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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谢啦。”他很客气地拒绝。
我享受着这难得的清静，伸出手去够背包，拉着包的拉链，背包却倒了，碰到靴子上。左脚靴子一下子弹到半空，好似被扔出去一般。然后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它先是蹦了一下，接着飞快地摔在石头上，滚落到下面的树林里，静悄悄地消失在我的视野外。我惊得喘了一口气，俯身够到另一只靴子，紧紧抱在怀里。我等了一会儿，满心希望树丛里会突然有人大笑着走出来，摇着头跟我解释这是个恶作剧，然后靴子又能神奇般地出现在眼前。
我又把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拿出来。书皮是绿色的，已经破破烂烂的了。我闻了一下，有点发霉的味道，跟一个月前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二手书店里买到的时候一模一样。翻开封皮，上面的印制日期甚至要比我的生日还要早几十年。
傍晚的时候，我停下来休息，那里恰好能看到低处绵延的绿色田野。这是个斜坡，海拔陡然升高，一座险峻山峰陡立眼前。因为无处可坐，我便跟往常一样坐在了路上，脱掉鞋和袜子。我一边按摩脚部，一边望着低远处的树林和天空，其实我现在就坐在峭壁突出的岩架上。我很享受这种凌驾于树木之上的感觉，像鸟儿一样从上面看着它们的枝枝叶叶。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不再那么担心我的脚和漫漫前路了。
“这是什么？”约翰问我，伸出手拿起我前一天下午在便利店买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的是一张电锯雕刻的大足野人照片，图片上面有一行字：大足怪乡。“你相信他们真的存在吗？”他把明信片放回原处的时候问我。
我硬生生地穿上靴子，继续赶路。途中爬过两座感觉怪异而且发出噼啪响声的电塔。虽然脚挤得生疼，但我还是咬牙赶路，偶尔能看到北边的博尔德山和格里兹利峰。两座山呈深绿色和棕色，山上的树木在风中摇摆。多数时候，我都走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能看到拖拉机在人迹罕至的路上留下的车轮印。路上我还经过一片林区，很久前砍伐的树木又重现生机。这一片区域到处都是树桩、树根和齐人高的小树苗，根本无法扎帐篷。被大风吹断的树枝和吹倒的树木覆盖在地上，已找不到原先的路。虽然这些树跟我一路上碰见的树种没有什么差异，但是感觉却有所不同。它们生长得自由散漫，颜色也更深。
“不信，但是人们都说这是‘世界大足野人之都’。”
天一亮我就醒了。穿上凉鞋，我一口气走了几个小时，向上爬了接近1 700英尺。透过遮云蔽日的松柏的空隙，偶尔能看到南面的伯尼山。停下来吃午餐的时候，我不情愿地从背包上把靴子解下来，因为已经别无他法只能穿上了。我现在明白《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一书的作者为什么在介绍伯尼瀑布和城堡岩之间的这一段路程时会这么说了：此段路程路况较差，有的地方仅仅比“徒步穿越美国的路况好一点点”。虽然到现在还没有碰到这种地方，但是我的凉鞋现状堪忧。两只鞋都开始外翻，鞋底胀裂，每走一步都感觉要散架，而且鞋底扎满了树枝和小石子。
“人们说的东西那可太多了。”他回应道。
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已经是我上路的第六周了。西黄松和黄檗树荫森森，路上的杂物很多，经常会硌到脚。因为没有穿靴子，脚踝的肌肉格外胀痛，但是好在现在走路的时候脚趾不会再碰到靴子，痛上加痛了。我一直前进，直到碰到一座横跨在小溪之上的木桥才停下。周围找不到一块平整地，所以我就把帐篷搭在桥上，枕着潺潺的溪流声渐渐入睡。
