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历史 (第4/5页)

西蒙娜·德·波伏娃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在法国大革命清洗的期间，女人享受到无政府状态的自由。但当社会重新组织起来时，女人重新被严厉地奴役。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法国走在其他国家前面；不过，对现代法国女人来说是不幸的，她的地位在军事专政时期就被决定了；《拿破仑法典》在一个世纪中固定了她的命运，大大推迟了她的解放。就像所有的军人一样，拿破仑只愿意在女人身上看到一个母亲；可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者，他不想粉碎社会结构，给予母亲超过妻子的优势；他禁止寻找父亲；他严厉地限定未婚妈妈和私生子的权利。然而，已婚女人本身虽有母亲的尊严，却也无计可施；封建的悖论延续下来。女孩和母亲都被剥夺了公民的资格，这就禁止她们承担诸如律师、监护人的职责。但单身女人充分享受公民权利，而婚姻保留着监护制。女人应当<b>服从</b>丈夫；如果她通奸，他可以判她监禁，并能跟她离婚；如果他当场捉奸，杀死了有罪的女人，在法律看来，他是可以赦免的；而丈夫只有将一个姘妇带到家中才会被判罚款，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妻子才能与他离婚。由男人确定住在哪里，他对孩子们比母亲有多得多的权利；除非妻子经商，为了让她能承担义务，授权给她是必要的。丈夫的权力同时严格实施在妻子身上和她的财产上。

<a id="jz_1_278" href="#jzyy_1_278">(190)</a>法兰西共和历第二个月，相当于公历10月22日到11月20日。

人们可能认为要等待大革命来改变女性命运。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尊重资产阶级的制度和价值；它差不多专门是由男人来完成的。重要的是强调在整个旧制度时期，劳动阶级的妇女作为女性拥有了最多的独立。女人有权经商，她具有自主从事她的职业所必需的一切才能。她以缝补女工、洗衣女工、抛光女工、零售女商贩等身份参加生产；她要么在家里，要么在小企业中干活；她的物质独立使她在生活作风上有很大的自由：下层妇女可以出门，经常出入小酒店，差不多像男人一样支配自己的身体；她是丈夫的合作者和同等的人。正是在经济方面，而不是在性的方面，她要遭受压迫。在农村，农妇大量参加农业劳动；她被当做女仆；她往往不与丈夫和儿子们同桌吃饭，她比他们干活更辛苦，在疲劳之外，还要加上生育的负担。但正像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那样，她对男人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她也受到尊敬；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思虑是共同的；她在家里行使很大的权威。这些女人正是从她们艰苦的生活中才能确立为人，要求得到权利；但胆怯和顺从的传统压在她们身上：三级会议的备忘录只显示女性所提要求的几乎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些要求只限于此：“男人不能从事属于女人特权的职业。”当然，可以看到在示威游行和骚乱中女人站在她们的男人一边；正是她们到凡尔赛去寻找“面包店老板、老板娘和小伙计”。但不是老百姓领导了革命事业，也不是老百姓摘取果实。至于资产阶级女子，她们中有些热情地与自由事业结合在一起：罗兰夫人、吕西尔·德穆兰<a id="jzyy_1_275" href="#jz_1_275">⁽¹⁸⁷⁾</a>、泰罗瓦涅·德·梅里库；她们当中有一位深刻地影响了事件的进程：夏洛特·柯黛，她暗杀了马拉<a id="jzyy_1_276" href="#jz_1_276">⁽¹⁸⁸⁾</a>。有过一些女性主义运动。奥兰普·德·古日在一七八九年提出一个《女权宣言》，与《人权宣言》<a id="jzyy_1_277" href="#jz_1_277">⁽¹⁸⁹⁾</a>相抗衡；她在这份宣言中要求取消所有的男性特权。一七九〇年，在《贫穷的雅科特的动议》和其他类似的檄文中，可以找到同样的观点；尽管有孔多塞的支持，这些努力都流产了，奥兰普死在断头台上。除了她创办的《不耐烦者报》，还出现了其他小报，但都昙花一现。妇女俱乐部大多与男性的俱乐部一样纷纷涌现，却被后者吸收了。一七九三年雾月<a id="jzyy_1_278" href="#jz_1_278">⁽¹⁹⁰⁾</a>二十八日，当共和与革命妇女协会主席、女演员萝丝·拉贡布在妇女代表团的陪同下，强行进入省议会时，检察官肖梅特<a id="jzyy_1_279" href="#jz_1_279">⁽¹⁹¹⁾</a>在议会中发表讲话，这篇讲话好像从圣保罗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言论中得到启发：“从什么时候起允许女人放弃她们的性别，成为男人呢？……（大自然）对女人说过：做女人吧。照料孩子，做细碎的家务，忍受生育的各种不安，这就是你的工作。”人们禁止她们进入议会，不久甚至禁止她们进入俱乐部理事会，她们曾在那里接受政治上的初步训练。一七九〇年，取消了长子继承法和男性的特权；女孩和男孩在遗产的继承上变得平等；一七九二年，法律准许离婚，由此，婚姻关系不再那么严紧了；但这只是微小的成功。资产阶级的女人与家庭结合得太紧密，以致她们互相之间没有具体的团结；她们不构成一个能强行提出要求的、分隔开来的阶层；在经济上，她们过着寄生的生活。因此，当那些本可以不顾性别参与政治事件的女子因自己所属的阶级受到遏止时，那个行动阶级的女子却被迫作为女人待在一边。当经济权力落到男性劳动者的手里时，女性劳动者要获得过寄生生活的妇女—不管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的女子—永远得不到的权力，就变得可能了。

<a id="jz_1_279" href="#jzyy_1_279">(191)</a>Pierre-Gaspard Chaumette（1763—1794），法国政治家，因其极端民主主义被革命法庭处决。

五

<a id="jz_1_280" href="#jzyy_1_280">(192)</a>拿破仑于一八一四年四月退位，由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登基，然后是查理十世上台。复辟王朝实行君主立宪制。

十八世纪对此也有分歧。一七四四年，在阿姆斯特丹，《关于女人灵魂的争论》的作者宣称：“仅仅为了男人才创造出来的女人，在世界末日到来时不会再存在，因为女人对于为此而创造的对象不再有用了，因此必然得出，女人的灵魂不是不朽的。”卢梭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以不那么彻底的方式让妻子为丈夫和母性作奉献。他断言：“女人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应该与男人相关……女人生来是向男人让步的，并且忍受不公正。”然而，十八世纪的民主思想和个性自由思想对女人是有利的；在大多数哲学家看来，女人是与男性同等的人。伏尔泰揭露她们命运的不公正。狄德罗认为她们的弱势大部分是社会<b>造成</b>的。他写道：“女人啊，我为你们抱屈喊冤！”他认为：“在一切习俗中，民法的残酷与自然的残酷联合起来对付女人。她们受到蠢人一样的对待。”孟德斯鸠自相矛盾地认为，女人应该在家庭生活中从属于男人，但是没有什么阻止她们从事政治活动。“女人成为家庭主妇是违反理性和自然的……她们治理一个帝国却并非如此。”爱尔维修<a id="jzyy_1_271" href="#jz_1_271">⁽¹⁸³⁾</a>指出，女人教育的荒唐造成了她的弱势；达朗贝尔<a id="jzyy_1_272" href="#jz_1_272">⁽¹⁸⁴⁾</a>同意这种观点。在德·西雷夫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经济方面的女性主义悄悄地出现了。但只有梅尔西埃<a id="jzyy_1_273" href="#jz_1_273">⁽¹⁸⁵⁾</a>在他的《巴黎图景》里对女工的贫困表示愤怒，这就牵涉到妇女劳动的根本问题。孔多塞<a id="jzyy_1_274" href="#jz_1_274">⁽¹⁸⁶⁾</a>期待女人能参与政治生活。他认为女人与男人平等，捍卫女人，反驳历来的攻讦：“据说女人……确切地说没有正义感，她们更多是服从感情而不是意识……（但是）并非本性，而是教育、社会生活造成这种不同。”在另一处：“女人越是受到法律的奴役，她们的威望就越是处于危险状态……如果女人不关心保持威望，对她们来说，威望不再是自我保护和摆脱压迫的唯一方法，它就会缩减下去。”

<a id="jz_1_281" href="#jzyy_1_281">(193)</a>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法国作家、政治家，著有《圣彼得堡之夜》等，反对革命学说，主张建立王权和神权；Louis de Bonald（1754—1840），政治哲学家、政治家，极端保王派，是旧制度的捍卫者。

