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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全都是垃圾信，我随手扔掉，开始过目留言。星期一上午，安妮塔给我打过电话。星期二晚上，一个叫吉姆·法布尔的人打过电话，留下回电号码。钱斯昨晚和今天上午各打过一个电话。
“怎么联系你？”
我把酒倒进洗脸池，洗干净两个酒瓶，放进垃圾箱。
“电话。他留了个号码叫我打过去。他的应答服务号码。所以他多半还在城里，假如你要我钓他出来——”
我心想：嗯，你的第一个试炼来了，你说你喝不喝吧。
“我们没在找他。”
我上楼回到房间里，排除了后一种可能性。我显然在星期一或星期二的某个时候回来过，因为我已经喝完了那瓶丹特，空酒瓶旁边现在摆着一瓶半满的占边波本威士忌。分销商的标价签说明它来自第八大道的一家酒铺子。
有一个可怕的瞬间，我以为我肯定在断片儿期间和德金谈过，我和他之中的一个给另一个打过电话，而我完全不记得了。但他继续说了下去，我意识到这种事并没有发生。
前台人员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反应。也许失忆那段时间我全待在房间里，与世隔绝地喝酒。也许自从星期天夜里走出旅馆，我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们把他弄到警察局来过，仔仔细细地盘问了他。”他解释道，“我们签发了逮捕令，但他自个儿找上门来。他带着一个滑头律师，他本人也相当滑头。”
我没有去酒吧，而是返回我住的旅馆。我必须鼓起勇气，才能去前台取信件和留言，就好像我做了什么可耻的坏事，欠前台人员一个发自肺腑的道歉。最糟糕的地方在于我不知道我在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里做过什么蠢事。
“你们放他走了？”
上午下过雨，马路依然湿漉漉的。我站在人行道上，感觉信心从脚底慢慢流空。街对面有一家酒吧，我口袋里还有喝一杯的钱，我知道这杯酒能让我的感觉好起来。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能扣押他。从估计的死亡时间之前几个小时到之后六个还是八个小时，整段时间他都有不在场证明。他的不在场证明看上去挺牢靠的，我们还没找到任何破绽。银河酒店给查尔斯·琼斯办入住手续的前台人员给不出外貌描述，我的意思是说他甚至没法确定那家伙是黑人还是白人，他觉得应该是白人。你说我能拿着这些去找地检官吗？”
我身上现金足够，付得起医院账单。堪称一个微小的奇迹。
“他有可能会找别人替他开房间。这些大饭店不会记录来去人员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