“嗯，如果真有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在这儿吧。”说完这句话，我们俩都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周围是层层叠叠的树，树后面是一些年代久远的灰色岩石，就是所谓的“城堡岩”，顶端状如锯齿，像大教堂的尖顶一样直插云霄。但是我们很快就会把它抛在后面的。这里是一片长达1英里的花岗岩和超镁铁质岩，按照旅行手册的说法，它“按起源算是火成岩，按性质算是侵入岩”。当然，我并不在乎这是什么意思。我对地质学一直没兴趣，但不需要知道“超镁铁质岩”的含义来判断是否要进入另一个地区了。在喀斯喀特山脉徒步的经历有点像在内华达山脉的经历：在这两个地方都是走了好几天，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该区域了。
这仅仅与我在荒野之中的感觉有关，就像长途跋涉不为别的，只为那满眼的千树万树、绵延草原、崇山峻岭、浩瀚沙漠、清流乱石、长河青草、日升日落。这种经历是那么有力，也那么重要。这让我感觉到，只要身处荒野之中，就会有这种感觉；只要这荒野存在，这种感觉就存在。我猜，蒙哥马利明白这一点，克拉克、罗杰斯和成千上万的探路前辈也明白这一点。甚至，在我领教到太平洋屋脊步道的艰辛和壮丽之前，在这条线路将我击垮却又给我抚慰之前，在我毫无察觉时，我就已经明白了。
“再停一站就行了，”约翰好像能读懂我的心思，给我加油打气，“我们到了塞亚德谷，然后再到俄勒冈州。到达美加边境只有大约200英里了。”
去年冬天，我在旅行手册对这条线路的历史介绍中读到了这一段，当时对此嗤之以鼻。穿着薄底的凉鞋在夕阳的余热中，我已经离开伯尼瀑布几英里了。此刻，我才突然领悟到这个故事的真正含义，不觉如当头棒喝：尽管这故事有些不足为信，但凯瑟琳·蒙哥马利、约瑟夫·T.哈泽德和沃伦·罗杰斯以及成百上千参与开发这条线路的开拓者，当他们想象到在崇山峻岭间行走的徒步客的时候，想到的会不会就是我的形象！我的廉价凉鞋，抑或基于1995年标准的高科技靴子和背包，尽管他们不会知道这些都是什么东西，但是这并不重要，因为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不受时间限制的。这个东西让他们愿意为之奋斗一生，让我和其他的徒步者愿意长途跋涉，受尽煎熬。这与带什么装备、穿什么鞋、背什么包、信奉什么时代的哲理，抑或是从甲处到乙处，统统无关。
我点点头，笑了一下。我并不认为“只有”和“200英里”应该放在同一个句子里。除了迈出下一步，我还没想得那么远。
或许克拉克对于这条线路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结识了沃伦·罗杰斯。1932年二人相识的时候，罗杰斯只有24岁，供职于加州阿尔罕布拉市的基督教青年会。克拉克说服他，让他派基督教青年会的志愿者队伍探路制图，甚至是开路建设。尽管最开始很不情愿，但是罗杰斯很快就对这条线路的开辟无比热情。他后来也一直致力于推广太平洋屋脊步道，努力克服面临的法律、资金、物流等方面的障碍。罗杰斯亲眼见证了国会1968年确定了“太平洋屋脊国家风景小道”（Pacific Crest National Scenic Trail）项目，即太平洋屋脊步道，但是他于1992年离世，未能见证第二年这条线路的完工。
“俄勒冈！”他大叫一声，声音里的快乐似乎感染了我，似乎让这200英里感觉就是小菜一碟。但是我明白并非如此，在路上的每一周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最先想到要开发太平洋屋脊步道的是位女士。她是华盛顿州贝灵厄姆市的一名退休老师，名叫凯瑟琳·蒙哥马利。她跟登山家和作家约瑟夫·T.哈泽德交谈的时候，就建议开辟一条从南到北的“蜿蜒西部山区的徒步路线”。那时是1926年。尽管少数登山者很快就认同了她的想法，但6年后，直到克林顿·丘吉尔·克拉克挑起了开发这条线路的重任，整个太平洋屋脊步道的清晰图景才拼接起来。克拉克是个石油商，生活悠闲，住在大洛杉矶地区帕萨迪纳市。但是他非常热衷户外旅行。当时美国正流行“出门坐汽车，休闲看电影”的文化，克拉克十分反对，于是就游说联邦政府开辟一条专门用于徒步旅行的线路。当时他想得更远，希望开发一条从阿拉斯加直达智利的“美洲线路”。他认为与大自然接触才能有一种“持久的具有治愈性和教育意义的价值”，所以用了25年的时间积极推广太平洋屋脊步道。他在1957年去世，当时这条线路似乎仍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俄勒冈，”我放弃挣扎，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但还是先把加州走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