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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恤蛮好看的啊。”一位留着灰白打卷儿短发的女士对我说,她的手中牵着一只大白狗,“这是欧丁。”她弯下身去挠了挠狗的脖子,然后直起腰,把圆圆的小眼镜在鼻子上扶正,用好奇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你不会是去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的吧?”
我扭头看了看四周,周围有几处饮水点,几间棕色的室外厕所,以及一块大大的招牌。牌子上写着,如果有居住的需要,来人必须把钱装入信封,然后把信封从投递口丢进一只大木箱中。除了几辆野营车和稀稀拉拉的几只帐篷外,野营地空空荡荡,有些瘆人。我又沿路走了一圈,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身上的钱不够野营地的居住费,但天色已迟,往树林里走太危险了。我在野营地的最边缘处看到了一个扎营点,这是离刚才那块介绍如何付款的招牌最远的扎营点,谁会发现我呢?
这位女士名叫特里娜,来自科罗拉多州,50岁,是位中学英语教师,几天前刚刚开始徒步旅行。她离开贝尔登镇,朝北向太平洋屋脊步道出发,但却被道上的积雪挡住了去路,只得原路返回镇里。听到她的话,我顿时觉得心灰意冷,真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摆脱这积雪。我俩正闲聊着,另一位女徒步者朝我们走了过来。来人名叫斯泰茜,前一天刚刚上路,也是从我去往三湖(Three Lakes)的那条道走过来的。
两个女孩把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停下。此时,透过路两旁树木射下的落日余晖已几乎尽失光芒。我向她俩道了谢,两个人开车离去。我四周环视了一下,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张标着“白马野营地”的林区标牌旁边。下车时,两个女孩告诉我,太平洋屋脊步道就在标牌后不远处。一路上,我懒得查看地图,这些天我的弦一直绷得紧紧的,已经没有三番五次地查看地图的劲头了。两个女孩对路很熟,这也让我安下心来,单纯地享受着这车程。她们说,我可以从野营地沿一条小道走一阵,不出多久就能到达太平洋屋脊步道。我一边在野营地旁的路上走着,一边读着从旅行手册上撕下来的崭新的书页。在昏暗的暮光之中,我不得不瞪大眼睛,才勉强看清了书页上的文字。看到“白马野营地”几个字后,我如释重负,心兴奋地怦怦直跳。但在我发现我距离太平洋屋脊步道足有两英里的路程时,心跳马上又缓了下来。那两个女孩说的“不远处”,对于开着车的她们和靠双脚走路的我而言,完全是无法相比的两个概念。
终于在步道上遇到女同胞了!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彼此的背景:特里娜酷爱利用周末时间进行背包旅行;斯泰茜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徒步旅行者,去年夏天,她和一位朋友一起从墨西哥沿着步道走到了贝尔登镇。斯泰茜和我聊着步道上我们两人都走过的沿途景点,聊到了她去年夏天在肯尼迪草原遇到过的埃德,以及她在南加州沙漠中一座小镇上的生活。她在镇上为父亲的公司管账,利用暑假进行徒步旅行。她30岁,皮肤白皙,容貌姣好,留着一头黑发,出身一个爱尔兰大家族。
就像母亲说的一样,强扭的瓜不甜。
特里娜提议道:“我们今晚在一起露营吧,正好制订一个计划。那边的草地上有个扎营点。”顺着她手指的地方看去,果然有一处扎营点。我们走到那里,把帐篷支好。之后,特里娜和斯泰茜坐在草地上闲聊,我则把装备补给箱里的东西取出来。每拿出一样东西,我都会禁不住地凑上去闻一闻,心中涌起阵阵喜悦。做晚餐用的立顿袋装面条、脱水豆子、米饭和包装袋闪闪发亮的有机能量棒,以及用一尘不染的自封袋装好的干果和坚果……我虽然早已吃腻了这些东西,但看到它们可爱的包装,我身体中的某种东西被唤醒了。箱子里还有一件崭新的T恤,但现在我身上有那件鲍勃·马利T恤,因而暂时还不需要换。另外,箱子里还有两双崭新的羊毛袜、一本玛格丽特·德雷伯尔的《夏日鸟笼》,但我暂时没有时间读这本书,因为当天早晨我刚刚才把《一本小说》撕下一半丢进帕科升起的篝火里,还剩下一半左右没有读完。当然,箱子里还装有几份第二代疤痕修复贴,这自然是不可或缺的。
