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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大学吗？”
“我可以把车开过来，送你一程。”
“哦，”他说，“我明白了，接着猜。要我说，有可能是犹太人，有可能是意大利人，有可能是黑皮肤的地中海国家人。因为她的皮肤太白了，你明白吗？对比鲜明。我不确定他的皮肤黑不黑，但肯定有对比。有可能是希腊人，有可能是西班牙人。”
“我不介意坐地铁。”
“英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
“开车比较快。我可以戴上司机的帽子，你可以坐后排。”
“美国。你指什么？”
“下次再说吧。”
“我明白。国籍呢？”
“随你便，”他说，“回来了打个电话？”
“诸如此类的。税务律师，会计。我只是在玩猜谜游戏，你明白——”
“行。”
“会计？”
最后我搭法拉盛线到罗斯福大道和五十二街路口的车站下车。列车离开曼哈顿后开出地面。我险些错过站点，因为很难搞清楚我到底在哪儿。候车站台上的标牌被涂鸦弄得一塌糊涂，而涂鸦本身也完全无从分辨在说什么。
“哦，”他说，沉思片刻，“也许是会计。”
我走下一段不锈钢楼梯，回到街面上。我打开便携地图，搞清楚方向，然后走向巴奈特大道。没走多久，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伍德赛德会有一幢西班牙裔聚居的寄宿公寓楼。这儿已经不是爱尔兰人社区了。高架轨道的阴影底下还能零散看见几个名叫“翡翠酒馆”或“三叶草”之类的地方，但大多数标牌是西班牙语，大多数商铺已经变成bodega<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塔拉旅行社的橱窗海报在兜售去波哥大和加拉加斯的包机航班。
“你的印象，”我说，“机修师？股票经纪人？骑术演员？”
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的寄宿公寓是一幢黑乎乎的两层框架式房屋，带一个前门廊。门廊上有五六把塑料草坪躺椅，还倒放着一个装橙子的板条箱，上面搁着报纸杂志。躺椅上没人，我并不觉得奇怪。天气太凉，不适合坐在门廊上消磨时间。
“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他做哪一行？”
我按门铃，没人出来。我听见里面有人交谈，还有几台收音机在响。我继续按门铃，一个非常壮实的矮个子中年女人出来开门。“Sí(什么事)？”她问，像是在期待什么。
我说他也许比他认为的记得更清楚。我问他那男人的职业。
“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我说。
“倒是有可能认出来。你说的是指认嫌犯吗？嗯，我觉得可以。”
“No est aquí(他不在这儿)。”
“要是有人把他指给你看呢？”
我第一次打电话时接电话的也许就是她。事实上很难分辨，而我也不怎么在乎。我站在那儿，隔着纱门和她交谈，我把西班牙语和英语掺在一块儿说，努力让她明白我的意思。说了几句，她转身走开，带着一个高个子男人回来，他面颊凹陷，小胡子剪得整整齐齐。他会说英语，我说我想看一看卡尔德伦的房间。
“要是在街上和他擦身而过，我连想都不会多想一下。”
但卡尔德伦不在，他告诉我。
“如果再次见到他，你还能认出来吗？”
“No me importa(我不在乎)。”我说。我反正就是想看看他的房间。但没什么可看的，他答道，觉得很困惑。卡尔德伦不在房间里，我去看他的房间能有什么用处呢？
“应该是正装，但我记不清了。他属于习惯穿正装的那种男人，但我不记得他具体穿什么。”
他们并不拒绝配合，他们甚至不是特别不情愿配合，他们只是不明白有什么意义。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想要摆脱我——更确切地说，摆脱我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我看卡尔德伦的房间，于是他们领我去看。我跟着中年女人走进一条走廊，经过厨房，爬上楼梯，走过又一条走廊。她没敲门就直接打开一扇门，让到一旁，打个手势，请我进去。
“他穿什么？”
地板上铺着油毡地毯，铁管床架上摆着一个光秃秃的床垫，有个金色枫木的抽屉柜，小写字台前有一把折叠椅。房间对面的窗口有一张靠背沙发椅，沙发套上印着花朵图案。抽屉柜上有一盏带花格纸灯罩的台灯，天花板中央的灯座上有两个无遮掩的灯泡。
“非常抱歉，”他说，“我对他有个印象，但描述不出来。要是他身穿毛皮衣服，我能告诉你的肯定比你想知道的还要多，只可惜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