女人所获得的成功，引来了对她们的新抨击；女才子使舆论感到不满；观众为《可笑的女才子》、稍后是《女博士》<a id="jzyy_1_264" href="#jz_1_264">⁽¹⁷⁶⁾</a>喝彩。并非莫里哀与女人为敌：他激烈抨击逼婚，为少女要求情感自由，为妻子要求敬重和独立。相反，波舒哀在他的布道词中不太宽容女子。他宣讲道，第一个女人只是“亚当的一部分和一种缩影，而在精神上几乎是同样的比例”。布瓦洛<a id="jzyy_1_265" href="#jz_1_265">⁽¹⁷⁷⁾</a>对女人的讽刺只是修辞的练习，但引起别人举起盾牌，普拉东、勒尼亚尔、佩罗<a id="jzyy_1_266" href="#jz_1_266">⁽¹⁷⁸⁾</a>愤怒地加以反击。拉布吕耶尔、圣埃弗勒蒙<a id="jzyy_1_267" href="#jz_1_267">⁽¹⁷⁹⁾</a>支持女性。当时最坚决的女性主义者是普兰·德·拉巴尔，他在一六七三年发表了一部笛卡儿观点的著作《论两性平等》。他认为，男人作为强者，处处使男性处于有利地位，而女人出于习惯，接受这种附属地位。她们从来没有机会：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不能根据她们在过去的所作所为来评价她们。没有什么表明，她们低于男人。生理结构显示出差异，但是没有任何差异对男性构成特权。普兰·德·拉巴尔下结论时提出要女人接受坚实的教育。丰特奈尔<a id="jzyy_1_268" href="#jz_1_268">⁽¹⁸⁰⁾</a>为女人写过《论世界的多元性》。费奈隆<a id="jzyy_1_269" href="#jz_1_269">⁽¹⁸¹⁾</a>跟随德·曼特农夫人和弗勒里神父，在他的教育论纲中表现得犹豫不决，而教育界的冉森派教徒罗兰<a id="jzyy_1_270" href="#jz_1_270">⁽¹⁸²⁾</a>却相反，希望女人进行认真的学习。

<a id="jz_1_282" href="#jzyy_1_282">(194)</a>Frédéric Le Play（1806—1882），法国工程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著有《欧洲工人》、《社会改革》等。

可以看到，由于上流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它与精神生活的紧密联系，法国女人的处境更为有利了。然而，舆论很大程度是敌视“女才子”的。在文艺复兴时期，贵妇和有才学的女人掀起一场为女性争地位的运动；从意大利舶来的柏拉图的理论将爱情和女人精神化。大量文人力图捍卫女人。可以看到出现《贞女大帆船》、《太太骑士》等等作品。伊拉斯谟<a id="jzyy_1_255" href="#jz_1_255">⁽¹⁶⁷⁾</a>在《小元老院》中让柯奈莉说话，她犀利地提出女性的指责：“男人是暴君……他们把我们当做玩偶……他们把我们变成洗衣妇和厨娘。”伊拉斯谟要求让女人受教育。柯内留斯·阿格里帕<a id="jzyy_1_256" href="#jz_1_256">⁽¹⁶⁸⁾</a>在一部十分著名的作品《为女性之杰出及崇高辩护书》中，竭力指出女性的优越性。他重新引用《旧约》中的老论据：夏娃意为<b>生命</b>，亚当意为<b>大地</b>。女人是在男人之后创造的，比男人更完善。她出生在天堂，他却出生在天堂外。当她落到水里时，她浮出水面；男人却沉没了。她是用亚当的一根肋骨，而不是用泥土做成的。她的月经治愈所有的疾病，无知的夏娃只犯了小错，而犯罪的是亚当；因此天主让自己是个男人，再说，他复活以后向女人显灵。然后，阿格里帕宣称，女人比男人更有美德。他列举一些“明智的贵妇”，她们可以因性别而自豪，这也是同类辩护的一种老生常谈。最后，他提出一份对男性暴虐的控诉书：“男人暴虐，其行为违反一切权利，侵犯自然的平等而不受惩罚，剥夺了女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她生孩子，与男人一样聪明，甚至比男人更细腻；限制她的活动是不能容忍的，“这显然不是根据天主的命令，不是出于需要，也不是出于理性去做的，而是出于习俗力量、出于教育、出于干活需要，主要出于暴力和压迫”。当然，他没有要求男女平等，而是希望尊重女性。这部作品获得极大成功。《不可攻克的堡垒》是另一篇针对女人的辩护词；埃罗埃<a id="jzyy_1_257" href="#jz_1_257">⁽¹⁶⁹⁾</a>的《完美的女友》沾染了柏拉图的神秘主义。波斯特尔<a id="jzyy_1_258" href="#jz_1_258">⁽¹⁷⁰⁾</a>在一部预示了圣西门<a id="jzyy_1_259" href="#jz_1_259">⁽¹⁷¹⁾</a>学说的有趣的书中，宣布一个新夏娃的到来，这是人类的再生母亲，他甚至以为遇到了她；她死了，也许在他身上再现，瓦卢瓦的玛格丽特要更有节制，在她的《博学而灵活的讲话》中宣称，在女人身上有着神圣的东西。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作为最有效地为女性事业服务的作家，提出以情感神秘主义和贞洁却不假正经的理想来反对风俗的淫荡，她竭力调和婚姻与爱情，以争取女人的荣誉和幸福。当然，女人的敌对者没有放下武器。例如，在回答阿格里帕的《男女两性的争论》里，可以找到中世纪的古老论据。拉伯雷<a id="jzyy_1_260" href="#jz_1_260">⁽¹⁷²⁾</a>在《巨人传》第三卷中对婚姻作了犀利的嘲讽，这是重拾马蒂厄和德尚的传统，在“德廉美修道院”制定法律的却是女人。反女性主义在一六一七年发动新的刻毒批评，这就是雅克·奥利维埃的《女人的不完美和狡猾的基础读本》；在封面上可以看到一幅版画，画着一个女人长着哈比<a id="jzyy_1_261" href="#jz_1_261">⁽¹⁷³⁾</a>的手，她身上覆盖着淫荡的羽毛，用鸡爪栖息，因为她像母鸡一样是个糟糕的家庭主妇，在每个字母下面写上她的一个缺陷。这次又是一个教士重新挑起古老的争论；德·古尔奈小姐通过《男女平等》加以反驳。色情文学《巴那斯和讽刺工作室》攻击女人的生活作风，为了贬低她们，这些假虔诚者援引圣保罗、教父、《传道书》的话。女人也给马图兰·雷尼耶<a id="jzyy_1_262" href="#jz_1_262">⁽¹⁷⁴⁾</a>和他的朋友们的讽刺取之不竭的题材。在另一个阵营中，女人的辩护者重拾阿格里帕的论据，竞相加以评论。博斯克在《正派女人》中提出，要允许女人受教育。《阿丝特蕾》<a id="jzyy_1_263" href="#jz_1_263">⁽¹⁷⁵⁾</a>和整个骑士文学以回旋诗、十四行诗、哀歌等等歌颂她们的事迹。

<a id="jz_1_283" href="#jzyy_1_283">(195)</a>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创立实证主义，著有《实证哲学体系》等。

几乎她所有的作品都用来表达对女性境况的愤怒。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的情况也一样；她也是贵妇，她写作引起了愤慨。她愤怒地写道：“女人像蟑螂或者猫头鹰一样生活，像虫子一样死去。”她受到侮辱和嘲笑，只得在自己的领地里闭门不出；尽管她的气质宽宏，也变得半疯狂了，只能产生荒唐的蹩脚作品。直到十八世纪，平民女子阿芙拉·贝恩成为寡妇以后，才像男人一样以笔耕为生；其他女子追随她的榜样；但即使在十九世纪，她们仍然时常不得不隐藏起来；她们甚至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就是说，她们享受不到物质的独立这种内心自由所必需的条件之一。

<a id="jz_1_284" href="#jzyy_1_284">(196)</a>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空想主义者，著有《论家务和农业的联合》等；Etienne Cabet（1788—1856），法国社会主义者，著有《伊卡里亚旅行记》等。

以致她决不能赎罪！

<a id="jz_1_285" href="#jzyy_1_285">(197)</a>Pierre Leroux（1797—1871），法国哲学家、政治家，宣扬圣西门主义，著有《论人道》等；Pecqueux（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圣西门主义者，著有《论与自由的关系中的物质改善》等；Lazare Hippolyte Carnot（1801—1888），法国政治家，圣西门主义者。

被看做这样自以为是，

<a id="jz_1_286" href="#jzyy_1_286">(198)</a>Barthélemy-Prosper Enfantin（1796—1864），法国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的主要宣传者，创办《生产者报》和《寰球报》。

唉！一个拿起笔的女人

<a id="jz_1_287" href="#jzyy_1_287">(199)</a>Ernest Legouvé（1807—1903），法国作家，著有《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太太的战役》等。

