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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打过。”
我感到背脊发凉，就好像听见什么人用指甲刮黑板。“我当然记得，”我说，“但字条怎么又回到我的信箱里了呢？我以为你后来又打过电话。”
“大概是我乱扔字条，某个好心的傻瓜捡起来塞回我的信箱里，这会儿我拿到手，以为是另一通电话。”
停顿片刻，然后她说：“马特，星期一晚上咱们说过话了。你回过我的电话，你不记得了？”
“肯定是这样的。”
“有个字条说你星期一打过电话。”
“那好，”我说，“安妮塔，那天晚上我打给你的时候喝了几杯，记忆有点模糊了。能提醒我一下我们都谈过什么吗？免得我忘记了什么事情。”
“回我的电话？”
我们谈了米基的牙齿矫正，我让她再去问问其他医生。我向她保证，我记得这部分对话。还有什么吗？我说过最近我有希望再寄一笔钱给她，比我上次寄的那一笔更多，支付孩子的箍牙费用应该不成问题。我说这部分我也记得，她说那就没什么了，哦，当然了，你和孩子们也聊了几句。就这些吗？那敢情好，看来我的记忆力还没那么差嘛。
这是一场古怪的交谈。我和她都谨慎而客气，就像平时一样，我们像职业拳手打第一回合似的绕着彼此兜圈，然后她问我为什么打电话。“我是回你的电话啊，”我说，“不好意思，我没有立刻打给你。”
挂电话时我在颤抖。我坐在那儿，努力从记忆中唤起她刚刚描述的那些对话，但毫无指望。从星期天晚上第三杯酒下肚前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我在病床上醒来，中间只有一片空白。所有的记忆都消失了。
我扔掉写着他号码的字条，内心权衡着是下楼跑一趟还是费神请旅馆接线员帮我打外线。要是我没有倒掉那半瓶酒，这会儿我多半会喝一杯。最后我决定下楼，从大堂的电话亭打给安妮塔。
我撕掉字条，然后撕成四片，把碎纸塞进衣袋。我看着另一条留言。钱斯留下的是他的应答服务号码。我没有打，而是打给北中城分局。德金不在，但他们给了我他家里的号码。
前妻安妮塔。钱斯，杀死金·达吉南的皮条客。还有一个叫法布尔的家伙。我不认识姓法布尔的人，也许某次我喝醉酒出去乱转，把某位酒鬼认作我失散多年的好友。
他拿起听筒，声音有点迷糊。“稍等一下，让我点支烟。”他说。等他回到电话旁，声音就听起来一切正常了。“我在看电视，”他说，“看着看着就睡过去了。斯卡德，你有什么事？”
我洗了个长时间的热水澡，仔细刮脸，换上干净的衣服。我扔掉从医院穿回家的衬衫、袜子和内衣，外衣和外裤放在一旁。干洗店也许有办法处理它们。我拿起留言，又看了一遍。
“那个拉皮条的想联系我。钱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