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历史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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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jz_1_239" href="#jzyy_1_239">(151)</a>Anne d'Autriche（1601—1666），法国王后，路易十三的妻子。

首先，婚姻的负担对女人来说远远比男人沉重。可以看到，生育的束缚要么公开地，要么秘密地由“节育”来减轻，但是，这没有普遍地展开，也没有严格地实行；由于堕胎正式受到禁止，许多女人要么通过不受监督的堕胎手术损害身体，要么要忍受多次生育。照料孩子和家庭还几乎完全要由女人来承担。特别在法国，反女性主义的传统是这样顽固，以至男人认为分担以前属于女人做的家务就是降低了地位。这就导致女人比男人更难将家庭生活和劳动者的角色调和起来。在社会要求女人做出这种努力的情况下，她的生存要比丈夫艰难得多。

<a id="jz_1_240" href="#jzyy_1_240">(152)</a>Richelieu（1585—1642），红衣主教，路易十三的首席大臣。

这种意愿正在实现。但我们经历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始终属于男人的世界，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大部分父权制文明的体制和价值还残存着。抽象权利还远远没有在各地完全赋予女人：在瑞士，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在法国，一九四二年颁布的法律稍加弱化，但仍然维持丈夫的优越地位。我们刚才说过，抽象权利从来不足以保证让女人具体地控制世界，在两性之间，今日还没有真正的平等。

<a id="jz_1_241" href="#jzyy_1_241">(153)</a>La duchesse d'Aiguillon（1604—1675），黎塞留的侄女。

反女性主义者从对历史的审察得出两个互相矛盾的论据：第一，女人从来没有创造出伟大的东西；第二，女人的处境从来不阻止伟大女性的成长。在这两个断言中，有着自欺；好些有天赋的女人的成功，既不能补偿也不能作为女人整体水平一贯低下的借口；这些成功很少见和很有限的事实，恰好证明了时势对她们是不利的。正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森、普兰·德·拉巴尔、孔多塞、斯图亚特·穆勒、司汤达所赞同的那样，在任何领域，女人从来没有机会。因此，今日她们之中有许多人要求新的地位；她们并非要求使她们的女性气质得到彰显，她们希望像全人类一样，在自己身上超越性压倒内在性；她们希望最终能给予她们抽象的权利和具体的可能性，没有这两者的结合，自由只是一种欺骗。<a id="jzyy_1_348" href="#jz_1_348">⁽²⁶⁰⁾</a>

<a id="jz_1_242" href="#jzyy_1_242">(154)</a>发生在十七世纪中叶，是法国贵族企图抑制王国政府权势增长的行动。

在她们最为成功地确立自身的领域里，就是说在文化领域里，事实是很明显的。她们的命运与文学艺术的命运深入地联结在一起；在日耳曼人中，预言者、祭司的职责由女人承担；因为她们处在世界边缘，当男人通过文化竭力越过他们的宇宙界限，达到他者时，便转向了她们。骑士诗歌的神秘主义，人文主义的好奇心，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繁荣的对美的品味，十七世纪的故作风雅，十八世纪的进步理想，在不同形式中颂扬女性。于是女人成了诗歌的中心、艺术作品的要义所在；女人拥有的闲暇使她们投身于精神的乐趣中，她们作为作家的缪斯、评判者和读者，变成作家的竞争对手；往往是女人使一种感觉方式、一种给男性心灵提供养料的伦理观占据上风，女人以此干预自身的命运，女子教育大半是女性的成果。然而，如果说有知识的女子所起的这种集体作用是重要的，她们的个人贡献总的说来价值却很小。这是因为只有女子在思想和艺术领域占有特殊位置，她才能介入行动；但是艺术和思想活生生的源泉是在行动中，对于想再现世界，又处于世界边缘的人，这不是有利的处境，这里，为了超越既定，仍然首先需要深深植根于其中。当集体处于人类等级的劣势中，个人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玛丽·巴什基尔采娃<a id="jzyy_1_347" href="#jz_1_347">⁽²⁵⁹⁾</a>问道：“穿着裙子，您指望我们去哪儿？”司汤达说：“凡是生为<b>女人</b>的天才，都是为公众幸福送命的。”说实话，人不是生来是天才，是变成天才的；至今女人的地位使这种变化成为不可能。

<a id="jz_1_243" href="#jzyy_1_243">(155)</a>Madame de Montbazon（1610—1657），投石党事件后被流放；La duchesse de Chevreuse（1600—1679），多次参加反政府阴谋；Anne de Montpensier（1627—1693），是欧洲最富有的继承人之一，曾设法搬出巴士底狱的大炮，向国王军队轰击；Anne de Gonzague（1616—1684），参与投石党事件，企图救出被囚禁的贵族。

总的说来，这种干预作用是次要的，断断续续的。女人享受到某些经济自主并参加生产时，她们仍然属于被压迫阶级，作为劳动者，她们比男性劳动者更受奴役。统治阶级中的女人是寄生的，屈从于男性的法律。在这两种情况下，行动几乎不可能。法律和风俗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两者之间建立的平衡使女人从来得不到具体的自由。在古代的罗马共和国中，经济条件给女人具体的权力，但是她没有合法的独立身份；在农业文明和小商贩社会中往往也是这样；女人在家中是主妇—女仆，在社会上是次一等的。相反，在社会解体时期，女人获得解放；但当她不再是男人的臣属时，却失去了她的采邑；她只有一种否定的自由，只通过放荡和挥霍表现出来，在罗马的衰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十八世纪、督政时期<a id="jzyy_1_343" href="#jz_1_343">⁽²⁵⁵⁾</a>就是这样。或者她找到事做，但受到奴役；或者她被解放，但再没有什么事可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已婚女子在社会中有地位，但享受不到任何权利；而单身的正派姑娘或者妓女却有和男人一样的一切权利；然而直至本世纪，她多少被排除出社会生活之外。从权利和风俗的这种相悖中，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悖论：自由的爱情没有被法律禁止，而通奸是一种罪行；然而，往往“犯错误”的少女名誉扫地，而妻子的无行却受到宽恕，从十七世纪至今，大量少女结婚是为了能够自由地找情夫。通过这种巧妙的体制，广大女性受到紧紧的管束。必须出现异乎寻常的情况，女人的个性才能够在这两类抽象或具体的束缚中成功地确立。对于做出了能与男人媲美的业绩的女子，社会体制拥有的力量会超越一切性别差异加以颂扬。伊莎贝拉一世、伊丽莎白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君主。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女性身份在社会上被取消了，不再构成劣势，有过辉煌统治时期的女王，其耀眼程度无比地高于杰出的国王。宗教也经历同样的变化：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圣德肋撒是超越一切生理条件的圣洁灵魂；她们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她们的行动和著述，升至很少有男人达到的高度。我们有权设想，其他女人不能青史留名，是因为她们被禁锢在自身的境况中。她们只能以否定的或者间接的方式干预生活。犹滴<a id="jzyy_1_344" href="#jz_1_344">⁽²⁵⁶⁾</a>、夏洛特·柯黛、薇拉·查苏利奇进行暗杀；投石党的女活动家进行密谋；在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中，女人与男人并肩战斗，反对既存秩序；既然这种自由不意味着权利，也不带来权力，那就允许女人强硬地拒绝和反抗，但禁止她参与积极的建设；至多她成功地通过迂回的道路干预男人的事业。阿斯帕西娅、德·曼特农夫人、于尔森王妃，是别人言听计从的女顾问，还必须有人愿意听取她们的意见。当男人说服女人她是最出色的时，他们是有意夸大这些影响的广度；然而事实上，凡是开始具体行动时，女人的声音便沉默了；她们可以挑起战争，却不能为一场战役出谋划策；她们只有在政治限于搞阴谋时，才能左右政治，真正控制世界的权力从来不在女人手里；她们既没有对技术发展也没有对经济变革采取过行动，她们既没有缔造也没有毁灭过国家，她们没有发现新大陆。某些事件是由她们掀起的，可是她们大半是借口，而不是经手人。卢克雷蒂娅的自杀只有象征价值。被压迫者可以当做牺牲品；在基督教徒受迫害的时期，在社会或国家崩溃之后，女人扮演了这种证人的角色；但是牺牲者从来改变不了世界面貌。甚至妇女的游行和主动精神，也只有在男人决定让它们有效地延续下去时才具有价值。在斯陀夫人周围组织起来的美国女人，激烈地掀起反对奴隶制的舆论，然而南北战争的真正起因不是情感方面的。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的“妇女节”也许加速了俄国革命，不过它只是一个讯号。大多数女英雄都是属于古怪类型的：女冒险家、特立独行的女人，是由于她们命运的特殊性，而不是由于她们行动的重要性才显得与众不同的；因此，贞德、罗兰夫人、弗洛拉·特里斯坦，如果人们把她们与黎塞留、丹东、列宁相比，就会看到，她们的伟大主要是主观性的，这是典范的形象，而不是历史的经手人。伟大人物从群众中产生，他被时势载着走，可妇女群众处在历史的边缘，对她们每一个人来说，时势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跳板。为了改变世界面貌，首先必须牢牢地扎根在其中，但牢牢地扎根在社会中的女人，却是屈从于社会的女人；除非被神力选中—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表现出和男人一样能干—雄心勃勃的女人、女英雄都是怪人。女人直到开始感到自身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才出现了像罗莎·卢森堡、居里夫人<a id="jzyy_1_345" href="#jz_1_345">⁽²⁵⁷⁾</a>这样的例子。她们光辉地表明，不是女人的低下决定了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而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使她们注定了低下。<a id="jzyy_1_346" href="#jz_1_346">⁽²⁵⁸⁾</a>

