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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察金皱起了眉头，说：
“您去吧。”
“呵！原来你没死！现在该怎么办呢？你的名字已经从团员名册上注销了，是我亲自把你的登记卡寄到团中央去的。再说，你又错过了全俄团员登记。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凡是没有进行登记的人，一律取消团籍。因此，现在你只有一个办法——按照正常规定，重新履行入团手续。”图夫塔用一种没有商量余地的口吻说。
他们说的是波兰话。
图夫塔一会儿仔细看看条子，一会儿又看看保尔，看了半天，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灯光从走廊里照射进来，落在那女人的肩膀上。她穿了一件巴黎第一流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料精心缝制的连衣裙，肩膀和手臂都裸露着。耳垂上一颗水珠似的钻石来回晃动，闪闪发亮。她的脸在阴暗处，保尔只能看到她那仿佛用象牙雕塑出来的肩膀和手臂。保尔敏捷地用螺丝刀换好了车顶上的灯头插座，一会儿车厢里的灯就亮了。还得检查一下沙发上方的那盏电灯，可那女人恰好坐在沙发上。
“图夫塔，你等会儿再跟他吵吧。给你书记写的条子，咱们先把我的证件办一办吧。”
“我必须检查一下这盏电灯。”保尔走到她跟前说。
在干部登记分配部里，图夫塔正在大骂他那个负责团员登记的助手。保尔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发现两人吵得难分难解，一时半时完不了，就拦住了正在发火的图夫塔说：
“呵，是的，我坐在这儿妨碍您了。”这是一口纯正的俄语。说着，她轻盈地站起身来，几乎和保尔并肩站着。现在她整个的人都看得清楚了。那弯弯的眉毛和傲慢地紧闭着的双唇是保尔所熟悉的。毫无疑问，站在他面前的是内莉·列辛斯卡娅。这律师的女儿不能不注意到保尔惊愕的目光。保尔虽然认出了她，可她却还没发觉，这个电工就是她以前那个不安分的邻居。四年来，他已经长大了。
“请把这交给图夫塔同志，他会把一切都办妥的。”
她轻蔑地耸了下眉毛，作为对他那惊讶神情的回答，然后走到包厢门口，站在那儿，不耐烦地用漆皮拖鞋的鞋尖敲着地板。保尔动手修理第二盏灯。他把灯泡取下来，对着亮光看了一下。突然，出乎他自己的意料，更出乎列辛斯卡娅的意料，他用波兰语问道：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几个字。
“维克托也在这儿吗？”
“我到铁路工厂去不会妨碍茨韦塔耶夫工作的。我是到车间去干我的本行，不是当共青团书记。再说，我的身体还很虚弱，请求你不要派我去干别的工作。”
柯察金问这话时没有回过身来，他看不见内莉的脸，但是她长时间沉默不语，这表明她局促不安了。
柯察金的眼睛眯起来了。他说：
“难道您认识他？”
“当然，团籍会恢复的，这没问题。但是再派你去铁路工厂，就不大方便了。那儿已经有茨韦塔耶夫在干了，他是这一届的团省委委员。我们派你到别处去吧！”
“甚至可以说非常熟悉。我和你们过去还是邻居呢。”保尔转过身来说。
书记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犹豫不决地说：
“您是保尔，您母亲是……”内莉一时讷讷，没有再说下去。
“同志，我现在需要恢复团的组织关系，派我回铁路工厂去工作。请你下个指示办一办吧。”
“是烧饭老妈子。”保尔替她说了出来。
保尔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说：
“您长得多快呀！我只记得当时您那个野孩子的样子。”
“有什么事？”穿斜领衬衫的书记写完了一页纸，在上面打了一个句号，然后问保尔。
内莉放肆地从头到脚仔细端详着保尔。
保尔在他对面坐下，注意地观察这个接替阿基姆的人。
“您为什么想知道维克托的情况？我记得，您跟他相处得并不好。”她用她那歌唱般的女高音说着，希望这意外的相遇能给她解解闷。
保尔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仔细观看，也许能找到熟人？结果一个也没有。于是，他走进书记办公室。省委书记穿着一件蓝色斜领衬衫，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瞟了柯察金一眼，又继续埋头写他的东西了。
保尔一边用螺丝刀把螺丝钉拧进墙壁，一边说：
团省委里还跟从前一样热闹。大门口进进出出，走廊上，房间里到处是人。办公室里不断传出打字机啪哒啪哒的声音。
“维克托欠了我一笔债还没还。您什么时候遇到他，请转告他，我还指望跟他清算一下呢。”
“可别忘了，我们等你回来吃午饭。”
“告诉我，他欠您多少钱，我来替他还。”
柯察金准备出去，临走时杜夏提醒他说：
她知道，柯察金说的是什么“债”。彼得留拉匪兵抓保尔的全部经过她一清二楚。但她想要逗弄逗弄这个“下人”，因此就这样讥笑他。
直到下半夜，他们才睡觉。第二天早上，柯察金醒来时，伊格纳特已不在家，他上码头去了。他的姐姐杜夏身体结实，长得很像弟弟，一面张罗他喝早茶，一面兴致勃勃地谈论各种琐碎小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轮机手，出航去了。
保尔故意不理睬她。