至少在母亲离世之前,艾迪是与我一心的。我和艾迪的关系从未像在母亲刚被查出患病时那样亲过,母亲病后的几周里,我俩简直变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俩是医院里的黄金双人搭档,在治疗的问题上相互商量,在得知母亲大限将至时一起流泪,在她离世之后一起与葬礼负责人会面。但在那之后不久,艾迪却和我们姐弟三人渐行渐远。他表现得像个友人,而不像个父亲。不出多时,他与另一个女人坠入爱河,那个女人很快就带着自己的孩子搬进了我家。母亲一周年忌日时,卡伦、利夫和我已经几乎无依无靠了。母亲的大部分遗物,已被我装在箱子里收藏起来。艾迪说他仍然爱我们,但人生还要继续。他说他仍是我们的父亲,但却不履行父亲的职责。我虽然挣扎着想要挽回,但最终还是无奈地接受了家庭四分五裂的事实。
我脱下靴子,坐下来处理我惨不忍睹的双脚。突然,特里娜的狗叫了起来,我抬起头,看到一个金发蓝眼、身材瘦长的年轻男人。从他拖沓的步态,我马上就看出他也是位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者。他自报家门,说自己名叫布伦特,虽然与他只是陌路相逢,但我马上像见到老友一样问候了他。在肯尼迪草原时,我曾对他有过耳闻。格雷格、艾伯特和马特告诉我,他是在蒙大拿州的一个小镇上长大的。有一次,他沿着步道到了南加州一个小镇的饭馆里,点了一份夹着两磅烤牛肉的三明治,六大口就全部解决掉了。听到我提起这件事,布伦特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他取下背包,蹲下来检查我的双脚。
而艾迪也就这样在我家安定了下来。
“你的靴子太小了。”他说的和格雷格在塞拉城告诉我的一模一样,我茫然地看着他,心中暗语:要真是这样我可就麻烦大了,这可是我仅有的靴子啊。
艾迪的头上有一只金丝雀,那只金丝雀奇迹般地在他的头上待到了晚餐结束。晚餐结束后,金丝雀在他的头上舒舒服服地卧下来,进入了梦乡。
我说:“我的脚可能只是因为从三湖走下山路才磨成这样的吧。”
“你头上有只金丝雀!”我们又喊了一遍,被逗得前仰后合。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布伦特回答说,“如果靴子合脚的话,即使走下山路也不至于把脚搞成这个样子。靴子不就是这个功能吗?不就是协助你下山的吗?”
“在哪儿?”他问道。
我想起了REI商店热心的导购们,想起了那个让我在店里一个小型木头坡道上下走动的男店员。他之所以让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确保我的脚趾不会在下坡时撞到靴尖处,且脚跟不会在上坡时抵在靴子的跟部。在店里试穿时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也许试穿时我没有试出靴子的问题,也许我的双脚在途中肿大了。不用说,只要穿着这双靴子,我就躲不开这炼狱般的煎熬。
“你头上有只金丝雀!”我们提高了嗓门。
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身上根本没有钱买新靴子,即使有钱,这里也没有卖靴子的地方。我穿上运动凉鞋走回了商店,花1美元洗了澡。然后,我穿上一身雨衣,把换下的衣服带到只有两台洗衣机的洗衣店里清洗干净,又趁着这个空当给丽莎打了电话。听到她拿起听筒,我高兴极了。我们聊了聊她的近况,然后,我把旅途中的趣事讲给她听,之后又和她过了一遍我的行程计划。挂上电话后,我在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者登记簿上签了名,然后翻找着格雷格的名字,想看看他是何时从这里经过的。然而,他的名字不在登记簿上。真是怪事,他怎么会落在我的后面呢?
“什么?”他装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在屋里四处张望。
我穿着洗干净的衣服回到营地,问布伦特:“你有没有格雷格的消息?”
“你头上有只金丝雀。”我们告诉他。
“他因为积雪中途放弃了。”
这是一只很有规矩的金丝雀,喜欢栖在屋子一角的一个铺着报纸的沙盆里。这到底是母亲培养有方还是本性使然,我不得而知。我们在桌旁刚坐下几分钟,金丝雀便落在了艾迪的头上。通常,它喜欢在我们的头上停留片刻,然后便会飞开。但落在艾迪的头上之后,它却迟迟不肯飞走。我们窃窃笑了起来,艾迪转向我们,装出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问我们在笑什么。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你确定吗?”
我们的公寓里没有餐厅,只有两个卧室、一个卫生间和一个起居室。起居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凹室,里面放着案台、炉灶、冰箱和一个橱柜。起居室的正中摆着一张大大的木制圆桌,桌腿被砍断了,因而桌子只有膝盖高低,这是母亲花10美元从这间公寓的前一家住户那儿买来的。我们围着桌子,在地板上坐下吃饭。我们称自己是中国人,但我们当时没搞清楚,实际上这样围着矮桌席地而坐吃饭的是日本人。“林荫洋房”里不允许饲养宠物,但我们还是养了一只叫“凯茨”的狗,以及一只在公寓里自由地飞来飞去的金丝雀。
“这是两个澳大利亚人告诉我的。你见过他们吗?”
