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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想象。”
要是我能集中精神听讲，肯定会大受鼓舞。然而我的注意力总是溜号。我想到桑妮的葬礼，想到钱斯对我说的话，我发现我的思绪在整个案子上打转，企图理清它的千头万绪。
“不，你不能。”他拿起那块绿色玻璃，看着它摇摇头，“我还是没法给你一个价值。大小只是几个考量因素之一。还有颜色、透明度和火彩。你确定那是一块祖母绿吗？你测试过硬度吗？”
今天的见证是美国梦的酗酒版。讲话者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穷苦出身，努力奋斗念完大学，在一家电视广播公司向上爬到副总裁，然后酗酒毁了这一切。他一路跌到底，最后落得在洛杉矶的潘兴广场嘬固体酒精度日，还好他找到匿名戒酒会，生活总算回到正轨。
“没有。”
我吃完饭，又要了一杯咖啡。我读报，付账单，留下小费。现在该去圣保罗教堂了。
“所以也有可能是彩色玻璃。就像，呃，你给我的这件宝贝。”
喝酒的冲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认为这是条件反射，是对阿姆斯特朗酒馆的氛围的本能反应。我在这儿喝了很长时间，灌下去那么多酒，上次喝醉后老板对我下了禁令，我从此再也没进过他们的店门。我会想到喝酒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并不等于我非得喝一杯不可。
“据我所知，这是一块玻璃。我想知道的是，假如它是一块祖母绿，那它能值多少钱？”
我的天，我心想。
“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他对着那块玻璃皱起眉头，“你必须理解，我的一切发言都必须避免确定性的数字。你要明白，即便假定这是一块真正的祖母绿，价值也还是很难估计。有可能极为值钱，也可能近乎一文不值。比方说，它有可能有着严重的缺陷，甚至仅仅是一块等级非常低的宝石。有些邮购公司以便宜得可笑的价钱按克拉销售祖母绿，四五十美元一克拉，卖的自然是蹩脚货。但它们依然是真正的祖母绿，无论多么不值钱，也仍旧是宝石。”
她走向厨房，我眼前忽然出现了马天尼的幻象——不兑水，特别干，冰凉，装在高脚杯里。我能看见它，能闻到杜松子的香味和柠檬皮的芬芳。我感觉到几口喝干的舒爽刺激。
“我明白了。”
我下楼买报纸，想也不想地拐弯，走进阿姆斯特朗酒馆，找了张台子坐下。还是我平时坐的那张角落桌子。翠娜走过来，说好久不见。我点了芝士汉堡、小份色拉和咖啡。
“就算是宝石级的祖母绿，价值也有可能千差万别。你可以花——”他掂量一下那块玻璃的分量，“几千美元买这么一块宝石，而且品质还很好，不是北卡罗来纳州西部产的工业级刚玉。但另一方面，假如这块祖母绿是最高等级的，颜色最好，火彩完美，没有瑕疵，甚至不是秘鲁产，而是最优秀的哥伦比亚祖母绿，能卖到四五万甚至六万美元。不过这依然是大致估计，做不得准的。”
旅馆前台没有留言。我上楼换衣服，出门时犹豫片刻，但还是从梳妆台抽屉里取出了那把点三二。带一把我似乎无法使用的枪有什么意义吗？我想不出来，但还是把枪放进了口袋。
他还有其他话想说，但我已经不想听了。他实际上没有告诉我任何消息，没有在拼图里加上新的碎片，但他好好地摇了一下装碎片的盒子。现在我知道所有碎片都该摆在哪儿了。
我们离开翻建成住宅的消防站，我坐后排，钱斯戴了顶司机帽。开了几个街区，他靠边停车，把帽子塞进手套箱，我换到前排的乘客座上。这会儿的通勤车流已经变得稀疏，我们很快就开到了曼哈顿，车里变得异常安静。我和他有点疏远，也许是因为我们交换的心事超过了两个人的预期。
我拿上那块方形的绿色玻璃，起身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