境中，而不是在女性神秘的心灵中寻找这一切的理由。

<a id="jz_1_669" href="#jzyy_1_669">(36)</a>毫无疑问，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这些天主教国家的女人，比斯堪的纳维亚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新教徒女人更被动得多，更依附于男人，更顺从和更受辱。这大半来自她们本身的态度—崇拜圣母、忏悔，等等—促使她们趋向受虐狂。—原注

我不会说出实情，不管这是多么无辜，因为我在妈妈面前从来没有感到过无辜。她是举足轻重的大人，只要我还没有痊愈，我就怨恨她。在我的内心，有一个活跃的残忍的伤口，我有把握总是重新看到它鲜血淋漓……我不认为她太严厉了；也不认为她没有权利。我认为：不，不，不，我用全力这样说。我不责怪她运用权威这个事实本身，也不责怪她下命令或者作专横的辩护，而是责怪她想制服我。她有时这样说，当她不这样说的时候，她的眼睛这样说，她的声音这样说。或者她对太太们说，在受过惩罚之后，孩子更顺从了。这些话留在我的喉咙里，忘不了，我无法把这些话吐出来，也不能吞下去。这种愤怒，在她面前就是我的罪过，在我自己面前也是我的耻辱（因为说到底，她使我害怕，我只能用几句粗暴的话或者无礼的话作为报复，显示自己），但无论如何这也是我的光荣，只要伤口还存在，只要重复制服、顺从、惩罚、屈辱这些字眼，我就感到无言的狂怒，我就不会被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