这样，在整个旧制度下，想有所作为的女人最容易接近的是文化领域。然而，没有女人达到但丁或莎士比亚的高峰；这个事实可以通过她们地位的总体平庸来解释。文化从来只是女性精英的特权而不是群众的特权；男性天才往往出自群众；甚至享有特权的女子也会在她们周围遇到障碍，阻止她们到达高峰。什么也不能阻止圣德肋撒、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飞腾，但有上千种情况联合起来反对女作家。在弗吉尼亚·伍尔夫<a id="jzyy_1_253" href="#jz_1_253">⁽¹⁶⁵⁾</a>的小书《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她以创造一个虚构中的莎士比亚妹妹的命运来自娱；当莎士比亚在中学里学会一点拉丁语、语法、逻辑时，她在家中仍然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当他偷猎、跑遍田野、同女邻居睡觉时，她却在父母的眼皮下缝补破衣烂衫；即使她像他一样大胆离家，到伦敦去寻找发财机会，她也不会变成女演员，自由谋生：要么她被领回家去，被强迫出嫁；要么她受到诱惑，被人抛弃，声誉扫地，绝望地自杀。也可以想象她变成一个寻欢作乐的妓女，一个莫尔·弗兰德斯那样的女人，就像丹尼尔·笛福<a id="jzyy_1_254" href="#jz_1_254">⁽¹⁶⁶⁾</a>生动描绘的那样，但无论如何，她不会指挥一支军队和写作悲剧。伍尔夫指出，在英国，女作家总是引起敌意的。约翰逊博士把女作家比做“一条用后腿走路的狗，这不是很好，但令人惊奇”。艺术家比任何人更关注他人的见解；女人紧紧地依赖他人的见解，可以设想，对一个女艺术家来说，需要什么力量才敢对此置之不顾；通常她在这种斗争中耗尽精力。在十七世纪末，身为贵族、没有孩子的温希尔西夫人试图冒险写作；她的作品的某些段落表明，她具有敏感和诗意的本质；但是她在仇恨、愤怒和恐惧中衰竭了：

<a id="jz_1_288" href="#jzyy_1_288">(200)</a>Amelia Jenks Bloomer（1818—1894），美国女改革家，创办妇女杂志《百合花》，争取女权，并提倡一种经她改革的女式长裤。

在十八世纪，女人的自由和独立还要扩大。原则上风俗仍然是严厉的：少女只接受简单的教育；让她结婚或者进入修道院都不需要征得她的同意。资产阶级是上升阶级，它的存在巩固了，强加给妻子严格的道德。但相反，贵族的解体允许上流社会女人最大的放荡，甚至上层资产阶级都受到这些榜样传染；无论修道院还是家庭，都不能约束女人。对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自由再一次是否定的和抽象的：她们仅限于寻找快乐。但是聪明的和有雄心的女子，为自身创造了行动的可能性。沙龙生活获得新发展：人们相当清楚若弗兰夫人、杜·德方夫人、德·莱斯皮纳斯小姐、德·埃皮奈夫人、德·唐森夫人<a id="jzyy_1_247" href="#jz_1_247">⁽¹⁵⁹⁾</a>所起的作用；女人作为保护人、灵感来源，构成作家特别喜爱的读者；她们关注文学、哲学、科学，她们像杜·沙特莱夫人<a id="jzyy_1_248" href="#jz_1_248">⁽¹⁶⁰⁾</a>那样，有自己的物理工作室、化学实验室，她们做实验，她们解剖；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积极地干预政治生活；德·普里夫人、德·马伊夫人、德·沙托纳弗夫人、德·蓬巴杜夫人、杜·巴里夫人<a id="jzyy_1_249" href="#jz_1_249">⁽¹⁶¹⁾</a>轮番统治着路易十五<a id="jzyy_1_250" href="#jz_1_250">⁽¹⁶²⁾</a>；几乎没有一个大臣没有女顾问；以致孟德斯鸠认为，在法国，一切都是由女人完成的；他说，她们构成“国家中的一个新国家”；柯莱<a id="jzyy_1_251" href="#jz_1_251">⁽¹⁶³⁾</a>在一七八九年前夕写道：“她们在法国人中占据着极大优势，她们让法国人这样屈从自己，以致法国人只听从她们去思想和感觉。”在上流社会女子旁边，还有女演员和风流女子，她们享有广泛声誉：索菲·阿尔努、朱丽·塔尔马、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a id="jzyy_1_252" href="#jz_1_252">⁽¹⁶⁴⁾</a>。

<a id="jz_1_289" href="#jzyy_1_289">(201)</a>Germaine de Staël（1766—1817），法国女作家，著有《台尔芬》、《柯丽娜》等。

十七世纪的女性主要在智力方面继续独树一帜；上流社会的生活在发展，文化在传播；在沙龙中女人所起的作用巨大；由于她们没有投身于建设世界，她们有闲暇投身到交谈、艺术和文学中；她们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但是，通过交谈、阅读、私人家庭教师的教育或者公共讲座，她们终于获得了高于她们丈夫的知识：德·古尔奈小姐、德·朗布耶夫人、德·斯居代里小姐、德·拉法耶特夫人、德·塞维尼夫人<a id="jzyy_1_237" href="#jz_1_237">⁽¹⁴⁹⁾</a>在法国享有广泛的声誉；在法国以外，同样的声誉与伊丽莎白王妃、克里斯蒂娜女王<a id="jzyy_1_238" href="#jz_1_238">⁽¹⁵⁰⁾</a>、舒尔曼小姐的名字相连，后者与整个学术界通信。女人由于拥有广博的学问及随之而来的威望，终于干预男人的世界；许多雄心勃勃的女人从文学和爱情决疑论滑向政治阴谋。一六二三年，教皇大使写道：“在法国，一切大事件、一切重大的阴谋往往都取决于女人。”德·孔代王妃制造了“妇女密谋”；奥地利的安娜<a id="jzyy_1_239" href="#jz_1_239">⁽¹⁵¹⁾</a>受到一批女人包围，她乐意听取她们的建议；黎塞留<a id="jzyy_1_240" href="#jz_1_240">⁽¹⁵²⁾</a>乐意倾听德·艾吉永公爵夫人<a id="jzyy_1_241" href="#jz_1_241">⁽¹⁵³⁾</a>的意见；众所周知，在投石党事件<a id="jzyy_1_242" href="#jz_1_242">⁽¹⁵⁴⁾</a>期间，德·蒙巴赞夫人、德·谢弗勒兹夫人、德·蒙庞西埃小姐、德·龙格维尔公爵夫人、安娜·德·贡扎格<a id="jzyy_1_243" href="#jz_1_243">⁽¹⁵⁵⁾</a>和许多其他女人起了什么作用。最后，德·曼特农夫人<a id="jzyy_1_244" href="#jz_1_244">⁽¹⁵⁶⁾</a>做出了一个光辉例证，表明一个灵活的女顾问能对国家事务起到什么影响。女人作为激励者、顾问、阴谋家，以间接方式起到最有效的作用：西班牙的于尔森王妃<a id="jzyy_1_245" href="#jz_1_245">⁽¹⁵⁷⁾</a>统治时具有更多的威望，可是她的生涯短促。在这些杰出贵妇之外，有几类人物在摆脱资产阶级束缚的圈子里确立地位；可以看到出现一种新类型人物：女演员。一五四五年，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出现在舞台上；一五九二年，仍然只有一个女演员；十七世纪初，大部分女演员都是男演员的妻子；随后她们在职业和私生活中取得独立。至于交际花，在弗丽内、英佩里亚以后，在尼侬·德·朗克洛<a id="jzyy_1_246" href="#jz_1_246">⁽¹⁵⁸⁾</a>身上找到最完美的体现：她善于利用自己的性别，并超越它；由于生活在男人中间，她具有男性的优点；作风的独立使她倾向于精神独立，尼侬·德·朗克洛将自由发展到当时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极限。

<a id="jz_1_290" href="#jzyy_1_290">(202)</a>George Sand（1804—1876），法国女作家，著有《魔沼》等。

但事实上，这些机会是很不平均的；在十六世纪，女人仍然很少受教育。布列塔尼的安娜<a id="jzyy_1_233" href="#jz_1_233">⁽¹⁴⁵⁾</a>将很多女人叫到不久以前只看得到男人的宫廷里；她千方百计组织一队陪伴王后的少女，她关心她们的教育，胜过关心她们的修养。在这些不久便以思维、知识、著述脱颖而出的女子中，大部分是贵妇：德·雷斯公爵夫人、德·利涅罗勒夫人、德·罗昂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儿安娜；最著名的是王妃：玛戈王后和纳瓦拉的玛格丽特<a id="jzyy_1_234" href="#jz_1_234">⁽¹⁴⁶⁾</a>。佩尔内特·杜·吉耶<a id="jzyy_1_235" href="#jz_1_235">⁽¹⁴⁷⁾</a>好像是一个平民女子；但路易丝·拉贝<a id="jzyy_1_236" href="#jz_1_236">⁽¹⁴⁸⁾</a>可能是一个高级妓女，无论如何，她的生活作风极为自由。

<a id="jz_1_291" href="#jzyy_1_291">(203)</a>Flora Tristan（1803—1844），法国女政治活动家，著有《贱民的跋涉》、《工人团结》等。

随后的几个世纪，在那些地位或财产使之从日常道德中解放出来的女人中，这种放荡也是可以看到的自由的主要形式；日常道德从总体上说像中世纪时一样严格。至于要积极地实现自由，仍然只有一小部分人做得到。王后总是有特权的：卡特琳娜·德·梅迪奇、伊丽莎白一世、伊莎贝拉一世<a id="jzyy_1_231" href="#jz_1_231">⁽¹⁴³⁾</a>都是杰出的女君主。有几个杰出的圣女也受到尊敬。阿维拉的圣德肋撒<a id="jzyy_1_232" href="#jz_1_232">⁽¹⁴⁴⁾</a>的惊人命运几乎可以与圣凯瑟琳的命运以同样方式来解释：她在信仰天主中汲取对自身的牢固信念；她将适合于自己身份的品德升到最高点，让自己得到听她忏悔的神父和基督教世界的支持，由此她可以摆脱一个修女的普通地位；她创建修道院，管理修道院，她漫游、工作，以一个男人敢于冒险的勇气坚持下去；社会没有给她设置障碍；甚至写作也不是一种大胆行为，听她忏悔的神父要她这样做。她出色地表现出，一旦出于惊人的偶然，给了一个女人通常给予男人的机会，她也可以达到男人一样的高度。