<a id="jz_1_244" href="#jzyy_1_244">(156)</a>Madame de Maintenon（1635—1719），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妻子。

如果我们对这部历史投以鸟瞰式的一瞥，我们会从中得出几个结论。首先是这个结论：整部妇女史是由男人写就的。同在美国一样，没有黑人问题，这是一个白人问题<a id="jzyy_1_341" href="#jz_1_341">⁽²⁵³⁾</a>；同样，“反犹不是一个犹太人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a id="jzyy_1_342" href="#jz_1_342">⁽²⁵⁴⁾</a>；因此，妇女问题始终是一个男人的问题。可以看到，男人一开始是为何以体力取得精神的威信；他们创造了价值、风俗、宗教；女人从来没有跟他们争夺这种支配权。几个孤立的女人—萨福、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奥兰普·德·古日—对妇女命运的严酷提出抗议；有时会激起集体的示威行动，但罗马妇女联合反对“奥契亚法”，争取参政的盎格鲁—撒克逊妇女只是在男人准备好忍受的情况下，才成功地施加压力。他们总是把女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并没有从女人的利益出发做出这种决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担心、自己的需要。他们尊敬女神—母亲，是因为大自然使他们恐惧，一旦青铜器工具的发明使他们能够反对她的地位，他们便建立起父权制；是家庭和国家的冲突确定了当时女人的地位；基督徒面对天主、世界和自己的肉体的态度，反映在他给女人指定的地位中；中世纪的“女人之争”是教士和非教职人员关于婚姻和单身的争论；正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导致对已婚女子的监护，也正是由男人实现的技术革命解放了今日的妇女。正是男性伦理观的演变，导致许多家庭通过“节育”控制人口，部分地使女人从生育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女权主义本身从来不是一个自主的运动，它部分是政治家手中的一个工具，部分是反映更深刻的社会悲剧的附加现象。女人从来没有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事实上，她们并没有力图作为女性在历史上起作用。要求女人作为肉体、生命和内在性，作为<b>他者</b>出现的理论，是男性的意识形态，绝不表达女性的要求。大多数妇女对命运逆来顺受，不想做出任何行动；企图加以改变的女子不想封闭在她们的特殊性中，不想使它获胜，而是想加以克服。当她们进入世界的进程时，是采取男人的观点、跟男人保持一致。

<a id="jz_1_245" href="#jzyy_1_245">(157)</a>La Princesse des Ursins（1642—1722），法国贵妇，1701—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对西班牙政府施加巨大影响。

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刚刚召开的会议中，要求两性权利的平等受到各国的承认，赞成好几个主张把这种合法地位变为具体现实的提案。因此，看来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在未来，妇女会越来越深入地融合到以前属于男性的社会中。

<a id="jz_1_246" href="#jzyy_1_246">(158)</a>Ninon de Lenclos（1620—1705），法国贵妇，她的沙龙吸引了文学界和政治界的知名人物。

妇女这样参与公众生活，挑起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她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在整整一个时期中，人们力图把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三国际的全会宣称：“只要家庭的概念和家庭关系还残存，革命就还没有起到作用。”尊重自由结合、离婚手续简便、堕胎合法，保证了女人面对男人的自由处境；在产假、托儿所、幼儿园等方面立法，减轻了做母亲的负担。很难通过带偏见的、矛盾的证明，分清她的具体状况；可以肯定的是，今日，生育的要求带来了不同的家庭政策：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而存在，女人同时是劳动者和主妇<a id="jzyy_1_340" href="#jz_1_340">⁽²⁵²⁾</a>。性道德十分严格；一九三六年六月颁布的法律被一九四一年六月七日颁布的法律加强，自此以来，禁止堕胎，离婚差不多被取消；通奸受到风俗的谴责。苏联妇女像所有的劳动者那样紧紧依附于国家，也与她的家庭紧紧联系起来，但参与政治生活并获得生产劳动给予的尊严，她的地位特殊，能够仔细地研究这种特殊性将是很有用的；不幸的是，情况不允许我这样做。

<a id="jz_1_247" href="#jzyy_1_247">(159)</a>Marie Thérese Geo f rin（1699—1777），法国启蒙运动重要人物，她的沙龙在欧洲声誉斐然；Marquise du Deffand（1697—1780），在沙龙中接待作家和百科全书派；Julie de Lespinasse（1732—1776），先协助德方夫人，后自己开设沙龙；Louise d'Epinay（1726—1783），在蒙莫朗西的领地内接待启蒙作家；Claudine Guérin de Tencin（1682—1749），法国女作家，开设沙龙。

一九三六年的宪法第一二二条款提出：“在苏联，妇女在经济、政务、文化、公众和政治的各个生活领域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这些准则被共产国际明确化。共产国际要求：“男女在法律和实际生活中实现社会平等。夫妇权利和家庭法规要彻底改变。承认生育具有社会职能。社会要承担家务、教育孩子和青少年的责任。组织文明的斗争，反对将妇女变成奴隶的意识形态和传统。”在经济领域，妇女取得的成果是辉煌的。她获得与男性劳动力相等的工资，她积极地参加生产；由此，她具有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在法苏协会最近出版的小册子中，提到一九三九年的全国选举，有四十五万七千个女公民入选区、专区、城市和乡村的苏维埃，有一千四百八十个女公民入选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苏维埃，有二百二十七个女公民入选苏联最高苏维埃。将近一千万人加入工会。她们构成苏联工人和职工总数的40%；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有大量女工。众所周知，苏联妇女在多大程度上参加上一次战争；甚至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她们也提供了大量劳动：冶金工业和采矿、放排、铁路，等等。她们以女飞行员、女跳伞员而闻名遐迩，她们组织过游击队。

<a id="jz_1_248" href="#jzyy_1_248">(160)</a>Emilie du Châtelet（1706—1749），法国女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在苏联，女权主义运动获得最广泛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它在知识分子阶层的女大学生中酝酿；她们更多关注个人事业，而不是总体的革命行动；她们“走向人民”，用虚无主义方法反对公共安全秩序防卫部：薇拉·查苏利奇于一八七八年杀死警察厅长特列波夫。在日俄战争中，女人取代了男人的许多工作；她们意识到自身，“俄国争取女权联盟”要求两性在政治上平等；第一届杜马成立了一个争取女权的议会党团，但没有成效。劳动妇女的解放要来自革命。一九〇五年，她们已经广泛参加了在全国展开的群众政治性罢工，她们登上街垒。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发前几天，正值国际妇女节（三月八日），她们在圣彼得堡的街上结队游行，要求面包、和平、丈夫归来。她们参加十月起义；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间，她们在经济方面，甚至在苏联反对入侵者的斗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列宁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将妇女解放与劳动者的解放结合起来；他给予她们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

<a id="jz_1_249" href="#jzyy_1_249">(161)</a>Marquise de Prie（1698—1727），一度是路易十五宫廷中最有权势的女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路易十五的宠姬；Madame du Barry（1743—1793），路易十五的宠姬，大革命时被处决。

