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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狠狠地踢着土，两手抓起鼠尾草扔出去。我在生自己的气，为什么又做错事，为什么还跟刚上路时那样又傻又笨！不仅把靴子买错尺码，低估了路上的费用，还百分之百地自信能徒步穿越太平洋屋脊步道！
我心里又打起了退堂鼓：或许我不应该往前走了，或许也没法走了。走这么远已经够远了。我照样可以把徒步写进简历里面。
没水没水没水没水没水没水没水没水没水！
“妈的！”我气愤不已，捡起一个石子竭尽全力、狠狠地向附近的一棵树上投去，再一个，又一个……
我呆立了一会儿，吓得几乎瘫在地上。盯着水箱看了一会儿，确认确实没水。里面没水，我就没水。一口水也没有。
我又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会想到的那个女人——那个女占星师。23岁的时候，我曾经让她看过我的命盘。在我离开明尼苏达州前往纽约之前，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安排了这次占卜，作为送行礼物。我觉得这个名叫帕特的中年妇女满嘴胡话。我还记得她让我跟她对坐在她厨房桌子边，她面前是一张满是神秘字符的纸，我们之间还有一个磁带录音机。录音机已经开了，里面的磁带静静地旋转着。我其实并不信这个，就是觉得有点好玩儿，而且就当从中寻找自信心了，因为她肯定会说诸如“你心地很善良”一类不痛不痒又大而化之的话。
在看到水箱之前，我逼迫自己不去喝最后剩下的两盎司水。到了下午4点半，我终于看到水箱了：被焚烧过的火警瞭望塔赫然立在不远处！瞭望塔旁边有一个金属水箱，立在一根棍子上。一看到水箱，我就拿出水瓶把剩下的水都喝了，也庆幸再过几分钟就能喝上更多的水了。当我靠近的时候，看见水箱旁边的木棍上贴满了东西，在风中摇曳。起初我以为是丝带，后来以为是布条，直到走近才看清是一些小纸片——用胶带贴在木棍上的留言，被风吹得哗哗响。我靠近一点想知道上面说什么，但是在我看到纸片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什么。纸片上的内容大同小异：没水。
但是她没说。或者说，她也说了这些话，但是也说了一些具体得让人发毛的事情，不仅准确，而且一针见血，让我既感到安慰，又十分困扰，但是又不至于号啕大哭，悲戚戚地承认她说的都是事实。我不断地询问：“你怎么知道的？”然后她就给我解释行星、太阳、月亮，我的“相位”和出生时刻，以及处女座的含义。我边点头边想：这都是新时代反智分子的鬼话。然后她又说了另一件事，让我一下子蒙了，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然后4盎司。
她突然讲到我父亲。“他是越战老兵？”她问我。我斩钉截铁地说：“不，他不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曾经短暂地入伍——实际上，他就驻扎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基地，我外祖父也在那儿驻扎。父亲和母亲就是在那儿认识的——但是他从来没去过越南。
然后6盎司。
“但他看起来像是越战老兵。”她仍然坚持，“或许不应该从字面上来理解。但是他与这些军人有共同点。他也受过重伤，留下了残疾，而且这影响到了他的生活，也影响到了你。”
莫多克高原与莫哈维沙漠有所不同，但是感觉并无差异。这两个地方都长满了参差不齐的植物，不适宜人类居住。小型灰褐色蜥蜴要么在我靠近时迅速消失在路边，要么就一动不动。“它们从哪儿找水呢？”为了不去想自己有多热多渴，我就去想些别的。“我现在到哪儿了？”离水箱已经只有3英里了，我还剩下8盎司水。
这次我没有点头。幼年的经历已经被我封得严严实实，再也不会浮现了，但是现在这个占星师却告诉我我的父亲影响到了我。
然后我停下来，弯下身，用手按一下膝盖，缓解一下背部压力。脸上的汗水会直接滴到浅黄色的土里，像是滴下的泪水。
我有点瞠目结舌，好不容易挤出一个词：“受伤？”
1，2，3，4，5，6，7，8，9，10。
“对，”帕特深信不疑，“你某处也受了伤。如果父亲的伤口好不了的话，就会影响到孩子——他们会在同样的地方伤害自己的孩子。”
我停住脚步，抬头望着天空。那些猛禽仍然在盘旋，似乎不用扇动翅膀。我下定决心：绝不打道回府。想到这里，我深吸一口气，继续前进。现在我的大脑已经什么都不想了，支撑我机械前进的，只有旅程的单调。上路的这些日子，每天这种单调都会最终占得上风，因为当时心里想的只有身体的疲惫。就好像这是某种痛苦的疗法。每次我会数着自己走了多少步，到了100，再从1开始数。每完成一组，就感觉已经完成了一件小事情。后来觉得数到100太难，于是减到50，然后减到25，最后减到了10。
“嗯……”我的脸唰地白了。
前面是一片平地，长满了一串红和杂乱无章的耐旱野花。一路上会有一些认不出的扎人的植物擦过我的小腿肚。我能认出的植物好像在跟我说话，用我妈妈的声音说着它们的名字。它们的名字又重新在我记忆里冒出来：田荠菜、火焰草、羽扁豆——这些白色、橙色和紫色的花在明尼苏达州也能见到。当我们驾车驶过的时候，妈妈有时会停下车，从路边的花丛里摘一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