第一次见他时,我们还住在“林荫洋房”公寓里。一天晚上,他来我家一起吃晚餐。“林荫洋房”是父母离婚后我们居住的第三个寓所了,这些寓所都很相似,都在距离明尼阿波利斯一小时车程的一个名叫查斯卡的小镇上,彼此相隔不到半英里。母亲每找到一处更便宜的住处,我们就会举家搬迁。艾迪到我们家时,母亲还在做晚餐,于是他就在公寓楼外的一小片草坪上带着我、卡伦和利夫一起玩耍。他和我们追逐嬉戏,抓住我们后,他把我们头朝下提起来,看看我们的口袋里会不会有硬币掉出来。如果有硬币掉下,他便会从草地上拾起硬币,然后拔腿就跑。我们几个人则在他身后一边尖叫一边追赶,沉浸在这由于缺少正常的父爱而从未享受过的狂喜之中。他会胳肢我们,也会在我们表演舞蹈和侧手翻时在一旁观看,他教给我们滑稽的歌曲和让人看得晕头转向的牛仔舞舞步,他把我们的耳朵和鼻子“偷”走,然后把大拇指夹在手中,骗我们说那就是我们的耳朵、鼻子,最后,又在我们的欢笑声中“物归原主”。母亲唤我们回家吃饭时,我已经被他迷得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了。
我摇了摇头。
两个人坐进驾驶室,开动了车子。我透过窗户,一边看着外面直插云霄的树木向后闪过,一边想起了艾迪。刚刚那个女孩问起我父母的时候我没有提到艾迪,心里不免有些歉疚感。艾迪已经成为过去,可是,我仍然爱着他。其实,自从10岁时初次见他的那个夜晚,我就爱上了他。他和母亲在与父亲离婚后谈过的其他男朋友不同,那些男朋友只待了几周就离开了。我不久就意识到,和母亲沾上关系也就意味着要和卡伦、利夫和我扯上关系,他们就是因为害怕我们这些累赘而临阵脱逃的。但艾迪爱我们全家,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虽然他的本职是木匠,但初识我们时,他在一家汽车配件厂工作。他有着含情脉脉的蓝眼睛和德国人轮廓分明的鼻子,他把棕色的头发扎成马尾辫,一直垂到后背上。
“他们是一对新婚夫妇,来这儿度蜜月的。他们决定先放弃太平洋屋脊步道,转战阿巴拉契亚步道了。”
两个女孩像有默契一般变换了一下感叹词。
在决心进行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后,我才对阿巴拉契亚步道有了些许了解。与太平洋屋脊步道相比,这条步道要成熟许多,人气也要高出一大截。这两条步道都于1968年被指定为美国国家景观步道,阿巴拉契亚步道长为2 175英里,比太平洋屋脊步道要短500英里左右,步道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脉逶迤而行,南起佐治亚州,北至缅因州。
“天哪!”
我大声问:“格雷格是不是也去阿巴拉契亚步道啦?”
“哎呀……”
“没有,他绕的道太多了,好多该看该走的地方都错过了,所以他准备明年再来一次。反正那对澳大利亚夫妇是这么告诉我的。”
“不过也有好处,至少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天哪。”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与格雷格相遇的那天,我正准备半途而废,从那时起,格雷格就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他相信,如果他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够做到。但如今,他却选择了放弃。那对澳大利亚新婚夫妇也知难而退了,虽然我与他们未曾谋面,但我的脑海中却立刻浮现出两个人的模样:他俩的皮肤是浅棕色的,身材高大,健壮的身体让我这样的人望尘莫及,严苛的户外环境对他俩而言完全不在话下。我心中有些担心布伦特也有放弃太平洋屋脊步道的想法,于是问他:“你怎么不也到阿巴拉契亚步道上去呢?”
“哎呀……”另一个女孩说。
他思忖了一会儿,说:“人太多了。”
“天哪!”一个女孩道。
说完,他的目光并没有从我身上移开,而是盯着我胸口那个大大的鲍勃·马利肖像,仿佛言犹未尽:“对了,你的T恤挺酷的。”
“他们没什么意见。我是说,我没有父母。我妈妈去世了,我没有父亲。嗯……严格上来说我是有父亲的,只是他和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不想看到她俩阳光的脸上掠过难堪的表情,于是爬进车里,把《一本小说》塞进了背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