拉丁国家像东方国家一样，通过比法律还严厉的风俗压迫妇女。在意大利，法西斯一贯阻挠女权主义发展。奉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寻找教会的同盟，强调尊重家庭，延长妇女奴隶地位的传统，加倍奴役妇女：让女人隶属于政权和丈夫。在德国，情况很不相同。一七九〇年，大学生希佩尔抛出第一个德国女权主义宣言。十九世纪初，与乔治·桑类似的要求情感自由的女权主义盛行。一八四八年，第一个德国女权主义者路易丝·奥托<a id="jzyy_1_335" href="#jz_1_335">⁽²⁴⁷⁾</a>为妇女要求权利，协助改造她们的国家，她的女权主义主要是民族主义的。一八六五年，她创建了“德国妇女总协会”。德国社会党人与倍倍尔一起，要求取消性别不平等。克拉拉·蔡特金<a id="jzyy_1_336" href="#jz_1_336">⁽²⁴⁸⁾</a>于一八九二年进入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可以看到女工协会和社会党妇女组成的联合会出现。一九一四年，德国妇女企图建立一支全国的娘子军，遭到失败，但是她们热烈参与为战争出力。德国败北后，她们获得选举权，参与政治生活；罗莎·卢森堡<a id="jzyy_1_337" href="#jz_1_337">⁽²⁴⁹⁾</a>在斯巴达克斯同盟中与李卜克内西<a id="jzyy_1_338" href="#jz_1_338">⁽²⁵⁰⁾</a>并肩战斗，一九一九年被杀害。大多数德国女人赞成执政党，其中好几位在德国国会占有席位。希特勒重新把拿破仑的理想强加给得到解放的妇女：“Küche，Kirche，Kinder.”<a id="jzyy_1_339" href="#jz_1_339">⁽²⁵¹⁾</a>他宣称：“一个女人的在场会给德国国会蒙羞。”由于纳粹是反对天主教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它给母亲一个有特权的位置；给予未婚母亲和私生子的保护，大半把妇女从婚姻中解放出来；像在斯巴达一样，女人属于国家，而远不是属于任何个人，这比起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女子，所给予的自主既多又少。

<a id="jz_1_250" href="#jzyy_1_250">(162)</a>Louis XV（1710—1774），法国国王。

在瑞典，还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女权主义运动。瑞典女人以古老传统的名义要求“受教育、工作、自由”的权利。尤其是女文人指挥战斗，妇女问题的精神方面首先使她们感兴趣；然后她们组织成一个个强大的协会，争取自由党人，但遭到保守党的敌视。一九〇七年，挪威女人获得选举权，一九〇六年，芬兰女人获得选举权，而瑞典女人还要再等待数年。

<a id="jz_1_251" href="#jzyy_1_251">(163)</a>Charles Collé（1709—1783），法国歌谣作家、戏剧家，著有《酒中真理》等。

然而，只有九个州给予妇女选举权。一九一三年，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根据英国运动模式组织起来。它由两个女子领导：史蒂文斯小姐和一个年轻的公谊会教徒艾丽丝·保尔<a id="jzyy_1_333" href="#jz_1_333">⁽²⁴⁵⁾</a>。她们从威尔逊<a id="jzyy_1_334" href="#jz_1_334">⁽²⁴⁶⁾</a>那里获得准许，举着旗帜、佩戴标志，进行大规模游行；随后她们组织了一场运动：举行演讲会、开大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在妇女获得选举权的九个州中，有选举权的妇女身穿盛装到州政府大厦，要求全国妇女都有选举权。在芝加哥，妇女第一次集合成一个党，旨在解放女性，这次聚会形成“妇女党”。一九一七年，争取参政的妇女创造了一种新策略：她们久久地站在白宫前面，手里举着旗帜，往往把自己锁在铁栅上，让人无法驱赶她们。过了六个月，当局逮捕她们，她们被遣送到奥克斯卡加的教养院，她们绝食，最终获得释放。新的游行带来动乱端倪。政府最后同意在众议院任命一个选举委员会。妇女党执行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一次会议，会议结束时，将赋予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提交给众议院，修正案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投票通过。剩下的是要获得参议院通过。威尔逊不答应施加足够压力，争取参政的妇女重新开始游行；她们在白宫门口举行集会。总统决定向参议院发出吁请，但修正案被两票的多数否决了。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在一九一九年六月投票通过修正案。随后争取两性完全平等的斗争持续了十年。在美洲国家联盟一九二八年于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大会上，妇女取得同意设立一个妇女泛美委员会。一九三三年，《蒙得维的亚公约》以国际公约提高妇女地位。十九个美洲国家签署了给予妇女一切权利平等的公约。

<a id="jz_1_252" href="#jzyy_1_252">(164)</a>Sophie Arnould (1740—1802)，法国女歌唱家；Adrienne Lecouvreur（1692—1730），法国女演员。

美国妇女先是比欧洲妇女获得更多的解放。十九世纪初期，女人要和男人一起参加艰苦的拓荒劳动，和他们并肩斗争；她们人数比他们少得多，因此很受重视。但她们的地位逐渐接近欧洲女人，男人还对她们献殷勤，她们保留着文化特权和家庭内部的统治地位，法律乐意给予她们一种宗教上的和道德上的作用，但是社会的操纵权仍然全部在男人手里。约在一八三〇年有些女人开始要求她们的政治权利。她们也开展一场支持黑人的运动。一八四〇年在伦敦召开的反对奴隶制代表大会一结束，公谊会女教徒柳克丽霞·莫特<a id="jzyy_1_328" href="#jz_1_328">⁽²⁴⁰⁾</a>便创建了一个女权主义协会。一八四〇年七月十八日，在塞尼卡福尔斯召开的年会上，她们起草了一个宣言，其中公谊会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个宣言给美国的整个女权主义定了调。“男女生来是平等的，由造物主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政府建立起来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男人把已婚女人变成一具死尸，虽然她也是公民……他剥夺了耶和华给予的特权，而只有耶和华能够给人指定行动范围。”三年后，斯陀夫人<a id="jzyy_1_329" href="#jz_1_329">⁽²⁴¹⁾</a>写出《汤姆叔叔的小屋》，掀起支持黑人的舆论。爱默生和林肯<a id="jzyy_1_330" href="#jz_1_330">⁽²⁴²⁾</a>支持女权主义运动。当南北战争爆发时，妇女热情地参加；但她们要求给黑人选举权的修正案应这样起草却是徒劳：“不管肤色和<b>性别</b>……都不对选举权构成障碍。”然而，修正案的一个条款含混不清，女权主义的杰出领袖安东尼<a id="jzyy_1_331" href="#jz_1_331">⁽²⁴³⁾</a>小姐以此为借口，与她的十四个同志在罗彻斯特投票；她被判处一百美元罚款。一八六九年，她创立了“全国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同一年，怀俄明州给予妇女选举权。但直到一八九三年，科罗拉多州，然后在一八九六年爱达荷州和犹他州才追随这个榜样。随后的进展十分缓慢。但在经济方面，她们比欧洲妇女成功得多。一九〇〇年，美国有五百万妇女工作，其中一百三十万人从事工业，五十万人从事商业；在商业、工业和所有自由职业中有大量妇女。有女律师、女医生，三千三百七十三个女牧师。著名的玛丽·巴克·艾娣<a id="jzyy_1_332" href="#jz_1_332">⁽²⁴⁴⁾</a>创建了“基督教科学派”。妇女习惯参加俱乐部，一九〇〇年，俱乐部大约有两百万成员。

<a id="jz_1_253" href="#jzyy_1_253">(165)</a>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著有《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等。