<a id="jz_1_292" href="#jzyy_1_292">(204)</a>Delphine de Girardin（1804—1855），法国女作家，写作小说和戏剧，著有《巴黎通信》等。

有人说过，女人的法定地位从十五世纪初到十九世纪几乎没变；但是，在享有特权的阶级中，她的具体处境却在变化。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一个个性自由发展的时期，有利于孕育各种各样不分性别的、强有力的个性。可以看到一些强有力的女君主，诸如阿拉贡女王胡安娜、那不勒斯的乔瓦娜、伊莎贝尔·德·埃斯特<a id="jzyy_1_226" href="#jz_1_226">⁽¹³⁸⁾</a>；其他女性是无所顾忌的冒险家，像男人一样拿起武器：诸如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的妻子为弗利<a id="jzyy_1_227" href="#jz_1_227">⁽¹³⁹⁾</a>的自由而斗争；希波莉塔·菲奥拉曼蒂指挥米兰公爵的军队，在帕维亚<a id="jzyy_1_228" href="#jz_1_228">⁽¹⁴⁰⁾</a>围城战中，她指挥一连贵妇开到城根。为了保卫城市，反对蒙吕克<a id="jzyy_1_229" href="#jz_1_229">⁽¹⁴¹⁾</a>，锡耶纳的女人组成了三支队伍，每一支队伍有三千个人，由女人指挥。其他意大利女人以学问或才能闻名：诸如伊索拉·诺加拉、维罗尼卡·甘巴拉、加斯帕拉·斯坦帕拉、米开朗琪罗的女友维多利亚·柯隆纳，尤其是洛伦佐·德·梅迪奇和朱利亚诺·德·梅迪奇的母亲卢克雷齐亚·托尔纳博尼，她写过颂歌、施洗约翰<a id="jzyy_1_230" href="#jz_1_230">⁽¹⁴²⁾</a>和圣母的传记。在这些与众不同的女子中间，大部分都是高级妓女；精神自由加上生活作风的自由，其中许多人通过她们从事的职业获得经济自主，得到男人敬重和赞赏；她们保护艺术，关注文学、哲学，自己也常常写作或绘画：伊莎贝尔·德·卢纳、卡塔里娜·迪·圣切尔索、诗人兼音乐家英佩里亚，她们恢复阿斯帕西娅和弗丽内的传统。但对许多人来说，自由还只不过具有放荡的外貌，意大利的贵妇和妓女的狂饮滥喝和所犯罪恶是传奇性的。

<a id="jz_1_293" href="#jzyy_1_293">(205)</a>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无政府主义之父，著有《什么是所有权》、《贫困的哲学》等。

事实上，这场争论只间接地牵涉到女人。谁也没有想过为她们要求不同于加在她们身上的社会角色。更确切地说，是要对照教士的生活和婚姻状况，就是说，这是由教会对婚姻的态度模棱两可引起的男性问题。后来路德<a id="jzyy_1_225" href="#jz_1_225">⁽¹³⁷⁾</a>拒绝教士的独身制，解决了这个冲突。女性状况没有受到这场文学论战的影响。笑剧和小故事诗的讽刺，在嘲笑社会如此这般的同时，并不想改变它，它嘲弄女人，但丝毫不对女人搞阴谋诡计。骑士诗歌赞颂女性，但这样的崇拜并没有带来两性平等。“争论”是反映社会态度，而不是改变社会态度的次要现象。

<a id="jz_1_294" href="#jzyy_1_294">(206)</a>英文，<b>血汗体系。</b>

争论在十五世纪继续进行。《婚姻十五乐》<a id="jzyy_1_222" href="#jz_1_222">⁽¹³⁴⁾</a>的作者善意地描绘可怜丈夫的不幸。厄斯塔什·德尚<a id="jzyy_1_223" href="#jz_1_223">⁽¹³⁵⁾</a>关于同样的题材写过一首没完没了的长诗。正是在这时期，开始了<b>玫瑰传奇之争</b>。人们破天荒第一次看到女人拿起笔来保卫自己的性别；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在《给爱神的书简诗》中激烈地抨击教士。教士立即起来保卫让·德·默恩；但巴黎大学的主事热尔松<a id="jzyy_1_224" href="#jz_1_224">⁽¹³⁶⁾</a>站在克里斯蒂娜一边，他用法语起草论文，为了让更多读者看得懂。“坦率者”马丁将难以理解的《贵妇的头巾》投入战场，人们在两百年后还在阅读这部作品。克里斯蒂娜重新介入。她特别要求允许女人受教育：“如果习俗让少女上学，让她们一起学科学，就像对待儿子那样，她们便能同样完美地学会并理解所有的技艺和科学，如同男孩子那样。”

<a id="jz_1_295" href="#jzyy_1_295">(207)</a>Jules Simon（1814—1896），法国政治家、哲学家，著有《女工》、《劳动》等；Paul Leroy-Beaulieu（1843—1916），法国经济学家，创办《法国经济学家》，著有《财富分配》等。

对此，反对者反驳说，基督先向女人显灵是因为他知道女人多嘴多舌，而他急于让人知道他已复活。

<a id="jz_1_296" href="#jzyy_1_296">(208)</a>法国辅币名，等于法郎的百分之一。

女人高于男人之处如下。在物质上：因为亚当是用泥土做的，而夏娃是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做的。在地点上：因为亚当是在天堂之外创造的，而夏娃是在天堂里创造的。在受孕上：因为女人孕育了天主，这是男人做不到的。在显灵方面：因为基督死后向一个女人即抹大拉显灵。在赞颂方面：因为女人受到的赞颂在众天使之上，她就是慈悲为怀的马利亚……<a id="jzyy_1_221" href="#jz_1_221">⁽¹³³⁾</a>

<a id="jz_1_297" href="#jzyy_1_297">(209)</a>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家，主张采取冒险行动，组织秘密会社，密谋起义。

他抨击婚姻将男人置于奴役状态，让男人注定受骗；他对女人发出激烈的指责。女人的辩护者们在回答中竭力表明女人的优越性。下文是其中几个论据，女性的辩护者一直到十七世纪都从中借鉴：

<a id="jz_1_298" href="#jzyy_1_298">(210)</a>诺·特吕甘《一个无产者的回忆和冒险》，转引自E·多莱昂斯《工人运动史》第一卷。—原注。

爱是含情的仇恨

<a id="jz_1_299" href="#jzyy_1_299">(211)</a>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41页。

爱是憎恶的国度，

<a id="jz_1_300" href="#jzyy_1_300">(212)</a>Jean de Sismondi（1773—1842），瑞士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新原则》、《政治经济学研究》、《意大利共和国史》等。

总的说来，事实上中世纪男人的看法对女人很不利。当然，骑士爱情诗人歌颂爱情；可以看到许多<b>爱情艺术</b>，其中有安德烈·勒沙普兰的诗歌和著名的《玫瑰传奇》<a id="jzyy_1_220" href="#jz_1_220">⁽¹³²⁾</a>，纪尧姆·德·洛里在诗中激励年轻人投身于为贵妇效劳。但与这种受到行吟诗人影响的文学相对照的是狡狯地抨击女性、体现市民思想的作品：小故事诗、笑剧、故事诗，指责她们懒惰、爱卖弄风情、奢华。女人最坏的敌人是教士。他们指责的是婚姻。教会主持婚配，却禁止基督教的精英人物结婚，这里有一个矛盾，它是“女人之争”的根源。在《玫瑰传奇》第一部分写出之后十五年发表的《马蒂厄的哀叹》中，这种矛盾得到有力的揭示；后者在一百年后译成法文，在当时十分著名。马蒂厄娶了一个女人后，失去了他的“教士身份”；他诅咒他的婚姻，诅咒女人和一般意义的婚姻。既然在婚姻和教士身份之间不可调和，为什么天主创造出女人呢？在婚姻中不可能存在平静，这一定是魔鬼所为；或者天主那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马蒂厄希望在末日审判时，女人不要复活。但天主回答他，婚姻是一个炼狱，由此可上天堂；马蒂厄在梦中被送到天堂，看到一群丈夫喊着“看啊，看啊，真正的受难者”来迎接他。让·德·默恩也是一个教士，可以看到他所写的部分受相同灵感的启发；他敦促年轻人摆脱女人的枷锁；他首先攻击爱情：

