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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晚饭时，我躺在帐篷里，把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奥康纳短篇小说全集》放在胸前，累得连把书举起来的劲儿都没有了。我浑身发冷，而且这里是高海拔地区，空气也很稀薄。我被一天的步行折腾得精疲力竭，但即便如此，却仍然睡不踏实。我在半睡半醒中想，如果绕过塞拉高地，我的整个行程几乎就被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以及按照整个夏天的行程而分装好的每一餐饭和每一只箱子，就都白费功夫了。如果我决定跳过原本计划一步步走过的450英里路程，那么我到达阿什兰的时间也要相应地从9月中旬提前到8月上旬了。
但他并没有起身，只是缄口不言地点点头，那沉默之中既有怀疑也有相信。终于，他开口问道：“有谁在感情上抛弃你了？”
大家都沉默不语了，各自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捧着盛满了米饭、豆子或面条的锅，默默地吃着自己的晚饭。拒绝两人的邀请时，我的心里也很难受，因为这意味着我得绕开塞拉高地而行了。另外，虽然我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想独自完成这次旅行，但其实内心里还是从两人的陪伴中寻到了慰藉。晚上有了汤姆和道格在身边，即使伸手不见五指的帐篷外传来树枝断裂的声音，或者有仿佛昭示着噩运的邪风呼啸而来，我也不必安慰自己“我不害怕”了。然而，这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我意识到，我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坚定地直视自己的恐惧感，或者说直视别人对我和我对自己亲手犯下的那些错误。如果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我又怎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呢？
“我不知道。”我一边说一边别扭地笑笑。我的目光没有落在他的身上，而是盯着他身后挂着的一张带框的海报。海报的背景是黑色的，上面有一个白色的旋涡，想必是银河吧。正对着旋涡的正中有一个箭头，箭头上方写着“你在这里”。这是一幅在T恤和海报上随处可见的画，我一直不太喜欢，不知道这画的基调是喜还是忧，也不知道它到底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是重如泰山还是轻若鸿毛。
“因为我必须单独完成这次旅行。”
“如果你指的是我的感情生活，我可以告诉你，”我说，“从没有人跟我提过分手，每次分开都是我提出来的。”我的脸霎时火辣辣的，我发现此时自己的双臂交叠在一起，双腿也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瑜伽中的鹰式，是个特别拧巴的姿势。我试着放松下来用正常的姿势坐正，但还是浑身紧紧的。我不大情愿地和他交换了一下目光，强装笑脸地问，“我是不是该把我父亲的事儿说出来了？”
“为什么不能？”道格问。
母亲一直是我生命的重心。但与文斯一同坐在这间屋里，一提到父亲，我顿时感到心里堵得慌。十几岁时，我把“我恨他”挂在嘴边，但现在，我连自己也说不清对他究竟是什么感情。他就像我脑中播放的一段家庭录像，录像的旁白断断续续、模糊不清。录像中既有戏剧性的“大场面”，也有被打乱顺序、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场景，这可能是因为我对他的大部分印象都是我7岁之前发生的事情吧。我记得父亲曾怒不可遏地把装满食物的盘子摔在墙上，还记得他骑在母亲的胸口掐她的脖子、把她的头往墙上撞的场景。5岁时的一个深夜，他把我和姐姐从床上抱起来，问我们愿不愿意和他一起永远离开这个家，而母亲则站在一旁，身上淌着血，把熟睡中的弟弟紧抱在胸前求他停下来。我和姐姐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哭着。他双膝跪在地上，用额头抵着地板，撕心裂肺地大喊着。那绝望，让我以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谢谢你们，”我说道，“你们能邀请我，我很感动。但是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走。”