新西兰从一八九三年起给予妇女充分的权利；澳大利亚在一九〇八年紧随其后。而在英国和美国，胜利来之不易。维多利亚时代<a id="jzyy_1_321" href="#jz_1_321">⁽²³³⁾</a>的英国严厉地将妇女限制在家中，简·奥斯丁<a id="jzyy_1_322" href="#jz_1_322">⁽²³⁴⁾</a>躲藏起来写作；必须勇气十足、命运异乎寻常，才能成为乔治·艾略特、艾米莉·勃朗特<a id="jzyy_1_323" href="#jz_1_323">⁽²³⁵⁾</a>；一八八八年，一个英国学者写道：“女人不仅不是人，她们甚至不是人类的一半，而是仅仅专用于生育的亚种。”福西特夫人约在上世纪末创立了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但像在法国一样，这是一个小心翼翼的运动。约在一九〇三年，妇女的要求出现突变。潘克赫斯特<a id="jzyy_1_324" href="#jz_1_324">⁽²³⁶⁾</a>一家在伦敦创建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它与工党联合，采取坚定的战斗行动。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看到妇女作为女人做出努力，这给予英国和美国的“争取参政的妇女”的激烈行动以特殊意味。她们在十五年内采取施压政策，在某些方面令人想起甘地<a id="jzyy_1_325" href="#jz_1_325">⁽²³⁷⁾</a>的态度：她们拒绝暴力，或多或少巧妙地发明代用品。她们在自由党大会期间，高举写着“争取妇女选举权”标语的布条，冲进艾伯特纪念堂；她们强行冲进阿斯奎斯爵士<a id="jzyy_1_326" href="#jz_1_326">⁽²³⁸⁾</a>的办公室，在海德公园或者特拉法加尔广场集会，在街上高举标语牌游行，举行演讲会；在游行时，她们侮辱警察，或者用石块袭击他们，以挑起审讯；在监狱里，她们采取绝食策略；她们搜集资金，在自己周围聚集起几百万男女；她们激发起舆论，以至在一九〇七年，有两百个议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支持妇女有选举权；此后，每年，他们当中都有一些人提出一个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法律提案，每年都以同样的论据被否决。一九〇七年，“争取妇女选举权联盟”第一次行进到议会去，有大量围着披巾的女工和一些贵族妇女参加这次行进；警察驱赶她们；但是翌年，由于当局威胁禁止已婚女人进入矿井的巷道工作，兰开夏的女工在“争取妇女选举权联盟”的号召下，在伦敦召开大会。被监禁的争取参政的妇女在一九〇九年以长时间绝食回应新发生的逮捕事件。她们被释放后，又组织了游行，其中一个骑在马上，被人用石灰粉刷，她代表伊丽莎白女王。一九一〇年七月十八日，这一天妇女选举权法要提交给议会，一个九公里长的游行队伍穿过伦敦，冉冉前行；这部法律被否决了，又举行新的大会，又有人被逮捕。一九一二年，她们采取更加激烈的策略：她们焚烧没人住的房子，撕毁油画，践踏花坛，向警察投掷石块；同时，她们一个代表团接一个代表团派遣到劳埃德·乔治、爱德华·格雷<a id="jzyy_1_327" href="#jz_1_327">⁽²³⁹⁾</a>那里；她们躲在艾伯特纪念堂，在劳埃德·乔治讲话时吵吵闹闹地干预。战争中止了她们的活动。很难知道这种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事件的发展。一九一八年，英国女人获得选举权，但带有诸多限制，然后在一九二八年取消了限制，大半是由于她们在战争中的效劳使她们获得了这场胜利。

<a id="jz_1_254" href="#jzyy_1_254">(166)</a>Daniel Defoe（1660—1731），英国小说家，著有《鲁滨逊漂流记》、《莫尔·弗兰德斯》等。

一八七九年，社会党代表大会宣布两性平等，自此以后，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盟不再是秘密，但既然总的说来妇女是要从劳动者的解放中等待自由的到来，她们就只有以次要的方式关注她们自己的事业。相反，资产阶级妇女要求在现存社会中的新权利，她们不让自己成为革命者；她们希望将品行改革引入风俗中：消灭酗酒、色情文学和卖淫。一八九二年，召开了名为女权主义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给这场运动冠名，大会并没有多大收获。一八九七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妇女出庭作证，但是，一个企图登记做律师的法律女博士的请求被驳回。一八九八年，妇女在商务法庭、劳动高级法庭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能进入公共救济事业局委员会和美术学院。一九〇〇年，一次新的代表大会将女权主义者聚集在一起，但是它也没有获得重大成果。一九〇一年，妇女选举权的问题第一次由维维亚尼<a id="jzyy_1_317" href="#jz_1_317">⁽²²⁹⁾</a>在议会上提出，他还提出限制单身女子和离婚女人的选举权。当时，女权运动获得重要进展。一九〇九年，创立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法国联盟，组织者是不伦瑞克夫人；她组织演讲、集会、代表大会、游行。一九〇九年，比松<a id="jzyy_1_318" href="#jz_1_318">⁽²³⁰⁾</a>就迪索苏瓦给予妇女在地方议会选举权的提议提出一份报告。一九一〇年，托马<a id="jzyy_1_319" href="#jz_1_319">⁽²³¹⁾</a>提出一个为女性主张选举权的议案；一九一八年这个议案重新提出，一九一九年众议院通过了这个议案；但在一九二二年参议院否决了它。情况相当复杂。在革命的女权主义、不伦瑞克夫人所谓的独立女权主义之外，要加上基督教女权主义：一九一九年，本笃十五世<a id="jzyy_1_320" href="#jz_1_320">⁽²³²⁾</a>宣布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博德里亚主教和塞蒂扬热神父在这方面作了热烈的宣传；事实上，天主教徒认为，女人在法国代表保守和宗教的因素；这正是激进分子所担心的，他们反对的真正理由，在于他们害怕，要是妇女有选举权，票数会转移。在参议院，许多天主教徒，共和联盟的议员党团，另外还有极左党派，都赞成妇女有选举权，但是众议院中大多数人是反对的。直到一九三二年，众议院运用拖延方式，拒绝讨论关于妇女选举权的议案；但在一九三二年，众议院以三百一十九票对一票通过给予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修正案，参议院开始一场辩论，持续了好几次会议，最后修正案被否决了。在《政府公报》上发表的报导意味深长；其中可以看到反女权主义者在半个世纪的著作中发挥的所有论据，要罗列这些著作会是枯燥乏味的。首先是雅致的、很有风度的论据：我们太喜欢女人，所以不让女人投票；他们以蒲鲁东的方式颂扬“真正的女人”，这种女人接受“要么当妓女要么当家庭主妇”的格言：女人投票会失去魅力，她坐在台座上，不会从上面掉下来；她成为女选民会丧失一切，什么也得不到，她统治男人不需要选票，等等。他们更加庄重地提出家庭利益来反对：女人的位置在家中；政治争论会带来夫妻不和。有些人认为应采取一种有节制的反女权主义。女人不同于男人。她们不要服兵役。妓女要投票吗？还有人狂妄地断言男性的优越：投票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权利，女人与这种负担不相称。她们没有男人聪明，比男人受教育少。如果她们投票，男人就会女性化了。她们没有受过政治教育。她们会听从丈夫的口令去投票。如果她们想自由，首先要摆脱她们的缝纫工作。他们也以一种美妙的天真提出这种论据：在法国女人比男人多。尽管所有这些异议理屈词穷，但要等到一九四五年法国女人才获得政治权利。

<a id="jz_1_255" href="#jzyy_1_255">(167)</a>Desiderius Erasmus （约1469—1536），荷兰人文主义者，著有《愚人颂》等。

至于政治权利，在法国、英国、美国来之不易。一八六七年，斯图亚特·穆勒在英国议会上为妇女的选举权做了第一次辩护，在这以前，还没有人公开辩护过。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强烈要求在家庭和社会内部男女平等。“我深信，以法律名义使一种性别从属于另一种性别的两性社会关系，本身是不好的，形成反对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我深信，这种关系应该让位于完全平等。”在他之后，英国女人在福西特夫人的领导下，在政治上联合起来；法国女人站在玛丽亚·德雷姆<a id="jzyy_1_314" href="#jz_1_314">⁽²²⁶⁾</a>身后，后者在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一年之间在一系列政治演讲中研究妇女命运；她在一场激烈的争论中支持对小仲马<a id="jzyy_1_315" href="#jz_1_315">⁽²²⁷⁾</a>的指责，小仲马向被不忠实的妻子欺骗的丈夫建议：“把她杀死。”列昂·黎希埃才是女权主义的真正奠基者；一八六九年，他提出了“女权”，一八七八年举办了女权国际代表大会；选举权问题尚未涉及；女人只限于要求公民权利；在三十年内，在法国和英国，这个运动仍然十分小心翼翼地进行。但有一个女人于贝尔丁娜·奥克莱掀起了一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她创办了一个组织“妇女选举”和一份报纸《女公民》。许多协会在她的影响下建立起来，但她们的行动不是很有效。女权运动的这种弱点其根源在于内部分裂；说实在的，就像之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女人作为女性，不是相互支持的：她们先是与自己的阶级联结在一起；资产阶级妇女的利益与无产者妇女的利益不相一致。革命的女权主义恢复圣西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再说，必须指出，如路易丝·米歇尔<a id="jzyy_1_316" href="#jz_1_316">⁽²²⁸⁾</a>就反对女权主义，因为这个运动不断转移本来应该全部用于阶级斗争的力量；通过废除资本，妇女的命运才能解决。

<a id="jz_1_256" href="#jzyy_1_256">(168)</a>Cornelius Agrippa von Nettesheim（1486—1535），德国医生、神秘学家、哲学家，查理五世的宫廷秘书。