<a id="jz_1_301" href="#jzyy_1_301">(213)</a>指拿破仑创立的帝国（1804—1814）。

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看到，一个女人很少有行动的可能，或者简单地说自我表现的可能：在劳动阶级中，经济压迫取消了性别的不平等；但是，它也夺走了个人的所有机会；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中，女人作为女性受到侮辱，她只有过寄生的生活；她很少受教育；必须出现异乎寻常的情况，她才能设想和实现具体的计划。王后、女摄政者拥有这罕见的幸福：她们的崇高地位激励她们超越自己的性别；在法国，萨利克法典<a id="jzyy_1_214" href="#jz_1_214">⁽¹²⁶⁾</a>禁止女人继承王位；但是在丈夫身边、在他们死后，她们有时起很大的作用：圣克洛提尔达、圣拉德贡达、卡斯蒂利亚的布朗什<a id="jzyy_1_215" href="#jz_1_215">⁽¹²⁷⁾</a>就是这样。修道院生活使女人独立于男人，有些女修道院院长具有很大权力；爱洛依丝<a id="jzyy_1_216" href="#jz_1_216">⁽¹²⁸⁾</a>既作为女修道院院长又因为她的爱情而闻名。在将女人与天主结合在一起的神秘的、因而是自主的关系中，女性心灵汲取了男性心灵的灵感和力量；社会给予她们的尊敬，使她们能够完成艰难的事业。贞德的经历属于奇迹，再说，这仅仅是短暂的征战。但锡耶纳的圣凯瑟琳<a id="jzyy_1_217" href="#jz_1_217">⁽¹²⁹⁾</a>的故事是含义深远的；她在锡耶纳完全正常的生活中，通过仁慈和表现强烈内心生活的异象，获得了显赫的声誉；这样，她得到了成功所必需的威望，这威望是女人一般说来缺乏的；人们求助于她的影响去劝勉死刑犯，挽回迷途的人，平息家庭和城邦之间的争端。她受到崇尚她的群体的拥护，正是这样，她得以完成调解的使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宣讲要听命于教皇，与各地主教和各国君主保持广泛的通信，最后被佛罗伦萨选为使者，到阿维尼翁<a id="jzyy_1_218" href="#jz_1_218">⁽¹³⁰⁾</a>去寻找教皇。王后们以神圣的权力，圣女们以光辉的品德，在社会中获得支持，这种支持使她们能与男人比肩。相反，对于其他女人，人们要求默默的谦逊。像克里斯蒂娜·德·皮桑<a id="jzyy_1_219" href="#jz_1_219">⁽¹³¹⁾</a>这样一个女人的成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机会，不过她还必须守寡和负担孩子，才能决定以自己的笔去谋生。

<a id="jz_1_302" href="#jzyy_1_302">(214)</a>“已知最古老的避孕方法可能记载于公元前两千年的一张埃及纸莎草上，上面建议将鳄鱼粪便、蜜、泡碱和一种树胶的古怪合成物放入阴道中。”（P·阿里埃斯《法国人口史》）中世纪的波斯医生了解三十一种避孕方法，其中只有九种是用于男人的。在哈德良时代，索拉诺斯解释说，在射精时，不想要孩子的女人应该“屏住呼吸，身体向后退一点，让精液不能进入‘子宫’，马上起来，蹲下去，并且打喷嚏”。—原注

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法国单身女人的处境；她享受到合法的独立，与妻子受奴役的地位对比鲜明；她是一个异常的人；因此，风俗急匆匆地要收回法律给予她的一切；她拥有一切世俗权利；但这是抽象的、空洞的权利；她既不拥有经济自主，也不拥有社会尊严，一般说来，老姑娘躲藏在父亲家庭的暗影中，或者在修道院内找到她的同类，她在那里要么不服从，要么犯罪，没有其他形式的自由，如同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只有以生活放荡来自我解放。只要她们的解放是否定的，这种否定性便是女人的命运。

<a id="jz_1_303" href="#jzyy_1_303">(215)</a>参阅《女才子》（1656）。—原注

查理曼颁布敕令极端严格禁止卖淫是徒劳的，圣路易<a id="jzyy_1_205" href="#jz_1_205">⁽¹¹⁷⁾</a>在一二五四年下令驱逐妓女，在一二六九年下令摧毁妓院都是徒劳的，儒安维尔<a id="jzyy_1_206" href="#jz_1_206">⁽¹¹⁸⁾</a>告诉我们，在达米埃塔<a id="jzyy_1_207" href="#jz_1_207">⁽¹¹⁹⁾</a>，妓女的帐篷与国王的帐篷连在一起。后来，查理九世<a id="jzyy_1_208" href="#jz_1_208">⁽¹²⁰⁾</a>在法国的努力，十八世纪玛丽·特蕾西亚<a id="jzyy_1_209" href="#jz_1_209">⁽¹²¹⁾</a>在奥地利的努力，同样归于失败。社会结构使卖淫必不可少。叔本华<a id="jzyy_1_210" href="#jz_1_210">⁽¹²²⁾</a>后来夸大其辞地说：“妓女是在一夫一妻制祭坛上的人肉祭献。”欧洲的一个伦理学史家莱基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作为恶习的最高典型，她们是德行最积极的守护者。”人们正确地将她们的地位与常常与之等同的犹太人相提并论<a id="jzyy_1_211" href="#jz_1_211">⁽¹²³⁾</a>：高利贷、非法买卖就像婚外性行为一样，受到教会禁止；但是社会不能缺少金融投机，也不能缺少卖淫，这些职能因而转移到受诅咒的阶层，人们把这些活动圈在犹太人区域或者特定街区中。在巴黎，受到<b>小范围治</b><b>理的</b>女人在<b>狭小肮脏的住所</b>里干活，她们早上来到，傍晚在宵禁开始时离开；她们住在某些街道，没有权利离开那里，在大部分城市中，妓院位于城外。就像犹太人一样，人们强迫她们在衣服上戴上不同的标记。在法国，通常是用一根指定颜色的饰带悬挂在一个肩膀上；往往禁止她们穿正派女人的绫罗绸缎、皮裘和戴首饰。她们<b>理所当然</b>声名狼藉，没有任何办法对抗警察和法官；只消几个邻居提出要求，便可以把她们赶出住所。对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艰难、悲苦。有些妓女关在妓院中。一个法国旅行家安东尼·德·拉兰留下了十五世纪末巴伦西亚<a id="jzyy_1_212" href="#jz_1_212">⁽¹²⁴⁾</a>的一所西班牙妓院的描述。他说，这个地方“像一座小城市那样大，四面有围墙封住，只有一扇门。门前竖起一个绞刑架，是为可能呆在里面的坏蛋准备的；门口有一个男人不让守候的人随便进去，他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有钱，并愿意付钱给他，他会给他们好处，他们的钱不会丢失；而如果他们有钱，却不付钱，万一夜里有人偷了他们的钱，门卫概不负责。这个地方有三四条街遍布妓院，每一个里面，胸脯丰满的妓女穿着天鹅绒和绸缎。有两三百个妓女；她们的屋子里都是上好的床单。费用是四个银币，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大数目……那里有小酒店。只有在傍晚或夜里才能透过热闹气氛，重新看到这地方亮如白昼，因为她们这时坐在门口，漂亮的挂灯照射着她们，可以更好地观看她们。有两个医生住在城里，每个星期来看妓女，了解是否有病或有其他隐情，再将她们赶出这个地方。如果城里出现疫病，这里的贵族老爷就会下令让她们自作安排，妓女便被打发到她们愿意去的地方。”<a id="jzyy_1_213" href="#jz_1_213">⁽¹²⁵⁾</a>此书的作者对组织严密的警察感到吃惊。许多妓女是自由的；有些挣钱很多。如同罗马的高级妓女，高等的卖笑生涯提供了比“正派女人”的生活更多自由的可能性。

<a id="jz_1_304" href="#jzyy_1_304">(216)</a>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主张控制人口，著有《人口原理》等。

在所有这些国家，“正派女人”屈从于家庭的后果之一是存在卖淫。妓女被伪善地维持在社会边缘，完成最为重要的作用之一。基督教蔑视她们，但把她们当做必不可少的罪恶加以接受。圣奥古斯丁说：“取消妓女，就会使社会被放荡扰乱。”后来托马斯·阿奎那—或者至少以他的名字在《论君主政治》第四卷署名的神学家—宣称：“从社会内部去掉妓女，放荡就会以各种混乱来扰乱社会。妓女在一个城邦中，正如垃圾场在一座宫殿中一样，取消垃圾场，宫殿就会变成一个污秽和发出恶臭的地方。”在中世纪早期，流行极度放荡的风俗，不需要妓女；但是，当资产阶级家庭形成，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时，就必须让男人到家庭外面去寻找快乐。

<a id="jz_1_305" href="#jzyy_1_305">(217)</a>“一九三〇年左右，一个美国商号一年内出售了两千万个避孕套。十五个美国工厂每天生产一百五十万个避孕套。”（P·阿里埃斯）—原注