“瞧，杜巴瓦和扎尔基都考上了。当然，杜巴瓦以前学习就不错，但是扎尔基并不比我强多少。不用说，这是他的勋章帮了忙。总之，我一个人落空了。后来就派我到这儿的码头上抓业务，代理货运主任。以前，为了青年们的事儿，我总是和码头上的头头们发生冲突；现在，自己也来当头头，抓工作了。有时候，要是碰上懒汉，或者磨磨蹭蹭，马虎大意的家伙，碍手碍脚，我就既以主任的身份，又以团委书记的身份去对付他。对不起，他们逃不过我的眼睛。好了，我的事，以后再谈吧。还有什么新闻没告诉你呢？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知道了。团省委里的老同事现在只有图夫塔一人没有调动工作，还在老地方。托卡列夫在索洛缅卡担任区党委书记。你们公社的社员奥库涅夫在团区委工作。塔莉亚·拉古京娜是政治教育部部长。铁路工厂里，你原来的职位由一个叫茨韦塔耶夫的人担任了，这个人我不熟悉，只是在团省委里见到过。这小伙子看上去挺机灵，但有点爱面子。也许你还记得安娜·博尔哈德，她也在索洛缅卡，担任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已经告诉你了。保夫鲁沙，党组织派了很多人去学习，所有的老积极分子现在都在省党政干部学校学习，他们答应明年也把我送去。”
内莉用带有忧伤的声调又问他：
“后来，我在省委遇到了那个向我提问题的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大约三个小时。原来，是那个中学生胡说八道，哲学其实是一门了不得的大学问呢。
“听说我家的房子给抢劫一空，都快塌了，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大概那凉亭和花圃也都给毁了吧？”
“我让考试委员会里的一个同志给坑苦了。他问了我一个小问题：‘潘克拉托夫同志，请你说说你对哲学的看法？’你知道，我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当时我马上想起来了，我们以前有一个搬运工人，读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搬运工人只是为了装装门面。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从前，鬼知道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学者，大家都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一个怪家伙，姓名我已不记得了，好像是伊杰奥根，他一辈子都住在木桶里，还有其他许多怪毛病……他们中间最了不起的一个学者，能够用四十种办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也就是黑的。总之，他们全是些喜欢胡说八道的人。你看，我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这些话，心中估摸这个考试委员是想从右翼包抄我吧，他狡滑地看着我呢。于是我就猛地给他来了一下。我说：‘哲学就是空口说白话，故弄玄虚。同志们，我才不愿意去学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至于党史，那我倒是一心想学的。’这么一来，他硬要我说说，这些关于哲学的新奇见解是从哪儿来的。于是，我就把那个中学生的话再添油加醋说了一遍。那些考试委员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我来火了。‘怎么，你们把我当傻瓜吗？’说完这句话，抓起帽子就回家了。
“那房子现在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毁掉它对我们并没有好处。”
“开头我的事情很顺当，各种条件都合格，是党员，团龄也够了。至于经历和出身，那更不成问题。但到政治考试的时候，我就遇到麻烦了。
内莉讥讽地冷笑了一声，说：
潘克拉托夫生气地哼了一声，继续说：
“哎哟！看得出来，他们把您也调教出来了，对吗？不过，顺便说一句，这里可是波兰使团的专车，而且在这个包厢里我是主人，而您，像过去一样，仍然是个奴仆。您现在干活，也还是为了让我这儿有灯，让我能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看书。以前您的母亲给我们洗衣服，您给我们挑水。现在我们见面时，您和我的地位没有任何变化，跟以前一模一样。”
“去年冬天扎尔基、杜巴瓦和米海拉就上哈尔科夫去了。这些小子是专门去上共产主义大学的。万卡和米佳进的是预科班，米海拉上一年级。我们一共去了十五个人。我心血来潮，也去报了名。我想，脑子里也该装点东西，要不然也太清汤寡水了。但是你知道，考试委员会的人把我给难住了，事情就搁浅了。”
她说这些话时，一副洋洋自得、幸灾乐祸的样子。保尔一面用小刀削着电线的末端，一面以毫不掩饰的嘲笑的目光看着那波兰女人。他说：
家里人早已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向保尔讲述这四个月里发生的各种事情。
“女公民，如果只是为了您，那我连一颗锈钉子也不会来敲的。不过，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所谓的外交官，那我们也能按惯例办事，以礼相待，我们不会去砍他们的脑袋，甚至也不会像您那样，说出那样粗鲁难听的话。”
听到潘克拉托夫的叫喊声，他的姐姐和母亲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他们三人一起，终于认出来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确实实是柯察金。