正是通过参加生产、摆脱生育奴役这两个因素的汇合，女性处境的变化得到了解释。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她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必然要改变。在法国由孔多塞，在英国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a id="jzyy_1_313" href="#jz_1_313">⁽²²⁵⁾</a>在她的著作《为女权辩护》中发起，然后在十九世纪初由圣西门主义者重新掀起的女性主义运动，缺乏具体基础，未能达到目的。目前，妇女的要求将会增加分量。这些要求在资产阶级内部响起。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地产较之动产的重要性减弱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则失去了它的力量。资本的流动性使拥有者不是被他的财产所占有，而是单方面拥有它和支配它。女人正是通过财产基本上依附于丈夫，如果财产被取消，他们的地位就是并列的，甚至孩子们构成的联系，也不能与利益的稳固性相比。因此，个体相对于群体得到确立；这种演变特别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形式取得胜利的美国令人瞩目：离婚在那里很流行，丈夫和妻子只是暂时的合作者。在法国，农村人口很多，《拿破仑法典》保护已婚妇女，演变会是很缓慢的。一八八四年，离婚重新获准，妻子可以在丈夫犯有通奸的情况下获准离婚；然而，在刑罚方面，还维持性别的不同：通奸只有在妻子犯下时才是犯罪。一九〇七年加以限制的监护权，要到一九一七年才解除限制。一九一二年，允许寻找私生子的父亲。必须等到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二年，才会看到已婚妇女的地位改变：当时，废除了女子服从的责任，尽管父亲仍然是家长；他确定住处，但妻子可以反对他的选择，如果她有充足理由的话；她的权利增加了；但说法令人困惑：“已婚女人充分拥有权利。这种权利只受到婚约和法律的限制。”前后两个条款相悖。夫妻平等还没有实现。

<a id="jz_1_257" href="#jzyy_1_257">(169)</a>Antoine Héroët（1492—1568），法国诗人，《完美的女友》是一首哲理诗，阐述柏拉图精神恋爱的观点。

堕胎只有在纳粹之前的德国、一九三六年之前的苏联短时期被正式允许过。尽管宗教和法律屡屡禁止，堕胎在所有国家占有重要地位。在法国，每年有八十万至一百万次—同出生一样多—三分之二的堕胎女人是已婚妇女，许多人已经有一两个孩子。`尽管有偏见、抗拒、过时道德的残存，人们还是看到实现了从自由生育到国家或个人控制的生育。产科学的进步大大减少了分娩的危险；生孩子的痛苦正在消失；最近—一九四九年三月—英国规定，使用某些麻醉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方法已经在美国普遍使用，并开始在法国流传开来。人工授精使人类控制了生育职能。特别是这些变化对女人来说极其重要；她可以减少怀孕次数，使怀孕合理地与她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不是成为生育的奴隶。在十九世纪，轮到女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她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她在极大的程度上免去生育的奴役，可以完成在她面前出现的、保证她彻底独立的经济角色。

<a id="jz_1_258" href="#jzyy_1_258">(170)</a>Guillaume Postel（1510—1581），法国作家、东方学者、语文学家。

是基督教赋予胚胎以灵魂，在这一点上推翻了伦理观；于是堕胎变成了对胎儿本身犯下的罪行。圣奥古斯丁说：“但凡不能按自己的能力生育孩子的女人，就等于杀人一样有罪，企图在怀孕以后伤害自己的女人也一样是犯罪。”在拜占庭，堕胎的女人只受到暂时流放的惩罚；在杀婴的蛮族中，只有在违背母亲的意愿，通过暴力堕胎时才受到指责，只要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就可以补赎。但是，最初几次的主教会议反对这种“杀人罪”，给以最严厉的惩罚，不管胎儿预计有多大。然而一个问题成为无休无止的争论的话题：灵魂什么时候进入身体？托马斯·阿奎那和大部分作者确定大约在第四十天灵魂进入男孩身体，而女孩子是在第八十天；这是有灵魂的胎儿和没有灵魂的胎儿之间的一个分界线。在中世纪，悔罪书宣称：“如果一个怀孕的女人在第四十五天以前让她的胎儿死去，她要悔罪一年。如果是在第六十天结束时，要悔罪三年。最后，如果孩子已经有了灵魂，她应该被看做犯了杀人罪。”然而，悔罪书又说：“一个贫穷的女人由于无力抚育孩子而堕胎，和一个女人只是想隐藏通奸罪而堕胎，两者之间有很大不同。”一五五六年，亨利二世<a id="jzyy_1_309" href="#jz_1_309">⁽²²¹⁾</a>颁布了关于隐瞒怀孕的著名敕令；普通的隐瞒就要处以死刑，由此得出，死刑更有理由用于惩罚堕胎了；事实上，敕令针对的是杀婴罪，但也允许对堕胎的当事人和同谋者处以死刑。有灵魂的胎儿和没有灵魂的胎儿的区分，在十八世纪左右消失了。在这一世纪末，贝卡里亚<a id="jzyy_1_310" href="#jz_1_310">⁽²²²⁾</a>在法国的影响十分巨大，他为不想要孩子的女人辩护。一七九一年的法律原谅不想要孩子的女人，但要惩罚她的同谋者“二十年镣铐”。堕胎是杀人罪的观点在十九世纪消失了，更确切地说，人们把它看做对国家的犯罪。一八一〇年的法律绝对禁止堕胎，否则对堕胎的女人和她的同谋者处以监禁和苦役；事实上，一旦母亲的生命危在旦夕，医生总是选择实施堕胎。甚至由于法律十分严厉，将近世纪末，法官不再执行这一法律，只有极少数人遭到逮捕，五分之四的被控告者获释。一九二三年，一部新法律仍然要求手术的同谋和主刀人服苦役，但是只惩罚女人监禁或罚款；一九三九年，一项新法令专门针对技术人员：不再给予他们任何缓期。一九四一年，堕胎被定为反对国家安全的罪行。在其他国家，堕胎被当做一项轻罪来处理；然而在英国，这是一项重罪，受到监禁或服苦役的惩罚。总体说来，法典和法庭对堕胎的女人要比对同谋者宽容得多。然而，教会一点不宽容。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颁布的教会法宣称：“实施堕胎者，包括母亲，一旦获得实证，都要照例革除教门，latoe sententioe<a id="jzyy_1_311" href="#jz_1_311">⁽²²³⁾</a>。”任何理由都不足为凭，即使母亲面临死亡的危险。最近，教皇还宣称，在母亲的生命与孩子的生命之间，必须牺牲前者，事实上，受过洗礼的母亲可以进入天堂—奇怪的是，并没人考虑到地狱—而胎儿是要永远待在炼狱的。<a id="jzyy_1_312" href="#jz_1_312">⁽²²⁴⁾</a>

<a id="jz_1_259" href="#jzyy_1_259">(171)</a>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他的同胞的信》、《工业体系》等。

至于堕胎，没有一个地方被法律正式准许。罗马法不给予胚胎生命特殊的保护；它不把nasciturus<a id="jzyy_1_307" href="#jz_1_307">⁽²¹⁹⁾</a>看成人，而是看做母体的一部分。Partus antequam edatur mulieris portio est vel viscerum.<a id="jzyy_1_308" href="#jz_1_308">⁽²²⁰⁾</a>在罗马衰落时期，堕胎似乎是一种正常措施，即使立法者想鼓励生育，也不敢禁止。如果妻子不顾丈夫的意愿，不想要孩子，丈夫可以让她受惩罚，不过罪名是不服从丈夫。在整个东方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中，堕胎是被法律允许的。

<a id="jz_1_260" href="#jzyy_1_260">(172)</a>François Rabelais（约1494—1553），法国小说家，人文主义者，欧洲长篇小说的开创者之一，著有《巨人传》等，在《巨人传》第一卷中，约翰修士战胜入侵之敌后，国王为他建造了“德廉美修道院”。