在中世纪，女人还保留着某些特权：在乡村，她参加居民集会和基层会议，为的是选举三级会议的议员；丈夫只对家具拥有权威，而要让与不动产，必须得到妻子的同意。正是在十六世纪延续了整个旧制度的法律才汇编完成；在这个时期，封建风俗完全消失了，没有什么保护女人反对男人要把她们锁在家庭中的企图。对女人极为蔑视的罗马法的影响发挥了作用；如同在古罗马时代，对女性的愚蠢和脆弱的激烈抨击，起源不在法典中，而是作为证据出现的；然后男人才找到行动理由，就像这样做很合适似的。在《果园之梦》中，可以读到：“在女人的坏品行中，我<b>理所当然</b>感到，第一，女人就本性来说罪有应得……第二，女人就本性来说非常吝啬……第三，她们的意图来得非常突然……第四，女人就其意图来说是邪恶的……第五，她们爱耍花招……再者，女人爱说假话，因此，按照民法，女人不能在遗嘱中作为证人……再者，女人总是做与别人吩咐她去做的相反的事……再者，女人信口开河，袒露自己的罪孽和耻辱。再者，她们刁钻狡诈。圣奥古斯丁老爷说过：‘女人是一头牲畜，既不坚定，又不稳定。’丈夫无法理解女人的仇恨，她邪恶得要命，是一切争吵和争辩的根源，给伤风败俗开辟了道路。”大约在这个时期，类似的文字竞相出现。这一篇文字引人注目的是，每一个指责都为法典反对女人和造成她们卑下处境的一项条款作辩解。当然，禁止她们做一切“男性的事务”；人们又恢复韦利奥斯·帕特库洛斯提出的剥夺她们一切世俗权利的元老院法令；长子继承权和男性特权把她们置于次要地位，以便收回父亲的遗产。单身姑娘仍然在父亲的监护之下；如果他没有嫁出她，一般把她关进修道院。允许未婚母亲寻找孩子父亲，但她只有权索取分娩费用和孩子的抚养费；她结婚后受丈夫管辖：他确定住所，管理家庭生活，如果她通奸就休掉她，把她关进修道院，或者稍后得到有国王封印的信，把她关进巴士底狱<a id="jzyy_1_202" href="#jz_1_202">⁽¹¹⁴⁾</a>；他如果不授权，任何行为都没有法律效力；女人为群体带来的一切财产等同于罗马法意义的陪嫁；但是，由于不能解除婚姻，必须等到丈夫死后财产才能回到妻子手里；这个格言由此而来：“Uxor non est proprie socia sed speratur fore.”<a id="jzyy_1_203" href="#jz_1_203">⁽¹¹⁵⁾</a>由于女人不管理她的财产，即使她保留财产权，她也不对财产负有责任；财产不为她的行动提供任何内容，她对世界没有具体的控制。甚至她的孩子们，也像在《复仇女神》中描述的时代那样，人们认为他们属于父亲而不是属于她，她把他们“给了”她的丈夫，他的权威远远高于她，他是她的后代的真正主人；这甚至是拿破仑使用的一个论据，他宣称，同一棵梨树属于梨子主人一样，女人属于她为之生儿育女的男人的财产。这就是法国女人在整个旧制度之下的地位；韦利奥斯法逐渐被废除，但必须等到《拿破仑法典》<a id="jzyy_1_204" href="#jz_1_204">⁽¹¹⁶⁾</a>颁布，才彻底消失。丈夫要负责妻子的债务，正如要负责她的品行，她只向他作汇报；她几乎同公共权力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也同家庭之外的个人没有任何自主的关系。她在劳动和做母亲时更像女仆，而不是合作伙伴：她创造的东西、价值和人，不是她自己的财产，而是家庭的财产，因此是作为家庭首脑的男人的财产。在其他国家，她的地位并不会更自由；有些国家保留了监护制；在所有国家中，已婚女人的权力等于零，风俗十分严厉。所有的欧洲法典都是根据教会法、罗马法和日耳曼法起草的，这些法规都对女人不利；所有国家都认同私有制和家庭，服从这些制度的要求。

<a id="jz_1_306" href="#jzyy_1_306">(218)</a>英文，<b>节育。</b>

然而，有那么多的因素联合起来反对女人独立，它们从来没有一起被废除，虽然体力上的虚弱不再起作用了，但是在女人结婚的情况下，她的从属状态仍然对社会有用。因此，在封建制度消失时，丈夫的权威依然保存下来。可以看到这种悖论延续至今：最充分地结合到社会中的女人，是拥有最少特权的女人。在世俗的封建形式中，婚姻保持着同军事封建制时期一样的面貌：丈夫仍然是妻子的监护人。当资产阶级形成时，它遵守同样的法则。在习惯法和封建法中，只有在婚姻之外才有解放；少女和寡妇有着与男人同样的权利；但在结婚后，女人便处在丈夫的监护和监管中；他可以殴打她；他监视她的品行、她的关系、她的通信，他不是根据婚约而是由于结婚的事实本身，掌握她的财产。博马努瓦尔说：“由于结了婚，双方的财产因婚姻而成为共同的，两者共同监管财产。”这是因为财产的利益要求贵族和资产者只让一个人去管理。这并不是因为女人被视作根本无能，才让妻子从属于丈夫，当没有什么与此相悖时，人们承认女人能充分发挥她的能耐。从封建社会至今，已婚女人被无情地牺牲给私有制。有必要指出，丈夫掌握的财产越多，这种奴役就越严格，在有产阶级中，女人的附属总是最具体；家长制家庭至今仍然在富有的地主中残存；男人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越是强大，他便越有权威起着<b>家长</b>的作用。相反，双方赤贫倒使夫妻关系变成互相依存的关系。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教会解放了妇女。更确切地说，正是从奴役开始，父系制家庭逐渐过渡到真正的夫妻家庭。农奴和他的妻子一无所有，他们只能共同拥有他们的房子、家具和器皿，男人没有任何理由成为毫无财产的妻子的主人；相反，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劳动关系和利益关系，把妻子提高到伴侣的身份。当奴役制度废除时，穷困还存在；正是在乡村的小群体和在手工业者中，可以看到夫妻平等地生活；妻子既不是物件，也不是女仆：那是富人的奢侈；穷人感受到把他与另一半相联结的关系的相互性；在自由劳动中，女人获得了具体的自主，因为她重新起到经济的和社会的作用。中世纪的笑剧和韵文故事反映了在手工业者、小商人、农民的圈子里，丈夫除了能打妻子以外，对她没有别的特权，但她用诡计来对付力气，夫妻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而富有的女人要以顺从来补偿她的无所事事。

<a id="jz_1_307" href="#jzyy_1_307">(219)</a>拉丁文，<b>胎儿</b>。

事实上，即使骑士爱情缓解了女性的命运，它也不能深刻地加以改变。并非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和诗歌导致妇女的解放；在封建时代末期，正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女人获得了一点地盘。当王权的至高无上强加到封地领主身上时，领主便失去了一大部分权力，特别是逐渐取消了领主决定他的封臣的婚姻的权力；与此同时，剥夺了封建监护人享有他监护的女子的财产的权力；失去了依附于监护的利益；当采邑的义务约减到金钱补偿时，监护本身也消失了；女人不能保证服兵役，但她可以像男人一样用金钱来补偿；于是采邑只是一种普通的财产；再没有理由让两性不受到平等的对待。事实上，在德国、瑞士、意大利，女人仍然要屈从于不断的监护；但根据博马努瓦尔的话来看，法国同意“一个姑娘与一个男人等值”。日耳曼传统将一个保护人给女人做监护人，当她不再需要保护人时，她就免去监护人；作为女性，她不再因无能而受打击。无论单身或成了寡妇，她都有男人的一切权利；财产使她具有最高权力：她拥有一个采邑时，便治理它，这意味着她有判决权，她签订协议，她颁布法律。甚至可以看到她起军事上的作用，指挥军队，参加战斗；在贞德<a id="jzyy_1_201" href="#jz_1_201">⁽¹¹³⁾</a>之前，就有女兵，即使这个奥尔良少女令人惊讶，但她并没有引起反感。

<a id="jz_1_308" href="#jzyy_1_308">(220)</a>“孩子出生前是女人的一部分、一种内脏。”—原注

人们时常认为，十二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南部地区产生的骑士爱情，会改善女性命运。对于它的起源，就有好几种论断互相对立：据一些人看来，“骑士爱情”来自于女主人与她的年轻仆从的关系；另外一些人将骑士爱情与纯洁派异端和圣母崇拜联系在一起；还有些人认为世俗的爱情来源于一般对天主的爱。人们不太肯定，爱情法庭是否存在过。可以肯定的是，面对有罪孽的夏娃，教会赞扬救世主的母亲，对她的崇拜变得如此重要，以致可以说，在十三世纪，天主变成了女人；一种女人的神秘主义因而在宗教方面发展了。另外，城堡生活的闲散使贵妇们周围盛行交谈、彬彬有礼、诗意相交织的氛围；有文化气质的女人，如瓦伦蒂努瓦的贝阿特丽丝、阿基坦的埃利诺和她的女儿法兰西的玛丽<a id="jzyy_1_197" href="#jz_1_197">⁽¹⁰⁹⁾</a>，纳瓦拉的布朗什和许多其他贵妇，吸引着诗人，让他们寄住家中；先是在南方，然后在北方出现文化兴盛，使女人获得新的威信。骑士爱情常常被描绘成柏拉图式的爱情；克雷蒂安·德·特鲁瓦<a id="jzyy_1_198" href="#jz_1_198">⁽¹¹⁰⁾</a>也许是为了取悦他的女保护人，将通奸从他的故事诗中排除了，除了朗斯洛和格妮艾芙<a id="jzyy_1_199" href="#jz_1_199">⁽¹¹¹⁾</a>的爱情，他不描绘其他有罪的爱情；但事实上，由于封建体制中的丈夫是一个监护者和暴君，女人便在婚姻之外寻找情人；骑士爱情是对正统风俗的野蛮的一种补偿。“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是在社会之外才有，”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的时候开始的，即是从通奸开始的。”<a id="jzyy_1_200" href="#jz_1_200">⁽¹¹²⁾</a>实际上，爱情具有的这种形式，与婚姻制度延续的时间一样长。

