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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早早关灯上床。我很容易就睡着了，但一次又一次从梦中醒来。每次我企图抓住梦境，它们就会从意识边缘溜走。
我欣赏着她双眼的湛蓝色，方形切割的戒指的碧绿色，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地毯上。有人似乎选取了那两种颜色，用打蛋器把它们搅在一起。
最后我起床了，下楼去吃早饭，我买了张报纸带回旅馆。步行范围内有一场星期日中午的戒酒会活动。我从没参加过，但我看见它被列在戒酒会的指南里。等我想到要去的时候，它已经开到一半了。于是我留在房间里，看完报纸。
“一个好地方。”她说得很有信心。她靠着我在沙发上坐下，一条长腿叠起来垫在底下，咖啡杯搁在另一条腿的膝头。她穿着去阿姆斯特朗酒馆时的那条酒红色牛仔裤，上身是柠檬黄的毛衣。毛衣底下似乎什么都没穿。她光着脚，脚指甲和手指甲一样涂成茶色波尔图酒的颜色。她本来穿着家居拖鞋，但坐下前先把它们踢到了一旁。
以前喝酒能填补无所事事的时光。我曾经在阿姆斯特朗酒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喝掺波本威士忌的咖啡。这么喝不会上头。我一杯一杯慢慢喝，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你可以尝试不加烈酒，然后做同样的事，你会发现行不通。没什么原因，但就是行不通。
“你搬出去以后住在哪儿？”
下午三点左右，我想到了金。我伸手去拿电话想打给她，但及时拦住了自己。我们上过床，因为那是某种礼物，她知道如何赠予，我却不知道该怎么拒绝，然而那并没有让我们成为情人。它没有让我们中的一个人成为对方的什么人，我和她之间的交易无论怎么说都已经结束。
“再说这些东西也都不是我的。我是说，整个房间里我自己选的东西只有那张海报。我去参观画展，想带点纪念品回家。那位画家描绘孤独的方式——人们待在一起，但心不在一起，各自看着不同的方向——它吸引住了我，真的。”
我想起她的头发和简·基恩的美杜莎雕像，我考虑要不要打给简。但打通了又能谈什么呢？
“当然。”
我可以告诉她，我的第七个清醒日子已经过完一半了。自从她也开始参加戒酒会活动后，我就和她断了联系。医生叫她远离与饮酒有关的人、地点和事物，在她看来，我无疑名列其中。今天我没喝酒，我可以这么告诉她，但那又怎样呢？这不等于她会愿意见到我。事实上，这也不等于我想见到她。
她端着咖啡回来时，我正在欣赏这个房间。她说她真希望能留下这套公寓。“但另一方面，”她说，“留不下反而更好，不是吗？我是说，继续住在这儿，某些人会找上门来。你懂的，男人。”
我们曾经一起开怀畅饮共度过几个晚上，也许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享受清醒时光。然而，那和在阿姆斯特朗酒馆枯坐五个小时喝不加威士忌的咖啡有什么区别？
咖啡桌上有几本最新的杂志——《人物》《电视指南》《时尚》《博物》。音响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带框的海报，宣传的是几年前在惠特尼艺术馆举办的霍珀画展。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对非洲面具。铺地板的橡木用石灰处理过，中央区域铺着一块斯堪的纳维亚地毯，地毯上是蓝色和绿色的旋涡状抽象图案。
我都已经开始查她的号码了，但终究还是没打给她。
我说速溶的就很好。我坐在沙发上，等她去泡咖啡。这个房间很舒服，虽然没几件家具，但装饰得颇为迷人。音响在播放轻柔的爵士钢琴独奏。一只黑猫小心翼翼地从拐角伸头看我，随即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圣保罗教堂的发言者讲述了一个真正的坠入深渊的故事。他曾经有好几年海洛因成瘾，他好不容易戒毒，却又把自己喝得沦落包厘街<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他看上去像是去过地狱，而且记得地狱是个什么样子。
“快坐下。是速溶的，没关系吧？我这人太懒，不会煮真正的咖啡。”
中间休息的时候，吉姆在咖啡壶那儿拦住我，问我情况如何。我说挺好。他问我滴酒不沾几天了。
“好，要是不太麻烦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