我们已经看到，妇女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她的生育作用和生产劳动的作用如何协调。历史之初，让妇女做家务劳动，禁止她参与建设世界的深刻原因，就是让她屈从于生育职能。在雌性动物身上，有一种发情和季节的节奏配合，保证其节约力量；相反，就女人而言，从青春期到绝经，自然并不限制她的生育能力。某些文明禁止过早结合；可以举出某些印第安人部落，要求保证给女人在两次生育之间至少休息两年；但总的说来，在许多世纪中，女性的生育能力并没有被限制。从古代开始<a id="jzyy_1_302" href="#jz_1_302">⁽²¹⁴⁾</a>，避孕措施一般用在女人身上：用药水、栓剂、阴道塞；但这些措施是妓女和医生的秘密；也许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已经知道这秘密了，讽刺作家责备她们生育少。但是中世纪却不知道这些措施；十八世纪之前找不到这些措施的蛛丝马迹。对很多女人来说，在这段时期里，生活是不断地怀孕；甚至作风轻佻的女人也经历多次怀孕，为她们的放荡付出代价。在某些时代，人类感到必须减少人口数量；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民族担心自身被削弱；在出现危机和贫困的时期，正是通过推迟未婚女人的结婚年龄，实现降低出生率。早婚和女人能怀上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仍是大势所趋，唯有孩子夭折才能减少存活孩子的数目。十七世纪，德·普尔神父<a id="jzyy_1_303" href="#jz_1_303">⁽²¹⁵⁾</a>已经对女人注定的“爱情肿胀”提出抗议；德·塞维尼夫人嘱咐她的女儿避免过多怀孕。但要到十八世纪，马尔萨斯<a id="jzyy_1_304" href="#jz_1_304">⁽²¹⁶⁾</a>主义才在法国发展起来。首先是富裕阶级，然后是全体人民，认为根据父母的收入来限制孩子数目是合理的，避孕方法开始进入风俗。一七七八年，人口统计学家莫罗写道：“不仅仅富有的女人把人类的繁殖看做古代的一种谎言，除了人，一切动物都不知道的这些不祥秘密已经深入到农村；直到村子里，人们都在欺骗自然。”“中止性交”先是在资产阶级中传播，然后在农民和工人中流传开来；已有的用于避免性病的套子变成避孕工具，尤其在一八四〇年左右发现了硫化物以后传播开来。<a id="jzyy_1_305" href="#jz_1_305">⁽²¹⁷⁾</a>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国家里，birth-control<a id="jzyy_1_306" href="#jz_1_306">⁽²¹⁸⁾</a>是正式允许的，而且已经发现了许多方法，能够分解不久以前难以分开的这两种功能：性功能和生育功能。维也纳医学准确地说明了受孕的机理，受孕的有利条件，也启发了回避受孕的方法。在法国，宣传避孕和出售子宫托、阴道塞等等是被禁止的；但是“节育”仍然传播开来。

<a id="jz_1_261" href="#jzyy_1_261">(173)</a>Harpy，希腊神话中司暴风的有翅女怪。

尽管有这一切困难，妇女劳动仍在继续变化。一九〇〇年，在法国，还有九十万家庭女工在制造衣服、皮具、丧葬花圈、手提包、玻璃器皿、巴黎的高级化妆品；但这数目已大大减少了。一九〇六年，42%达到工作年龄的女人（在十八至六十岁之间），在农业、工业、商业、银行、保险业、办公室、自由职业中当雇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劳动力危机，这种变化迅速扩大到全世界。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决定追随这种变化，女人也进入自由职业中。根据第二次大战之前最后一次人口普查，在全部十八到六十岁的女性中，法国有42%在工作，在芬兰有37%在工作，在德国有34.2%在工作，在印度有27.7%在工作，在英国有26.9%在工作，在荷兰有19.2%在工作，在美国有17.7%在工作。但在法国和印度，由于农村劳动很重要，百分比才这样高。如果排除了农村人口，一九四〇年在法国约有五十万企业首脑，一百万女雇员，两百万女工，一百五十万离群索居的女人或者失业的女人。在女工中，有六十五万人在家里工作；一百二十万人在加工工业中工作，其中四十四万人在纺织工业中工作，三十一万五千人在服装业中工作，三十八万人在家里做裁缝。至于商业、自由职业、公共服务业，法国、英国和美国差不多处于同样状况。

<a id="jz_1_262" href="#jzyy_1_262">(174)</a>Mathurin Régnier（1573—1613），法国诗人，著有《讽刺诗》等，抨击当时的风俗。

如果说雇主由于女人接受低工资而迫不及待地欢迎她们，同样的事实却引起了男工的抗拒。在无产者的事业和妇女的事业之间，并没有倍倍尔和恩格斯所认为的如此紧密的团结。这有点类似美国黑人劳工问题。一个社会最受压迫的少数人，情愿让压迫者用做一件武器，反对他们所依附的阶级的全体；同样，她们首先像敌人一样出现，必须对这种处境有更深入的认识，才能让黑人和白人、女工和男工的利益成功地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对抗。可以理解，男工在这种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中，首先看到的是一种可怕的威胁，他们表现出敌意。仅仅当女人结合到工会生活中，她们才能保卫自身利益，不再把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置于危险之中。

<a id="jz_1_263" href="#jzyy_1_263">(175)</a><i>L，Astrée</i>，矫饰文学的代表作（前三部1607—1627），奥诺雷·德·于尔菲（Honoré d'Urfé，1567—1625）所作，第四和第五部由巴尔塔查·巴罗（Balthazar Baro，1590—1650）续写。

在法国，根据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三年进行的调查，女工的日工作时间与男工相等，只得到男性工资的一半。根据一九〇八年的调查，家庭女工每小时的最高收入不超过二十生丁，有的竟至低到五生丁，所以受这样剥削的女人要维持生活，不可能不接受施舍或者没有保护人。在美国，一九一八年，女人的工资只有男人的一半。大约在这个时期，在德国的煤矿开采同样数量的煤，女人得到的大约比男人少25%。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三年之间，法国妇女的工资比男人的工资提高得要快一些，但是她们的工资仍然明显要低。

<a id="jz_1_264" href="#jzyy_1_264">(176)</a><i>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i>和<i>Les Femmes savantes</i>都是莫里哀的喜剧，前者讽刺资产阶级沾染了贵族沙龙的典雅风气，制造了矫揉造作的典雅语言；后者抨击把思辨教育与典雅、假正经结合起来。

女工克制不作为的第二个后果，就是她们要满足于低工资。为什么妇女工资被确定在这么低的水平上？对于这个现象，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取决于各种因素。以女人的需要比男人少作为理由是不充分的，这只是一种后来的辩解。更确切地说，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女人不懂得自卫、反抗剥削者；她们要面对监狱的竞争，监狱把不需要支付劳动力的产品投放到市场上；她们还要互相竞争。另外必须指出，在一个存在夫妻共同体的社会内部，女人力图通过工作解放自己：她属于父亲、丈夫的家，往往满足于给家庭带来一点支持；她在家庭之外工作，却是为了家庭；既然对女工来说，并不用提供家庭的全部需要，她必然会接受远远低于男人所要求的报酬。很多妇女满足于压低的工资，全部妇女工资自然处于对雇主最有利的水平。

<a id="jz_1_265" href="#jzyy_1_265">(177)</a>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诗人，著有《讽刺诗》和《诗的艺术》等，前者的第十首《论女人》抨击女才子。

这种态度导致妇女劳动缓慢地、很晚才走上正轨。必须等到一八七四年才有法律加以干预；尽管在帝国时期<a id="jzyy_1_301" href="#jz_1_301">⁽²¹³⁾</a>开展了运动，只有两个规定涉及女性：一个规定禁止未成年女工晚上干活，要求让她们在星期天和假日歇工；她们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十二小时之内；至于二十一岁以上的女人，只限于禁止她们在矿井和采石场的地底下干活。第一个《妇女劳动宪章》始于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二日：它禁止晚上干活，限制工厂的日工作时间；但它给各种各样的欺诈打开了大门。一九〇〇年，日工作时间限定在十小时；一九〇五年，每周的休息变得必不可少；一九〇七年，女工可以自由支配她的收入；一九〇九年，保证给生产的女人带薪产假；一九一一年，强行恢复一八九二年的规定；一九一三年，规定了关于妇女在生产前后的休息方式，禁止她们做危险的和过分劳累的工作。一个社会法规逐渐建立起来，妇女劳动附有卫生保障：要求女售货员有坐位，户外设摊禁止长期停留，等等。关于妇女劳动的卫生条件、在怀孕的情况下准许请假等，国际劳工组织达成了国际协定。

<a id="jz_1_266" href="#jzyy_1_266">(178)</a>Nicolas Pradon（1632—1698），法国剧作家，曾写出一部《菲德拉》，想击败拉辛；Jean-François Regnard（1655—1709），法国剧作家，曾被海盗劫持到阿尔及尔，著有《赌徒》等；Charles Perrault（1628—1703），法国诗人、童话故事作家，在“古今之争”中力图挣脱古典主义规则的束缚。

一九二〇年，在1 580 967个劳动者中，有239 016个加入工会的女工和女职工，而在农业女工中，1 083 957个人中只有36 193个工会会员，也就是说在总数3 076 585个加入工会的劳动者中，一共有292 000个女人。这是由于忍辱负重和顺从的传统，缺乏团结和集体意识，才使她们面对新出现的可能性，毫无还手之力。