<a id="jz_1_309" href="#jzyy_1_309">(221)</a>HenriⅡ（1519—1559），法国国王，反对新教，在比武中被矛刺中，受伤而死。

当封建制在中世纪早期摆脱了动荡，终于形成时，女性的状况显得十分不稳定。当时封建权利的特点是，在领主权和财产权、公共权利和个人权利之间存在混乱。这就解释了女人被这种制度左右、轮流处于忽低忽高的地位中。先是她的一切个人权利被否认，因为她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事实上，直到十一世纪，秩序建立在唯一的权力之上，财产建立在武器的多少之上。法学家们说，采邑是“一块以武力为代价获得的土地”；女人不能掌握封建领地，因为她不能保卫它。当采邑变成世袭和财产时，她的处境改变了；可以看到，在日耳曼人的法律中，残留着母权制：在缺乏男性继承人时，女儿可以继承。由此，大约在十一世纪，封建制度允许女性继承。但兵役总是要求封臣来承担；女人的命运并没有因她变成了继承人而得到改善；她需要男性的监护人；是丈夫起着这种作用，是他得到封地，支撑着采邑，享用财产的收益。像希腊的父系族内通婚，女人是领地转让的工具而不是它的拥有者；她没有因此获得解放；可以说，她被采邑吞并了，她属于不动产。领地不再是古罗马氏族时代那样的家庭物品，它是领主的财产，而女人也属于领主。是他为她选择丈夫；当她有了孩子时，她把他们给予他而不是给予她的丈夫，他们将是保卫他的财产的封臣。因此，她是领地的奴隶，而且通过强加给她的丈夫的“保护”，成为这个领地的主人的奴隶，极少时代比此刻她的命运更艰难了。一个女继承人，是一块土地和一座城堡，求婚者互相争夺这个猎物，当父亲或领主把少女作为礼物送给某个男爵时，她有时只有十二岁或者更小。多结几次婚，对一个男人来说就是增加他的领地；因此，休妻的情况大量存在；教会伪善地允许这样做；亲属之间通婚一直到第七亲等都被禁止，亲属是以精神关系如教父—教母的关系和血统关系来确定的，但人们总是找到某个借口来加以废除；在十一世纪，大量妇女被休掉四五次之多。女人当了寡妇应该马上接受一个新主子。在武功歌<a id="jzyy_1_193" href="#jz_1_193">⁽¹⁰⁵⁾</a>中，可以看到查理曼将他在西班牙战死的贵族的所有寡妇成批再嫁的场面；在《吉拉尔·德·维埃纳》<a id="jzyy_1_194" href="#jz_1_194">⁽¹⁰⁶⁾</a>中，勃艮第公爵夫人亲自向国王提出要求，嫁一个新丈夫。“我的丈夫刚去世，但服丧有什么用呢？……请给我找到一个强大的丈夫，因为我很需要他来保卫我的土地。”大量史诗给我们指出，国王或者君主暴虐地处置少女和寡妇。也可以看到丈夫颐指气使地对待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妻子；他虐待她，打她耳光，揪她的头发，殴打她；在《博韦人的习惯法》中，博马努瓦尔<a id="jzyy_1_195" href="#jz_1_195">⁽¹⁰⁷⁾</a>所要求的一切，就是丈夫“理智地惩罚”他的妻子。这种武士文明对女人只有蔑视。骑士不关注女人，对他来说，他的坐骑是有价值得多的宝库；在武功歌中，总是少女向年轻人示爱；结婚以后，又要求她们单方面的忠实；男人不将她们与自己的生活相结合。“当一个骑士要比武时去向一个贵妇讨主意，就该受到诅咒。”在《雷诺·德·蒙托邦》<a id="jzyy_1_196" href="#jz_1_196">⁽¹⁰⁸⁾</a>中，可以读到这段粗鲁的喊叫：“回到你们色彩缤纷、金碧辉煌的内室去吧，呆在阴暗中，喝酒、吃饭、刺绣、给丝绸染色，但不要管我们的事。我们的事是用利剑和利刃去搏斗。别说话了！”女人有时分担男性艰苦的生活。少女时，她已经精通各种身体训练，她骑马，带着鹰隼打猎；她几乎不接受任何教育，毫无廉耻心地长大，是她在城堡里接待客人，照料他们吃饭、沐浴，侍候他们，帮助他们就寝；成为人妻后，有时她要追逐野兽，完成长途跋涉和困难的朝圣；当丈夫在远方时，是她保卫领地。人们赞赏这些城堡女主人，称呼她们为“悍妇”，因为她们就像男人一样做事：她们贪婪、忘恩负义、残忍，她们压迫自己的仆从。史书和传说给我们留下对其中几个女人的回忆：城堡女主人奥比让人建造了一座比任何主塔更高的塔楼，然后立马砍下了建筑师的头，以便保住她的秘密；她把丈夫赶出领地，他偷偷地回来，杀死了她。马比耶是罗杰·德·蒙哥马利的妻子，以将她的领地中的贵族贬为乞丐为乐，他们砍下她的头，报了仇。朱利安娜是英格兰的亨利一世的私生女，保卫布勒特伊城堡，引诱他中埋伏，为此，他严厉地惩罚她。然而，这样的事例是异乎寻常的。一般说来，城堡女主人在纺织、做祷告、等待丈夫归来的百无聊赖中度日。

<a id="jz_1_310" href="#jzyy_1_310">(222)</a>Casare Beccaria（1738—1794），意大利犯罪学家、经济学家，主张司法改革，减轻刑罚，《论犯罪和惩罚》在欧洲有很大影响。

正是这个传统延续到中世纪。女人绝对从属于父亲和丈夫，在克洛维时代<a id="jzyy_1_190" href="#jz_1_190">⁽¹⁰²⁾</a>，监护制一辈子压在女人身上；但是法兰克人摒弃了日耳曼人的贞洁观念，在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a id="jzyy_1_191" href="#jz_1_191">⁽¹⁰³⁾</a>时期，是多配偶制占据主导地位；女人结婚不要求得到她的同意，丈夫对她有生杀予夺之权，可以随意休掉她；像女仆一样对待她。她受到法律保护，但她是作为男人的财产和孩子们的母亲才受到保护。没有证明便把她称做“妓女”，是一种侮辱，要支付高于对男人一切侮辱十五倍的罚款；劫掠一个已婚女人等罪于杀死一个自由男人；握住一个已婚女人的手或臂膀，要罚款十五至三十五苏；禁止人工流产，否则罚款一百苏；杀死一个怀孕女人，要付出四倍于杀死一个自由男人的罚款；证明自己有生育能力的女人的价值是一个自由男人的三倍；但是，当她不能再做母亲时，她就失去所有价值；如果她嫁给一个奴隶，她就不受法律保护，她的父亲可以杀死她。她作为人没有任何权利。然而，当国家变得强大时，我们看到和罗马相似的变化：对没有权力的人，也即孩子和女人的监护，不再是家庭的权力，而变成公共的负担；从查理曼<a id="jzyy_1_192" href="#jz_1_192">⁽¹⁰⁴⁾</a>时代起，压在女人身上的“监护权”属于国王；起先，他只有在女人失去她的自然监护人的情况下才加以干预；随后，他逐渐夺取家族权力；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带来法兰克女人的解放。监护制对监护人来说变成一种负担；他有责任保护他的受监护人，这种保护对她来说像之前的奴役一样。

<a id="jz_1_311" href="#jzyy_1_311">(223)</a>拉丁文，<b>切切此令。</b>

在被野蛮民族占领的土地上，与这些法律并行不悖的是日耳曼的传统。日耳曼人的风俗是特殊的。他们只有在战争时期才有首领；在和平时期，家庭是一个自主的群体；看起来，它是建立于母系血统和父系制氏族的部落的中间状态；母亲的兄弟与父亲有同样权力，两者对他们的外甥女和女儿有着同她丈夫同样的权威。在一切权力都以暴力为根源的社会里，女人事实上是完全没有权力的；但是，人们承认她有权，这是她所附属的家庭权力的双重性向她保证的；她虽受奴役，却受到尊敬；她的丈夫买下她，但这购买的代价构成她亡夫的遗产，也属于她；另外她的父亲给她陪嫁；她能继承父亲部分遗产，在她的父母被杀害的情况下，由凶手支付一部分妥协金。家庭是一夫一妻制，通奸受到严厉惩罚，婚姻受到尊重。女人始终是受监护的，但她与丈夫紧密相连。塔西佗<a id="jzyy_1_189" href="#jz_1_189">⁽¹⁰¹⁾</a>写道：“在和平时期，在战争时期，她分享他的命运，她同他一起生活，她同他一起死去。”她参加战斗，将食物捎给战士，亲临战场鼓励他们。她成了寡妇以后，她的亡夫的一部分权力转移给她。由于体力差显得柔弱，不被看做是道德低下的表现。有些女人是祭司，预言者，这使人设想，她们受到比男人更高的教育。稍后在继承时，在归于女人的物品中，可以看到首饰和书籍。