内莉顿时满脸通红。
“保夫卡！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呢……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要是你们真的占领了华沙，你们会怎么对待我呢？是把我剁成肉泥呢？还是让我去做你们的小老婆？”
保尔看见潘克拉托夫的脸涨得通红，忍不住哈哈大笑。
她站在门口，弯着身子，做出一副娇媚的姿势。她那吸惯了可卡因麻醉剂的敏感的鼻孔翕动着。沙发上方的那盏灯亮了，保尔挺直了身子，说道：
“哎……等一下……呸！真是活见鬼！”
“谁要你们？用不着我们的军刀，可卡因就会让你们送命。你就是白给我当老婆，我都不要！什么东西！”
他手里拿了块面包，正想往嘴里送。突然，手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不知所措地眨眨眼睛。
保尔拿起工具箱，两步就跨到了门口。内莉闪到一边。保尔走到走廊尽头，听见她压低了声音用波兰话骂道：
“喂，说吧，你那儿有什么事情？”
“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潘克拉托夫往嘴里送了两勺菜汤，没有听见客人答话，就又转过头来说：
第二天傍晚，保尔在去图书馆的路上，遇到了卡秋莎。她抓住保尔上衣的袖口，开玩笑地挡住了他的去路。
“难道我真变得那样厉害，连根卡都认不出我来了吗？”
“你急急忙忙上哪去，政治家兼教育部长？”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把破椅子上坐下。他脱下帽子，习惯地用帽子揩揩前额，心想：
“上图书馆去，老大娘，给让条路吧！”柯察金学着她的腔调答道。他轻轻地抓住她的肩膀，小心地把她推到路边。卡秋莎推开了他的手，和他并肩向前走。
“既然是找我，那就坐下。讲吧，我得先把这一碗菜汤喝下去。从早晨到现在，除了水之外，什么还没下肚呢。”潘克拉托夫说着就拿起了一把大木匙。
“听着，保夫鲁沙，不能老是学习呀……哎，对了，我们今天去参加晚会，好吗？大伙都聚在济娜·格拉德什那儿。姑娘们早就要我带你去了。可你只热心搞政治，难道你就不想玩一玩，高兴高兴？去吧，要是你今天晚上不读书，头脑一定会轻松些。”卡秋莎竭力说服他。
保尔跟她走进房间，把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一面吃着面包，一面从桌旁回过头来说：
“是什么晚会？大家在那里干些什么？”
“根卡，有人找你！”
卡秋莎令人发笑地模仿着他的口气，说道：
她没认出保尔来，回过头去喊道：
“干些什么？反正不是祷告上帝，不过是快快活活地消磨时光，仅此而已。你不是会拉手风琴吗？我从来没听你拉过，喂，你今天就让我听听，过过瘾吧！济娜的叔叔有只手风琴，但他拉得不好。姑娘们都对你感兴趣，可你只知道啃书本，啃得人都憔悴了。什么地方有这样的规定，共青团员不应当娱乐娱乐？我们还是去吧，别让我老是劝你，都把人给劝烦了，要不我就生气了，一个月不理你。”
“刚来家。您找他吗？”
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油漆工卡秋莎是一个好同志，也是个挺不错的团员。柯察金不愿意让她扫兴，于是就同意了，虽然还是觉得不习惯和有点别扭。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里挤满了人，十分热闹。大人们为了不妨碍年轻人，都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在这个大房间里和通向小花园的凉台上大约聚集了十五个姑娘和小伙子。当卡秋莎带着保尔穿过花园走到凉台上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玩一种叫“喂鸽子”的游戏了。在凉台的正中间放了两把椅子，背靠着背。由主持这个游戏的女孩点两个人的名字，被点名的小伙子和姑娘就在椅子上坐下。主持人喊“喂鸽子吧！”背靠背坐着的这两个年轻人就转过头去，嘴唇相碰，当众相互亲吻。后来又玩“丢戒指”和“邮差送信”，而每种游戏都少不了要接吻。尤其是玩“邮差送信”的时候，为了避免大家的监视，接吻不是在灯光明亮的凉台上，而移到暂时熄了灯的房间里了。对这些游戏感到不满足的人，还可以玩另一种游戏：在角落里的一张圆桌上，放了一套纸牌。纸牌名叫“花弄情”。坐在保尔旁边的一个女孩子，大约十六七岁，名叫穆拉，一对蓝眼睛脉脉传情地望着保尔，递给他一张牌，轻声地说：
来开门的是一个系着一条极普通头巾的老太太，头巾的两角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紫罗兰。”
保尔已经疲惫不堪，最后总算走到了潘克拉托夫家的门口。他敲着那扇曾经油漆成赭色的门，下了决心：“如果他也不在，那我再也不跑了，干脆爬到一条小船上去过夜。”
几年以前，保尔曾见过这样的晚会。尽管他当时没有直接参加，但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当他和小城市里小市民的生活永远脱离之后，这样的晚会在他看来就有点不成体统，荒唐可笑了。
“再这样挨个儿去找老朋友，就是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的。”他克制着内心的苦恼，闷闷不乐地嘟哝着。不过，他还是决定再去碰碰运气——去找潘克拉托夫。这个码头工人住在码头附近，去他那儿比去索洛缅卡要近些。