<a id="jz_1_267" href="#jzyy_1_267">(179)</a>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法国古典主义散文家，著有《品性论》；Saint Evremond（1615—1703），法国伦理学家、批评家。

一九一二年，在总数1 064 413个工会会员中，有92 336个女人；

<a id="jz_1_268" href="#jzyy_1_268">(180)</a>Fontenelle（1657—1757），法国散文家，著有《论世界的多元性》、《论寓言之起源》等。

一九〇八年，在总共957 120个工会会员中，有88 906个女人；

<a id="jz_1_269" href="#jzyy_1_269">(181)</a>Fénelon（1651—1715），法国古典散文家、天主教大主教，著有《论女子教育》、《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等。前者指出女孩子的缺点，提出女子教育的方案，强调因材施教，选好家庭女教师，让她们成为好的家庭主妇。

一九〇五年，在总共781 392个工会会员中，有69 405个女人；

<a id="jz_1_270" href="#jzyy_1_270">(182)</a>Charles Rollin（1661—1741），法国作家、历史学家，曾任巴黎大学校长，著有《论学习》、《古代史》等。

十九世纪初期，妇女比男性劳动者更屈辱地受到剥削。家庭劳动构成英国人称之为“sweating system”<a id="jzyy_1_294" href="#jz_1_294">⁽²⁰⁶⁾</a>的东西；尽管要持续劳动，女工所得仍不足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于勒·西蒙在《女工》中，甚至保守派的勒鲁瓦—博利厄<a id="jzyy_1_295" href="#jz_1_295">⁽²⁰⁷⁾</a>在发表于一八七三年的《十九世纪的妇女劳动》中揭露了丑恶的流弊；后者宣称，有二十多万法国女工每天挣不到五十生丁<a id="jzyy_1_296" href="#jz_1_296">⁽²⁰⁸⁾</a>。可以理解，她们急于拥向手工场；再说，在工场之外，不久只剩下针线活、洗衣和家务劳动，都是只支付填不饱肚子的工资的奴隶活儿；甚至花边、针织品等等都被工厂夺走；相反，在棉布、羊毛、丝绸工业中有大量的用工需求。女工尤其用在纺纱和织布车间。老板往往更喜欢她们，而不是男人。“她们干得更好，工资更少。”这种无耻的说法阐明了妇女劳动的悲剧。因为女人正是通过劳动获得做人的尊严的，但这要特别艰苦和缓慢地获得。纺纱和织布是在糟糕的卫生条件下进行的。布朗基<a id="jzyy_1_297" href="#jz_1_297">⁽²⁰⁹⁾</a>写道：“在里昂的边饰车间，有的女人不得不同时用脚和手，几乎吊在皮带上干活。”一八三一年，丝织业女工夏天从凌晨三点钟干到晚上十一点钟，每天干十七小时，诺贝尔·特吕甘说，这是“在阳光从来照不进去的、往往不卫生的车间。这些少女中的一半在学徒期结束之前都得了肺病。当她们抱怨时，别人责备她们装腔作势”<a id="jzyy_1_298" href="#jz_1_298">⁽²¹⁰⁾</a>。另外，代理人奸污年轻女工。《里昂运动真相》的匿名作者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利用需要和饥饿。”有时，妇女兼做农活和工厂的活儿。人们无耻地剥削她们。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注释中叙述道：“工厂主E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糊口的妇女；这种女人要比未婚女人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马克思补充说，“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温柔恭顺的天性，竟成为她们受奴役和苦难的手段。”<a id="jzyy_1_299" href="#jz_1_299">⁽²¹¹⁾</a> G·德维尔在概述《资本论》和评论倍倍尔的著作时写道：“要么做宠物，要么做役畜，女人今日几乎只能如此。不工作的话，她要由男人供养，她累死累活，仍然要由男人供养。”女工的处境是如此悲惨，以至西斯蒙迪<a id="jzyy_1_300" href="#jz_1_300">⁽²¹²⁾</a>、布朗基要求禁止女人到车间。原因部分在于，女人首先不会自卫、组成工会。妇女“联合会”从一八四八年开始出现，开初，这是生产联合会。运动进展极其缓慢，正如下列数字所表明的那样：

<a id="jz_1_271" href="#jzyy_1_271">(183)</a>Claude-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人物，著有《论精神》、《论人、人的智力和教育》等。

这些理论上的争论并没有影响事件的进程，更确切地说，它们犹豫地反映这些事件。女人之所以重新获得史前以来就失去的经济重要性，是因为她摆脱了家庭，在工厂中参加生产。是机器造成这种变化，因为男女劳动者之间体力的差异在大量情况下已经消除了。由于工业突飞猛进，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男性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女人的合作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才是在十九世纪改变了女人的命运、为女人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衡量过这个新时代的全部意义，他们承诺妇女将会因无产者的解放而解放。确实，倍倍尔说：“女人和男劳动者，两者有共同点：他们都是被压迫者。”由于技术发展使两者的生产劳动变得重要，他们将一起摆脱压迫。恩格斯指出，女人的命运与私有制的历史紧密联结在一起；一次灾难使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使女人受到财产的奴役；但是，工业革命是对这种失势的补偿，将导致女性的解放。他写道：“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

<a id="jz_1_272" href="#jzyy_1_272">(184)</a>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法国哲学家、作家、数学家，百科全书派的主将之一，著有《论液体的平衡和运动》、《文学与哲学合集》等。

总体说来，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改革运动，由于是在平等中寻找正义，所以有利于女性主义。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蒲鲁东<a id="jzyy_1_293" href="#jz_1_293">⁽²⁰⁵⁾</a>。也许由于他的农民出身，他激烈反对圣西门的神秘主义；他是农业小地产私有制的拥护者，同时，他认为女人应该被禁锢在家庭中。“要么当家庭主妇，要么当妓女”，这是他把女人禁锢起来的窘境。到那时为止，对女性主义的攻击是由保守派进行的，他们同样猛烈地攻击社会主义：例如，《喧嚷》杂志在这里找到取之不尽的嘲笑源泉；是蒲鲁东打破了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盟；他抨击由勒鲁主持的社会主义妇女的宴会，他斥责让娜·德库安。在《正义》这部著作中，他提出，女人应该始终从属于男人；唯有男人才算得上社会个体；在夫妻之间没有会使人联想到平等的合作关系，而是团结；女人低于男人，首先是因为她的体力只有男性体力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因为她在智力和精神上同等程度地低下：她的总体价值是2×2×2，与男人的3×3×3相比，即等于男性价值的8/27。有两个女人，亚当夫人和德·埃里库夫人回答了他，一个非常坚决，第二个激烈而不够中肯，蒲鲁东通过《淫妇政治又名现代妇女》给以反驳。然而，像所有反女性主义者那样，他对作为男性奴隶和镜子的“真正的女人”说出热烈的连祷文；尽管是这样虔诚，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他给妻子的生活并没有使她幸福，蒲鲁东夫人的信充斥长篇的哀诉。

<a id="jz_1_273" href="#jzyy_1_273">(185)</a>Louis-Sébastien Mercier（1740—1814），法国作家、戏剧理论家，著有《论戏剧或戏剧艺术新论》、《巴黎图景》、《新巴黎》等。