<a id="jz_1_312" href="#jzyy_1_312">(224)</a>我们将在卷Ⅱ中再讨论这种观点。这里仅仅指出，天主教徒远远没有严格地遵守圣奥古斯丁的理论。忏悔神父在年轻的未婚妻的婚礼前夕悄悄地对她说，她可以在性交“合理合法地”完成时，跟她的丈夫不管做什么事；积极实施节育—包括“中止性交”—是被禁止的；但人们有权利用维也纳的性学专家制订的日程表，在女人不可能怀孕的日子里，实施这种行为，虽然性行为唯一公认的目的是生育。有些精神导师甚至将这张日程表告诉他们的基督徒。事实上，有许多“基督徒母亲”只有两三个孩子，却在最后一次生育以后并不停止发生一切夫妻关系。—原注

基督教意识形态大大助长了对女人的压迫。在《福音书》里也许有一种仁慈的气息，既惠及麻风病人，也惠及女人；小人物、奴隶和女人最热切地关注新法律。在基督教早期，当女人屈从于教会的枷锁时，她们相对受到敬重；她们在男人身边表现得像殉教者一样；但她们只能以次要身份参加祭祀；“女执事”只允许完成世俗的任务：照顾病人、援助穷人。如果说婚姻被看做要求互相忠实的一种制度，那么也很显然，妻子应该完全附属于丈夫：通过圣保罗<a id="jzyy_1_182" href="#jz_1_182">⁽⁹⁴⁾</a>，激烈反对女性的犹太传统确立了。圣保罗嘱咐女人要谦让和克制；他把女人附属于男人的准则建立在旧约和新约之上。“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另一处：“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在这种肉体受到诅咒的宗教里，女人被看做魔鬼最可怕的诱惑。德尔图良<a id="jzyy_1_183" href="#jz_1_183">⁽⁹⁵⁾</a>写道：“女人，你是魔鬼之门。你说服了魔鬼不敢正面攻击的人。正是由于你，天主之子不得不死去；你本应总是身穿丧服和破衣烂衫滚开。”圣安布罗斯<a id="jzyy_1_184" href="#jz_1_184">⁽⁹⁶⁾</a>：“亚当被夏娃引向犯罪，而不是夏娃被亚当引向犯罪。被女人引向犯罪的那个人，她把他当做君主是正确的。”圣约翰·克里索斯托<a id="jzyy_1_185" href="#jz_1_185">⁽⁹⁷⁾</a>：“在一切野兽中，找不到比女人更有害的了。”当四世纪教会法产生时，婚姻被看做是对人类弱点的一种让步，与基督的完美是不相容的。圣哲罗姆<a id="jzyy_1_186" href="#jz_1_186">⁽⁹⁸⁾</a>写道：“让我们手握斧头，从根部将结婚这棵不结果实的树砍掉吧。”从格列高利六世<a id="jzyy_1_187" href="#jz_1_187">⁽⁹⁹⁾</a>起，当教士被迫过单身生活时，女人的危险性受到更严厉的强调：所有教父都宣布女人卑劣。当托马斯·阿奎那声称女人只不过是“偶然的”、不完美的存在，是一种失败的人时，他是忠于这个传统的。“男人是女人的头，正如基督是男人的头一样，”他写道，“女人注定在男人的控制下生活，不具备她的首脑的任何权威，这是始终不变的。”因此，教会法除了嫁资制以外，不承认任何婚姻制度，而嫁资制使女人无能和一事无成。不仅禁止女人做男性的祭礼，而且禁止她在法庭作证，人们不承认她作证的价值。罗马各代皇帝渐渐受到教父的影响；《查士丁尼法典》<a id="jzyy_1_188" href="#jz_1_188">⁽¹⁰⁰⁾</a>赞美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人，但要让她屈从于这些作用；女人的无能并非由于她的性别，而是由于她在家庭中的处境。离婚是被禁止的，规定婚姻要举行公开仪式；母亲对她的孩子们拥有同父亲一样的权威，她对他们的财产有同样的继承权；如果她的丈夫去世，她便成为他们合法的监护人。韦利奥斯·帕特库洛斯提出的元老院法令被修改：今后，她可以为第三方缔约，但她不能替丈夫缔约；她的陪嫁变成不得转让，这是孩子的财产，她不得使用它。

<a id="jz_1_313" href="#jzyy_1_313">(225)</a>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英国作家、女权主义者。

女性状况的发展并不是持续不断的。随着异民族的大规模入侵，整个文明受到质疑。罗马法本身受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基督教；在随后几个世纪里，野蛮民族成功地推行他们的法律。经济、社会和政治处境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处境也受到了影响。

<a id="jz_1_314" href="#jzyy_1_314">(226)</a>Maria Deraismes（1828—1894），法国女权运动家。

四

<a id="jz_1_315" href="#jzyy_1_315">(227)</a>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著有《茶花女》、《半上流社会》、《私生子》等。

事实是，罗马女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她们新获得的自由；这是因为她们被禁止积极地利用它。从这两种相反的潮流—一种是寻求个人自由的潮流，让女人摆脱家庭，一种是国家加以干预的潮流，把她作为个人来粗暴对待—产生的结晶，她的处境没有获得平衡。她是继承人，她和父亲一样有权得到孩子们的尊敬，她立遗嘱，她依仗陪嫁制度摆脱了配偶的约束，她可以随意离婚和再婚，但她无法以否定的方式获得解放，因为没有向她建议如何具体利用她的权利。经济独立是抽象的，因为它不产生任何政治权力；正因此，罗马女人由于不能<b>行动</b>，便只能<b>示威</b>：她们吵吵嚷嚷，在城里四处活动，她们包围法庭，她们制造阴谋，强加规定，挑起内战；她们列队去寻找神母的塑像，沿着台伯河护送它向前，就这样将东方的神引进罗马；在公元前一一四年，爆发了维斯太贞女的丑闻<a id="jzyy_1_173" href="#jz_1_173">⁽⁸⁵⁾</a>，她们的社团被取消了。当家庭解体使过去的个人品德变得无用和过时的时候，由于公共生活和公共品德与女人无缘，她们不再有任何道德准则。她们在两种解决办法中作选择：要么执着地尊重与她们的祖先一样的价值观念，要么不再承认任何一种价值观念。在一世纪末二世纪初，可以看到许多女人像在共和国时期那样是她们丈夫的伙伴和合伙人：普洛蒂娜分享图拉真<a id="jzyy_1_174" href="#jz_1_174">⁽⁸⁶⁾</a>的光荣和责任；萨宾娜由于善行而闻名，以致在生前，塑像就把她神圣化；在提比略统治时期，塞克丝蒂亚拒绝在厄米利乌斯·斯考鲁斯<a id="jzyy_1_175" href="#jz_1_175">⁽⁸⁷⁾</a>死后还活下去，帕塞亚也拒绝在蓬波尼乌斯·拉伯斯死后还生存下去；波利娜与塞内加<a id="jzyy_1_176" href="#jz_1_176">⁽⁸⁸⁾</a>同时割开血管；小普林尼<a id="jzyy_1_177" href="#jz_1_177">⁽⁸⁹⁾</a>使阿里亚的“Poete，non dolet”<a id="jzyy_1_178" href="#jz_1_178">⁽⁹⁰⁾</a>闻名；马提雅尔<a id="jzyy_1_179" href="#jz_1_179">⁽⁹¹⁾</a>赞赏克洛蒂亚·吕菲纳、薇吉妮、苏尔皮西亚是无可挑剔的妻子和忠诚的母亲。但是有许多女人拒绝做母亲，离婚率增加；法律继续禁止通奸，使得有些罗马女人竟至于登记为妓女，为的是在放荡中无所顾忌。<a id="jzyy_1_180" href="#jz_1_180">⁽⁹²⁾</a>之前，拉丁语文学总是尊重女性，而讽刺诗人猛烈抨击她们。再说，他们并不抨击所有的女人，而主要抨击他们的同时代女人。尤维纳利斯<a id="jzyy_1_181" href="#jz_1_181">⁽⁹³⁾</a>指责她们奢华、贪食，责备她们企图做男人的事：她们对政治感兴趣，投身研究案件的卷宗，同语法学家、修辞学家讨论，热衷于打猎、驱车比赛、击剑和搏斗。事实是，她们尤其在娱乐的乐趣和恶习方面与男人相匹敌；要达到更高的目标，她们则缺乏足够的教育；再说，她们也没有提出任何目标；行动对她们来说是禁止的。古老共和国的罗马女人在世间有一个位置，而由于缺乏抽象的权利和经济独立，又被禁锢起来；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是假解放的典型，在一个男人实实在在地是唯一主人的世界中，只不过拥有空洞的自由，她虽自由，却“什么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