有一次，父亲大发雷霆，扬言要把母亲和她的孩子剥光衣服扔到大街上，好像我们几个孩子不是他的亲骨肉似的。那是一个冬日，当时我们住在明尼苏达，我还在把任何话都完全当真的年纪，所以认为他定会说到做到。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我们四个人赤裸着身体、一边尖叫一边在冰冷的雪地上奔跑的场景。我们搬到宾夕法尼亚州后，母亲因为要去上班，所以让父亲在家里照看过我们几次。他看管得不耐烦后，就命令利夫、卡伦和我到后院去，把我们关在房子外面。我和姐姐站在外面，握着刚开始蹒跚学步的弟弟黏糊糊的小手。我们在草地上一边走一边哭，等到把伤心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后，就玩一会儿过家家或者扮演一会儿马术比赛的主持人。玩厌了之后，我们就走回房后，一面敲后门一面气愤地大叫。我清晰地记得那扇后门以及通向后门的三阶混凝土台阶，我站在台阶顶上踮起脚尖往窗户里张望的情景，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汤姆说：“我们还是想试试看。”
我脑中的录像没有多少愉快的记忆，不足以组成影像。愉快的记忆像是一首诗，也只是一首短诗。我记得，父亲酷爱约翰尼·卡什和艾弗利兄弟二重唱，记得他从工作的杂货店里给我们带回家的巧克力棒，记得他怀揣的那些远大理想，以及他对那些遥不可及的理想赤裸裸的热盼，让年幼无知的我也不禁跟着他一同感伤。他爱唱查理·里奇的一首歌《喂，你有没有见过这世上最美的女孩儿？》，他说这歌唱的就是我、姐姐和母亲，说我们是这世上最美的女孩儿。但这段回忆也被溅上了污点，因为他只有在想把母亲哄回来时才会说这样的话。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向母亲发誓，说自己绝不再重蹈覆辙了。
“无论是结伴还是单独行动，都是有危险的。”我说道。
但他却一次又一次地重走老路。他是个花言巧语的骗子，是个践踏人心的畜生。
汤姆道：“就连我们也不敢单独行动呢。”
母亲一次次地出走，又一次次地重回他的身边。我们从来不走远，因为我们无处投奔。亲戚不在身边，母亲也不愿家丑外扬。美国第一家为受虐妇女开设的庇护所直到1974年才投入使用，而母亲直到那一年才下决心与父亲一了百了。在此之前，母亲只能带着我们连夜开着车在路上跑，我和姐姐睡在后座，看着仪表盘上幽幽的绿光，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利夫则和母亲一起坐在车的前排。
道格说：“你一个人走太危险了。”
早晨，我们又回到了家里。父亲的酒醒了，一边做炒鸡蛋，一边又哼起了查理·里奇的那首歌。
“和你们一起走？”我从羊毛绒帽的阴影下直直地盯着他俩。我已经把带来的衣服全部穿在了身上，气温已经差不多降到了冰点以下，周围的树荫下，是零星散布的一片片积雪。
我5岁时，我们全家从宾夕法尼亚搬到了明尼苏达。一年后，当母亲终于决意与父亲断绝关系时，我边哭边恳求她不要这么做。在我看来，离婚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不论怎么说，我还是爱父亲的。我也知道，母亲一旦和他离婚，我就会失去他。事实果然如此，他俩一刀两断之后，我们姐弟三人和母亲留在明尼苏达，父亲则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只是偶尔与我们有点联系。每年我们都会收到一两封寄给卡伦、利夫和我的信，我们欢天喜地地把信拆开，但信上却满是对母亲的谩骂，说她是个荡妇，是个靠政府救济过日子的婊子。父亲发誓说他终有一天会找到我们，让我们把欠他的债还清。
汤姆接过话茬儿：“我们两个商量过了，你应该和我们一起走。”
“但父亲并没有报复我们。他俩离婚后，我意识到父亲不在身边虽然很不幸，但其实却是件好事，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家再也不会发生家暴了。想想看，抚养我的人如果是父亲，那我的生活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呢。”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文斯的心理辅导时，我这样告诉他。又一次见到文斯时，他解释说他要离职了，还给了我另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名字和电话。
“我俩准备继续往前走。”道格说。
文斯反驳道：“想想看，你要是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个爱你的慈父，那你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呢？”
“我准备在道口下步道。”吃晚餐的时候，我向道格和汤姆宣布了我的决定。这是我在旅途中第二次在一天内完成15英里的路程。一个人走了一整天后，我在道格和汤姆扎营的地方又一次和他们两人相遇了：“我决定先去塞拉城，然后从那儿重新上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