然而，这些顽固的抵抗并不能阻止历史前进；机器的广泛使用摧毁了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劳动阶级解放，相应地推动了妇女解放。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要让女人摆脱家庭，赞同她的解放：柏拉图梦想一种共同体制度，让女人在其中获得自主，与斯巴达女人享有的自主一样。随着圣西门、傅立叶、卡贝<a id="jzyy_1_284" href="#jz_1_284">⁽¹⁹⁶⁾</a>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出现，“自由妇女”的乌托邦产生了。圣西门主张普天下联合的思想，要求废除一切奴役：对工人的奴役和对女人的奴役；这是因为女人像男人一样也是人，圣西门和在他之后的勒鲁、佩格、卡尔诺<a id="jzyy_1_285" href="#jz_1_285">⁽¹⁹⁷⁾</a>都要求妇女解放。不幸的是，这个合理的观点对学派产生充分影响。这个学派以女性的名义颂扬妇女，这是妨碍女性的最可靠的方法。在社会单位即夫妻的名义下，昂方坦<a id="jzyy_1_286" href="#jz_1_286">⁽¹⁹⁸⁾</a>神父想把女人引进每对夫妻中当精神导师，他把这个精神导师叫做夫妇教士；他期待女人—救世主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妇女的同伴”乘船到东方，寻找这个女性救世主。他受到傅立叶将妇女解放和为肉体正名混同起来的影响；傅立叶为所有个体要求服从情感肉欲的自由；他想以爱情代替婚姻；他不是从女人的个体，而是从女人的情爱功能去看待她。卡贝也赞成，伊卡里亚的共产主义能实现性别的完全平等，虽然他只让女人有限地参与政治生活。事实上，女人在圣西门运动中只占有次要地位，唯有克莱尔·巴扎尔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她创办一份名为《新女性》的报纸，并维持了一个短暂时期。其他许多小型杂志随后出现，但它们提出的要求很胆小；它们要求的是女子教育而不是女子解放；卡尔诺，随后是勒古维<a id="jzyy_1_287" href="#jz_1_287">⁽¹⁹⁹⁾</a>，正是致力于提高女子教育。女人作为合作者和生育者的思想延续了整个十九世纪；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这种观点。但妇女解放事业更确切地说由于这些理论失去影响，这些理论非但没有将女人等同于男人，反而使女人与男人对立，承认女人凭借直觉和感情，而不是理性。妇女解放事业也由于拥护者的笨拙而失去影响。一八四八年，女人创办了俱乐部和报纸；欧仁妮·尼布瓦耶出版了《妇女之声》，卡贝与这份报纸合作。一个妇女代表团前往市政厅，要求获得“妇女权利”，但是一无所获。一八四九年，让娜·德库安出现在议会选举中，她展开竞选，陷入了可笑的境地。“维苏威女子”运动和布卢默主义者<a id="jzyy_1_288" href="#jz_1_288">⁽²⁰⁰⁾</a>运动也遭到同样的下场，她们穿着奇装异服散步。当时最明智的女人远离这些运动：德·斯达尔夫人<a id="jzyy_1_289" href="#jz_1_289">⁽²⁰¹⁾</a>为她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为了她的姐妹们的事业斗争；乔治·桑<a id="jzyy_1_290" href="#jz_1_290">⁽²⁰²⁾</a>要求自由恋爱的权利，但她拒绝跟《妇女之声》合作；她的要求尤其是情感方面的。弗洛拉·特里斯坦<a id="jzyy_1_291" href="#jz_1_291">⁽²⁰³⁾</a>相信通过妇女能拯救人民；但她更关注工人阶级的解放，而不是女性的解放。达维德·斯特恩、德·吉拉丹<a id="jzyy_1_292" href="#jz_1_292">⁽²⁰⁴⁾</a>夫人却与女性主义运动联合。

<a id="jz_1_274" href="#jzyy_1_274">(186)</a>Condorcet（1743—1794），法国哲学家、数学家、政治家，百科全书派，著有《伏尔泰传》、《人类精神进步的图景描述》等。

巴尔扎克以更加玩世不恭的方式表达同一理想。“女人的命运和她唯一的光荣，就是使男人的心跳动，”他在《婚姻生理学》中写道，“女人是人们通过婚约获得的一宗财产；她是动产，因为拥有她也就有了这证书；女人确切地说只是男人的从属。”他在这里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资产阶级的反女性主义通过反对十八世纪的淫荡和反对威胁自己的进步思想，增加了活力。巴尔扎克在《婚姻生理学》的开头非常清楚地陈述，这种排除了爱情的制度必然导致女人去通奸，他劝告丈夫严加看管妻子，如果他想避免名誉受损的可笑场面的话。必须不让女人受教育和有文化，必须禁止她去做一切能让她发展个性的事，强迫她穿不舒服的衣衫，鼓励她遵守引起贫血的饮食制度。资产阶级准确地遵循这个纲领；女人在厨房、家务中受奴役，人们小心翼翼地监视她的生活作风；把女人封闭在处世的礼仪中，处世之道妨碍一切独立的企图。作为补偿，人们尊敬她们，彬彬有礼地对待她们。巴尔扎克说：“已婚女人是一个奴隶，必须懂得把她置于宝座上。”凡是在无足轻重的情况下，男人理应在女人面前表示谦敬，为她们让出首要的位置，这是合适的；非但不必让女人去负重，像在原始社会中那样，反而要赶快让她们卸下一切艰苦的任务和一切忧思，这是让她们同时摆脱一切责任。男人希望女人受到轻松生活的欺骗和引诱，会接受担任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他们正是企图将女人禁闭其中。事实是，大部分资产阶级女人投降了。由于她们的教育和寄生的处境使她们从属于男人，她们甚至不敢提出要求，胆敢这样做的女人也得不到什么回应。萧伯纳说过：“如果锁链会带来敬重，那么给人套上锁链比去掉他们的锁链更加容易。”资产阶级女人看重自己的锁链，因为她看重阶级特权。人们不厌其烦地向她解释，她知道，妇女解放会削弱资产阶级社会；从男性那里解放出来，她就不得不工作；她对在私有财产方面的权利从属于丈夫感到不满，却会更加哀叹这种所有制被取消；她感受不到同工人阶级妇女的任何一致，因为她更亲近自己的丈夫，而不是纺织女工。她把丈夫的利益变成自己的利益。

<a id="jz_1_275" href="#jzyy_1_275">(187)</a>Jeanne-Marie Roland（1754—1793），法国女政治家，受过良好教育，热情参加大革命，撰写文章，成为吉伦特党的灵魂，被监禁期间，撰写《回忆录》，最后上了断头台；Lucile Desmoulins（1770—1794），法国政治家德穆兰之妻，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处决。

奥古斯特·孔德<a id="jzyy_1_283" href="#jz_1_283">⁽¹⁹⁵⁾</a>以有点不同的方式也要求性别分等级；他认为在性别之间“有着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根本不同，在所有的动物中，<b>尤其在人类中</b>，这种不同深刻地将两者区分开来”。女性是一种“持续的童年”，这就使女人远离“人类的理想类型”。这种生理上的幼稚，表现为一种弱智；这种纯粹情感的生物的角色，就是妻子和家庭主妇，她不能同男人竞争：“无论领导还是教育，都对她不合适。”正如在博纳尔的著作中，女人被禁锢在家庭里，而在这个小型社会中，父亲统治，因为女人“不能胜任一切治理，哪怕家庭的治理”；女人只能经营和建议。她的教育应该受到限制。“女人和无产者既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创造者，而且他们也不想那样。”孔德预见到，社会的演变会导致完全取消在家庭之外的女性劳动。孔德受到他对克洛蒂德·德·沃的爱情的影响，在他的著作的第二部分颂扬女人，直至将女人等同于神，是伟大存在的表现；在人类的神庙中，实证主义的宗教向人民提议崇拜女人；但是只是因为她的美德，她才配得上这崇拜；而男人在行动时，她却在爱，她比他要利他主义得多。根据实证主义的体系，她仍然被关在家庭中；她被禁止离婚，甚至希望她永远当寡妇；她没有任何经济权利，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她只是妻子和教育者。

<a id="jz_1_276" href="#jzyy_1_276">(188)</a>Jean-Paul Marat（1743—1793），法国政治家、医生和新闻工作者，大革命时期激进的山岳派领袖。1793年7月13日，被吉伦特派支持者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1768—1793）刺杀。

在整个十九世纪，司法不断加强法规的严厉程度，尤其是剥夺女人的一切让与权。一八二六年，复辟时期<a id="jzyy_1_280" href="#jz_1_280">⁽¹⁹²⁾</a>取消了离婚；一八四八年的制宪议会拒绝恢复离婚；离婚直到一八八四年才重新恢复，但仍然很难获准离婚。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一直不够强大，而它明白工业革命带来的威胁；它是以惴惴不安的权威确立的。承袭于十八世纪的思想自由没有动摇家庭伦理；家庭伦理仍然像十九世纪初期的反动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和博纳尔<a id="jzyy_1_281" href="#jz_1_281">⁽¹⁹³⁾</a>所定义的那样。他们将秩序的价值建立在神的意志上，要求一个严格按等级制建立的社会；家庭作为不可分解的社会细胞，将是社会的小宇宙。博纳尔说：“男人之于女人，正如女人之于孩子；政权之于大臣正如大臣之于臣民。”因此，丈夫统治，妻子经营，孩子服从。离婚当然被禁止；女人禁闭在家中。博纳尔还说：“女人属于家庭，而不属于政治社会，大自然创造她们，是让她们照料家务，而不是行使公共职权。”在勒普拉<a id="jzyy_1_282" href="#jz_1_282">⁽¹⁹⁴⁾</a>于十九世纪中叶界定的家庭中，这种等级受到尊重。

<a id="jz_1_277" href="#jzyy_1_277">(189)</a><i>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i>，全名为《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在制宪议会上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